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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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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真有那么可怕吗?
原创 杨大巍 印象与逻辑 2026年8月20日
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这是一个足够引人注意的数字,也是政客最爱挂在嘴边的话题之一。但这40万亿究竟意味着什么,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清楚。
美国真的欠了别人40万亿吗?这些钱欠给谁?外国人持有多少?和GDP相比,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什么水平?为什么债务越来越高,全世界仍然在买美国国债?最近长期美债遭到抛售,财政部出手回购,黄金和比特币同时大涨,又说明了什么?这篇文章,把这笔账讲清楚。
40万亿国债如何构成
美国40万亿美元国债,并不等于向外界借了40万亿。它大体分两部分。
约7.8万亿美元是政府内部不同账户之间的债务。最典型的是社会保障信托基金。过去社保税收入超过当年福利支出时,多余的钱会换成财政部发行的特别国债。财政部用了这笔钱,同时欠社会保障基金一笔债。将来社保需要支付福利时,财政部必须兑现,但从整个联邦政府来看,这只是一个账户欠另一个账户的钱。
剩下约32.3万亿美元是真正向联邦政府体系之外借来的钱,称为“公众持有债务”。这里的“公众”不是专指老百姓,也不是外国人,而是泛指联邦政府以外的债权人。银行、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普通投资者,以及外国投资者和外国央行都可以买。
因此,40万亿可以简单拆成两笔账。约7.8万亿是政府内部债务,约32.3万亿是真正在市场上借来的钱。经济学家讨论债务压力时,更关注后者。
美国国债究竟谁在持有
公众持有的32万多亿中,约七成掌握在美国国内投资者和机构手里,外国投资者约占三成。截至今年6月,外国投资者持有约9.3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其中日本约1.12万亿,英国约9400亿,中国大陆约6330亿。
这样一来,40万亿大致可进一步拆成三块。7万多亿是政府内部债务,20多万亿由美国国内投资者和机构持有,另外9万多亿由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持有的部分,占美国总债务还不到2%。
很多人印象中觉得美国欠中国非常多的钱,甚至认为一旦中国把持有的美国国债全部卖掉,美国市场就会出大问题。实际上,中国目前持有的规模远没有那么夸张,也远不足以单独左右整个美债市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人群体,仍然来自国内。
不过,持有人结构也在变化。外国投资者比例逐渐下降,美国国内基金和其他机构填补了部分需求,其中不乏对冲基金。外国央行和长期储备机构通常持有比较稳定,而对冲基金往往使用杠杆,市场剧烈波动时更容易迅速减仓。
债务为何一路攀升
2001年,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只相当于GDP的31.5%。此前,联邦政府甚至连续四年实现预算盈余。
此后20多年变化巨大。2000年代初的减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增加了财政压力。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7至2009年金融危机带来税收下降和大规模刺激。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财政支出再次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让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支出持续增长。
支出一路上升,财政收入却没有以相同速度增加。结果是公众持有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01年的31.5%一路升到今天接近100%。
这条曲线,比“40万亿”这个整数更能说明过去25年美国财政发生了什么。
美国债务处在什么水平
美国债务已经很高,但并非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公众持有债务约相当于GDP的101%。日本政府债务约相当于GDP的194%,意大利约138%,希腊约140%,法国约119%。各国统计口径不完全相同。美国这里用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日本和欧洲国家通常用政府总债务,但作为大致比较,至少说明美国债务负担确实很重,却并非绝无仅有。
日本尤其具有代表性。政府债务接近GDP的两倍,却已经在高债务水平下运行多年。一个国家的债务达到GDP的100%,并不意味着马上会发生财政危机。更重要的是,它有没有能力继续融资,以及为此需要支付多高的利息。
美国为何还能不断借钱
美国最大的优势,是美元和美国国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美元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国国债则长期被视为最重要的安全资产之一。市场规模巨大,流动性极好,几乎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买家。投资者喜欢美债,因为容易买卖。庞大的交易需求又进一步提高了它的流动性,由此形成一个其他国家很难复制的优势。
即使投资者知道美国未来还会发行越来越多国债,目前仍然愿意购买。债务不断创造纪录,却没有因此立即演变成财政危机,原因就在这里。
问题是,愿意买和愿意以什么价格买,是两回事。
高利率如何改变这笔账
过去美国能够承受不断扩大的债务,一个重要原因是融资成本长期很低。政府可以用1%或2%的利率借钱,即使本金很大,利息负担仍然相对可控。
当利率升到4%甚至5%,情况就不一样了。
2026财年财政赤字预计约1.9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8%。联邦政府净利息支出已经接近1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3%。而今天美国并没有处在战争、严重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之中。接近GDP 6%的赤字,在历史上通常只有非常时期才会出现。
债务越多,利息越大。利息增加,又进一步扩大赤字。为了填补赤字,政府继续发行新债。如果市场同时要求更高的收益率,融资成本还会进一步上升。这个循环已经越来越明显。
赤字为何如此难减
减少赤字听起来简单,无非是增加收入或减少支出,但到了政治现实中,两条路都很难。
联邦政府最大的支出并不是公务员工资或行政费用,而是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福利项目。这些支出直接关系到数千万美国人的退休和医疗保障,任何政党认真提出大幅削减,都很容易付出选举代价。利息支出更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债券已经发行,利息就必须支付。
另一方面,大幅增加税收同样面临政治阻力。过去几十年,联邦支出占经济的比例明显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却没有同步上升。
说到底,美国政治长期想同时维持相对较低的税收和越来越高的福利支出,债务便成了填补两者缺口最方便的办法。
长期美债为何遭到抛售
最近美国长期国债市场的变化,把这些长期问题推到了市场面前。
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升到5.3%以上,达到2007年以来的高位。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是反着走的。长期收益率上升,说到底就是市场要求美国政府付更高的利息,才愿意继续持有它的长期债务。
对于一个总债务已经达到40万亿、每年还需要发行巨额新债的国家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大量过去低利率时期发行的旧债也在不断到期,当年可能只支付2%的利息,重新融资时却可能需要支付4%甚至5%。这种变化不会一天完成,却会在几年中逐渐反映到财政部越来越高的利息账单上。
长期国债收益率还直接影响住房按揭、企业贷款和其他长期融资成本。当30年期收益率冲到5.3%以上时,财政部的动作开始受到市场高度关注。
财政部长Scott Bessent随后宣布扩大部分长期国债回购,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从最多20亿美元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消息公布后,长期国债价格上涨,30年期收益率一度明显回落。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突然开始拿钱偿还40万亿债务。财政部的国债回购项目原本就存在,主要用于债务管理和改善市场流动性,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并不是一回事。40亿美元对于32万多亿的公众持有债务来说微不足道。市场更关注的是出手的时间。就在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到近20年高位之后,财政部把部分长期债券的单次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了一倍。
几周前,美国和日本还罕见地联手干预了外汇市场。买日元和回购长期美债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时间相隔不远,都说明美国政策部门近期更加关注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
这不能证明美元或美国国债已经出现危机,但金融市场对政策信号极为敏感。当政策部门接连采取行动,投资者自然会重新评估美元、美债和利率之间原有的平衡。
美债与美元的两难
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颇为微妙。
如果任由长期国债收益率长期维持在5%以上,政府利息负担会越来越重,住房贷款和企业融资成本也会受到影响。但如果政策部门不断采取措施压低长期利率,投资者又可能开始担心财政纪律、未来通胀以及美元购买力。
Bessent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以后,长期国债价格上涨、收益率下降,与此同时美元走弱,黄金和比特币上涨。几种资产之间当然不能简单画一条因果线,但背后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清楚。
美国能不能长期同时维持强势美元、较低的长期利率和巨额财政赤字?
过去很长时间,美国依靠美元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对美债的庞大需求,能够在三者之间保持平衡。随着债务越来越高,这种平衡也越来越难维持。
资金为何涌向黄金白银
金融市场的反应往往比政治讨论快。
投资者不会等到美国真的发生债务危机以后才调整资产。只要开始担心债务增长过快、长期利率继续上升,或者政策部门最终不得不设法压低融资成本,资金就可能提前寻找其他去处。
过去一个月,黄金上涨约12.5%,白银上涨接近21%,比特币上涨约11.3%。黄金矿业ETF的表现更加突出,GDX上涨约40.5%,GDXJ上涨约40.2%。
这些涨幅当然不能全部归因于美国国债。地缘政治、利率预期、全球流动性、各国央行购买黄金以及投机资金都在发挥作用。但黄金、白银和比特币在同一时期受到追捧,至少说明一部分投资者正在寻找传统美元资产之外的价值储藏方式。
黄金矿业股涨幅远远超过黄金本身,有很直接的财务逻辑。金价上涨时,矿山的利润增幅通常会高于金价本身的涨幅,因此矿业股往往表现更强。
黄金和比特币原本是完全不同的资产。一个有几千年历史,一个只有十几年。一个是实物,一个是数字资产。但近年来,一部分投资者开始把它们放进同一种投资逻辑里。它们都不是政府发行的货币,也不是政府开出的欠条。
美国国债本质上是美国政府的债务,美元的价值建立在美国经济实力、制度以及政府和美联储的信用之上。黄金不依赖任何一个政府,也没有哪个政府能够随意增加它的供应。比特币的支持者采用的也是类似逻辑。
所以,当投资者担心政府债务、通货膨胀或货币购买力时,黄金和比特币有时会同时受到追捧。这当然不能说明美元或美国国债即将发生危机,更不能保证黄金和比特币继续上涨。值得注意的只是资金背后的想法。随着美国债务不断扩大,一部分投资者正在重新考虑,什么才是更可靠的长期价值储藏。
40万亿之后怎么办
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既没有一些标题渲染得那么可怕,也绝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忽略的数字。
真正由公众持有的大约32.3万亿,已经相当于美国一年GDP的100%左右。这个数字本身并不意味着马上会出大问题,美国目前仍然能够顺利借到钱。变化在于,借钱的成本越来越高。
CBO预计,十年后公众持有债务可能达到GDP的120%,30年后甚至可能达到175%。与此同时,美国在没有战争和严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财政赤字仍然接近GDP的6%,利息支出已经接近每年1万亿美元。
如果长期收益率继续上升,利息负担会越来越重。如果为了压低融资成本而不断干预债券市场,压力又可能传导到美元和其他资产。
40万亿只是一个里程碑。比这个整数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用了25年时间,从31.5%走到了接近100%。
接下来,美国能不能让这条债务曲线慢下来,才是问题的关键。
许家印终局:没有谁能逃离永久底层
原创 不懂经也叔的Rust 不懂经 2026年8月
许家印这一生做的事情,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把授权变成产权。
他虽然曾经建立了万亿帝国 ,但这万亿资产从来都不是属于他的。
土地指标是授权,信贷额度是授权,监管的宽容是授权,保险资金的调用权是授权。他花了二十年把这些授权变成账面上的数字,再把数字变成离岸公司、家族信托、伦敦的房子、开曼的壳。每一步都在试图把可撤销的东西变成不可撤销的东西。
判决书用六个字回答了他。一场标准的东方式清算,坐牢是给公众看的,真正有威慑力的是穿越代际的抄家。
现在他的两个儿子在服刑,刑期未知。前妻在伦敦,账户被冻,人是自由的。一支23亿美元的信托在特拉华州等待一场撤销之诉。33家壳公司归清盘人管,两辆劳斯莱斯待估价,其中一辆的车牌上还印着那家公司的股票代码。
那个1958年出生在河南太康、母亲在他襁褓时去世、由祖母带大的孩子,用六十七年时间攒下了一堆东西,最后剩下的是家谱上最大的污点。
他这一生里,有没有哪一刻真的确信,手上拿着的东西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
中国近三十年的富豪下场,呈现出明显统一的风险结构。
普通的高风险策略,风险是外生的、随机的:创业失败率90%,但失败概率不随你成功的程度上升。许家印们面对的风险结构完全不同:风险率是成功程度的增函数。
财富越大,占用的公共资源越多,牵动的金融系统越深,触发国家介入的概率就越高。2.44万亿的债务规模本身就是被清算的原因。如果恒大只有200亿规模,许家印今天大概率还在打高尔夫。
用随机过程的语言说:这不是一个有下界吸收壁(破产)的过程,而是一个上界吸收壁的过程。
你越接近赢,越接近被吸收。这在数学上是灾难性的,因为它把”止盈”变成唯一的生存策略,而”止盈”恰恰是这类人格最不可能做的事,因为能积累到那个量级的人,定义上就是不知道停的人。
相对来说,中国传统精英的真正长效策略从来不是积累财富,而是把财富转化成不可没收的形态:科举功名、经学训练、姻亲网络、乡族组织。
晋商和徽商在财富量级上远超同期士大夫,但王朝更替后消失得干干净净;而江南的读书人家族穿越了明清鼎革、太平天国、辛亥、乃至更晚的历次冲击。“富不过三代”这句谚语描述的正是可撤销型资本的半衰期。
真正决定家族命运的变量,是你的资本以什么形态存在:
:土地指标、信贷额度、牌照、特许经营权、监管豁免。这类资本的所有权在授权者手里,持有者只是被许可暂时占用。
:装在脑子里的技能、跨国的社会网络、可迁移的信誉、离散在多个法域的产权
有学者曾经用姓氏追踪法测量社会地位的代际相关性,得到约0.7到0.75的数值,远高于传统研究基于单一指标(收入、教育年限)得到的0.3到0.4。这个高数值意味着地位的潜在成分极为持久,回归均值需要十代以上。而这种持久性依附的载体是教育、职业、文化资本,不是可以被没收的账面财富。
以下是前几天发的一篇文章,原文标题《加密OG坠楼裸死,没有谁能逃离永久底层》。
一份来自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内容是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的规则和解读。简单说,居民个人把股权、房产等装进离岸信托之后,设立、存续、分配、终止,每个环节的税务处理现在都被写进了同一份文件。以前不是没管,以前也管,只是没有管得这么清楚,这么细,这么让你没法说"我不知道"。
另一份来自新西兰移民局。从2025年放宽投资签证规则开始,到2026年7月23日,他们共收到了837份申请。按来源排:美国277份,中国内地156份,香港110份。申请者承诺投进去的钱,加起来超过48亿新西兰元。
两张网页,同一天更新,看似天南地北,实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在追踪离开的财富,另一面在给进入的财富标价。
这件事表面上是税收和移民新闻,但往深里看,它揭开的是一种很难被直接说出口的焦虑。富人花了很多钱把财富挪出国境,但他们其实并没有离开任何国家。他们在做的,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购买一份对自己更有利的规则关系。
把财富放进海外的法律容器,不等于把它放到了政治之外。买到第二本护照,也不等于自由。你只是换了一套规则来遵守,换了一个主权来依附,换了一个柜台来排队。你手里的筹码多了,但庄家还是庄家。
资本可以买到多个制度的入口,却不能买到一个没有制度的世界。
财富能够大幅提高逃离底层的概率,但它无法单独构成可靠的安全。税法会变,资本管制会变,居留项目会变,资产价格会变,社会对某种财产权的理解也会变。一个人拥有一百个出口,仍然可能没有一扇门属于自己。
穷人的问题,是很早就没有选择。富人的焦虑,是发现选择再多也有尽头。两者不对称,却共享同一个更深的结构:他们都在寻找一种无法被更强系统单方面取消的位置。
【链接:我们这代人正在经历的终极大脱钩】
从"永久底层"里漏掉的那群人
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永久底层”的文章,这个概念是从硅谷流传起来的。
那篇文章讨论的是,AI一旦可以取代大量认知劳动,普通人失去的可能不只是一份工资。他们还会失去自己在生产系统里被需要的位置。当公司不再需要你的劳动,市场不再需要你的技能,组织也不再需要你的配合,你就很难迫使任何人与自己谈判。
这也是“永久”两个字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
周期性失业仍然相信下一轮复苏。行业衰退仍然允许一个人转行。永久底层指向另一种状态:梯子没有断在你脚下,而是整座建筑不再为你保留楼梯。你可以被补贴、被照顾、被娱乐,甚至过得并不贫困,但你很难再靠学习、工作、迁移和创业重新获得位置。
所以硅谷流行一种“抢在窗口关闭前上车”的焦虑。趁AI还没有拿走所有白领工作,赶紧多赚钱,多攒股权,多做自动收入,把自己从劳动者变成资本所有者。所以才有那句梗,“你还有两年时间做个播客”。
这个反应很诚实,也很普遍。我也觉得,逻辑似乎就只能停在"赶紧积累资本"这一步了。
但我后来一直在想,这个逻辑漏掉了一层。
如果"永久底层"的核心特征是无法迫使系统与自己谈判,那它就不只属于穷人,普通人,富人也同样在它的射程范围之内。
一个人当然可以拥有股票、信托、海外账户和第二本护照,他比普通人多了太多工具。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在终极意义上仍然是一组由别人单方面解释的数字,被税法解释,被法院解释,被外汇规则解释,被国家间的信息交换协议解释,那他离"逃离"这两个字,比账面上的数字要远得多。
我最近又看到一些相关的材料和讨论,想法又进了一步。工人被机器替代,失去的是劳动形成的议价能力。股东呢?股东失去的是法律、法院和国家强制力对"你的股票就是你的"这句话的持续履约。
如果有一天,国家不再需要你的工厂来维持就业,不再需要你的投资来维持增长,不再需要你纳的税来维持运转,那它为什么要继续保护你的财产?
这个推演太远了。我们等会儿再说它。但它逼着我们重新想一个更近的问题:一个人拥有的东西里,究竟哪些是他真正控制的,哪些只是系统今天还愿意承认,这是属于他的。
资产跨境了,规则关系没有跨境
东大这边,最近一波接一波的操作,更焦虑的不是普通人,反而是有钱人。
中国富人这些年把财富配置到境外,走的路不是什么秘密通道,是一套越来越透明的规则系统。按现行个税规则,居民个人取得的境外利息、股息、红利及境外财产转让所得,应依法申报纳税。变化不在法律原则,在执行能力。
前些年有一件事很少被公开讨论,但它在业内不是秘密:中国的税务部门已经从"等你来申报"变成了"我知道你大概有什么"。2026年1月,税务部门公开表示已经开始提醒纳税人自查2022到2024年的境外所得。"自查"这个词很温和,但它的前提是税务部门手里已经有了一份名单。没有名单,就没法"提醒"。
到了2026年7月,离岸信托被正式拉进了同一张网。发布的规则覆盖了设立、存续、分配、终止和特定移居情形。这个动作揭示的不是某一种理财产品的失效。它揭示的是,法律容器不管怎么变,国家始终可以沿着实际出资、实际控制和实际受益这三条线来识别人。
离岸信托在过去很多人的想象里是一道防火墙。资产从你名下转到信托名下,法律上的所有权变了,好像就从税收居民的视野里消失了。但你仔细看新规的措辞,它问的根本不是"资产现在在谁名下"。它问的是:谁设立的,谁控制的,谁受益的。信托的法律外壳可以换,这三个人跑不掉。
CRS,共同申报准则,做的事情更彻底。它是一个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签了字的协议:适用规则的金融机构会向本地税务机关报送可报告账户的身份、余额及相关收益资料,再由主管机关依协定交换。
有意思的是,CRS对信托的要求比普通账户更严。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保护人、受益人,每个人都在申报名单上。你不是被查到了,你是自动被报上去了。你什么都没做,信息自己会流。
外汇管制是另一条线。个人每年等值五万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从一开始就明确规定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和人寿保险。这个额度解决的是旅游和留学。它不解决资产转移,从来就不解决。
香港保险呢?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它有保障和传承的功能,但它不提供主权容器。一份储蓄分红保险不会自动免除你的税收居民义务,不会让CRS看不见它,也不会让你绕过购汇规则。它是一份金融合同,不是货币主权。
我写这些不是在评价政策对错。跨境征税有它的公共逻辑,反避税本来就可以被治理。我说的是另一件事。财富越国际化,越依赖一套跨国的账户识别、法律执行和国家合作基础设施。
你能把资产放到开曼,不是因为开曼离中国够远,而是因为开曼的银行和中国的主管部门之间,存在一套彼此承认和执行的法律协议。这份协议今天管用,明天还管不管用,是开曼说了算吗?是中国说了算吗?是两个国家之间那根你看不见的线说了算。
你拥有的是海外资产。但决定"海外"能不能保护它的,不是你账户的余额。是国与国之间的协议,是权力的博弈。
美国富人,也在急着买政治保险
美国这边,是另一面镜子。
新西兰的黄金签证的数据,美国申请者比中国大陆和香港加起来还多。当然,美国的有钱人更多,但这使得这件事更值得琢磨。
美国已经是全球最富的国家了,它的富人拥有律师、游说渠道、媒体和政治捐款,他们拥有的结构性影响力远超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富人。但他们仍然在大规模购买Plan B。
今年早些时候有媒体报道加州富人抢新西兰"黄金签证"的盛况,里面引了一位投资人的原话,"每一美元都是可以移动的"。这话说得很对,但藏了一个后半句:人可以跟着钱移动,不代表人自由了。你只是换了一个主权体系来依附。
彼得·蒂尔是这一切的极端版本。PayPal联合创始人,Facebook最早的外部投资人,硅谷最著名的逆势思考者。他十几年前就在找Plan B。新西兰身份拿到了,其他国家的护照也申请了,南半球的住所也安排好了。
很多人把这些理解成富豪的末日避险。但如果你把他的行动串起来看,会发现他做的事比买船票要多得多。他2009年那篇文章提出三条技术边疆:网络空间,外太空,海上定居。这十二个字放在当时看像一个科技狂人的白日梦。
但放在他后来的行动旁边看:投资海上定居项目Seasteading,投资太空公司,深度参与科技政治。他不是在写科幻。他是在说:传统政治给不了我想要的自由,那我就自己造一个能给的。
巴拉吉·斯里尼瓦桑,加密交易所Coinbase的前CTO,后来写了本书叫《网络国家》,把这条路线推得更远。他的方案不是找哪个国家来投靠。是自己造一个:先在线上形成一个高度一致的社群,攒到足够的集体行动能力,再众筹一块土地,最后争取现存国家的外交承认。
这两个人的方向完全一致:从影响规则,到拥有自己的规则。
但你注意,这条路走到最远的地方,恰恰证明了一件事: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光靠账户余额和几张护照就能安全。蒂尔的离岸身份和巴拉吉的网络国家,本质上是购买同一种东西:一个"不"字。当系统做出不利于你的决定时,你有能力说"我不接受"。而且能让对方付出代价。
然而,有一件很讽刺的事,巴拉吉在马来西亚租用了一个岛,开办网络学校,最近因为物业问题,被马国征服驱逐出去了。
资本可以带你走很长的路,但资本和这个"不"字之间,还隔着很难穿透的一层。
加密OG裸死巴拉圭:肉体无法分叉
就在这两天,加密圈出了一件事。一个中国的加密OG,死在遥远的巴拉圭。30层楼裸体坠亡。
所谓加密OG,就是那种很早就入了场、赚到了大钱、在圈子里有江湖地位的人。我不说他的名字了,不是敏感,是因为他的名字在这篇文章的论证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处境。
一个加密圈的老炮,理论上拥有这个星球上最便携、最不可没收的资产:比特币。他不需要银行,不需要信托,不需要跨境汇款。他只需要记住一串私钥。按照加密圈自己的叙事,他就是主权个人。他从旧系统里退出了,他用技术把自己的财富放到了所有国家之外。
然后他裸体死在了巴拉圭。
加密圈这些年一直在讲两个词:退出和分叉。退出,就是不再玩你那个游戏。分叉,就是如果你改规则,我就把代码抄走,另起一条链。这套逻辑在代码世界里行得通。但在物理世界里,你没法把自己的身体分叉到另一条链上。当有人在现实中找到你的时候,你的比特币帮不了你。
这根本不是孤例。整个加密圈的富豪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拥有巨量的账面资产,但几乎没有政治头寸,甚至不断沦为政治勒索的对象,被送到监狱里也是屡见不鲜。
他们能退出金融系统,却退不出物理世界。他们能让代码听自己的,但不能让司法体系听自己的。他们的财富在链上无懈可击,但他们的身体跟任何一个没有保镖的普通人一样脆弱。
退出可以让你离开一个系统。但不能让那个系统——或者那个系统里任何一个想伤害你的人——付出代价。资本和政治头寸之间,永远隔着一条人命。
退出是无奈之选,不是否决权
这就说到这篇文章最核心的一组概念。
有个叫赫希曼的经济学家,七十年代写了本小书,书名很朴素,《退出、发声与忠诚》。他提出了三个词,拿来解释任何人面对一个正在变糟的组织时会做的选择。
退出,就是你走了。辞职,注销账号,移民,离岸,不玩了。发声,是你留下来,试图改变它。投诉,抗议,游说,投票,组织,说话。忠诚,是那种让你愿意忍着、等着、相信"留下来说话还有用"的绑定。可以是感情,可以是利益,可以是习惯。
资本主要帮你干第一件事:退出。买第二本护照是退出。把资产放到离岸信托是退出。移民新西兰是退出。资本越多,退出的选项越多,退出的质量越高。你甚至可以同时持有多个国家的居留权,像在多个赌场的多个牌桌上都放了筹码。
但退出有三个天然缺陷。
第一个缺陷,退出会削弱发声。你走了,原来的系统里少了一个有能力说话、有资源说话、有胆量说话的人。留下的那些人,处境只会更差。
这一点,赫希曼在书里写得很重:退出不是中性的。最善于退出的人走了,系统变得更糟,然后更多的人想退出,恶性循环。
第二个缺陷,退出不能保证新系统给你对等的位置。新西兰今天卖你签证,是因为你带着钱。如果有一天它不欢迎你了,你的钱还在它那里。你买的是入境许可,不是免驱逐保证。
签证是一份行政合同,不是一份主权转让书。你今天能买进去,明天可能就买不起、进不去、或者进去了被请出来。规则不是你的。
第三个缺陷是最深的。退出只是选择,不是否决。你可以在两个选项之间挑一个,不代表你能让任何一个选项因为你而改变。
否决,让一个系统在做出关于你的决定时不能零成本地无视你,需要另一种能力。能让人疼的能力。能让人在决定伤害你之前先算一下账的能力。
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叫它政治头寸。
不是官职,不是选票。政治头寸的意思是:一个决定会改变你的命运,而做决定的那个系统,不能毫无代价地绕过你。你能让它疼。或者至少让它觉得,绕开你比跟你谈判更麻烦。
它的来源很具体。你手里有没有系统仍然需要的东西?不是"你曾经贡献过什么",是你现在还能撤走什么。就业,税收,技术,关键供应,组织能力,信息,合法性。系统依赖的每一种东西,都是潜在的政治头寸。
关键不在于你有没有这些东西。在于这些东西能不能被你主动撤回。一个工厂主可以关厂,一群工人可以罢工,一个技术专家可以离职。这些都是撤回。但一个只持有股票、对公司的运营没有任何控制权的人,能撤回什么?
他只能卖掉股票。卖掉股票这件事,对他自己的钱包有影响,对公司的运营没有影响。AI还是在跑,机器人还是在生产,订单还是在交付。他走了,系统无所谓。
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道理。财产权的本质,从来就不是"我拥有这个东西",而是你的社会用公共强制力在背后保证"别人不能抢"。你的股票、房产证、信托文件,它们能成立,不是因为你手里攥着那张纸,是因为有法院、警察和登记系统在持续履约。把强制力抽走,这些文件跟白纸的区别只有印刷质量。
另一层道理更让人不舒服。财富之所以能变成政治影响力,靠的不是金额大小,是系统对你的依赖程度。企业为什么有政治影响力?因为政府需要投资、就业和税收。资本可以不投资,可以搬走,可以拖延。这种"可以不做"本身,就是一把隐形的椅子,坐在所有经济决策的会议室里。
好了。到这里,核心问题就出来了。财富能成为权力,前提是系统仍然需要你控制的东西。但如果这个前提变了呢?
当系统不再需要你
假设未来的某一天,AI和机器人几乎可以运转一切:工厂不需要工人,物流不需要司机,军队不需要士兵,政府中层不需要公务员。国家还需要公民做什么?也许还需要纳一点税。但等机器能自己创造GDP的时候,连税都不那么重要了。
有一个尖锐的说法:我们以为自己会成为系统的底层。但更可能的是,我们根本不在系统里。不是底层,是圈外。有人管这叫"永久动物园"。人类没有被消灭,只是被养起来了。如果你运气好,笼子大到看不出边界。但笼子还是笼子,你不能走。
这时候,一个持有AI公司股票的人,和一个持有机器人工厂股票的人,和一个持有自动化物流公司股票的人,他们手里有什么?他们手里有分红,有账面财富,有被法律承认的金融索取权。但国家还会继续承认这些权利吗?如果国家不再需要这些企业来维持就业、维持增长、维持社会稳定,那它保护这些股东的动力从哪来?
更关键的问题是:你持有的股票,只是别人控制的公司的一小部分所有权。AI在工厂里运转,在数据中心里运算,在无人机上巡航,这些AI不属于你。你只是恰好持有一家运行着这些AI的公司的少量股票。决定这些AI怎么用的,不是你。
这个推演太极端了。现在还没有任何国家敢不保护私有财产。把它写成正在发生的事,是危言耸听。
但有一组数字让我没法完全把它当成科幻。有人算过一笔账:用AI大规模监控一个人的日常对话,一年的成本大约是285美元。对比一下,美国政府发给低收入人群的食品券,人均一年2244美元。
全面监控一个人的成本,还不到养活一个人的八分之一。当监控比福利便宜的时候,一个社会选择养活你还是监视你,就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它变成了成本问题。
这不是说美国明天就会对所有人实施监控。它说的是,当某个选择在经济上变得可行的时候,你不能假设它永远不会被做出来。
更可能出现的情况,不是所有富人都变成底层,而是会出现一种分化。少数直接控制算力、能源、数据和军事接口的人,议价能力急剧上升。只持有金融资产和少数股权、没有直接控制手段的人,政治位置相对下降。
这种分化其实今天已经能看出雏形。OpenAI的估值逼近万亿美元,但持有它股票的散户股东对公司的技术方向、安全策略和政府关系,没有任何发言权。你持有的OpenAI股票能让你在股东大会上投票,但决定Claude和GPT怎么部署、数据和算力怎么分配、和政府签什么合同的,不是你。你只是搭了个车。车往哪开,方向盘在别人手里。
AI不一定消灭资本权力,但它可能在重新定义谁是"资本":从"持有股份的人",变成"控制关键系统的人"。
这个推演离中国读者的日常可能很远,但它的核心逻辑其实很近。你的安全感到底绑在什么东西上面?绑在银行余额上吗?那个数字的购买力由货币政策决定。绑在股票账户上吗?那些份额的可执行性由法律系统保证。绑在房产证上吗?那个红本子的效力取决于登记制度和司法判决。
你拥有的绝大多数"资产",其实是系统开出的欠条。欠条能不能兑现,不取决于上面写了多少钱,取决于开欠条的人还需要不需要你。
这个问题以前没什么思考的意义,因为人始终是经济价值中最重要的要素,但有了AI,这一点就不确定了。
财富不是欠条,就是底牌
话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反驳,"你的意思是财富没用,富人也很可怜?"
财富当然有用。有钱能买时间,买律师,买信息,买地域选择,买风险缓冲。一个账户里有八位数的人,和一个下个月房租还不知道在哪的人,面对同一个系统的时候,处境完全不对称。把这两种人说成"都不安全",是一种语言上的虚假等价,而且很残忍。
当然也不是在说富人很可怜。它说的是:财富能够降低脆弱,但不能彻底终结脆弱,它甚至不是终结脆弱的有力手段。富人自己在大规模购买一种无法仅靠账户余额保证的东西。离岸信托,黄金签证,第二护照,地下掩体,这些东西就是证据。如果账户余额本身就等于安全,他们为什么还要买这些?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提过一个概念:旧金山共识。硅谷最有权势的那群人,不分立场,不分阵营,在AI会制造永久底层这件事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但更值得琢磨的是,这群人一边预言底层,一边给自己家装防弹玻璃。他们不是在预判别人的命运。他们是在给自己的命运定价。
这就回到了这篇文章最核心的那个区分。你拥有的东西,分成两种。一种是系统承认的余额:股票市值,银行存款,信托份额,房产估值。另一种是你让系统不得不承认的东西:你撤走它的能力,你让它疼的能力,你说"不"并且让它听见的能力。
第一种东西,金额可以很大,但性质是一张欠条。第二种东西,金额可能不大,但性质是一张底牌。
中国富人和美国富人之间的差异,也很清楚。美国的财富更容易通过企业、捐助、游说和基础设施转化成政治影响力。中国的财富更接近规则接受者的位置。但两边的富人都在做同一件事:用资本买到一些"说不得"的能力。只是美国人更多通过建制,中国人更多通过退出。
而退出,我们已经说了,不是主权。
普通人没有新西兰
普通人没有新西兰。
这听起来很残酷:富人至少可以买,普通人连买都买不起。但政治头寸这条逻辑,恰恰给普通人提供了另一条路。
普通人真正需要争取的,不是"更多的钱",是更少的单点故障。
什么叫单点故障?你的全部收入来自一个雇主。你的全部技能只够做一个行业。你的全部客户只有一家公司。你的全部社会身份只绑定在一个平台上。你的全部信息来源只来自一种算法。这些都是单点故障。任何一个点坏了,你整个人就断了。
减少单点故障,不是说让你去开六个副业。是让你的能力和关系分布在至少两三个不同的系统里。第二份收入可以很小。第二群同事可以很少。第二套技能可以很初级。它们的价值不只在钱。它们的价值在于,其中任何一个系统出问题的时候,你不是零。
这是微型退出,不一定需要移民。有时候,"我不吃你这碗饭了"本身就是最强的谈判位置。一个程序员白天在公司写代码,晚上维护一个开源项目。这个开源项目不赚钱,但它让他的技能和声誉不完全绑定在一家公司的工牌上。
一个设计师接了两个固定客户,客户量不大,但足够让她在老板突然改规则的时候,有底气说一句"那我不干了"。这些不是"创业",不是"副业焦虑"。它们是冗余。是备份。是你给自己的系统装的第二个电源。
还有发声。一个孤立的人只有情绪。互相连接的人才能形成反馈。职业声誉,长期客户,公开作品,行业关系,社区网络,这些东西平时不生产现金流,但它们是让你不被零成本忽略的基础设施。老板可以不在乎一个人的辞职信。但如果这个人带走五个客户、三份合同和一群同事的信任,他不得不在乎。
还有互相需要。最靠谱的安全感,常常不来自合同,而是来自有些人和组织,他们的利益和感情,跟你的处境绑在一起。你失去他们会疼,他们失去你也会疼。普通人复制不了亿万富豪的国家套利,但可以进入这种彼此需要的关系。被需要,是所有保险的祖宗。
普通人的安全,不只来自"我拥有多少",还来自"失去我会让谁难以承受"。
不要把金融分散误认为完整自由。分散资产能降低风险,但替代不了法律能力、制度归属、社会关系和集体行动。
你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份缩小版的离岸信托,是在能力上有一点退出,在关系中有一点发声,在共同体中有一点不能被轻易抛弃的位置。
离岸信托,第二护照,地下掩体,精英网络,网络国家。这些东西看上去是完全不同的产品,背后买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次说"不"的机会。当规则朝不利于你的方向改变,你有能力让它付出代价。
但这个"不"字很贵。富人可以买整座新西兰岛,普通人没有新西兰。普通人有的,是另一些更分散、更小、但同样真实的东西:一份不靠单一雇主的技术,一群互相需要的朋友,一个你走了他们会觉得少了点什么的位置。
资本能帮你打开更多门,但不能保证任何一扇门永远不会关;而且,往往其中的一扇门就可能成为你的命门。
说到底,不管是富人还是普通人,靠个人积累来逃离永久底层,永远是一场打不赢的军备竞赛。你买信托,规则就追到信托。你买护照,规则就追到护照。你买掩体,恐惧就追到掩体里面。
只要这个游戏本身还是"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单方面解释",总有人会在某个版本更新的时候被踢出系统。
更好的出路,也许不是让自己跑得更快,而是让这个游戏本身变得不一样。
建造一个没有永久底层的世界,听起来像空话。但它其实可以翻译成很具体的事:让更多人拥有不可绕过的话语权,让制度无法零成本地忽视任何一个群体的诉求,让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需要变得比资本与资本之间的互相需要更结实。
这不是伪善,也不是理想主义,这是所有不想变成欠条的人,共同的理性选择。
也许,我们真正需要重新检查的,不只是自己名下那些被叫作资产的东西。还有我们所在的社会、社群和制度,是让更多人变成可以被随意勾销的余额,还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某个人、某个系统难以承受的失去。【懂】
蘇暁康:半個世紀的「藍色」敘事
作者臉書 2026-8-19
一,新台灣敘事
對於所有台灣人而言,不論是老一輩的悲情史觀,還是年輕一代自我嘲諷的「鬼島」或「棋子」論述,都是一種自憐自艾的孤島思維,也是台灣多年來的精神包袱。這種思維我稱之為「夾縫意識」,一種處於美中兩個大國之間仰人鼻息的被動性生存。實際上,今日的台灣已非昔日,但必須重構具備脫胎換骨的新台灣論述,從寄生走向自主,從邊緣走向中心。
1,扭轉歷史軸線:從「中原邊陲」走向「四海交會」
傳統敘事往往把台灣當成中國近代史的受害者或冷戰對抗的殘餘,這種「後殖民/線性史觀」會不斷強化台灣是弱者、被動與寄生的「弱性認知」。
「新台灣敘事」必須將台灣的歷史坐標,重新定位為「大航海時代」以來,全球海洋文明的樞紐與地緣柵門。台灣從來不是誰的邊陲,從400年前荷蘭、西班牙的國際貿易節點,到南島語族的基因發源地,再到收容漢文化、日本近代化遺產與西方普世價值的多元民主政體,台灣的本質是「文明場域的集大成者」。
「新台灣敘事」強調擺脫悲情受害者的訴苦,轉向海洋文明的包容性引領。正因為台灣承載了如此複雜的歷史板塊擠壓,才淬煉出全球最富彈性、最能適應多元文化的堅韌體質。
2, 地緣價值的革命:從「地緣政治的棋子」走向「全球秩序的棋盤」
中國的假性敘事長年灌輸「棋子論」與「疑美論」,試圖讓台灣人產生被孤立、被拋棄的集體焦慮。「新台灣敘事」主張「從夾縫到引領」的概念,將台灣定義為「全球現代秩序的物理底座」。台灣不是強權博弈中可有可無的籌碼,而是擺放棋盤的「桌子」。
如果沒有台灣的晶片與硬體生態系統,全球的AI算力、數位金融與矽谷巨頭都將瞬間瓦解。台灣扼守西太平洋咽喉。一旦台灣失守,第一島鏈斷裂,日本、韓國的生命線立即斷線,公海自由航行權迅速崩潰,整個西太平洋將淪為極權政體的內海。
我們不再卑微地乞求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施捨,而是自信地宣告:台灣的安全與繁榮,就是全球自由秩序與科技文明不可割離的主體結構。
3,戰略防禦的革命:從「被動防禦的病人」走向「戰略免疫的實驗室」
面對中共擴大戰鬥區域至台灣東部海域(西太平洋),進行所謂「專項執法」等等慢性窒息戰,傳統敘事往往陷入一種「不挑釁、擦藥治療」的和平癡呆症。
「台灣新敘事」主張,將台灣塑造成全球對抗極權超限戰的「中央實驗室與疫苗研發中心」。台灣天天在與極權病毒「共存並戰」,擁有認知防禦大數據、資安矩陣協同經驗,是全球民主陣營最迫切需要的戰略資產。台灣不只防衛自己,也可以引領全球建立「戰略免疫學」(Strategic Immunology)。我們向世界輸出對抗認知污染的演算法、去中心化的零信任網格技術,引領第一、第二島鏈的盟友進行「病毒防禦」的社會韌性演練。
4,規則標準的革命:從「經貿規則的遵守者」走向「Taiwan Standard的秩序定義者」
一個大國的領航地位,取決於它是否擁有規則的「最高定義權」。「新台灣敘事」主張,積極建立全球最高信賴標準─台灣標準(Taiwan Standard),建立現代「數位文明」的認證標章。
凡是打上《台灣標準》(Taiwan Standard)標章的,就代表100%無威權後門、無紅色資本滲透、無虛假數據污染,形成「信賴供應鏈」的權威授權,讓世界各國意識到,要「接入」現代最高階的數位文明與AI算力,就必須認同並遵守台灣所定義的安全與價值標準。台灣用這套標準,在法理與經濟結構上完成對極權中國的免疫隔離。
「新台灣敘事」是一場徹底告別悲情、從夾縫走向引領的哥白尼革命。通過「從夾縫到引領」、「戰略免疫學」以及「Taiwan Standard」的組合建構,我們不再定義自己為強權擠壓下的邊緣碎片,而是重建全球地緣、數位科技與文明版圖的支柱槓桿。
二,解構中國的「假性敘事」
對抗中共由黨政軍、附屬企業及AI技術交織出的「假性敘事」(如疑美論、疑軍論、親情論、棋子論),台灣不能只停留在被動的事實查核與事後反駁。對抗極權病毒不能只靠擦藥,必須以「解構敘事」為話語戰場。這是一場奪回歷史解釋權與價值定義權的認知反擊戰。
1,歷史敘事:從「中國延伸」轉向「世界樞紐」
中共的假性敘事核心是「大一統與歷史命定論」,試圖將台灣矮化為中國近代屈辱史與內戰的延伸。台灣必須打破「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的線性史觀,重建台灣的「海洋國家格局」。確立西太平洋與第一島鏈是台灣的戰略腹地,而非中國攻打美國的跳板。
2,定位敘事:以「全球秩序基石論」取代「大國博弈棋子論」
中共極力在台灣內部形塑「疑美論」與「棋子論」,散播「美國隨時會拋棄台灣」、「兩岸衝突是幫美國打代理人戰爭」的恐懼謬論。台灣必須自我免除「被動受害者」或「大國籌碼」的自卑心理,強力主張台灣不是因為「被美國利用」才安全,而是因為「台灣的安全符合全球民主陣營的根本利益」。
3,價值敘事:將「民族血緣認同」升級為「文明公民認同」
中共擅長用「兩岸一家親」、「血濃於水」的民族主義進行情感勒索,掩蓋其極權體制對人權與自由的踐踏。台灣必須解構「同文同種就必須同屬一個國家」的法西斯邏輯(如同英國與美國、奧地利與德國),強調「文明與制度的生物性隔離」。台灣的主體認同不是建立在血緣(Blood),而是建立在公民價值之上。台灣是「華人民主生命共同體」與「現代文明」的典範。我們與中共的對抗,不是政黨之爭,而是「文明 vs. 野蠻」、「健康宿主vs. 專制病毒」的生存對抗。
4,防禦敘事:將「和平癡呆」轉化為「全民心靈國防」
中共的灰色地帶作戰,終極目標不是要台灣人親中,而是要讓台灣人政治冷感、資訊疲乏、對體制失去信任。可以效法「黑熊學院」與「台灣民主實驗室」等民間組織,主動「解密」中共將認知戰外包給民間公關公司、利用軟性議題(生活、娛樂)「養帳號」,再倒灌政治資訊的手法。台灣必須克服面對威脅時無知、無感、無痛的「和平癡呆症」,積極建立「主動防衛與認知防疫」的集體共識。
三,從夾縫到引領:建構台灣的「(三大)不可替代性」
1,科技與全球產業的引領:從「隱形代工」到「全球AI心臟」
台灣不再只是「幫歐美代工晶片」的工廠,而是全球AI算力革命的「實體發動機」。沒有台灣的硬體生態系與先進製程,全球的微軟、OpenAI、蘋果和輝達都只是「無米之炊」的空中樓閣。
在地緣經濟的裂縫中,台灣用「科技主權」反客為主,將自己形塑為「全球威權病毒的中央實驗室與疫苗研發中心」。西方的綏靖主義或商人思維(如川普的交易論)在面對台灣時會發現,台灣「無法被定價」。台灣不是籌碼,而是全球AI生態系統的底座。
2,制度與文明的引領:從「華人邊陲」到「普世價值的亞洲燈塔」
中共慣常把將台灣限縮在「尚未統一的內戰延伸」,實際上,台灣的生命力在於成功地在缺乏民主土壤的文化基因中,培育出全球最活躍、最具包容性的公民社會(從同婚合法、性別平等、原住民權利到公民科技等等)。當中國陷入「晚期極權」的意識形態殭屍化、財政空洞與庶民絕望時,台灣的存在就是對中共威權合法性的反證。台灣的存在就是對極權政體的「驗名正身」。
3,戰略敘事的引領:從「悲情受害者」到「秩序定義者」
建構台灣認知主權的第一步,就是搶先定義遊戲規則。台灣要從「被國際媒體報導的焦點」,變成「國際戰略敘事的發起人」。當中國試圖利用「實質治理」抹去第一島鏈邊界時,台灣不能只在海面上跟它玩捉迷藏,而是主動引領國際法理與地緣論述,聯合日本、菲律賓、美歐盟友,發起「西太平洋自由航行與海底安全共同體」的倡議。
四,建構全球「共生主義」
所謂「共生」是指「共同戰略利益的深度綁定」,具體言之,就是與鄰國建立「分布式韌性網格」(Distributed Resilience Grid)與「技術生態的綁定」。
1,數位後方(網路免疫戰略)
台灣應聯合日本、菲律賓與歐美電信巨頭,在台灣東部海域(如帛琉、關島、日本沖繩一線),建構多路徑、具備AI矩陣協同能力的深海光纜與低軌/中軌衛星中繼站(如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國的網路互助模式)。
2,能源與物流微網格
台灣應引領推動第一島鏈的戰略儲備共生,與民主鄰國商討戰時非軍事物資(糧食、醫療、綠能組件)的「前沿分散式預置」(Forward Positioning),建立戰時海上互助的法律與物流架構。
3,「相互人質」(Mutual Hostage)」的生態系綁定
台灣在海外設立先進封測或晶圓廠的同時,必須要求該國將其「最關鍵的稀缺上游設備與材料」(例如荷蘭ASML的光阻劑研發、日本的特殊化學材料、美國的EDA晶片軟體設計),同步加碼投資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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