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

余杰 | 李卓人:因為與香港人民並肩前行而入獄,是我的榮譽勳章

作者臉書  2026-8-21

李卓人獄中第5個生日



李卓人(1957年2月12日—):基督徒,香港泛民主派政治人物,曾任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秘書長,香港立法局及立法會議員,香港大學校董會成員,工黨主席,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主席。早年投身民主運動和工人運動,1989年5月30日赴北京支持天安門民主運動,親眼見到解放軍屠城,並被中共當局短暫拘押,查扣其帶去的港人捐款。這段經歷讓其誓言反對中共的極權暴政,捍衛香港的自由法治。1990年,李卓人參與創建職工盟,並於1995年補選中首次當選立法局議員。2011年,他出任支聯會主席,並與張超雄、何秀蘭及張國柱等民主派人物成立工黨,任創黨主席。2020年2月28日,他因此前參與未經香港警方批准的“十萬基督徒為香港罪人祈禱大遊行”,被長沙灣警署帶走調查,隨後被拘捕和審判。2021年4月16日,李卓人等九名民主派人士被西九龍法院以“參與和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名判刑,李卓人獲刑1年,又因與黎智英等共同涉及另一次“非法集會”,被追加刑期,法院以“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等多項罪名宣判,執行有期徒刑一年八個月。同時,他又被指控《國安法》下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面臨最高十年監禁,至今仍沒有審訊日期。2023年2月2日,李卓人、黎智英等六位港人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李卓人,生於上海。其祖父是潮汕地主,汕頭祖屋早在1920年代就有網球場。其母親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1959年,為逃避中共當局“批鬥黑五類”,其父母抱著年僅兩歲的李卓人舉家逃往香港,幾乎一無所有。
李卓人先後就讀於香港民生書院小學及中學,就讀中六時曾報考普通教育高級程度證書(GCE)考試,獲得3A1B的成績。1978年,他在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以三級榮譽的優異成績畢業。之後,他加入聯合醫院旗下的觀塘職業健康中心,從事職業健康安全資訊的宣傳工作。1980年,因轉投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開始處理勞資糾紛和策劃大型工潮。
1989年春,北京爆發天安門民主運動。5月,一百萬港人出來遊行,李卓人回憶:「我日日專注在電視上,大家捐錢,大家去支持,大家有個心,我自己一樣,就是中國有希望,香港有希望,大家充滿期盼。」
當時,支聯會發動募捐,籌到兩千兩百萬港元支持北京民運。支聯會希望盡快將捐款送京支持在天安門廣場的市民和學生。李卓人當時致力於組織工會,很想上北京見識學生和工人組織。北京有獨立工會「工自聯」成立,對他來說是工人未來的一個機會。很多的共產政權倒台,都是工人起來罷工。
5月30日,李卓人代表支聯會,帶了一百萬港元,與其他人組成團隊,到北京探望廣場上的學生、知識分子及工人,並計畫將捐款轉交予廣場上的學生。
6月3日晚10時許,李卓人仍留在天安門廣場上工自聯的帳幕內,聽到外面傳說有軍隊會殺入廣場,人們都沖出去擋子彈,擋坦克。他回到北京飯店,望向長安街,看到街上有很多屍體和傷者,人們正在用板車運送。近天光的時候,坦克已排滿大街,天安門廣場已被清場。
八九民運對於李卓人是盼望的曙光,他多年對民主爭取,都盼望能在這次運動中實現,但看著夢想就快實現時,卻被殺人的槍聲所粉碎:「中共竟埋沒良知到這個地步,完全不理會手無寸鐵的學生,向他們開槍!這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天。」
6月5日,李卓人和團友發覺若干香港學生已不在原處,嘗試去醫院找他們。到醫院,所見到的氣氛更是恐怖,大堂滿是傷者,無人護理,亦看不到醫生。醫院的情況很混亂,沒有人理會他們。他們四處尋找,找到地下室,看地上很多屍體,上面鋪著白布。李卓人後來說,可以聯想到六四當晚在屠城的槍聲下傷亡何其慘重。
在中共殘暴恐怖統治的氣氛下,李卓人等人準備同一天回港。他們已登機,卻有軍警衝上飛機,將李卓人拉下飛機,軟禁三天,因為他是支聯會代表團的團長。他說:「這是人生難忘的經驗,面對這個恐怖的政權,自己是很渺小和無能的,感覺很是無奈。有了那次的經歷,我要用一生的時間去履行一個責任,就是將真相講給全世界聽。」
6月8日,李卓人寫悔過書後獲釋返港,他帶到北京的捐款全被沒收充公。回港後,李卓人下定決心,盡一生去承擔,推動中國的民主自由和結束一黨專政。他痛心地說:「一個政權這樣對待人民,這個政權是絕對不能在道德上,繼續去存在和去統治。」他深明中共邪惡的本質:「歸根結底,中共政權的本質就是鬥爭思維。」
1990年,李卓人參與成立職工盟,此後他以議會為爭取民主的主戰場——儘管議會政治發揮空間有限。1994年12月,港同盟及職工盟議員劉千石因抗議香港政府偏袒資方而撤回“僱傭條例”草案,辭去立法局議員職務,成為首名辭職的立法局議員,令議席懸空。1995年3月5日,舉行補選,李卓人在無競爭對手情況下自動當選。半年後,他又在最後一屆立法局改選時參選製造界功能組別,成功當選。
1997年6月26日,立法局通過由李卓人提交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草案》及多條與勞工權益有關的私人條例草案。條例提及,集體談判權安排適用於五十名僱員以上企業,同時工會在企業內會員人數需超過僱員人數15%及取得逾五成僱員的授權,才可獲得集體談判權。但香港臨時立法會於同年7月16日凍結該條例,並於11月正式廢除該法例,使之成為香港生效時期最短的其中一條法例。李卓人絕食五天抗議。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時,他跟隨民主派拒絕加入臨時立法會而被迫“下車”。
九七主權移交前後,父母再次勸喻李卓人轉行,卻被他拒絕:“已移民美國的父母因曾吃過共產黨的虧,所以再勸我及早離開,老一輩很多有這種想法,認為沒有辦法同共產黨鬥。最近他們已降低標準,又再勸我不要罵董建華那麼多,講話不要那麼絕。”
199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李卓人重新出戰直選的新界西選區,成功重返立法會。
2000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李卓人以前線及職工盟名義,角逐連任新界西立法會議員,連任成功。
李卓人在第二屆立法會(2000至2004年度)的表現獲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評為“表現滿意議員”。他在民生立場上,一直照顧基層及勞工的權益;在政治上,一直支持民主政制發展,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2004年和2008年,李卓人均成功連任新界西直選立法會議員。
2008年12月,“前線”正式併入民主黨,本身是前線成員的李卓人並未加入。2010年6月23日,他投票反對政改方案。
2011年12月18日,李卓人與退出公民黨的張超雄、公民起動的何秀蘭和民協的張國柱一同成立工黨,出任創黨主席。
2012年,李卓人代表工黨出選立法會新界西地區直選,成功當選。
2012年4月,李卓人提出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梁振英在特首選舉期間表示要以防暴隊對付示威者等言論,但建制派全力護航,議案被否決。12月,李卓人又提出調查梁振英的僭建醜聞,但議案又被否決。
2013年3月1日,李卓人在審議財政預算案時,怒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六年來壓抑經常性開支,令許多社會問題無法解決。
2013年4月23日,李卓人在香港大學公佈十大立法會議員調查中排第七。
2013年10月,李卓人支持公民黨郭家麒提出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陳茂波家族在新界東北發展區內擁有農地的相關事宜,但議案終被否決。
2013年12月5日,李卓人在立法會討論低收入補貼制度時提到:“三十年來,由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到職工盟到工黨,我只是盡我所能,竭力擺脫低工資、長工時、在職貧窮這個纏繞香港打工仔女多年的咒詛。最低工資由我第一次在立法會提出動議至真正實施,足足燃燒了十二年的青春。標準工時立法,仍然遙遙無期。爭取低收入補貼,轉眼又是磋跎十多年。勞動有價,並非憐憫。而是每名打工仔女應有的尊嚴!”
2015年4月23日,李卓人表示,如果香港人接受政府推出的假普選,將來更無可能爭取真普選,希望市民不要受欺騙。他又表示,不認同政府經常強調提委會重視民意的說法,因提委會是小圈子選出,希望市民不要接受被操控及有篩選的選舉。
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李卓人在新界西地區再次代表工黨參選,但因“雷動計畫”影響下,遺憾地落敗,只獲全區票數排名第十票數。敗選後,他在記者會上落淚,自此結束二十一年議會生涯。他表示,自己不會再參選,並會“讓路”予年輕人,給他們機會踏上從政之路。
在以議會為主戰場的同時,李卓人也以工運領袖的身份,常常衝鋒陷陣在街頭運動第一線。
2007年,李卓人參與介入紮鐵工人工潮,積極協助工人爭取合理待遇,最後以工人爭取到日薪八百六十港元以及八小時工作達成共識,解決了此次罷工。三十六天的大罷工令整個建造業有重要改變,資方每年都要和工會集體談判工人薪酬。
2013年3月28日至5月6日,李卓人參與介入葵青貨櫃碼頭工潮,積極協助工人爭取合理待遇。這是香港戰後最漫長的一次工人運動,部分外判商雖達成協議,但亦有一外判商因此結業令部分工人失業。在協助工人爭取權益時,李卓人遭到和記黃埔高層和不少富商的攻擊。最後,外判商決定以加薪百分之九點八的“終極方案”和解,亦承諾改善工人工作情況,如讓工人停機吃飯、讓工人離機解決生理需要。長達四十日的工潮由此結束。
2015年5月1日,職工盟及其他多個勞工團體趁五一勞動節發起遊行,逾七千名打工仔上街。李卓人化陰陽面妝,右邊寫上“8HR”,容光煥發,左邊則是“熊貓眼”,喻意立法部門對規管工時法案拖延太久。他又戴上鎖鏈及掛上“擴輸外勞”標語,寓意大量引入外勞搶去本地工人飯碗。
2016年3月22日,李卓人聲援土地正義聯盟於天水圍嘉湖山莊“泥頭山”附近進行“以泥還泥”的行動。他到場沖入“泥頭山”後,坐在地上不願離去,與多名土地正義聯盟成員被警方帶走。
2016年5月24日,一百多名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建築工人不滿被拖欠近兩個月共五百萬元薪金,在工作地點油麻地罷工抗議。李卓人到場協助和聲援。隨後,工人代表與資方達成共識,工人復工。
香港民主及言論自由的標誌之一,是已成為香港民主運動傳統的、由支聯會主辦的維多利亞公園紀念六四燭光晚會。2011年,司徒華病逝後,李卓人接任支聯會主席,成為香港支持六四的象徵性人物,也是一年一度的維園紀念六四晚會的主要操辦者之一。
2020年2月28日,李卓人因參與未經香港警方批准的“十萬基督徒為香港罪人祈禱大遊行”,被長沙灣警署帶走調查。4月18日,他又與多名同屬前任及現任立法會議員和多名泛民主派人士被警方以參與“2019年8月18日維園流水集會”為由拘捕。5月18日,其一行十數人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分三案處理。期間,李卓人等被准予各以一千元暫時取保候審。但2021年4月,他最終被判罪名成立並被收監。
2021年4月16日,李卓人等九名民主派人士被西九龍法院以“參與和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名分別判刑八個月至一年六個月。李卓人獲刑一年。他又因與黎智英共同涉及2019年8月31日的另一次集會,被追加刑期。法院以“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等多項罪名宣判,執行有期徒刑一年八個月。在等待宣判期間,李卓人對媒體說,“因為與香港人民並肩前行而入獄對我們來說是榮譽勳章”。
2021年4月7日,李卓人在法庭上發表自我辯護說:“法官閣下,我在此認罪,但我在捍衛人民和平遊行和集會自由上,並沒有做錯任何事。我相信歷史將會宣判我們無罪。在此請讓我向你講述更多我的背景,那樣你就能更理解我為何要為了香港的未來,與人民共同走上街頭。”
李卓人在陳詞中特別強調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作為一名基督徒,我在復活節期間聽讀經員閱讀聖經,提醒了我,耶穌為世人犧牲,被釘上十字架,使罪人與神和解。從被捕到被控到被彼拉多判死刑,祂也是一名政治犯,沒有犯罪,但因為服務窮人和傳福音,而威脅到猶太統治階層。”他還談及自己的思想歷程:“縱觀人類歷史文明,我們現在享有的權利,也是由一眾政治犯,諸如甘地、馬丁路德金和納爾遜·曼德拉所開創的。在1980年代,我是『香港反種族隔離運動』的主席,我一直將納爾遜·曼德拉在1963年遭審判所言銘記於心。他說:『願意為我的理想而犧牲自己生命。』」
李卓人進而回顧從1978年起投身到勞工權益和民主運動的經歷:“我畢生的理想,就是讓基層和被壓逼者勇於發聲和站起來爭取屬於他們的權利。每當那些被壓逼者起來捍衛他們的權利,為尊嚴而抗爭時,我也會受到鼓舞,並得到力量去繼續面對香港正面臨的艱苦奮鬥和挑戰。我曾問自己,沒有抗爭,我的人生將會是如何?這已是我第四十三年投身於民主運動,法官閣下,你必須明白當我目睹國家權力如何使用武力鎮壓人民,令香港人受傷、受牢獄之苦或是流亡,以及香港民主倒退,人民的權利遭剝奪之時,心裡的痛苦和折磨。我看到我的理想正在崩潰,但即使被黑暗籠罩,也無阻我繼續為理想奮鬥的決心。為了這一理想,我甘願承受任何懲罰。法官閣下可能會說,法律就是法律,而我好像沒有就八三一案展露出絲毫悔意。我希望法官閣下明白,我是何等重視人民透過言論和集會所彰顯的自由。這是弱勢和受壓逼者尋求公義的唯一路徑。剝奪了這種權利,形同制度對人民施暴。我不願看見香港人活在建基於制度暴力的管治之中。因此,我會竭盡所能,伸張人們有尊嚴及和平遊行、發表意見的權利。”
在另一次開庭審判中,被控“舉行未經批准集結罪”的李卓人並無律師代表,在法庭上親自陳述。他讀出陳情書時數度哽咽,他感謝港人即使在政權打壓下,守著1989年立下的約定,繼續到維園悼念六四。他又憶述自己在北京經歷六四事件的一幕一幕:“看著一架又一架的木板車拖著傷者和屍體經過,不知死傷多少人,那是我一生難忘傷感的一夜。”
李卓人重申,他們只是希望非暴力抗爭,他說著說著,忍不住流下眼淚:“我以身為香港人而感到驕傲,三十二年來在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的艱苦路上,大家一起同行。縱使有挫敗,我們仍堅信一直所爭取和堅持的普世價值,自由、法治、人權、民主終有一天在中國和香港生根。三十二年為民主中國的理想奮鬥,到今天,我坐監明志,亦只有如此。”
讀畢,旁聽席掌聲不絕於耳,不少旁聽人士流淚。散庭時,有旁聽者大叫“平反六四”,李卓人亦回應“平反六四”。
2021年4月17日,李卓人首次入獄。其臉書有親友代為發文,提到李「第一晚始終睡得不太好」,笑言腦海裡遊歷了不少地方,幫助入睡。李卓人一個人隔離,由於天雨未能外出,所以在倉內來回踱步,「每日兩飯一粥,他說還可以,沒有覺得太難食」。他特別希望快些有紙和筆,可以利用坐監時間,多些寫信和紀錄心情。李卓人還叮囑大家不要記掛他,最重要是照顧好自己,又說自己無論遭受什麼懲罰,都會繼續堅持集會和言論自由,「就算坐牢也是無悔無憾」。帖文指,坐牢第一天,太太鄧燕娥和職工盟戰友蒙兆達前往探訪,送了由「石牆花」預備的物資包和兩本書給他,分別是《蘇軾傳》和《Historic Speeches》(歷史性演說)。
2022年12月16日,李卓人二十個月刑期已滿,但他還身負“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控罪,且仍未有審判日期,此項控罪可能面臨十年刑期,故而繼續被羈押。
2022年12月6日,李卓人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保釋,惟國安法指定法官陳慶偉考慮到李卓人已賣樓,妻女亦已離港,並有多項案底,而他所面對罪名一旦罪成,將面對長期監禁,最後拒絕讓李卓人保釋。
2023年3月9日,李卓人的妻子、前職工盟總幹事鄧燕娥,由英國返港探望在獄中跌傷的丈夫,卻在赤柱監獄外遭國安警拘捕,涉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鄧燕娥被捕後被帶返赤柱警署,至下午4時許由警員押解,乘一輛銀色七人車離開警署,其後被押到美孚新邨一個單位調查,至晚上約6時半離開,再由警員押上同一輛七人車離去。隨後,鄧燕娥獲保釋,但在保釋候查其間,須交出旅遊證件及定期向警方報到。三個多月後,鄧燕娥與其服務的國際家務工聯會(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Federation, IDWF)獲頒「Arthur Svensson國際工會權利獎」。仍在保釋候查的鄧燕娥因不獲港警批准未能親赴挪威奧斯陸領獎。代領獎項的IDWF成員、印尼人權運動領袖Lita Anggraini讚揚鄧燕娥是一名好領袖,畢生致力為家傭爭取權利,遺憾她因政治拘控無法到場領獎,形容是十三年前劉曉波缺席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的「歷史重演」。
2023年6月,李卓人因母親早前離世,為出席母親喪禮,他向法院申請保釋,及向懲教署申請外出奔喪。最終,李卓人撤銷向法院提出的保釋申請,而懲教署則批准其奔喪申請。6月28日,李卓人前往粉嶺和合石火葬場,出席於12時30分舉行的母親喪禮後便返回監獄。
2025年1月27日,香港網路論壇“連登討論區”出現一則帖文,「瑪麗醫院出現超級重犯,鐵鏈纏身大批警員戒備」,照片顯示戴著口罩的李卓人,鎖上手扣鐵鍊在瑪麗醫院求醫,現場有大批懲教人員戒備。該相片引發網民討論,有人指“望著鐵鏈中的李卓仁”感覺唏噓,亦有人指「陳同佳(殺人犯)都未綁到如此結實」。根據懲教署介紹,在囚人士如身體不適,會獲安排到獄中醫院接受診治,如有需要進一步檢查和治療,會按醫生建議轉介到公立醫院繼續跟進。ReNews向懲教署查詢李卓人的情況,國安處指基於保安理由,不會評論押解行動。
2025年2月12日是李卓人六十八歲生日,這已是他在獄中度過的第四個生日。從職工盟解散、六四集會被禁、到母親離世,他錯過了無數重要時刻,卻始終堅守信念,與香港同行。支聯會案原訂2025年5月開審,卻一再延期,李卓人仍在獄中等待自由。人們紛紛在網上留言,送上生日祝福,讓李卓人知道,他不孤單!

高瑜:許家印也是個《走四方》的人

 作者臉書  2026-8-21


剛剛看了政經魯社長直播的 “許家印大審判”,確實有虛擬“九段”的水平。我點了大拇指。




連看了兩天國際傳媒和油管上對許家印判刑的評論,基本都是圍繞新華社電訊的再報導。魯社長的直播,說的是一個豪爽、講義氣,有血有肉的許家印。從他從小吃百家飯的苦孩子,到恢復高考成為大學生;從他離職到深圳打工接觸房地產,創辦恆大集團,到資不抵債搞龐氏騙局;從他作為國內首富,到被判無期徒刑,個人被沒收全部財產,集團被罰160億;魯社長對許家印經商的一步步的失誤到最終的徹底失敗,對中國政治、經濟和法治環境,分析的鞭辟入裡。


魯社長特別提及許家印不該涉及保險業,因為都是國人社保的錢,涉必追究。恒大负债高达逾2.4兆人民币,罰款充國庫。其中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存款与集资诈骗,很難還清血本無歸者。魯社長也講到許家印的恆大歌舞團和足球隊,講到夫妻為保財產離婚,妻子攜巨款走英國,更批評他的短視,讓兩個兒子也涉案,一起被判重刑。



魯社長這場直播形成生動的氛圍,竟然讓我想起今年《歌手2026》胡彥斌奪冠第一輪,由歌王韓磊幫唱的《走四方》。自毛澤東死後,快半個世紀了,不僅有幾億農民離開土地到城市當農民工,也有許家印這樣離開體制當上大老闆的企業家,有成功,有失敗,他們都是《走四方》的人。
有司一再告誡我:““不要寫上邊的事。”,那明後天我就寫寫2026的歌王胡彥斌,寫寫他奪冠的兩首歌。

馮睎乾:支聯會案裁決,有三個奇特意義


已解散的支聯會及其三個領袖李卓人、何俊仁和鄒幸彤,今日(8月21日)被国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陳仲衡和黎婉姬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本案最值得留意的,不是大眾早已心中有數的裁決結果,而是判詞如何一步一步把「結束一黨專政」這口號上綱上線為「顛覆國家政權」,再把沒有暴力及具體行動方案的政治主張,納入刑事罪行的範圍。

以我理解,国安法官的裁決大致可分三點。

首先,法庭根據《憲法》序言及第一條,認為中共的領導是中国「根本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在現行憲法之下,中共的領導地位受到憲法確立和保障,並不存在西方式的政黨輪替。由此推論,「推翻」或「破壞」中共領導地位,就等同「国安法」第二十二條所說的推翻或破壞憲法確立的「根本制度」。可我覺得事情沒這樣簡單。

中国憲法第二條寫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權力既屬於人民,根據字面解讀及常理,人民怎可能無權要求結束某黨的專制統治?怎可能?如今香港法庭卻認為連這樣基本的要求也「犯法」,豈不是說中国人民的權力名存實亡,暴露了中共憲法的自相矛盾,甚至暗示其憲法是詐騙人民?我認為律政司有責任解釋這個問題,以免削弱港人對中共的信心。

第二,法庭認為「結束」即是「推翻」。法官指支聯會沿用三十多年的「結束一黨專政」綱領,並非要求中共回歸其「憲法」所謂的多黨合作制,而是要直接終結中共領導地位,又指「結束」兩字明顯不是「自然結束」,而是帶有「推翻」和「破壞」的意思。法庭更聲稱「一般合理的人」,尤其是在香港生活的人,看到支聯會及三名被告宣揚這個綱領,都會理解為要結束中共領導,並且是在鼓勵支持者付諸行動。

光憑以上這點,已知道這幾個法官不是「一般合理的人」,或他們是活在跟我截然不同的香港。根據他們的說法,若你明確主張「自然結束一黨專政」,似乎整件事就忽然合法了。但問題是:一個自己立法維護自己領導權的政權,在怎樣的情況下才會「自然結束」呢?所謂「自然」,我理解為「不受人為外力影響」的意思,大概有兩種可能情況:一是中共被皇天擊殺,黨員都死清光;二是他們自己主動修憲,推動民主化,容許政黨輪替。

第二種情況就是內部改革,發生機會暫時還很渺茫——在可見將來恐怕也不會有——但法官如何一口咬定「結束」不是這個意思呢?我反而一直認為支聯會正是這個意思:他們無非鼓勵人民提出這個近乎妄想的訴求,寄望中共體制內的「開明派」能夠親手「結束一黨專政」。香港新一代,許多人均對支聯會無感,主因就是覺得他們頂多只是喊口號、行禮如儀。事實勝於雄辯,喊了三十年口號了,支持者可有什麼行動「推翻」中共呢?並沒有。

若主張「自然結束一黨專政」就沒問題,那麼幾位国安法官應該不會反對「天滅中共」吧?「自然結束」隱含「皇天擊殺」這個情況,當中絕對不涉任何人作反叛亂,這是国安法官教曉大家的事。

第三,国安法下有一項包羅萬有的「其他非法手段」,即使支聯會沒鼓吹暴力,法庭仍可把他們某些言行定性為「其他非法手段」,然後易如反掌地定罪。例如法官說,支聯會把六四事件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相提並論,是為了挑起公眾對中共的敵意,侵蝕對中共的信任。言下之意,「削弱公眾對中共的信任」,也可視為顛覆政權的「非法手段」。

如此一來,政治批評的界線就變得非常模糊了。批評政府可以削弱政府公信力,揭露醜聞可以削弱人民信任,紀念六四可以令人重新審視中共歷史。如果「使人失去信任」也是「顛覆」的一環,那麼政治批評和刑事犯罪之間,還有什麼分別?說好的「言論自由」呢?最諷刺的是,如果削弱政府公信力也是国安罪,那麼負責支聯會案的三個法官已明顯犯法了,因為「一般合理的人」,尤其是在香港生活的人,都知道以和平方式追求民主是無罪的,像鄒幸彤曾在庭上所說:「我哋絕對認為,我哋做嘅嘢絕對無罪。」

現在法庭違背港人多年擁抱的價值觀和信念,以「莫須有」罪名把鄒幸彤等人定罪,正嚴重削弱大眾對政府的信任。以「挑起人民對中共敵意」的效果而言,支聯會喊了三十多年的口號,肯定遠比不上国安法官的一夕判決。

總結一下,支聯會案的裁決,我認為有三個奇特意義:一、中共憲法既明言「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自然有權推翻中共,現在香港法官卻說不能,若非法官裁決違憲,就是證明中共憲法詐騙;二、法庭不容許「非自然結束一黨專政」,似乎暗示「天滅中共」不犯法;三、国安法官的裁決根本無法服眾,只會進一步挑動港人對中共的敵意,按照本案裁決的邏輯,法官自己其實也觸犯了国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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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万亿国债如何构成


美国40万亿美元国债,并不等于向外界借了40万亿。它大体分两部分。

约7.8万亿美元是政府内部不同账户之间的债务。最典型的是社会保障信托基金。过去社保税收入超过当年福利支出时,多余的钱会换成财政部发行的特别国债。财政部用了这笔钱,同时欠社会保障基金一笔债。将来社保需要支付福利时,财政部必须兑现,但从整个联邦政府来看,这只是一个账户欠另一个账户的钱。

剩下约32.3万亿美元是真正向联邦政府体系之外借来的钱,称为“公众持有债务”。这里的“公众”不是专指老百姓,也不是外国人,而是泛指联邦政府以外的债权人。银行、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普通投资者,以及外国投资者和外国央行都可以买。

因此,40万亿可以简单拆成两笔账。约7.8万亿是政府内部债务,约32.3万亿是真正在市场上借来的钱。经济学家讨论债务压力时,更关注后者。

美国国债究竟谁在持有

公众持有的32万多亿中,约七成掌握在美国国内投资者和机构手里,外国投资者约占三成。截至今年6月,外国投资者持有约9.3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其中日本约1.12万亿,英国约9400亿,中国大陆约6330亿。

这样一来,40万亿大致可进一步拆成三块。7万多亿是政府内部债务,20多万亿由美国国内投资者和机构持有,另外9万多亿由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持有的部分,占美国总债务还不到2%。

很多人印象中觉得美国欠中国非常多的钱,甚至认为一旦中国把持有的美国国债全部卖掉,美国市场就会出大问题。实际上,中国目前持有的规模远没有那么夸张,也远不足以单独左右整个美债市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人群体,仍然来自国内。

不过,持有人结构也在变化。外国投资者比例逐渐下降,美国国内基金和其他机构填补了部分需求,其中不乏对冲基金。外国央行和长期储备机构通常持有比较稳定,而对冲基金往往使用杠杆,市场剧烈波动时更容易迅速减仓。

债务为何一路攀升

2001年,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只相当于GDP的31.5%。此前,联邦政府甚至连续四年实现预算盈余。

此后20多年变化巨大。2000年代初的减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增加了财政压力。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7至2009年金融危机带来税收下降和大规模刺激。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财政支出再次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让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支出持续增长。

支出一路上升,财政收入却没有以相同速度增加。结果是公众持有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01年的31.5%一路升到今天接近100%。

这条曲线,比“40万亿”这个整数更能说明过去25年美国财政发生了什么。

美国债务处在什么水平

美国债务已经很高,但并非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公众持有债务约相当于GDP的101%。日本政府债务约相当于GDP的194%,意大利约138%,希腊约140%,法国约119%。各国统计口径不完全相同。美国这里用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日本和欧洲国家通常用政府总债务,但作为大致比较,至少说明美国债务负担确实很重,却并非绝无仅有。

日本尤其具有代表性。政府债务接近GDP的两倍,却已经在高债务水平下运行多年。一个国家的债务达到GDP的100%,并不意味着马上会发生财政危机。更重要的是,它有没有能力继续融资,以及为此需要支付多高的利息。

美国为何还能不断借钱

美国最大的优势,是美元和美国国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美元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国国债则长期被视为最重要的安全资产之一。市场规模巨大,流动性极好,几乎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买家。投资者喜欢美债,因为容易买卖。庞大的交易需求又进一步提高了它的流动性,由此形成一个其他国家很难复制的优势。

即使投资者知道美国未来还会发行越来越多国债,目前仍然愿意购买。债务不断创造纪录,却没有因此立即演变成财政危机,原因就在这里。

问题是,愿意买和愿意以什么价格买,是两回事。

高利率如何改变这笔账

过去美国能够承受不断扩大的债务,一个重要原因是融资成本长期很低。政府可以用1%或2%的利率借钱,即使本金很大,利息负担仍然相对可控。

当利率升到4%甚至5%,情况就不一样了。

2026财年财政赤字预计约1.9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8%。联邦政府净利息支出已经接近1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3%。而今天美国并没有处在战争、严重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之中。接近GDP 6%的赤字,在历史上通常只有非常时期才会出现。

债务越多,利息越大。利息增加,又进一步扩大赤字。为了填补赤字,政府继续发行新债。如果市场同时要求更高的收益率,融资成本还会进一步上升。这个循环已经越来越明显。

赤字为何如此难减

减少赤字听起来简单,无非是增加收入或减少支出,但到了政治现实中,两条路都很难。

联邦政府最大的支出并不是公务员工资或行政费用,而是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福利项目。这些支出直接关系到数千万美国人的退休和医疗保障,任何政党认真提出大幅削减,都很容易付出选举代价。利息支出更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债券已经发行,利息就必须支付。

另一方面,大幅增加税收同样面临政治阻力。过去几十年,联邦支出占经济的比例明显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却没有同步上升。

说到底,美国政治长期想同时维持相对较低的税收和越来越高的福利支出,债务便成了填补两者缺口最方便的办法。

长期美债为何遭到抛售

最近美国长期国债市场的变化,把这些长期问题推到了市场面前。

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升到5.3%以上,达到2007年以来的高位。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是反着走的。长期收益率上升,说到底就是市场要求美国政府付更高的利息,才愿意继续持有它的长期债务。

对于一个总债务已经达到40万亿、每年还需要发行巨额新债的国家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大量过去低利率时期发行的旧债也在不断到期,当年可能只支付2%的利息,重新融资时却可能需要支付4%甚至5%。这种变化不会一天完成,却会在几年中逐渐反映到财政部越来越高的利息账单上。

长期国债收益率还直接影响住房按揭、企业贷款和其他长期融资成本。当30年期收益率冲到5.3%以上时,财政部的动作开始受到市场高度关注。

财政部长Scott Bessent随后宣布扩大部分长期国债回购,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从最多20亿美元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消息公布后,长期国债价格上涨,30年期收益率一度明显回落。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突然开始拿钱偿还40万亿债务。财政部的国债回购项目原本就存在,主要用于债务管理和改善市场流动性,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并不是一回事。40亿美元对于32万多亿的公众持有债务来说微不足道。市场更关注的是出手的时间。就在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到近20年高位之后,财政部把部分长期债券的单次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了一倍。

几周前,美国和日本还罕见地联手干预了外汇市场。买日元和回购长期美债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时间相隔不远,都说明美国政策部门近期更加关注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

这不能证明美元或美国国债已经出现危机,但金融市场对政策信号极为敏感。当政策部门接连采取行动,投资者自然会重新评估美元、美债和利率之间原有的平衡。

美债与美元的两难

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颇为微妙。

如果任由长期国债收益率长期维持在5%以上,政府利息负担会越来越重,住房贷款和企业融资成本也会受到影响。但如果政策部门不断采取措施压低长期利率,投资者又可能开始担心财政纪律、未来通胀以及美元购买力。

Bessent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以后,长期国债价格上涨、收益率下降,与此同时美元走弱,黄金和比特币上涨。几种资产之间当然不能简单画一条因果线,但背后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清楚。

美国能不能长期同时维持强势美元、较低的长期利率和巨额财政赤字?

过去很长时间,美国依靠美元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对美债的庞大需求,能够在三者之间保持平衡。随着债务越来越高,这种平衡也越来越难维持。

资金为何涌向黄金白银

金融市场的反应往往比政治讨论快。

投资者不会等到美国真的发生债务危机以后才调整资产。只要开始担心债务增长过快、长期利率继续上升,或者政策部门最终不得不设法压低融资成本,资金就可能提前寻找其他去处。

过去一个月,黄金上涨约12.5%,白银上涨接近21%,比特币上涨约11.3%。黄金矿业ETF的表现更加突出,GDX上涨约40.5%,GDXJ上涨约40.2%。

这些涨幅当然不能全部归因于美国国债。地缘政治、利率预期、全球流动性、各国央行购买黄金以及投机资金都在发挥作用。但黄金、白银和比特币在同一时期受到追捧,至少说明一部分投资者正在寻找传统美元资产之外的价值储藏方式。

黄金矿业股涨幅远远超过黄金本身,有很直接的财务逻辑。金价上涨时,矿山的利润增幅通常会高于金价本身的涨幅,因此矿业股往往表现更强。

黄金和比特币原本是完全不同的资产。一个有几千年历史,一个只有十几年。一个是实物,一个是数字资产。但近年来,一部分投资者开始把它们放进同一种投资逻辑里。它们都不是政府发行的货币,也不是政府开出的欠条。

美国国债本质上是美国政府的债务,美元的价值建立在美国经济实力、制度以及政府和美联储的信用之上。黄金不依赖任何一个政府,也没有哪个政府能够随意增加它的供应。比特币的支持者采用的也是类似逻辑。

所以,当投资者担心政府债务、通货膨胀或货币购买力时,黄金和比特币有时会同时受到追捧。这当然不能说明美元或美国国债即将发生危机,更不能保证黄金和比特币继续上涨。值得注意的只是资金背后的想法。随着美国债务不断扩大,一部分投资者正在重新考虑,什么才是更可靠的长期价值储藏。

40万亿之后怎么办

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既没有一些标题渲染得那么可怕,也绝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忽略的数字。

真正由公众持有的大约32.3万亿,已经相当于美国一年GDP的100%左右。这个数字本身并不意味着马上会出大问题,美国目前仍然能够顺利借到钱。变化在于,借钱的成本越来越高。

CBO预计,十年后公众持有债务可能达到GDP的120%,30年后甚至可能达到175%。与此同时,美国在没有战争和严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财政赤字仍然接近GDP的6%,利息支出已经接近每年1万亿美元。

如果长期收益率继续上升,利息负担会越来越重。如果为了压低融资成本而不断干预债券市场,压力又可能传导到美元和其他资产。

40万亿只是一个里程碑。比这个整数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用了25年时间,从31.5%走到了接近100%。

接下来,美国能不能让这条债务曲线慢下来,才是问题的关键。

许家印终局:没有谁能逃离永久底层

 原创  不懂经也叔的Rust   不懂经 2026年8月



 

许家印这一生做的事情,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把授权变成产权。

他虽然曾经建立了万亿帝国 ,但这万亿资产从来都不是属于他的。


土地指标是授权,信贷额度是授权,监管的宽容是授权,保险资金的调用权是授权。他花了二十年把这些授权变成账面上的数字,再把数字变成离岸公司、家族信托、伦敦的房子、开曼的壳。每一步都在试图把可撤销的东西变成不可撤销的东西。


判决书用六个字回答了他。一场标准的东方式清算,坐牢是给公众看的,真正有威慑力的是穿越代际的抄家。


现在他的两个儿子在服刑,刑期未知。前妻在伦敦,账户被冻,人是自由的。一支23亿美元的信托在特拉华州等待一场撤销之诉。33家壳公司归清盘人管,两辆劳斯莱斯待估价,其中一辆的车牌上还印着那家公司的股票代码。


那个1958年出生在河南太康、母亲在他襁褓时去世、由祖母带大的孩子,用六十七年时间攒下了一堆东西,最后剩下的是家谱上最大的污点。


他这一生里,有没有哪一刻真的确信,手上拿着的东西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

中国近三十年的富豪下场,呈现出明显统一的风险结构。


普通的高风险策略,风险是外生的、随机的:创业失败率90%,但失败概率不随你成功的程度上升。许家印们面对的风险结构完全不同:风险率是成功程度的增函数。


财富越大,占用的公共资源越多,牵动的金融系统越深,触发国家介入的概率就越高。2.44万亿的债务规模本身就是被清算的原因。如果恒大只有200亿规模,许家印今天大概率还在打高尔夫。


用随机过程的语言说:这不是一个有下界吸收壁(破产)的过程,而是一个上界吸收壁的过程。


你越接近赢,越接近被吸收。这在数学上是灾难性的,因为它把”止盈”变成唯一的生存策略,而”止盈”恰恰是这类人格最不可能做的事,因为能积累到那个量级的人,定义上就是不知道停的人。


相对来说,中国传统精英的真正长效策略从来不是积累财富,而是把财富转化成不可没收的形态:科举功名、经学训练、姻亲网络、乡族组织。


晋商和徽商在财富量级上远超同期士大夫,但王朝更替后消失得干干净净;而江南的读书人家族穿越了明清鼎革、太平天国、辛亥、乃至更晚的历次冲击。“富不过三代”这句谚语描述的正是可撤销型资本的半衰期。


真正决定家族命运的变量,是你的资本以什么形态存在:


可撤销型资本
:土地指标、信贷额度、牌照、特许经营权、监管豁免。这类资本的所有权在授权者手里,持有者只是被许可暂时占用。

不可撤销型资本
:装在脑子里的技能、跨国的社会网络、可迁移的信誉、离散在多个法域的产权

有学者曾经用姓氏追踪法测量社会地位的代际相关性,得到约0.7到0.75的数值,远高于传统研究基于单一指标(收入、教育年限)得到的0.3到0.4。这个高数值意味着地位的潜在成分极为持久,回归均值需要十代以上。而这种持久性依附的载体是教育、职业、文化资本,不是可以被没收的账面财富。


以下是前几天发的一篇文章,原文标题《加密OG坠楼裸死,没有谁能逃离永久底层》。


二十几天前,2026年7月24日,非常巧合,有两份政府网页在同一天更新。


一份来自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内容是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的规则和解读。简单说,居民个人把股权、房产等装进离岸信托之后,设立、存续、分配、终止,每个环节的税务处理现在都被写进了同一份文件。以前不是没管,以前也管,只是没有管得这么清楚,这么细,这么让你没法说"我不知道"。


另一份来自新西兰移民局。从2025年放宽投资签证规则开始,到2026年7月23日,他们共收到了837份申请。按来源排:美国277份,中国内地156份,香港110份。申请者承诺投进去的钱,加起来超过48亿新西兰元。


两张网页,同一天更新,看似天南地北,实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在追踪离开的财富,另一面在给进入的财富标价。


这件事表面上是税收和移民新闻,但往深里看,它揭开的是一种很难被直接说出口的焦虑。富人花了很多钱把财富挪出国境,但他们其实并没有离开任何国家。他们在做的,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购买一份对自己更有利的规则关系。


把财富放进海外的法律容器,不等于把它放到了政治之外。买到第二本护照,也不等于自由。你只是换了一套规则来遵守,换了一个主权来依附,换了一个柜台来排队。你手里的筹码多了,但庄家还是庄家。


资本可以买到多个制度的入口,却不能买到一个没有制度的世界。


财富能够大幅提高逃离底层的概率,但它无法单独构成可靠的安全。税法会变,资本管制会变,居留项目会变,资产价格会变,社会对某种财产权的理解也会变。一个人拥有一百个出口,仍然可能没有一扇门属于自己。


穷人的问题,是很早就没有选择。富人的焦虑,是发现选择再多也有尽头。两者不对称,却共享同一个更深的结构:他们都在寻找一种无法被更强系统单方面取消的位置。


【链接:我们这代人正在经历的终极大脱钩


从"永久底层"里漏掉的那群人

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永久底层”的文章,这个概念是从硅谷流传起来的。


那篇文章讨论的是,AI一旦可以取代大量认知劳动,普通人失去的可能不只是一份工资。他们还会失去自己在生产系统里被需要的位置。当公司不再需要你的劳动,市场不再需要你的技能,组织也不再需要你的配合,你就很难迫使任何人与自己谈判。


这也是“永久”两个字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


周期性失业仍然相信下一轮复苏。行业衰退仍然允许一个人转行。永久底层指向另一种状态:梯子没有断在你脚下,而是整座建筑不再为你保留楼梯。你可以被补贴、被照顾、被娱乐,甚至过得并不贫困,但你很难再靠学习、工作、迁移和创业重新获得位置。


所以硅谷流行一种“抢在窗口关闭前上车”的焦虑。趁AI还没有拿走所有白领工作,赶紧多赚钱,多攒股权,多做自动收入,把自己从劳动者变成资本所有者。所以才有那句梗,“你还有两年时间做个播客”。


这个反应很诚实,也很普遍。我也觉得,逻辑似乎就只能停在"赶紧积累资本"这一步了。


但我后来一直在想,这个逻辑漏掉了一层。


如果"永久底层"的核心特征是无法迫使系统与自己谈判,那它就不只属于穷人,普通人,富人也同样在它的射程范围之内。


一个人当然可以拥有股票、信托、海外账户和第二本护照,他比普通人多了太多工具。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在终极意义上仍然是一组由别人单方面解释的数字,被税法解释,被法院解释,被外汇规则解释,被国家间的信息交换协议解释,那他离"逃离"这两个字,比账面上的数字要远得多。


我最近又看到一些相关的材料和讨论,想法又进了一步。工人被机器替代,失去的是劳动形成的议价能力。股东呢?股东失去的是法律、法院和国家强制力对"你的股票就是你的"这句话的持续履约。


如果有一天,国家不再需要你的工厂来维持就业,不再需要你的投资来维持增长,不再需要你纳的税来维持运转,那它为什么要继续保护你的财产?


这个推演太远了。我们等会儿再说它。但它逼着我们重新想一个更近的问题:一个人拥有的东西里,究竟哪些是他真正控制的,哪些只是系统今天还愿意承认,这是属于他的。


永久底层:硅谷的AI从业者普遍认为,普通人已经“完蛋了”。

没有AI聊天的童年,将成为富人孩子的特权?


资产跨境了,规则关系没有跨境

东大这边,最近一波接一波的操作,更焦虑的不是普通人,反而是有钱人。


中国富人这些年把财富配置到境外,走的路不是什么秘密通道,是一套越来越透明的规则系统。按现行个税规则,居民个人取得的境外利息、股息、红利及境外财产转让所得,应依法申报纳税。变化不在法律原则,在执行能力。


前些年有一件事很少被公开讨论,但它在业内不是秘密:中国的税务部门已经从"等你来申报"变成了"我知道你大概有什么"。2026年1月,税务部门公开表示已经开始提醒纳税人自查2022到2024年的境外所得。"自查"这个词很温和,但它的前提是税务部门手里已经有了一份名单。没有名单,就没法"提醒"。


到了2026年7月,离岸信托被正式拉进了同一张网。发布的规则覆盖了设立、存续、分配、终止和特定移居情形。这个动作揭示的不是某一种理财产品的失效。它揭示的是,法律容器不管怎么变,国家始终可以沿着实际出资、实际控制和实际受益这三条线来识别人。


离岸信托在过去很多人的想象里是一道防火墙。资产从你名下转到信托名下,法律上的所有权变了,好像就从税收居民的视野里消失了。但你仔细看新规的措辞,它问的根本不是"资产现在在谁名下"。它问的是:谁设立的,谁控制的,谁受益的。信托的法律外壳可以换,这三个人跑不掉。


CRS,共同申报准则,做的事情更彻底。它是一个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签了字的协议:适用规则的金融机构会向本地税务机关报送可报告账户的身份、余额及相关收益资料,再由主管机关依协定交换。


有意思的是,CRS对信托的要求比普通账户更严。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保护人、受益人,每个人都在申报名单上。你不是被查到了,你是自动被报上去了。你什么都没做,信息自己会流。


外汇管制是另一条线。个人每年等值五万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从一开始就明确规定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和人寿保险。这个额度解决的是旅游和留学。它不解决资产转移,从来就不解决。


香港保险呢?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它有保障和传承的功能,但它不提供主权容器。一份储蓄分红保险不会自动免除你的税收居民义务,不会让CRS看不见它,也不会让你绕过购汇规则。它是一份金融合同,不是货币主权。


我写这些不是在评价政策对错。跨境征税有它的公共逻辑,反避税本来就可以被治理。我说的是另一件事。财富越国际化,越依赖一套跨国的账户识别、法律执行和国家合作基础设施。


你能把资产放到开曼,不是因为开曼离中国够远,而是因为开曼的银行和中国的主管部门之间,存在一套彼此承认和执行的法律协议。这份协议今天管用,明天还管不管用,是开曼说了算吗?是中国说了算吗?是两个国家之间那根你看不见的线说了算。


你拥有的是海外资产。但决定"海外"能不能保护它的,不是你账户的余额。是国与国之间的协议,是权力的博弈。



美国富人,也在急着买政治保险

美国这边,是另一面镜子。


新西兰的黄金签证的数据,美国申请者比中国大陆和香港加起来还多。当然,美国的有钱人更多,但这使得这件事更值得琢磨。


美国已经是全球最富的国家了,它的富人拥有律师、游说渠道、媒体和政治捐款,他们拥有的结构性影响力远超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富人。但他们仍然在大规模购买Plan B。


今年早些时候有媒体报道加州富人抢新西兰"黄金签证"的盛况,里面引了一位投资人的原话,"每一美元都是可以移动的"。这话说得很对,但藏了一个后半句:人可以跟着钱移动,不代表人自由了。你只是换了一个主权体系来依附。


彼得·蒂尔是这一切的极端版本。PayPal联合创始人,Facebook最早的外部投资人,硅谷最著名的逆势思考者。他十几年前就在找Plan B。新西兰身份拿到了,其他国家的护照也申请了,南半球的住所也安排好了。


很多人把这些理解成富豪的末日避险。但如果你把他的行动串起来看,会发现他做的事比买船票要多得多。他2009年那篇文章提出三条技术边疆:网络空间,外太空,海上定居。这十二个字放在当时看像一个科技狂人的白日梦。


但放在他后来的行动旁边看:投资海上定居项目Seasteading,投资太空公司,深度参与科技政治。他不是在写科幻。他是在说:传统政治给不了我想要的自由,那我就自己造一个能给的。


巴拉吉·斯里尼瓦桑,加密交易所Coinbase的前CTO,后来写了本书叫《网络国家》,把这条路线推得更远。他的方案不是找哪个国家来投靠。是自己造一个:先在线上形成一个高度一致的社群,攒到足够的集体行动能力,再众筹一块土地,最后争取现存国家的外交承认。


这两个人的方向完全一致:从影响规则,到拥有自己的规则。


但你注意,这条路走到最远的地方,恰恰证明了一件事: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光靠账户余额和几张护照就能安全。蒂尔的离岸身份和巴拉吉的网络国家,本质上是购买同一种东西:一个"不"字。当系统做出不利于你的决定时,你有能力说"我不接受"。而且能让对方付出代价。


然而,有一件很讽刺的事,巴拉吉在马来西亚租用了一个岛,开办网络学校,最近因为物业问题,被马国征服驱逐出去了。


资本可以带你走很长的路,但资本和这个"不"字之间,还隔着很难穿透的一层。


为什么今天科技圈的人都这么幻灭?

两亿主播,一亿条狗:AI时代的“牲人”启示录


加密OG裸死巴拉圭:肉体无法分叉

就在这两天,加密圈出了一件事。一个中国的加密OG,死在遥远的巴拉圭。30层楼裸体坠亡。


所谓加密OG,就是那种很早就入了场、赚到了大钱、在圈子里有江湖地位的人。我不说他的名字了,不是敏感,是因为他的名字在这篇文章的论证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处境。


一个加密圈的老炮,理论上拥有这个星球上最便携、最不可没收的资产:比特币。他不需要银行,不需要信托,不需要跨境汇款。他只需要记住一串私钥。按照加密圈自己的叙事,他就是主权个人。他从旧系统里退出了,他用技术把自己的财富放到了所有国家之外。


然后他裸体死在了巴拉圭。


加密圈这些年一直在讲两个词:退出和分叉。退出,就是不再玩你那个游戏。分叉,就是如果你改规则,我就把代码抄走,另起一条链。这套逻辑在代码世界里行得通。但在物理世界里,你没法把自己的身体分叉到另一条链上。当有人在现实中找到你的时候,你的比特币帮不了你。


这根本不是孤例。整个加密圈的富豪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拥有巨量的账面资产,但几乎没有政治头寸,甚至不断沦为政治勒索的对象,被送到监狱里也是屡见不鲜。


他们能退出金融系统,却退不出物理世界。他们能让代码听自己的,但不能让司法体系听自己的。他们的财富在链上无懈可击,但他们的身体跟任何一个没有保镖的普通人一样脆弱。


退出可以让你离开一个系统。但不能让那个系统——或者那个系统里任何一个想伤害你的人——付出代价。资本和政治头寸之间,永远隔着一条人命。



退出是无奈之选,不是否决权

这就说到这篇文章最核心的一组概念。


有个叫赫希曼的经济学家,七十年代写了本小书,书名很朴素,《退出、发声与忠诚》。他提出了三个词,拿来解释任何人面对一个正在变糟的组织时会做的选择。


退出,就是你走了。辞职,注销账号,移民,离岸,不玩了。发声,是你留下来,试图改变它。投诉,抗议,游说,投票,组织,说话。忠诚,是那种让你愿意忍着、等着、相信"留下来说话还有用"的绑定。可以是感情,可以是利益,可以是习惯。


资本主要帮你干第一件事:退出。买第二本护照是退出。把资产放到离岸信托是退出。移民新西兰是退出。资本越多,退出的选项越多,退出的质量越高。你甚至可以同时持有多个国家的居留权,像在多个赌场的多个牌桌上都放了筹码。


但退出有三个天然缺陷。


第一个缺陷,退出会削弱发声。你走了,原来的系统里少了一个有能力说话、有资源说话、有胆量说话的人。留下的那些人,处境只会更差。


这一点,赫希曼在书里写得很重:退出不是中性的。最善于退出的人走了,系统变得更糟,然后更多的人想退出,恶性循环。


第二个缺陷,退出不能保证新系统给你对等的位置。新西兰今天卖你签证,是因为你带着钱。如果有一天它不欢迎你了,你的钱还在它那里。你买的是入境许可,不是免驱逐保证。


签证是一份行政合同,不是一份主权转让书。你今天能买进去,明天可能就买不起、进不去、或者进去了被请出来。规则不是你的。


第三个缺陷是最深的。退出只是选择,不是否决。你可以在两个选项之间挑一个,不代表你能让任何一个选项因为你而改变。


否决,让一个系统在做出关于你的决定时不能零成本地无视你,需要另一种能力。能让人疼的能力。能让人在决定伤害你之前先算一下账的能力。


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叫它政治头寸。


不是官职,不是选票。政治头寸的意思是:一个决定会改变你的命运,而做决定的那个系统,不能毫无代价地绕过你。你能让它疼。或者至少让它觉得,绕开你比跟你谈判更麻烦。


它的来源很具体。你手里有没有系统仍然需要的东西?不是"你曾经贡献过什么",是你现在还能撤走什么。就业,税收,技术,关键供应,组织能力,信息,合法性。系统依赖的每一种东西,都是潜在的政治头寸。


关键不在于你有没有这些东西。在于这些东西能不能被你主动撤回。一个工厂主可以关厂,一群工人可以罢工,一个技术专家可以离职。这些都是撤回。但一个只持有股票、对公司的运营没有任何控制权的人,能撤回什么?


他只能卖掉股票。卖掉股票这件事,对他自己的钱包有影响,对公司的运营没有影响。AI还是在跑,机器人还是在生产,订单还是在交付。他走了,系统无所谓。


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道理。财产权的本质,从来就不是"我拥有这个东西",而是你的社会用公共强制力在背后保证"别人不能抢"。你的股票、房产证、信托文件,它们能成立,不是因为你手里攥着那张纸,是因为有法院、警察和登记系统在持续履约。把强制力抽走,这些文件跟白纸的区别只有印刷质量。


另一层道理更让人不舒服。财富之所以能变成政治影响力,靠的不是金额大小,是系统对你的依赖程度。企业为什么有政治影响力?因为政府需要投资、就业和税收。资本可以不投资,可以搬走,可以拖延。这种"可以不做"本身,就是一把隐形的椅子,坐在所有经济决策的会议室里。


好了。到这里,核心问题就出来了。财富能成为权力,前提是系统仍然需要你控制的东西。但如果这个前提变了呢?


AI正把公司撕成三类物种,最值钱的人已经变了

叙事资本主义:最成功的投资人已不再纠结于真假



当系统不再需要你

假设未来的某一天,AI和机器人几乎可以运转一切:工厂不需要工人,物流不需要司机,军队不需要士兵,政府中层不需要公务员。国家还需要公民做什么?也许还需要纳一点税。但等机器能自己创造GDP的时候,连税都不那么重要了。


有一个尖锐的说法:我们以为自己会成为系统的底层。但更可能的是,我们根本不在系统里。不是底层,是圈外。有人管这叫"永久动物园"。人类没有被消灭,只是被养起来了。如果你运气好,笼子大到看不出边界。但笼子还是笼子,你不能走。


这时候,一个持有AI公司股票的人,和一个持有机器人工厂股票的人,和一个持有自动化物流公司股票的人,他们手里有什么?他们手里有分红,有账面财富,有被法律承认的金融索取权。但国家还会继续承认这些权利吗?如果国家不再需要这些企业来维持就业、维持增长、维持社会稳定,那它保护这些股东的动力从哪来?


更关键的问题是:你持有的股票,只是别人控制的公司的一小部分所有权。AI在工厂里运转,在数据中心里运算,在无人机上巡航,这些AI不属于你。你只是恰好持有一家运行着这些AI的公司的少量股票。决定这些AI怎么用的,不是你。


这个推演太极端了。现在还没有任何国家敢不保护私有财产。把它写成正在发生的事,是危言耸听。


但有一组数字让我没法完全把它当成科幻。有人算过一笔账:用AI大规模监控一个人的日常对话,一年的成本大约是285美元。对比一下,美国政府发给低收入人群的食品券,人均一年2244美元。


全面监控一个人的成本,还不到养活一个人的八分之一。当监控比福利便宜的时候,一个社会选择养活你还是监视你,就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它变成了成本问题。


这不是说美国明天就会对所有人实施监控。它说的是,当某个选择在经济上变得可行的时候,你不能假设它永远不会被做出来。


更可能出现的情况,不是所有富人都变成底层,而是会出现一种分化。少数直接控制算力、能源、数据和军事接口的人,议价能力急剧上升。只持有金融资产和少数股权、没有直接控制手段的人,政治位置相对下降。


这种分化其实今天已经能看出雏形。OpenAI的估值逼近万亿美元,但持有它股票的散户股东对公司的技术方向、安全策略和政府关系,没有任何发言权。你持有的OpenAI股票能让你在股东大会上投票,但决定Claude和GPT怎么部署、数据和算力怎么分配、和政府签什么合同的,不是你。你只是搭了个车。车往哪开,方向盘在别人手里。


AI不一定消灭资本权力,但它可能在重新定义谁是"资本":从"持有股份的人",变成"控制关键系统的人"。


这个推演离中国读者的日常可能很远,但它的核心逻辑其实很近。你的安全感到底绑在什么东西上面?绑在银行余额上吗?那个数字的购买力由货币政策决定。绑在股票账户上吗?那些份额的可执行性由法律系统保证。绑在房产证上吗?那个红本子的效力取决于登记制度和司法判决。


你拥有的绝大多数"资产",其实是系统开出的欠条。欠条能不能兑现,不取决于上面写了多少钱,取决于开欠条的人还需要不需要你。


这个问题以前没什么思考的意义,因为人始终是经济价值中最重要的要素,但有了AI,这一点就不确定了。


财富不是欠条,就是底牌

话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反驳,"你的意思是财富没用,富人也很可怜?"


财富当然有用。有钱能买时间,买律师,买信息,买地域选择,买风险缓冲。一个账户里有八位数的人,和一个下个月房租还不知道在哪的人,面对同一个系统的时候,处境完全不对称。把这两种人说成"都不安全",是一种语言上的虚假等价,而且很残忍。


当然也不是在说富人很可怜。它说的是:财富能够降低脆弱,但不能彻底终结脆弱,它甚至不是终结脆弱的有力手段。富人自己在大规模购买一种无法仅靠账户余额保证的东西。离岸信托,黄金签证,第二护照,地下掩体,这些东西就是证据。如果账户余额本身就等于安全,他们为什么还要买这些?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提过一个概念:旧金山共识。硅谷最有权势的那群人,不分立场,不分阵营,在AI会制造永久底层这件事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但更值得琢磨的是,这群人一边预言底层,一边给自己家装防弹玻璃。他们不是在预判别人的命运。他们是在给自己的命运定价。


这就回到了这篇文章最核心的那个区分。你拥有的东西,分成两种。一种是系统承认的余额:股票市值,银行存款,信托份额,房产估值。另一种是你让系统不得不承认的东西:你撤走它的能力,你让它疼的能力,你说"不"并且让它听见的能力。


第一种东西,金额可以很大,但性质是一张欠条。第二种东西,金额可能不大,但性质是一张底牌。


中国富人和美国富人之间的差异,也很清楚。美国的财富更容易通过企业、捐助、游说和基础设施转化成政治影响力。中国的财富更接近规则接受者的位置。但两边的富人都在做同一件事:用资本买到一些"说不得"的能力。只是美国人更多通过建制,中国人更多通过退出。


而退出,我们已经说了,不是主权。


高概率走廊:AI正在制造一个普遍巨婴的社会?(深度)

你正在被AI收割两次,第一次是钱


普通人没有新西兰

普通人没有新西兰。


这听起来很残酷:富人至少可以买,普通人连买都买不起。但政治头寸这条逻辑,恰恰给普通人提供了另一条路。


普通人真正需要争取的,不是"更多的钱",是更少的单点故障。


什么叫单点故障?你的全部收入来自一个雇主。你的全部技能只够做一个行业。你的全部客户只有一家公司。你的全部社会身份只绑定在一个平台上。你的全部信息来源只来自一种算法。这些都是单点故障。任何一个点坏了,你整个人就断了。


减少单点故障,不是说让你去开六个副业。是让你的能力和关系分布在至少两三个不同的系统里。第二份收入可以很小。第二群同事可以很少。第二套技能可以很初级。它们的价值不只在钱。它们的价值在于,其中任何一个系统出问题的时候,你不是零。


这是微型退出,不一定需要移民。有时候,"我不吃你这碗饭了"本身就是最强的谈判位置。一个程序员白天在公司写代码,晚上维护一个开源项目。这个开源项目不赚钱,但它让他的技能和声誉不完全绑定在一家公司的工牌上。


一个设计师接了两个固定客户,客户量不大,但足够让她在老板突然改规则的时候,有底气说一句"那我不干了"。这些不是"创业",不是"副业焦虑"。它们是冗余。是备份。是你给自己的系统装的第二个电源。


还有发声。一个孤立的人只有情绪。互相连接的人才能形成反馈。职业声誉,长期客户,公开作品,行业关系,社区网络,这些东西平时不生产现金流,但它们是让你不被零成本忽略的基础设施。老板可以不在乎一个人的辞职信。但如果这个人带走五个客户、三份合同和一群同事的信任,他不得不在乎。


还有互相需要。最靠谱的安全感,常常不来自合同,而是来自有些人和组织,他们的利益和感情,跟你的处境绑在一起。你失去他们会疼,他们失去你也会疼。普通人复制不了亿万富豪的国家套利,但可以进入这种彼此需要的关系。被需要,是所有保险的祖宗。


普通人的安全,不只来自"我拥有多少",还来自"失去我会让谁难以承受"。


不要把金融分散误认为完整自由。分散资产能降低风险,但替代不了法律能力、制度归属、社会关系和集体行动。


你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份缩小版的离岸信托,是在能力上有一点退出,在关系中有一点发声,在共同体中有一点不能被轻易抛弃的位置。


离岸信托,第二护照,地下掩体,精英网络,网络国家。这些东西看上去是完全不同的产品,背后买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次说"不"的机会。当规则朝不利于你的方向改变,你有能力让它付出代价。


但这个"不"字很贵。富人可以买整座新西兰岛,普通人没有新西兰。普通人有的,是另一些更分散、更小、但同样真实的东西:一份不靠单一雇主的技术,一群互相需要的朋友,一个你走了他们会觉得少了点什么的位置。


资本能帮你打开更多门,但不能保证任何一扇门永远不会关;而且,往往其中的一扇门就可能成为你的命门。


说到底,不管是富人还是普通人,靠个人积累来逃离永久底层,永远是一场打不赢的军备竞赛。你买信托,规则就追到信托。你买护照,规则就追到护照。你买掩体,恐惧就追到掩体里面。


只要这个游戏本身还是"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单方面解释",总有人会在某个版本更新的时候被踢出系统。


更好的出路,也许不是让自己跑得更快,而是让这个游戏本身变得不一样。


建造一个没有永久底层的世界,听起来像空话。但它其实可以翻译成很具体的事:让更多人拥有不可绕过的话语权,让制度无法零成本地忽视任何一个群体的诉求,让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需要变得比资本与资本之间的互相需要更结实。


这不是伪善,也不是理想主义,这是所有不想变成欠条的人,共同的理性选择。


也许,我们真正需要重新检查的,不只是自己名下那些被叫作资产的东西。还有我们所在的社会、社群和制度,是让更多人变成可以被随意勾销的余额,还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某个人、某个系统难以承受的失去。【懂】

蘇暁康:半個世紀的「藍色」敘事

 作者臉書 2026-8-19


半個世紀的「藍色」敘事
【按:“华夷秩序”的颠倒、中心与边陲的易位、郑成功就是查理曼大帝等,是我在九十年代的敘事,即「蔚藍色」;後又延伸出南島語族的「海洋文明」、陸權乃中俄兩個惡霸等等;八十年代中共批《河殤》,指「藍色文明」就是「崇洋媚外」,而《河殤》抨擊「內陸取向」(西北和黃土高原),遭到「攻擊延安」的指責,王震甚至要殺我,今天還恐懼海洋的人是誰?恐懼海洋在中國歷史上是有一種「内陆性」政治做支撐的,最早論說它的,是余英时教授,对这个问题讲得极有纵深感。下引這篇「新台灣敘事」,在我的視野裡,還是「狹窄」、羞澀了一點,因為從政治學或地緣政治角度,台灣已然引領著「中國敘事」的先鋒與方向,一種制度設計的新舊博弈,而從文明角度,太平洋上的台灣,便是四十年前《河殇》已經呼喊的「蔚藍色文明」的代表,即藍色對抗黃色,海洋對抗陸地,這也是史家余英時早在三十五年前就撰文詮釋過的;再延伸到「太平洋話語」的廣闊範疇,台灣與中國的對抗,更是西方與東方、歐美與中共、圍堵與擴張的較量,也是冷戰後一場新的制度對決,今天規避或減弱這種對決的任何敘事,皆屬揚惡抑善。】

一、余英時:海洋中國的尖端――台灣
我現在想把台灣崛起的歷史背景推得更廣更遠一些。我曾經說過,從中國史的長程上看,三百多年來台灣一直扮演著海洋中國的尖端的角色。今天不少中外史學家都承認自十六世紀以來,中國已不僅僅是一個內陸農業的文明秩序,另一個海洋中國也開始出現了。海洋中國的出現有政治史的背景,更有經濟史的背景,我們不可能也不必在這裡細說。非常概略地講,政治史的背景是內陸亞細亞的少數民族(中國史上所謂「胡人」)從漢末以來此起彼伏地向中原漢族政權施壓力,把北方的中國人不斷推向東南沿海地區。東晉和南宋的兩次所謂「南渡」便對中國人口從北向南遷徙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今天台灣新竹的饒平林氏宗族,其祖先最初是在東晉初年從北方南渡到福建,成為閩林的一世始祖,後來在南宋之末又由福建汀州遷至潮州饒平。林氏後代最後在乾隆年間渡海來台。(見莊英章、周靈芝「唐山到台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收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義研究所,一九八四年)舉此一例,即可見台灣的發展史並不真的是從十七世紀初年才開始的,其中有些因素甚至必須上溯到一千五、六百年以前。
此文含五個小標題:
1、海洋中國的出現
2、經濟史的背景
3、公開鼓吹海外貿易
4、海上政權
5、轉向海洋
二、湮没的中国近代海洋文明
“华夷秩序”这个概念,本身就内含着中国人极为短浅的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不必追寻到太远古,至少,从所谓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开始,基督教、儒家、佛教、伊斯兰教等几大文明,是并驾齐驱的几个不同体系,此间没有“我优你劣”的所谓秩序。我以为,正是中国传统当中蕴涵着将文明划为优劣的某种世界秩序,才从中国文明内部引出对于自己跌为弱势文明的强烈反映,即“发现台湾”特刊中所说的那种枢轴文化,对于接受外来事物有否定自己似的刻骨铭心的痛楚。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象中国人在"五四"以后这样全盘否定自己传统的现象,也是世界罕见的。这当然也是因为对文明有优劣之分的观念所造成的,不为王侯,便为盗寇,当盗寇也是为了造反再当王侯。排外与崇洋、守旧与猎奇、优越感与自卑感、民族耻辱与民族虚无,这些两极化的思维,在成为衰势的中国文化中统一得极和谐。
本文含三個小標題:
1、郑成功差一点就是查理曼大帝
2、关于“华夷秩序”的颠倒和文明中心与边陲的易位
3、多元的历史来源:台湾之幸运与困境
三、台灣的痛與美:大洋與大陸之間
「中國是怎麼變成中國的」,從頭到尾都在困惑和質疑這個龐然大物,彷彿是我們星球上一個不自然的孤例,以致於說「連問一句『中國是怎麼變成中國的?』都覺得有點荒謬。因為中國有史以來,就是中國」。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如此問道。
他的這些質疑,乃是今天中國人徹底失去的一種想像、思考的維度,我將其歸納為六點:
1、“百代皆行秦政制”,從公元前221年到今天,一直是中央集權制;
2、自從文字在中國地區出現以後,數千年來一直維持單一的書寫系統,而歐洲的拼音書寫系統雖然同出一源,今天卻出現成打的現代系統,互不相同;
3、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民族大熔爐」,因為十二億中國人裡,有八億說「普通話」,這是世界上用語人數最多的一種語言;另外三億人說七種方言,不過都是跟「普通話」極相近的方言;然而一個「正常」國家,如美國和俄國,都是近代才完成統一,國民中應包括許多說不同語言的族裔;
4、中國維持如此長久的統一,亦即其維持語言和文化的一致與一貫,有悖於人種遺傳學。華北人與華南人,顯然因所處環境、氣候差異極大,而遺傳差異也很大。華北人與西藏人、尼泊爾人極相近,而華南人更接近於越南人、菲律賓人。
5、戴蒙所謂的“語言代換”過程,就是“華化”(漢化),始之六千年前“新石器時代”,“南島語族”的形成脈絡如下:
華北漢語族群→華南土著
華南土著→熱帶東南亞土著→台灣
台灣→整個南太平洋
1、假說台灣乃南島語族的原鄉
2、史前史:蒸汽壓路機式的「漢化」
3、中國對亞洲三國的漢化
4、近代化與亞洲的脫漢
5、大洋與大陸之間的台灣
四、陸權與海權的對峙
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西典,這回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駛入太平洋。
中共八十年代的「雪恥思想史」,經過三十年終於道成肉身:習近平從買航母招搖太平洋,到海軍擴張,東亞的日本、韓國、台灣,以及南洋的菲利賓、印尼,都慌了神,「亞洲四小龍」安在?從海葬到海慟,梳理這個「大國崛起」從思想洗腦到制度建制、軍艦鑄鍛的脈絡,為時已晚嗎?
海之慟,也是海哭,哭那個悲慘亞洲大陸,可不光是中國,往後一直延伸到俄羅斯。
中國在經濟、國際上的耀眼,與其國內、民生、精神上的悲慘相稱嗎?

附:


擺脫悲情與邊緣,重建世界領航地位,是保衛台灣的必經之路。台灣除了保衛自身的領土主權(物理主權)之外,還需建構台灣的認知主權(心智主權)。其中,建立「新台灣敘事/解構中國假性敘事」、建構「台灣不可替代性」以及共建「全球共生利益鏈」,是台灣必要的選擇與出路。

一,新台灣敘事

對於所有台灣人而言,不論是老一輩的悲情史觀,還是年輕一代自我嘲諷的「鬼島」或「棋子」論述,都是一種自憐自艾的孤島思維,也是台灣多年來的精神包袱。這種思維我稱之為「夾縫意識」,一種處於美中兩個大國之間仰人鼻息的被動性生存。實際上,今日的台灣已非昔日,但必須重構具備脫胎換骨的新台灣論述,從寄生走向自主,從邊緣走向中心。

1,扭轉歷史軸線:從「中原邊陲」走向「四海交會」

傳統敘事往往把台灣當成中國近代史的受害者或冷戰對抗的殘餘,這種「後殖民/線性史觀」會不斷強化台灣是弱者、被動與寄生的「弱性認知」。

「新台灣敘事」必須將台灣的歷史坐標,重新定位為「大航海時代」以來,全球海洋文明的樞紐與地緣柵門。台灣從來不是誰的邊陲,從400年前荷蘭、西班牙的國際貿易節點,到南島語族的基因發源地,再到收容漢文化、日本近代化遺產與西方普世價值的多元民主政體,台灣的本質是「文明場域的集大成者」。

「新台灣敘事」強調擺脫悲情受害者的訴苦,轉向海洋文明的包容性引領。正因為台灣承載了如此複雜的歷史板塊擠壓,才淬煉出全球最富彈性、最能適應多元文化的堅韌體質。

2, 地緣價值的革命:從「地緣政治的棋子」走向「全球秩序的棋盤」

中國的假性敘事長年灌輸「棋子論」與「疑美論」,試圖讓台灣人產生被孤立、被拋棄的集體焦慮。「新台灣敘事」主張「從夾縫到引領」的概念,將台灣定義為「全球現代秩序的物理底座」。台灣不是強權博弈中可有可無的籌碼,而是擺放棋盤的「桌子」。

如果沒有台灣的晶片與硬體生態系統,全球的AI算力、數位金融與矽谷巨頭都將瞬間瓦解。台灣扼守西太平洋咽喉。一旦台灣失守,第一島鏈斷裂,日本、韓國的生命線立即斷線,公海自由航行權迅速崩潰,整個西太平洋將淪為極權政體的內海。

我們不再卑微地乞求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施捨,而是自信地宣告:台灣的安全與繁榮,就是全球自由秩序與科技文明不可割離的主體結構。

3,戰略防禦的革命:從「被動防禦的病人」走向「戰略免疫的實驗室」

面對中共擴大戰鬥區域至台灣東部海域(西太平洋),進行所謂「專項執法」等等慢性窒息戰,傳統敘事往往陷入一種「不挑釁、擦藥治療」的和平癡呆症。

「台灣新敘事」主張,將台灣塑造成全球對抗極權超限戰的「中央實驗室與疫苗研發中心」。台灣天天在與極權病毒「共存並戰」,擁有認知防禦大數據、資安矩陣協同經驗,是全球民主陣營最迫切需要的戰略資產。台灣不只防衛自己,也可以引領全球建立「戰略免疫學」(Strategic Immunology)。我們向世界輸出對抗認知污染的演算法、去中心化的零信任網格技術,引領第一、第二島鏈的盟友進行「病毒防禦」的社會韌性演練。

4,規則標準的革命:從「經貿規則的遵守者」走向「Taiwan Standard的秩序定義者」

一個大國的領航地位,取決於它是否擁有規則的「最高定義權」。「新台灣敘事」主張,積極建立全球最高信賴標準─台灣標準(Taiwan Standard),建立現代「數位文明」的認證標章。

凡是打上《台灣標準》(Taiwan Standard)標章的,就代表100%無威權後門、無紅色資本滲透、無虛假數據污染,形成「信賴供應鏈」的權威授權,讓世界各國意識到,要「接入」現代最高階的數位文明與AI算力,就必須認同並遵守台灣所定義的安全與價值標準。台灣用這套標準,在法理與經濟結構上完成對極權中國的免疫隔離。

「新台灣敘事」是一場徹底告別悲情、從夾縫走向引領的哥白尼革命。通過「從夾縫到引領」、「戰略免疫學」以及「Taiwan Standard」的組合建構,我們不再定義自己為強權擠壓下的邊緣碎片,而是重建全球地緣、數位科技與文明版圖的支柱槓桿。

二,解構中國的「假性敘事」

對抗中共由黨政軍、附屬企業及AI技術交織出的「假性敘事」(如疑美論、疑軍論、親情論、棋子論),台灣不能只停留在被動的事實查核與事後反駁。對抗極權病毒不能只靠擦藥,必須以「解構敘事」為話語戰場。這是一場奪回歷史解釋權與價值定義權的認知反擊戰。

1,歷史敘事:從「中國延伸」轉向「世界樞紐」

中共的假性敘事核心是「大一統與歷史命定論」,試圖將台灣矮化為中國近代屈辱史與內戰的延伸。台灣必須打破「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的線性史觀,重建台灣的「海洋國家格局」。確立西太平洋與第一島鏈是台灣的戰略腹地,而非中國攻打美國的跳板。

2,定位敘事:以「全球秩序基石論」取代「大國博弈棋子論」

中共極力在台灣內部形塑「疑美論」與「棋子論」,散播「美國隨時會拋棄台灣」、「兩岸衝突是幫美國打代理人戰爭」的恐懼謬論。台灣必須自我免除「被動受害者」或「大國籌碼」的自卑心理,強力主張台灣不是因為「被美國利用」才安全,而是因為「台灣的安全符合全球民主陣營的根本利益」。

3,價值敘事:將「民族血緣認同」升級為「文明公民認同」

中共擅長用「兩岸一家親」、「血濃於水」的民族主義進行情感勒索,掩蓋其極權體制對人權與自由的踐踏。台灣必須解構「同文同種就必須同屬一個國家」的法西斯邏輯(如同英國與美國、奧地利與德國),強調「文明與制度的生物性隔離」。台灣的主體認同不是建立在血緣(Blood),而是建立在公民價值之上。台灣是「華人民主生命共同體」與「現代文明」的典範。我們與中共的對抗,不是政黨之爭,而是「文明 vs. 野蠻」、「健康宿主vs. 專制病毒」的生存對抗。

4,防禦敘事:將「和平癡呆」轉化為「全民心靈國防」

中共的灰色地帶作戰,終極目標不是要台灣人親中,而是要讓台灣人政治冷感、資訊疲乏、對體制失去信任。可以效法「黑熊學院」與「台灣民主實驗室」等民間組織,主動「解密」中共將認知戰外包給民間公關公司、利用軟性議題(生活、娛樂)「養帳號」,再倒灌政治資訊的手法。台灣必須克服面對威脅時無知、無感、無痛的「和平癡呆症」,積極建立「主動防衛與認知防疫」的集體共識。

三,從夾縫到引領:建構台灣的「(三大)不可替代性」

1,科技與全球產業的引領:從「隱形代工」到「全球AI心臟」

台灣不再只是「幫歐美代工晶片」的工廠,而是全球AI算力革命的「實體發動機」。沒有台灣的硬體生態系與先進製程,全球的微軟、OpenAI、蘋果和輝達都只是「無米之炊」的空中樓閣。

在地緣經濟的裂縫中,台灣用「科技主權」反客為主,將自己形塑為「全球威權病毒的中央實驗室與疫苗研發中心」。西方的綏靖主義或商人思維(如川普的交易論)在面對台灣時會發現,台灣「無法被定價」。台灣不是籌碼,而是全球AI生態系統的底座。

2,制度與文明的引領:從「華人邊陲」到「普世價值的亞洲燈塔」

中共慣常把將台灣限縮在「尚未統一的內戰延伸」,實際上,台灣的生命力在於成功地在缺乏民主土壤的文化基因中,培育出全球最活躍、最具包容性的公民社會(從同婚合法、性別平等、原住民權利到公民科技等等)。當中國陷入「晚期極權」的意識形態殭屍化、財政空洞與庶民絕望時,台灣的存在就是對中共威權合法性的反證。台灣的存在就是對極權政體的「驗名正身」。

3,戰略敘事的引領:從「悲情受害者」到「秩序定義者」

建構台灣認知主權的第一步,就是搶先定義遊戲規則。台灣要從「被國際媒體報導的焦點」,變成「國際戰略敘事的發起人」。當中國試圖利用「實質治理」抹去第一島鏈邊界時,台灣不能只在海面上跟它玩捉迷藏,而是主動引領國際法理與地緣論述,聯合日本、菲律賓、美歐盟友,發起「西太平洋自由航行與海底安全共同體」的倡議。

四,建構全球「共生主義」

所謂「共生」是指「共同戰略利益的深度綁定」,具體言之,就是與鄰國建立「分布式韌性網格」(Distributed Resilience Grid)與「技術生態的綁定」。

1,數位後方(網路免疫戰略)

台灣應聯合日本、菲律賓與歐美電信巨頭,在台灣東部海域(如帛琉、關島、日本沖繩一線),建構多路徑、具備AI矩陣協同能力的深海光纜與低軌/中軌衛星中繼站(如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國的網路互助模式)。

2,能源與物流微網格

台灣應引領推動第一島鏈的戰略儲備共生,與民主鄰國商討戰時非軍事物資(糧食、醫療、綠能組件)的「前沿分散式預置」(Forward Positioning),建立戰時海上互助的法律與物流架構。

3,「相互人質」(Mutual Hostage)」的生態系綁定

台灣在海外設立先進封測或晶圓廠的同時,必須要求該國將其「最關鍵的稀缺上游設備與材料」(例如荷蘭ASML的光阻劑研發、日本的特殊化學材料、美國的EDA晶片軟體設計),同步加碼投資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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