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30日星期五

「失去台灣,就失去太平洋」—麥克阿瑟對遠東軍事情勢的證詞

許全義 2021年04月29日


麥克阿瑟不僅是偉大的戰略家,首倡失去台灣,就失去太平洋;也是偉大的政治家,不僅成功讓日本,從敵人轉變成為美國親密而忠實的戰友。圖為位於韓國的麥帥雕像。(湯森路透)

2021年4月,東亞局勢緊張,美國與日本協商,將台灣也納入安保條約之中。有人比喻台灣對美日的重要性,一如蘇伊士運河之於英國一般。英國在二戰之後,江河日下,導因於無法控制蘇伊士運河,帝國命脈的咽喉。美日如果輸掉台灣,也將輸掉太平洋而日趨黯淡。

 

失去台灣,失去太平洋的見解,其來有自。這主要來自於:麥克阿瑟在1951年在參院聽證會中對於東亞局勢的觀察與評估。此判斷也隨著中美關係緊張,台海戰雲密布之際,日趨重要。

 

之所以會有這場聽證會,是因為韓戰熾熱之際,杜魯門總統突然開除指揮官麥克阿瑟,讓他告老還鄉。美國國會因此召集相關人員,釐清案情。

 

有關這場將軍對決總統的大戲,杜魯門圖書館與紀念館認為:麥帥建議擴大韓戰,轟炸中國,無大戰略思維,所以被開除。因為中國也只想打有限戰爭,不曾派飛機轟炸釜山或是在日本的美軍基地。如果美軍把戰爭擴大,就算不打原子彈戰爭,俄國就可能介入。屆時,如果美軍失利的話,整個東南亞都會被納入共產陣營;美軍甚至於要撤退都很難。因為共軍、俄軍潛水艇都足以阻擾美軍任何運補作業。所以杜魯門在韓戰酣鬥之際,開除麥克阿瑟,有其深謀遠慮。

 

不過,隨著韓戰陰影未除,北韓一天到晚核武試爆或發射導彈。中國崛起,意圖染指南海與台灣,將南海與台灣海峽納入其內海。論者以為:此美國沒落之局,實從韓戰開始。這衰弱並不是因為國力衰退,而是有關戰爭的態度有問題。自從韓戰開頭之後,美國國際軍事介入,在態度上,總不想贏,好好解決問題之後再離開。總是半吊子,無論是對伊拉克戰爭、反恐戰爭或對阿富汗興兵皆然。這種態度,反而讓戰爭沒完沒了,如韓戰迄今其實還未結束。中國依舊在北韓身後撐腰,對美國遠東事務,構成鉅大的威脅。如果當初採取麥帥積極、反姑息的戰爭態度,就不會造成今天不斷且無限期延續的流血。

 

這種姑息、拖沓與敷衍的戰爭態度,近乎失敗主義式的,不僅有損美國國家尊嚴與利益,更是違反人權與人性尊嚴,美國所標榜的普世價值。如阿富汗平民在神學士政權之下,依舊飽受蹂躪。恐怖主義還是在哪裡,一直造成威脅。韓國脫北者的悲慘處境,總是綿延不絕的令人心碎。台灣人民也飽嚐了六、七十年來,地位未定,無國籍,無國家保護,或持著不適格護照出入境的窘境。日本人的護照核發單位是日本國。台灣人的護照核發單位卻是中國(中華民國)。雖然大多數台灣人覺得自己並不是中國人。

 

換言之,從長遠的、超脫黨派的視野來看,麥帥反姑息的戰略思維,當受珍視。不過當局者迷。麥帥當時雖被視為英雄,可是美國太平洋戰略半徑是否要涵蓋台灣,在當時卻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他被解除韓戰指揮任務,在當時也有不少人支持。如在此案之後,美國還建立慣例:如果駐外將軍膽敢,在媒體上,與總統戰略唱反調。那麼他是可以被解職的。當然,更有不少人認為目前還沒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有不少得歸功於杜魯門不計個人聲譽的深謀遠慮。本文旨於透過此案,麥帥國會聽證,呈現當時遠東錯縱複雜的遠東國際局勢。大體而言,麥帥高瞻遠矚,對遠東局勢,洞若燭火,禁得起百年考驗。

 

有關台灣問題在韓戰脈絡中的重要性

 

二次大戰後,理論上國際社會應協助被佔領國與被殖民國家獨立建國。不過,實際上各依勢力實質佔領或控制,德國分為東西德,韓國被分為南北韓,台灣為中國軍佔領……等等。

 

此局勢很快就發生動搖。1950年6月北韓入侵南韓,勢如破竹。南韓岌岌可危。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介入。以美軍為主力的部隊,從仁川登陸,迅速扭轉戰局。1950年10月,聯合國部隊佔領北韓首都平壤。10月19日,中共發動抗美援朝,介入戰局。蘇聯空軍也秘密行動,支援北韓。1951年元月,五國開始協議停火( 美國,英國,蘇聯,中共和另一強權)。其中有三國同意,允許中共加入聯合國和把台灣交給中共。3月,麥克阿瑟被召回,參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他認為停火或停戰協議,不應該包括承認中共在聯合國的席次以及移交台灣。1951年4月,杜魯門突然炒麥帥魷魚,舉國震驚。時代雜誌說:

 

很罕見的,一個不受民意青睞的人竟然會炒受民意歡迎的人的魷魚。麥克阿瑟恐怕是近代以來屈指可數的偉大人物之一。而杜魯門幾乎卻只是一個專業官僚。前者,眾人仰慕其勇氣。後者,民心鄙視其謬誤。

 

在美國人心目中,麥帥是個真正的征服者。而現在的美國總統,因其糟糕的判斷力與妥協心態,卻是個被他打敗的人。

 

麥帥離開日本時,東京百萬人流淚道別。他返回美國的接機、歡迎人潮更是艾森豪結束二戰歐洲戰場時的兩倍。1951年4月,在國會更以面對總統的規格接待,參眾院聯席,請麥帥蒞臨發表演說,「老兵不死,只是凋零」。這場演說,破紀錄的有兩千萬人透過看電視,聲援將軍所說:

 

有人竭力扭曲我的立場,有人說我是戰爭販子,這和真相完全背道而馳。我比絕大多數在世的人更了解戰爭,沒有任何說法——絕對沒有任何污名會比戰爭販子的指控更令我反感。我長期主張徹底廢除戰爭,無論是對朋友還是敵人它都傷害極大,根本無助於解決國際爭端……但戰爭一旦強加到我們身上,那就別無選擇,必須運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迅速結束戰爭。戰爭的目的就是勝利,而非曠日持久優柔寡斷。面對戰爭,勝利無可替代。

 

平壤中心構築著各種工事,好像已要塞化,但是卻未進行大的抵抗。北韓軍隊把火炮和機槍丟棄在陣地上四處逃散了。北韓軍隊的士氣很低,象徵著戰爭的結束。聯合國軍關於北韓軍隊「不死守平壤」的估計是正確的。市內教堂的鐘聲響起,似乎帶有歡迎之意,祝福和平的到來。留下來的平壤市民是友好的,勤快地為聯合國兵辦事。人們擔心的那種瘋狂的抵抗和謀略,都未發生。

 

麥克阿瑟1951年在國會大廈發表了題為《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講。

 

5月3日,參議院舉辦聽證會,調查麥帥被解職事件。因為事涉軍事機密,只開放給國會議員旁聽。媒體只能轉載、報導從國會審核後、刪節版的逐字稿。

 

衡情而論,如果當時美國國會只重視黨派利益,那麼麥帥處境是岌岌可危的。因為聽證會審查委員的組成,民主黨還多些。共有14個民主黨員,12個共和黨。主導議程與問題清單的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羅賽爾( Richard Rusell, 1897-1971),和協同主持的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Tom Connally, 1877-1963 ) ,都是死硬派的民主黨員。一般而言,支持麥帥的,幾乎不分黨派。聽證會成員也知道,在那時反麥克阿瑟,恐忤逆主流民意,殊為不智。不過,這場聽證會要釐清麥帥是否抗命? 杜魯門是否瀆職,該受彈劾? 所以,還是可以看到精采的辯證攻防,火花四射。

 

紐約時報評論此聽證會,有五大爭點:

 

( 1) 文人領軍的程度。

( 2) 美國的世界政策何去何從? 歐洲優先還是太平洋中心,現在就在遠東阻止共產黨蔓延?

( 3) 麥克阿瑟是有遠見的政治家,還是危險的自我主義者?

(4) 杜魯門是否瀆職,當受彈劾?

(5)  國務卿Dean Acheson( 1893-1971)在韓戰中所扮演的角色?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麥克阿瑟不受杜魯門指揮。他認為,自己對於所有可能接到的命令,無論好壞,或者他認為無關緊要的,都沒有不同意的可能。「如果有任何人說,我有些程度的不服從、不尊重美國總統,或者甚至不服從、尊重聯合國的政策或指示,我將異常憤怒。」一般甚至認為,如果麥帥對自己被解職提出異議,訴請法院裁決,杜魯門恐怕不得不收回成命,讓麥帥復職。輿論普遍認為,這次免職令太過草率。既不曾召見麥克阿瑟到華盛頓會談? 也不曾在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上,討論彼此發生歧見的地方。甚至於那怕杜魯門覺得麥帥不適合指揮韓戰,還是可以讓他繼續擔負駐日盟國最高統帥的責任。東京盟總職務是否趁職,與麥克阿瑟在韓國戰略上是否和別人發生歧見,並沒有關係。

 

無論如何,表面上看起來,麥帥就是草率被開除了。所以當時美國人嚇了一大跳。杜魯門總統的民意支持度也為此創下有史以來最低,約莫只有兩成,比後來因水門案被彈劾的尼克森還低。1952年,杜魯門不僅不可能競選連任,民主黨候選人還要刻意與其切割。儘管如此,還是無法挽回那場總統大選民主黨註定大敗的局勢。

 

不過,那場參院聽證會調查也不認為杜魯門瀆職,當受彈劾。因為有關麥克阿瑟的解職案,完全在總統的權力與責任範圍內。而且總統也沒有解釋他這個行動的義務。那完全是他專屬的行政裁量權。雖然輿論覺得他執行此職權,笨拙而不妥。後來共和黨想組彈劾杜魯門的聽證會,也不了了之。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將軍對上總統之爭,雙方有關台灣地位的認識的分歧,實居關鍵。如維基百科介紹杜魯門之所以這麼倉促的解職麥克阿瑟的故事說:(1951年)4月11日上午11點,第77特遣艦隊在臺灣西岸附近巡航,在中國大陸東岸開始「空中閱兵」。當天下午東京時間15點,麥克阿瑟收到解職通知。

 

然後,彼此不合的導火線則是:國務卿Acheson在1950年6月表示,美國太平洋防線半徑不包括韓國與福爾摩沙。杜魯門在6月27日說,台灣地位中立化。靜待聯合國處置。美國無意介入。然後,麥克阿瑟在7月底閃電訪問台灣。有關此Acheson回憶錄說,這一訪問完全是麥克阿瑟的自作主張:

 

8月1日華盛頓官方驚異地在報上看到,麥克阿瑟將軍到達了,吻了蔣夫人的手,並同她的丈夫進入了會談。為查明是怎麼回事,我打了個電報給威廉·西博爾德,他是國務院派任的駐東京政治顧問。杜魯門總統的福爾摩沙評論引起我們大家的仰慕和欽佩。麥克阿瑟的說法是,「使我驚奇的是,對福爾摩沙的訪問以及我同蔣介石的會見受到熱烈的讚揚」。蔣委員長在福爾摩沙高興地歡呼說,「現在我們又可以同我們的老戰友親密地一同工作」,勝利是肯定的了。麥克阿瑟也對蔣報以讚頌和保證「中美兩國部隊間的有效軍事協作」。他未告知五角大樓就調派了三個噴氣戰鬥機中隊去福爾摩沙。隨即有明確的命令傳給了他,強調了我們關於福爾摩沙政策的限度,接著,哈里曼又去對這些原則作了補充說明。

 

一個星期以後,8月10日,這位將軍發表了一個聲明,聲稱他的福爾摩沙之行曾經「事前與美中兩國政府的各部門進行了正式的安排和協作。」他作出結論說,「對於這次訪問,那些過去一向宣傳太平洋綏靖政策和失敗主義的人們向公眾作了惡意的歪曲報導。」

 

簡之,在韓戰脈絡中,麥克阿瑟與杜魯門因有關台灣問題的認知差異。麥克阿瑟在杜魯門陣營中被視為戰爭販子。杜魯門則被掛上失敗主義與綏靖政策的標籤。

 

從陸權韓戰到海權韓戰:有關台灣地位的認知差異

 

1952年美國總統大選又來了。杜魯門想連任,不想讓美國捲入另一場大戰,所以希望韓戰速戰速決,只是一場police action。

 

表面上看,韓戰似乎也能速戰速決。因為雙方很快展開展開秘密協商,談和。五個國家,美國、中共、英國、蘇聯和另一強權( ?),中有三個贊成中共提出的和解方案:

 

一、雙方停戰,以北緯三十八度為界。

二、中共取代中國國民黨在聯合國中的地位。

三、台灣主權歸中共。

 

消息傳來,麥克阿瑟極力反對,尤其是第三項協議。美國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也認為停戰停火的條件,尤其不應包括承認中共在聯合國的席次或考慮移交台灣。1950年8月29日,紐約時報刊載麥克阿瑟的見解:台灣是美國太平洋戰略,讓其成為美國平靜湖泊中( the Pacific a peaceful American lake),不可或缺的一環。假使失去台灣,讓它成為敵人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或潛水艇基地的話,那麼夏威夷、中途島和從關島到菲律賓都將不保。 ( U.S. Cong.,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Hearings Relative to the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Bearing on the Relief of General of the Army Douglas MacArthur and on the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82nd Gong., 1st Sess., 1951, Part 5, p. 3478.)杜魯門卻在爐邊夜話,重申,「我們自己不會要台灣,或亞洲任何其他地方。我們相信福爾摩沙的命運,將在國際協同合作中,和平的解決爭端。」

 

在韓戰脈絡中,麥克阿瑟與杜魯門因有關台灣問題的認知差異。麥克阿瑟在杜魯門陣營中被視為戰爭販子。(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有關台灣地位的類似爭議,清代也曾經有過。

 

康熙( 1654-1722)認為: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海外丸泥,不足加中國之廣,裸體文身,不跌共守,日費天府而無益,不如徙其人空其地矣。」施琅反之。他說:「臺灣地方,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換言之,從陸權觀點來說,台灣不大,無關世界帝國之輕重。可是從海權來說,台灣鞏固,才得以保障清帝國最富庶的江西、浙江、福建、廣東等東南四省。

 

這次劇場上,陸權論者換成是杜魯門、國防部長馬歇爾與國務卿Acheson;海權論者則是麥克阿瑟以及其他參與此聽證會、有東亞經驗的美國軍方將領們。

 

杜魯門陣營也都有參戰經驗,不過都是在歐陸的陸戰。所以他們對台灣地位的價值不清楚,而主張由美國第七艦隊使台灣中立化,一直等到其地位經由聯合國加以解決為止。相對的,麥克阿瑟在太平洋海域打滾了24年。他目睹了日本如何以台灣為中心,建構大東亞共榮圈,進而發動太平洋戰爭,席捲整個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讓美國幾乎縮回太平洋西岸。甚至說,失去台灣就會失去太平洋。不僅如此,假設敵人獲得台灣,並且因此獲得太平洋,這無疑將增加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亞、華盛頓州,以及中美和南美的危險。所以,麥帥堅決主張,台灣絕不可落入敵手。

 

杜魯門陣營覺得麥克阿瑟對政治愚蠢的最主要理由則是:讓戰火波及台灣,或讓在台灣的中國軍參戰,會把美國拖入中國內戰,甚至可能因蘇聯政府在亞洲或歐洲出面直接干涉而將將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換言之,這場韓戰不只是軍事上的,還有政治上的考量。所以無論如何,要將其限制在有限的戰爭。可是對麥克阿瑟而言,當中共介入韓戰時,杜魯門眼中的police action,未經國會批准的那個陸權韓戰,其實已經過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有關太平洋海權爭逐的戰鬥。

 

在海權韓戰中,台灣萬萬不可落入中共之手。就算在美國海空軍力量優勢下,中共有了台灣,可以把那裏的基地宮給蘇聯的潛水艇與空軍使用。他們在那裏大量集中潛水艇與空軍力量後,就可以使美軍在菲律賓與在日本的機場歸於無用。蘇聯潛水艇以台灣為基地後,就可以截擊美國在西太平洋上的所有補給線,使得我們這一方面的海陸空軍得不到補給。他說:

 

「台灣一失,我們的防線就會完全被共黨突破。台灣剛好位於菲律賓與日本之間。敵人佔據了台灣,就可以向兩翼進擊,而且利用台灣的潛水艇基地切斷我們自珍珠港或自關島外伸的供應線以後,就可以把上述兩翼個別擊破。」

 

「台灣一失,太平洋的戰略形勢必將全部改觀。這種事實在短期內就會改變的。我確信他們已經這樣做了。蘇聯已經取得中國大陸上原有的空軍基地了。」

 

「台灣現在有十九個機場。日本過去就利用這些機場來攻佔菲律賓及西南太平洋上的其他基地。台灣一失,我們整個防線就難以保守。這條防線可以從台灣突破,而不能從中國突破。」

 

「他們已經採取了水路作戰行動,並在彼處突破了連鎖性的防線。他們可以在台灣一個極有保障的形勢下集結二、三千架飛機,還可以在此處幾個海港設立潛艇基地,使他們剛好位於我們的防線的中間。……這裡是潛水艇、海軍與機隊的天然藏匿所。他們距離我們這麼近以後,我們會自衛起見,必須有目前三倍甚至四倍的軍力方能應付。」

 

「除了蘇聯最新式的有司諾克爾潛水通氣設備的潛水艇之外,俄國潛水艇的航程目前是很難到達此處之南的。蘇聯潛水艇如果只利用現有的基地,絕無法切斷我們的供應線。現在你如果讓蘇聯到了此處,你並不是說只是讓他們縮短了這一點距離。你等於讓它把整個可以集中進攻的力量移到此處來。你對於它絕對無法抵抗。二次大戰的情形就是證明。」

 

「此處是日本以前的基地。日本過去自此處進攻馬來亞,自彼處進攻菲律賓,又自彼處進兵新幾內亞。如果在彼處發生與過去同樣的情形,美國就絕對休想「」在這些海島上保持我們的軍力來應付他們以及應付他們可能獲得的其他基地。他們等於是得到了一個可以把攻擊力量增加許多倍的主要戰略基地。」

 

「(台灣)有一個八百萬人的大國資源,可以用以支持海空軍。台灣在農業方面,是個極為富足的地帶。你把軍力移到此地後,用不著自別處獲得供應,而可以就地取食。那裡人口眾多。在那一片及中的小區域裡,其人口的數量還多於澳洲與荷蘭兩國人口的總合。它可以發展為一個我所知道的最強大的堡壘。假若他落入敵人之手,他的資源也隨之為敵所有。」

 

「沒有一件事比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性更能獲得舉世的公認。」

 

簡言之,失去台灣,失去太平洋。

 

面對戰爭或許有三種選擇:一、贏,只要進入武裝衝突,運用到最大限度的力量,以最快的方式透過軍事勝利予以結束。二、認輸,退出戰場,接受敵人的停戰條件。這也可迅速止血。三、無弭止戰爭的確定目的,卻又不斷的、無限期的作戰。結果會招來所想遏止的東西,戰爭的蔓延。

 

對麥克阿瑟來說,採取第三種策略,是最糟糕的。因為美國人的血將會不斷且無限期的延續。這種延續會有無盡的、無盡的戰爭衝突。

 

很遺憾的,杜魯門在韓戰中所採取的戰略似乎正是第三種。他的助理國務卿魯斯克( Dean Rusk, 1909-1994)說:

 

我們現在所努力的,是要維護和平與安全而不經過全面戰爭( general war)。我們正向侵略者說,不准繼續你的罪行,你必須停止。而同時,我們正努力避免一次大衝突( a general conflagration),那可能毀滅掉我們所正努力保衛的東西。

 

就麥克阿瑟的觀點看來,只要認識到:從中國介入韓戰以來,捲入台灣問題,那已經不只是一種杜魯門所謂的警察行動。那就是戰爭。紅色中國也正傾全力、排山倒海而來。如果美國意識到,韓戰就是戰爭,而且是百年海權爭奪時。那麼就現有軍事實力來看,1950年代的紅色中國其實很脆弱。他說:

 

除我們戰術上的成功外,紅色中國這個新敵人已經清楚表明更加重要的信息,如此誇張和自負的軍事力量,卻沒有足質足量保障關鍵軍需的工業能力來滿足現代戰爭需要。他們的製造基地和原材料甚至不足以建立中等強度空軍和海軍力量,更遑論維持運作;他們也無法提供戰車、重型火炮及其他已融入軍事戰役的先進科學技術,這都是地面作戰取勝的基本要素。過去他們巨大的人數潛力很可能足以抵消這些空白,但隨著大規模殺傷手段的發展,單憑人數無法彌補這種固有的缺陷和脆弱。

 

制空和制海權也就意味著控制補給、通訊和交通,這對戰爭的重要程度和過去相比不遑多讓。我們現在控制著制空和制海權,敵方的地面火力又不足,由此產生的差距根本無法用英勇克服,表現出來的只是狂熱和對生命損失最徹底的冷漠。自從紅色中國開始在北韓不宣而戰以來,這些軍事弱點已經非常明確地揭示出來。即便是在現在聯合國軍行動受限、紅色中國取得相應軍事優勢的情況下,事實也證明他們無法用武力徹底征服南韓。因此,敵人必須痛苦地意識到,聯合國已經決定放棄把戰爭局限在朝鮮半島的做法,我們的軍事行動會擴展到沿海地區與內陸基地,紅色中國馬上要面臨軍事崩潰的風險。

 

只可惜後來杜魯門聽從馬歇爾的計畫,只想採取姑息主義。他限制美國空軍與海軍的力量,不許其發揮切斷北韓與紅色中國的補給,更不想讓軍事行動擴展到朝鮮半島以外的地方。也就是說,美軍的制空與制海權,幾乎只能用於自己軍隊的補給或撤退。

 

馬歇爾只想到歐洲優先,不希望韓戰擴大到將蘇聯也捲入。他甚至不許麥克阿瑟轟炸在韓國境內,離中國邊境還有三十五英里的補給點。理由是:將陸路補給線截斷、補給點破壞後,北韓境內的共軍勢必透過北韓海岸、港口獲得補給。如此蘇聯會不得不捲入,派出艦隊,支援在北韓境內的共軍獲得補給。(前引書, Part 2, p. 432.)

 

他沒想到如果在亞洲戰場輸給共產黨,東歐陷落也將不可避免。沒想到共產陣營的擴張是全球性的。沒想到共產黨從列寧以降的戰略,共產擴張到歐洲中心最近的路徑,就是經過亞洲。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繞過北京。所以,亞洲必須贏。勝利無可取代。贏得亞洲戰爭,歐洲很可能就不會再有戰爭而繼續保有自由。

 

杜魯門陣營一直想把這場戰爭,明明是紅色中國和聯合國都投入的,限制成一場警察行動,局部的衝突。他們坐在華盛頓冷氣房中,離血淋淋戰場一萬英里遠的地方,甚至沒想到該如何結束這場戰爭。「就等到紅色中國人海戰術,一波波上來,一波波死掉。死到他們覺得夠了,就停火了。」( p. 445)換言之,也就是等到敵人覺得累了,夠了,或者是美國屈服於他的條件的時候為止。

 

難道這種戰爭態度不就是姑息主義嗎? 這真的不會讓雙方白白不斷流血,犧牲姓命嗎?難怪在民主黨自己主導的國會聽證上,海軍司令Oscar Badger ( 1890-1958),空軍司令Emmett O'Donnell Jr ( 1906-1971),前戰爭部長、駐中國大使Patrick Hurley ( 1883-1963),前國防部長Louis Johnson ( 1891-1966,1950年九月十九日前。其繼任者為馬歇爾),和魏德邁將軍 (1896-1989)都站在麥克阿瑟這邊。也難怪這場戰爭無法如杜魯門所預期的速戰速決。

 

在東京灣上的密蘇里號甲板,由麥克阿瑟將軍(圖中央)和 2000 多名官兵見證日本投降。(取自美國陸軍)

 

聽證會結束後,杜魯門民意聲望創下美國總統有史以來最低。民主黨都紛紛與其切割。他就連代表民主黨,取得爭取連任門票的機會都沒有。

 

以後見之明來看,杜魯門陣營誤判不少情勢。一、俄國自始自終都是韓戰,這場被遺忘的戰爭要角。「中國比較意外,因為中國當時的下一步是解放台灣,實際上毛澤東是這樣打算,老百姓心裏也是這樣想的,那麼突然爆發一個韓戰(朝鮮戰爭),毛澤東1949年去莫斯科跟斯大林談就是希望解放台灣,斯大林也答應了,實際上當時斯大林看起來還留了一手,就是跟金日成之間的這種(約定),毛澤東並不知道。」二、中國並非俄國魁儡政權,有自己的意志,更有角逐世界強權的野心。人民日報在紀念韓戰的文章中,這麼說:「朝鮮戰爭之所以不可忘卻,是因為它發生在錯誤的時間。中國剛獲解放,百廢待興,還面臨著繁重的追擊殘敵任務,還有台灣和西藏問題亟待解決。不合時宜的戰爭徹底打亂了國內議程。」三、台灣是太平洋海權時代的樞紐,要子。如果日後聯合國協議將台灣交給中國時,美國當動用否決權,來捍衛自己戰略要點,而非無關緊要。

 

麥克阿瑟也有些誤判。一、他認為:就算美軍越過北緯38度線,中共也不會管。這使得這場衝突,很難成為一件速戰速決的警察行動,而成為杜魯門爭取連任機會的腹心之疾。杜魯門為此在1973年說他是蠢貨:「我開除他是因為他不尊重總統權威,不是因為他是狗娘養的蠢貨,雖然他就是,但這對將軍來說又不犯法,不然半數甚至四分之三的將軍都得進監獄。」布雷德利(Omar Bradley)也因此將這場戰爭描述為「一場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敵人進行的錯誤的戰爭」。二、他以為這場戰爭,美國會打他擅長的戰爭,盡量用上海軍與空軍。實際上,杜魯門就只想打有限戰爭,攻擊性的海空軍使用幾乎為零。

 

然而,這些誤判可以說是杜魯門總統的戰爭態度有問題所造成的。

 

舉個例子來說。一個玻璃瓶中,有五十隻紅蟻,五十隻黑螞蟻。本來彼此相安無事的。可是有人搖動瓶子,擾動螞蟻,結果紅黑螞蟻就彼此相殺相砍了起來。要解決此問題,不是幫助黑螞蟻來殺紅螞蟻,或是懲罰黑螞蟻說你怎麼可以殺紅螞蟻,而是應該主動去除那隻擾動的手。

 

國共內戰、韓戰背後,真正擾動的手,其實都是蘇聯。當二戰結束之後,國共議和後,又啟戰端。魏德邁建議,美國不應那麼容易讓中國成為敵方陣營,應繼續支持國民黨的。杜魯門卻選擇聽從馬歇爾的建議,切斷所有美援,技術、資金與武器上的,懲罰黑螞蟻,讓紅螞蟻佔領中國,也讓背後搖動的手得逞。

 

韓戰爆發,目前史學界普遍認為:那是金日成在得到蘇聯同意和支持的承諾後,首先越過三八線,對韓國發動突然進攻。杜魯門卻不想制止那隻搖動的手,假裝那只是小規模衝突,而任由紅螞蟻、黑螞蟻持續相殺相砍下去。

 

韓戰其實不曾停歇,一直打到現在。如2020年6月,朝鮮半島又戰雲密布起來。據稱直接原因是一些「脫北者」組織在兩國邊境通過氣球向朝鮮發送宣傳單。隨後平壤宣佈切斷和首爾的所有官方聯繫,幾個小時後,朝鮮炸毀了位於邊境小鎮開城的朝韓聯絡辦公室所在大樓。紅螞蟻、黑螞蟻幾乎又要互咬了。只是這次搖動的手,變成中國,而不是蘇聯。

 

中國也不再是1950年代的吳下阿蒙,而是秉持著資治通鑑大一統史觀、充滿野心,想稱霸天下的戰狼。一旦朝鮮局勢突變,爆發戰爭,第二次朝鮮戰爭顯然將不再是「警察行動」或「被遺忘的戰爭」。

 

總之,麥克阿瑟不僅是偉大的戰略家,首倡失去台灣,就失去太平洋。他也是偉大的政治家,不僅成功讓日本,從敵人轉變成為美國親密而忠實的戰友;而且積極任事,深知面對無可迴避的戰場,如果你輕輕打擊,如果你在運用力量時實行姑息,那將注定蒙受不幸。


——上報

牟宗三: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

本文摘选自牟宗三先生在第一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1990年12月29日台北中央图书馆),由王财贵先生整理,原文标题为《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标题为编者所加。可供参考,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1. 胡适

民国以来,在学术界最出名的是胡适之先生,从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看来,他本是一个讲中国哲学的人,但其实他对中国哲学一点都不了解,没有一句相应的话,所以只写了上卷,后来也写不下去了,转去做考证,考证禅宗,也以外行人瞎考证,根本不知道禅宗内部的问题,只去做些外围的事,如考证版本的真假,这与禅宗有何本质的关系?况且凭什么你就能断定《六祖坛经》一定是神会造的呢?照我一看,我不须考证,就知道神会写不出来,因为神会的思想是另一个思路,神会禅是"如来禅",《六祖坛经》是"祖师禅",祖师禅是真正的禅宗之禅,是神会了解不到的。胡适先生连这一点都不清楚,还想跟人辩,难怪被铃木大拙当面斥为外行,其实他是真的外行。以像他这种人来领导学术界,出大风头,这当然非国家学术之福。所以他虽以哲学起家,到后来不但不讲哲学,并且反哲学。他极力宣传科学与考据,考据也并非不可以讲,不过考据是历史家的本份,但胡适先生既不读历史,亦不读哲学,亦不读科学,他只去考红楼梦。考红楼梦能考出科学来吗?—他所有的学问就是这样—浪费、无成。所以冯友兰出来写哲学史就超过他了。

2. 冯友兰

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比胡适进了一步,至少表面上很像个样子,一直到现在,西方人认为中国哲学史,还是以冯友兰所作的为最好,余英时也这样说。但他的讨好,其实是表面的,因为他此书有一讨巧的地方,平常人看不出来。他用的是选录方式,西方人写哲学史大体是用诠释的方式。选录方式不是不可以,但冯友兰作这本书很狡猾,说好听是很谨慎,所以很能保持一种"学术谨严"的气氛。因为他很少对所引的文献加以解释,他尽量少说自己的话,尽量不做判断,所以读者实在很难猜透他到底对那些文献懂呢?还是不懂?到了他该说话时,他就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若有真正下论断的大关节,则一说便错,由此,我们便可看出他实在不了解。所以很早我就说他这本哲学史是"脓包哲学",脓包的特性是外皮明亮精光,但不可挑破,挑破便是一团脓,我是一向不欣赏那种书的。这本哲学史大体上卷还象样,主要是他用了他那一点逻辑知识整理了名家,有一点成绩,其它讲儒家、道家都不行。先秦都讲不好,后来魏晋道家、随唐佛学更难讲,他根本是门外汉,于宋明理学更是门外的门外。他以为他懂得朱夫子,但他何曾知道朱夫子是理学家,不是西方的新实在论,他以西方的新实在论来解释朱子,这当然是不相应的。他后来又讲"新理学",以程朱自居,这都是妄人妄作。《中国哲学史》表面上写得那么严肃,出版时是那么郑重其事,他请金岳霖与陈寅恪来作审查报告。其实金岳霖先生是外行,陈寅恪虽是史学家,并不读哲学,但他的见闻实比冯友兰博洽得多,所以多少也能看出一些问题,只是冯友兰不承认罢了。像陈寅恪这个人也了不起,其考证历史确是当行,但这个人也有其缺点,我称之为"公子型的史学家",他为人为学带有公子气,公子气有什么不好,我们暂时不去详论它。近代中国史学界颇有成就:例如讲殷周史以王国维为最好,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随唐史以陈寅恪为最好,宋史尚未见有谁最好,明清史则有孟心史,这都是众所公认的。史学之所以有成,因为他们上了轨道,有当行之客观的了解。近代中国人对中国哲学的讨论就未上轨道,像冯友兰的哲学史,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历代各期哲学核心问题根本未接触到,更遑论有什么有价值的讨论。以如此之书,而不论中西都公认它是一本代表作,这表示这一代的中国人实在太差劲了,不但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世界,这真是这一代中国人的耻辱。

又从那个地方可以看出冯友兰对中国思想没了解呢?在纪念熊先生的文集中,有一篇冯友兰的文章,他以九十高龄,平生写那么多书,理应有些心得,谁知他却说:熊十力之新唯识论和老唯识论的争辩是一个老问题的复活──就是说有关这些问题在古代就有人讨论过了,现在他们又拿来讨论而己—我一看,这样说倒是出语惊人!我仔细看他说的是什么老问题的复活,原来冯友兰是指南北朝时代神灭不灭的讨论,我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了。熊先生的《新唯识论》和玄奘《成唯识论》的不同怎么会和神灭不灭扯在一起呢?请问熊先生是主张神灭呢?还是神不灭?而《成唯识论》又是神灭还是不灭?我看两边都安排不上,这种故作惊人的论调实在太差了!神灭不灭的问题重点在那里都不能把握,后来佛学的高度发展更不容易契接得上,故其侃侃而谈者,大体不可信。

3. 梁漱溟

此外如梁漱溟先生、马一浮先生与我老师熊先生在所谓"客观的了解"上也都有缺陷。梁先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敢于对抗毛泽东,对抗江青四人帮,这就了不起。但他终于被毛泽东所笼\罩,所以最后毛泽东死时,梁先生还说:"毛泽东晚年虽然荒唐,但不管如何,他毕竟是非凡之人。"我看到梁先生说这种话,一时难过得很。以圣人自期之梁先生,何故竟作此不伦之语?他为何还会心仪于毛泽东?其实梁先生这个人对中国学问知识和文化意识都是很少的,才会有如此的判语。他和熊先生不同,熊先生讲学或许有错误,但他的民族文化意识纵贯意识很强,而梁先生在这方面很欠缺,梁先生的头脑是横剖面的,如他的"乡村建设"之理论便是在横剖面下了解中国社会而写出来的。他并没有通过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去了解中国社会,只照眼前的风俗习惯而想办法。他对中国社会的具代表性的了解是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所说的:"伦理本位,职业殊途",他这样了解并不算错,但若止于这样了解,是只了解到现实的社会状况,若其社会所以形成之文化根据及背后之历史渊源,则并未接触到。只在这里用力,不能对时代问题之解决有相应的了解。在这里显出梁先生的不足,所以他开出的救国路线是"乡村建设",乡村建设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充其量也只能顺着太平时节之民风,协助长养一点民生,敦厚一下民情,而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结果被毛泽东农民革命之大气派唬住了。其实乡村建设并不是不能做,但要了解时代才能配合时代,而这便须要有正确的现代知识,才能做时代的指标,要建设才有建设的依凭。而梁先生对时代的了解到死还是那两句话:"西方的路我们不能走,苏联的路我们也不能走。"那么你走那条路呢?一无所适,碰到*****魔道,抵抗不住,也不必谈什么建设了。说苏联的路不能走犹可,说西方的路不能走,可见梁先生活对西方*****之价值不能认识,则你凭什么建设中国,凭什么应付*****呢?

以上是说梁先生的文化运动之无所成,至于纯学术上的对中国儒、释、道三家的研究,也是很薄弱的。所以熊先生每次劝他不要再搞乡村建设了,要出来讲学,梁先生两眼一瞪,说:"我有什么学问可以讲呢?"梁先生对西方哲学的认识是得自于张申府先生讲的罗素,与张东荪先生翻译的博格森的创化论。博格森在西方哲学上的地位并不高,罗素于逻辑有贡献,于真正的哲学并无多大贡献。当时中国哲学界对他们两位推崇备至,也可见学风之浅陋。梁先生对中国的学问则欣赏王学再传门下的王东崖,对"自然洒脱"一路颇寄其向住,欲由此而了解孔子之"仁"。其实从这一路进去也可略有所得,但毕竟不是了解儒家的正大入手处。梁先生是谓有性情、有智慧、有志气之人,思考力很强,也有创发力。他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年纪并不高,全是自己凭空想出来的。但也因如此,其中所造的新名词都是无根的,所说的文化类型也太简单,如说西方是前进的,印度是后退的,中国是适中的,这样讲都是一些影子罢了。所以思考力强,性情真,志气高,也有相当的智慧,可惜无学以实之,结果尽成空华,白白的浪费了一个人才。这种人间大憾,平常人是看不出来亦感受不到的,就连他自己也不自觉。他的这部书实并无多大价值,他本人亦不予以肯定。他最后是相信佛教,而不再做儒者,在中国这样的乱世,生命人格想要卓然有所树立是很难的。

4. 马一浮

马一浮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内部的义理常识最为博雅,但说到客观而深入的了解则谈不上。从那里看出来呢?熊先生新唯识论刚写出时,马先生为他作了一篇序,四六骈文,美得很,其中说到熊先生的著作是"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这四句话赞得很漂亮,音韵铿锵,回肠荡气,但马先生讲这四句话时胸中有多少实义则很难说。后三句较易懂,其第一句"昭宣本迹",我当时(大学生)是看不懂,我看熊先生也未必真切。我现在知道这句话并不简单,就如我刚才说纪念熊先生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朱宝昌也引用了这四句话,但他对"本迹"的涵义则胡乱说。"本迹"两字是有渊源的,能用这两字,这表示马先生的多闻博识,但我想他并不一定得其实。"本迹"两字来源于魏晋时代,当时讲会通孔老有所谓的"迹本论","迹本"观念贯穿魏晋南北朝两百多年,最后有阮孝绪出来又总结了这个观念,佛家天台宗也借用此辞来判教,可谓源远流长,义涵深厚。但马先生用之于评论新唯识论,却显得突兀,新谁识论之主题用此辞去赞是不大对题的,只是做文章罢了。其序言另一段又说:"拟诸往哲,其犹辅嗣之幽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这两句话,第一句将熊先生之作新唯识论比为王弼之注易经,王弼之注易不但注了经文,最后还作了《周易略例》,极有创见,但是要知道王弼注易经是根本不相应的,您怎么可以拿王弼之注易来比新唯识论?如果真如所比,则新唯识论岂不是没有价值了?王弼是用道家的玄理来注易经,而易经是孔门义理,熊先生的立场是纯粹的儒家的大易创生的精神,其立场与王弼正好相反,这是极为明显的,而马先生竟看不出来。这表示马一浮先生所用心的是如何把文章做好,而并不注重客观上正确的了解。至于"龙树之弘阐中观"一句,更与新唯识论之主旨不相干。龙树是所谓的"空宗",中观论头一个偈就赞缘起云:"不生亦不减,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所谓八不缘起,这是佛家讲"性空"的基本立场,讲的是实相般若下所观照的缘起法的性相,其性是"空",其相是"幻"。这立场与熊先生写新唯识论大相径庭,态先生新唯识论不但批评无着世亲的老唯识论,也不赞同龙树的中观,在此用"亦犹龙树之弘阐中观"来恭惟,非但其义不实,而且走了板眼。

马一浮先生只能作文章,作高人雅士,不能讲学问,他文化意识并不如熊先生强,他自己也承认悲愿不够。文化意识不足不能讲学,悲愿不够也不能讲学。所以他的架子摆得很大,他说现在一般人都不足以教,若要教,也"只闻来学,未闻往教",要人去他那里请教才行,他决不接大学的聘书。他从年青时起便隐居西湖,二十七岁就不见外人,也不出来。到熊先生写出新唯识论时,那时他和熊先生都已四十多岁了。熊先生听说西湖有此一高人,想往见之,或告之曰:他不见人,熊先生想找人介绍,介绍亦不行。熊先生不得已,就自己将稿子附一封信寄去,结果好久都没下文,正待要发脾气,马一浮亲自来了,真是"惠然肯顾,何姗姗其来迟"。一见面,熊先生责问他为何久无回音,他回答说:"你若只写信,我早就回了,你又寄了著作,我要详细看,看看你的份量,如果份量够,我才来相访,现在我不是来了吗?"两人于是结为好友。由此可以想见马先生的为人,这个人的名士气太重,从学识方面说,他比梁先生、熊先生博学,但客观的了解则没有,譬如他好用新词,但往往不通。我曾看他有一次写信给贺昌群,贺昌群是念历史的,常到马先生门下走动,也认识熊先生。他向马先生请教南北朝隋唐这一段思想史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佛学发展的问题,马一浮并不称佛教为佛教,他造了一个新词曰:"义学"。我起初看不懂,我知道古人有所谓"义理之学",宋明有"理学",而马先生要用"义学"来称佛教,不知其所据为何?佛教中所说的理是"空理",义则是"法义",即是现在所谓"概念"。如说诸法苦、空、无我、无常等,"苦"、"空"、"无我"、"无常"便是此"诸法"之法义,它们是一些谓述性的概念,所有这些概念拿"般若实相"来贯通。所以佛教说菩萨之"四无碍智"—辞无碍、义无碍、辩无碍、理无碍—其中即有所谓"义无碍"一项。儒家讲"性理",道家讲"玄理","义"则是大家都有,儒家有儒家的义,道家有道家的义,怎么可以用"义学"专称佛教呢?

5. 熊十力

即如我老师熊先生念兹在兹想接着现有的新唯识论写出"量论"部份,也写不出来。本来依熊先生的计划,新唯识论应有两部,上部"境论",讲形上学,下部"量论",讲知识论。但"量论"一直写不出来,其实就是因为学力不够。因为熊先生的所得就只有一点,只那一点,一两句话也就够了。一提到儒家大易干元性海、体用不二,熊先生就有无穷的赞叹,好像天下学问一切都在这里。当然这里有美者存焉,有无尽藏,但无尽藏要十字展开,才能造系统,所以后来写好多书,大体是同语重复。我奉劝诸位如果要读熊先生的书,最好读其书札,其文化意识之真诚自肺腑中流出,实有足以感人动人而觉醒人者,至于《新唯识论》不看也可,因其系统并没造好。不过虽说熊先生所得只有一点,但那一点就了不起,不可及。当年马援见汉光武,叹曰:"乃知帝王自有真者",此语可移于赞熊先生,熊先生之生命是有"真者"在,这"真者"就是儒家的本源核心之学,这点抓住了,就可以立于斯世而无愧,俯视群伦而开学风,这一点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之关键,我们就从这点尊重我们的老师。但他的缺陷我们也应知道,知道了,就有所警惕,警惕之,则可以定我们这一代学问奋斗的方向,此之谓自觉。

以上都讲老先生的毛病,大家不要误会我对前辈不客气,其实我还是很尊重这些人,在这个时代,出这种人物,有真性情、真智慧、真志气,已经是很难得了。我只是要强调"学"的重要,无"学"以实之,终究是浪费了生命,辜负了时代,这大体也是整个时代的毛病。

自觉就是从"客观的了解"中觉醒过来,有正见,心有定向。所谓"客观的了解",细言之,比如说读先秦儒家,就好好正视它如何形成,里面基本义理是什么?这种属于哲学义理的了解是很难的,了解要"相应","相应"不单单靠熟读文句,也不光靠"理解力"就行。文句通,能解释,不一定叫做了解。此中必须要有相应的生命性情,若不相应,最好去讲文学、历史、科学等。学问之路很多,各尽其长,各各在本科中不乱讲即可,不一定每人要来讲义理,讲儒家。能相应者才来讲,岂不更好?如周濂溪为宋明理学开基之祖,其观念其实很简单,只有几句话就可以把中庸易传讲得很清楚,而且不失儒家之矩,这完全是靠相应的了解,不在博学泛览。所以黄黎洲《宋元学案》引吴草庐对周濂溪的赞语是:"默契道妙","默契道妙"就是所谓的"相应",对中庸易传之形上学了解很透辟。不但对先秦各家要有相应的了解,研究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都要有相应的了解。你有没有那种了解,适合不适合讲那种学问,这要自知。"自知"也是一种"客观的了解",不能讲就不要硬讲,乱讲。譬如讲中国佛学,更是困难,中国吸收佛教以至消化佛教,前后四百余年,消化到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出现,真是人类智慧发展之高峰。近代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说什么有印度佛教,有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是假佛教。这都是胡说,中国佛教当然和印度佛教有所不同,但那不同不是并列的两相对立的不同,而是同一个佛教的前后发展的不同,在印度只有空、有两宗,并没有天台、华严的判教。禅宗尤高致,只有靠中国人的智慧才能开发出来。但是禅宗虽声称为"教外别传",究其实,也是"教内的教外别传",其基本理路,仍紧守佛之教理而无失。中国佛教中之高僧大德,如智者大师、贤首等,都是大哲学家,像这样高级的大哲学家,放眼西方哲学史,都找不出几个可以相提并论,中国人实在不必妄自菲薄。当时人称智者大师是"东土小释迦",是当时人对智者大师有相应的了解,而民国初年,内学院欧阳大师还瞧不起智者大师,说他没登菩萨位。其实智者大师自己说自己是"五品弟子位",此位在六即判位中属"相似即佛位","相似位"即是"六根清净位"。在西方哲学史中,我看只有康德近乎六根清净,其它人大抵六根未净。一个人能修到六根清净,谈何容易?大家都称世亲、无着、龙树等印度和尚为菩萨,这是后人对他们客气的称呼,至于他们是否超过六根清净而达到菩萨地位,则很难说。若因智者大师诚\实的自判为"相似位",就认为智者大师的话不可信,说什么"台贤宗兴,而佛教之光晦",而必以无着世新为可靠,这种评判标准是没道理的。在修行上,达到六根清净,固不容易,在学理上,能"判释东流一代圣教,罄无不尽",何尝不是一大智慧?佛教是大教,义理涵蕴无穷,又发展那么久,内部的各种系统当然精微繁复,要一一抉发其原委品论其高下,当然须要有很强的理解力与很高的慧见,智者大师之判教是有法度有所本的,这才是真正高度的"客观的了解"下的工作,轻易视之,无乃太不客观太不自量乎?

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要有客观的了解呢?因为这个时代的人最无法度,最不客观,所以最须重新正视。首先是要了解自己的本,中国古人讲学,是有规模,有法度的,这个法度轨道,在明朝亡国后就消散了,清朝接不上,民国以来离得更远,所以病痛到来,没有观念,无法应对。因为学问传统是整体的,既无法了解自己,更无法了解别人。像梁先生、马先生、熊先生等都不能完全相应于前贤,何况其它?至于胡适者流,以其不平不正之心态,又焉能了解西方?学风如此,中华民族凭什么来指导他的生命方向,凭什么来应付时代呢?所以先客观的了解是很重要的,第一步了解自己,第二步了解西方,然后寻出中华文化的出路,我们希望年青朋友要接上这个责任。这个责任简要地说,就是要恢复希腊哲学的古义。古希腊"哲学"的原意是康德所规定的"实践的智慧学"。什么叫做"智慧"?"向往最高善"才叫做"智慧"。一般人都知道哲学是"爱智慧",而所谓"爱智慧"之"爱",即是"衷心地向往那人生最高之善而且念兹在兹的要去付诸实践"的那种爱,所以希腊"哲学"之古义,康德名之曰:"实践的智慧学",这个词语用得很恰当。但这样的哲学古义,在西方已经被遗忘了,现在的哲学只剩下高度文明下的语言分析,讲逻辑变成应用计算机,这其实不算是哲学,只是哲学之沦落为技术。若要进入哲学之堂奥,就必须有以上所说的"爱智慧"—"向往最高善"之向往。西方既已遗忘,而这个意思的哲学,正好保存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即是中国古人所谓的"教"。"教"的意义,佛教表现得最清楚,儒家也有,就是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的"教",也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教"。此教的意思不是现行学校教育的"教",学校教育以知识为标准,而这个"教"的意思则是"哲学",亦即是"向往最高善"之实践的智慧学。

6. 西方哲学

西方现在是英美分析哲学当令,欧陆最出名的是海德格的存在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这些都是二十世纪的"纤巧哲学",而未闻君子之大道。什么叫做闻君子之大道?凡是能上通Noumenon(本体)的,才算是闻君子之大道,而这两个人并没有Noumenon的观念,所以我看胡塞尔之现象学,写来曲曲折折,煞有介事,可是终究贫乏得很,可谓一无内容。因为他把智慧的法度给丧失了,哲学的本份放弃了,只好说空话。他们那些问题,归到科学也就可以,何须哲学家去做拉拉队?所以当今要讲真正的哲学,不能靠西方,而是要好好回归自己来了解中国的哲学。我一生的工作也很简单,只是初步的客观的了解,但也已超过前代,所以我曾写信给我一位在大陆的学生说我一生平庸,只有一点好处,即是我客观了解的本事,在当今很少人能超过我。我没有什么成见,马克思资本论我也部分地看过,我也能虚心地去了解,经济学我也并不十分外行,只是不是我的专业而已。所以我的讨厌马克思,是我了解后真的无法欣赏,不是我的偏见。又例如我了解佛教也是下了苦功,熊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天天和他在一起,他天天批评唯识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于是我就拿玄奘《成唯识论》加上窥基的述记及他人的注疏,一句一句的好好读了一遍,是很难读,很辛苦。读完后,就跟熊先生说:老师,你的了解不大对。熊先生把我教训了一顿。因为熊先生有一些偏见,一个人不能先有偏见摆在胸中,一有偏见,凡事判断皆差,这时须要有明眼人一下点出,而且最好是师长辈。告诉他:不赞成可以,但不可做错误的了解。可惜当时没有人能说服熊先生。熊先生读书时心不平,横撑竖架,不能落实贴体地去了解对方,首先把人家的东西弄得零零碎碎,然后一点一点来驳斥它。他对儒家的文献也不多看,他只了解那干元性海,体用不二。这是不够的,所以几句话就讲完,而量论作不出来。我曾写信给他,说:"老师的学问传不下来,您要靠我去传您,否则您是传不下来的。"后来我写成《认识心之批判》及《现象与物自身》,大体可以稍补熊先生之缺憾——《量论》方面之缺憾。

先了解古典,看看古人进到什么程度,还能不能再进一步,如魏晋名士复兴道家,对玄理之开拓很具规模,但到现在我们发现还不够,所以现在要接着重新讲道家。又如佛教在以前法度很严谨,有思路,但现在都荒废了,而且其论说方式也不适合现代人,所以我写《佛性与般若》,重讲天台华严。不管和尚居士,没人讲天台华严能讲到合格的,因为那是专家之学,不是一般随便读几句佛经即可了解。我虽不是佛弟子,但我比较有客观的了解而能深入地把它们重述出来,这于宏扬佛法不能说无贡献。唐君毅先生力赞华严,其实华严比不上天台,唐先生的客观了解也不太够。唐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停在他二、三十岁时的程度,他那时就成熟了,后来虽写很多书,大体是量的增加,对开拓与深人没多大改进。我讲佛教是五十余岁,理解力当然比较高,我是经过许多磨练才能下笔的。我再举一个故事:当时我整理宋明理学,整理朱夫子和胡五峰的文献,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对唐先生的生命起了很大的震动。有一天我去看他,唐师母告诉我说唐先生在睡觉时还在念胡五峰,这表示他知道我的了解已经超过他了。有的人对我之那样讲朱夫子不服气,学问是客观的,不服气也不行呀!

我们第一步要静下心来好好了解古典,然后按照"实践的智慧学"这个哲学古义的方向,把中国的义理撑起来,重铸中国的哲学。"重铸"要适应时代,要消化西方的哲学智慧,看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我们如何来消化它,安排它。我认为做吸收西方文化的工作,康德是最好的媒介,西方哲学家固然多,但我们不能利用罗素,也不能利用海德格,更不能利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继承而重铸,这要年青人的气力,我所能做的不多了。我最近把康德的第三批判翻译出来了,康德三大批判我都已把它翻成中文,我不是康德专家,但我自信我比较能了解康德。要了解康德先要了解他的本义,第一批判讲的人比较多,大家知道得多一些,第二批判讲的人比较少,大家就知道少些,第三批判根本没人讲,也没人了解。我一面翻,一面用心去了解,了解他的本义,才能消化它。以我的看法,康德确实在谈问题,想解决一些问题,但他的解决问题之限度在那里,却只有依据中国传统哲学之智慧才能把它看出来,中国哲学可以使康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若康德专家只看康德,西洋人只读西洋哲学,便未必能懂得康德的本义。英美人翻译康德,每个批判都有三个人翻,就没有一个人翻三个批判,他们都是康德某方面的专家,而他们不一定懂康德。我不是专家,因为我有中国哲学之基础,所以能看出康德的本义,而且能使他更进一步。

为什么说康德对我们重新铸造中国哲学是最好的媒介呢?我常说"一心开二门"是哲学共通的模型,西方古代就开二门,康德也开二门。而现在西方哲学只剩一门,可以说是哲学的萎缩。"一心开二门"之工作,在西方,Noumenon方面开得不好,到康德虽稍知正视,但也是消极的。维特根什坦《名理论》又顺康德的消极再消极下去,只剩一点余波。到罗素手里,连这点余波都消散了,他在给维特根什坦写《名理论》导论时,根本不提,所以维特根什坦认为罗素不了解他。因此我翻《名理论》时,罗素的导论不翻。维特根什坦的意思是凡属于善、美等价值世界是神秘的,不可说,而凡不可说者就不说,这种态度当然消极到了极点。顺此而下欧陆海德格、胡塞尔对Noumenon根本不接触,"二门"是哲学本义,现在只剩Phenoumenon(现象)一门。中国哲学正好相反,在Noumenon一面开得最好,现象这一门开得差,这也是中国之所以要求现代化的真正原因。现代化所要求的科学民主都是属于现象门的事,中国人以往在这方面差,我们就吃这一点的亏,所以现代人天天骂中国传统,骂孔子。孔子那管那么多,孔子受带累,就是因为他没有把现象这一层开好。其实古人把本体那门开得很周全就很不错了,你也不要只想吃现成饭,要古人什么都给你准备好才行。所以如果对事理有正解,就不会怨天尤人,心就会平。没科学没民主,科学民主也没什么了不起,努力去学去做就行,骂孔子反而于事无补。胡适天天宣传科学,为什么不去念科学,而偏要去考证红楼梦?殷海光崇拜科学,崇拜罗素,为什么不好好研究罗素讲罗素,而只藉一点逻辑知识天天骂人?现在既然知道民主政治可贵,应好好去立法守法,不要天天在立法院瞎闹,瞎闹出不来民主。革命是革命,不是民主,民主是政党政治,要守轨道。总之,科学民主都是做出来的,所谓"道行之而成",不是去崇拜的。上帝是崇拜的物件,科学民主不是崇拜的物件。中国宣传科学民主的人把它神圣化,以为不得了,去崇拜,这些都是因无正解,故无正行。无正解正行,文化出不来,也没有科学,也没有民主。

西方顺着高度科学文明向前进,结果消灭哲学,哲学只处理技术问题,就沦为科学的附庸。技术吾人不反对,专家吾人尊重他,按照儒家"一心开二门"的胸襟,我们一切都加以承认,这一切都是人类理性中应有之内容,凡是人类理性中应有之内容皆应在人类历史中出现,为什么单单中国人不能开出呢?为什么我说"从中国文化开出民主科学",就有莫名其妙的人反问我说"你开出来了没有?"难道我是如来佛,耍魔术,我说开出就有了?如果我说开出就马上出现,那还要你做什么?天下事那有如此解决的?这样问我真是无理取闹,既不科学也不民主。如果能深切了解"一心开二门"之义,则将了解到愈在高度文明之下,愈需要"实践的智慧学",亦即须要中国所谓的"教",来贞定吾人之生命,导正高度文明所带来的问题。所以西方人亦当向中国请教,不要只叫中国人去请教你。但是现在的西方人可以不尊重中国人,因为现代的中国人并不读自己的书,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请教的。例如前些年有一个外国学生要研究孟子,他想:读孟子应该到自由中国,而自由中国最高学府是台大,台大有一个人叫毛子水,很有名,他就到他门下去请教,结果是问道于盲,一无所获。转到新亚来,我叫他留在新亚跟唐先生念,博士论文就以内圣外王为主题,他说"外王"观念西方人没有,可见他也得了一些观念。所以我说不管中西方的人都应该好好稳住他自己的本,而后相互观摩。中国没有科学,已经知道向西方学习,西方人除了文明科技外,如何解决后现代化的文化问题,好好向中国儒释道三教学习,应该可以得到一些启发,这叫中西文化之会通。凡可会通处应促进其会通,凡不必会通处不必强通,每个民族有他的特殊性,则应保住,不必相同。可会通的是发自人类理性中的普遍性的东西,如世界各大教都有相当的人性基础,都有其普遍永久的贡献,都可参考学习。基督教天主教有贡献,儒家道家亦有贡献,所以我们不赞成以基督教天主教来篡夺中国文化。以一偏之见来否定其它的贡献,这是人间的罪恶,耶稣绝不会鼓励他的教徒这样做。

中国年青人当此继承与开创之际,眼光要放大,应知人类智慧发展到现在,已成就了五个大系统,一个柏拉图系统,一个基督教系统,一个儒家系统,一个道家系统,一个佛家系统。对这五大系统能有相当的了解,则对过去人类文化之了解,思过半矣。而各系统对人类的贡献都有其分际,所以我们不能去求儒家对科学民主有何实际的贡献,更不可因为它于科学民主无贡献,就以为一文不值。譬如儒家不组党,但儒家的人生理想可以培养出优良的政治家,孔子不反对你去竞选,政治家正好可以替孔子行道。儒家也希望科学发达,改善民生,所谓正德、利用、厚生,他都要求。所以事情要大家一起做,各门各类把自己的价值表现出来,不要只要求孔子一个人,儒家不是万能。有志于中国哲学的年青人在此时代中,有非常重大而严肃的使命要担在身上,就是要重新铸造一"实践的智慧学","实践的智能学"的价值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此工作西方人担负不起,中国人至少还有儒家、道家、佛家的智慧可供汲取,若能静下心来,不随时下的风气转,贡献出你的生命力,一面反求自我民族之本,一面消化西方文化,立真志气,发大智慧,以真性情求正解,行正行,人人尽其棉薄,庶几中国文化可以再创新局。

汉尊2 2017-05-01

——网友推荐

顏純鈎:篡改歷史者,最終必遭歷史清算

今年是中共建黨一百周年,中共推出一本《中國共產黨簡史》,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號召全國大範圍學習這部歷史。
我沒有心情去找這本書來看,不問可知,編寫這部書,一定遵照習近平的「最高指示:「不能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就是中國共產黨永遠正確,光榮偉大。
我們讀歷史,最重要的依據是史實,有了史實才能有史識,有了史識才能形成史觀。
何為史實?就是真實的歷史,而不是扭曲﹑破碎﹑掩飾﹑割裂的歷史,先把歷史真實找出來,然後才作研究。
何為史識?史識就是對歷史的解讀。解讀歷史不能憑主觀好惡,首先要依循歷史的發展規律,其次要依循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後還要依循人性。歷史是人的行為組成,離開人性根本無法解釋;歷史的發展都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基礎,離開人民的整體利益,歷史就沒有方向;歷史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它依循人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去發展,違背這三個大原則去解釋歷史,都是荒唐的。
何為史觀?史觀就是對歷史的宏觀認識。歷史不但要解釋,還需要有一個通盤的宏觀的概括,通過史實去掌握史識,由史識去確立史觀,唯有掌握了史觀,歷史對我們才是有意義的。正確的史觀帶引我們去認識歷史,透視現實,瞻望未來,錯誤的史觀使我們耳塞目盲。
中共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視歷史的政黨,中共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不是來源於中國人的授權,而是來源於他的打江山坐江山。歷史是他們對自己的描述,把自己描述得越偉大越英明,他的合法性才得到確認。反之,如果中共給中國人的認知,是不但沒有做多少好事,反而把中國人害得很慘,政治上壓迫,經濟上盤剝,文化上專制,如果他做了很多壞事,中國人無人不知,那他統治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不存在合法性,他就很容易被中國人推翻。
所以中共重視歷史,千方百計打扮自己,把「衰嘢」都抹去,把成績都放大,只要中國人個個相信他提供的歷史,接受他對歷史的解釋,確立與他一致的史觀,那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大模斯樣坐江山了。
反之,如果真實的歷史呈現出來的中共,卻是一副殘暴﹑無恥﹑專制的面目,數十年來折磨中國人,害死數以千萬的同胞,又把經濟文化搞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那他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就大有疑問。因此,中共的歷史是不能有瑕疵的,是不能質疑的,歷史真相要掩蓋,歷史研究要限制,歷史觀要符合中共的利益,而不是中國人的利益。
前三十年是誰否定的?其實都是中共自己否定的。反右運動在文革後徹底否定,為什麼右派分子都要平反?不但平反,還要作出賠償,如果反右正確,何必平反?大躍進也被中共自己否定了,大饑荒一來,大躍進就做不下去了,如果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都是偉大正確,那為什麼沒有一直推行下去,直到現在還在躍進?大饑荒死了四千萬人,這是有統計數字依據的,連劉少奇都說,餓死人要上史書的。文革也是中共自己否定的,中共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裡,就把文革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的,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中共承認自己在歷史上對中國人民犯下的錯誤和罪行,這本是會得到中國人民擁護的,一個政黨正視自己的錯誤歷史,正是這個黨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中國人繼續對中共黨抱有希望的依據。但中共認識自己的錯誤,只是在文革後痛定思痛的那十年左右時間,此後中共對自己的錯誤和罪惡,越來越違莫如深,越來越文過飾非,直至習近平手上,乾脆把所有的過錯和罪惡都一手抹去,連自己否定過的,也都再一次不認帳。
古今中外,歷史真相從來不會埋沒,中共的骯髒歷史遲早都會大白於天下(其實在海外無人不知)。中共粉飾自己的歷史,基於一種農民式的愚昧和無賴,與現代觀念背道而馳。事實就是事實,謊言就謊言,歷史嚴明,容不得抵賴和諉過。
不久前香港教育局把小學課本中的「中華民國退守台灣」,悄悄改成「國民黨退守台灣」,就是篡改歷史的一個例子。香港中文大學把「大學研究服務中心」拆散(這個服務中心收藏了最豐富的中國當代歷史資料),目的也是阻止香港和海外華人去追究中共的歷史罪惡。統治者以為他們能操控歷史,事實證明,他們最終將被歷史清算。秦始皇是千古暴君,毛澤東也終究是千古暴君,習近平粉飾黨史,到頭來只是白費心機。

——作者脸书

從拿盾牌的「美國隊長」到揹公事包的「容偉業」


20210430


出獄後個半月,容偉業找到一份社企工作,負責食物加工和外勤送貨,「因留有案底不能再當保安員,現在就學點新技能,希望一步步發展事業。」為隆重其事,開工前他剪了一頭精神奕奕的陸軍裝,配襯一身 smart casual 的 Polo T 恤和牛仔褲,還特意到深水埗鴨寮街選購「裝備」— 一個拉鍊款,灰底黑點圖案,配有一條斜揹帶的真皮公事包。

「售價要一千元!」他坦言,雖然積蓄所剩無幾,但返工置裝的洗費畢竟省不了,「未出糧前,寧願省吃省用一點。」說罷,又雀躍地打開公事包,入面放有一個銀包和口罩袋,「主要用來裝 file 文件,不會放大件物品的。」儘管目前不用處理文件工作,他卻認為這個「裝備」可以使他變身成為一個上班族,從此,就可以隱身在鬧市中,無人得知他的真正身份。

容偉業的新「裝備」— 一個拉鍊款,灰底黑點圖案,配有一條斜揹帶的真皮公事包。

容偉業的新「裝備」— 一個拉鍊款,灰底黑點圖案,配有一條斜揹帶的真皮公事包。

但轉過頭,他就在街上被人認出,原來是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對方主動上前叫住他,「隊長,你幾好嘛?」「啊,終於無案一身輕了!」兩人分道揚鑣後,他鬆了一口氣,慶幸這次不是在上班的地區遇到社運中人,應該也就不會有同事經過,繼而不會被發現他就是第一代的「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也即是容偉業,這次受訪,正要為此宣佈自己「引退」。

傘運中的「英雄」

2014 年佔旺街頭,有一個在現場充當第一道人肉防線的「英雄人物」。當時他擋住蠱惑仔去搞學生,攔截別人來拆路障,本着不用武力還擊的他,還跑到模型舖用八百元購下一塊美國隊長的 war game 盾牌,作為防禦裝備,「拿着它,可以一個擋兩三個。」後來,有支持者再給他送來護腕、護膝和頭盔,他全副裝備上陣,自此,容偉業就變身成為「美國隊長」。

「我自己都鍾意呢個稱號。」患有輕度智障和自閉症的他,聊天的說話比較精簡,亦少有提及自己的身世,只有當年旺角騷亂案代表他的大律師郭憬憲曾在庭上求情時提及,他一歲多時被生母遺棄,其自閉症狀令他一直被當作怪人,後來更被家人趕走,與 90 多歲的嫲嫲相依為命。

2014年的旺角佔領區 (資料圖片)

2014年的旺角佔領區 (資料圖片)

三十七歲的他大概沒預料到,七年前的義憤填膺令他走進香港史上第二大的公民抗命運動,成為無人不識的街頭勇士。但也可以想象,一個「怪人」在行動處事的時候,,有時還比別人來得義無反顧。

那時,他幾乎每天都在旺角佔領區「駐守」,有時面對衝突對峙場面,也會感到害怕,握着鐵馬的手暗地顫抖,卻沒有畏縮到一旁,「佔領要塞,是爭取雙普選的籌碼。」為了攔截別人來拆路障,他兩次被控普通襲擊罪,但事件不嚴重,要求不提證供起訴,罰一千元,沒留案底,但要守行為,禁足旺角。

傘後,他繼續積極參與本土抗爭行動,光復上水、反水貨客等,有時更走在遊行隊伍中揮動港英龍獅旗,「那時朋友叫我不要站得太前,因我的身份漸受注目,最有機會成為被拘捕的對象。」到 2016 年大年初一,因禁足令已解除,他再次踏足旺角,未料原意來撐小販的行動,為他帶來兩項暴動罪及一項襲警罪的控罪,一天警察突然上門拘捕,逐一搜查他家裏物品,「我跟嫲嫲正在吃下午茶,警察入屋見到有老人家,雖已不再衝着來,但她已經嚇親。」

經過三年的司法程序,2019年,法庭裁定他三項罪名罪成,判監三年。

然後,他在服刑期間行為良好,獲減刑一年,今年 3 月 17 日出獄。 

2021 年 3 月 17 日「美國隊長」容偉業刑滿獲釋(PSHK 圖片 攝:何零解)

2021 年 3 月 17 日「美國隊長」容偉業刑滿獲釋(PSHK 圖片 攝:何零解)

入獄是避過一劫?

這天下班後,他來到快餐店叫了一碟焗魚飯,一邊大口大口地嚥下,一邊說起在獄中的兩年吃得清淡,「求其吃飽就算,瘦咗二十磅。」他說,現在嚐到什麼食物都像特別惹味,時刻都想大吃一頓。

他猶記得,那時在赤柱監獄服刑,生活很規律,一天早午晚三餐,做釘裝書籍的工作,其他時間則在發呆或看報紙,「間中會看朋友入畀我的寫真集解悶。」晚上,大伙兒就睡在沒有床墊的硬板床,有人會腰痠骨痛或無法入眠,他卻可以一覺瞓天光;倉房沒有冷氣,夏天極熱,冬天極冷,儼然身處野外,他亦捱得住。「人家說,如果日日倉頭望倉尾,日子會好難捱,於是我沒有數着日子,時間過得容易一點。」

假如,「美國隊長」沒有在「魚蛋革命」中被拘捕,2019 年到 2021 年間沒有在監獄服刑,這兩年他會在做什麼?

他幾乎不假思索,「我會去參加反送中運動,大概會站在最前線,可是,我的盾牌一定擋不過警棍或子彈,因為它只是用纖維膠製造。」他說,那時在獄中看報紙,得知牆外不少抗爭者都傷勢嚴重,頭破血流已屬小事,有人被射爆眼,有人甚至被實彈射中左胸。「如果我在現場的話,大家不會在差館搵到我,因為我最先會去咗醫院,又或者失咗蹤。」

他再想了想,「這兩年在坐監,可能是避過一劫。」

容偉業

容偉業

宣布引退  做回平凡人

在獄中,他常收到支持者的來信,大家叫他撐住、加油;「最掛心是嫲嫲,她來過探望幾次,還好她健康不錯」,也有在不少在社運中結識的朋友前來探望,有的曾跟他一起熬夜擺街站、派傳單的,有的經常與他結伴前往法庭聽審支持同路人,「那時不分政治光譜,只要對香港好的事,就會做。」

他說,過去「美國隊長」的身份令他受到不少支持者愛戴,就連身處獄中,也獲得一些囚友善待,「他們見我神高神大,吃飯時會夾一些肉和菜俾我。」他呷了一口凍檸茶,續說,「不過,出返來,我想搣甩『隊長』這個身份了。」

因為,面對香港局勢動盪,他不由得要「選擇做回一個平凡人」。

「出獄後,我到過『石牆花』的貨倉探班,走到樓下,對面街的社民連在擺街站,突然間,看見有人前往搗亂,我有點愕然,現在就連擺街站都會比人搞,以我的身份,如果再站出來的話,好容易被人盯緊。」

而現在能夠找到一份工作自力更新,全靠一位跟進他個案九年的教會社工幫忙,對方曾經千叮萬囑,「從此要把『隊長』身份收在籠底。」 他聽進心坎裏,也細心想,47人案的楊岳橋、郭家麒、譚文豪和李予信,早前向前黨友發公開信,呼籲解散公民黨, 而且還表明,之後會回歸平淡的做個平凡人,「他們是身不由己。」

第一代「美國隊長」,希望藉着今次訪問,宣佈「光榮引退」。

容偉業

容偉業

「雖然有點不捨得,但‥‥‥以後叫我 Andy 或偉業好了。」原來,他叫 Andy 的由來,是因為在 17歲那年,曾代表香港出戰悉尼傷殘奧運的游泳項目,當時跟同到現場的嘉賓劉德華合照,「於是想到,英文名不如就叫 Andy。」

開工前,他除了添置一個公事包外,亦做了好幾件事情,就像道別儀式 — 他前往探望當年的代表大律師郭憬憲、事務律師伍展邦,跟他們好好道謝;也探望連年雨不改地擺街站的旺角鳩嗚團,「可能以後會較少機會見面,免得又重回過去。」還有,他專誠走到荔枝角收押所,探望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第二代「美國隊長」馬俊文,原本彼此互不相識,卻因為是兩代「隊長」惺惺相惜,「 我勸他,不要在入面的牆壁寫抗爭標語,凡事要忍辱負重。」

從今以後,我們只會看見一個揹着公事包的容偉業。

至於那一塊美國隊長盾牌,「已經早被家人丟棄了。」 

 容偉業

容偉業

撰文/蕭曉華
攝影/Oiyan

——立场新闻

余杰:二十年来,中国从“入世”到“灭世”之路

原题:是西方污名化中国,还是中国污名化西方?

20210430


新疆棉的激辩,是由中国主动挑起的。几家西方服装品牌不再采用新疆棉的公告,是在几个月前低调做出的,当时没有几个中国人注意到。而中国发起的反击,从咬牙切齿的外交部发言人到应者云集的中港台明星,从杀气腾腾的共青团公众号到被催眠的普通网民,无不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俨然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立体战。

除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秀出一张当年美国黑奴在棉花田中劳作的照片,中国知名CG画师@乌合麒麟也发表了一张名为《血棉计划》的画作。中国的前卫艺术家多数对中国政治持批判态度,而这一位"乌合麒麟"果然人如其名。

路透社特别报道了"乌合麒麟"的这件画作,画作描绘了一群用白色尖帽蒙脸的记者和警察,在棉花地围着一个稻草人采访,他们身后是正在辛苦采棉的黑奴们。记者和摄影师都有BBC的标志,均头戴白色尖头罩,只露出眼睛,与三K党的外貌无异。他们询问一名稻草人小姐,是否受到不公平对待?对方自然无法回答,但一旁的标语写着"我曾遭受性侵犯和虐待" 。在后面支撑稻草人并且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其姿态宛如跪压黑人男子弗洛伊德的美国白人警察——这一事件引发了有中共在背后煽风点火及安提法参与的"黑命贵"运动。

这幅受到中共官方大力褒扬的作品,比华春莹简单秀出一张历史照片更具现实性与时代性。这幅作品似乎刺中美国的心脏,比文革时火爆的反美宣传画更有震撼力,立即在网上引发数十万人点击和讨论。这幅作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显示中国价值与普世价值发生矛盾时,中国已然是转守为攻。

台湾评论人周奕成在脸书上撰文分析说,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在人权问题上采取的态度是"抱歉我做不到"。三十年来,中国从"抱歉我做不到"变成"那一套我不需要",再到"你们没有比较好",最终变成现在的"中国教你怎么做"。这是四个阶段的演变。其关键转折点是二零一九年年末以来,源于中国、引爆全球的武汉肺炎疫情,它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打击不仅是经济,而是民主制度与思想的根本价值遭受严厉挑战。

一九八九年,江泽民在上海与游行示威的学生辩论时,用英文背诵美国《独立宣言》;后来,他访美时,刻意熟练地引用圣经经文和美国国父们的名言。这些言行表明,当时中共至少认为,不妨将西方价值拿来当做遮羞布。然而,到了今天,中国断然将《独立宣言》和圣经踩在脚下。如周奕成所说:"二零二零年代的中国充满自信,不再接受西方的规训,决心翻转这个体系,三十年的承平时期就结束了。"

习近平在外交领域的代言人杨洁篪,在阿拉斯加的冰天雪地中超时发言达十七分钟,凭一句"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一夜爆红。中文向来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天朝权力集团说"不吃这一套"的"这一套",究竟是哪"一套"呢?杨洁篪在会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

不过,此次新疆血棉事件有效地厘清了这个概念。用台湾评论人曾昭明的话来说就是:天朝权力集团所拒绝的"套餐",就是依循"国际人权体系"衍生出来的"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道德文法"。人们当下看到的"支持新疆棉"天朝主义话语攻势,严格地说,已经是"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就是二十世纪日本皇国法西斯衷心期待却未能完成的"那场战争"——古老的"东方王道帝国",以"超克现代、振兴王道"为志向,"终结西方文明的文明帝国战争"。中共就是当年日本法西斯军部的接班人。

在同一个历史时刻,美国发生了什么,中国又发生了什么?


1

中国迈出了第一步——拿回长期被西方垄断的话语权,对西方实施"反向污名化"。在中国的文宣材料、尤其是日前发布的那份《美国人权报告》中,中国严厉谴责美国奴役黑奴的暗黑历史,以及美国社会现存的种族歧视。其潜台词是:我们在新疆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一切,你们当年对黑人也做过,所以你们没有资格批评我们。然而,中国却竭力回避这一事实:在过去相同的历史时刻,美国与中国的表现早已大不相同。

十九世纪六零年代,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其引爆点是黑奴和棉花问题——北方强烈主张废除奴隶制,解放黑奴,而且北方经过工业革命后,棉纺业兴起,迫切需要南方生产的棉花;与之对立,南方希望维持奴隶制,因为奴隶制才能支撑南方的种植园经济,而且南方的棉花宁愿外销英国也不愿供应给北方。这场战争是美国建国至今阵亡将士最多的战争,战死者高达六十二万人。这个数字,比美军在一战、二战和韩战中牺牲的人数全部加起来还要多。不过,内战的结果是北方取胜,林肯总统发表《解放黑奴宣言》,奴隶制从此在美国成为历史。

与此同时,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叛乱。美国学者梅尔清在《躁动的亡魂》中指出,太平天国战乱导致三千万人丧生,死亡人数远大于美国内战。更可怕的是,在战争中,死者的尸体对绝望之人来说意味着食物,而作为食物的尸体则成了一种骇人听闻的流通商品。在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奏折中,描述了地方社会绝望的状态并提及吃人行为。曾国藩更在日记中,提及安徽南部人肉售价的抬升。人肉是最不适合人吃的东西,但它的售价却正在上涨,这表明儒家伦理和社会秩序已全部崩解。

据苏南的一名地主兼小商人柯吾迟记载,一名父亲吃掉了还活着的女儿而活下来:父女二人垂毙,父亲说:"我希望割你的屁股上的肉吃。"女儿说:"等我气绝之后,任凭你吃。"父亲又说:"如果那样,你还没有死,我倒先死了。"于是,父亲在女儿还没有死去时,就活生生地割了女儿的肉吃。

这些史料,中国为何不大肆宣扬呢?既能彰显中国的辉煌文明,又能显示中国人的求生勇气,还能让西方人恐惧战兢,在中国面前不战而降——谁能打败食人族呢?

另一个值得对比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五零、六零年代。那时,美国勃然兴起民权运动,经过民间持之以恒的抗争和政府自身的纠错,种族隔离制度在法律上被取消,美国离马丁·路德·金恩的"我有一个梦想"大大迈进了一步。

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在风调雨顺的年份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四千万至六千万,既远远高于纳粹犹太大屠杀六百万的数字,也超过太平天国战乱的死亡人数。在这场完全是由中共极权暴政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中,广袤的农村变成另类集中营,农民不准外出逃荒,只能在家等死。据口述史记录者伊娃在其关于大饥荒的三部曲中记载,在大饥荒中普遍出现人吃人现象。她仅在甘肃的几个县,就访问到数百名亲眼目睹吃人惨景,乃至亲自吃过人肉的幸存者。在此意义上,毛泽东及中共政权的邪恶一点不亚于纳粹。但迄今为止,这些真相大都被掩盖,始作俑者也未被送上国际法庭审判。

习近平、杨洁篪、王毅、华春莹、胡锡进们,中国官方媒体的御用文人、网红和明星们,在向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发起远征之前,先读读中国每一页都写满"吃人"两个字的历史书吧。


——RFA


陈美华:如何看待拜登上任一百天的对华政策?

20210430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一百天,29日(北京时间)在国会演说中多次提及中国,拜登说他告诉习近平,美国会在印太地区维持强大军事布局,一如美国 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的作为,这并不是要展开冲突,而是要预防冲突。拜登说他也告诉习近平,在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上,美国不会退缩。

检视拜登上台一百天的对华政策,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说,现在并不是拜登对中国政策怎么样,而是中美对立已经是全球最关心的议题,拜登不得不应对中国问题。第二,美国在总统大选过程出现严重对立,美国国内议题很难达到一致看法,"只有对中国强硬,是美国各党派都能接受的,对中国问题没有很大分歧,所以说拜登只能拿中国这张牌下手,中国是拜登国内政局解套的一个表现。"

矢板明夫认为拜登抗中做得不够

印度疫情再度爆发,考验美印关系,美国援助印度价值一亿多美元的抗疫物资,首批物资已运抵印度。(法新社)
印度疫情再度爆发,考验美印关系,美国援助印度价值一亿多美元的抗疫物资,首批物资已运抵印度。(法新社)

"我觉得他(拜登)其实说得比较多,做得并不是太多。"矢板明夫说,香港发生这么多的人权迫害,镇压民主派,很明显是一开始中国测试美国反应,但后来发现美国反应并不是很强烈,于是香港持续进行大抓捕和审判。还有缅甸问题,本质还是中美问题,中国在后面支持缅甸,美国口头上表态坚决,但应更负起责任,应做得更多。

矢板明夫指出,特朗普政府晚期对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其家属在海外资产的调查冻结,对制衡中共是有效的手段,制裁地方官员的效果并不是很大。另外,将中共和中国人分开,也是打到中共最痛的地方,但拜登似乎没有延续。

印度疫情爆发,各国伸出援手抢救印度,美国援助印度价值一亿多美元的抗疫物资,首批物资已运抵印度。(法新社)
印度疫情爆发,各国伸出援手抢救印度,美国援助印度价值一亿多美元的抗疫物资,首批物资已运抵印度。(法新社)

拜登上台后积极联合盟友抗衡中国,矢板明夫说当前"天下围中"的形势,比如英国航母和德国军舰巡航亚洲,是因为拜登联合盟友的力量,还是因为中国这些年的倒行逆施,让各国认为不能让中国改变国际秩序,而水到渠成的结果。更重要是今后这些国家会不会被中国逐个击破,拜登能不能持续和盟友联合,对美国是很重要的考验。此外,今年年底拜登要举行世界民主峰会,这个峰会将发挥多大作用,美国将发挥多大主导力量,这些都拭目以待。

拜登重视盟友的关系,最近体现在协助印度对抗疫情上。印度的疫情最近大爆发,累计1800万人确诊,死亡人数破20万,一天的新增病例突破37万例,平均每分钟两人死亡,医疗崩溃、火葬场爆满,情况非常惨重。拜登4月26日与印度总理莫迪通话,承诺美国将提供印度所需的帮助。包括 提供呼吸机、病毒快筛检测物资、个人防护设备等,还将提供生产阿斯利康(AZ)疫苗的原料给印度血清研究所,并将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完成审核后,直接提供印度6000万剂美国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拜登上任一百天来,美印元首已经有四次通话。

印度疫情大爆发 考验美印关系

印度最近疫情大爆发,累计1800万人确诊,死亡人数破20万。(法新社)
印度最近疫情大爆发,累计1800万人确诊,死亡人数破20万。(法新社)

不过,美印最近才刚经历过一场外交风波,4月中旬,印度血清研究所首席执行官阿达尔·普纳瓦拉(Adar Poonawalla)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恳求拜登政府解除对印度出口疫苗原材料的禁令,以提高印度的疫苗产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4月22日,在回答对于印度疫情爆发、美国如何救援时,普赖斯强调美国会优先给美国民众接种疫苗。印度舆论于是掀起一阵反美情绪,印度不少意见领袖斥责华盛顿对待QUAD架构下这个"主要防卫伙伴"的方式。印度弗莱明大学(Flame University)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南亚及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奇峰说,直到拜登4月26日与莫迪通话并承诺协助,才化解这场外交风波。美国总计向印度提供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抗疫援助,首批物资已经运抵印度。

印度疫情再度爆发,考验国际伙伴间的邦谊,也使印度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报导,隶属于四川航空的川航物流公司因应印度疫情的突然变化,为了减少境外输入病例,26日暂停了包括西安往德里在内的6条航线货运航班15天。这让印度向中国订购制氧机的代理商大感意外,航线暂停对于运送医疗物资造成严重影响。中国供应商也被指大肆哄抬价格,在疫情大流行中牟利。

不过,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表示,800部制氧机已从香港运抵印度德里,还会再有10,000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说,中方愿随时根据印方的需要,向印度人民提供支持和帮助。

忧附带政治条件 印度对中国援助"冷处理"

印度单日新增病例突破37万例,医疗崩溃、火葬场爆满,情况非常惨重。(法新社)
印度单日新增病例突破37万例,医疗崩溃、火葬场爆满,情况非常惨重。(法新社)

刘奇峰指出,四川航空是中国飞印度最大的航空公司,暂停飞航15天对于物资运送确实是个问题, 但"印度会不会接受也是一个问题"。他说印度目前对于中国提出的援助"冷处理"。反倒是《印度斯坦时报》27日登载了解放军报的消息说,邻近印度北方边界的中国西部战区,解放军的陆军防空力量整合并入空军指挥链条,这消息被印度媒体作为一个重要新闻。

刘奇峰说,现在中印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印度对于中国仍怀有戒心。目前已有来自英美日澳俄、欧洲多国、以及台湾对于印度提供援助,而"中国的援助通常会附带政治条件",印度担心接受中国政府援助可能让外界误以为中印达成和解,也担忧中国借此压迫印度在边界问题上退让。刘奇峰说这次疫情显示印度通过QUAD加强外交已获得一些回报,欧洲国家主动支援印度抗疫,显示印度和欧美外交关系经过这几年的经营,运作良好。

矢板明夫: 中国的援助有很强烈的政治运作

印度疫情严重,但印度对于中国的援助怀有戒心,担忧中国的援助附带政治条件。(法新社)
印度疫情严重,但印度对于中国的援助怀有戒心,担忧中国的援助附带政治条件。(法新社)

矢板明夫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所有援助后面都有很强烈的政治运作,比如台湾1999年发生了921大地震后,中国说要援助物资,当时两岸还没有正式三通,中国坚持不绕经香港,直接运送物资赴台,企图创造三通的事实。在国际上也设了很多支持台湾赈灾的捐款帐号,为台湾捐款,但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这方面的小动作向来都是政治利用,印度小心谨慎,情有可原。日前台湾花莲火车出轨,习近平表达关切慰问,但同时仍然派军机继续扰台,因此,中国所有动作都有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考量,和其他国家帮助弱者和灾民的情形不同。中国现在不只是亚洲第一大国,还想挑战世界第一大国,和印度有潜在的竞争关系,包括领土等各种矛盾仍在深化,这种情况下,如果疫情削弱印度国力,中共领导人会很高兴。矢板明夫说:"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真心,真正帮助印度,我持怀疑态度。"

——RFA 撰稿人 陈美华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八十二)——不为理论、思想,只为自由

 从3月25日到4月15日分四期刊登在《澳门导报》上。目前温家宝的这篇文章在微信群已经被禁止,出现该文章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被禁止分享字样。"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八十二)

——不为理论、思想,只为自由

这个月有条新闻:"中共前总理温家宝在今年清明节前夕撰文写了一篇忆文《我的母亲》,文章前,接到自由亚洲电台一位记者的短信:"想请问老师是否愿意简单评论温家宝文章一事?"

我回复说:"真是对不起,这件事没有关心。我对这位影帝也不感兴趣。"

这位年轻记者拨通了我的手机,说:您的回复特别逗。

我告诉她:温家宝在位时是与胡锦涛平起平坐的,他那时不身体力行政治体制改革,下台后写这种表达"圣洁",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文章,很没意思。被封杀了也是自作自受。

笔落此处又想起来,温总理在回忆母亲美好品德的同时,应该说清楚一下她老人家名下的那1.2亿美元投资是怎么回事*1。

其实我最不齿这位温总理的是他2007年两会后回答外国记者的一句话,刘晓波先生有过记录:

法国世界报记者问到中国政治民主化问题,并在提问中将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与香港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联系起来。

温家宝重述了两会前他的署名文章的内容,再次强调:1,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2,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实现民主的形式和和途径的不同,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

然而,法国世界报记者在提到赵紫阳时问到:"有关民主,我还有一个问题,最近前总理、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香港出版一本书,赵书中提到,中国如果要实现现代化,要向东边台湾那样实行民主的政策。台湾也是处在独裁统治下,现在实现了民主与多党制,请问你对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话有何看法?"

温家宝回答说:"至于你谈到香港出版的书与我谈过的这些观点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我也没有读过这本书。"

……

温家宝注定要让这位记者失望。温回答这个问题共用了719个字,但回答人民日报署名文章占去679个字,而用在赵紫阳问题上仅有40个字,且要用最简短的回答来澄清现在的他与赵紫阳完全无关。

20151120日,中共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了胡耀邦:"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而他对"胡赵新政"的另一位赵紫阳的态度犹如冰火两重天,直至今年清明,紫阳先生的墓地仍被严密封锁,不允许民众前往祭奠。胡耀邦力主了对共产党制造的冤假错案的平反,赵紫阳则认为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从根本上错了*2。可以这么说,对赵紫阳的态度是一块测试"人治还是法治","民主还是专制"的试金石。温家宝先生若写出一篇"忆紫阳"被遭封杀,我一定会为他点赞、喝彩!  

前日收到国内一位老先生的来电,他说:

您为继承和捍卫父亲的精神财产,理论财富,恪尽职守,功勋卓著。

但是,您在系统学习,精细研究和扩大传播父亲的核心思想方面,远远不够。原因在于未能深入,深入缓慢。理论研学,相当艰苦。

我愿借此篇"跟进"郑重重申:本人专业是机械工程师,所作努力仅是将父亲史料留存于世,供人研究中国廿世纪及廿一世纪初历史之用。本人执著于"每月一呼",不放弃于2014年6月18日被北京第三中级法院正式受理的"李南央状告海关案",并不为研究、传播什么理论和思想,只为捍卫父亲李锐的言论自由,本人的出版自由,继承我以为应该传承的中国文化"以史为鉴",为宪政在中国的开张尽已所能。仅此而已。没有做学问的功底,无意妄为。

2021430



*1:参看2012年10月26日纽约时报中文网文章《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

*2:参看2018年5月23日——6月11日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连载文章《鲍彤再看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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