李和平律师关于自己被殴打的个人声明

——愿法治之光照耀中国

（图为李和平律师）

蒙上天看顾，作为律师的我有机会体验并见证电刑的酷烈。2007年9月29日下午5点30分，我下班从北京市朝阳区的办公楼里出来，在停车场里，被一群不明身份者用布袋套住头，塞进一辆无牌轿车里，随后被带到郊外的一处地下室中。在这里，几个人轮番对我进行毒打，打耳光、矿泉水瓶子砸头、脚踹，最受不了的是高压电棍的电击，我被打得满地乱滚。他们还继续呆着惬意的笑容追打，殴打断续地进行了四五个小时。9月30日凌晨1时，他们又将我蒙头，开两辆无牌轿车行驶很长一段时间将我放下，扬长而去。我发现自己身处小汤山附近的一处野树林子里。

等我回家查点了一下，我承办的曹东案件的申诉材料没有了，手机卡没有了，移动硬盘没有了，笔记本电脑被彻底格式化，连驱动程序都未能幸免。还有名片夹、纸质笔记本也没有了。非亲历者不能相信，然而这就赤裸裸地发生在2008年奥运举办地北京。

我对这种公然践踏人权、蹂躏法治的行径，完全不认同。打人者威胁我不得在北京从事律师业务，必须带全家滚出北京。我心渴望法治，渴望社会和平进步。我在打人现场告诉他们，我不记恨他们，我仍然包括打我的人在内的所有的同胞——愿法治之光照耀中国。

李和平

2007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

黎鸣：“易大象”精神究竟伟大在哪里？

——伟大在让每一个人深知自己的价值

“易大象”精神究竟伟大在哪里？

它的伟大即伟大在它对一切对象进行思维的最高抽象的“定格”（即对万事万物“易”的规律的“不易”的确定性的描述，甚至绝对性的最高抽象的描述）。用老子《道德经》的话来说（“易大象”其实就是老子“道”的别名），它实质上就是对“万物之母”、“众妙之门”的思维境界的最高抽象的“定格”。或者按照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意义来说，“易大象”是全人类的智慧之母，是迄今为止全人类关于一切思想的、学说的、科学的、理论的、技术的、艺术的、情感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的总的思维的最高抽象的“逻各斯”的“定格”，也即对一切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新的创造的思维的最高抽象的“定格”，或者说关于所有这一切的思维的总的“窍门”，全息抽象之母，全逻辑之门，更或者说，它简直就是人类模仿“上帝”思考一切问题的天则。“易大象”精神真有这么“神”么？

积四十年对西方哲学（包括种种科学、伦理学、美学等）和古代中国诸子之学的研究，特别包括对老子、墨子、孔子的研究，我可以极其负责任地告诉我最亲爱的青年同胞，确确实实是如此。如果你们真想让自己的一生过得有价值、有意义，你们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万古常新的捷径不走，而去走那种种炫人耳目的小道、弯道、绝道、死道，例如让中国人愚昧了两千多年的儒道，以及其它种种的歪门邪道。人的生命虽然极其有限，然而任何人都同样具有成为思维巨人、智慧巨人，也即发现、发明和创造一切新的事物的巨人的可能，而这一切的可能，全都要看你本人，能否尽快地为你自己寻找到符合真理的思维之道（正确的思维方法、程序、理论等）。你的命运的好坏，实质上决定于，在你的一生中，特别是在你生活中最关键的时刻，你的思维的潜能能否获得正确地运用，并达到尽可能最高的充分性和有效性。

有人会说，中国人既然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伟大的“易大象”精神，为什么中国人迄今在世界人类智慧之中的地位，竟是如此之“低”？

关于这一点，我在我过去的著作中，乃至博客文章中均已讲过多遍，那是因为，孔夫子及其儒家文人，更加上历代极权专制的皇权主义者们的对“孔儒”霸道的“独尊”，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完全颠覆了老子的“道”，颠覆了“易大象”精神，从而，也就把中国人的历史引向了漫长的愚昧之途。我的这个判断，不要看今天反对的人们这么多，但最终我坚信，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同胞与我一道，共享“易大象”精神所赋予我们的共同智慧的恩惠。

为了证实上面所述，首先我对“易大象”再做一些解释，然后，再用思想史中的一些实例来证实我上面的判断。关于“易大象”精神，我已多次进行过表述，下面再重述一遍：

无极而太极，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三行，

三行而六度，六度而自然，自然生万物。

1. 什么是“无极”？无极即无象之极，或无象的绝对领域，也即人类不可能观察到其中的任何形象的极端的领域。例如现在人们所提到的暗物质、暗能量领域，据称，这种暗物质、暗能量，在整个宇宙中占有约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成份或比例。
2. 什么是“太极”？太极即一切有象之极，是人类可以观察到其中形象的领域，它们在人们的视觉以及其他种种的感觉之中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统一的整体。
3. “无极而太极”，即指：有象之极（领域）依存于无象之极（领域），用老子的话来说，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的“无”是指“无象”，而不是指绝对的空无。
4. “太极而阴阳”，在人们的观察之中，一切有象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从而相对地存在着。例如上下、左右、前后、高低、远近、来去、黑白、强弱、刚柔、雄雌、男女、老少、真假、善恶、美丑等等，总之，一切有象的事物全都存在于阴阳的相对之中，这种一分为二、相对的存在，在西方哲学之中被描述为万事万物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律”或“差异统一律”，更又被归结为抽象的（０和１）“二元论”的逻辑规律。正是在这一步上，中国人的思维停滞了，停滞在完全的具象和想象之中，而根本不知“抽象”为何物，包括“阴阳”二字也是特别“具象”的观念，根本就没有上升到纯粹符号、数字等的绝对性“抽象”的高度，例如西方哲学中绝对的“真”和“假”，真值为“１”，不真或假则为“０”。造成这种思维停滞的最大的障碍，即孔夫子及其儒家文人对老子“道”的观念的遮蔽、扭曲。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有分析。
5. “阴阳而三行”，世界上真正全面达到了思维的这一步的只有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思维。当人类开始把思维的二分法运用到相互独立的三个不同的方面之时，人类的智慧实际上便发生了质的变化，也正是在这种思维质变的意义上爆发了人类哲学和科学的思维的革命。我在后面的文章中将会进一步举例证明，西方在十六世纪之后的几位最重要的思想家，例如笛卡尔、牛顿、莱布尼慈、洛克、休谟、康德等的出现，显然是由于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曾受到过“阴阳而三行”的启迪，甚至这种启迪很有可能就来自东方传入西方的《易经》和《道德经》文本的影响。这是因为，正是在这两部东方的经典之中，含有“易大象”的全息思维的种子，其中便包括“阴阳而三行”的重要观念，例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三生万物”，《易经》中也有关于“天地人三才”之说。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本地，却由于孔夫子及其儒家对“易大象”和老子“道”的精神的扭曲，不仅错过了“阴阳而三行”的思维步骤，更由于缺乏对“阴阳”观念的高度抽象的能力，加上受到对“四象”、“五行”、“八卦”等观念的迷信的诱惑，而完全陷入了“阴阳五行”的歧途和“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宿命。关于这个问题，以后再专门进行讨论。
6. “三行而六度”，迄今为止，全人类的思想界，包括西方的思想界，均未能自觉地达到这种真正深入自然本体核心的思维高度。须知，再上升，即是“六度而自然，自然生万物”，从而有可能真正进入自然本体的最深的奥秘。然而也确实有迹象表明，人类的确已经开始碰触到了自然本体的“神经”。例如现代物理学已经说到：宇宙中的物质最终有可能由三对夸克（六）组成；而现代生物学也已说到：生命的密码子最终由三对碱基（六）组成；同时，人类的智慧之学（例如《人学》）也同样可以宣布，人类思维的语言密码最终是由三对范畴（六）组成，等等。事实上，这全都说明：“易大象”的“阴阳而三行，三行而六度”的高度概括，的确已达到了绝对性抽象的神奇的高度。
7. 人类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人类文明的每前进一步，都完全相应于“易大象”所提供的思维法则而前行。过去人类文明历史的进步，是人类不自觉地追寻“易大象”精神的结果；今后人类文明历史的进步，人类将完全有可能主动地遵循“易大象”所提供的“天则”而加速地前进。
8. 过去人类历史中思想的巨人在混沌中、黑暗中碰运气地摸索真理、真实和真诚；而今后人类历史中的思想巨人，将完全有可能在“易大象”精神明确的指导之下加速诞生。
9. 我的亲爱的青年同胞们，请相信我的判断：“易大象”精神真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最伟大的精神遗产，也是留给全人类的最伟大的精神遗产。
10. 希望有尽可能多的青年朋友能够上我的博客，与我一道来共享我们伟大祖先留给我们的伟大的精神遗产——伟大的“易大象”思维法则，从而使自己尽量在“易大象”思维法则的明确的指导之下，以尽可能最有效的方式来度过并展开自己有限的思维着的生命，从而能创造出自己智慧生命的崇高的真价值，而决不让自己毫无价值地“白活”。
11. 我的独立的思想网站是：www.liming1944.com ,热烈欢迎网友们，尤其青年网友们的积极光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创造自己智慧生命崇高的真价值。
12. “易大象”精神究竟伟大在哪里？我想我已经讲得非常明白，然而，也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证明：它的伟大，正是在于，它能让一切真正掌握了它的精神（思维）法则的人们，尤其年轻的人们，为自己创造出最崇高的人生真价值，这其实也就是人生幸福的最终极意义的真价值——人的全真智慧的价值。（０７，９，２７。）

毛泽东说：国家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

作者：吴敏

前不久，在一个座谈会上，有些朋友谈到目前愈益紧张的台海局势及其发展趋势，谈到台湾当局致力于购买高科技武器以提升自己的军事防卫和攻击能力，以及两岸武装力量的对比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多年来，我国为了得到其他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外交支持，已经付出了巨额的经济和政治代价，这种做法不宜再继续下去了。现在，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相当渺茫，应该尽早用战争手段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即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遭受重大影响也值得。而且，我们现在的军事力量较之台湾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以战争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比较容易，解放军用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完全占领台湾。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是不敢轻易插手台海战事的。

我对台湾问题没有做过什么研究，但听到上述议论之后按捺不住冲动的情绪，即兴式地谈了三点看法。其一，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注重于从政治层面来分析，注重于以政治手段、和平方式来解决。如果偏重于从军事角度去看待和解决台湾问题，很可能要误入歧途，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二，几十年来台湾海峡两岸越来越升级的军事对峙和军备竞争，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因为，这种军事对峙和军备竞争，无疑是中华民族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的长期自我消耗。如果台海局势进一步恶化到了兵戎相见的战争状态，中国人打中国人，那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更是一场悲剧和灾难，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其三，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智慧的民族，当代十三亿中国人及其领导者也大都是有智慧的人。如果说到目前为止，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及其领导者的智慧还不足以制止相互之间愈演愈烈的军备竞争，不足以结束相互之间持续了多半个世纪的敌对状态的话，那么，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愿意让台湾海峡陷入战火之中，不愿意让美丽的台湾宝岛变成一片焦土。海峡两岸中国人及其领导者的智慧，必定能够防止海峡两岸现在的军备竞争和敌对状态进一步恶化成为一场兄弟相残的战争。

持前一种观点的几位朋友显然不赞成我的这些看法。他们反驳说，战争当然是人类社会的悲剧和灾难，但是，中外历史都表明，人类社会正是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比如，半个多世纪之前发生在我国大地上的那场解放战争，国共双方的军队在战场上都死了很多人，死者绝大多数都出身于平民家庭，基本上都是普通老百姓。从这个角度而言，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然而，正是这场战争和悲剧引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引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同样，台海战争的悲剧将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将中国历史的发展大大向前推进一步，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鉴于那个座谈会的主题不是台海局势，也由于座谈会的时间比较短促，所以，我在会上没有进一步谈自己的观点。下面的阐述，也算是对坚持“战争悲剧有益论”的那几位朋友以及与其观点相同者的回答吧。

第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战争只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遏制恐怖主义蔓延的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只能在其他各种和平方式和手段均告失败的危机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是当今国际社会业已达成的基本共识。如果自以为大陆的军事实力占有绝对优势，就优先考虑以战争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种观点和做法即使是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目标，也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相违背。它既不符合邓小平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战略构想，也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海内外华人和世界舆论的支持。在中外历史上，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悲剧性的战争确实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但是，在同样可以推进历史进步的其他各种和平手段尚未被实践证明完全无效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急于选择战争的悲剧呢？而且，我国既然可以在钓鱼岛问题上长期搁置和日本的领土争端，既然可以和俄罗斯签署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争议协议，为什么要急于以战争方式解决属于我国内部事务、内部争端的台湾问题呢？当然，陈水扁当局搞“入联公投”是一种走向台独的挑衅性行为，但这远不等于台湾独立已经既成事实，以此作为用战争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理由和依据并不能完全成立。

第二，按照那几位朋友的分析，大陆现在的军事实力较之台湾有很大优势，甚至可以说是占有压倒性优势，解放军一两个星期就可以完全占领台湾。我对两岸军事实力的现状没有做过研究，在军事问题上绝对是一个门外汉。但是，我认为，大陆相对于台湾的军事优势，肯定比不上美国相对于萨达姆、北约相对于塔里班的军事优势。既然美国军队在数年后的今天还深陷于伊拉克的泥潭里难以脱身，既然塔里班在北约数年围剿之后仍有卷土重来之势，难道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前景会有那么乐观吗？如果美国、日本等国际军事势力也直接、间接地卷入到了台海战事之中，那情况就更复杂了，很难预测将是一种什么结局。再则，陈水扁之所以执意要搞“入联公投”，连马英九也不得不打出了“返联公投”的招牌，表明“入联”、“返联”在台湾有相当雄厚的民意基础。如果我们因“入联公投”得以实施而发动对台战争，势必得不到台湾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势必严重损害台湾民众对祖国的感情，严重削弱大陆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退一步来说，即使解放军用或短或长时间完全占领了台湾，也很难建立起中央政权在台湾人民心目中应有的政治合法性。

第三，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旗帜鲜明地强调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1 当时，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借“国家统一”之名，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伎俩，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2 他还说，国民党顽固派“想借统一的美名，取消进步的陕甘宁边区，取消进步的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进步的共产党，取消进步的人民团体。”“但是我看将来的结果，决不是顽固取消进步，倒是进步要取消顽固。顽固分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们自己进步才行。”3毛泽东这个话虽然是在60多年前讲的，但至今仍然闪烁着辉煌灿烂的真理性光芒。从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毛泽东当年所说的主要缺少的“两件东西”中，国家“独立”的目标早已经实现了，但建立“民主”政治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发展成果举世瞩目，大大增强了大陆对台湾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但无庸讳言，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成就并不能令人满意，这使得大陆在政治上对台湾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还远远不够。我们要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决不能主要寄希望于大陆的军事优势和战争手段，而是主要得依靠民主政治体制的真正确立。国家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它，遵照它指出的方向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地去努力奋进。只有毛泽东所强调的“民主基础”真正夯实之日，才是祖国统一的愿景真正实现之时。

答胡平，生存先于发展（附胡平：人权与挨饿）

作者：张鹤慈

在49年以后，生存权被剥夺基本是政治的原因。为什么中国在49年后，有几千万的人非正常死亡，被剥夺了生存权，当然是中共的独裁统治要负几乎全部的责任。中共的独裁统治，当然是剥夺了人的言论自由的权力。

但是，剥夺了言论自由的权力，并不一定同时剥夺了人的生存权。中共剥夺人的生存权的几个主要时期：镇压反革命，60年代的大跃进，和文革。而对中国人的言论自由的最严厉的镇压，如反右，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剥夺人的生存权。

胡平作为知识分子，对言论自由的重视，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把言论自由的过分强调，就是我说的【为了自由，可以牺牲生命，爱情，是诗人的说法。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同样是吃饱了的诗人的说法。】

人权的次序：生存，发展。自由等权力属于发展。生存是第一位的。

60年代的农民有自愿进监狱的。就是因为监狱里管饭。一直到80年代，所谓的二劳改，就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当时的官方称呼是劳改释放犯。他们的婚姻的解决，基本都是从农村，包括北京的郊区，因为劳改队是吃国粮，而农村的饭没有保障。

马克思讨好下层的体力劳动者，说什么科学，艺术是劳动【这里实际是指体力劳动】创造的。历史上的艺术，科学的开始发展，要归功于有钱又有闲的阶层。这和公平和合理与否没有关系。

弗洛伊德没有写过饿的变态心理学。一个在长期饥饿的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有心思写诗，搞哲学的。

没有进监狱以前，说什么监狱只能关住我的肉体，不可能关住我的思想，进去后就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下面诗30年前，我在监狱里写的诗

不要,不要认为
思想不能像肉体
一样地捆起来.

也能囚禁的思想
的自由度
是身体的`同心圆.

水泥地上的铁链的拖拉声
揪住,溜过铁窗
的蜡笔和阳光的孩子的梦

印出来的,一天天的
时间表
和印出来的,一秒秒的
生活
梦的刻板和单调
思想的苍白

刺刀下,一排排蹲下的
印着号码和红字的衣服
监视孔和用铁网隔开的灯
菜汤
哨的刺耳
思想的痉挛

二尺的,昏暗的禁闭室
和抖抖的手,一碗粥
野菜
苇根
和从猪圈那儿偷来的豆饼.
瞪着眼睛的饥饿的
不眠之夜
思想的麻木

一封封开口的信.
语录,冬训材料
捆起来的书和大字报
听的见的寂寞
窒息的渴
心的疲惫
思想的干枯

勒在肉里的尼龙绳
粘在额头上的头发
折断的木棍和电针
从脚镣上扯下的
殷红的破布
思想的战栗

我再也不
欺骗自己
不再嘲弄
这太容易任人摆布的肉体.

7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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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人权与挨饿

2007-09-30

据中共媒体报导，前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最近被 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李肇星在和北大同学共进午餐时对同学们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李肇星说，挨饿的经历，使得自己更加懂得人权的意义，和国外的人辩论时，人权话题屡屡出现，他便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对于李肇星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反诘，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用一句话就彻底驳倒。他们可以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证明:" 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 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李肇星说的挨饿，是指他当年上北大时正赶上大饥荒年代，吃不饱饭。众所周知，这场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为大饥荒，而导致这场大饥荒的最根本的原因绝不在于当时的中国人不懂得人活着就要吃饭，也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而在于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道理很简单，只要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错误决策造成的恶劣后果就可能反馈到决策当局，决策者就可能纠正错误。毕竟，毛泽东也不是连人活着要吃饭这一点都不懂，就象李志绥医生说的那样，毛泽东搞大跃进也不是成心想把老百姓都饿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毛泽东自己都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正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极权统治是如此残酷，言论自由被剥夺得如此彻底，到头来，尤其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就连统治集团内部，除毛一人之外，没有人敢讲真话，到头来，就连压制真话鼓励谎言的毛本人也被投其所好的谎言所蒙骗，所以才使得错误的经济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一错再错，一错到底，遂酿成一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

大跃进没搞几个月，粮食分明已经大幅减产了，很多老百姓已经吃不饱饭了，报纸上会议上却还在比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宣称粮食大丰收特大丰收，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讨论："粮食太多了，吃也吃不完，收藏也收藏不了，怎么办呢？"在那时，人挨饿了还不准喊饿──许多人就是因为公开喊饿而被打成"反革命"，饿死了千千万万人还不准说有人被饿死──许多人就因为说有人饿死而被打成"反革命"。如今一说起言论自由，有人就以为那只是知识份子、而且还只是极少数不安分守己的知识份子的所谓"价值偏好"。三年大饥荒的悲剧最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事实证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当李肇星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时，他无非是重复中共的陈词滥调，想说明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也就是首先要吃饭。然而，中国人真的有这么愚蠢，自己不挨过饿就不知道人要吃饭吗？若说中国人必须是在 挨过饿以后才懂得人要吃饭这个道理，那岂不是把中国人的智力水平贬低到连猪狗都不如的地步？凭着几千万人饿死，几亿人挨饿的悲惨经历，我们中国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懂得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的道理。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结论。

“给世界惊喜”：建议中共邀请流亡异见人士观摩北京奥运

作者：中国和解智库

如果，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离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布什等西方政要不远的观摩台上，坐有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那么，这将是中国共产党从专政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更为明显的一个标志，这将是中国政府从集权政府向民主政府变换的又一有力度的证明。

中国在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曾经承诺要“还给世界一个惊喜”。我们认为，邀请流亡异见人士回国观摩奥运，应是这一承诺、这一“惊喜”的实质性组成成分。我们认为，2008年全球瞩目的北京奥运会的开幕，既是大国中国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也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展现自身自信、大度、包容的全新风貌，更是中国人在现代政治舞台上拉开和解序幕的绝好时机。

放眼今日世界，和平取代暴力、文明取代野蛮、对话取代对抗已成浩浩荡荡潮流，全球各地和解会议相继举行，谈判计划陆续制定。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以谨慎乐观的目光注视着北韩核危机逐渐得到化解、巴基斯坦反对派领袖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已归国议政、索马里全国和解曙光初露、海峡两岸国共再度握手、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谈判代表接触……

“中国和解智库”因应时代要求而设，全体同仁确信唯协商能去除暴力，唯对话能化解仇恨，并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和解。我们留意到，近期一些流亡政治异见人士灵活弹性的理性呼吁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认真回应，达赖喇嘛不计前嫌释放的和解善意未能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的配合。在此，我们愿借助奥运倒计时的喜庆氛围，郑重向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提出建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观摩台上划出一些座位，邀请流亡异见人士回大陆分享国族同胞激动人心的喜悦，并在此后与他们举行平等、坦诚的协商对话。我们还留意到，一些流亡已近几十年的异见人士的生活和身体处于低劣状况。从人道主义角度，我们也建议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立即安排他们回国看病、工作和养生。

在我们的视野内，近期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主席徐文立先生提出“敦促中共政府在大陆实行政治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先生表态愿有条件带头与包括中共党内的开明、健康力量和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人士合力以和平方式逐步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民主党另一发起人王有才先生多次论述不同政见的政党之间平等的谈判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另有大批海内外政治异见人士长期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理念。我们认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并善意地回应这种灵活、理性和建设性的提议。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近时表示，民主政治有选举和协商两种重要形式，中国正在探索将二者结合起来、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好形式。我们认为，不同的民主政治观（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等）可以竞争，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可以互动，而启动与流亡政治异见人士对话协商的机制应是中共“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步。

在我们的黑色和“红色记忆”中，中国历史长河中漂流和积淀有太多的仇恨、敌意和血腥。我们的调查了解也显示，中国当下的现实中潜伏着由不公正引发社会断裂的危机，清算、复仇的暗潮蓄势待发。是拿出勇气运用智慧，通过政治协商对话化解仇恨避免清算，还是继续赖于你死我活、“全输全赢”的政治惰性，任由矛盾激化演成冲突和动荡的灾难，主动权确实握在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手中。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大家都不愿见到的灾难，首先就是统治者的灾难。

“牢记阶级仇、民族恨”、固守敌对思维、呼唤清算、准备清算、害怕清算和统治者的政治惰性已“合壁”为中国政治和解和民主转型的最大障碍。大国中国何时大步跨越这一“魔障”，就何时跃身进入现代化文明国家行列。

预计耗资近20亿美元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应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分水岭，以此盛会为界，告别“不宽容别人的生活方式、不宽容别人的思维方式、不宽容别人的行为选择、不宽容别人的自由信仰、不宽容别人的权利主张”的过往，此其时也。倘若中共诚情邀请流亡政治异见人士观摩奥运成为事实，我们或可说：中国人

学习习惯在和平的政治博弈中妥协、在圆桌上解决政治观点纷争的“时间开始 了！”


“中国和解智库”同仁

2007、9、12初稿

此建议将寄送：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人大办公厅

（丘岳首供稿）

【来稿照登】不挂“个人核心”招牌才是“进步”

作者：邓焕武

至今为止不少政论家，还是把中共十六大以来改提“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这种提法，视为是胡的核心地位未被确认，因而表明他的领导位置还不稳当；可他一旦取得实权并巩固了权力之后，还是要戴上“个人核心”这顶皇冠的。其实，这上半句话反映的是一党专制的一种实情，即比较正常状况下的交接班情形，属于常态。但后半句话可能说得太绝对化了，因为情势在发展，事物会起变化，故而事情不可能老是凝固在一个点上。何况，那种一上台就被戴上“核心”这顶不伦不类的“皇冠”，才是极为不正常的。那么，极为不正常的状况怎能成为一种常态呢？

或许，在一定的有限时期内，实际情形确会如此令人可悲可叹地延续。比如，在将要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最终还会出现“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之类提法，不是绝无可能。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少。因为，这于文理不通且有悖政治逻辑学的提法，很早之前就遭到置疑与有力的批判──“个人核心”论实际上就是“帝王或僭主权力无上”论的现代言语，而且显然是狗屁不通的言语。众所周知，它是邓小平在“六四”危机的沉重压迫下，匆忙寻找出来应付时局的一种政治实用主义滥货。是他为了临时培植毫无深厚根底的“二世”，而急施的政治化肥与权且加厚的泥土。对此，亦只有十足的政治戏子，才会津津乐道地抓住这顶臭冠不放，并一直把它戴在脑门上招摇过市满世界跑。

与此同时，不论是江系人马或新老左爷们，甚至一些团系人士，他们确实或欣喜或担忧地这样想这样看的。欣喜者认为胡立足未稳，乘此想一脚把他踹下台……。左爷们怀着半忧半喜的心情，想着要力促胡向左传统回归，以恢复他们昔日的荣华( 如范兴运、李成瑞、马宾们就整天在这么幻想着 ) 。而某些团派者，也以为胡总未被称之为“核心”，是由于手执大权未稳之故，于是乎想方设法力挺胡总，而不遗余力( 笔者看来，昭明观察室一伙人就有这种不遗余力者之嫌 ，但这不算坏事 ) 。

然而笔者以为中共十六大上，党内开明力量正是利用上述种种认知，成功地抛弃了并非香饽饽的“个人核心”论，是它的一项进步举措。虽然从普世民主观的角度视之，这种“进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中共所谓“党内民主建设”而言，这却无疑是一次不动声色的静悄悄的“革命”。

因此，除非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终因笃定“黄袍加身”而昏了头。否者，这臭名昭著的“个人核心”论，是必定乘着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世事难断，或许由于某种情势使然，致使胡锦涛们还觉得必须依靠这顶臭冠混日子。那么，中国离它的“明天”，真是太远了！那么也罢，且看它如何地死灰复燃吧！

2007．9．27．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

李志宁：“民选”就是最大的法制

（原题：中国，别弄得在世界上像个怪物）

目前的中国，与世界上主要的一些国家比较起来，简直太古怪了。我们中国，偌大一个国家，不应当在世界上像一个“怪胎”。我们中国人，绝不要以为目前的中国是正常的，当代中国是不正常的，很不正常。尽管得意洋洋的官家很能自吹，好像不管什么事情，中国“总是有理”，尽管一股盲目“爱国狂热”，蒙蔽了许多青年看清真理的眼睛，但现实的中国，社会政治制度是很落后的，经济制度是很不合理的，文化和思想专制也是很过分的。不仅如此，目前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也达到了空前的坏度。拜金主义和自私自利观念的弥漫，使中国的社会空前冷漠，现在，中国人之间“交个真心朋友”都变成了一件难事。人们常常不能真心相待，不能互相帮助，不能舍己为人，更不能舍己为“公”了，否则，那就会让人们觉得此人“很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国盖起了很多高楼大厦，也从中产生了很多贪污分子和富翁，但是，人民并不会因此就感到幸福。而且，官家也应当明白，人们并不会因此而“感谢政府”，因为多数人享受不到这些华贵大厦。如果咱们中国仍然不思改变，依然得过且过，人民还会“憎恨政府”的。因为，人们只能认为，正是官员们使中国变成了目前这副样子。

　　中国“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全方位的。例如：

　　政治上，中国没有民选，人民不能选择官员，政治人物们也不能“竞选”。我实在不明白，战争年代已经结束近60年，不管当年没有“还政于民”是多么糟糕，那当年因战争胜利而获得某种“合法性”的政府，由于战争一代官员目前已经完全消失，那一点点“合法性”也没有了。为什么一直到今天，“组织部”就可以选择和决定各地各级主政官员，而中国人民不可以！这究竟是什么道理！中国人民当了什么家？做了什么主？说“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完全成了虚伪的欺骗。还说要建立“法制国家”，依我看，人民选举政府各层、各地主要官员，就是最大的法制。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中国就不能这样？中国官员面对外国人，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民没有“民选”的权利；其实，“对内”也无法解释。于是，可笑的“中国特色”就成了挡箭牌。但是这么一来，人们不免要问，为什么中国特色就是不能“民选”？难道我们中国人民就是天生贱种，就需要天生的精英 —— 官员们来修理？这样的政治制度，在当今的全球，实在是太落后，太无理了。

　　政治上，还有一点。全世界无产者，都可以成立独立的工会，只有中国不准！当然，还有朝越古等极少数专制国家。在中国，如果工人发生请愿，“工人代表”还会被判刑坐牢，实在令人不解：中国到底算什么工人阶级国家！其实，在中国，无产者不允许联合，资产者却可以联合起来，可以成立各种商会和工商联组织，以保护资产者的阶级利益。不惟如此，资产者还获得了“新阶层人士”的美名，进入了所谓“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带。

　　经济上，就说贪污，世上哪个正常的国家，会像中国这样容易和普遍？贪污，已经成了中国官员们的灵魂。整党保鲜，感化不了贪污分子；杀头枪毙，也吓不倒贪污分子。贪污，成了中国一切有权力的人们最主要的一项活动，成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有权者念念不忘的，就是钱，就是贪，还有美女。而且，现在，贪污还有了新形式，就是国企高管给自己定“高工资”，数百万、上千万的“年薪”，若不是狂贪成癖的、不惜冒绞首危险的疯子，怎么会发生这种“抢钱司令”干的事？比资产者大亨还要猖狂！

　　经济上，居然规定国家机关可以“创收”！可以疯狂地收费，以肥自己。垄断行业的官家头头们，也可以猛肥自己。中国的一群坏蛋们，实在是太幸福了。这样的“官员幸福”，在世界上那些重要的国家里，也是没有的。

　　文化上，歌颂领袖、歌颂党、歌颂政府的文章满天下，这种事情，在任何民主国家里都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在中国台湾，歌颂领袖歌颂党的文化，现在也是没有的了。因此，这是大陆特色，不是华人特色。
　　这样的一些事情，写都写不完，就不说了。

　　我只是希望中国能够真的“正常”起来，不要在世界上像个“怪物”。也许很多中国人觉得自己并不怪。我也接触过一些外国人，我也发现，其实大家判断是非曲直、判断高尚低贱，都是差不多的。现在，就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太过落后，使得不少中国人、特别是官员们及其子弟，在世界上很有点古怪。

方觉：政治改革不是“政治和解”

最近，正当国际社会严厉批评中共政权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进一步恶化中国的人权状况，几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人，策划“呼吁中共邀请海外异议人士回国观光奥运会”，据说以此可以实现“政治和解”。

中共政权在筹办奥运会的整个过程中根本没有考虑任何政治改革议题，它有可能“邀请海外异议人士回国观光奥运会”吗？

中共政权并不把国内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视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它有必要“邀请海外异议人士回国观光奥运会”吗？

中共政权指派应付国内外持不同政见者的只是两个局：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局和公安部的一个局。那两个局有权力“邀请海外异议人士回国观光奥运会”吗？

策划“呼吁中共邀请海外异议人士回国观光奥运会”，实际上是想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目光，制造中共有可能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给世界一个政治惊喜”的海市蜃楼。

一段时间以来，那几个正在策划“呼吁中共邀请海外异议人士回国观光奥运会”的海外华人，一直宣扬“政治和解”。

中国还远远没有在政治改革方面起步，从何谈起“政治和解”？“和解”起来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解”起来共同蒙蔽国际舆论？“和解”起来共同从事“特种活动”？

其实，没有政治改革的“和解”早就实现了：一些人长期从国家安全部的那个局和公安部的那个局的秘密渠道领取“和解费”。不过，这类“和解”不属于政治和解，只是“特工谅解”。

长期以来，国家安全部的那个局和公安部的那个局的“特种活动”不断暴露、大量暴露、继续暴露，无论是在太平洋这一端的美国，还是在太平洋那一端的新西兰、澳大利亚都如此。不会有真正具备政治素质的人对那两个局感兴趣。凡是分享那两个局的“和解费”的人，凡是把那两个局误当作“政治背景”的人，凡是为那两个局秘密服务的人，都已经领到了“政治退休证”。在国家安全部的那个局和公安部的那个局的低层次上低水准制造的“特工玩具”，永远不是中国实际政治进程的组成部分。

中国需要的是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而不是诱饵性的“政治和解”。

（2007年9月29日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上图）

张鸣博客：“受活”还是“活受”？

据说，梅兰芳访美的时候，有位美国老太太追星似的跟了梅兰芳好些天，几乎每场戏必看，最后总算捕到目标，得到了跟梅兰芳见面谈话的机会，她没有别的要求，只想看看梅的手。当要求被满足后，老太太拉着梅兰芳的手赞叹不已，说这是多么好看的一双手呵，为什么演出的时候总要用袖子遮起来？显然，美国的老太太不知道，正是那双不露面的手，才会使袖子生出无穷无尽的戏来，中国舞台上的手，从来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才有戏。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戏场上的人生万象，经济、政治、社会其实背后都有一双手，经济学上讲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而社会政治生活中，应该说明眼人知道手在哪里，但这双手却总是藏在水袖里，袖里乾坤，舞弄得舞台上那些跑龙套的走东窜西，身不由己。

政治舞台上的龙套，大多是农民。

阎连科的近作《受活》，讲了两个彼此关联的故事，一是柳县长气魄宏大的富民工程，计划购买列宁遗体，发展当地旅游事业；一是满是残疾人的受活庄的领袖茅枝婆，几十年努力想要“退社”的经历。前一个故事里，柳县长为了筹集到买列宁遗体的资金，把受活庄的残疾人组织成“绝术团”，出卖他们的“残疾”挣钱；后一个故事比较复杂，简单的说就是，原来受活庄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不知有魏，无论汉晋，当曾经身为红军伤员的茅枝婆发现，山外的世界已经进入人民公社时代的时候，拼了命把三个县都不乐意管的受活庄拉进了“社”，挂在双槐县柏树子公社下面，成为一个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结果一向安逸的受活庄接二连三地遭受了 “铁灾”（大炼钢铁）、“黑灾”（大批判）、“红灾”（大革命），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甚至几次三番被外面的“圆全人”（健康人）洗劫，庄上的残疾人大批饿死。于是，茅枝婆开始谋求“退社”，不仅要求退出人民公社，而且要退出双槐县的行政管辖，回复到原来三不管的状态。两个故事的衔接是，在茅枝婆的坚持下，绝术团出外“买艺”成为受活庄“退社”的条件，结果是，当绝术团为双槐县挣得了大笔的钱，县长派人前往俄罗斯商洽购买列宁遗体的时候，却因为这种政治上的荒唐而丢了官，在丢官前夜，柳县长眼看着升官蓝图化为乌有，连老婆都跟秘书跑了，于是批准了受活庄的“退社”，自残之后来到受活庄落户。

小说的叙事是非写实的，处处洋溢着荒诞不经的感觉，因为不可能有祖祖辈辈都是残疾的村庄，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地方出现过购买列宁遗体的设想，但是，荒诞的叙事却处处透着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对于外面严酷的世界和同样严酷的现代化过程而言，受活庄的残疾人就是中国农民的象征，相对于信息的不对称，农民是瞎子和聋子，相对于行动能力和条件，农民缺胳膊少腿，相对于发言权，农民是哑巴。

土改后的农民，自己作主的日子没有过上几天，强制性的统购统销，就开始将他们推入国家工业化的旋涡，农户被强制接受剪刀差的盘剥，落入“九地”之下。然后，为了消弭这种类似苏俄十月革命期间“余粮征集制”的印象，合作化运动提早推行，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90%左右的个体农民一夜之间就被推进了合作社，然后又过了一夜则进了“全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然后小社并大社，不仅农民的生产资料甚至一部分生活资料都被充了公，而且穷村和富村之间财产平调，然后上调。在农村搞互助合作其实并没有错，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农民之所需，但将互助合作变成合作化，一场由行政强制加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的“群众运动”，事情则走到了反面，农村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有需要生产合作的农户，也有不需要的，对于合作层次也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合作，轻易地采用运动式的强制结束小农私有制，对绝大多数农民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是那个当年令人振奋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同时也是农村大牲畜死亡的高潮，农民大量宰杀猪羊鸡鸭的高潮。然而，农村的“生产力暴动”，很快使农民陷入了半饥饿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农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反右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主要是大辩论，听经过的农民讲，大辩论，实际上就是大批判、大斗争，经过一场场的大辩论，原来一肚子瓜菜、叫嚷吃不饱农民，一下子就吃饱了，改口说一天三顿大米饭，撑得不得了。很多农村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大跃进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农民军事化，砸锅炼铁，吃公共食堂，把老房子拆了当肥料，分男营女营，集体居住。每天劳动14、5个小时以上，经常挑灯夜战，连轴转，妇女的子宫脱垂成为普及性的疾病。在这种举国的狂欢式的工作热潮中，未来天堂的诱惑和高度组织化和强度动员的建设氛围，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的确暂时消除了因急速合作化给农民带来的种种忧虑，尤其在放开肚皮吃饭的那几个月，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违背科学的生产方式（高度密植、过度深翻土地）和大炼钢铁导致的农田抛荒，在不多的存粮吃完糟净之后，农村先后进入了饥荒，“跃进”跳得越快的地方，饥荒就越严重，小说所本的河南农村，还在跃进的高潮的1958年下半年，就已经出现了因饥饿大批逃亡到湖北的农民。接下来，在饥荒中没有饿死的农民，刚刚缓了口气，就迎来了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是“文化大革命”，在大革命中，最让农民头痛的是农业学大寨，就是小说里写的“造梯田”，无非是变相的 “大跃进”，大队核算，大干社会主义。

回顾这段历史，如果从文字上看，你会发现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出自农民自己的意愿，统购统销是应农民反对奸商盘剥的要求，合作化是顺应农民对两极分化的不满，“大跃进”人民公社更是顺应了“人民群众急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文革”以及革命中的学大寨运动，不仅顺应了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要求，而且是群众反修防修的需要。当然，我们不能说农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欲望和要求，因为，口号虽然是上面提出来的，但下面的农民也确实跟着走来的，而且有的时候看起来走得还挺欢的，当年媒体上农民欢欣鼓舞的照片和镜头，不见得都是造出来的。只是，令人有些不解的是，为什么每当农民有这种大规模的要求的时候，总会伴随着大规模的运动，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不必说了，就连统购统销，都是由组织安排群众评议每家的余粮存量，只要把第一家评高了，那么接下来就会越评越高，直到逼得人家上吊（如果查一下那时的《内参》，就会发现这样的事还真不少）。

运动，就是总是躲在袖子后面的那只手。

等到农民最后一点社会主义热情的火星被耗尽，任凭学大寨的号角吹得山响，农民依旧磨他的洋工，而把所有的力气，投到巴掌大的自留地上，“文革”后期的所有运动，实际上都变成了锣鼓喧天的空热闹，这时，人们发现，“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很可能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耸人听闻，实际情况是我们被东亚的某些邻居远远地拉在了后面，陷入了没有活力的短缺经济的陷阱。于是，慢慢的农民“退社”的要求被在半遮半掩中考虑了一半，大包干出现了，普及了，农民自己当家（其实是半当家）的欢喜劲刚刚上来，在更大规模的国家现代化浪潮里，就又被卷入了权力和市场的新的旋涡中。无限供给的农民工，不仅为中国的出口加工提供了100%的劳动力，而且他们的存在，也成为中国吸引国外投资的最佳条件。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工会，甚至连起码的劳动保障都没有的农民工，拿着世界上最低的工资，还经常遭到拖欠，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从本质上讲，革命时代的工业化和眼前的现代化是一样的，区别只是一个沿着苏联道路走，一个沿着美国的道路走而已。农民依旧是被某一只手拖着走。

这时，那只手变成了市场和绝对权力嫁接的畸形骈指。

市场来了，行政的权力架构，却山还是那座山，河也还是那条河。大队变成了村，公社改了乡镇，书记还是书记，长还是长，只是从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变成了政府、党委加上七站八所的成百上千人的队伍，而且还是逐渐膨胀着。所有该管的事情都不管了，所有该收和不该收的钱都拼命地收，收不上来就出动武装，夜间“悄悄地进去”。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小说里描绘的那种“富民工程”，工程一来，农民就得毁掉自己原来的庄稼，跟着领导走，最后颗粒无收，但领导已经变成更大的领导了。几乎每个工程的背后，都有一个小说里说的“敬仰堂”，有一个规划好了的升官图，不是所有领导都像柳县长那么倒霉，为自己最后砸了锅的工程付出代价，丢了乌纱，更多的好汉事实上就是踩着一个个劳民伤财的工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不，爬了上去。而农民出卖了劳力和脸皮（茅枝婆对绝术团的评语）之后，得到的往往是需要他们几辈也还不清的工程债，最后的结果还只能是卖，能卖什么卖什么，能卖的都卖了。小说中故事所在的河南，农民响应上面的号召“卖血致富”，结果出现了一个个的爱滋病村，得了爱滋病奄奄待毙的农民，逐渐连外界对他们的同情，也一并卖掉。可悲的是，农民卖的行情，并不总是像小说里描绘的那么好，经常会往下掉，有时候，想卖都卖不出去，卖的过程，有权的人还七手八脚地刮上一道，权力和资本的钱袋里，不仅装了农村小伙卖命卖血的钱，也装了农村姑娘卖皮肉的钱。留给农民的选择，只是有什么卖什么，还卖不出价钱。可是有的时候，如果农民的东西被人看上了，那么不想卖也得卖，比如某些地段的地皮，卖的时候，得利最小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真正所有者，有时，小到了不足以再搭建一座成本非常低廉的足以蔽体房屋的地步。

事实上，有这种除了上级、根本没人管得了的绝对权力，才会有这样一个又一个富民工程（或者说升官工程），有这样“民之父母”的权力架构，才有柳县长这样的升官图，旧的权力接在了新的市场上，才使得资本的威力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既想买列宁遗体获利，又想在列宁水晶棺旁安排自己的水晶棺，以图永垂不朽，在正常人眼里，也许是荒诞的，但如果我们听了某些贪官“放松思想改造，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信任”之类充满革命意境的忏悔，也许感觉就不那么荒诞了。过去的意识形态话语，就是这样天衣无缝地和某些现代西方的概念，嫁接到了一起。

其实，像柳县长这样的官，说到底，也是农民，尽管进了城，当了县长，却没有抖干净身上的土气（即使当得再大也一样），同样要受那只看不见的手摆布，他的功过祸福，造的孽和做的恶，都有那只手舞弄的影子。小说最后让柳县长弄残了自己的双腿，来到受活庄落户，其时，外面的“圆全人”都在装瘸弄瞎，变成了不残而残的残疾人，世界彻底走进了荒诞的受活庄。

小说的结尾，受活庄在经受了屈辱和劫难之后，终于换回了摆脱行政管辖的一纸“文件”，读者也许松了一口气，但是且慢，这充其量只是作者给书中饱经磨难的人们的一个有点暧昧的光明尾巴，谁都知道，在现实中，这样的事情不啻是痴人说梦。

受活，按小说的解释，是北方方言，“豫西人、耙耧人最常使用，意即享乐、享受、快活、痛快淋漓。在耙耧山脉，也暗含有苦中之乐、苦中作乐之意。”但是通览全书，我们不仅看不到第一层意思，连第二层暗含的意思也没有，满眼的只有两个颠倒过来的字：活受。同样是某种方言，意思是活受罪。

财产权：民事权利，还是基本权利？

作者：刘军宁

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普及，对财产权的探究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在市场经济时代之前，财产权不仅是一个极端负面的概念，而且从人们日常生活中完全消失了。现在，财产权的概念，在公共舆论中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进入了新版《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日常语言工具书。不仅如此，《词典》还能用中性的语言来定义这些概念，这样的变化的确说明社会在进步中。
在一次查阅《现代汉语词典》中，偶然跃入我眼帘的“财产权”词条，引发我的好奇心。根据《词典》，财产权是：“以物质财富为对象，直接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民事权利，如所有权、继承权等。”（第114页）《词典》把财产权归结为某种与经济利益有关的民事权利。这使我联想到当前关于是否应该把对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宪法的争论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把对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宪法的事实。
由此产生的疑问是，如果财产权仅仅是与经济利益有关的民事权利，为什么非要把这样的普通民事权利写入宪法呢？由民法来加以规定不就可以了吗？另一方面，许多国家把对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宪法是不是意味着：要么这些宪法多此一举，要么财产权的本质不在于它是一项民事权利？财产权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从财产权概念的起源来看，这个概念，与许多其他民事权利（如债权、继承权）不一样，不是由法学家或民法学家们提出的。弘扬财产权概念最有力的，在西方早期和近代通常是一些与法学毫无关系的哲学家，如约翰·洛克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不是从民法，而是从天赋人权、政治正义和有限政府的角度来论证财产权的本质的。在二十世纪，一些经济学家们也挑起了诠释财产权的重担，有趣的是，其中的佼佼者们既不是从法学也不是从经济学而同样是从政治正义和宪政的角度来阐发财产权的，如哈耶克、布坎南、弗里德曼这样的人本主义经济学家。正如布坎南所强调的那样，应该把财产权这样的表面上的经济概念放到人本（人文）主义的（humanistic）的脉络中来理解。
主张把财产权写入宪法是基于对财产权的这样一种理解：财产权首先是人的基本权利，是包括政治权利与法律权利在内的众多权利的基础。各种各样的自由都与私有财产的安全紧密相联。在视财产权为基本权利的观点看来，把财产权理解为经济权利、尤其是福利权之类的民事权利，在财产权、所有权、所有制乃至经济制度之间划等号，其后果是把财产权狭隘化了，是对财产权作为文明社会的价值支柱的矮化和削弱。
财产权，作为天赋权利（亦称自然权利），是来自人的天性、来自人格的权利。财产权中的人性依据从以下的事实中明确无误地折射出来：废除财产权的尝试，受到了来自人性的最顽强的抵制，并每每以失败告终。每个男男女女中都有自由追求个人目标的本能，都对财产都有内在的需求。对财产的取得与支配深深地植根在人性之中，而这些又来自于人的生存本能。人的天性中都有向上的驱策力，希望过更美好、更称心如意的生活。试图消灭财产权者所试图动用的巨大的强力手段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种天性的强大与顽固。一个健全的人包括三个位格：主格、宾格和所有格。其中，主格与所有格都离不开“占有”（财产）的资格。剔除了主格和所有格的人格不仅不是健全的人格，而且只剩下被占有、被支配、被奴役的位格：宾格。
有位前人说过：“财产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卫士。剥夺了一个人的财产权就等于剥夺了他的自由。”杰斐逊曾指出：财产权是人性的必然产物，因为人生来就是业主。我理解，这个“业”是人的“自身”，也是满足人的生存所需的各种要求及相应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身）是自己的财产。所以，最基本的人权是人自我拥有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一切权利都可以从财产权的角度来理解。当人们失去财产权的时候就失去了对自己的支配权。人的一切权利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财产权。例如，迁徙权来自于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言论权来自于支配自己嘴巴的权利；信仰权来自于对自己良心的支配权。这个世界上没有属于楼房的权利，也没有属于上帝与国家的权利，任何权利最终都是个人的权利。财产权作为一项普遍的权利，是人人无分贵贱享有的平等的权利，是每个人的合法财产受到同等保护的权利。
不仅如此，每个人的正当财产是每个人的自然延伸，西谚里有“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的正面论证，中国人有“打狗看主人”的反面论证。离开了财产，每个人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所以，财产权首先是来自天性的根本权利，其次才是民事权利，而不是相反。财产权首先既不是私法概念，也不是公法的概念，而是一个关于政治正义的概念。在根本上，财产权是即使任何法律都不承认、我们也拥有的权利，因为财产权是来自人的天性的天赋的权利。要改的不是要天然拥有财产权的人放弃财产权，而是要把不保护财产权的法律改成保护财产权的法律。在没有法律的地方，财产权没有保障；在法律不保护财产权的地方，财产更没有保障。在法律不保护财产权之前，也没有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之分，至少在实在法的意义上是如此的。
该不该把财产权写进宪法，说到底，取决于对财产权本质的理解和对财产权的信念，如果认为财产权仅仅是普通的民事权利或私法权利，就大可不必写进宪法；如果认为财产权植根于人的天性，是人类的尊严和自由的柱石，那就另当别论了！

——载于南方周末

刘洪波博客：I服了YOU

　　猪肉涨了，电话费都要涨。
　　中国电信宣布，拟于9月1日起，对国际IP电话调整价格，上调幅度最高的是打往19个国家和地区的费用由每分钟4.6元升至每分钟15元，升幅226%。
　　这肯定是中国特色的，因为调价时没有说“与国际接轨”。这意味着国际上的IP电话资费是下降或者平稳的，而中国的IP电话资费不能下降和平稳。为什么，不明白。凡不明白的事情，无法理喻的事情，“中国特色”解释之。
　　资费调整据报道是因为收支倒挂。我一年也不会打一个国际电话，但大约知道，无论从电信资费与收入之间的比例来看，还是从电信资费的绝对价格来看，中国的国际电话费用都是高的。这样还能“收支倒挂”，只能借周星驰的话来表达我的敬意：I服了YOU。

　　前几天很多人在说税负问题。国家税务总局说中国税负处于较低水平，《福布斯》说中国税负水平全球数第二或第三。
　　当然不能听《福布斯》的，说我们充满活力和希望，算你权威，可以请来开财富论坛，说我们税负高，肯定就不对，客气一点，没说你别有用心，只说你计算不科学。为了学习科学方法，我看了报纸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负水平的解说，数据、概念绕了许多圈，只有结论再明白不过：我们的税负水平“就是低，就是低，就 ——是低！”
　　我看到一篇文章比较中日税收。由于企业发展迅速，2006年日本的税收收入预期为50万亿日元，按比价计算，约相当于人民币的 31950亿元。同年中国的入库税款，国家税务总局报告为37636亿元，领先“企业发展迅速”的日本税收预期值17.5%。经济规模呢，日本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6年GDP大约5.1万亿美元；中国居第四，大约2.6万亿美元。以如此巨大的GDP差距，取得超过日本的税收成就，我们的税负水平还说是较低。我不能不再次借用周星星的话来表示敬意：I服了YOU。

　　税收多了，应该有钱用了啊。但又不行，钱总是不够用，做什么事情都“财政投入不足”，“缺口很大”，所以不能不贷款，不能不收钱。贷款修路，收钱还贷；贷款办学，高价招生；贷款造医院，看病就要贵；电信要收初装费、座机费，通话费用要提高，移动通讯不能单向收费，这都是贷款使然。总之，钱还是太少太少。福利国家养得人懒懒的，老说要改，就是改不过来。我们却很果决，为了避免懒汉的出现，福利说不给就不给，一项项自己挣去。我看福利国家应该到中国来取经，以提高社会的勤劳水平。
　　大家都不当懒汉了，照说事情就好办了吧，可还是不行。现在官员见识广，出国多，达到一定级别，每年都要出国考察的，只要不因为假邀请被拦截，都可以回来做考察报告。从报告来看，发达国家民众素质高，让人眼热得很。看，那些懒汉又成了高素质的人民。这使我有时候很担心，担心他们一不高兴就不领导我们，而去领导那些高素质的懒汉加人民去了，我们可怎么办呐。遗憾，高素质的人民又没有给他们发邀请信，使得他们还是不得不与这些勤劳又低素质的人民为伍。而且我听说，私下来看，他们还是热爱这些低素质的民众的，因为只有在这里，才可以体味到什么是尊贵，什么是权柄，随便花一块钱都不行，那才没劲呢，何况事情搞不好了，有低素质的人来顶缸，真是再好不过的。

　　税要多收，事要少办；用钱要爽，办事要磨。特色要会讲，接轨要有利。懒汉不能养，当官可自肥。生计要靠自己，摆摊则要取缔。勤劳是民众的美德，舒坦是做官的福利。如此等等，便是特色社会。我的敬意如滔滔江水，幸福感如浩浩海洋：I服了YOU。

　 2007-8-10

刘晓竹：告中国布尔什维克书

十七大就要开幕了，人们不由要问：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在哪里？中共号称七千万党员，如果这中间有百分之一的人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么就有七十万布尔什维克。今天，请允许我向你们呼吁，希望你们勇敢地站出来，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虽然犯过不少错误，形成了一些专制主义的坏传统，但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无疑是你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显而易见，中共当权派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已经蜕化成一个代表腐败官僚利益的小集团，完全背离了列宁的阶级与政党的理论。不错，他们以劳动阶级的名义掌握政权，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见的那样，他们异化了，变成新的剥削阶级，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权贵。胡锦涛的政治路线的核心是推动官僚寡头制：以国家机器为立足点，垄断一切权力与资源，服务于贪污腐败的官僚特权的既得利益。五年以来，胡锦涛不断推动官僚寡头制，不断强化官僚寡头制。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官僚寡头制背离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不但残酷镇压老百姓的维权运动，而且在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力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剥夺人民的经济权益。在胡锦涛守护下，官僚寡头制有了新突破，即把一党专制主义与贪官污吏的现实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了。如此一来，毫无节制的官僚集团一旦要剥削压迫劳工，就比资产家还要资产家，一旦要兼并土地，就比封建地主还要封建地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胡锦涛在十七大所推动的政治路线既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连宗派主义的季诺维耶夫的第三国际也谈不上，而是彻头彻尾的官僚寡头制。

胡锦涛的经济路线的核心是官有制，与官僚寡头制相辅。在胡锦涛的经济辞典中，私有制是假的，国有制也是假的，只有官僚所有制才是货真价实。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怪物：发展动力从官僚中来，经济果实到官僚中去。一切都归官僚，一切服务于那个贪污腐败的官僚利益集团。正因为后者垄断了一切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并达到高度集中，所以，它比封建宗法制更有效地控制人民，比资本私有制更有效地进行原始积累。中共官员比马克思教科书里面的资本家与地主更为残忍粗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官僚寡头制的必然结果。

官僚寡头制的思想路线就是假大空，一种难以抑制的精神空虚。胡锦涛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四个坚定不移，就是精神空虚的表现。为了掩盖思想理论的贫困，中宣部想方设法压抑人民的精神生活，打压言论自由，为信息流通设置障碍。如此一来，就是以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鼓励假冒伪劣的文化氛围，就是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散布腐朽颓废的精神。

总之，寡头制的政治路线、官有制的经济路线、假大空的思想路线以及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正在把中国引向动乱与灾难的深渊。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政治安排，可以说危机四伏，难以持久。官僚寡头制要么向自由民主制转型，要么向法西斯模式演化，没有中间道路。因之，如果人民的力量不够强大，不能在近期内突破一党专制的话，那么，官僚寡头制必将向法西斯化方向发展，挑起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对外铤而走险，发动战争，对内强化对人民的镇压，腥风血雨。

因此，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如果你们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那么，就请你们站在中国的劳工大众一边吧。请你们积极参与维权运动的“二七大罢工”，请你们为下岗职工开办“工人夜校”，为上访群众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请你们到山西黑砖窑、黑煤矿去组织“安源大罢工”吧。一句话，与人民站在一边，维护人民的权益，否则的话，你们算是什么布尔什维克呢？如果你们是列宁的信徒，难道不应该准备“二次革命”吗？如果你们是毛泽东的信徒，难道不应该“重上井冈山” 吗？

中国号称是共产党国家，但却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言论自由。共产党号称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却成为剥夺压迫劳工的专政机器。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难道你们还要沉默吗？请你们夺回被胡锦涛等一小撮官僚寡头所篡夺的党内领导权吧，成立旗帜鲜明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做起，抵制胡锦涛的宗派主义与机会主义，与贪污腐败的官僚寡头分庭抗礼。如果你们在共产党里面做不到这一点，争取不到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民主权利，那么，就请你们脱离那个腐化变质的党，组织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因为那个官方的共产党必将灭亡。

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历史变革，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的正是这个贪污腐败的官僚集团，胡锦涛等人已经站在了历史与人民的对立面。因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面临着历史的选择，也将被历史所选择。关键时刻，你们是选择权力还是选择人民？选择前者，你们就会被人民所抛弃。选择后者，你们在未来中国就有一席之地。一切要看你们的行动。实在说来，民主的中国并不排除布尔什维克。波兰共产党不是通过人民的选票又执政了吗？但是，如果你们跟着胡锦涛堕落，跟着贪官污吏对抗人民，那么历史是不会给你们第二次机会的。

总之，结束一党专制，结束官僚寡头制，勇敢地站在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一边，这才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前途与希望所在。马克思说，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你们能完成这一历史性的飞跃吗？（自由亚洲电台）

胡平：从台湾"入联公投"和"返联公投"谈起

最近，台湾的民进党和国民党分别提出"入联公投"和"返联公投"，在岛内获得热烈响应。诚然，"入联"和"返联"是有区别的。"入联"的意思是以台湾的名义进入联合国，"返联"的意思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重返联合国。但两者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两党都希望通过公投的方式充分显示广大台湾人民想进入联合国的强烈意愿。

中共的国台办声称"入联公投"就是台独。国台办没有说"返联公投"是台独。可是，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申请进入联合国已经十几年了，每次都被中共封杀。如果中共对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进入联合国继续封杀，那岂不是逼着台湾人放下中华民国的名义而改用台湾的名义吗？马英九早就告诉中共：台湾需要在国际外交上获得更多认同，如果中共连这个空间都不给，是把所有台湾人逼反，不一定是台独人士，"我们这些人都会反，这和独不独没关系，你没有给我生存空间嘛！"

要了解台湾问题，首先就要了解到，台湾人，起码是绝大多数台湾人，不分蓝绿，都把台湾看作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的苦恼在于正式邦交国太少，屈指可数；又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拒之门外。但这并不妨碍台湾人民自己坚持把台湾当作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现在台湾又在准备明年的总统大选。注意，人家是在选总统，不是在选省长。如果绝大多数台湾人不认为台湾是个国家，那还选什么总统呢？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进入联合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但能给台湾人民带来尊严，而且还能给他们带来安全。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承认祇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如果大陆对台动武，国际社会都会认为那是中国内政而袖手旁观，就像对待俄罗斯打车臣。反过来，如果台湾能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台海两岸分裂分治的现状能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大陆对台动武，就会被看成是北朝鲜打南朝鲜，联合国就可能出面干预。这就是说，祇要台湾得不到国际承认，它就处在中共武力威胁的阴影之下；祇有赢得国际承认，台湾自身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今天，很多中国人都是既反对大陆武力统一，又反对台湾独立。他们希望维持现状。但什么是现状呢？应该说，现状就是两岸分裂分治。一个原本统一的国家，分裂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在政治学上就称之为分裂国家。分裂状态和内战状态不一样。固然，很多分裂状态都是由内战状态演变而来，但是和内战状态相比，分裂状态是指那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事实上的休战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状态。假如说在20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两岸是处于内战状态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90年代，到了21世纪的今天，客观地说，两岸关系就很难再说成是内战状态了。几十年来，两岸政府在各自实际管辖的地区实行着有效的统治并且大体上能做到互不侵犯；特别是近十几年，海峡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已经相当密切，人员交流也与日俱增。这就是说，两岸关系已经从内战状态演变为分裂状态。真正的维持现状须以承认现状为前提，至少是不否认现状。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中共当局不肯承认两岸关系的现状就是分裂分治，坚称两岸关系是内战的延续，台湾祇是一个"叛乱的省份"，它要求台湾接受一国两制的招安，否则就用武力解决问题。可见，中共当局才是两岸关系不稳定的根源。

早在1994年，一大批海外民运人士就发表声明说："我们主张两岸政府共同承认大陆和台湾是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并承认两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现实。"我们认为，两岸关系可以比照当年的东西德关系和现在的南北韩关系。双方都可以在联合国有自己的席位，都可以和其他国家建立正式邦交。这既有利于现状的维持，也有利于未来的统一。事实上，在中共内部也有一些学者专家主张"一中两府"或"一国两席"。祇是中共主政者冥顽不灵，遂导致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可以肯定的是，假如中共当局不修正其对台政策，其结果必然是使得两岸关系渐行渐远，既不利于未来的统一，也不利于眼下的和平。

原载《北京之春》2007年10月号（作者来稿）

于成玉：从引进和使用“……主义”说起

当代中国的政治家、理论家、评论家等虽说没有生产出什么举世公认的“……主义”，但引进和使用“……主义”当属世界之最。一位伟人当年在一篇政论文中的一个不到260字的自然段中居然使用诸如“一个主义”、“多少主义”、“各有各的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佛教主义”、“基督主义”、“多神主义”、“基马尔主义”、“法西斯主义”、“唯生主义”、 “按劳分配主义”、“共产主义”和“反民权主义”等“数不清的主义”共达15个之多。而近几年，中国媒体又引进了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并且着实又热热闹闹地炒了一番。

那么，究竟什么叫“权贵资本主义”呢？据庄伟礼先生介绍，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它又被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而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又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而按吴敬琏、钱颖一等人的理解，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因此，吴敬琏先生于2001年在报上撰文警告说：“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的市场经济就有落入畸形的市场经济，弄得不好就会成为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然而，这种说法是否真有道理呢？笔者以为是颇值得商榷的。

年岁大的人大概都还记得，“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这个说法几何时曾在我国喊得震天价响，并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此，尚且不谈这一说法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仅从逻辑方面来说就是站不住脚的。一般说来，“复辟”一词的含义是指被推翻的统治者恢复原有的地位或被消灭的制度的复活。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来说，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中国资产阶级也从来没有登上治理国家的“金銮殿”，遑论“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呢？很显然，“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一说纯属一种歪曲，一种蓄意编造。而吴敬琏先生所谓的“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的市场经济就有落入畸形的市场经济，弄得不好就会成为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的这种说法不仅恰与“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一说珠连璧合，而且尚有异曲同工之妙。

诚然，吴敬琏先生的说法强调了资本和行政权力的密切关系，但这种说法与“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说法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其暗含的前提条件：一是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过资本主义，二是中国资产阶级曾经掌握过大权，只是后来已被推翻，现在又有人特别是权贵企图“恢复原有的地位或被消灭的制度”。中国未来究竟走向何方，笔者不敢妄言用什么“主义”来下结论，不过用吴敬琏先生的说法来描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确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吴敬琏先生居然把当下中国社会的性质推到了“弄得不好就会成为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的沉重社会话题上，岂不是像当年唐吉珂德大战风车吗？

其实，吴思先生已经看出吴敬琏先生的提法有缺陷，所以他提出以“资本一官家主义”取而代之。原因是，“经过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轮冲刺，今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工商时代，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到次要地位，绝大多数财富是工商业创造的。在这种形势下，权力只能在资本那里获得最高出价，这就是‘资本-官家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 吴思先生的“官家主义”的提法确实比吴敬琏先生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更准确一些。

但笔者仔细想想，仍觉不够妥当，因为并非所有官家都有能力都想把自己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弄到资本那里去卖个“最高价”，而只是“官家”中的一部分拥有特权者即“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者才有条件有能力而为之。所以，在笔者看来，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如果硬要用带“主义”的词语来概括的话，那么，与其称“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家主义”，不如称“特权主义”更为恰当。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强调私有产权的重要性，认为私有产权永远是激发人的创造热情的最强大的动力。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与追求永远强于对集体利益的关注和追求。人对自身利益总是爱不释手严加看护,而不愿意轻意将其交给由他不信任的人来代表或掌管,更不能容忍其他人对自身利益的干扰和侵犯。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有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说。

而按照天赋人权的原理,人生下来就应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内的做人的权利。但由于做人的权利的实现有赖于集体,并有时常与其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因而个人天赋人权的实现有时必然要受到某些限制。但是，在这“实现”与“限制”的矛盾中,权利的实现始终是主要的,况且对权利的“限制”也是以“实现”权利为目的的。

然而，对于空洞的而无实际支配权的所有权,并不能实现做人的各项权利。中国公有制的弊端也正在于此。它将多数人的财产划为公有,而又不允许每一个拥有人去直接支配,也不可能直接支配。实际上它只能由少数人或组织支配,这就是特权,即多数人做人的权利的实现是由少数人来操纵和掌控的。结果只能导致不平等、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丛生。当这种特权逐渐完善，演变
成为系统化、理论化、制度化、普遍化和行政化的一种社会运行机制时，特权就成为特权主义了。

由此可知，特权主义则将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以公有的名义来控制或剥夺他人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因此，特权主义永远是对私有产权的威胁,而产权私有程度越高,则特权主义越小。反之,特权主义泛滥成灾则没有私有产权利益可言。

当下中国社会的结构，倘若以特权主义作参照系，则呈金字塔型结构。特权愈大、拥有人数愈少、而所支配的资源愈多者则依次居于社会上层甚至顶端；反之．拥有的特权愈少、甚至一点也没有的人数愈多、所支配的资源愈少甚至一点没有者则依次居于社会中下层甚至底层。而这种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岂能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概括呢？

其实，“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乃是丑资仇资传统教育的产物。资本主义虽然从来没有在中国“安家落后”，但总有人慌恐它要重返故里夺权。因此，不断地变着法儿对它进行丑化和诅咒。且不说马克思当年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被奉为“规律”的预言在几代中国人心目中已经“牢牢札根”，单是第一代领导核心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 进了博物馆 (在苏联 )；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 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之论断则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叱咤风云。因此，直到今天，在中国每每提到什么坏事，十有八九都要与资本主义或者私有制相联，所谓“万恶之源”是也。这不，这次吴敬琏先生居然把权力跑到市场上追逐资本的龌龊也抹到资本主义的头上即是一例。

诚然，“资本”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形容过的："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资本”也随着成长，性格也逐渐在改变。特别是当它形成“主义”之后，更显得成熟了。这就是，它基于对人们总是关心"自己能得到什么利益"的天性的认识，不断打造并逐渐完善了公正的原则、平等的机会、竞争的体制的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游戏规则。而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游戏规则的约束下，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无差别的。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别(智力、能力、体质、所处环境等的差别)，使得在平等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竞争却导致了不平等的结果即贫富差别的出现。但资本主义自身纠错的机制能够努力缩小这种贫富差别,并适当弥补这种贫富差别(比如福利政策等)。同时，造就出一批与马克思时代迥然有异的诸如比尔.盖茨、巴菲特和索罗斯等当代既是最大的资本家又是当代最大的慈善家。所以，评价资本主义，虽然不是当代最好的，但绝不是当代最坏的。

虽然中国社会从不缺乏“权贵”，但回顾历史，审视现实，中国“权贵”何曾搞过“资本主义”？而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他们现在正在搞“坏的市场经济”。而中国“权贵”所搞的“坏的市场经济”怎能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呢？所以，当下国人则急需改变由丑资仇资传统教育所形成的“凡坏旨资”的思维方式，应以历史的发展的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资本主义，进而走出丑资仇资的认识误区，唯有如此，才能早日把中国推向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

安希孟：中西会通漫话三学期制

山西大学实行三学期制，全校师生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咸认为是丢掉古传全盘西化面向未来的重大举措。山西大学的办学理念是：中西会通，登崇俊良，求真至善，自强报国。通者，通化也，昌平也，顺义也，怀柔远人也。山西大学起初设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两个学院。斋者，斋堂宝斋也，清静佛门之地。而今，中学专斋寿终正寝，徒然阴魂孤鬼，向隅而泣，不复存在。

一所大学，应该远离红尘滚滚，市井喧嚣。学者不能黄袍加身做大哥大大姐大。但现在流行读经热、国学热、推行中华阴历土节日，对抗世界节日和西方文明，反对中西会通。在此时刻，从山西大学西学专斋演变而至今的山西大学面向未来，奉先贤之余烈，率众西化，采纳西洋列国三学期制度。领导视野恢宏，情绪昂扬，抵制国内文化保守复古思潮，消磨读经复古尊孔闹剧，于此可见一斑。原来的中学宅子、寨子，早已连同岑春煊先生隐没无闻啦。今之所谓国学院，乃狗尾续貂，溃不成军，全无往昔中学宅院气象君子风格仁者胸怀。山西大学抗衡国内复古狂飙，把一个孔老汉的黑铁塑像放在不起眼的地方，全部校园建筑呈现西方特色，西式花草绿地喷泉雕塑，好得很！！！

山西大学今日之规模和专业设置、职衔级别、硕士帽绶带专卖店，率由囊昔之西学专斋发展传棒而来。吾人不可数典忘祖，遽下结论，晕晕乎乎云何国学家学中华魂！中西会通的结果，是山西大学完全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学子们学好外语文史哲数理化，走遍美国都不怕，和盘西化，打遍天下无敌手。自强报国，在如今就是报答联合国，报答国际社会，报答列国。中西会通的结局，必然是中国文化惨败凋零，零落成泥碾做尘，只有臭如故。

必须拿西方先进文明克胜落伍的东方文明和华夏文化。否则，云何会通？你固步自封，孤芳自赏，形影相吊，吩咐梅花自主张，就有些不通。通则不痛。不通则痛。世界大同，人类一家，跨国交流，全球连体。你拒绝三学期西方制度，恢复中华私塾的无学期制，无课本制，无课程表制，无教师资格制，无45 分钟制，无数理化制，无文史哲制，无学位制，无博士帽制，那你就是自外于世界潮流的北平山顶洞人。你就不能成为登崇俊良，顶多爬爬吕梁山小山岗。那你也难乎求真至善。真善美，你就缺了两个，没有“真”和“善”，自然也难乎“美”。那你就只能“报”封建诸侯小国，给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割大腿上的肉吃。

想当初，Julius Caesar 向罗马元老院汇报工作时说过一句千古名言：“Veni, vidi, vici”,(L)I came ,I saw , I conqured.“我到，我见，我胜”。“我来到，我看见，我胜利”。其实，这三句话可能是三种时态：我已经来啦（过去时），我正在看见（现在时），我将要胜利（将来时）。预见我将要胜利。好汉不提当年勇。将军不会着眼于眼前既得的胜利。永远不会有“最后的胜利”。马不卸鞍，人不卸甲。将军决战永远在沙场。对于凯旋前景的期盼，大于对既往胜利的庆典。目光炯炯、马蹄声声、永远向前。我们永远处在进行时态。一所大学，一个学者的生命力，乃在于不懈地前行，不应陶醉于既往的辉煌。

“我将是”。上帝的芳名“我是自有永有的”被表述为：“I will be whomever I will be”，将来“是”远远高于曾经“是”。 To be or not to be , 这个problem永远不可以被异化为 I was or I was not. To be就是will be。大学教育要培养开放型人才，

我们的教育永远处在变革中，处在发展中。山西大学永远不是它曾经的样子。“曾经是什么”，这问题永远不如“将来是什么”重要。“我胜利过”、“ 我胜利了”、远不如说“我必将胜利”。“二七必胜”，但我们永远不会取得最后胜利。“最后的胜利(final victory)是属于我们的”，这句话永远属于将来时。在中途，On the middle way ,比finality重要得多。我们永远打中途岛(Midway Island)战役。所以教育体制要不断更新，不断西化。

三学期制，其中的小学期，就是中间地段。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赞成青年教师过早地毕其功于一役， 破格晋升提拔大跃进。学术生命力在于连续的过程，而不在于中断。终结，职称到手，意味着生命力的枯竭，“苗则槁矣”。目的地远不如过程重要。过程好，一切好。有人说，结局好，一切好。打得赢，就打出了理由和道理。但是，胜利的旗帜合该在远处的山岗飘飘然。过程决定结局，过程重于结局。重过程，过程要中规中矩，按照规律规矩办事。不能说结果就是一切，决定一切，而应该说，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研究学问，钻研知识，要润物细无声，假以时日，积淀雄厚，勿短促突击，火箭式上窜。一切思想精品皆是单人独处苦苦寻觅的产物和胎儿。团队作战所得，乃物质，而非精神也。山西大学实行三学期先进文明制度，有利于增加选修课程，扩大学生思想自由度，发挥中央（即老师）和地方（即学生）两个积极性，给予学生更多选择和主动思考的科学创新精神机会，使之提高动手动脑动嘴皮子动笔杆子的能力。小学期是过渡，是战争的间歇，是雄狮舔干伤口，是拳击师的暂停。

所谓思想学术自由，乃单人独马、天马行空式自由。大学生的创新，并非源自于老师的智囊或者传道授业解惑，不存在于老师的职掌中。教师之天职，乃接生婆，引而不发，引而不拉，引而不拽，跃如也，而非代替孕妇生养。三学期制增加选修课，扩大生徒孩儿视域，增益问题学术。教师可以引发激活问题，救活学生弟子

电视上被抓骗子给受骗上当女子支招说：勿生贪婪心。此乃当代新《笑林广记》也。可是难道骗子不就是因为贪婪才做骗子吗？！我今支招：真省长高干公子，咱也千万不攀。贪心是内容，人人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形式得恰当合法。一切错误，皆是形式错误，不是内容错误：你为何要找高干子弟？当代大学士， 就是大学生，大学者。要注重程序正义，形式公正，按时到课，遵守规则。一切公正，皆形式公正。一切正当，皆形式正当。

一切胜利乃就形式而言。法律道德美学，谁还谈实质正义呢？！实质无正义可言！美学欣赏无实质可言。形式美，就是美。美，没有本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和形式对应的，是内容，而不是质料。形式也决定和制约着内容。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然而在西方哲学里，质料和形式的关系却不然。有不具形式的质料，也有不具质料的形式。在形式正义与内容正确二者之间，吾人应该首先追求形式正义。

2007年国庆十点钟，做作于山西大学

胡少江：胡锦涛的运气和“新王储”的不幸

无论是在中国的政坛，还是在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中间，现在正在盛行一种猜字游戏。大家猜的其实就是一个名字，一个可能在五年内承接胡锦涛“大位”的人的名字。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新王储”有可能在三周后的中共十七大上迅速窜升，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或者至少是进入政治局。

中国的王储制度自古有之，而且花样繁多。据我知道，中国著名的武侠作者金庸在英国剑桥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就是以中国唐代的太子制度为选题的。金先生的论文做得极好，他的导师和考官在叹服金先生年过八旬仍然钻研学问的精神的同时，也对他在论文中所揭示的中国唐代的太子制度的复杂叹为观止。其实，现代中国的王储制度更令人眼花缭乱。

毛泽东在从一九六六年到其辞世的十年内连废三位王储：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他钦定的第四位王储华国锋在他死后又为他人所废。邓小平在短短的两年半的时间内废掉两位王储：胡耀邦和赵紫阳。第三位王储江泽民在三年后也差一点被废掉。他虽然七魂出窍地度过了危机并最终继承了大位，但也付出了失去指定自己的王储的权利的代价。因为邓小平将自己的王储的王储也给指定了，那就是在数年前继承江泽民大位的胡锦涛。

和他的前任王储们相比，胡锦涛的王储生涯是幸运的。胡锦涛能够顺利承接大位至少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他的王储地位的指定者邓小平党是在中共的统治集团内有说一不二的权威，邓具有通过长期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党内政治斗争的历练所形成的在党内和军队内的人脉；尤其是在经过一九八九的治理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冲击后共产党内更没有人有胆量来挑战邓的铁腕。

二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王储，刻意拉大了胡锦涛和他的同代人之间在政治地位上的距离。在胡锦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时候，吴邦国才是一个地区的负责人，温家宝也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曾庆红也不过是一个部级干部。这种格局使得任何潜在的胡锦涛的竞争者都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

三是邓小平在制订两代王储以后，虽然名义上没有了任何党内和军队内的职务，但是他实际上仍然通过他指定的军队内和党内的忠诚者继续掌控中国的政局直到他散手人寰。由于邓小平的长寿和政治影响力，江泽民即使想废掉胡锦涛而换上自己属意的新王储，但是他最后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去实施了。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在王储的位置上战战兢兢地做了十年，最终是有惊无险地继承了大位。

不管最终的结局如何，我想现在胡锦涛肯定是想有一位忠诚于自己的新王储的。问题是，无论他指定的新王储是谁，这位新王储肯定不会有胡锦涛的运气。首先是胡锦涛在党内、军内的权威无法与邓小平相比。且不谈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就是在共产党的精英之间，人们也并不认同胡锦涛有合法制定王储的权利。胡锦涛更不可能像邓小平所作的那样对新王储扶上马再送一程。新王储的这种先天性合法性危机，不仅会使他在王储的位置上如坐针毡，即使他有可能真的继承了大位，也未必能够逃脱华国锋的命运。

其次，且不说现在的新王储热门人选们大多没有服人的政绩，他们的经历也多是半斤八两。最重要的是，截至目前为止，他们之间基本上是平起平坐的。这一点与邓小平在胡锦涛继承大位十年前就刻意拉大胡和他的同辈人之间的政治地位落差十分不同。所以，他们之间的互不服气和竞争实在是题中应有之义。在猜字游戏中出现最有频繁的那些名字，如李克强、习近平、汪洋、李源潮、薄熙来、王岐山等人，我想他们谁也不会服谁；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有理由互相不服。无论谁人出线成为王储，他都会成为这些人中间的众矢之的。

综上所述，新王储将不会有胡锦涛当王储时的好运气。如果胡锦涛理智，他或许会放弃指定王储的惯例。如果他一定要指定一位新王储，不仅这位新王储前途未卜，而且共产党内部的权力争斗一定会出现。这种争斗不会是展现施政能力的竞争，只会是进一步动摇共产党治理合法性的内耗。 （RFA/2007.09.28 )

李志宁：1957年并非“党争”

　　建国之前，要搞“一党专政”的，是当权的国民党蒋介石。对此，毛泽东曾经讥讽道：
　　党外无党，
　　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
　　千奇百怪。
　　但是，建国后，毛泽东当家了，中国却真正出现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政治局面。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后来1954年的宪法，都规定了“工人阶级领导”。而毛泽东早在1949年6月就确定，所谓工人阶级领导，是“经过共产党”的，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
　　因此，工人阶级领导，并非真的工人阶级来领导。而所谓“党的领导”，也就是“党的领袖的领导”，就算是“工人阶级领导”了。

　　至于几个“民主党派”，建国前的年代里，还可以算是“党”吧，但是建国后很快就“非党化”了，在政坛上基本无声无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自“一党专政”（“非民主制度”）确立后，所谓“政党政治”，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因此，8个所谓“民主党派”，其党派性也就不存在了。而共产党本身，由于失去了“对立统一”的对立面，其党派性质也随之不存在了。
　　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道理吧？
　　由于建国后，各种“党”实际上全都失去了真正“政党”的性质，这样一来，党的“机构”，无论是共产党的机构，或者“民主党派”的机构，全都失去了它们本来应有的作用和意义。共产党的挂牌机构，很快就明显地“政府化”了，这也是必然的，不可能避免的，合乎逻辑的。只是，它们与那些挂牌“政府”的机构，在职能上缠夹不清、互相扯皮，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整个中国社会为此而浪费了大量精力和资源。现在，许多人在呼吁“党政分开”，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到底看清了问题的症结没有？我认为，不是“分开”，而是应当去掉一项，因为这两项的内容和功能，是重叠的，除了浪费社会资源和人民的税收，没有别的功效。
　　当然，这里说的，还是假设在“没有贪污”的情况下。若再加上贪污，那么，由于机构重叠，“党、政机构”浪费的“功效”还会成几倍地增加。
　　至于民主党派的机构，当然，也只能都成了某种寄生性机构，徒然浪费国家的财政。它们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在非民主的政治状态中，我想不出来，

　　所以，可以因此认为：
　　自“一党专政”确定后，所有的“党”，包括共产党，在实质上都消失了。我认为，也就是说，实质上中国也就没有“党”了。
　　所谓政党政治，是这样一种政治：一些希望从政的人、即希望从事政府工作的人们，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党，来参加竞选，获胜后、即获得人民多数投票支持后，他们就可以“执政”了，成为执政党。同时，还有在野党或者反对党存在着，他们批评和监督着“执政党”，以期在下一次竞选后，也能够获得人民多数选票而成为“执政党”。
　　当然，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那也就没有所谓“政党政治”了。
　　既然没有“在野党”，那么，哪里会有“执政党”？所以，“执政党”，是相对于“在野党”而言的。这也就是毛泽东《矛盾论》里也承认的：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前，无所谓后；没有左，无所谓右……。所以，显然，没有在野党，就无所谓执政党。
　　建国之初，对于国民党时期里曾经共同奋斗的“民主党派”，还是安排了不少高级的职位。当时叫做“长期共存，肝胆相照”。但实际上，显然，这些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甚至也不是明确的在野党。似乎，就是要安排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因为他们也曾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不可缺少的贡献，虽然不是军事上的贡献。而且，让他们继续挂着“民主党派”的牌子，似乎也可以证明共产党（也就是毛泽东）是多么英明伟大，多么胸怀宽广。虽然在实际上，简直一点胸怀也没有。
　　如果说，有人认为共产党建国后“对不起”民主党，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若认真分析起来，还是没有太多道理的。因为，民主党派人士们的物质生活，还是比较好的，虽然1957年政治上挨了一下整，但是，与文革比较起来，“政治冲击”的狂暴程度也并不能算很大。要想想，在那时一个“非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下，民主党派们还能做出点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吗？我看，不可能指望他们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这是社会制度决定了的。
　　为什么会发生1957年的“反右派”？当然，包含着毛对民主党派的不满，居然有人敢讲什么“轮流坐庄”！那不是隐含着要他下台的意思吗？这正是毛不能容忍的。毛能打天下，历史已经证明，但他并不是一个善于治国的人。他也根本不善于团结人才、集思广益，对于不同意见的“容忍度”，简直一点也谈不上。所以，他听到“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批评，就火了。因为要共产党下台，那就是要他本人下台。至于别人，例如刘周陈等，是不是也要下台，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不会在乎的。
　　其实，民主党派当年真正讲了点什么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言论么？或者真正分析了“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问题吗？也没有。中国的悲剧就在于，文革前，一直没有人能透彻地谈一谈“政治民主化”的问题。那是一个当时要掉脑袋的题目。似乎是一直到了文革中，顾准先生在与其弟弟的私人通信中，才首次明确提出了政治民主和两党制。当然，这也是极为冒险的讨论，一旦被别人发现，后果也会是极为可怕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文革根本不是民主，更不是什么大民主了，而是极其凶暴而狭隘的专政！千千万万的人们，不过是由于“言论”而失去生命。现在，国内竟然出现了一种为文革翻案的思潮，真令人对咱们中国人要另眼相看，我们还是正常的人群吗？也难怪，鲁迅先生要将“奴隶”和“奴才”分开来。那些一味歌颂“文革奴役”的人们，如果又经过了文革，特别是又经过了“被奴役”，还要歌唱文革，那这种人只能是专制主义制度的“奴才”而已。我想，多数人大概是没有经过文革的毛头小伙子。要求这些年轻人能够理解前一代人的苦难，似乎是要求过高了。

　　所以，1957年，虽然这之前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什么的，但是，由中国的民主党派一些头面人士们推动的、含有一点民主气息的“帮党整风”，并不能算一次强大的民主运动。与1989年的民主运动的规模相比，还是很微弱的。但在当时毛泽东的高压中，也不容易就是了。后来，毛只是用自己的几篇文章，就轻易地摧毁了所谓“右派向党的猖狂进攻”。
　　所以，这进攻，也根本谈不上有多“猖狂”。
　　当然，这一段历史，对不少人来说，是难以忘怀的。但是究竟应当如何分析这一段历史，还是仁者智者各不同的。
　　依我看，1957年的反右派并非“党争”。

　　最近，网上看到一种声音，来自《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章伯钧先生的女儿。她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究竟毛泽东的反右运动针对谁？是什么性质？这话还用问？当然是针对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章诒和）
　　“五七历史，就是「人祸史」。反右运动从政党性质、意义上消灭了民主党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灭了人格。令人自己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澌灭人性，摧毁人伦，将每个人潜藏很深的动物性、兽性都开掘出来，泛滥于社会。五七历史，是「背叛史」。中共公开背叛盟友，公开背叛联合政府的誓言，公开背叛宪法和国民。当然，中共也是彻底背叛了当初的自己。”（章诒和）
　　“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章诒和）
　　“我要说：纪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义是为了五十年后，百年后。我们纪念反右，向加害者索赔是应该的，讨个说法也是应该的。为什么不赔？而且应该从中共的党产里拿出钱来赔偿！道歉更是起码的事了。赔偿之前，首先要搞清楚 —— 共产党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章诒和）
　　“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对反右运动，共产党必须交代清楚。我们自己也要搞清楚。而把事情弄清楚，不过是事情的第一步！中国人对二十世纪血泪历史的梳理、反思、归纳、研究、总结，才刚刚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了！我们决不后退，谁也无法禁止。” （章诒和）
　　章诒和女士在文章的结尾，特别提到了林彪的女儿对她说：她的父辈，对不起章诒和的父辈。
　　这里，我不明白，林彪的女儿，凭什么能够代表“共产党”向民主党派道歉？并且代表“一辈人”来道歉。

　　从上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章女士的基本观点。但我很吃惊，这么国内外著名的章女士，摸历史的脉搏，竟是这样肤浅。现在，她似乎是代表民主党，与共产党斗争了。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还是为了给“民主党派”讨个说法，或者弄一点“赔偿”。
　　而且，我也不知道，中共的“党产”究竟是什么？这个从台湾借过来的词汇，并不能真正描述大陆中国。其实，建国以后，真正统治大陆中国的只有一个人，而国家并不依赖“党”而存在。所谓“党产”，是没有的，只有国家财产。难道像我们单位，每个党员交几块钱党费，就是“党产”了吗？
　　在抗战刚结束时，美国也希望中国搞联合政府，而不要打内战。那时候，中共是考虑过“经营党产”的，这也就是文革中被批判的“红色资本家”的由来。而建国以后，怎么可能有“党产”呢？难道民主党派们有自己的“党产”吗？都没有！全都是国家的财产！都是劳动人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

　　尽管我不认为1957年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党争”，但是，有时候我也想过：
　　民主党派就没有自己的“历史责任”吗？
　　它们凭什么1957年这么听话？这么任人宰割？他们当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精神哪儿去了？
　　如果民主党派坚持“党争”，团结一致，不屈不挠，毛泽东独裁也可能不能这样顺利地达到“为所欲为”。正是由于民主党派坚持不住，也就更加就谈不上是个真正的“党派”了，所以，后来才发生了更大的恐怖。民主，在1957年的失败，说明了“民主党派”枉为民主党，束手就擒。也可以说，民主党派并没有为人民挡住独裁，这也使得后面更为疯狂的“反右倾”和“文革”滚滚而来时，全中国人民也就更加挡不住了。
　　民主党派，说起来，在1957年应当比“共产党内”的有民主意识的人们，更有力量一些。因为他们没有“组织”的束缚。而且，实际上，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对民主党派，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们，老实说，还是相当客气的。可以说，是真正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些头面人物的生活，一直是很不错的。而对共产党内的人们，那才真正是杀气腾腾的。章伯钧先生，罗隆基先生，章乃器先生，被划为“右派”的首领时，周恩来还是把他们都找来，无论好赖吧，还是和气地谈了话。后来文革中，对民主党派的高级人士，也立刻实施了保护，并没有真正受到冲击。从统治者来讲，这当然也谈不上什么“仁政”，不过仍然是一种照顾。统治者不愿因此转移对刘少奇等共产党人士的“斗争大方向”，再说，他从来对于非共人士就比较客气。对于章、罗等民主党派的几位先生，我并不认识他们，但不知为什么，我从中学时起，就一直对这几人有好感。但现在想想，如果那时他们所有民主党派顶尖人士们团结一致，和毛泽东“论争”的话，若都像梁漱溟先生那样倔强，毛泽东会把这些“花瓶”都一起打碎吗？我想，他总还要考虑一些脸面吧。依我看，就是因为大家不能团结，所以才被各个击破。
　　因此，1957年，批评当政者的一点点微小民主气息，才被最高当权者很容易地就掐死了。

　　其实，某种意义上，毛泽东1957年打压民主党派，也拉高了民主党派。按我的看法，中国民主党派，并没有很强的“民主意识”。民主党派里，也没有一个党是进行“全党选举”的，至今也没有！所以，章诒和还是有点“贵族元老”的影子，在境外出版的《往事并不如烟》书名叫《最后的贵族》，倒是有点味道。还是贵族的派头。但实际上，要真正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这点影子还是远远不够的。
　　民主党派的子女后代，对于1957年有切肤之痛，这是不难理解。他们的记忆，如烟的往事，对于历史研究，也有宝贵的地方。但是，我认为他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政治民主的问题。不是现在要求共产党用“党产”来赔偿“右派分子”就能解决中国这个最大问题的。
　　当然，我也不反对赔偿，但这似乎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本人非常亲的一个亲舅舅，1957年就在中央党校被划为右派分子。当年，对“党内右派”的打击，我感觉，比对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要凶不少。而我父亲的“右派言论”的材料，据说也已经报到中央组织部，只是因为他谈的都是些具体业务工作而作罢。我还认识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一直做戏剧工作的老共产党员戴再明先生，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北京周围所有的监狱他都坐遍了。1960年的经济极端困难时期，他也是在监狱里度过的，非常苦，当时里面一些人就饿死了。他们，当然是所谓“思想犯”。
　　以“肃反”的名义，疯狂打击、甚至屠杀党内同志，在革命年代是有“传统”的。我以前曾经写过，最为痛苦的，是那些拼命奋斗、而最终被“自己人”屠杀的勇士们。千千万万的普通的共产党员，正是这种惨痛历史的承当者。我的二舅舅，就是在赣东北的红军中，被“自己人”屠杀的。而这件事，家里一直不敢告诉我的外祖母，以致当老人家1936年临终时，还奇怪为什么那么亲切孝顺的二儿子不来看看她。而母亲每说起她儿时在乡下，二哥背着她上山去玩的情景，总是伤心万分。尽管我的二舅舅他们的灵位，后来都被摆放在江西烈士纪念堂里，但是，当年千千万万优秀的红军战士被“肃反”所残暴地杀害，这是一笔历史的巨债！在江西瑞金苏区、在闽西、在湘鄂西、在川陕……，几乎无一例外，都在疯狂而大量杀害自己的同志。这笔巨大的血账，我们现在去找谁算呢？
　　后来，“延安整风”又带来了对内“整肃”新的一幕，当然血腥味道比红军时期要小了，但是，仍然发生过杀害同志的极端凶恶事件。我认为，写《野百合花》的王实味先生，也是一位革命烈士！
　　只有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全面停止了“肃反”，于是，战争就胜利了。
　　由此可见，正是对内“肃反”，极大地摧残了革命，延缓了革命的胜利。如果1946-1949年，革命仍然延续红军时期大砍大杀自己人的传统，那么，解放军也就肯定会首先自己摧毁了自己。
　　但是建国后，对内部的整肃，很快就卷土重来。我一直不知道那位饶漱石先生究竟有什么问题？几十年失去自由，一直到死去。而“陈饶”也改叫了“陈粟”，历史被随意变了一个样子。还有潘汉年一案，下手如此凶狠！潘汉年先生最终还是死在监狱，真是太惨了。这两个案子，都牵连广泛。
　　当然，事情还远不止这些。

　　所以“一党专政”势必演变为“领袖专政”，而不是真的“党”专政。章诒和上述文章中一再讲“共产党”和“中共”如何如何，实际上开脱了“领袖专政”。而事实上，领袖专政，才是实质。即使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那种人，没有斯大林那么凶暴，但实际上仍是领袖专政。所以，“一党专政”实质是“领袖独裁”，几乎没有当权的共产党不落入这个政治枯井里：只有“一人能得道”，不听话的都打倒。而斯大林时期“大恐怖”所屠杀的，大都是共产党人，特别是那些“异己”的高级干部，斯大林都把他们都从肉体上残暴地消灭了。
　　所以，中国的“领袖专制”，也不是从1957年才开始的。
　　尽管1957年发生了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被“整”的恶劣事件，也发生了55万以上的人们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样一个令人切齿扼腕的事实，但是，随后发生的对共产党内的“整肃”运动，却具有了更大的规模和更加凶暴的方式。例如：
　　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一大批党内高级干部，遭到比1957年的“反右”更加猛烈的批判和对待。同时，全国因“右倾”问题，整肃了300万左右的干部和共产党员。他们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若不是后来发生了亘古未见的巨大饥荒，这些“右倾分子”也会永世不得抬头的。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也是很凶的，一时间，谁都不敢讲真话了。
　　正因此，于是，空前的饥饿来到了。
　　后来，当1963-1965年国家经济在刘少奇、周恩来的领导下，人民刚刚过上3年“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的日子时，一个更加凶猛无比的“文化大革命”正悄悄地伸出了爪牙，忽然间猛地扑向全国。
　　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毫无疑问，也是共产党员们。
　　尽管章诒和女士所崇敬的王友琴（美国）声称：文革，主要是对着中小学教师的；尽管王友琴声称，煤炭部长张霖之是唯一的一个被整死的“部级”干部，但是文革的历史，不是王友琴的胡说八道能够改变的。毛泽东文革主要要打击的对象，当然不是中小学老师，而是共产党内的那些高级的“当权派”！这才是毛泽东最忌讳的“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们，这也是文革《16条》所明确规定的。一个王友琴是改变不了的。
　　中国共产党的大量党员，不仅牺牲在为“解放劳苦大众”的战争中，而且牺牲在毛泽东的疯狂文革中。在文革中，我认为，非正常的死亡总数不下百万人！至于挨整的、或者家破人亡的共产党员，那简直不计其数。
　　1957年的反右运动，虽然也疯狂，但与文革相比，毕竟没有大量整死人。而在文革中，整死人，成了相当普遍的事。章诒和要向中共讨要“党产”，振振有词。但在文革中，我们死了那么多共产党员，我们又找谁去要？
　　文革的矛头，无疑，是对着共产党内的。不仅是对着如刘少奇、彭德怀这些被认为是“赫鲁晓夫式人物”，也就是对“毛泽东独裁”威胁最大的人物们，而且，最令人痛苦的，还对着例如美丽柔弱的张志新烈士，以及千千万万和张志新一样的、良心不容侵犯的、坚强的普通百姓。
　　文革的受害者，毫无疑问，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是，海外却有人说“文革是中共的集体犯罪”。这完全荒谬到了极点，除了反共宣泄，并没有说出真理。他想打倒中共，可能他也想与蒋介石和某些美国政治家一样，把世上所有的中共分子都定为犯罪分子，最好都杀光。他是真的爱中国吗？显然不是。他们只爱自己。

　　后来，到了改革中，那些心里装着“工人农民”的老共产党员，跟不上邓小平的改革时代了，因为他们不懂，什么老板啊，老总啊，这种“新阶层人士”，那才是改革时代主宰。所以，他们绝大多数被以“离休”方式、统统驱离了政治舞台。奇异的是，尽管他们大都是老脑筋，但后来却仍然被老百姓们所误解，误认为他们是“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所以我看，革命年代出生入死的多数老共产党员们，才是心灵上最为痛苦的一批中国人。他们的境遇始终是苦！革命中苦，革命后也苦，进亦苦，退亦苦，几乎从来没有快乐的时候。
　　而且，好像至今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们。
　　“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新上台的官员们，我认为，多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们。肯定，也有少数过去的顶尖高干子弟，这些人，确实为老百姓所痛恨。恨得应该！但是，发大财的，成为千万、亿万富翁的，主要而大量的，还是那些“非战争年代干部”的“超级高干”们的子女和亲属、亲信、情妇、二奶之流。
　　而绝大多数战争时期的老共产党员的子女，并没有“富”起来。
　　这样的事情，在未来政治民主化之后，应当是不难查出来的。

　　章诒和女士写了一本《往事并不如烟》，这使得人们重新正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不公正的是，有一些人以为，只有“非共产党员”受的苦，才是苦；而那些“共产党员”们受的苦，则是活该！谁让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要知道，真正应当负历史责任的，是独裁者！而不是众多普通党员。
　　而且，“责难”是容易的，而“斗争”才是不容易的。
　　我认为，不要为“一党一派”、“一群”甚至“一家”的冤屈而叨叨不休。而是要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而奋斗。而目前，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反共”，而是争民主。只有实现了政治民主，中国才有可能真正避免1957年、1959年和1966年、乃至1989年发生的那种可怕的悲剧。

（2007.9.20.）

林保华：缅甸的背后是中国

人们都没有忘记﹐中共在"抗美援越"时期﹐就公开表示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这个"大后方"﹐不但是指地理上的﹕中国是越南邻国﹐而且是很大的邻国﹔同时还宣示﹐中国是越南的"后台"﹐不但给越南精神﹑物质﹑金钱﹑军事上的援助﹐而且在越共无路可走时﹐也可以退守中国。

如今﹐缅甸代替了当年越南的地位。

这些年来﹐中国在缅甸有大量投资﹐在缅甸建造新的道路桥梁、电力厂、造纸厂、拖拉机厂﹑造船厂等等工程。军备方面﹐除了俄国制造的米格机，主要军火来源还是中国，包括坦克、炮舰、飞机、火箭、自走炮等等都是中共供给。不但如此﹐中国还意图在缅甸开辟中国通向印度洋的港口﹐还有准备在缅甸港口接上中东石油的输油管﹐中缅的"胞波"友谊可想而知。而人民币居然可以在缅甸流通﹐更活像是中国的殖民地。不过想想缅甸以前是中国的"藩属"﹐因此也可以说﹐"缅甸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因此这次

缅甸发生由僧侣带头的争取自由﹑民主﹐改善民生群众运动﹐中国政府协助甚至命令缅甸政府去"处理"或镇压﹐自是"责无旁贷"。而统治中国的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对缅甸僧侣的敌对态度更加深一层。

自从九月二十二日僧侣开始集会游行﹐到二十六日军政府开枪镇压与大肆拘捕﹐中共扮演了甚么角色﹖外电的报导有两类﹕一说中共"低调"﹔一说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对缅甸军政府表示支持﹐同时也与反政府组织保持联系。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理解﹕低调是担心影响中国民众有样学样﹐造成对中共统治的威胁﹔两面手法也是中共一向投机的机会主义本质。

但是国际社会比较忽略的是中共支持军政府暴力镇压的态度﹐这点在联合国露出了它的狐狸尾巴。根据美国之音的报导﹐美国总统布什二十五日在联合国大会年会发表演说，宣布了对缅甸军人统治者采取的一项新的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他也敦促其他的国家仿效跟进。但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

被问到中国是否支持制裁措施的时候说，他并不认为这种措施对事情会有任何帮助。他还说："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看到缅甸恢复局势稳定，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想要看到联合国特使能够尽快的去缅甸访问。我们相信制裁对缅甸当地局势并没有帮助。"

外国人看到的只是中国反对制裁﹐但是中共最核心的思想却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看到缅甸恢复局势稳定"。要了解这句话﹐时空应该回到十八年前的六四﹐那么人们就会明白﹐在中共的词典里﹐"稳定"是甚么意思。

邓小平曾经扬言"杀二十万人﹐保持二十年稳定。"以后中共就推行"将动乱消灭于萌芽状态"。现在缅甸军政府所做的﹐不就是这些吗﹖

在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暴力镇压时﹐更应该揪出隐藏在缅甸背后由共产党一党专政操控下的中国政府。西方国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树林﹔不能治标而不治本。

张鹤慈：今天中国人权的焦点究竟是什么？

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今天中国人权的焦点仍然是民众的生存权。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把人权等同于生存权，是奴隶主的说法，也是所有穷人代言人的说法。不错，生存权是人权中最基本的一条，对生存权都没有保障的人来说，民主，自由，发展等权利，是奢侈品。

为了自由，可以牺牲生命，爱情，是诗人的说法。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同样是吃饱了的诗人的说法。

年轻时，认为一个人要发展，要成材，应该克制或淡漠人的基本生物欲望。到了劳改队，给饿明白了。一个人要成功，要发展，必须是很容易的满足自己的基本生物需要。这样才能有时间，有精力去做进一步的追求。

没有生存权，当然就谈不上任何人权，但只有了生存权，也绝对不就算是有了人权。毛泽东时代的配给制，军营化的统治，把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切责任都由党承担；【虽然这个承担根本不考虑本人的意愿和需求。】，当然，党也就取得了支配每一个人的权力，包括生存权。毛泽东时代的配给制，给人民的是不饿死的配给，象农民喂的牲畜一样。共产党的户口制和粮票政策，就是共产党掌握人民生存权的最有力的工具。

经济上的公有，国有，党有，使中共掌握人民生死大权的。没有生存权的中国人民，当然也就没有自由，民主，发展等基本的人权。

中共强调人权首先是生存权，有两层意思。一是要突出中国历史上的落后，贫困，就是说，中共首要的任务是要解决中国十几亿人的温饱，现在没有精力去解决人权中更高级的内容，如民主，言论自由等。这些说法当然是为了给中共的独裁统治找借口。中共强调生存权的另一层意思是，中共近来的经济发展，让中共有底气说这样的话。中共认为自己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以此来证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如果中共为自己经济发展而自豪，认为已经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那么。政治改革的日程为什么迟迟的不能推出？ 可见，中共强调人权就是生存权是另有图谋。

令人惊讶的是，今天海外民运强调的着重点，居然和中共不谋而合，他们也是口口声声要帮助国内民众争取生存权，他们所说的维权，也主要是维所谓的生存权。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当然不像中共所说的那样，已经基本解决；但也绝非海外民运所说，今天老百姓仍然 在死亡线上挣扎。

决定路线，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目的地和出发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和和一些人争论，我们现在在哪里？ 即中国今天现状到底是什么？

我对中国的现状，也缺乏了解，特别是在经济上是外行，所以很多问题也谈不清楚，但我每次回大陆都用心去体察；都会听取大陆朋友的意见，看法；也一直在关心大陆发展的动态和趋向，所以觉得我大体上还能把握。

除了长期生活在海外，对中国不了解，更深层的原因是：海外民运普遍的不敢和不愿意承认目前中国的现状。

说不敢，是因为在目前海外民运的比革命，比高调，比政治正确的气氛中，任何承认中国目前向好的方面的变化，都会被视为帮中共说话，替中共涂脂抹粉。

为什么就不能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呢？今天中国向好的方面的变化，是将近 十几 年来民间力量不断强大而中共统治不断弱化的结果，今天的民众已经不再是任人驱使、任人宰割的奴隶，今天的中共也已经不能再象从前那样的为所欲为。这一点对照一下毛时代、邓时代就清楚了。在我看来，中国的进步恰恰是中共不得不在民间压力下做出让步的结果。为什么闭眼不看民间力量在推动中国良性发展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呢？

说不愿意，是因为如果承认中国目前的变化，就失去了他们煽动革命的根据。他们仍然是沉迷于陈胜，吴广的思路：因雨而逾期陈胜，吴广，不反也是死，不如反了，还有一线生机。今天生活在大陆的人，有多少人会认为自己是在这样的处境？

把目前的中国，说成是最黑暗，最残暴，老百姓没有活路，就必然把中国目前的问题归之于生存权的问题；因为 49 年后的毛泽东时代，生存权一直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任何人拿生存权说事，也似乎是就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

49 年以后，共产党按照军队的方式统治国民。按配给制解决人的生存权问题。配给制不是中共的发明，在战争中，很多国家都实行了配给制；但在和平时期，在长达几十年的内，实行用票证控制人民的配给制，是中共的独创。

配给制并没有解决中共的生存权问题，突出事件的如 60 年代的几千万人被饿死；而中共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一再坚持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同样夺去了千万人的生命。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存在着被专政的地，富，反，坏，右；没有送进监狱的五类分子和其子女，被共产党和群众专制所压迫，凌辱，中共当年真正是做到了画地为牢；因为中国整个是一座大监狱。不断的政治运动，不断的剥夺了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的生存权。

但是，如果今天你们在等待那些被饥饿逼到死亡线上的人们起来造反，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失望。回过头看看你们特别喜欢的中国群体事件的统计，你们会发现，在贫困的西北地区的群体事件，远远小于在富裕的东南地区。不是富裕的地区人民的处境更悲惨，更接近死亡，而是那里的人民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比西北地区早。同样，不是今天人民生活比 60 年代更悲惨，更接近死亡，而是今天人们的公民权利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而在 60 年代，人民只是逆来顺受的面对死亡。

60 年代饿死了上千万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反抗。人们的反抗当然和他们所受到的压迫有关，但人们起来反抗，和他们认为他们的反抗可能取得收效更有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对维权运动成功的案例特别关注。

如果你们只是关注维权运动的失败，被镇压。想用失败和被镇压来证明中共的残暴。到头来，你们达不到唤醒民众的目的。如果维权只能是失败，维权的星星之火将很快的熄灭。而成功的维权会象星星之火一样，让中国的普遍民众觉醒，在中国大地成为燎原的大火。

你们不应该和一些媒体同步，某些媒体要的是耸人听闻，要的是商业效应。他们可以对一些极端案件喋喋不休。但你们不应该把注意力仅仅放在一些个别的案件。中国民众目前的生存权当然还存在问题，但这绝对不是主要问题。如果你们不能和国内的大多数人想到一起，只和媒体一样的关心一时的轰动效应。你们只能是以自我中心的海外运动，与国内民众的真正需要无关。

为了宣传，危言耸听的生存权是最能够打动人心。但难道是为了宣传而宣传？

中国人权的焦点，是自由的发展而不受政府，政党非法监督，控制，主导和封杀的权力。是公平，公正而不被政府，政党任意左右，主宰，剥削，压榨的权力。是人民可以在政治，言论，生活方等方面自由的选择，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的权力。

简单的说，就是人民要求有制约，监督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和进一步发展到有选择，罢免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而绝对不是简单人们的活下去的权力。

张鹤慈21、09、07 墨尔本

BBC苏平:新"中国威胁论"

BBC苏平:新"中国威胁论"

管见：评点江棋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评点

在“新世纪”网站看到江棋生的文章《评点历史唯物主义》，很是高兴，笔者一直以为，应该独立地作这方面的理论分析，才可以真正弄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理论基础。不过，读过此文，很是失望，江先生自视甚高，却欣然缺乏这方面的理论素养。

该文从作者与许良英先生会面谈起，提到了许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笔者以为，许先生读了马恩的全部著作，然而对他们否定“不断革命”未置一词，他对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一支列宁有评价，而对另一支考茨基也未置一词，很是遗憾。不过在这里不打算评论许先生的观点，就此打住。

江棋生对历史唯物主义“冷峻而无情的证伪”很简单，集中在一点上，即，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必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而据说这就“几乎完全颠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如此简单？倘若真是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力量究竟何在？江先生未免太低估人类的智力了吧。

对马克思学说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很强调人的实践，而社会意识，则正是通过人的实践而作用于社会存在。有着意识的人以其实践改造着世界，于是，看上去，社会存在是笼罩在社会意识的光芒之下，但是，社会意识的光芒来自哪里？是否不同于物理、化学乃至数学，有什么社会规律是社会意识决定而非社会存在决定的？仔细看看，指导着人们实践的社会意识，正好以其反映或认识社会存在的程度，而决定着实践之成败，而实践也就会反过来改变社会意识，迫使其更确切地反映社会存在。

不是这样吗？全世界的共产党以其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而发动的社会改造，迄今无一例外地不能成功，其“社会意识”可以说不乏良好意图，当然也不乏权力欲望，但是都在社会存在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人类的意识在人类实践中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意识本身则决定于社会存在，亦即，“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有意思的是，江棋生设想了他的对手的据说是唯一可能的辩解，而经他“最后的轻轻一击”，历史唯物主义终于崩溃。

最初的人类也有其社会意识，这是否就真的妨碍这种意识是决定于社会存在呢？江先生认为，“作为人，他们具有最初的道德伦理意识和宗教意识，具有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的精神文化生活”，但问题不在于这时的人类他们是否具有这些意识，而在于这些意识从何而来，是否取决于别的什么。当时，人类的劳动主要是狩猎和采集，其工具取决于当时的条件，只能是对石头、树枝之类有所加工，而其加工的意识则来自于实践的经验，亦即决定于自然之存在。同时，他们的习俗、仪式和禁忌，也都与其当时的生存状态有密切的关系，让他们超越当时的社会存在而有另外的习俗、仪式和禁忌，看来不大可能。江先生没有具体的论证，而据笔者所知，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是有具体论述的，而马克思也有对当时著作的研究笔记，他的论断不是凭空而来。

现在可以来看看江棋生对生产力的决定性的质疑了。

如果说，生产力发展决定于人的需要，那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肯定的，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须知，人的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存在，而从最基本的“必须吃、喝、住、穿”发展，人的需要也反映着实际生产力的状态。抽象的需要无边无际，具体的需要则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江棋生引述了波普的看法，即“经济因素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特别是同科学思想的作用相比，只能占次要地位”，而他引述恩格斯那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时却没有注意到，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关注科学技术进展的评价。恩格斯指出了马克思的两个发现，然而话锋一转说，“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显然，科学及其实践对于马克思有特别的意义，它作为生产力而推动社会发展，甚至可以说比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更为重要。恩格斯当时就是这样说，明明白白，但是，人们还是坚持顽固地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所谓经济决定论，真是天晓得。

其实，江棋生引述了波普的看法，也是指“在某些情况下观念的影响可能超过并取代经济力量”，这与马克思学说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它一向都承认社会意识的某种决定作用，只是，它认为，这种意识的决定作用本身，最终也决定于社会存在。否则，倘若社会意识可以不依赖于社会存在而“天马行空”一般，人类社会发展或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共产党的理论家“常常会忘记马恩关于‘生产力是最终动力’的教导”，这很自然，因为共产党的社会改造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典范。

不过，江棋生轻蔑地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却没有象共产党那样走得太远。他的看法是，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整体共生、相互依存、交互作用。其实，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论述的，是指出在这种相互作用的状态之中，生产力的性质与发展，或者说，一定的生产发展阶段，归根到底，具决定性──其它因素的决定性，最终也体现着这种决定性。如此而已。或许，这种“一元论”有其弱点，但至今笔者尚未看到真正有说服力的有关论述。

吕洪来：孤胆奇才秦永敏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可是今年中秋我思忆最多的却是秦永敏先生。
秦永敏先生这次入狱已经有九个春秋，他是1998年因公开组建中国民主党被判刑12年的，他是当年三个因组党被公开判刑的朋友中，目前唯一仍在狱中服刑的一个。
秦永敏先生为了追求民主事业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在他人生的54个岁月中，有20年是在狱中度过的，几乎占去了他人生的主要时光，他是国内民运人士中累计服刑时间最长的朋友之一。
为了追求中国的民主事业，他失去了亲人和家庭，因拒写悔过书，被狱警打爆半边睾丸，更不要说个人的工作、待遇和前途的损失。
我与秦永敏先生是1980年相识的。当时全国各地民刊的朋友们决定到广州开会，成立全国民刊协会，我当时和安阳的陆建国先生一道赴广州，中途我们决定在武汉下车，联系一下武汉的朋友，那次是我同秦永敏先生的第一次见面，秦永敏先生中等身材，偏瘦，当时他和朱建斌先生是武汉地区民刊的代表人物。
1981年中共九号文件下达后，全国民刊的骨干都遭到了逮捕，我出狱后获知秦永敏先生那次被判了7年徒刑。
秦永敏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在1993年，那时六四的阴影还笼罩着整个国家，中国政府正在争取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天秦永敏先生来到我家，说是要到北京公开反对中国政府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当时劝他说，这事肯定影响很大，集体搞要考虑政治影响和后果，劝他再认真考虑一下。秦永敏先生当时表示已经考虑成熟，决心以个人的名义公开反对中国政府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
当时秦永敏先生在我家里住了有4-5天，每天赶写稿件，做着进京公开反对申办奥运会的各种准备。那些日子的近距离接触我发现秦永敏先生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写作速度惊人，写文章基本不需要修改，一次成文，是一个写作奇才；二是记忆力惊人，看过的东西过目不忘，思维敏捷，出口成章；记得他有一次跟我讲，在北京和一个教授探讨历问题，教授对他的思维敏捷惊叹不已，这是我认识的朋友中少见的。
一些朋友至今都对秦永敏先生1998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向世界各大通讯社发出300多期《人权观察》稿件感到吃惊，事实上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秦永敏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和一次成稿的写作速度。
当年秦永敏先生在六、四阴霾笼罩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召集在京的国外各大新闻媒体，公开反对中国政府不顾国家的实际能力，不顾中国还有几千万民众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现实，劳民伤财，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秦永敏先生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尽展了孤胆英雄的气概，反映出
了秦永敏先生的政治勇气和魄力，成为当之无愧的公开反对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中华第一人！
紧接着在1993年的11月份秦永敏先生又和刘念春、周国强、宋书元、杨周、陈旅、李海、钱玉民、沙浴光等朋友共同发表了《和平宪章》，那时我和天津的刘士贤先生正在广州朋友处，没有赶上签署《和平宪章》，也算是一件憾事。
《和平宪章》是由秦永敏先生起草的，《和平宪章》坚持了"和平、理性、公开、非暴力"的精神，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后来1998年国内民运小阳春的到来做了政治铺垫，应当说《和平宪章》体现出了秦永敏先生的政治智慧。
《人权观察》展现了秦永敏先生的工作效率和文字能力，令朋友们折服，还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难忘。1993年1月8日天津的民运老人汤戈旦先生去世了，追悼会后我们几个朋友商量应当对汤戈旦先生具有传奇色彩的坎坷人生经历有一个历史交代，商定由秦永敏先生执笔为汤戈旦老人作转，没有想到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秦永敏先生就将《耄耋前驱--奇人汤戈旦的辉煌晚年》一部近八万字的书稿呈现在朋友们面前，看完书稿大家都很惊异，谁都没有想到，只用了仅仅半个月的时间秦永敏先生就完成了近八万字的书稿。很可惜这部书稿由于著作权问题，拖了十几年，至今不能出版，所以秦永敏先生的这部著作至今只有几位朋友知晓。
每当我和朋友们谈起秦永敏，朋友们对秦永敏先生都是赞叹不已，但同时又对秦永敏先生感到惋惜，大家都一致认为秦永敏先生是一位实干家，秦永敏先生创办的《人权观察》在中国民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当年那场全国实质性的组党运动，《人权观察》在全国民运朋友的支持下，是否能够在中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值此中秋佳节，我相信会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在思忆秦永敏先生，和那些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而身系牢狱的朋友，愿这些朋友早日获得自由，历史将会铭记他们对中国现代民主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写于2007年9月25日星期二中秋）

昂山素季：我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抗议

1991年，昂山素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昂山素季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已经50多岁了，我这个年龄的人应该好好过平静的生活，但每次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都会想想我在曼德勒看见的情景，那儿的老人都80多岁了，还在种田。”
她是全体缅甸人的姑姑。当她出现在公众面前，所有人都会向她欢呼致敬。

9月22日，当62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出现在自家的阳台时，参加游行的数万仰光人沸腾了。她已经在自己的居所被软禁了15年，军方在通往她住所的便道上设置着哨所和路障，荷枪实弹的军警时刻警惕着任何可疑的行人，过去的15年，深爱着她的仰光人绝少有机会见到他们的精神领袖。

昂山素姬向人群行礼，感谢他们冒着被捕和被毒打的危险冲破哨所，来这里看望她，人群欢呼着回应，爆发出最热烈的掌声。站在前排的和尚尼姑们低头合十，默默祈祷。跨着冲锋枪的军警不知所措地在周围走来走去，紧张地抽着烟。

昂山素姬示意人们安静，然后她与僧侣们一起祈祷，人群也一起跪下，为缅甸祈求和平与幸福。这一天是持续一个多月的抗议活动最高潮。此后，尽管人们数次尝试突破警察的封锁，却从未成功过，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的“姑姑”。

9月24日，政府颁布了宵禁令。9月26日，路透社报道说，据仰光市内的谣言，因为害怕昂山素姬的存在，缅甸军方已在其住所中逮捕了她，送往一处秘密监狱。尽管消息未经证实，但这一谣言依然引起极大的震动，人们毫不顾及宵禁令的存在，走上街头，高呼释放昂山素姬的口号。

人们再一次聚集在仰光的瑞光大金塔之下，19年前，正是在这座金塔下，昂山素姬发表了那篇改变她自己，乃至整个国家的演讲。

“僧侣和人民们，这次游行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全世界 ，这里人民的意愿！”她的开场白简单而直接，然后，10万在场的观众随着她一起回忆了缅甸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以及美好生活的伟大历程。

那一天，1988年8月8日上午8时8分，50万人聆听了她演讲。人们最先被她的美丽所打动，然后对她的父亲表示敬意，最后彻底被她的演讲征服。

她号召全世界的人民“用你们的自由帮助他人获得自由。”她告诉缅甸人，“这是一场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

那是她生命中最闪亮的一刻，后来人们回忆说，“当时就觉得她已经与背后的瑞光塔融为一体，成为我们国家的象征。”

瑞光大金塔，坐落于缅甸最大城市仰光市中心的一座山顶上，她的高度接近100米，在周围低矮的房子之中显得异常高大，这是缅甸民族的历史奇迹之一，据称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近百年来，这里一直是缅甸抗议示威的标志性建筑。

1936年，当时年仅21岁的昂山——昂山素姬的父亲，带领着学生们在仰光举行总罢课，要求英国人滚回欧洲去，学生们聚集在大金塔下风餐露宿，此后，昂山参加了由日本人组织的培训，作为著名的“30个同志”之一，他于1942年回到缅甸，与日本人一道驱逐这里的英国殖民者势力。

二战快结束时，昂山将军已组织起自己的民族解放武装。最后，他调转枪口，帮助英国人将曾经利用过他的日本人赶出了缅甸。

1946年，昂山将军再一次回到了瑞光大金塔，骄傲地宣布缅甸将再次为独立而战，他们将独自赶走英国人。1年后，他被暗杀，此时距缅甸最终宣布独立仅有6个月。

那一年，昂山素姬才两岁半，她的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已决定。

“素”这个字来自昂山将军的母亲，“姬”则来自昂山的夫人。昂山素姬，合在一起在缅语中的意思是“奇特胜利的美丽宝藏”。

起初，昂山素姬并没有选择承担这个名字所背负的使命。她的母亲被任命为缅甸驻印度大使后，她就离开了缅甸，先后在伦敦、牛津、纽约、东京等地求学，总是穿着缅甸妇女传统着装——莎莉的她，一直是校园里被追逐的对象，她后来嫁给了一名英国的藏学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直到1988年，一个电话把她召回缅甸，年迈的母亲需要她的照顾。

此时，缅甸民主运动正如火如荼，昂山素姬被人民的爱与勇气打动，她开始时刻关注事态的发展。

当年7月，她的丈夫迈克和两个孩子也来到仰光，在丈夫支持下，昂山素姬最终决定参与其间。这才有了那次改变她一生的演讲。

9月18日，政府颁布宵禁令，军队进城，人民在街头流血，但抵抗还在继续。昂山素姬很快成为民主运动领导组织——国家民主联盟副主席，然后又被选为主席。再后来，军人取得政权， “法律与秩序委员会” 宣布成立。

当年12月，昂山素姬的母亲去世，超过10万人参加她的葬礼。

1989年，军政府显然不准备遵守自己的承诺，他们开始打压国家民主联盟的活动，并最终软禁了昂山素姬——在软禁之前，昂山素姬本来有机会逃离这个国家，她把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送出国，自己选择了留下，因为她知道，一旦她离开，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故土。

1990 年，出乎军政府意料，国家民主联盟在选举中胜出。将军们不认账了，表示由于没有制定新的宪法，选举结果无效。

1991年，昂山素季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992年，缅甸再次举行大选，国家民主联盟再次胜出，但被软禁的国家民主联盟党主席昂山素姬被军政府剥夺了组阁的权力。

1995年，迫于国际压力，昂山素姬被释放。军政府说，只要昂山素姬出国，他们就不再追究。但昂山素姬再次选择留下。

对昂山素姬来说，最可怕的事情是和当局一起慢慢变老。她被政府监视、隔离，她无法参与政治活动。她曾多次想前往泰国，但被政府军阻止。被释放的几年，她并没有获得更大的自由。

据她的好友回忆，有一次在银行，当她想兑现一张支票时，银行工作人员要求她购买一份由军政府发行的日历，她抗议说，“我没有要买日历啊。”工作人员坚持这是政府的规定，昂山素姬站在工作人员面前一言不发，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工作人员屈服了，给她兑现了支票。

昂山素姬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已经50多岁了，我这个年龄的人应该好好过平静的生活，但每次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都会想想我在曼德勒看见的情景，那儿的老人都80多岁了，还在种田。”

1999年3月7日，昂山素姬的丈夫在海外去世。在丈夫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昂山素姬每天晚上都和他通电话。军政府很快掐断了她的电话。后来，她找到一位愿意帮助她的外交官，继续与自己的丈夫越洋电话，军政府再次发现了她的“密谋”，有一次，当她和她的丈夫刚刚互相说完“Hello”，电话就被切断。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她留下了泪水——这位坚强的女人在1988年之后还没有哭过。

被逮捕，被释放，被软禁，再被释放。十多年来，军政府不仅限制她的自由，还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宣传攻势，以破坏昂山素姬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这些宣传的主题是，“昂山素姬嫁给了一个英国人，她的思想被西方社会污染了，她不是自己人。”

2002年，一次短暂的释放期间，她和国家民主联盟的老朋友们一起去缅甸南部的海边游泳，沙滩上一些玩耍的，才10岁左右的孩子们看见她，冲上前去向她喊着，“来吧，姑姑，跟我们一起玩吧。”——缅甸人都称她为“姑姑”，她露出满意的微笑。

她的同志们对这一幕印象极为深刻，“她看上去从没有这么自由过。”

她偶尔发表演说，但从不抱怨自己的经历。她的朋友曾经告诉她，她应该多谈谈自己，昂山素姬笑着回答说，“这和我无关，这是缅甸人民的场合。”

“这和你太有关了！！”这位朋友争辩道。

“我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抗议。”在一次接受BBC的采访时，昂山素姬总结说。

---from web


(BBC) 缅甸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与南非领导人曼德拉一样，成为一位无所畏惧、以和平方式抵抗当局严厉镇压的国际人物，具有很强象征意义。

对于缅甸人来说，62岁的昂山素季已经成为他们争取结束军人独裁统治的最大和唯一希望。

昂山素季是反对派"全国民主联盟"的领袖，但是在过去18年中，她有11年是受到缅甸军人政府不同形式的软禁。

1991年，昂山素季因为缅甸实现民主做出不懈努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在颁奖仪式上，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塞耶斯泰德形容昂山素季是"无权者力量"的杰出代表。

长期软禁

在海外生活工作一段时间后，昂山素季1988年返回首都仰光，但很快被缅甸军政府软禁家中，直到1995年才获释。

2000年9月，昂山素季不顾当局的禁令，试图前往北部城市曼德勒再次遭受软禁。

她在2002年5月无条件获释，但是一年之后，她的支持者与政府的支持者发生冲突，她再次被逮捕入狱。

2003年9月，昂山素季接受妇科手术后，被允许返回住所，但是实际仍遭到软禁。

在被软禁期间，她坚持开展研究，并积极锻炼身体。每天的生活主要是打坐、练习法语和日语，在钢琴上弹奏巴赫的作品。

最近几年，昂山素季能够有机会会晤"全国民主联盟"的官员，以及一些像联合国特使伊斯梅尔这样的外交官员。

但是在早期拘留期间，她经常被囚禁在单人牢房里，甚至不允许与他的英国丈夫阿里斯和两个儿子会面。

1999年，她的丈夫阿里斯因癌症去世。缅甸军政府同意昂山素季前往英国奔丧。但由于担心当局借机拒绝其返回缅甸，迫使其流亡国外，昂山素季决定留在缅甸，未能见上丈夫最后一面。

昂山素季经常说，当局的拘留措施使她变得更加坚定信念，将她的余生贡献给缅甸人民。

联合国特使伊斯梅尔私下里表示，昂山素季是他所见到的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物之一。

海外生活

昂山素季之所以在国内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主要是因为她的父亲昂山将军是缅甸在40年代争取独立时的民族英雄。

但是昂山将军在1947年7月过渡时期遭到暗杀，当时距离国家独立只有6个月时间，而昂山素季只有两岁。

1960年，昂山素季的母亲被缅甸政府任命为驻印度大使，于是，昂山素季随母亲去了印度。

在印度中学毕业以后，昂山素季进入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学习政治、经济和哲学。

1972年昂山素季27岁时与英国亚洲学学者阿里斯结婚，婚后生有两个儿子。

1980年代她在日本和不丹工作一段时间后，大部份时间里，她都在英国牛津与丈夫、儿子共享家庭生活的欢乐。

昂山素季已经有多年没有回过缅甸了，但是对她来说，她的心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她的祖国。

1988年，母亲中风，昂山素季星夜兼程赶回缅甸，看望病中的母亲。当时缅甸的局势非常动荡。

数以千计的学生、办公人员和僧侣走上街头，要求实行民主改革。

1988年8月26日，昂山素季在缅甸首都仰光发表演讲时表示："作为我父亲的女儿，我不能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缅甸正在发生的民族危机，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缅甸正在争取第二次独立。"

昂山素季在缅甸很快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为缅甸最大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全国民主联盟"总书记，开始在缅甸巡回演讲，宣传民主。

她深受到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印度圣雄甘地非暴力理论德影响，在全国各地组织集会，呼吁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改革和自由选举。

但是1988年9月18日发生军事政变，群众示威遭到军队的血腥镇压。

1990年5月，缅甸举行大选，军政府在不允许昂山素季参加选举的情况下让全国民主联盟参加选举。

全国民主联盟获得议会80%的议席，获得了组建政府的资格。面对选举的失败，军政府不愿交出手中的权力，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并将许多反对党领导人关进监狱。

苏共以党治国亡党亡国的历史警示

作者：吴敏

巴黎公社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政权，不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建立的，没有提出党采用什么方式领导国家政权的问题。而且，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1天，没有再组建新的政党，不像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存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当时，巴黎公社实行的是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均由普选产生，不称职者随时罢免。对于巴黎公社实行的这种普选制和随时罢免制，马克思、恩格斯多次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是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两个根本措施之一。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致力于建立的仍然是巴黎公社式的“人民自治”机构，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十月革命胜利当天晚上开幕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出席会议的代表均由各地、各系统苏维埃选举产生。在参会的650名代表中，既有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后者所占比例达到代表总数的将近40％。显然，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政权，不仅不是由布尔什维克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形态，而且也不是由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而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实行的是政治上的“多党制”。只是在由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人民委员会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掌握着主要的领导权。

可惜，由于国内战争爆发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以及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斗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政治局面，遇到了许多极为严重的问题和困难。这最终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政治联盟”的彻底崩溃，布尔什维克完全掌握了苏维埃政权。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列宁不得不修正原来的思想，从原来强调由“全体人民管理国家”，转变成了强调由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先锋队”来管理国家。1918年5月，列宁明确提出了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掌政权的主张并加以实施。列宁这个思想有利于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愈益严重的负面效应，这就是比较明显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及时地注意到了“先锋队管理国家” 的缺陷及其危险性，并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采取的措施主要是：

其一、明确划分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列宁在1922年3月写的一封关于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大纲的信中强调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

其三，改革党的组织体制和领导体制。在列宁的倡议下，俄共（布）十大作出了以“工人民主制” 取代极端集中制的决议，决定从下到上都要废止干部委任制，推行干部普选制，并要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置于全党的监督之下。

其三，加强和改善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列宁认为，要把大量优秀人才输送到国家政权机关，在国家政权机关实行工作责任制，强化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和威信，强化对国家政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其四，建立健全国家的法制体系。国内战争一结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党的工作和国家政权管理中比较严重的混乱行为，列宁就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的任务，并作了许多重要部署。

但不幸的是，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列宁的病情逐渐显现和转重，以致不能正常工作，这使得他对于解决“先锋队管理国家”的问题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斯大林在这方面明显地持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到1923年3月10日列宁第三次发病并完全失语瘫痪，特别是1924年1月21日逝世以后，列宁原来启动的解决“先锋队管理国家”问题的努力就完全停顿和夭折了。相反，自1922年4月斯大林任苏共总书记以后，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各级组织的体制愈来愈得到了扩展和加强。到了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的“以党治国”体制就完全建立起来了，成了苏联政治体制的主体和主导模式。

斯大林以党治国体制的主要特征：

一是党的各级组织国家化，成了各级国家机关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他国家机关只不过是贯彻执行党组织决定和意志的工具；

二是党的各级组织设置若干部门，直接地对口指挥政府各系统的日常工作；

三是党内的权力主要集中于各级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委的主要领导人，下级党组织和一般党员基本上只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

四是党章关于选举产生各级党组织领导成员的规定基本上只是一种徒有虚名的形式，各级党组织领导成员几乎都是自上而下任命的；

五是宪法和组织法关于选举产生各级国家政权机关领导成员的规定基本上也是一种形式，这些领导成员几乎都是有关党委预先已经内定了的。按照宪法、组织法规定进行的所谓“选举”，只不过是技术性、程序性的获得合法性的手段和过场而已，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作用。

显然，在斯大林主持下苏联建立起来的以党治国体制，根本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科学论述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应该建立的国家政权形式，而是同这种国家政权形式完全相违背的，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理论的要求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维埃国家政权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由“先锋队管理国家”作为一种短期性、权益性的做法，尽管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毕竟还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但是，到了苏维埃国家政权体系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之后，仍然继续坚持甚至更加强化这种以党治国体制，必然要越来越暴露出其非常严重的弊端。

第一，以党治国体制不仅使党国家化了，而且还以党的名义使国家机器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和强化。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机器在本质上是一种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无产阶级政党给自己确定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将国家机器像青铜器一样最终放到历史的博物馆里；在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政党还不得不继承国家机器这个“祸害”，但必须对其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逐步使其弱化；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要尽力扩展社会的主体性、自主性和创造力，决不能让国家机器进一步膨胀并紧紧地缠绕和束缚住社会的肌体。但是，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以党治国体制，意味着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不仅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要求，对国家机器坚持批判性的态度，失去了对国家机器必有的警惕、戒备和防范，反而以为它已经具有了“工人阶级”或“社会主义”性质而宽容它、纵容它，并且将党组织也演化成为了国家机器的“核心”，使得国家机器史无前例地更加完备和强大了。这样一来，国家脱离社会、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即使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国家也具有这种本质）势必要扩张，成为一种超乎社会和人民群众之上的强大的特殊力量。这样一来，刚刚争得统治权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尽管仍然在法律形式上被尊称为是所谓的“国家主人”，拥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但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际上没有多少发言权和决定权，只能由少数掌权者以“党和国家”的名义来主宰和支配自己的命运，完全处于一种被统治者或“被运动者”的地位，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国家主人”了。而以“党和国家”名义管理社会的少数掌权者，则越来越摆脱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监督与制约，逐渐完成了从“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的蜕变。

第二，以党治国体制明显废弃了党的领导应有的本质内容和最高原则，使党的领导从根本上上遭到了严重损害。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和国家学说，党的领导的本质内容应该是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要渠道和方式就是通过“议行合一”的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法定权力，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制定国家法律法规，选举并监督各级国家政权机关。但是，以党治国体制将宪法赋予人民群众的这些权力，统统掌握在了各级党委手里，使得党的领导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本质内容实际上被废弃了，蜕变成了“代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而且，以党治国体制所具有的权力集中本能，势必进一步弱化、消减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将各级党委的权力逐步转移到党委书记手里，逐步形成地方党委的决定由地方党委书记拍板、党中央的决定由总书记拍板的个人集权状态。这样一来，名义上是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完全背弃和损害了党的领导。自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以党治国体制在苏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越来越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斯大林假借“党”的名义实施个人集权、剪除异己的行为也越来越登峰造极。在斯大林1936年开始的“大清洗”中，根据俄罗斯官方提供的资料，1934年参加党的十七大的1961名代表有1108人被枪决，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98人被枪决；从1936年到1941年，共有695012人被以“反革命”、“叛国罪”等名义处以死刑，其中，苏军5名元帅中有3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有15名、67名军长中有60名、199名师长中有136名。这些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血淋淋的事实，“严重动摇了苏共的执政基础，成为苏联社会主义难以愈合的、流血的伤口”1。显然，苏共的以党治国体制，势不可免地演变成了斯大林个人的集权制和独裁制，从根本上摧毁了苏共执政的政治合法性，极为严重地亵渎和玷污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科学理论。

第三，以党治国体制虚化了宪法和国家政权体系，使得宪法和法律难以遵行，国家政权体系难以正常、有效地运行。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确立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斯大林难以改变的客观现实。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大背景下，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理论的以党治国体制，不可能在宪法里得到确认，不具有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这样一来，一方面，以党治国体制作为一种强大现实力量的存在和运行，不可避免地要弱化、虚化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使其成了一种难以规范和调整现实社会关系的“纸面上”规定，使得社会现实状况和宪法及法律规范完全是两码事、“两张皮”；另一方面，由于各级国家政权机关都是按照各级党委的意志产生和运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级党委的工具和附庸，没有多少独立性、自主性可言，所以，他们也很难树立应有的法制权威，很难按照宪法和法律规范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很难及时、妥善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这注定要导致一种悲剧性的客观后果：以党治国体制将主要的国家权力交给了党组织，将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组织合而为一，使得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的组织机构数量翻了一倍，但是，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国家权力运行的效率、效益，却降低和减弱了不知道多少倍。

第四，以党治国体制实行自上而下的党政领导职务委任制，难以形成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致使特权现象和权力腐败成为必然。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以党治国体制下，各级党政领导职务实际上都是由上级党委委任的，党章和宪法规定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形式和过场，仅仅是一种为了获得合法性的程序和手续。但是，正如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所尖锐指出的，这种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巴黎公社精神的，它势不可免地使得党政领导干部主要是对上级党委特别是其主要领导人负责，而不是对社会和人民群众负责；势不可免地使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实际上失去了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势不可免地使得相当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因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而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形成一个公共权力的既得利益阶层或称特权阶层、特权集团，有的甚至要坠入贪赃枉法的腐败深渊。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能休止。英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也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无产阶级政党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党纲上公开宣称党除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但是，以“党和人民”名义掌握权力的机构和个人却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并且可能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苏共长期实行的以党治国体制，决定了它不可能建立起对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衡机制，决定了掌权者不可能按照宪法和法律程序正常更替。这种由绝对权力孳生的腐败现象，在以党治国体制内根本不可能被铲除，只会愈益恶化。大量事实表明，在苏联解体之前，各级党政官员的腐败程度已经非常严重了，到了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地步。

执政74年的苏联共产党（最初称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之所以骤然丢掉了政权，落了个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在斯大林时期业已形成并在此后长期延续的以党治国体制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弊端，无疑是一个根本性、决定性的最重要原因。从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是以党治国体制葬送了苏联，葬送了苏联共产党。这个极为沉重的历史教训和极为强烈的历史警示，非常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王丹等：关于目前缅甸民主运动局势的声明

缅甸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以来, 我们一直对局势的发展极为关注. 目前缅甸军政府开始用暴力试图压制缅甸人民的民主诉求, 我们更是深表愤慨与担忧.

作为曾经参加过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 目前流亡海外的中国八九一代人士, 我们完全理解缅甸人民对民主的热情和追求, 也极为钦佩昂山素季女士长期以来对民主的致力推动. 我们更体会到暴力镇压对一个国家带来的严重伤害. 我们认为,缅甸的民主, 以及中国的民主, 是亚洲民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 我们相信, 只有亚洲的民主力量团结合作, 相互支持, 才能使得民主化在亚洲蔚为风潮.

同时, 我们也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缅甸军政府的支持和从容. 众所周知, 中国是缅甸军政府的最大支持者, 今天缅甸的暴力镇压就是中国政府长期支持的结果, 因此中国当局对于结束缅甸的暴力局面, 对于缅甸人民的民主诉求,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基于以上认识, 经过与海外缅甸流亡民主人士的紧急沟通和讨论, 我们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成员, 向缅甸追求民主的僧侣和民众表示最大的敬意以及坚定的支持, 同时我们呼吁:

1. 缅甸军政府应当立即停止一切暴力镇压行为; 立即释放昂山素季女士;
2. 中国政府应当向缅甸政府施加压力, 迫使后者采取上述措施;
3. 全世界, 尤其是亚洲的民主运动人士立即行动起来, 共同声援缅甸的民主运动.

王丹 李恒清 刘俊国 周建 潘强 金岩 余厚强

施化：道德的迷惑

有消息报道，中国九月十九日评选出了53个道德模范人物。官方的新华社说，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道德建设，经过群众推荐、投票评选等程序，今年有53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就在道德模范推选的同时，南京市发生一件“雷锋死了”的哄动案件。某公司职员彭宇因搀扶摔倒的老太太并送她上医院，反被告上法庭。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达45,876元。判决书称“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道德这个东西给人们的迷惑，从上面的两个极端中展现无余。

一方面，道德被尊为万尊之首，文人学士言必称道德，用如丧考妣的哀痛心情，追忆失去的往日道德。另一方面，道德像雪崩似的沦丧，无论官民，都视道德于无物，社会再也不存在美好的道德。道德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道德和人与社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一种道德究竟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重建一种社会所真正需要的道德？所有这些都是呈现在国人面前的一团乱麻。本文限于篇幅，只能抛砖引玉。

新当选的53个模范人物之一，58岁的乡村医生刘玉莲，行医41年，医治患者30余万人次。她挑起新疆哈密市二堡镇二堡村1000多口人健康的重担，使“小病不出村”的基本医疗目标在这个全镇最穷的村子成为现实。她的主要“事迹”之一，是为了给人治病，把11个月大的女儿绑在炕桌上，以至于病死。这种在中国的先进道德，到了西方是犯罪，会被指控上法庭，轻者失去监护权，重者坐牢。可见，人们朝思暮想的道德，不是同一样东西。

道德是一种价值准则。这个准则主要适用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定的道德准则在某个时期某种程度上规范人的交往行为。所以说，荒岛上的鲁滨孙不存在道德困惑。不同的经济文化会形成不同道德规范。远古和今天不可能共享一种道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今天再延续这种道德，结果就是男女比例失调的灾难。由此看来，道德不是一成不变，至高无上的法则。道德标准本身处在一个扬善抑恶的进化过程中。如果道德被看作僵化的岩石，那就是道德迷信。被迷信的道德扼杀人性，比道德沦丧还要害人。

道德的形成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通过口耳相传，潜移默化。最初的道德在简单的乡里关系中形成，比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随着社会形态的复杂，道德规范也随之复杂。道德是上一代人从更上一代人那里传下来的。所以这一代的道德水平，体现的是上一代的水平。建国初期的道德水平，反映的是民国时代的道德水平。文革时期的道德水平比现在还好，不是因为老毛的原因，而是毛掌权之前那些人的功劳。到了八十年代以后，社会道德才开始反映文革时期的真正水平。

道德和信仰有关，信什么就遵从什么道德，什么都不信就什么道德都没有。过去人们相信轮回，相信因果报应，所以做坏事不敢做得太绝，生怕阎王的板子，来世只能做牛马。后来人们相信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所以拿公家的东西不惭愧。到现在什么都不信了，只信钱，所以怎么捞得快怎么来，管他害死多少人。一个不可抗拒的事实，如果信仰继续被摧残，下一代人的道德只会更沦落。

道德的一个重大功能是形成秩序。一个制度和法治有缺陷的社会，尤其依赖于道德来维护秩序。一个特别迷恋道德的社会，一般来讲，基本是法治不健全的社会。为什么这么说？法治社会由于以法为主要行为规范，分担了道德的大部分功能，所以不特别强调道德。有一种说法，法律是最低标准，道德是最高标准。是不是强调道德的社会，已经具备了最低标准了呢？相反。法治不全的社会由于缺乏最低标准，不得已把最高标准则降低，来补偿最低标准的缺失。道德被推上尊崇地位只不过由于法治的孱弱。

在南京彭宇案事件中，民意沸腾的焦点，全部集中在社会道德沦丧问题上，只有很少几个人从法律的角度来拷问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有什么法律漏洞。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全体性地法治淡漠，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全体性地道德狂热。这是一个不能不让人焦虑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道德一向来由社会中少数掌握话语权的人制定。所以，道德维护的秩序主要是上层社会的秩序。底层社会不是不需要秩序，但是在专制制度下，底层没有话语权，普通百姓对道德规范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小学课本里写入爱党爱国家的道德，制定权只属于课本的编撰者。民主制度下的国家，不但没有全国统一的道德课本，也没有哪一本允许写上爱执政党这种道德。由此可见，道德本身不是系统学科，只取决于有权利对道德发言的那些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用知识来作判断，比用道德作判断更加可靠。

鲁迅说过：“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先生的这段话说出一个道理，无论是古是今的道德规范，必须以现今百姓的利益为准则重新衡量。凡是不符的，则不必迷信。

这并不是鼓吹道德虚无主义。不是说不要道德，但是第一要在健全法治的基础上来谈论道德，避免法不足，道来补。第二要打破垄断，开放话语权，给宗教更多自由，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信仰的重建，建立符合今天的经济文化的新道德。最后，必须统一对道德构成的核心原则的认识，这个原则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人性。

江棋生：评点历史唯物主义

引子

已有好些日子未去许良英先生家了。原因是，他不赞成我身陷物理学研究的黑洞中而无暇顾及其它；而我也有倔脾气，既然已经走了90里，也就听不进别人的规劝，非要执拗地把最后10里路走完。8月28日我终于去见许先生，随身带去三篇关于左右对称问题的物理学论文，及7月底完成的《与“左派”过招 和谢老商榷》一文。我告诉许先生，我的物理学研究已经鸣金收兵，剩下要做的，是尽快公开发表自己的论文。我对许先生坦言，如果我的论文能够公诸于世，那么，李政道、杨振宁主张的“弱相互作用中左右不再对称”，就悬了。

我承认，在许先生面前这么说话，多少是有点狂了。但是，我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通过谦卑的推理和论证，我的结论是，弱相互作用中左右依然对称。我相信许先生完全听清楚了我的话，但他似乎无动于衷。我心里明白，他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你这个物理学世界中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居然能推翻50年前经李、杨和吴健雄等“大师级物理学家”所确认的结论？

表过物理学之事，我开始介绍《和谢老商榷》一文。这时，87岁高龄的许先生马上变得神情专注，反应敏锐，谈锋甚健。他说，早在1988年11月“全国首届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上，他就公开提出：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违背现代人类文明的历史潮流。接着他尖锐批评了辛子陵先生的治学态度。他认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几个重要论断均与历史事实不符。许先生告诉我，他被打成右派遣返回乡后，曾经通读过39卷本《马恩全集》，这次经过重新考证，他得到的结论是：

1.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抛弃过共产主义口号，从未放弃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们直到晚年，也没有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2. 列宁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3. 当代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别的，是一种改进版的现代资本主义。
4.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等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党专政主义。

我对许先生说，我读过4卷本《马恩选集》，我赞同他的四点结论，并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造成共产主义大灾难的始作俑者。听我言罢，许先生笑着说，既然你的看法跟我一样，那我就可以省点精力，你的文章（指《和谢老商榷》一文）就没必要读了。

时近中午，许先生要下厨房做他的拿手快餐——馄饨、江米团子、菜蔬一锅烩，留我吃中饭。我没有忘记去年跟他小儿子许平说过的话：你父亲做的乱炖饭，我只能吃一次。于是，我赶紧说，我的口味与你不一样，我回家去吃。临走时，我很认真地告诉许先生，由于自己对物理学研究的沉湎，而把一件早就想做的事耽搁下来了。这件事就是：好好地批一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信徒们眼里的“瑰宝”

长久以来，我注意到一个基本情况，那就是，马克思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遭到了痛快淋漓的批判和十分有力的证伪，甚至连马克思的忠实信徒们也都无奈地承认，马克思在书中作出的许多论断均已过时了。但很有点不同的是，就质疑和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我却总感到有些话并没有完全说到点子上，批得的确不够到位，“棋没有走干净”。与此相呼应，就是马克思的信徒们，例如李成瑞、马宾等170位“左派”们，还依然相当心安地把它当成不可多得的宝贝和护身符。甚至民间的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也曾对我说，唯物史观还真有道理，经得起推敲。不过，我直觉地相信，既然马克思那么多斩钉截铁的断言都被证伪了，他赖以作出断言的基本原理就一定存在致命的硬伤；只要把硬伤找准了，它也就寿终正寝了。

在这里，让我们不妨先来见识一下，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信徒们眼里的“瑰宝”——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是个什么东西。

恩格斯1883年3月17日《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唯物史观的提出和剩余价值的发现，是马克思作出的两项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4页）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官方对恩格斯的话不敢有半点怀疑和不敬就不去说了，中国民间的一些学者，甚至个别异议人士，又是怎么评价历史唯物主义的呢？一种典型的说法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登峰造极的恭维是，“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关系、生产过程的剖析，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概念，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个原理的提出是整个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前无古人的、最伟大的贡献。”（《人工论提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第81页）套用一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见过会吹捧的，但没见过这么会吹捧的。

人类理性的重度迷误

大家知道，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认为意识决定存在的，被称为唯心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的，被称为唯物主义。坦率地讲，我至今依然持“存在决定意识”这一观点。就是说，自然界先于人的出现、当然也就先于人的意识的出现而存在，因此它是本原的，第一性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人的意识并不反作用于自然界。这一见解，对我仍然很有说服力。

然而，我对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却早就心存狐疑。经过一番沉思、解析和积淀之后，我更是认为，似是而非的唯物史观的提出及其传播，完全说得上是人类理性的一种重度迷误。

众所周知，马克思用“社会存在”来指称社会的经济状况，用“社会意识”来指称人们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及哲学的观念、观点和思想等。然而我发现，当马克思将“存在决定意识”套用于人类历史进程，从而断言“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时，他并没有作出以下论证：1、在社会存在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人，全是不具有社会意识的。或者，2、虽然具有社会意识，但它对人的经济活动是全然不起作用的。相反，我们却看到他有一个重要的补充论述，即社会意识必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可不能小觑马克思的这个补充论述。马克思的本意，当然是为了补台，为了自圆其说。但在我看来，这一补充论述所起的作用却是大大的拆台；它在不经意间，几乎完全颠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因为，什么时候只要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作用，它也就参与了社会存在的形成和构建，那么，这个时候的社会存在就不能称是本原的，第一性的，不依赖于社会意识的；因而也就不能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说实话，在三言两语之后，历史唯物主义的纸老虎品性就已赫然裸露，它的“基本原理”就已岌岌可危，这连我自己都感到暗暗吃惊。为了逃避最后的证伪，历史唯物主义者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认为，他们唯一可做的，是尝试进行以下的辩解：在人类元初的经济活动中，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是不具有社会意识的，因而人类最初的经济状况是在与社会意识无关的情况下先行生成的；而人类最早的社会意识，则是在已有的人类最初经济状况（社会存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于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不就出来了嘛。不过我认为，即便这一辩解能够成立，实际上也无济于事。因为它充其量只是表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在人类史的最初阶段是适用的。而过了那个十分短命的阶段，当社会意识开始“发展起来”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时，人们的社会存在就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了，“闪耀真理之光”的历史唯物主义火炬也就熄灭了。这样，没辙的人们不是还得告别马克思，在黑暗中自己打着灯笼，再去另找“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吗？

我猜想，马克思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从历史唯物主义问世的那一天起，紧着往好里说，它也就一直处于十分可怜的、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状态之中：充其量只在一个无穷小时段之中才能成立。我愿意相信，不是出于利令智昏，而是出于理性迷误，“学者”马克思以罕见的“理论勇气”宣称，在整个人类史中，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更为可悲的是，所有的历史唯物主义信徒们，或出于理性的迷误，或出于别的考量，一百多年来都只是重复其祖师爷的论断，恐怕从来没有想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实在是一件很唯心的事。

给出我最后的轻轻一击

现在，让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最后的轻轻一击，即论证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从事生产和其它经济活动时，不可能是毫无社会意识的。

首先应当承认，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但是，关于人这个物种，我们有一个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人是能够自觉思维，能够运用符号进行交流，能够使用工具并能建立复杂社会组织的物种。人类最早建立的社会——旧石器时代社会，就是由处在特定关系中的人的群体组成的自创生、自组织系统。那个时代的小规模游牧部落（氏族），既靠狩猎和采集，同时也靠习俗、仪式和禁忌，以及相应的神话和信仰体系来实现自我维持。不能设想，人类的元初社会只有社会存在，没有社会意识。也不能设想，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是心灵一片荒芜、只会干活的机器。作为人，他们具有最初的道德伦理意识和宗教意识，具有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的精神文化生活。至此不难明白，说处于元初社会中的人没有社会意识，或说他们在从事生产和其它经济活动时没有社会意识，其实是很荒唐的。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在人类社会的元初态，人们的社会存在就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意识而先行出现，并且由于社会意识必定作用于社会存在，因而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乃压根儿不能成立。

这一观点的另一种等价表述是：即使在历史的出发点处，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也不可能在政治、文化的真空中，或在政治、文化的功能被麻痹、被冰冻、被屏蔽的状态下进行或形成。从元初态开始，人们在解决吃、穿、住、行中，就有政治、文化的因素内禀地参乎其中，并分分秒秒、无孔不入地起着作用。因而，在人类社会的元初态，人们的经济状况就不可能独立于人们的政治、文化状况而先行存在。经济和政治、文化之间，就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经济就不是什么基础，政治和文化也不是什么上层建筑。

除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决定”外，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决定”，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很明显，依据同样的思路，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决定”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一句话，人们在生产中发生关系。我在这是只要加上一句：人们在关系中进行生产，被马克思的片面论述所扭曲的事物本来面目，就完整地显现出来了。可以肯定，哪怕一直追溯到人类社会的元初态，人们也不可能在无关系中进行生产。因为生产力中的“人”，只能是处在某种生产关系中的人，而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孤立子。因此我的结论是：任何时候，人们都在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中进行生产；任何时候，生产力也不可能独立于生产关系而先行存在，并因此“决定”生产关系。顺理成章地，那些言之凿凿、很有底气的马克思主义断言，如“生产力是历史的出发点和基础”和“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等，也就立马崩塌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

事实上，在我作出上述论证之前，我早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奉者常常会忘记马恩关于“生产力是最终动力”的教导，而去追问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为我所敬重的宗凤鸣先生在他刚定稿的新书（《心灵之旅》，待出版）中，就明确追问道：“生产力所以能迅速发展，其动力是什么？”，宗老给出的答案是：人的自然需求。看来，这是他认为的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

再来看一看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背离马克思的经典教义的。大家知道，中共就什么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给出的答案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上述答案中可知，中共认为是人的“需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需要”是比生产力更为革命的因素，是决定生产力的东西。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还真不怎么样，连信誓旦旦皈依马列的人，包括死了以后愣不去见老子、孔子，也不去见自家谱系中的老祖宗，而非要去见德国佬马克思的人，只要稍有一些理性的回归，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它弃之一旁，并惬意地滑向修正主义，以另一种决定论来解释人类历史的演化进程。

不过，我的看法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固然有致命的硬伤，人的需求决定论恐怕也有待进一步探讨。目前我倾向于认为，人的需求和生产力状况是相互作用、相互调适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例如，如果没有新的需求的出现和激励，一些人类部落可以数以万年计地保持一定的生产力状况不变，过着极为简陋的生活。这种情况似乎支持需求决定论。然而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需求与生产力状况完全无关。比如，200年前的人们就不可能出现对电脑的需求。这就表明，人的需求虽然具有突发性、创造性和不可预见性，但是，这种“三性”是在随生产力发展而水涨船高的大景观下呈现出来的。

同样，我虽然釜底抽薪，根本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决定重要思想”，但却并不认为反过来的“三个决定”就是对的，即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政治或文化决定经济和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是对的。我的看法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从来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整体共生、相互依存、交互作用的关系。换句话说，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从一开始就是整体共生、相互依存、交互作用的。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一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整体共生、相互依存、交互作用的。

来自波普和哈贝马斯的批判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这次迟到的评点之前，我重读了二十世纪思想大家波普（K·Popper）和哈贝马斯（Habermas）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和评述。在半个世纪以前，波普在他的两部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批判矛头指向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波普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为“经济主义”。他认为，这种经济主义强调经济背景是任何一种发展的最终基础，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他强调说，社会历史清楚地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观念的影响可能超过并取代经济力量；经济因素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特别是同科学思想的作用相比，只能占次要地位；构成知识的思想比整个物质生产资料更为根本。由此他明确地断言，不是经济决定思想，而是思想决定经济，知识比经济作用更大。

波普把所谓国家是上层建筑、它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观点辛辣地称为“政治无能论”。他强烈地反对这种政治无能论，认为政治可以决定经济，政治力量对社会经济起着基本的作用。他毫不含糊地说，政治力量是维护经济的关键，不是经济力量统治政治力量，恰恰相反，而是政治力量控制和制服经济力量。

应当说，波普的上述批判爽脆犀利，不乏睿智。不过，他的思想决定经济的“思想主义”和政治决定经济的“经济无能论”，在我看来同样失之偏颇，难以成立。其实大家也都看到，唯物史观在经受他的猛烈批判之后，并没有进入历史的博物馆，而是侥幸存活至今。

哈贝马斯于1976年出版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作者在书的导论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总体评价。哈贝马斯的批判锋芒首先直指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他认为，一是单从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说明生产关系如何变革。二是社会学习机制的进化造成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造成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不难看出，哈氏的这种见解类似于波普的“思想决定经济”的“思想主义”。

针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哈贝马斯也率直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过，和我从根子上对这种区分所作的彻底否定不同，他认为，这对范畴用以解释马克思身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现象，是正确的。而在自由资本主义之前和之后，这对范畴并不成立。我觉得，哈贝马斯比波普更为可取的地方是，他没有像波普那样，在气势逼人地狠搯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之后，反过来过一把“片面的深刻”之瘾，干脆主张“政治决定经济”，而是走出了颇有见地的一步：提出社会一体化观点来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所谓社会一体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人们行为的一般结构、人们的世界观结构、以及人们的法律制度结构和道德约束机制三方面的相互适应，即行为层次、观念层次和制度层次的相互适应。哈贝马斯主张，社会一体化进化的根本动因，则是人类道德实践知识的增长。

显然，哈贝马斯不是像他所宣称的那样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对其进行了虽然并非完全到位、但却相当有力的否定。

今天，我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自己的评点，以平实的论证对其进行了冷峻而无情的证伪。我相信，在理性光芒的烛照下，人们迟早会达成明确的共识，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是一种谬说，而不是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唯物史观的提出，完全是人类理性的迷误，而决不是“整个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前无古人的、最伟大的贡献”。

2007年9月27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9月27日上网，9月30日和10月1日分两次将全文播出）

高尔泰：“这是为什么？”

——答BBC记者问
1、五十年后看反右，仍然众说纷纭，这很正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说起反右运动，许多人都要提到当时的国际背景。其实国际背景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四九年以来私有财产的大规模掠夺（土改、合作化、工商业改造等），逻辑必然地要导致文化思想领域的政治占有。肃反中的胡风事件，早已打开了以思想言论定罪的大门。为进一步排除绝对权力运行的障碍，反右运动是少不了的。所谓的扩大化也是少不了的。即使没有匈牙利事件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都少不了。换句话说，反右运动的必然性，是由毛泽东政权追求绝对权力的特点决定的。

2、私有财产的党产化，必然导致人的党产化。制服五百五十万或者一千二百万知识分子，是为了制服全体人民。所以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以及人们一个个跟著言假言文假文也是少不了的。当你不能说真话时，你只是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当你不能不说假话时，你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变成了党产——绞肉机器（共犯结构）的一个零件。或者说变成了一个假人，一个与自己敌对的他人。台湾人比我们幸运，他们能追讨党产，而且那党产只是物权。我们若要追讨党产，首先要追讨人权。当前的右派索赔，我看毫无希望。没有人权，何来物权？

3、打成右派的，什么人都有。为虎作伥的，落井下石的，各单位党组织为了完成定额随便拉来充数的，甚至党内权力斗争的失败者都有。比之于理想主义的无名英雄，更多的是相信党拥护党乐呵呵响应号召帮党整风的积极分子。所以，不是“扩大化”之说毫无根据，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毫无根据。不是暴君丧失理智，而是人民群众丧失理智。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当时那个氛围的热度。千万人的吼声地动山摇，群众性围捕的场景里有一股子节日的喜庆。这种恐怖，历次运动都有，最最发人深思。

4、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当局仍然禁止讨论、甚至禁止提及1957年。这不奇怪，因为1957年至今还没有过去。不是吗：首犯的巨像依然高挂在天安门，继承人镇压“六四“，镇压法轮功、镇压地下教会、镇压民间维权，扼杀新闻出版自由。乃至扩军备战，在海外积极经营亲共团体和华文报刊、，把黑手伸向几乎所有的大学校园和科研机构。同时经营专制国家统一战线，扶持世界上那些最无耻的流氓政权……

这是为什么？

这个五十年前的问题，我今反问一声。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9月号

孩子“溜”过了“沸水一样翻腾的江面”的联想

作者：于成玉

据南方网9月6日报道：2007年9月1日，云南省福贡县布腊村民族小学开学了。这个有着两幢房子一个篮球场的学校，就建在怒江陡峭岸边的一小块平地上。学校有52名傈僳族学生，其中18个住在江对面——碧罗雪山上由吊脚楼组成的村子里。两岸相距一百余米，并无桥梁相连，只有两条钢索横越。这18个8岁至11岁的孩子，在开学日的早晨，用一根尼龙绳和一个滑轮把自己系在钢索上，在嗡嗡的摩擦声中飞快地“溜”过。他们身下，是沸水一样翻腾的江面。接下来的每一个学习日，他们都要用同样的方法，往返于学校和村子之间。

读罢这则令人彻夜难眠的报道，笔者不禁联想到， 今年5月16日，温总理在2007年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理事会年会上说，中国采取积极措施缓解非洲债务负担，累计已免除非洲国家欠华债务109亿元，目前已承诺并正在办理的免债还有100多亿元。对此，令笔者不解的是，既然我国有如此财力“采取积极措施缓解非洲债务负担”，为非洲人民一出手就是几百亿元，但却何以无力解决诸如“这18个8岁至11岁的孩子，在开学日的早晨，用一根尼龙绳和一个滑轮把自己系在钢索上，在嗡嗡的摩擦声中飞快地“溜”过。他们身下，是沸水一样翻腾的江面。接下来的每一个学习日，他们都要用同样的方法，往返于学校和村子之间。”这样“上学难”的问题呢？难道本国“上学难”的孩子比非洲的老百姓“贱”？难道有朝一日，一旦发生外敌入侵，不是由这些“上学难”的孩子，而准备由非洲百姓来保卫中国吗？

进而又联想到，那些首次进入座落于天安门广场上“巨蛋”里，坐在“两所希望小学”上（据有人计算，巨蛋里的一个座位的造价可建两所希望小学）观看《红色娘子军》的达官贵人们，面对孩子“‘溜’过” 了“沸水一样翻腾的江面”的场面，心里作何感想？难道当年无数“红色娘子军”血流如注，就是为了有朝一日，编导出 “这18个8岁至11岁的孩子，在开学日的早晨，用一根尼龙绳和一个滑轮把自己系在钢索上，在嗡嗡的摩擦声中飞快地‘溜’过”令人心惊肉跳的“沸水一样翻腾的江面”的“镜头”来吗？

香港人权团体和活动人士：谴责镇压缅甸人民

27-9-2007

以下多个人权组织、政治团体及社会人士对缅甸民主运动被流血镇压表达强烈关注和愤慨。我们支持由僧侣所组织并得到很多缅甸人民支持的和平示威。我们强烈谴责缅甸军政府以武力镇压和平示威者，并促请军政府聆听人民的声音并尊重其基本权利，包括示威和抗议的自由、集会自由和表达自由。

我们向勇敢、坚定和坚持争取民主的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淑姬及其他民运人士致敬。我们促请军政府释放昂山淑姬，并容许全国民主联盟及其他政党正常运作，并可以参与公平及自由的选举。

我们呼吁香港市民及国际社会谴责军政府的暴行，并支持勇敢的缅甸人民争取民主、人权和法治。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向缅甸人民表达团结一致的支持。

(名单)

Asian Center for the Progress of People

As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sia Migrant Center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

A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Democracy Depot

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of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Queer Sisters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of Hong Kong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Feminism

The Frontier

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 Asia Pacific


Billy Hung

Chan Sze Chi

Chan Yan Yan

Druce Dan Doohis

Eleanor Cheung

Emma Tam

Kit Chan

K F Chor

Lam Kim Ling

Lina Chan

Linda Noche

Phyllis Wong

Rey Asis

Sunita Suna

Tsui Hong Kwong

Wan Hoi Wing

Wong Kai Shing

Legislative Councillor Emily Lau

Legislative Councillor Fernando Cheung

Legislative Councillor Albert Ho

曾慧燕：中国影后刘晓庆的起伏人生

（原题：中国影后再创辉煌刘晓庆的起伏人生）

（刘晓庆近照/曾慧燕摄）
一如她所言，她的人生是由一次次的危机和灾难所构成。从默默无闻的下乡知青到家喻户 晓的影视红星，从风光的中国影后到弃影从商、成为跻身富比世（Forbes）排行榜的亿万 富姐，再从天上摔到地下，成为「偷税漏税」的阶下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名满天下的「中国影后」刘晓庆的人生，就如她的戏剧一样充满传奇性，她的故事比她主演的任何 一部电影都精彩。

刘晓庆是自八○年代迄今屹立中国影坛30年的长青树，也是中国最红的影视明星之一。她 曾经先后六次拿过代表中国影视界最高荣誉的「金鸡」和「百花」奖，创造了个人电影生 涯的辉煌，而她走过的道路，正是中国电影在七、八○年代的发展历程。当时一个流行的 说法是：八○年代的中国电影，是「刘晓庆的时代」。

后来她弃影从商，成为「亿万富姐」。当年据美国《富比世》杂志公布，刘晓庆名列中国 富豪第四十五位，有七千万至九千万美元的身家。没想到在她志得意满时，因「逃税」入 狱，在北京秦城监狱度过422天的「囚犯」生涯，出狱后复出拍戏偿还千万元人民币巨债 ，东山再起，再次缔造辉煌。她就像她扮演的「武则天」，一直处于风头浪尖，并颇受争 议，但越挫越勇，永不言败。

只被打倒 不被打败

回顾走过的道路，刘晓庆说她的一生都在挫折和灾难中度过，「我是昆仑山上的一根草， 怎么都打不倒。」这是刘晓庆成名时的名言。但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她在挫折中成长， 不得不承认自己并非「打不倒」。她现在的形容是：自己就像是一只「受伤的蝉」，一次次被人打倒在地，但她会再爬起来，「我只会被打倒，不会被打败。」她又说：「我从不 惹事，但一旦有事也不怕事。」

刘晓庆应邀来美国出席9月9日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的「庆祝美国华商会成立三周年暨美洲 华人迎奥运演唱会」，9月4日她与「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阿峰（本名孙湘光）及助理小 易一行三人，自北京飞抵纽约，华商会会长、中国城超市集团负责人邓龙前往机场迎接。 尽管刘晓庆以前来过美国，但这是她首次踏足纽约。

邓龙是在刘晓庆出狱不久即与她结交。他说不认识刘晓庆的人，都以为她傲气、强势及高 不可攀，「那是外界对她的误解，其实她的个性非常好，平易近人，随和。」

刘晓庆的前男友、「香港影帝」伍卫国说「她其实是个很温柔的女人」，不是外界传说的 那么霸道和强势。

「美国华商之夜演唱会」由刘晓庆压轴表演拿手好戏《大碗茶》，并与晚会主持人朱时茂 （曾在谢晋导演的电影《牧马人》中饰演男主角许灵筠）合唱《刘海砍樵》。大姐大的表 演果然不同凡响，刘晓庆身材婀娜多姿，步履轻盈，载歌载舞，风靡全场观众。当年她凭「走穴」致富，并练就一副好歌喉，应付这种场合绰绰有余。

天生丽质 慧眼识人

刘晓庆9月5日接受《世界周刊》专访，她强调这是近年来首次正式接受访问。她说出狱不久，为了给关心她的观众一个交代，曾接受凤凰卫视主播吴小莉和中央电视台访问，除此之外，再没有接受任何媒体访问，一直非常低调。

受访当晚她接受东道主邓龙宴请，与本刊记者见面时，最初并没有心理准备接受专访及拍照，只是薄施脂粉，甚至连口红也没抹，下身穿一条及膝短裙，脚蹬一双球鞋。以真面目 示人的刘晓庆，与银幕上「霸气十足」的「一代女王」有相当大的出入，与印象中那个自 负傲气的刘晓庆相距甚远。

「走到那里都是新闻」的刘晓庆一脸无奈，「和记者打交道，我是怕了！我不想再有新的 传闻，不想再卷入新的风浪，人生苦短，还是好好地享受人生。」

经与本刊记者交谈，她表示愿意受访，并主动邀请记者到她下榻旅馆畅谈，因她自信「看人的感觉不会错」。她说，不少影视界的「大腕」，都是被她发掘的。化妆师毛戈平，也 是凭着刘晓庆「慧眼识人」，在她担纲演出的电视连续剧《武则天》中「一戏成名」。

近距离打量她，感觉她比浓妆艳抹更清丽可人，脸上光滑肌肤细腻，身材也保持得非常苗 条，较之以往清瘦了不少，令人惊异岁月居然没有在这位现年56岁、中国殿堂级的演员脸 上留下痕迹。

大家好奇她怎么保持美丽外表？她澄清没有做过整容手术，她坐牢出狱后，曾经被人在网 路上公开一张接受脉冲光、除皱手术照片，但她否认。

她说，以前，这些消息会弄得她很不开心，「现在我根本不会介意，反而引以为豪，没有 整容还能保养得这么好。」

她强调，无论从心理上或是生理上，她从来没有年华逝去或是老年将至的感觉，觉得和3 年前差不多。「我本来就是性格开朗，活蹦乱跳的类型，到现在仍然外向，快乐，朝气蓬 勃，好动且不安分守己。许多朋友几年不见我，乍一见面都说：『你简直长回去了！』当 我刚从法国回来，参加谢晋电影回顾展，所有的人都怀疑我整了容，他们不知道我最反对 整容。」

她说，她个人是反对整容的，但她不反对别人去整容。虽然整容会对脸孔带来一定的修整 ，可是如果不和本身的气质、心态、个性、服装、发型相配合，就很可能只是一副死板没 有生气的面孔，像戴了一副假面具，「不仅不觉得可爱，有的时候还会使人感到可怖。」


她的青春常驻秘诀是少生气，即使生气也只有短短几分钟。她说自己心态好，个性也好， 天生乐观，看得开，爱为别人考虑问题。另外，经常运动也很重要，她长期坚持打羽毛球 。

曾有网友说她「老不死」、「装嫩」等，刘晓庆对这种难听话一笑置之。面对各种毒舌批 评，甚至还被选为十大装嫩装年轻明星第一名，她不但不以为意，还豁达地说，在自己的 人生字典里，把老不死跟长寿和资深画上等号，装嫩等于漂亮、时尚。

她说：「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许多说我坏话的人，从不认识我。」

曾经有朋友说她「成功的秘诀是心理健康」。她说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现在她无论多 么艰难，都不会再自杀。「我知道生命对于我是多么地偶然，只是在那无比重要的一瞬间 ！我重视人生，开发人生，还要享受人生。」

千秋功罪 盖棺定论

许多人都游说刘晓庆拍一部以自己走过的路为蓝本的电视连续剧，将自己的自传搬上屏幕 ，因她的一生多姿多彩，故事情节丰富，既有个人奋斗，也有名与利及生命中最重要的几 个男人，感情世界错综复杂。刘晓庆也自信将她「波澜壮阔的一生」拍成电影，一定叫好 叫座。

目前已有许多人要拍关于她的电影或电视剧，但被她拒绝。「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难，比 方说他们把我写成雷锋又不真实，但不是雷锋我可能又不接受。而且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 还有一段时间，还是盖棺定论比较好。」「千秋功罪，盖棺定论。」她打算留待身后由别 人来演绎她的故事。

问她若「千秋功罪，留予后人评说」，目前坊间「野史」已有许多与事实有出入的传闻， 会否与「一个真实的刘晓庆」有出入？她说自己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她经历人生大起大落 ，由家财亿万到一无所有，更惹上牢狱之灾，她以前不想再写回忆录，但现在改变想法， 待时机成熟时，可能会再写一本概括一生的回忆录，供后人参考。她不希望身后出现很多 野史，一些道听涂说的数据并不可靠。「既然如此，不如自己写，告诉大家最真实的一面 。」

刘晓庆形容自己刚出道时，「还是一只雏鸡，毕竟过去我从没有当过明星。时常在报纸上 看到写我的文章气得个半死。在报刊杂志上的各种渲染，已把我变成了另一个连我自己都 不认识的人。对此我已早就举手投降，甘作败将。我无可奈何。」



她后来扮演《武则天》、《西太后》、《赛金花》等角色，去研究中国历史，「才明白其 实千秋功罪谁又能准确评说？别说我一个小小的演员，就是那些政治家，什么又是他们本 来的面目？我曾悲哀地无数次想：也许到死的一天，社会以及我的观众们，都不知道我实 际上是什么样子。」

刘晓庆说，当武则天老年退位时，上官婉儿问她百年之后碑文上写些什么？武则天摇摇头 说：「什么也不写，就让它无字吧！」

她最初也认为，「千秋功罪，本来就不能评说。」但面对许多铺天盖地的「污泥浊水」， 「我终于奋起反抗了。我提笔写了我的第一本自传《我的路》。我像一只血气方刚的梅花 鹿，哪怕就是被人养在圈里你也无法抓到我，我会横冲直撞将自己弄得头破血流，再不就 是在去目的地的路上活活气死。我奋笔疾书。抱着扑灯蛾一般的牺牲精神，我不顾一切。 我写出我所有的悲愤，我用我的全部身心蘸着我的血泪写下『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 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的悲号，我豁出去一吐为快，哪怕是写完这部书就去 死，也在所不惜。」

刘晓庆说，当初写完《我的路》，她是准备自杀的，但宣泄了感情和内心郁结后，她反而 要活下去了。更重要的是，没想到这本书影响这么大，简直可以说得上「洛阳纸贵」。

《我的路》长达三万字，除了在《文汇月刊》全文发表，还在《文汇报》上有删节地连载 。《文汇报》发行一百多万份，当时发行不到10万份的《文汇月刊》再版两次，因此一跃 而上猛增到几十万份，「彷佛全中国只要识字的人都在看这本书」。同时，还被翻译成多 国文字，先后用14种版本在全世界发行。

她收到的读者来信「犹如下冰雹」。「鼓励、支持、赞赏的话语使我热血沸腾，燃烧得我 不想吃饭、睡觉。与此同时，中国大报小报用醒目标题对我展开了全面批判。」

打这以后，刘晓庆从出国名单上消失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外 国。也就是说，官方没有把我派出去过。我的心受到的伤害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我是内 伤，这种重创很难平复。陡然间我彷佛长大了10岁。」

沧海一滴水 生铁变成钢

于是，敢说敢做的刘晓庆，「再也不瞻前顾后，唯唯诺诺了。三把两把揪下自己身上要做 乖孩子的遮羞布，我变成了一个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成熟妇人。经过这次《我 的路》炼狱的磨难，我由生铁变成了钢。面对公众及媒介，我不再轻信，不再约束，不再 循规蹈矩，从而也不再悲伤，不再哭泣了。我开始不惧怕任何困难。我不再向人袒露胸怀 ，也就受不到致命的伤害了。我知道了我是一个电影明星，并且开始懂得做电影明星。我 给自己定下了新的法则：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挣名或是挣利。」

她悲哀地表示，在许多情况下，假如她不嚣张，不咄咄逼人，不霸道，不口出狂言，就不 是刘晓庆，大家就不认可。但骨子里的她，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刘晓庆当年「做名女人难」的名句已变成很多女人的心声，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她的心 态已完全改变。她笑说，当年是一个刚刚成名的小明星，还未懂得人情世故，「现在我不 会觉得做名女人有何难，因为再难的事情我都遇过。」

刘晓庆一直主张个人奋斗，但这种超前的思想在当时遭到批判。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所长刘再复，在刘晓庆因出版自传被中国文艺界作为「个人奋斗」典型批判时，曾见 义勇为打抱不平。后来刘再复因1989年六四事件漂流海外，刘晓庆访问法国巴黎，在紧凑 的行程中仍抽空到画家范曾家，与当时人在巴黎的刘再复见面。刘再复现居美国科罗拉多 ，得知刘晓庆应邀来美演唱，托本刊代致问候。他称赞她不但是位出色的演员，难得的是 为人正直、念旧。

刘晓庆九○年代下海从商，投资房地产风生水起，并自资拍摄电视剧等，事业最辉煌时， 名下曾有25间公司，成了中国的「亿万富姐」。出版第二本回忆录《我的自白录──从电 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也许是树大招风，在劫难逃。2002年6月20日，她因「北京刘晓 庆艺术公司」涉嫌偷税漏税1458万元人民币被捕，消息轰动海内外。

问她身陷牢狱、从天上重重摔落地下，是怎样度过这422天日子的？

她说知道反正不会枪毙，她不在乎钱，本来当初她就一无所有，现在就当是在名利场绕了 一圈，回到原点。而她自己是个天大的事情也不会往心里想的人，个性比较乐观。

不过，她出狱后接受凤凰卫视吴小莉访问时，坦言「真正坚强的人是不存在的」，她在狱 中曾经大哭，「泪飞顿作倾盆雨」。

即使在狱中，刘晓庆也没有荒度岁月，她自学英文，同时知道身体不能垮，她坚持洗冷水 澡。也曾想过出狱后若不能再演戏，就安贫乐道，开一间面馆维生，与心爱的男人厮守终 身，「你耕田来我织布。」

她说自己修炼的境界还未达到刀枪不入，幸好这次的劫难没有伤到内脏，只是伤了一些筋 骨。

她说，她走的路比一般人都辛苦，她所有的成功，都充满血汗泪水，都是凭自己认真付出 努力奋斗得来。最初入行时，她的条件也不是顶好，缺乏「那种非常大的眼睛，也没有酒 窝之类」。

作为中国影视圈的大姐大，刘晓庆因饰演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势的两位铁腕女人———「一 代女王」武则天和「老佛爷」慈禧太后而深入人心，尤其1995年出演她影视生涯的重要作 品《武则天》，当时44岁的刘晓庆透过化妆师毛戈平的一双妙手，把武则天从14岁进宫， 成功演绎到82岁驾崩，轰动海内外。

继《武则天》后，她最近杀青的一部古装大戏是40集电视连续剧《日月凌空》，演的也是 唐朝女皇武则天，此剧用跌宕起伏的情节，表现大时代中女人的命运，勾画出武则天和巴 蜀民间才女谢瑶环一段感人肺腑的忘年交。刘晓庆在此戏中重现了「女皇」的威风。

作为刘晓庆的化妆师，毛戈平感叹：「从化妆的角度来讲，除了刘晓庆，我觉得没有人再 能一人同时演绎十几岁的和八十几岁的。先不论演技，晓庆先天的条件就很好———她没 有眼袋，有的演员年岁大了，眼袋很明显，那是真的无法遮盖的。所以像她这样自身条件 的特殊，演小演大皆可以，在中国的女演员里确实不多见。」

毛戈平说：「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说，晓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算出来也不可能再东山再 起了。但是现在看，只能说她做得更好，比以前的那个武则天还要好。」

刘晓庆说，最初出狱，「东山再起」是她想都不敢想的，当时一个心眼只是想着如何咬紧 牙关还债。不过，为了维护「刘晓庆」这块金字招牌，即使身负巨债，她坚持不胡乱接戏 。她说她的戏码虽然贵了点，但既然「刘晓庆」已成为一个品牌，就要保证质量。

「我是中国最好的演员。」虽然她用事实证明此言不虚，但日趋成熟的她，坦承她当初说 这句话早了一点，然后要花许多力气拚命证实她是最好的。今天的她虽然自信如昔，但不 会再「口没遮拦」。

年轻时个性「张狂」的刘晓庆似乎已成过去，现在的她，谦称个人只是「沧海一滴水」， 她之所以认为自己有「值得一拍」的价值，主要是基于她个人的命运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 ，从她的经历，可以映照八○年代迄今30年来中国电影界的风貌，宛如一幅历史画卷，展 现时代精神。

谭盾爱慕她 创作「艳阳天」

现居纽约的中国电影音乐作曲家谭盾，2001年凭电影《卧虎藏龙》夺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 乐奖。日前他在东方卫视《杨澜 (blog)访谈录》中，自爆当年曾因「爱慕刘晓庆」才走 上这条不归路。谭盾说，能够走上电影音乐的道路，除了要感谢李翰祥外，还有一个人就 是刘晓庆。

当时谭盾就读中央音乐学院，从来没写过电影音乐。香港名导演李翰祥因为要拍由刘晓庆 担纲演出「西太后」的《火烧圆明园》，在听了谭盾写的交响乐《离骚》之后，就找到他 。「火烧圆明园」剧组人员当时正在承德拍戏，谭盾就说「不去承德我写不出这个电影的 配乐来」。李翰祥就把谭盾送到了承德，谭盾如愿见到刘晓庆，「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

谭盾坦言：「那时候我很爱慕刘晓庆。后来到了承德我见到了晓庆。她给我削了一个苹果 ，我吃了以后她又给我削了一个。晓庆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很阳刚的一个女人，但是她给我 削苹果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女儿泪涟涟，非常非常温柔。」

虽然由于工作，他与刘晓庆并没有太多交流，可是良好的环境加上良好的心情，让谭盾创 作出他在电影音乐道路上的试水之作《艳阳天》。

刘晓庆对世界周刊说，她是9月4日阅报才得知此事，没想到谭盾与电影结缘，竟是出于对 她的爱慕，令她很吃惊。至于「刘晓庆连着给谭盾削了两个苹果」，她已毫无印象。

与谭盾要好的纽约美华艺术协会会长周龙章表示，谭盾今年50岁，比刘晓庆小6岁，可能 是崇拜偶像多于「爱慕」。不过，无论如何，刘晓庆都是位令人尊敬的好演员，他也很喜 欢她演的戏。

「刘晓庆的阿峰」


作为一位公众人物，刘晓庆感情道路也走得非常曲折。她生命中有六位最重要的男人，近 年与他风雨同舟、朝夕相伴的是阿峰。问阿峰究竟是她的丈夫还是男友？她不愿正面回答 ，只说「做为一个电影演员，太没有个人隐私了，希望能够保留一点私人空间」。熟悉刘 晓庆的人都知道，她对绯闻炒作一向很排斥。

可是，在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网站Google和百度输入有关「刘晓庆与阿峰」的字眼， 相关报导高达30多万笔，究竟阿峰是她的「丈夫」还是「男友」，说法不一。（见图）


本刊记者向刘晓庆求证究竟应该称呼「阿峰」是她的什么人？她说：那就说他是「刘晓庆的阿峰」好了。

刘晓庆在接受访问时，说阿峰为人一向低调，不接受媒体访问。不过，她也大方地叫阿峰过来「旁听」，阿峰礼貌地打了个招呼。记者对阿峰说，刘晓庆坐牢时，很难得你不离不 弃，患难见真情。阿峰诚恳地说：「那是我应该做的。」

刘晓庆的感情道路也相当曲折，从影30年，先后有多位男性伴随她的名字走入公众视野。 真正影响她生命的共有六个男人：第一任丈夫王立是小提琴手（1978年结婚，1982年离婚 ）；第二任丈夫陈国军是电影导演（1981年相识，1986年补办结婚手续，1989年离婚）； 第三个男人是电影演员、导演姜文，是她情深义重的异性知己（1986年两人相恋，至今仍 是好朋友）；第四个男人是旅法作家亚丁，与她一见钟情（1993年相识相恋，1995年打算 在法国注册结婚未果，1996年不欢而散）；第五个男人是香港影帝伍卫国，两人却有缘无
分（1996年相识相恋，2001年分手）。

阿峰则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在她人生最低潮时，有红尘知己对她呵护备至。阿峰原 名孙湘光，陕西西安人，原为配音演员，在刘晓庆投拍的电视剧《皇嫂田桂花》中担任两 个角色的配音时，阿峰爱上了刘晓庆，为此跟自己的妻子离了婚。

他比刘晓庆小五岁。当初他追求刘晓庆时，由于两人地位悬殊，遭到包括刘晓庆妹妹刘晓 红等亲友的强烈反对，但无论刘晓庆身处「亿万富姐」的人生顶峰，或是因偷税案沦为阶 下囚，阿峰对她不离不弃，始终如一，他甘当刘晓庆背后的男人，不仅为她出谋划策，还 悄悄把名字改为阿峰。他对刘晓庆体贴入微，鞍前马后照顾得非常周到。

刘晓庆被抓后，公司被解散，房产大多被拍卖，阿峰默默守在唯一没有被拍卖的玫瑰园别 墅，为她打点一切，并代表她出入法庭诉讼。他一身黑衣及肩长发飘飘出现在法院门口的 镜头，令人印象深刻。

有段时间，阿峰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为了省钱，寒冬腊月他不敢开暖气，房子冷得像冰窖 ，有朋友来找他，看到他冻得披着被子。此情此景，令当初不看好他们这段恋情的人，深 为感动。

风雨同舟 生死相许

阿峰的死心塌地，终于赢得刘晓庆的芳心。长时间看多了人世间的各种嘴脸，刘晓庆觉得 人生只有三件事情是属于自己的，即知识、健康和亲情，而最难得的便是真情。就是因为 与阿峰这一段患难之情，2003年8月刘晓庆出狱不久，与阿峰结为连理。她的一位好友说 ：「晓庆这辈子颠簸得太久了，需要这样一个人来关心她，爱她，她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归 宿。」

由于自己曲折的感情生活，她身边的男人几乎都笼罩在「刘晓庆」的光环下，为了保护阿 峰，刘晓庆刻意回避公开谈论这段恋情。只有经历过磨难，才懂得珍惜感情。她在接受吴 小莉访谈时，吴小莉问她「有没有想过要对400多天来守着你的男伴做些什么？」她的回 答是「一切」，甚至「付出生命也可以」。

如果说阿峰是刘晓庆可以终生为伴的男人，姜文则是值得她终生为友、生死相许的异性知 己。刘晓庆涉嫌偷税漏税被捕后，姜文在第一时间赶到她居住的玫瑰园别墅，安慰她的家 人，并请她的律师转告，自己一定会尽全力帮助她。为了加强辩护力量，姜文在很短的时 间内不惜斥巨资，请到四位大律师连手为刘晓庆的案子出力。姜文并「爱屋及乌」，知道 阿峰在刘晓庆出事后经济拮据，要给他一笔钱维持生活，但被阿峰婉拒。

2003年8月16日，刘晓庆获得取保候审资格，离开监狱。姜文在刘晓庆出狱后，两人第一 次见面的情景真的可以拍成电影：姜文看到她，匆匆走过来，在她身后一把搂住她，贴着 她的脸，「这是友谊啊！」当时在场的朋友们为之动容。他们的一位朋友见证了这感人一 幕，「当阿峰看到这一幕时，在猝不及防间，他的眼神充盈的竟是一种理解和感动，所以 我觉得阿峰了不起，『爱一个人，就要爱其所爱』，我想阿峰做到了。」接着更感人的是 ，刘晓庆拉着阿峰的手向姜文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谢他在患难中出手相救。

不到两年时间，刘晓庆接拍15部电视剧，再加上主演首部话剧《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以及 接拍几家广告，她接拍电视剧的身价大约是15万元一集。靠着自己的努力，不但终于还清 当年欠下的千万元税款，而且东山再起，重新缔造电影生涯的辉煌，刘晓庆创造了人生的 又一奇迹。

她说中国观众很有水平，对她也一直非常厚爱，她能够「拥有13亿观众」，令她非常感恩 知足。如今的刘晓庆，已不是当年那个牢骚满腹「泼辣的川妹子」，她说她要永远感谢电 影，「我比较幸运的是在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有点像电影王国，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 其他的娱乐，唯一的一个娱乐就是电影，而且可以说是全民都在看电影，所以我觉得做为 一个拍电影的人来讲，能够经历那样的时代，能够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观众，我觉得很幸运 。」

她对人生也有许多不同的感悟，其实无敌最寂寞。她说：「我的人生是一个传奇，所以我 会多谢害过我、伤过我的人，没有他们给我的磨练，我根本不会有今天的笑容，是他们让 我更懂得珍惜人生的，现在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 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7/09/16）

林保华： 921又两场地震

九二一大地震八周年，台湾与中国再度发生两场地震。

台湾的地震，发生在当晚七点钟以后，最高检察署特侦组宣布起诉民进党高层的吕秀莲、游锡 、陈唐山等人。选择中秋长假前夕发难，造成「月儿圆圆照台湾，几家忧愁几家欢」，即使没有政治考虑，也是一种精神战争。威权体制遗留下的历史共业与司法制度及人事如何转型正义，是个结构性的问题，然而执政党如何吸取教训来化解危机，更是迫切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人们不健忘的话，一年前红蓝联军要陈水扁总统下台时，包括马英九在内，声称矛头不是针对绿营，而是阿扁个人与家庭，因为继位总统的吕秀莲也是绿色的。那些话把一些绿营的政治人物说得心动，难以自持，有的甚至落井下石，做出些有伤绿营团结的事情。这次起诉事件，戳穿了他们的谎言。然而这次起诉事件，是否也有绿营的政治人物又因为没有牵涉到自己而心存侥幸，甚至幸灾乐祸呢？如果每次都有人如此，就说明对手分化政策的成功。须知，这次没有被起诉的，不保证以后不会以其他原因被起诉。

面对这种司法方面的「分化瓦解」政策，绿营内部固然要厘清旧日的大是大非，更重要的是吸取以往的教训。应该由过去与被害人最不合的派系或个人出来为受害者背书，让对手无缝可钻；也可因此尽释内部的前嫌，增强团结。如果没有这点气量，很难团结五湖四海，完成建国大业。

我赞成游锡 主席的话，要大家的目光不要被转移到特别费案来而忽略更重要的正名、制宪。

可以告慰的是，奥运的北京邪火过境台湾的事也在九二一破局，引发另一场地震。

之所以邪火，是因为北京将它注入许多政治因素，搞了许多小动作，践踏了奥运精神。中国的统战邪火进不到台湾，最充份的说明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台湾与香港、澳门不一样，可以拒绝「中央」的旨意不准邪火入境？这说明台湾有自己的主权。台湾在国际上的这种宣示，比任何舆论宣传还要实实在在。也怪不得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破口大骂。其实正是他们的愚蠢行为，踩过了台湾的底线，才引发台湾的强烈反弹。当然，台湾与国际奥委会要保持友善态度，到底前主席萨马兰奇那个老家伙已经走了。

中国藉奥运统战台湾的失败，在北京会引发政治地震，但是因为黑箱作业，也不想破坏奥运的筹备工作而隐忍不发，然而肯定要有蠢蛋承担责任。

而北京为了面子，不排斥会做出武力或其他方面的恐吓行动，然后再用甜言蜜语拉拢台湾，希望台湾方面不为所动，保持台湾以自己的主权在全世界向中国大声说「不」的历史纪录。

（作者为资深时事评论员）

林保华：“色戒”主要刻画人性

——兼驳马英九肤浅见解

“色戒”在台湾首映﹐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马英九走出电影院即做出哽咽状﹐声称心头沉重。我也看了首映﹐所以知道马英九的“中国心”又发作了。果然次日他在接受访问时就说它反应了大时代青年男女为国牺牲奉献的情操。当然更不会忘记为他忠党爱国的老爸记上一功。使马英九最感动的部分应该就是在香港大学陆佑堂演爱国戏时所喊的“中国不能亡”的口号。联系到台湾的现状﹐马英九也不必着急﹐台湾只是中国的“化外之民”而已﹐中国只要保留西安﹑洛阳﹐就还是中国﹐绝对不会亡。

问题是﹐不论是原著的张爱玲﹐还是导演李安﹐或者威尼斯影展的评选委员们﹐都像党棍们一样﹐只进行如此浅薄的政治演绎吗﹖那“八百壮士”就可以了﹐何必如此劳驾大牌的作家﹑导演﹑演员﹑评委﹖

“小民”们当然对其中的情欲戏感到兴趣﹐不必苛责他们﹐这是人性使然。因为“食色﹐性也”。不必像马英九那样冷感﹑虚伪。也真是这种人性﹐铺陈开来全戏的主题﹐那就是人性与政治的错综矛盾冲突﹐也只有这样才有文艺作品的价值﹐才有戏味﹐才能真正而不是虚伪的达到震撼心灵的效果。

故事虽然简单﹐香港青年学生王芝佳在爱国热情驱使下深入敌营﹐奉命色诱日伪特工头子易先生﹐但是后来在情欲与巨钻的挑动下﹐王与易产生了感情﹐在千钧一发时﹐露了口风让易逃命﹐但是结果易也没有放过王﹐她与其他同志一起殉国。甚至可以说﹐其他同志也是被她害死的。这场悲剧涉及到的人性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王是世故不深的青年学生﹐在性爱方面也是“初哥”﹐并没有正式接受特工训练﹐面对老奸巨猾的易先生﹐没有破绽已是奇迹﹐在“党性”上把持不住而为人性所动摇﹐犯了大错﹐是很正常的事情。

二﹐易先生的工作与经历﹐已经磨炼的冷酷无情﹐从开始对王的性虐待﹐到后来完全不念旧情的把她一起杀了﹐都证明这一点。以他的地位﹐被特工色诱﹐不灭口怎么行﹖如果还保留若干人性﹐还可以做特务头子吗﹖

这种人性的交战﹐才是生活的真实﹐哪怕是一场悲剧。这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所可以取代的。共产党也最恨这种“人性论”作品。

国民党可以色诱汉奸﹐共产党更是如此﹐而且不但不择手段﹐还过河拆桥﹐令这些为党牺牲色相的女特务死无葬身之地。其中最典型的是关露。

关露原名胡楣﹐三○年代著名诗人﹑作曲家与编剧家﹐经典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即出自她的创作。她的妹妹胡绣枫及妹夫李剑华﹐是隐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一九三九年中共要统战汪精卫手下的大汉奸李士群﹐李士群的条件是要回她的旧情人胡绣枫。因为当时中共特务头子周恩来对胡绣枫另有重用﹐便由关露顶替她妹妹﹐打入日伪情报机关为中共搜集情报﹐成为著名的“文化汉奸”。“解放”后这对姐妹花以为立了大功﹐哪里知道周恩来为了掩盖中共勾结日寇的隐情﹐翻脸不认人﹐胡绣枫成了国民党特务﹐关露成了汉奸﹐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一九八二年三月关露才获得“平反”﹔冬天﹐这位疾病缠身﹑寂寞孤独的老人在北京一个十平米大她所居住的小屋内吞服安眠药自杀。李安是否也可拍下这部戏﹖

已故的台湾民主运动先驱雷震说﹕“今日大家骂共产党徒是‘共匪’﹐然匪犹‘人’也﹐……而共产党徒的一切作为﹐简直是禽兽之不若﹐岂能与盗匪相比拟哉﹗”果如是乎﹗2007-9-25写

陈破空：中共党校，有人曲线表达民主政治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近期发表文章，题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可割裂》。该文以市场经济来比拟民主政治，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民主，这样的经济民主必然会要求政治民主，并且也一定会上升为政治民主。”

文章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缺乏民主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国家”，以论证“在中国发展民主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文章明确否定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说 “无法想象，在苏联模式那种高度集中的命令经济、统制经济即所谓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能够生长出民主政治。”作者强调继续发展市场经济，理由是：“以自主、平等、竞争为基本特点的市场经济，是中国民众学习民主、培育民主素质和能力的学校。”

以上，都是作者对民主政治的曲线表达，无疑是在特定环境下，使用的特定语言，尽管比较勉强，但作者的用心，已属难得。

此正当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该文的发表，自然又引起一番猜测。有人认为，这是党内“改革派”试图影响“十七大”的又一表现。但鉴于《学习时报》为中共中央党校主办，明言“以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通常反映中共高层的意向。因此，这篇谈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文章，应该出自部分中共高层人物的授意。其背景，大概并不简单。

仔细推敲，这篇文章也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文章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以“渐进方式”进行。听起来没错。然而，经济改革，已历时近三十年，在国际上，中国至今还没有被承认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商务部的最新统计也表明：在中国，真正的垄断企业，既非私人企业，也非外资企业，大多还是国营企业。

由此可见，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是出奇的缓慢。如果以建立中国市场经济那样的缓慢“渐进”，来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则不知，中国民主大业的竞功，要挨到何等的猴年马月？况且，这种“民主政治” 的发展，还没有起步，还被蹉跎于党内“保守派” 与“改革派”权力斗争的此消彼长之间。

文章强调，搞民主要“防止走上歧途”。但随即却罗列了两个极不恰当的比喻。比喻之一是“文革”。文章说：“文化大革命号称是大民主，那又是一场怎样的灾难？”无独有偶，不久前，那个被北大“聘”为“教授”的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北大开讲时，竟说外国人批评中国，是“文革”思维。先前，中共官员还曾把台湾民主比喻为“文革”。甚至说什么 “到了台湾，才知道文革还在搞。”

中共自己，动不动拿文革来说事，实在叫人哭笑不得。仿佛那场历时十年、惊悚全球的“文革”，是别的党、别的国家制造出来的。这就像一个患过精神病的人，总是拿自己的病状，来比喻健康人的表现。自说自话，莫此为盛。“文革”，以极端的个人崇拜、独裁和暴力为核心价值；作为民主的反面体，作为中共的“杰作”和特产，“文革”，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其他国家也闻所未闻，何况实行民主的文明国家！“文革”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

文章把台湾民主，作为另一个负面比喻。说：“看看今日之台湾，所谓民主政治被一小撮无耻之徒搞到如此丑恶不堪的下作的地步，那也能\x{89cd}着脸叫什么民主进步？”作者如此定义台湾民主，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和心存偏见，就实在是无知和外行。

在作者笔下，暗示的，或许是台湾立法院有人打架的镜头，又或许是，蓝绿两派，上街讲统独或拚选举的游行。有人在立法院打架，至多说明个别人不文明或好出风头，根本无损于台湾民主大观：公开和公平的选举；新闻自由，民众免于因言获罪的恐惧；司法独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与庶民同罪”；制衡机制，民众和在野党随时监督与批评政府。所有这些，才是台湾民主的精髓，也是文明国家的显著标志。至于上街游行，诉求于公众，更是在文明国家，时常表现的民主形式之一，对此大惊小怪者，必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

《学习时报》刊出议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文章，是在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的大背景下。同样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另一些事情，则表现出另一番面目。中宣部发文：不准报道有关土地权益、上访请愿以及重大事故等；北京市政府通令：访民必须在9月19日中午前离开“上访村”，北京“上访村”届时要被强制拆除。此举意味着， 中共当局要堵塞现行制度下仅存的最后一条民意通道：上访。

同期，公安部长周永康亲自圈定一大批要对付和打击的“敌对势力”。民运、维权、宗教、气功、少数民族等，尽在其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强调监管互联网时，周永康还用了“构建和谐的网络环境”一语。原来，“和谐”二字，是可以随意搬用的，大概仅仅用于能让政府感受到的“和谐”。换言之，任何事情，不论好坏，都可以套用当局当前的“大政方针”，这与毛泽东时代或者文革时代，并无本质区别。

另据证实，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将被中共“十七大”写入党章。加上前面已经有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看来，每一代“核心”，都要留字纪念，中共《党章》，将越写越长。只是，不知道，那本越来越长的中共《党章》，与中国民众，到底何干？

（自由亚洲电台 2007.09.26）

方觉：20天后的十七大－温故知新

几乎没有人听说过缪合林这个名字。

然而，早在10年前的中共“十五大”，他已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那时他46岁，出生于1951年。1987年9月至1990年9月，他担任过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五十年代出生的“团派”分子们，10年前绝大多数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缪合林是“凤毛麟角”之一。这预示着他将有灿烂的政治前程。

“十五大”后的第二年，即1998年，缪合林成为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按照胡锦涛滥用“团派”的政治模式，到2002年秋天中共“十六大”，胡锦涛由分管干部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缪合林的进一步的政治前程将是某省省委书记或中央某部部长。他将成为一颗“团派”的“政治明星”。

“团派”的“政治明星”大多是缪合林这样的不为人知、权欲熏心、没有业绩的窜升者。

令人痛心的是，这颗大有希望的“团派明星”在关键的“十六大”前夕变成了“团派流星”：2002年6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停止缪合林的职务，理由是1998年他得自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硕士学位是假学历。此时距“十六大”只有5个月。这个处分导致缪合林无法进入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失去了享用胡总书记的帮派阳光的大好机会。

缪合林没有读过大学。他只有一个“在职大专学历”。这种“学历”富于“中国特色”：一个工作者不必去两年制的“大专学校”学习，仅仅通过无比松弛的“函授”即可获取“在职大专学历”。有了这个充满水分的“学历”，就可以更顺利地通过官员晋升的考察条件。以各式各样的手段获取各式各样的“在职学历”的“团干部”绝不是缪合林一个人。相当一些担负党政高级职务的“团派”分子持有“在职大专学历” 、“在职大学学历” 、“在职硕士学历” 、甚至“在职博士学历” 。很多“团派”分子实际上只受过不完整的中学教育，或者是“文化革命”时代的“工农兵学员”。从总体上讲，“团派”是目前中共内部各个派别里文化程度最低、“学历”水分最高的派别。最近一些海外媒体在流传某些“团派”的“高学历”，其实这些“高学历”差不多都是高水分的“在职博士学历”。它们是中国政治“高腐败”和中国教育“高腐败”的“双高结合”。

贪得无厌的是，缪合林不愿意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经济学硕士”，而是肆无忌惮地骗取“经济学硕士”。帮助他骗取“经济学硕士”的，正是他执掌的湖北省委宣传部所管辖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人们在这里看到，当代中国不仅存在着“权力与金钱的交易”，而且存在着“权力与学位的交易”。这使人不得不联想起中国的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厉先生特别热衷于招收“有远大政治前途”的中共年轻一代官员读他的“在职硕士学位”和“在职博士学位”。殊不知，当代世界的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是“博士治国”，更不是“在职博士治国”，通常是“大学本科学历治国”。治国者不一定需要“博士学位”，治国者一定需要治理能力和政治才具！

以上我们温习了缪合林的“故”。以下我们有必要知道“团派”的“新”。

缪合林的“假学历事件”在全面腐败、法纪扫地、治理恶劣、道德堕落的中国，不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但是，对他的处理和处分是严肃的。然而，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胡锦涛成为总书记后，特别是2004年9月胡锦涛集中党（总书记）、政（国家主席）、军（中央军委主席）3个最高职务于一身后，对大量“团派”比缪合林严重得多的错误完全不作处理，更完全不作处分。仅仅“十七大”前夕的这张“团派庇护名单”就太长了：今年春夏曝光的震惊中国和世界的“黑砖窑”的失察失职者张宝顺（原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依然在山西省委书记的位置；对64人死亡的湖南“8·13特大塌桥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周强（原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依然在湖南省长的位置；对7月9日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主使凶杀和181人死亡的山东“8·17特大矿难”失察失职的姜大明（原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依然在山东省长的位置；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犯有严重错误并造成惨重后果的“团派”分子，仍然名列在下个月的中共“十七大”的内定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里！这种“新做法”如何能让“十五大”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同样是“团干部”的缪合林同志心服口服？缪合林同志因为一个“鸡毛蒜皮的学历问题”就不能进入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甚至不能参加“十七大”岂不是“冤假错案”！

如果5年前不处分缪合林，这位10年前“十五大”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经过在胡锦涛为首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的深造，他可能会在今天内定的“十七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或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名单里出现。人们可以庆幸中国的执政党少了这样一位造假的“领导人”。然而，大多数“团派”分子的政治素质和个人修养并不在缪合林同志之上。这就是“团派”的真实状况。与其说“团派”有什么“新”，不如说“团派”保持着“故”。看到了昨天的缪合林，就看见了今天的“团干部”。在内定的“十七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名单里，还有多少“缪合林”？

在天体世界，一颗坠落的流星是永远无法重新升起的。然而，中共的“团派”或许具有特异功能：它可以让一颗坠落的“团派流星”重新上升。这方面不是没有先例。4年前因为蓄意在致命的萨斯（SARS）扩散上说假话而被免去北京市长职务的“团干部”孟学农（担任过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一个月前已由胡锦涛总书记派往山西就任省长。孟学农与缪合林有共同之处：两个人都因为“造假”失去过重要职务。

2002年6月到2003年5月的将近一年间，缪合林同志等待“重新安排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成了“下岗人员”，或者可以使用另一个“中国特色”的词汇：待业人员。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尉健行在处置缪合林问题上是立场恰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处置缪合林问题上也是立场恰当的。我在多篇文章中多次指出：中共内部不仅存在着“团派”；很多高级官员对劣质无能保守的“团干部”的窜升是不无异议的。

2003年5月后缪合林成为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他为什么要从湖北省转到江苏省会南京呢？那是因为1个月前，另一个“团干部”继任了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6个月前胡锦涛成为了党的总书记，两个月前胡总书记又成为了国家主席。

2003年4月，经“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批准，罗志军同志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1995年9月前，罗志军是共青团中央“实业发展部部长”，还兼任团中央所属的“中国青年实业发展总公司”董事长。按照中共的划分，共青团中央属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序列。在九十年代“党政机关办公司” 、“全民经商”和“官商勾结”的高潮中，团中央新设的这个“实业部”和新办的这个“实业总公司”都是不伦不类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在1978年9月到1995年9月的整整17年间毫无表现的“团干部” 、一个在1995年9月到2003年4月的将近8年间缺乏业绩的人充当“现代中国故都”的第一号人物，不是一种“对历史充分尊重”的安排。

罗志军与缪合林也有共同之处：两个人都没有读过大学。这个共同点可能有助于他们的“工作配合”。当然，罗志军曾经通过1年半的“在职学习”得到了一纸“在职硕士学历”。而中国的“专职学习”的研究生通常要花3年时间才能拿到硕士学位。用相当于专职学习者一半的时间获取同等的硕士学历，或许也是一个“中国特色”。

4年来，缪合林副书记活跃在“南京政坛”。我在今年8月25日发表的《团派－滥用公权漠视人权》一文举出事例：“团派”正在把中国行之已久的“官官相护”发展为“团团相护”。缪合林在“团派”控制的南京活跃，可以作为这篇文章的另一个注脚。而孟学农到“团派”控制的山西就任省长，同样可以作为这篇文章的又一个注脚。

人们并不希望比孟学农还年轻两岁的缪合林，像孟学农那样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升起。不仅如此。人们更不希望保守无能劣质的“团派”利用“十七大”在中国“崛起”。

遗憾的是，中共的政治制度是产生“缪合林”的制度，是产生“团派”的制度，是产生一党把持政权的制度。这个政治制度必须民主改革。这就是“十七大”前温故知新的结论。

（2007年9月25日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