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在于：“要人权”，名正言顺，“不要奥运”，于理不通，是个悖论。举办奥运与召开联合国大会不同，与启动达沃斯经济论坛也不同，它不是政治运作，也不是经济论证，它是体能竞技，属于文化范畴的活动。奥林匹克竞赛不仅涵盖体育领域所有项目，而且延伸到智育领域的数学、物理、信息学的比赛，使这项文化事业多彩多姿。
奥林匹克的原则是“更快更高更强”。它体现了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精神和不畏艰险、敢于攀登的意志，培养人的精神境界昂扬向上。奥林匹克主张“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被称作奥运之父的教育家顾拜旦阐释说：生活中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奋斗，奥运是为了使人类变得更勇敢、更健壮、更谨慎、更落落大方。这是我们国际奥委会的指导思想。《奥林匹克宪章》更进一步规定：奥林匹克精神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是奥林匹克追求的人类文明。
奥运是中立于政治的。但是政治却不中立于奥运，它千方百计渗入奥运，影响奥运，特别是当奥运声誉日隆时。当政者很清楚：世界上找不到一种机制象奥运一样将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信仰的最广大人群的目光很有吸引力地凝注在一起，这是举办奥运国度展示自己实力、扩大自己影响的绝好机会。政治的这种投入，一般说来属正面效应。至于运动员注射兴奋剂、裁判被收买、奥委会官员受贿则是腐败政治注入的结果。1980年莫斯科举办奥运，因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 2／5参会国运动员拒绝赴会以示抗议，然后在洛杉矶举办奥运时，苏联又纠合伙伴国进行抵制以示报复。这种情况的政治介入性质就复杂些了。最恶劣的是恐怖政治强行暴虐奥运：1972年第20届奥运在慕尼黑举行，阿拉伯“黑9月”组织成员潜入奥运村，绑架9名以色列运动员予以枪杀，举世震惊。总之，从来不存在纯洁的奥运，政治的渗入和影响从未停止过。应该明确的是，不管政治的负面阴影如何覆盖，奥运一直围绕它所确定的“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的轴心旋转。人类向上之心地，人类趋强之智慧，人类自身之美化，人类文明之发扬，在它围绕轴心旋转时得到充分体现。所以，它一直赢得世界拥戴。各国政要均以争得奥运举办权为一大盛事，运动员创造突出竟绩引致民族狂欢，马拉多纳和贝利的球艺表现成为说不尽的话题，百谈不厌。
不难看出，“不要奥运”的号召是如何与奥运本身的崇高价值相冲突，是如何与世界对奥运的正当追求相冲突，是如何与本民族对奥运的热烈期盼相冲突。违背世界主流意识，拂逆本民族普遍愿望，这是人的理智思维所不取的。热衷于维护人权和推动民主转型的志士提出“不要奥运”，是直接违背了孙中山先生遗嘱表达的“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积累的经验，即“唤起民众”与“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不要奥运”既不利于“唤起民众”，也不利于“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号召“不要奥运”只能迫使那些对此难以认同的人群掉头离去，世界舆论也不予认可，最后只剩下孤家寡人，形影相吊。“不要奥运”是自我孤立政策。
辩护者说，“不要奥运”只是反对中共当局对奥运原则的戕害，借奥运实施政治迫害，即“毒化奥运”，也是反对中共当局借奥运谋私，坑害百姓，即“腐化奥运”。反对“毒化奥运”与“腐化奥运”是完全必要的，但它们与“不要奥运”显然不是同一概念。以“不要奥运”代替不要“毒化奥运”和“腐化奥运”，犯了以全概偏的形式逻辑错误。因此，这种辩解不能成立。
“不要奥运”的提出似甚激烈、决绝，但是，这种脱离广大群众认识和心愿的口号，除了向当局暴露有人在鼓动抵制奥运的举办外，对争取人权、民主并无益处。这种过左口号令人想起中共李立三为领袖时强迫党员在通都大邑搞的飞行集会：几个党员突然集合，拥起1人慷慨激昂号召革命，群众尚未听清，只听到连声“革命”、“革命”，一声警笛立即作鸟兽散，既暴露了党员面目，使警方易于侦破，又把群众吓得胆战心惊，再不敢倾听街头喊话。“革命”靠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暴动”，只是孤立了自己，吓退了群众。不只是李立三如此，整个共产党其实是这种过左（或称“极左”）的大师，历史记载着他们是如何极左不断，从未洗心革面，就此止步。由此形成的极左文化即党文化流毒深远。大陆中国维权活动、民主运动受此流毒影响，也染上过左病症，“不要奥运”是其中一例。
让我们看看维权律师滕彪和志愿者胡佳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他们最近在《奥运前的中国真相》中陈述道：“我们爱我们的中国，我们向往自由天空下一届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奥运会。没有任何人、组织、政党、政权有权非法侵犯公民个体的自由。这份自由也属于达赖喇嘛和六四群体等等那些在海外被剥夺了归国权利的中国人，他们都有权利回家，他们有权来参加奥运。一切就从维护这块土地上每一个人的尊严开始。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他们对人权与奥运的关系阐述得何等清晰、何等深刻呵！他们的简明理念浓缩在一句话中：“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我直觉地认为，这个口号就是对“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含蓄的批评和纠正。
过左应当纠正，纠正的办法是牢牢树起一个观念：维权运动、民主运动是群众性运动，是需要千百万群众直接参与才能成型的运动。没有千百万劳苦大众直接参与，没有他们大规模走上街头喊出自己的要求，怎么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使统治者感到威胁，感到心悸，感到末日将至，感到需要做出妥协呢？1989年夏季形成的群众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广阔的、震天动地的、真正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动员程度所以能够如此深入、广泛，乃至不问世事的专业宗教信徒也走上街头，冰心老人坐轮椅也到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根本原因在于所提“反腐败，反官倒”、“反专制，争民主”深得民心，由此才做到一呼百应。如果所提要求并非“适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当然就没有群众性呼应，就不会形成规模性运动，当然也就凝结不成社会压力，权力部门就会轻易予以镇压。所以，从 “群众性”出发、从“大多数”出发，提出“群众性”需求，提出“大多数”愿望，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治疗过左的良方。
审时度势，对形势与力量对比有冷静的如实分析是防止过左的清醒剂。形势的如实呈现就会突出实力的对比度。政治永远是实力的较量，实力对比是决定胜负的根本依据，它不相信任何自我扩张，不相信任何夸大狂。有一分实力才有一分说话权利，永远不会超过实力的限度允许你赢得意外收获。西单民主墙曾被叶剑英誉为“社会民主的典范”，但是，当权者觉得侵犯了他的利益，一个命令就剿灭了。这就是当时实力对比的真实体现。目前的实力对比状况如何？形势告诉我们，进步力量尚未走出1989年以来的低谷，群众维权抗争尚处于零星的、自发的、经济要求阶段，还没有能力走向联合、走向自觉、走向政治要求阶段。自觉地推动维权活动前进的力量屈指可数。而当局经过数度调整，特殊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它控制了所有权力部门和所有垄断企业，安全部门与社会黑恶势力结合，对社会反对力量的控制得心应手。总的说，敌强我弱的对比关系十分悬殊，这种形势不是短期内能够根本改变的。只能从这种现实出发，扎扎实实，稳步前进，切不可做毫无利益可得、只图口舌之快的事，比如“不要奥运”之类。
（200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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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20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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