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30日星期六
【特稿】吴庸:劫后余生记
金鐘:香港公投,全民起義
2010年1月27日星期三
【特稿】管见:旁观中共“创造历史”新篇章
对外,在丹麦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共政府一面以发展中国家之代表自居,声色俱厉地对发达国家发难,拒绝将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纳入国际协议,拒绝接受对实际减排的国际核查,一面自忖未来中国势必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又公然否决多数国家共识,致使发达国家减排指标也未能达成协议。如此蛮干,其考虑无非是,担心减排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威胁到中共的执政地位。而为一己私利而肆无忌惮地拨弄算盘珠子,羞辱迫切希望会议有所成就的美国总统,怠慢多国政要,中共表现,实在是极其恶劣。
对内,悍然无视中国宪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刘晓波、 打击《零八宪章》,并将其所谓"一审判决书"公之于众,在全世界面前,留下一个极其蛮横而无耻的笑柄。《零八宪章》理性而温和地主张,"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力图使中国"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走出"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泥潭。中共如临大敌,因为在它看来,走向重现共和精神的宪政中国,实质即为中国的"颜色革命",则它的一党专政无法长久。
那么,"颜色革命"在中国有现实性么?中共如此有恃无恐, 如此蛮横无理,它真的就是一个历史规律奈何不了的怪物,或者,它真的可以创造出一个以它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么?
一
当然,所谓历史规律,不过是一个学术上的说法,无非是说, 历史现象的背后,有某种体现历史过程之本质的关系存在着,若有这样的变化出现,一般地就会有那样的变化随之发生。诸如此类。
例如,马克思认为,某种性质的社会生产力, 决定着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曰经济基础,而生产力在发展变化,当新的生产力出现,则经济基础也逐渐改变,其上的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不能不随之改变。
话是这样说,现实生活很复杂,很丰富。即使新的生产力已经出现, 人们也往往很难把握,它已发展到何种程度,是否已造成比较普遍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是否已足以支持改变经济制度来适应这种新的关系,以及,是否足以支持改变政治体制来适应其基础的变化。
就现实而言,中国的帝制被推翻以后,不久就有袁世凯复辟、 张勋复辟,而到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则有名曰"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但它背弃马克思学说,将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长期专政,则不可避免地,先是蜕变为共产党专政。然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后向集体领导体制反攻倒算,发动"文革"而建立其个人专政,直到其晚年,企图以"革命"之名义建立二代毛家王朝,终于未能成功。
名为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 而个人崇拜引导下的个人专政也隐藏其中,只不过,个人专政发展到鼎盛之际,显露出毛家王朝传承的迹象,结果失败。然而,此后再重建一党专政,看上去反而似乎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实在具有讽刺意味。直到现在,一些执著的人们仍不承认"毛氏天下"已经失败,还要另立新的毛家党,接续毛泽东领导下中共十大的香火,可见历史惯性之沉重。
不仅如此。毛氏王朝失败,其实也有很大偶然性。 毛泽东对其身后王朝高层的安排,仍透出他的老练,要毛氏家人与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等人合作,也就是,其策略为排除尖锐对立的两极(老帅与张春桥、王洪文等),以避免政局不稳,重要的是团结、依靠党政官僚集团,不可四面树敌。但是,江青等人终究还是倚重张春桥等人,对华国锋则咄咄逼人,这样,就驱使官僚集团与老帅们联手,击败了毛氏激进集团。
可以说,激进派本身的失误造成了他们的失败, 而这一发展为市场经济扫除了一大障碍,但毕竟是险中取胜。
况且,类似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人们注意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晚清统治者推行立宪改革, 实际上比戊戌变法走得更远,同时,其统治仍具实力基础,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问题是,清政府自己犯下大错,而且错得都有道理──大错之一,把权力从汉人手里收到满人手里,将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出现的"内轻外重"和"汉重满轻"局面再度扭转,其典型表现是成立"皇族内阁",尽管皇族中的政治改革派掌权,却失去人心。大错之二,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把地方先前争取到的路权矿权全都收回。据说,地方办铁路多年,鲜有成效,不如中央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地方争到了这些权力,在中国社会里意味着进步,倒退就失去了人心。所谓人心,实为地方士绅之心。专制中国之社会基础即为士绅,士绅变心,则专制岌岌可危。
从戊戌到辛亥,十几年时间里,深层的变化就跃过了临界点了么? 更进一步说,1911年4月,革命党人倾其人力、财力、物力,精心策划广州黄花岗起义,结果却一败涂地,而半年后,新军官兵一时冲动,爆发武昌起义,居然就一下子成功,而且全国响应,帝国瞬间崩塌。这难道就是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变化而直接导演的革命么?显然,不是这样。
那么,这就是说,历史规律之类,其实没什么大关系, 只要统治者不犯下大错,其统治就千秋万代地"可持续",就"万万岁"?应该说,也并非如此。
当然,中国共产党,及其御用学者们,很是想论证出这样的结论, 很希望客观的必然性就是如此。所谓"执政能力"云云,所谓"和谐社会"之类,大体就是说,即使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那经济变化岂奈我何?只要共产党执政能力非凡,只要共产党驾驭了经济增长,只要在共产党控制下呈现一派"和谐"表象,共产党专政当然就可以"万万岁"。
为党说话,自然就是这样一个说法。
不过,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偏偏不是局限于一党一派的思想家, 他们的信念,是"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按其思路,笔者以为,可以讲出另外一番道理。
社会经济的深层变化,会造成一种客观必然性。具体而言, 生产力的性质改变了,例如,从手工到机械化、到电气化,再到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这时,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会起变化,在社会中的关系会起变化,时尚与道德等等文化氛围,也会起变化。如果统治者很愚蠢,犯下大错的机率就高,而即使他们并不愚蠢,但还是习惯于其老传统,那些维护传统之举动,也会显得不合时宜──过去的正确,现在成了错误,对此越是缺乏意识,越是基于过去的所谓经验丰富,犯错误的机率就越高。
在事变背后,必然性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它把各种偶然性搅成一团,人们不由得眼花缭乱。必然性似乎很神秘,而偶然性往往更显得神秘。在这里,不仅在于事过境迁,"正确"与"错误"之间的转换,让那些套中人实在莫名其妙,而且在于,统治当局犯下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错误,却一点儿也说不定,其中哪个错误,恰巧成为致命的错误。
二
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到进入21世纪的时候,仍然相当稳固, 而且,它有它的一套独特的理论,还有一班御用学者不断为其修饰打扮,使得它那一党专政,看上去简直就成了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
怪不得号称"特殊材料制成的",果然非同凡响。
一般认为,民主政治是最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政治形态。 当今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即使保留着某种过去的体制,如英国、日本那样保留着皇室,也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在政治生活中没有实质的影响力。
人类生产活动中出现剩余产品,就出现了私有产权, 同时也就出现了产品交换,逐渐地形成了市场。不过,在自然经济中,市场经济处于从属地位,直到近代,工业革命促成了大规模的生产与消费,市场经济才成为主导的经济形态。
自然经济之上的国家,一般为专制国家,而东方社会,因为土地是" 莫非王土"的国有土地,其专制程度远高于西方社会。中国的情况较为复杂,其土地制度基于国有,但允许私有,而且允许土地买卖,表现出复杂的多元性和弹性,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超稳定结构",专制制度长期持续下来。由此也可以看出,一种体制,倘若它纯之又纯,则弹性或韧性不足,很难持久生存,反之,它若能最大限度地包容,融汇其它体制的一些因素于其中,则可持续生存及发展的能力也就比较强。
显然,市场经济本身,适应性很强,弹性很大, 它可以在自然经济卵翼下生存发展数千年,而一旦它跃居支配地位,也没有小家子气地排斥其它。它自身在发展中孕育着计划方式,但也包容以行政力量推动的计划体制,同时,只要有一定程度的开明,不对市场斩尽杀绝,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军事独裁,也可以对君主制或变相君主制高抬贵手。
但是,条件毕竟是一定程度的开明,这开不得玩笑的。那就是说, 无论是犯大错,甚至倒行逆施,都有其限度。若任意胡来,就是自讨苦吃。况且,市场经济发展越是深入,越是发达起来,市场规则通行起来,则犯错的空间就愈益缩小。
自下而上的武装反抗,甚至权力易手、改朝换代, 而市场经济尚未发展起来,则新政权和新领导人终究不可避免要回到传统的轨道。不说陈胜吴广,也不说太平天国洪秀全,即使中国共产党这样自诩"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即使毛泽东那样气吞山河的一代风流人物,还不是悄悄地走回到专制国家、专制帝王的路上去了?
但是,进入到20世纪,情况毕竟在起变化。一次大战之际, 市场经济全球化之趋势还很微弱,但毕竟列强无暇顾及,中国民族经济就迎来一个"黄金时期"。到二次大战后,全球化浪潮渐渐涌起。其时,尽管中共以其指令性计划为特色的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压抑市场,尽管中共不断搅起政治运动,但中国终于进入长期和平发展时期,而其指令计划也终究建立在市场之上,无法完全铲除市场。毛泽东到晚年时不由得叹息,新中国走过了20多年,即使经历了"文革"洗礼,还是"与旧社会差不多"。这表明,确实形势比人强。
中共现在气壮如牛,也同样是以市场化、资本化, 以市场化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为它的底气。中共政权前30年,有陈云为首的经济官僚,有周恩来为首的行政官僚,堪称人才济济,而其运作平台则是政治运动+计划体制,纵有天大本事,经济还是走到濒于崩溃之边缘。而后30年,即使先后打倒了胡耀邦、赵紫阳,在"六四"之后还是接受了市场经济,加入了WTO,使得中国经济得以依托众多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本化,以及国际市场,展现持续的高增长过程。江泽民在邓小平逼迫下接受市场经济,朱�基顺势而为,推波助澜,胡锦涛这样的平庸政治家才有机会坐享其成。
反过来看,中共悍然镇压八九民运, 其残暴远远超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直追清王朝,然而,毕竟它在1980年代表现相当开明,而镇压之后也随即重申"十三大路线不变",后来又进而接受市场经济,于是安然度过了那一段不大稳定的时期。
同样不能不注意的是,经济与社会向市场化发展, 革命及其方式也在变化。
清政府犯下大错而惹出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当时, 除了这样的兵变和全国响应,大概很难有其它方式可以推翻清帝国。而"六四"镇压,邓小平等人也同样担心引起兵变,戒严部队的组织堪比一次大战役的作战调动。不过,中共高层的分裂只是初显端倪,而各个政府机构、团体,以及各地方政府,人们尽管普遍同情抗议的学生,但还远不可能响应一次推翻中共统治的革命。当时,实际希望渺茫却富于政治价值的,是所谓"六二○"道路,即"民间力量以和平抗议方式施压,最后通过人大常委会开会,来解决政治分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陈子明语),而这已经与过去的农民起义以及辛亥革命、中共的革命,都很不相同。
新的革命不再以改朝换代式的权力更迭为目标, 它要求民众有其权利,实际则以经济和社会的和平演变为基础。可以推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主义革命定义为"多数人的革命",实际上就是考虑到,进入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阶段,已经不大可能以巴黎公社式的起义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来的共产党文献中,所谓资本主义出现"总危机"而导致革命,也只是一种教条式的虚构。现实的发展是,工人政党必须学会、必须参与议会政治,必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恩格斯觉得,看上去是与先前倒了过来,现在是革命者坚持合法斗争,而统治者则试图迫使革命者走上街头而启动镇压。这样,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就渐渐消失,因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往往仍需要采用暴力方式,而多数人自己来实现革命,对暴力的需要就会大为降低。这样,革命的酝酿过程,即为和平演变,亦即,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权利、争取权利、掌握和运用权利的过程,而传统所谓"出现革命形势",这时即为发生民权运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了"不断革命"之后,民主政治与民权运动, 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视野。中国共产党对此虽然不大清楚,但也不大在乎。它毕竟政治经验丰富,一旦取得了政权,即意识到阶级专政须转为一党专政,同时也意识到,民众权利实为其一党专政之潜在威胁。因而,它站在专制的立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吸取国民党的教训,即对其自身成长所依靠的那些权利和自由,一概加以严厉的限制,不能容忍任何反对党出现在它的视野之中。于是,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之路,就成为一条布满荆棘之路,到处是陷阱,到处是绝地。
然而,中共即使在计划体制时期也不能不容许市场经济存在, 到改革开放时期,更进一步走到不能不接受市场经济,就把它自己置于一个颇有几分尴尬的境地。它一向都很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它现在必须割裂经济与政治,人们形象地谓之曰"打左灯,向右走"──它不能不逐渐地放松对经济自由的控制,放松对企业社会的控制,也不能不容忍资产阶级再次出现,而在政治上,则严格控制,将公民权利尽量地归在"西方民主"名下,甚至干脆摆出反对"普世价值"的姿态,为其一党专政而与人民为敌。中共的御用学者房宁干脆宣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不认同"天赋人权"理念,言外之意很清楚,"天赋王权"尽管古老,但他们很会与时俱进,让它进化到"天赋党权"并不困难。
这样一来, 中国共产党进入到一个其政治与现实经济脱节的绝妙境地。
"天赋人权"也很古老,然而,在近代乃至现代, 因为市场经济从长期的附属地位进入到支配地位,这古老的观念一跃而成为现代观念,具有了普世价值,而"天赋王权"则逐渐没落。特别是,市场经济本性为全球性经济形态,在其全球化进程中咄咄逼人地从西方向东方蔓延。"天赋王权"对抗"天赋人权",或早或晚总是失败。中共祭出它的"天赋党权",尽管不无新颖之处,它自己也得意地自诩它所谓"创新理论",却是一种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的错误尝试。基于如此大错,它的犯错机率就空前增加了。
三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共产党很顽强,或曰很顽固, 过去它或许还比较在意"批评与自我批评",而现在,自恃实力渐渐雄厚,脾气就大了起来。它容不得异议,听不得批评,经常表现得"理不直但气很壮",人们越是批评它这样或那样不对,它越是坚持要这样或那样,还要将其"进行到底"。
──从1980年代初确定"干部子弟接班"之"国策",到形成" 太子党",成为权贵阶层中一个特殊集团,可以与毛氏王朝相媲美。民众极其反感,中共则我行我素。
──将计划生育之国策,极端化为强制实行"一胎化",至今, 改变这一国策的实施方式仍然受到既得利益集团抵制、阻碍。
──基于高层政治交易,以及行业集团的利益,强行上马三峡工程, 继黄河之后,长江再遭毒手。
──改革开放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而投资主导增长的方式, 在国有体制支配下得以延续,且借助全球金融危机之力,以"国进民退"或"再国有化"逆转市场化进程。
──"再国有化"实际在改革之初即通过城市土地国有而开始, 在改革中借助土地资本化而将巨额财富集中于政府之手,实施普遍的强制拆迁,推动房价疯狂上涨。
──以"市场化"为名,推卸政府对教育、医疗作为公共品的责任, 致使两大服务行业畸形发展,矛盾错综复杂。
………………
重判刘晓波,发生在"上层建筑",尽管知情的人们有限,毕竟"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中共仍表现得如临大敌。而上述的情况,矛盾冲突在社会中更为广泛,却须日积月累,才能出现较大的影响或反应。
对国内民众之言论、出版、结社、示威游行, 以及选举与被选举等各项权利的严厉控制,使中国社会在共产党治下60年仍维持"一盘散沙"特性,使民众在社会矛盾冲突中居于弱势地位,对党权支配下的行政滥权无能为力。
不过,冲突激化的情况正日渐增多, 政府在压力下做出蛮横反应的趋向,也愈益明显。对互联网的控制即为其中之一,这相对于重判刘晓波,尽管也很"上层建筑",却已是更多地向"基础面"移动。而乳制品中检出三聚氰胺,从公认标准为"不得检出",到默认可检出而只是"不允许超标",再到轻飘飘问责而蛮横对待受害民众,则在"基础面"造成深刻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事情,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汇集起来,其焦点是,对中共及其政府的很深的不信任。
蔓延开来的不信任感,是近年来社会中的一个特点。 当胡锦涛接替江泽民之际,特别是江泽民长期当权且交班时玩弄保留权力的手腕,致使许多人对"胡温新政"抱着希望。而今,对胡温的嘲弄也已出现,只是不象当年对江某那样刻薄,而对胡锦涛的后任,乃至后后任,则类似当年的希望,人们现在是谨慎得多了。这是中共消耗其社会基础的明显迹象,同时也意味着,对其犯大错的容忍度,在迅速下降。
或许,这样的分析对于中共可以是某种警示,促使它有所收敛, 但是,它的"闻过则喜"比较特别,乃表现出"越说我这样不好,我越这样"的涵义,所以,根本不必担心它是否合乎规律地表现愚蠢,只须注意规律受其影响而变形的特殊性,就可以了。
http://ncn.org/view.php?id=77300
江平:为民主呐喊!――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序言
近年来,对民主问题的争论悄然升起!民主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观,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它是中国人民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奋斗目标,有无数 的先烈为此而前赴后继。民主可以富民强国,这是近代以来通过“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反复得出的普遍的共识。然而,今天在改革开放30年后,国家和一些 人富裕了,人们对民主更迷茫了!在一些人看来,不要民主,我们富裕得比其他国家更快。有了民主出现“多数人暴政”怎么办?于是批判民主的学者开始大行其 道,得到了政治精英和财富精英的青睐。“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这潭清水被他们搞浑了,在21世纪的中国竟然成了一个问题。没有民主照样可以富裕, 这点好像得到了证明,就像文盲也可以发财一样。民主与发财好像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文盲发财与有知识和智慧的人发财可能会有所不同,就像山西的煤老板发财 与比尔・盖茨通过创造微软帝国发财在来钱之道和用钱之道上有所不同一样。反民主论者不关心前者的发财是以牺牲许多人的生命、健康和基本权利为代价,他们可 以论证没有民主可以富裕,并只对民主的缺陷津津乐道。但是,他们并不能回答没有民主能不能实现社会平等和公正、没有民主能不能保障基本人权、没有民主能不 能有真正的社会稳定、没有民主能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系列问题。
本书作者是我国著名的宪法学者,著作等身,他在国外和国内有很多的研究和考察,对民主法治有很多实践的经验、深刻的研究和见解。由他来诠释民主的真义和功能其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宪法和宪政的关系已有许多论述。在英文就是Constitution和Constitutionism的不同。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现今世界上只有宪法 而无宪政的不在少数。只有当宪法后面加上-ism时,才能称为宪政,这个小小的后缀就是“主义”、“理念”。那么什么样的宪法可以称之为“主义”、“理 念”呢?就是当它把民主、自由的理念称为自己的精神和主义时,才称其为宪政。
当代的宪政理论认为:宪法就是国家和人民之间订立的契约,这个契约首先要明确公权力是哪里来的?这就是“主权在民”,即主权是人民授予的,这就是民主的 思想。这个契约还要明确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保障,要规定人民享有哪些权利,这些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权力必须承诺全力予以保障,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人权 的思想。没有民主与自由,哪里来的宪政?没有民主与自由,哪里来的法治?
蔡定剑教授为中国的法治、中国的宪政呐喊不遗余力,在其新作问世之际,嘱我为之作序,欣然命笔,题为“为民主呐喊”以飨读者!
2009年11月8日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
【江平简介(上图)江平,男,著名民商法学家、社会活动家,1930年出生于大连,祖籍浙江宁波。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49年北平解放,江平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筹委会的工作。
1951年8月,选入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期间,参加中国学生会的工作,与当时担任学生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共过事。1955年 担任过著名法学家史良所率中国司法访问团的俄文翻译工作。1956年以全优获得毕业文凭,完成学业。怀着满腔报国热情的他年底就回了国,之后在北京政法学 院工作,任教于民法教研室。
1957年开始了,“国之不复,何以为家”,右派、家散、……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担任的主要社会职务有: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1983年-1988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988年-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 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1993年);中国法学会副会长(1988年-1992年);中国经济法 研究会副会长(1985年至今);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1995年 至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仲裁员、专家委员会委员。】
【蔡定剑简介(下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1986年至2003年底先后供职于全国人 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2004年1月始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 度的研究。2002年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http://ncn.org/view.php?id=77301
2010年1月25日星期一
陈永苗:吴敬琏是“一根卖女孩的小火柴”
仇富是仇腐的面具
吴敬琏比较合适于遣送到北朝鲜去,到北朝鲜帮助金日成推进改革开放。留在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或者暗中支持者。
吴敬琏在最新一期《人民论坛》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经济改革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腐败,而民众厌恶腐败的舆论,如果被利用,则可能出现仇富浪潮。
文章说,仇富浪潮从本质上说,其实是有利于腐败分子作为权贵的,因为他转移了目标。可是如果不是这样,不能给它以科学的解释,它可以去引导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对一般富人的斗争。但按照税务局的统计是年薪12万以上就是富人,那么专业人员以上的人大部分都成为富人,这显然是一种转移目标了、搞错对象了。
必须指出,吴敬琏是在这里指鹿为马。如果不考究吴敬琏的动机,可以说吴敬琏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中国人的仇富就是仇腐,从不仇恨正当发财的富人,只仇恨不正当发财的腐人。吴敬琏李代桃僵,将年薪12万以上的中产阶级当做富人,从而掩盖了年薪12万以下然而灰色收入120万以上的腐人。这样的替代之后,一种从亘古以来的社会正义就成为非常错误的东西。
我之所以不痛斥吴敬琏,是在于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吴敬琏,还有一个似乎很高尚的动机,并且还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文革历史记忆。作为毛右翼,作为统治意识形态右边的假肢,吴敬琏担心左翼民粹主义的复兴和文革政治运动的回归。吴敬琏换下了文革中极左翼面具,穿上了改革中极右翼马甲,其实还是同一个人,同一种思维方式,同一种主旋律。
与大多数人的暴政一样,民粹主义并不是用来指责民众的,而是用来批判精英的。这在俄国思想史中写得明明白白。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历史中也是一样,民众所需要的是民权和自我保存,他们反对中共所动员起来的地痞流氓搞运动,而革命中的民粹,是吴敬琏们打着人民的旗号,用来裹挟民众的民权和自我保存。还有在文革中也是一样,并不是民众对精英下手迫害,而是精英对精英下手迫害,当了文革结束之后,害过别人吴敬琏们,一转手,把罪责又转嫁到民众头上。
仇富(“腐”)就是仇恨特权,对公权力滥用的防守反击。权力滥用都是用大多数人的名义,用人民的名义。政府使用了人民的名义,在当下侵犯少数正当来源的富人财产权,和少数不正当来源的小鱼小虾(绝大部分不正当来源都是权贵,政府的自家人,或者就是政府官员自己,不会侵犯的)。而人民并没有从中受益,还是这种利用中的替罪羊。
违法的政府官员是侵犯财产权的首恶,要维财产权,矛头应该指向腐败官员,并且和人民联起手来。人民并不痛恨少数正当来源的富人,相反羡慕崇拜,可以放心地联手。不联手也不要“诬蔑”。
仇富(“腐”)就是维权,维护正当财产权。应该说,维权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逻辑结果,当私人财产权出现之后,必然要保卫自己,免受强制和侵犯。穷人和阳光富人都仇富(“腐”)。在维护财产权方面,不管是阳光富人的,还是穷人的,这没有冲突,而且可以联手。例如著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非法集资案件,孙|午所的吸收存款,是农民的私人财产,对孙大午的非法侵犯,也同时侵犯了农民。还有例如广东各地的禁止电|动|自行车,侵犯了电动自行车厂商的利益,也侵犯了购买人的利益。
200年8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本次调查发现,尽管舆论对富人多有否定,92.9%的人仍然“希望成为富人”。可见穷人实际上并不反对市场经济,相反承认改革伦理,维护改革共识。农民最大程度的承认市场经济,进入了城市成为农民工。
穷人和富人都参与到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积极和消极。市场经济是大多数人能够富裕的最佳办法,所以穷人拥戴市场经济。就从人数来说,穷人对市场经济的梦想、情怀、认识就代表了市场经济的目标和功能。市场经济是大多数人的出路。实际上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之所以要战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因为前者能更更好地满足大多数人出路。这在西方的自由主义经典里面说很清楚。
可是在吴敬琏们眼里,穷人是市场经济的敌人。几个亿的穷人参与到市场经济,构成市场经济的主体,被活生生地抹杀。富人仅仅是市场经济的配件,却被经济学家看成市场经济的化身。绝大部分富人是“腐人”,只有少数才是阳光的。腐败和特权绝不是市场经济的特征,而与腐败和特权融为一体的“腐人”却成为市场经济的化身。仇富,也就是仇“腐”,让经济学家变成了反对市场经济。
很清楚,穷人才是市场经济的化身,市场经济是服务于穷人致富,而不是服务于“腐人”进一步掠夺。穷人仇富(“腐”)是在捍卫市场经济,捍卫市场经济的本来面目。而富(“腐”)人本身却败坏了市场经济,变为裙带资本主义。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学问,是穷人经济学,而并不是富人经济学。
要说符合市场经济本来面目的富人,也是有,那就是一些阳光富豪。但是这些人很少,不构成富人的主流,与穷人相比,更是大海里面的几滴水。所以这些阳光富豪,并不能代表市场经济。也从来没有一种经典经济学说,论证说阳光富豪代表市场经济。
瞎子领导瘸子
吴敬琏有一种文革伤痕的恐惧,并且把这种恐惧当做理性。吴敬琏动不动就担心退回文革时代,而实际上,正如我在《2009年后改革十大人物》中说薄熙来,其主政重庆的思路,很明显有一种强烈意志,告别偏离改革意识形态和路线。经过改革的淬炼,薄熙来红与黑的变奏,对改革路线的隐性批判,不可能再回归于文革,而是超越改革,或者指向后改革。如今回归文革的政治面具,只与改革时代相关,而与文革时代无关,不过是作为改革的反方案。
吴敬琏也未必相信自己所说的政改,能够实现,但是他以为自己是卖火柴的小姑娘,给出给一点点希望。一点点希望已经时间太长了,没人相信了。而吴敬琏所说,是指出“中国出路”,出路不能仅仅是一点点希望。“中国出路”不能是白日梦。在这种请况之下,还在散布改革鸦片,那么我可以轻蔑地说,吴敬琏就是一根卖女孩的小火柴。
老太太穿了个花裙子,还是老太太。有一些“老共产党员”开明改革人士晚年靠近民主自由,是一种对自己的赎罪,却把自己打扮成跪式民主花瓶。被表扬相当于落后的小孩被用高帽鼓励,拔苗助长。其所作所为,意义不大,但是评价很高。这种很高评价,并不是其历史贡献,而是“哄小孩”。
:我觉得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没必要尊重,需要更多的苛责,他们才能做得更多,因为是赎罪。太高名不副实的评价和哄抬,只能在特定时间,勉强维持“欺骗”。越高引起的批判越大,最后会被说成一无是处。就像一快还不错的砖头,会说成和氏璧,最后就会被说成是茅坑臭烘烘的砖头。
改革意识形态及起到的英雄崇拜,摧毁了这种根本性是非。改革意识形态仅仅是一种虚拟奔向宪政的“路径”,仅仅是一种走向自由的信仰。并不是或者不一定是真实可靠的政治解决方案。在作为手段展开过程之中,手段逐渐成为目的,这时候能否推进改革的是非,或者愿不愿意赞成改革的是否,就被当作根本性的是非。改革手段上的是非,与宪政目标上的是非,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中间是断裂无序的。
对于改革而言,体制内的人、物,精神是最短的短板,最大的限制,其挪动一步,相当于月球一小步人类一大步。所谓改革开明人士挪动了一小步,能事半功千倍,并不是他们的光辉业绩,而是依赖于最短短板这个原因造成的。
而且改革并不是可以在无限时空条件之下,就像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所以每一小步骤的改革,不管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扭曲,还是策略错误,并不一定带来为政改准备更好的条件,并不是线性进步的。
应该说就政改而言,文革之后到80年代中期,是最可能的黄金时代(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不仅从当时历史来看,而且从改革方案本身来说),政改的可能性空间,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政治矛盾冲突加剧,反而越加不可能。也就是说,是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的衰落。社会经济的进步也并不是真正的进步,而是毁灭性的“进步”,对自然条件和政治统一性的透支,也就是把成本转嫁到其他领域。认为改革三十年进步的,是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私生子所主张的,而看到政改之死的,是一种根本性的政治自由尺度。
吴敬琏看到了毁灭性的“进步”,也看到政改的紧迫性,但是没有看到政改已经不可能,也就是改革之死。也未必是他看不到,而是他不愿意承认的。他就不觉得经济增长仅仅是掌权的手段。掌权是极权主义直接目的,一切为了掌权。被高速的成长替代了吗?在经济之上,有政治焉。看不见或者不愿意看到,并不等于掌权作为目的根本性存在。
政改需要的对整个政治体制有主宰能力的人。没有人可以撼动。即使当今的胡锦涛,对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力,也很有限。因为都是体制的螺丝钉,最大的螺丝钉还是螺丝钉。
有人认为如果民众特别认同一个体制外的人,那么,他就可以对体制内施加影响力了?目前的问题是没有这样的人。可是,这仅仅是准备,目的永远也达不到。永远也不会有太有影响力,可以达到对对整个政治体制有主宰能力。专制体制也不会让这样的人出现。
精英还是人民创造历史
时代的总体性和出路,到底由谁来承载,在历史上没有定论。所以有历史到底是人民创造的,还是英雄创造的的永恒争论。当然从经验观察角度而言,首先是英雄精英自动担负使命,而在一种政治腐败精英堕落英雄末路的时局里面,人民以及出自人民与人民一体的新精英带着人民的面具,成为时代的总体性和出路的承载者。当我们观察中国当下时局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共产党的政治精英、与大学内的知识精英以及市场中的财富精英,组成庞大的分赃联盟,这时候吴敬琏想从三种精英的联盟中,拉扯出相对干净相对开明的一部分,作为时代的总体性和出路,是一种政治幼稚病。首先低估了中共分赃联盟体制的污染和腐化能力,以及对叛变者的追杀能力。
其次高估了相对干净相对开明的旧精英的道德素质,以及无限延长了政治变革的时间条件,来得及等这一些一点臭鸡蛋孵化出来,长成小鸡,再成为大公鸡,再来领导中国。
第三吴敬琏处于具体时空错位的谬误。这是哈耶克发明的词,换成中国话,就是刻舟求剑,吴敬琏还坐在一个已经看不见的80年代初后文革背景之中,根本无视改革三十年形成的地基,才是我们所站立的地方,吴敬琏有点像《天龙八部》结尾发疯的慕容复。
吴敬琏基于二十世纪中共革命的语境中,民众是大多数人暴政的来源,所以将来也是一样。过去的血腥革命记忆与将来的血腥革命想象共振在一起,因此吴敬琏将人民或者民众当做替罪羊。
颇有意思的是,在一个共同体内,必须有一个替罪羊为共同体内的罪恶、苦难来承担责任,不是皇帝官僚精英,就是民众。民众也是二十世纪中共革命的受欺骗者,革命政权的受害者,同样是知识分子道德话语霸权的受害者,而吴敬琏丝毫没有反思,照着中共当局所愚弄他的话,接过继续讲。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替罪羊也会嬗变为救世主。所以中共革命之民粹主义,与吴敬琏之反民粹主义,实实在在是同一个污泥巨人的左右两个裤管。
吴敬琏指出需要精英,是一种虚无主义的道德立场,更加进一步的指向是模糊的,到底是要人民捧起,跪倒在吴敬琏所膏立的相对开明旧精英的面前,请求他们高尚得舍己牺牲,领导人民,还是对这一些相对开明旧精英的道德诫命,让他们承担起精英的责任和使命,来创造历史。也就是吴敬琏到底是要形成一种等级制度还是给相对开明旧精英的道德诫命,处在混沌当中。
精英就意味着战斗,就意味着牺牲,而不是奢侈的享受和特权,不是人上人的肉身傲慢。当指明需要精英,实际上就是要一些杰出的人,舍己为人,用血气敢于抗争。精英并不是天生的就应该获得尊荣,而只有牺牲,放弃小我。这是对精英的要求。
吴敬琏们强求精英阶层,极有可能导致对当前统治的保守,因为当前统治者是当前最方便在手的“精英阶层”,而且想有效改革,确实离不开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党的领导,于是吴敬琏们很容易转向为中国模式背书。最近几年来,主流经济学家和开明改革派,纷纷踩着十年前新左派的脚步,转向了中国模式派。与新左派一样,吴敬琏们虽然也批判权贵资本主义,但是并不把权贵资本主义当做改革与中国市场经济的本质,于是乎肯定主流,就为转向中国模式派,做好了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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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2日星期五
吴茂华:游走在剃刀边缘的陈云飞
近年来,国内频发公民维权事件。宅田被占的、房屋被强拆的、人身受侵害的、冤案不得申诉的、生存权宜不得保障的,各种事件在这个所谓的“和谐社会”层出不穷,草民百姓中也涌现出一批抗争的“维权人士”。成都人陈云飞便是一位有较高知名度的维权者。2008年我统计过,他参与维权事项18件,平均每月1.5件。2009年他做事的频率更高,替别人、替自己维权26 件,平均每月2件多,年初到岁尾一以贯之坚而不疲。这个市郊的种花农民,本是1989年6.4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亲历者,当年北农大园林系的学生,这本应在世外桃源般的花木庭院中修枝锄草、恬然生活一辈子的人,心中却因此埋下挥之不去的、是尘世苦难的6.4情结。
最近,网络上有人给他冠上一新名头“维权行为艺术家”!此名有些古怪,维权可不是好玩的,那是弱势草民以身家性命与强势利益集团拼死抗争,这与超然著称的艺术家有何干系?
但陈云飞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他主要在替人维权,践行公民的义务和权力。他替6.4死难者家属募捐解困,声援聚会遭打压的基督徒,同谭作人一道为地震伤者献血,谴责为地震灾区作出贡献黄琦、谭作人被冤判,为成都市民免遭彭州石化污染威胁而奔走,声援冯正虎、刘晓波……。总之这既非武艺高强、又没有任何势力背景的“种花农民”,的确像一位侠肝义胆的唐吉柯德或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奔走行动在艰难维权路上。各位知道,2009年形式逼人,当局疯狂狰狞,抓捕异议反抗者多人。游走在剃刀边缘的陈云飞,竟然天真如“少年不知愁滋味”,用一只公民信心的螳臂,去挡那铁甲的专制车轮。
第二,他维权方式独特,花样翻新,风骚独领。且心态纯正良好,不计较人家的恶,对那些抓拿他的国保警察,他一贯的态度都是蔼然平和,礼数得当。他对我说过,“对他们这些工具一样的人,我没有私仇”。他脸上常挂的笑容是真诚的,行为是磊落的。
第三,他所有维权行为虽有些另类,但不搞强力对抗而尽是“示弱”之举,且于合法范围之内。
此一篇小文,道不尽陈云飞风貌人事,我只有拣几件说说,以供读者诸君管窥一豹。
一张温和的笑圆脸,背上的一块广告牌是陈云飞典型标志。不管是为生存谈花木生意,还是到茶座访友,他长期就这样一副行头蹿走于成都大街小巷。要是乘公共汽车,他就会把牌子胸前举起,广告内容让乘客尽收眼底:“请中共官员公布财产,接受百姓监督!——温馨提示:请公仆不要对主人动粗。”明眼人一看就懂,这内容一点也不反动,我党的报纸上不时也有这种议论么。并且当下没有一条法律禁止将广告背在人自己的身上。那当局有何必要为此而恐慌呢?
这天,陈云飞身背广告牌路过成都督院街四川省政府大门,这衙门里可尽是大官呵!这卑贱的草民是何用心?果然,没走几步,他立即被巡警喝住,命令摘下牌子、出示身份证。陈云飞恭敬从命,递上证件与警察,对方接过一看,脱口说道:喔,你就是陈云飞?我们警察都有你的照片!陈云飞一听惊诧莫名,这才知自己早已蜚声警界,荣登名册。他回答警察说:我有这么坏吗?弄得你们通缉我?接着被带入最近的派出所,作审讯笔录。陈云飞一再申明自己动机是爱护中共官员,“官员也是我们的同胞嘛,及时提醒他们不要失足成贪官,我是公民主人,官员是公仆,主人提醒仆人不要偷东西哪点不对呢”?警察作完笔录,拿出相机,示意他将广告牌丢在地上,叫他用手指地上牌子摆好姿态准备照相。陈云飞抗议道:“你执法不能侮辱我”,说着从地上捡起广告牌平举胸前,面对警察,大睁圆眼直视前方,嘴里喊出口令“一、二、三,茄——子!”(大陆人旅游拍照时流行的口令,以取得表情有笑容的效果)终于,陈云飞配合警察完成一张咧嘴嘻笑的照片存档。
由于他平时和国保警察打交道太多,也了解这些基层人员的无奈,只是一些执行上面意图的工具而已。在他被拘押期间有时也会和他们聊天,有一次聊得兴起他甚至异想天开要替警察维权,他说:各位这样辛苦,经费又少,干你们这行对付的尽是我这样又穷又冥顽的人,连一点受贿的机会都没有,要不我替你们维权,找上面要点经费?——吓得国保赶紧拒绝。
另一次是在审判黄琦案的法院现场,法庭外声援者众多,要求旁听的人挤在院子里等待发旁听证。陈云飞一早就去法院交身份证申请旁听,法官一看他名字就把身份证丢出窗口,拒绝发证与他。他抗辩无效,只得出法院大门,和路边声援者站在一起观望。只见四处警察林立,多辆警车停放路边,便衣穿梭于人群间,气氛甚是肃杀紧张。陈云飞一抬头,见一辆警车上有熟悉的国保拉长着脸在执行监控任务,他竟上前仰头打招呼,国保瞥他一眼不理睬。他大声说道:嗨,不要太紧张严肃了嘛,来,我们一起笑一个!
为地震灾民呐喊的黄琦被成都武侯区法院冤判三年徒刑,有良知的成都人都气愤不已。陈云飞决定用行动表达抗议。这天,他带上一张自制的“奖状”来到法院法官联系处,拨通了黄琦案主审法官税长冰的电话:“你好,是税法官么,我是陈云飞,我认为你们在黄琦案中表现精彩,你们忠于上峰,恪尽职守,功勋卓著。我来给你们颁奖,奖状带来了在法院大厅,你下来领”。税法官开始未解意,明白过来后又惊又气在电话那头吼:“什么,颁奖?……我不会来领,你跟政府作对,我叫警察抓你!”见税法官执意不肯领奖,陈云飞也执意不放弃,他便持奖状到信访接待室说明来意。信访处不受理,但明示可将奖状交案件资料收发室。陈云飞于是将奖状交该处,郑重其事叮嘱转交税法官后才离去。事后我听他聊到此事,他认为,颁奖行动是成功的。
在很多场合,陈云飞都自称是黄琦、谭作人的同案犯,所以8.12号九点谭作人被审,他一定到场。为避开阻拦,他早晨5点半起床从远郊的家里出发,7点多就到达法院。时间还早,先在法院台阶上露天补睡一觉,醒来即发短信广邀朋友来参加旁听。9点不到,法院内外已有两三百人,比审黄琦案时还要人多。陈邀来的朋友有志同道合的维权人士、有在网上写文支持谭作人的知识文化人、更多的还是地震灾区死难学生的家属。大家明知进入庭审旁听极不容易,但此时即便站在外面也是一种抗议姿态。陈云飞心情激动,他感到民心可鉴,维权不孤独。可是和上次黄琦庭审现场一样,还没有等到过安捡他就被国保发现,警察大喝一声:陈云飞出来!接着不由分说立即被塞进警车,绝尘而去。到派出所,警察例行审讯,陈云飞心中坦然,声明对谭案的看法。警察作完笔录递给他签字,他飞快的签上:周永康是法盲! 陈云飞2009.8.12
陈云飞的“行为艺术”其实没有多少艺术性,只是他的信心过于执着,他的姿态特别溜滑,他的“示弱”于法律无可挑剔,他的心态呼吸出奇的平和。这样的“蚁民”被当局锻炼促成了炖不软、煮不烂的“刁民”。在一个遍地是顺民、臣民的专制社会里,“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样的刁民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呵。
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不会放过这样的谔谔之士,它只轻轻一砸下来,陈云飞仅2009年就被非法拘押四次。第一次是6.4敏感日,从5.28到6.8被绑架囚禁10天,期间他绝食5天抗议。6.9号放出来的第二天就到美领馆递声明,要求转发他本人愿意到中华民国避难的申请书。第二次是国庆敏感日,从9.26到10.4, 期间10.1日绝食一天。10.3号晚,警察通知他可以回家了,陈云飞坚持不走,大叫:“我已经适应这里了,你们想抓想放没有法律手续,你们说给我办法制培训班,那就给我发毕业证,结业证也行。否则我就不走!几个壮汉警察过来拖拉,他紧抓椅子对抗,哪里是人家的对手。第三次是11.14到11.18号因赵紫阳生辰敏感日,被拘押4天。第四次是世界人权日敏感,从12.9到12.15拘押6天,绝食31小时。奇怪的是,陈云飞被拘押27天,仅仅因为日子敏感而抓捕,这是抓人的理由吗?这是锦涛同志提倡和谐社会、依法治国的做法吗?况且,不可捉摸的“敏感期”越来越多,党纪国法,兹事体大,怎能如内分泌混乱更年期妇女的“月事”没定准,你叫小民百姓如何猜测、如何脱敏顺服?
第四次拘押期间,也许是天寒地冻受凉,陈云飞感到身体不适,要求到医院诊治。看管警察根本不理睬。陈云飞心中气愤,不停敲窗抗议。12.14号晚上8点过,囚室进来穿便衣戴墨镜的壮汉三人,先关上电灯,然后重拳围打。这些受过训练的打手,黑心烂肺,往人身上什么地方打,又不露痕迹,以及打到什么程度都是谋算好了的。陈云飞两手抱头大声喊叫:叫你们打喔,打死我吧!从89年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二十年了……。屋子外的警察听之任之,不吭一声。
这天晚上月黑风高,夜寒沦肌浃髓,挨打受伤的他如何度过漫漫长夜,几处伤口?伤口有多痛?心里如何愤怒屈辱?想起家中温软的被褥了吗?还有那八十老母和孩子可安好?——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只晓得第二天放回家,他第一件事就是告知朋友,友人将此事上网公之于众。
12.17日放回家的第三天,陈云飞抗议对他多次违法拘押和殴打,自戴锁链来到省高检察院、成都市公安局门口,高举牌子,要求将自己一次收监,关在安全又省心的地方,以此减轻基层警察负担。他举起的牌子上写道:感谢周书记安排三位黑老大给我按摩服务 善待自己同胞的公仆辛苦了。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一个“蚁民”成长为一个“公民”,他无畏的勇气信心来自于天赋人权和正义。时日何丧,予及汝偕亡!陈云飞不拘一格,正维权公行大道之上。
此文刚写完,网上读到消息:陈云飞2010年元旦为支持冯正虎回国权利,绝食一天。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元月号)
http://ncn.org/view.php?id=77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