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人听说过缪合林这个名字。
然而，早在10年前的中共“十五大”，他已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那时他46岁，出生于1951年。1987年9月至1990年9月，他担任过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五十年代出生的“团派”分子们，10年前绝大多数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缪合林是“凤毛麟角”之一。这预示着他将有灿烂的政治前程。
“十五大”后的第二年，即1998年，缪合林成为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按照胡锦涛滥用“团派”的政治模式，到2002年秋天中共“十六大”，胡锦涛由分管干部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缪合林的进一步的政治前程将是某省省委书记或中央某部部长。他将成为一颗“团派”的“政治明星”。
“团派”的“政治明星”大多是缪合林这样的不为人知、权欲熏心、没有业绩的窜升者。
令人痛心的是，这颗大有希望的“团派明星”在关键的“十六大”前夕变成了“团派流星”：2002年6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停止缪合林的职务，理由是1998年他得自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硕士学位是假学历。此时距“十六大”只有5个月。这个处分导致缪合林无法进入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失去了享用胡总书记的帮派阳光的大好机会。
缪合林没有读过大学。他只有一个“在职大专学历”。这种“学历”富于“中国特色”：一个工作者不必去两年制的“大专学校”学习，仅仅通过无比松弛的“函授”即可获取“在职大专学历”。有了这个充满水分的“学历”，就可以更顺利地通过官员晋升的考察条件。以各式各样的手段获取各式各样的“在职学历”的“团干部”绝不是缪合林一个人。相当一些担负党政高级职务的“团派”分子持有“在职大专学历” 、“在职大学学历” 、“在职硕士学历” 、甚至“在职博士学历” 。很多“团派”分子实际上只受过不完整的中学教育，或者是“文化革命”时代的“工农兵学员”。从总体上讲，“团派”是目前中共内部各个派别里文化程度最低、“学历”水分最高的派别。最近一些海外媒体在流传某些“团派”的“高学历”，其实这些“高学历”差不多都是高水分的“在职博士学历”。它们是中国政治“高腐败”和中国教育“高腐败”的“双高结合”。
贪得无厌的是，缪合林不愿意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经济学硕士”，而是肆无忌惮地骗取“经济学硕士”。帮助他骗取“经济学硕士”的，正是他执掌的湖北省委宣传部所管辖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人们在这里看到，当代中国不仅存在着“权力与金钱的交易”，而且存在着“权力与学位的交易”。这使人不得不联想起中国的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厉先生特别热衷于招收“有远大政治前途”的中共年轻一代官员读他的“在职硕士学位”和“在职博士学位”。殊不知，当代世界的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是“博士治国”，更不是“在职博士治国”，通常是“大学本科学历治国”。治国者不一定需要“博士学位”，治国者一定需要治理能力和政治才具！
以上我们温习了缪合林的“故”。以下我们有必要知道“团派”的“新”。
缪合林的“假学历事件”在全面腐败、法纪扫地、治理恶劣、道德堕落的中国，不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但是，对他的处理和处分是严肃的。然而，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胡锦涛成为总书记后，特别是2004年9月胡锦涛集中党（总书记）、政（国家主席）、军（中央军委主席）3个最高职务于一身后，对大量“团派”比缪合林严重得多的错误完全不作处理，更完全不作处分。仅仅“十七大”前夕的这张“团派庇护名单”就太长了：今年春夏曝光的震惊中国和世界的“黑砖窑”的失察失职者张宝顺（原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依然在山西省委书记的位置；对64人死亡的湖南“8·13特大塌桥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周强（原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依然在湖南省长的位置；对7月9日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主使凶杀和181人死亡的山东“8·17特大矿难”失察失职的姜大明（原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依然在山东省长的位置；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犯有严重错误并造成惨重后果的“团派”分子，仍然名列在下个月的中共“十七大”的内定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里！这种“新做法”如何能让“十五大”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同样是“团干部”的缪合林同志心服口服？缪合林同志因为一个“鸡毛蒜皮的学历问题”就不能进入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甚至不能参加“十七大”岂不是“冤假错案”！
如果5年前不处分缪合林，这位10年前“十五大”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经过在胡锦涛为首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的深造，他可能会在今天内定的“十七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或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名单里出现。人们可以庆幸中国的执政党少了这样一位造假的“领导人”。然而，大多数“团派”分子的政治素质和个人修养并不在缪合林同志之上。这就是“团派”的真实状况。与其说“团派”有什么“新”，不如说“团派”保持着“故”。看到了昨天的缪合林，就看见了今天的“团干部”。在内定的“十七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名单里，还有多少“缪合林”？
在天体世界，一颗坠落的流星是永远无法重新升起的。然而，中共的“团派”或许具有特异功能：它可以让一颗坠落的“团派流星”重新上升。这方面不是没有先例。4年前因为蓄意在致命的萨斯（SARS）扩散上说假话而被免去北京市长职务的“团干部”孟学农（担任过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一个月前已由胡锦涛总书记派往山西就任省长。孟学农与缪合林有共同之处：两个人都因为“造假”失去过重要职务。
2002年6月到2003年5月的将近一年间，缪合林同志等待“重新安排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成了“下岗人员”，或者可以使用另一个“中国特色”的词汇：待业人员。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尉健行在处置缪合林问题上是立场恰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处置缪合林问题上也是立场恰当的。我在多篇文章中多次指出：中共内部不仅存在着“团派”；很多高级官员对劣质无能保守的“团干部”的窜升是不无异议的。
2003年5月后缪合林成为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他为什么要从湖北省转到江苏省会南京呢？那是因为1个月前，另一个“团干部”继任了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6个月前胡锦涛成为了党的总书记，两个月前胡总书记又成为了国家主席。
2003年4月，经“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批准，罗志军同志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1995年9月前，罗志军是共青团中央“实业发展部部长”，还兼任团中央所属的“中国青年实业发展总公司”董事长。按照中共的划分，共青团中央属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序列。在九十年代“党政机关办公司” 、“全民经商”和“官商勾结”的高潮中，团中央新设的这个“实业部”和新办的这个“实业总公司”都是不伦不类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在1978年9月到1995年9月的整整17年间毫无表现的“团干部” 、一个在1995年9月到2003年4月的将近8年间缺乏业绩的人充当“现代中国故都”的第一号人物，不是一种“对历史充分尊重”的安排。
罗志军与缪合林也有共同之处：两个人都没有读过大学。这个共同点可能有助于他们的“工作配合”。当然，罗志军曾经通过1年半的“在职学习”得到了一纸“在职硕士学历”。而中国的“专职学习”的研究生通常要花3年时间才能拿到硕士学位。用相当于专职学习者一半的时间获取同等的硕士学历，或许也是一个“中国特色”。
4年来，缪合林副书记活跃在“南京政坛”。我在今年8月25日发表的《团派－滥用公权漠视人权》一文举出事例：“团派”正在把中国行之已久的“官官相护”发展为“团团相护”。缪合林在“团派”控制的南京活跃，可以作为这篇文章的另一个注脚。而孟学农到“团派”控制的山西就任省长，同样可以作为这篇文章的又一个注脚。
人们并不希望比孟学农还年轻两岁的缪合林，像孟学农那样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升起。不仅如此。人们更不希望保守无能劣质的“团派”利用“十七大”在中国“崛起”。
遗憾的是，中共的政治制度是产生“缪合林”的制度，是产生“团派”的制度，是产生一党把持政权的制度。这个政治制度必须民主改革。这就是“十七大”前温故知新的结论。
（2007年9月25日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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