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31日星期日

盧斯達:「香港開埠180周年」—檯底下各種史觀之爭

20210131

1月26日,香港傳媒和網絡都有人慶祝/紀念香港開埠180周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也特意發表越洋演說——這當然是為這個氣候裡的香港人打氣,不過著重和重新挖掘香港歷史、建構屬於自己的史觀,這十年來隨著政治越來越動蕩,香港民間確實也越來越有意識。

 

幾種史觀的碰撞

 

我們在英殖末年出生的人,就幸運 (也不幸) 地可以在教育體系裡感受兩種截然不同的史觀。小時候我們知道學到一個敘事:英國與清帝國打了鴉片戰爭,然後在香港開展殖民統治,英兵在港島上陸那一天即1月26日,標誌「香港開埠」,也是正式開始了「現代香港」。教科書會談《英皇制誥》、會談《皇室訓令》。英國為這裡帶來了西洋文明,令香港有了一道屏障,可以某程度抵抗中國近代史進程。中國內戰、中共建國、政治運動一直去到文化大革命,都沒有把香港完全扯入其中。

 

香港在 1967 年也出現了受文革影響而產生的本土政治鬥爭,紅衛兵曾經幻想過解放軍很快就會渡河收復香港,但最終沒有成真,反而是這長達一年的暴亂,提醒了殖民政府要改善民生,於是有麥里浩改革,香港經濟和文明水平騰飛,對自身和那個時代最自豪的香港人,都是我們的上一輩。

 

然而這套「英國為香港帶來了文明」的正面敘事,當然會受到挑戰。從60年代開始,來自中國或本地的左翼文化人,就對英殖統治很有反抗意識。左派導演會拍充滿社會關懷、聚焦底層貧困大眾生活的電影,以喚醒香港人的進步意識。

 

這個大傳統的結果,就是80年代前途談判期間,香港年輕人是無法支持英國繼續殖民統治的,於是他們就渴望中國可以結終英殖,但同時希望中國承諾繼續保持香港的民主自由。當時香港兩大學院 (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 的學生領袖,甚至會組織起來向訪港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示威,反對當年簽下的三條條約。他們挑戰「香港是靠英國建立」的史觀,著重香港本土人與權力的鬥爭脈絡。那個火紅年代自然不獨是香港的事,戰後全世界都有左翼風潮,香港的知識菁英左翼化,現在看來已不算特別激進,最多只留下後代對他們的詰問:為甚麼你們當年如此天真,會支持中國收回香港呢?

 

到了香港主權移交之後,類似的歷史觀就開始由中國接手推廣,而在英殖時空與中共親近的民主派和學生一代,在64之後就跟北京反面。時移世易,那一代不是倒向認祖歸宗,就是以香港為認同的終點,也就是兩班人最終都成為了民族主義者,很少能夠永遠停留在永久的都會身份,因為孕育那個游離都會身份的政治秩序在1997年終結了。

 

香港主權移交之後,原先港人的歷史觀就開始由中國接手推廣。(湯森路透)

 

中國戰區與太平洋戰區

 

中國的歷史政治學者,自然不承認香港在英國來臨之前是一塊「荒蕪之石」(Barren Rock),他們就會著重香港在英國來臨之前的高度文明,幾大原居民家族的中國聯繫。他們認為,中國文明自古以來就統治著香港,這一件事也不為英國暫時管治而有所變更。香港的華人居民,自古以來都是活於中華政教秩序之下。後來香港政府開始搖動歷史觀念。例如大肆推廣二戰日治時期活躍,屬於中共系統的東江縱隊游擊隊,並且跟隨中國將「抗戰勝利日」定為公眾假期,但尷尬的是,香港的「終戰」其實是稍後的另一天,所以有「重光紀念日」。

 

據年紀較大的人說,以前重光紀念日會放假的,後來就沒有了。香港曾經屬於太平洋戰區,就被當是黑歷史而不見於官方論述。事實上香港的主力抗日部隊,是由華籍英兵、澳洲兵、尼泊爾啹喀兵、英兵等不同英帝國旗下的不同民族組成。啹喀兵和香港的淵源可以追溯到開埠初期,是英殖政府為了剋制軍警貪污腐化而從外面引入,啹喀兵的後代在香港到今天還有不少。

 

1967年的大衝突,親中者會認為是「反英抗暴」,親本土就會認為是「67暴動」;怎樣看待英國在香港的整個遺產,負面和正面,莫衷一是。中聯辦多年來講法,都是1997年標誌著香港回歸,終結了中國人的百年恥辱。這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是很離奇的,因為大部份現在活著的香港人,都不會覺得英殖末年有多百年恥辱,甚至那是他們一生中感覺最自豪最舒坦的日子。

 

寫歷史的原理

 

香港沒有直選總督制度,所以他們苦苦抓著英國留下的法治遺產;自佔領行動 (2014)、旺角衝突 (2016) 至反送中運動 (2019) ,香港出現大量被告,史觀不一致也正式激化,上了檯面。中國官員對這裡的思想狀態感到吶悶,所謂「人心不回歸」,就是史觀不能統一。有些人始終認為前朝較好,不斷批判中國。他們批判香港一些人「協洋自重」,以純粹條文解釋法律而「輕判」某些被告,即是心中沒有把國家利益放在眼內。他們不接受香港人只是認同文化上的中國,而要求他們一視同仁去認同中國的法律和憲政秩序,「愛國」的標準,在20年之間中國國勢完全不一樣之後,自然改寫。

 

這種衝突也產生了一個研究香港的落後框架,亦即「香港人反感中國是因為支持英國」,但實際上反抗最為激烈的人,其實大多沒有經歷英殖時期,也對英國沒有看法。

 

就是在中國政治力量在香港如入無人之境的時候,本地人也產生了反作用力——研究自己前世今生、研究香港歷史的一般香港人,一定比起「回歸」之前紫醉金迷的一代,還要認真。就像近年開始多人講重光紀念日、本地如何抗日,重光日還會有人自發舉辦去軍人墳場悼念本地二戰老兵。因為政治局勢產生了歷史學的慾求;為自己編系譜的行為,也就像 19 世紀初的清末中國人。

 

如以學院標準,這些大眾史學一定並不完全準確。然而就像 Thomas Paine 策動美洲自強的《常識》也充滿大量對英殖母國之惡不必然絕對準確的誇大,亦無損其強大的精神影響力。為甚麼香港有宋王臺的傳說,是因為傳播的人在寄托自己對文化中國的懷古。「中華民族」雖然人工建構,但仍然建構出一個十幾億人都認同的真實。就連日本也是這樣。明帝國滅亡之後,鄭氏曾經向江戶幕府借兵反攻,日本沒有答應,但這個故事被近松門左衛門寫成了《國姓爺合戰》,在日本大城市大斷公演,票房狂收,影響了整個國家。《國姓爺合戰》將清兵的野蠻和殘暴一面大力渲染,通過對抗清志士的同情,日本人開始更加肯定自己是文明的,而西邊的大陸已經淪陷了,自此日本主義似乎才從學者的世界,轉移到大眾的世界。香港開埠 180 年,有人取這個框架,有人認為華南海盜張保仔也可以視為香港這個世界系譜的一員 (張保仔最後與清軍的大戰是在香港赤鱲角海域),有人乾脆認為是恥辱,有人視那為世界秩序介入中國的一個百年千年轉折。

 

老文青和孔乙己們會對這些大眾史觀嗤之以鼻,認為他們不入流,但他們不知道這些並不嚴謹、但極具傳染性的「歷史迷因」目標何在。歷史和歷史學的分別,前者是絕對真實,但難以接觸,近似於「神」和「理念世界」;後者是心的產物,人類至少是因為「記敘的慾望」才會記錄最初期的歷史,歷史學的動力其實是人的慾望。就像每一種政治和生存立場,就會對同一件事 (香港) 產生完全不一樣的解釋。在現實中,沒有歷史,只有歷史論述。若你一起走到這裡,就是背叛了「歷史求真」的教條。然而你怎麼知道歷史傳播的時候,並不是人為而偏頗的故事呢?歷史學的素顏,即是慾望和權力。

 

最近香港的親中人士網羅了一班知名中港學者出版了《香港志》,也是依據中國的立場來寫「地方志」。然而你也不能說他們的東西是錯和假,因為那只是他們對某個真實的詮釋。就像西謬所說:「語言只是武裝了的方言,方言只是被打敗了的語言」。歷史學不是反映真實的,更多是反映寫作者及其代表的人的意志,是一塊倒影著慾望的鏡子。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

——上報

盧斯達:李怡很難打的

盧斯達 on Patreon

於國外非一流大學任教的哲學教授,終日以陶傑和李怡為寫作題材,最近又說到李怡的文章抄襲某篇網絡文章。因為李怡一星期有幾篇文,我也不是每篇都有讀,但讀了幾年,其中一個觀察是李怡一向勤力在網絡吸收資訊,有時他會引用一些在社會賢達眼中不入流的網民的評論,有時則使用一些社會科學或政論界已視為常識的段子。如果是引用網民,他每次都是連對方的網名一齊引用,所以沒聽過網民控訴李怡盜竊他們的智慧。
至於《順勢而行,還是以理抗勢》一文為何沒有引用,可能有幾種可能:第一是李怡存心抄襲,想令讀者認為是他發明出這些思想;第二是他潛意識認為這些內容十分平常,便沒注明「從某大陸文章中看到」;第三是他有想過引用,但找不到可信的作者來源。不清楚。
跟李怡不算經常通訊,但有兩次在他家食飯,他稀鬆平常就說起一些評論角度,過兩天就看到他在文章中白開水一樣寫出。如果你經常被挑剔,你會知道這些粗支大葉的做法,會落人口實,我相信李怡並非不知道,但他只是太不在乎,他認為有質素的讀者稍為用神,都會知道他自化境中來,把事物混成一套自己的模樣,只是詮釋,而不是自誇發明了某些思想。當然用學術論文的標準去報章短專欄踢館也是可以的,李怡便十分嘲諷地自認抄了六十年的書。
我一直看到李怡處於另一個維度。有時我跟他談到政治圈或網絡上的碰瓷黨,在他看來都是小事,他從左派到民主派,再到今天,遇過的碰瓷黨一定更多,不管是組織性的群象,還是自己碰瓷求關注。然而李怡很難打的,問題是他儲下的關注,並不是一年兩年,而是幾十年。他的讀者不一定需要把他看成言必準確的神人,他也經常「自刮」的,承認自己是行動上的侏儒 (青政一役)、承認判斷會失準、承認意識形態可能保守,這大概並非他自嫌,而是繼承了魯迅自我鞭韃的傳統。
沒有下注釋,他就乾脆承認抄襲任人說。
等於以前也有人寫一本專書「修理陶傑」,但陶傑是很難倒台的。因為小節出問題,破不了他們的主旨;李怡的主旨其實只是思想自由、我手寫我心,只要讀者對此還賣帳,就是破不了的主旨。就算破了,我有時從李怡的眉梢眼角看到的,都是不在乎。八十幾歲了,他要是太過在乎外界的毀譽,早就從這長跑退出,專心享受黃金時代儲下的盛讚和江湖地位,但他不知為何仍在執意衝刺和受辱,像我們一樣。是為了錢嗎?是為了名嗎?這兩件事我相信他早就有了的。
然而正因為李怡難打,更要刀刀見骨。要打人,就找其痛處。如果是打工仔,就搞到你無工做;要是你有家人,就威脅家人;要是文人,就自然攻其無行盜竊,這是最有效打擊文人的,文人的資本就是信譽和往績。說到底李怡是否抄襲,並非於國外非一流大學任教的哲學教授最在乎的,李怡的問題是他坐擁一大票粉絲,卻堅持否定拜登、支持特朗普的外交/中國政策。事情看似是公事公非 (抄襲與否),但觸發點一定是政見恩怨。網絡上的左傾朋友見狼狗咬了一口,也紛紛一言兩語抽水,並不是追求甚麼正義,而是抒發對「侵粉頭頭」的怨念、不忿他們有一個平台天天唱反調,毒害黃絲大眾。擒賊先擒王,看到李怡被咬,其他人當然也感受到一樣的寒氣,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被歸類為賊黨和黑五類,對很多年輕一代來說都不是第一次,對李怡就更不是第一次。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曾經和現在也被某些歷史學人認為不入流) 裡面是這樣描述張居正死後,朝廷是如何起先靜默、然後一湧而上發起清算:
//「這種攻擊是經過深思熟慮,按照預定步驟進行的。整個方式可以稱為「去皮見骨」。攻擊者常常從一些小事開始,諸如一句經書的解釋,一種諧音的諷刺,一張不署名傳單的內容,一個考題的不當等等,有時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個冤案,參劾一個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瑣事,或者以論水利和研究馬尾巴發難引出本題。利用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眾注意,引起文官參加,假以時日,使小事積累而成大事,細微末節的局部問題轉化而成為整個道德問題。
在程序上講,發展中的步伐則須前後銜接,第一步沒有收到效果之前決不輕率採取第二步。而且出場交鋒的人物起先總是無名小卒,直到時機成熟才有大將出馬。這種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裏的人物,都已看透,他們可以從青萍之末,預測大風暴的來臨。」//
不想把事情視為「文人相輕」,因為李怡一方一向沒有輕其他人,不過單方面的文人相輕總是不能避免的。文人是道德性最低的其中一個人類物種,比較好的就專心寫自己的東西,批評也盡量停留在議程本身,而不會借著看似公共的議題挖人祖墳山地;如果窮極無聊又不願耕作,就會不斷 name calling 名人來引戰,將自己在某些領域的失意,歸咎於他人,追逐著別人的幻影。好吧我承認自己十幾歲的時候也免不了如此,但人會長大轉變成熟的,曾經激烈的性格也會變得 mellow,想不到幾十歲人都搞這些青年玩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於國外非一流大學任教的哲學教授大概是第三個階段,他看到李怡那篇文章,在大西洋的另一邊暗竊喜,大喊「噫!好!我中了!」然後又像孔乙己一般教周圍的人「回字有四個寫法」,他輕易就覺得自己贏了李怡,然後滿足了一秒,又見粉絲們護航,又更怒不可遏,繼續憤憤不平。
其中一個大師傅教我,遇上碰瓷黨的時候,你要想想自己是否願意跟他交換——換成跟他一樣的地位、狀態和身份,你就不會被碰瓷了,你想要嗎?肯定是不想的,然後又過幾年,你看著那些當初在路上一直吠你的人逐漸變得形鎖骨立、甩皮甩骨,也是不明白誰勝誰負的。最後你會感到僥倖,感恩自己雖然被吠,但還是人模人樣的。被怎樣吠的都是人,蒼蠅怎樣用力都是蒼蠅,「文壇」實在是非常的殘酷。

陈筠:王一梁病逝 折射流亡作家颠沛的一生

20210130

美国之音 陈筠 台北 — 曾在中国遭劳教入狱两年的流亡作家王一梁一月初因食道癌病逝于泰国,得年58岁。此前,他一直过着流亡的生活,只能在美国当大楼管理员,住在十分简陋的青年旅舍;他在困顿中协助创刊"自由写作"网刊,保留了中国数百万字的地下文学与流亡文学,见证中国历史真相,也将作家独立思想的泉源空运回中国,影响着后辈。他的妻子白夜(本名李毓)从泰国独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王一梁做梦也想回中国,却始终无法如愿,人生终了只能在异乡凋零。王一梁的离世,也折射出流亡作家颠沛、流离与动荡的一生。
王一梁生前照
王一梁生前照


王一梁出生于上海,是当时上海地下文化的活跃分子。美籍流亡作家、独立笔会创会人贝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王一梁将地下文化用一个比较精辟的"亚文化"一词呈现,意旨为主流文化之外的文化,而王一梁就是"亚文化"社会形态下的重要代表。

贝岭表示:"亚文化代表的就是一种跟体制、官方、共产党的御用文化所对抗的、和跟它产生美学上分歧的一个文化形态,尤其发生在上海和江南。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形成期,他(王一梁)是那个时候的一个重要的代表。"

参加"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入狱劳教两年

2000年,王一梁因为参加中国大陆民间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播放了一部获得坎城影展金棕榈奖等数十项国际大奖的《钢琴师和她的情人》电影,被上海警方以"传播、偷看色情影带"罪名,不经审判,直接由公安送去劳动教养,入狱2年。劳教年限最高3年,而王一梁一坐就坐了2年。

王一梁妻子白夜对美国之音说,最悲哀的是,她的丈夫在20多岁的年轻时代,才华洋溢、思想创新,但中国在短暂开放十年之后,八九民运后又开始进行思想封杀,他们这一圈子的人,当时很天真,自诩为不同于官方文化的"亚文化",追求独立自由的思潮,最后都被罗织各式各样的罪名遭到逮捕,下场悲惨。

白夜说:"中共当局是不允许你有自由思考的,你所有的一切,不管你的文学创作也好,不管你的思想也好,假如说你站在我队伍里面,你加入共产党,然后你加入我的作家协会,在我统治的范围、我控制的范围内,你是允许的;但是如果你想脱离我的控制,你脱离我的组织,就被以各种各样不堪的名义(罪名)遭逮捕。他(王一梁)就是以传播黄色思想、钢琴师和她的情人被捕,还有人是强奸罪、流氓罪,以污名化的形式来追究你,让你入罪,所以他们这个圈子,都是非常惨的。"

白夜: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戕害 是一整个世代

白夜强调,中共对知识分子身心的戕害,不是抓捕几个而已,影响的是整个一代人:"你可以看到他们(中国)就是这种极权统治,对于一代文化菁英,它是一整代,对他们这一代人、对他们整个时代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首先从你的人身上是一种戕害,不要说是心灵了。我觉得中共它是这样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体制,就是凡是你有才华的、有思想的,只要不听我的话,我宁愿把你杀掉,我宁愿把你干掉、毁灭掉,我也不允许你去独立生长。"

王一梁2002年出狱后,因为有过劳教的黑历史,尽管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在日益商业化的上海,也很难找到工作,只好又回到地下翻译的日子过活。后来,凝聚流亡作家和中国地下作家的团体"独立中文笔会"创立,王一梁加入会员,并为当时"自由写作"网刊创刊执行编辑,自2005年至2013年期间,编辑发稿100期。"自由写作"网刊后来也成为当时国外最重要的中国地下文学与流亡文学作品发表之处。

独立笔会创会人贝岭说:"这个期间,有数百万字的地下文学和流亡文化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流传下来。这是独立中文笔会最重要的成就,为历史留下非常重要的作品。"

美籍流亡作家、独立笔会创会人贝岭
美籍流亡作家、独立笔会创会人贝岭

后来,在贝岭的协助下,王一梁受邀参加波士顿诗歌节,获赴美签证,他辗转抵达波士顿后,申请政治庇护,终获自由,一生却也再也无法回到中国,连母亲2016年过世,他欲返中国奔丧,也被纽约的中国领事馆拒发签证。他一别母亲十多年,等待他的是亲人离世的噩耗,连母亲的最后一面也无法可见到。然而,跟母亲切断关系,可能是所有流亡者痛苦的决定,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流亡者残酷现实:难以再跟亲人碰面

贝岭说:"我是觉得那是很悲惨的,家你不能回去,送终都不行,去探视也不行。一梁过世,他的爸爸还活着,他的继母、他的哥哥都不可能到(泰国)那边去参加他的祷念仪式,甚至不能够看着他最后离开人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流亡身份。他想申请去参加妈妈死后祝祷仪式,中国不给签证,这种情况几乎是所有流亡作家或流亡者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现实:你几乎没有办法跟母亲见面。"

王一梁流亡美国后的生活也不好过,他去纽约打工,当社区保全,但生活很艰苦,长年只能睡在一天15美元的青年旅社床位,六、七个人共住一间,跟大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贝岭说,王一梁那样贫困的生活过了很多年,后来生活越来越艰困,他就把王一梁接来波士顿同住,之后又把他带到欧洲,交给了笔会成员廖亦武和京不特,王一梁就是在这种流浪的生活里漂泊着。

直到遇见现任妻子、同为笔会成员的作家白夜,王一梁用一年一签的养老签证在生活成本较低的泰国過日子,这才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

贝岭说:"我觉得这是流亡作家一生非常经典的人生,就是颠沛流离、流亡、动荡,相对来讲也是贫困,没有办法经历很好的治疗,最后在泰国这样一个地方离开。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是幸运的,他生命的最后有他太太在他身旁细心照料、照顾他,过比较稳定的生活。"

王一梁大量翻译哈维尔与荣格书籍

在泰国居住的这段期间,王一梁系统性的翻译多本现代心理学鼻祖之一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书,包括《遇见荣格:1946-1961谈话记录》、《荣格的最后岁月:心灵炼金之旅》。 据贝岭说,他不仅是一位荣格学说的传播者,在生命的后期更是完全投入,也使他本身就成为了一位荣格学说的信仰者。但更早之前,王一梁最著名的,是他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回忆录和狱中写的书。王一梁也有自己大量的文学创作,包括《亚文化启示录》、《朋友的智慧》、《萨波卡秋的道路》、《斯德哥尔摩裸奔记》、《我们到世界上是来玩的》,可惜作为流亡作家,他在祖国是异议者,被"禁言"无法出版;在国外是"人微言轻"没有市场,个人著述无法面世。

王一梁妻子白夜含着眼泪感伤地说:"我觉得我非常替他遗憾的就是,他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任何一个作家,如果你失去这样的土壤之后,你首先你没有听众(读者)了,你的作品没有办法跟你故乡的人交流;因为不管怎么说,你作为一个作家,他仍然希望他的这些作品、这些思想能够被祖国的读者接受,你毕竟不是英文写作。"

王一梁是當時中共中宣部"红头文件"中,明令封杀的10个作家中,名字排在第一位的人,也注定他的作品永远不能出现的中国的书架上。

流亡作家在异地面临着语言、文化、经济的鸿沟,白夜表示,对一个文人来说,他们在体力上拼不过别人,很难做体力方面的工作,毕竟他们的长处在于思想与文字,但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些文字都没有用了,更别说以此谋生。

流亡作家失去土壤 只能对旷野呐喊

白夜说:"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它对于流亡作家的惩罚跟政治家的惩罚是一样的,就是让你流亡,你不是从小出去的,你失去了你的母语,你失去了你可以表达的母语土壤的话,基本上你就断你的根了,就是说你的东西影响不了你的国人,或说你的这种表达是旷野上的呐喊。"

失去母语土壤的王一梁,他的创作出版不了,只能在博客上发表;好在,透过"自由写作"网刊和翻译的译著,王一梁的名字还是被记住了,而且透过翻译书籍,将捷克天鹅绒革命的灵魂人物哈维尔的独立思想,空运到中国。

港纪录片导演闻海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先看到哈维尔的书,注意到书中的主译是王一梁,因为译得非常好,因此对他印象深刻,可以说是先认识书才认识王一梁这个人。

闻海说,他第一次见到王一梁是2016年,王一梁跟新婚妻子来香港度假,当时王一梁打电话给闻海邀请他到长洲岛见面吃大排档,两人一见如故,长聊数小时才尽兴而归。不过,那个在闻海心目中鼎鼎有名的作家,见到本人时却跟心中想得不太一样,"怎么有点潦倒的感觉?"

王一梁翻译哈维尔书籍如同被附体 精确自然

香港纪录片导演闻海(VOA)
香港纪录片导演闻海(VOA)

闻海说,那天印象最深的是王一梁聊起他翻译《哈维尔回忆录》时,仿佛有哈维尔附体,言语自然、精确的流出,几乎不用再作修改。之后,他们又在台湾相见,也约好要去泰国拍摄他们夫妇从事翻译工作的情景,不料新冠疫情爆发,终未成行。

香港导演闻海表示:"我当时就觉得这太神奇了,因为我很喜欢哈维尔的书,而且我觉得中国整个的公民运动深受他的影响。中国公民运动最重要的思想源泉,很奇怪,反而是这些流亡者把这些最重要的思想源泉空运到中国,因为中国人大多数人对英文、结构也不熟。这些翻译这就是作者本人,有这种感觉。"

闻海说,流亡作家高行健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下子就把中国那些所谓的官方文学全给比了下去,他身为流亡文学的读者,思想深受流亡文学的影响,甚至成为人生努力的支柱。

流亡文学成为后辈底气支柱

闻海说:"当我们做一个北漂艺术家的时候,我们的底气就来自于这些流亡作家给我们提供的标准,你看那《倾向》杂志非常重要,很可惜它只出了13期,但是你看他的编委苏珊桑塔格、波兰的米沃什,都是诺贝尔奖的,都是他们编委会里面的人。在1995年他们就做有关大屠杀的那种辩论,就是东德的文章、德国的文章,包括他们座谈会的文章,我觉得特别重要,就说你在中国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厌恶这些官方体制,大学老师都挺腐朽的,我们都看不上他们,那我们的底气来源哪里?其实来源于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文学评论家周冰心在一场研讨会上曾表示,流亡文学作为一种见证的文学,是世界正史的补充。中国流亡作家是当代中国最真实的生命存在,他们的文本是当代中国苦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流亡者携带良心、真相出走世界,被祖国放逐,在西方世界过着流浪游牧的生活,结局往往很凄然,内心的苦痛无人能知晓。

王一梁的妻子白夜说,在了解到王一梁的困难经历后,对他更加心疼,虽然两人相处的时间不长,只有5年,但两人在泰国相依为命、形影不离,从来没有分开过,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全世界。在王一梁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进出加护病房,白夜不眠不休随侍在侧,细心照料。

白夜啜泣地说:"当我了解到他这样(身世)之后,我觉得除了对他的欣赏和崇拜,更多的是一种疼爱,即使我们都是流亡的身份,但我们组成一个家庭之后,我希望我可以温暖他的前半生。(医院照护)当时觉得很辛苦,现在如果要我即使一直照顾他,我也觉得挺好的,我没想到他那么快就走掉!"

中国:他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问起王一梁会想回中国吗?白夜说,王一梁曾有3次申请签证回中国的经验,但都被拒绝,令他深受打击,也知道再尝试也没有用,因此嘴巴上虽然会咒骂中国,说永远不想回去,但其实他漂泊了半世,做梦都想回去,因为最常听到的,就是他讲述年轻时,在中国跟朋友们一起做过的开心事,似乎王一梁所有的快乐都定格在他离开中国、出走流亡之前。

白夜说:"其实我知道他的内心太想回中国了!他已经尝试那么多次了,每次我讲述我的家乡时候,他都听得入迷了。但因为他恐惧,因为他有一次又一次被拒绝的心理阴影,有时候他会突然说我永远不想回去,但我觉得实际上这不是他的心里真话,因为我太了解他了,他的内心太想回中国了,他是被伤到了,所以他不敢再去尝试,不敢再有这份奢望,他就索性让自己好像断了这种念头。怎么可能不想回中国呢?最起码有他年轻时候的那些朋友们,他喜欢过一种集体生活,他作品中也体现出来。"

流亡作家王一梁1月4日凌晨,因食道癌晚期引发肺炎,在泰国北部边城美赛医院过世。独立笔会创会人贝岭说,王一梁是典型的地下作家,更是经典的流亡作家,他颠沛流离的人生路径,在在呈现着生命的强韧和脆弱,也折射出流亡作家的悲苦境遇。

或许,就如王一梁自己在"回不去的故乡"随想所言,故乡的记忆就像一块压缩饼干一样,它紧压着。对于故乡的怀念,一生一世;对于故乡的挑剔,也可能一生一世。中国,已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故事。跟许多流亡作家一样,作为一个躯体无根的人,王一梁失去了真正的国与家,中国是他永远回不去的故乡,只有孤独与寂寞灌溉着他遥想的领地。

2021年1月30日星期六

陶傑:L先生之楊志賣刀


專欄作家 : 
陶傑

前輩名政論家L先生遭到藍絲學者長期喧纏,指其「抄襲」,並抄錯網絡誤傳之維根斯坦語錄。L先生向來不理睬無名之輩,服膺於邱吉爾之You will never reach your destination if you stop and throw stones at every dog that barks,這一次或半退休中太得閒,聲稱破例回擊,說:編輯出身的人,編、述、寫,亦即東翻西看的總彙成一家言,即使你說抄又如何。

我認識L先生,始於其青年時代在上海書局編寫少年哲學叢書,繼而伴侶雜誌,然後是藏諸名山的「七十年代」,L為香港版的殷海光加雷震(Touch wood),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余每見其身影,如見「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之境界。唯於此亂世,文章日日有影響力,偶如楊志賣刀,被一個潑皮牛二追在後面喧咬不放,潑皮左一句:你這把刀是假貨,右一句你是冇料之人,若這把刀是真的,你砍我一記試試看——就是博你「回應」——楊志逼得厭煩,遂抽刀見牛二之血。

L先生年高八旬,偶現此楊志式的壯年豪情,未能堅持「花開花落兩由之」,難免令讀者一片「睬佢都傻啦」之小憾。

不過一張報紙,只是一座文字的濃黑叢林,外對三教九流,有所磨合,日久難免有幾隻三角蝨附生,張舞八隻用電子顯微鏡才看得見的小爪子,抓緊名家的濃叢,找一些皮屑啃喫,無論在達爾文的世界還是以前紅綠日報或真欄的版面——那時的香港失意文人也多——偶爾也有的。特別肥佬黎這張報紙。

L先生評論是何人,沒有follow,故不知道。L幾十年的言論,也不是句句真理。唯他說:文章只看好不好,流暢與否,讀者不會管抄不抄、有沒有抄錯。

確實,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那處不是真的赤壁,作者搞錯了,而且誤導後世。不過那是蘇東坡。

即使維巾斯坦或維景波波夫(他是香港維景酒店集團的俄羅斯幕後股東)沒有那樣說過又如何?只要L引用了,就可以,我們都願意相信。

名家如C先生,鹿鼎記之鰲拜被韋小寶等摔跤手擒殺,與事實不符,鰲拜是在監獄中自然死亡的。亦如L般均早已有蘇東坡那一種License。有人說我也有,嘩,這樣子捧殺?我答:我豈敢,只能說:I am still struggling to get one。

——苹果日报/读者推荐

顏純鈎:民主抗爭路正長,裝備自己做實事

形勢膠著之際,聽到一個好消息,便是羅冠聰近日獲取耶魯大學碩士學位。
對於他自己,這固然是個人努力的成果,對香港人來說,這也是值得驕傲的事,畢竟,羅冠聰是香港人的孩子,他是香港反共陣線的一員,是年輕一代的精英代表。
這大半年來,我們一直注意到,羅冠聰在西方國家奔波,出席聽證會,接受傳媒訪問,參加各地的抗議活動,我們都疏忽了,原來他一直在讀書。
在他簡短的公告裡,提到每天挑燈夜讀,提到每天跟進香港消息,試過在上學途中,乘坐專車四個鐘頭來回紐約,只為做一個十五分鐘的訪問;他也提到為去華盛頓一個演講,下課後乘六個小時火車通勤,再於次日中午回程。
他的努力沒有白費,他取得六科相當於香港A級的成績,順利完成了碩士課程。而他因為從事民主運動,去年年底獲得馬格尼茨基人權獎,並由前港督彭定康通過網絡頒獎。
我為羅冠聰高興,因為他是我們香港人的孩子,他又是香港眾志創黨主席,年紀輕輕,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他被迫流亡後,在海外做了很多推動香港民主運動的工作,也取得可觀的成績。
羅冠聰這一代,我們認識的還有黃之鋒﹑周庭﹑梁繼平﹑梁天琦等一眾學生領袖,他們都是香港社會培養起來的年輕精英,不但富於道德感,而且有思想有口才有組織能力,具宣傳鼓動性,他們是香港民主運動的生力軍,是未來香港民主社會的棟梁。
黃之鋒在聯合國那種國際政治家雲集的場合,態度不卑不亢,說話有條理有鋒芒,與各國政要打交道不亞於成熟的政治家。梁天琦有主見也有勇氣,如果沒有記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個口號就是他提出來的,他沒有選擇流亡,選擇留在香港坐共產黨的牢,證明他也有過人的堅忍意志。至於梁繼平,在攻佔立法會一役毅然剝下面具,說出「我們再也回不去了」那句震聾發瞶的話,雖然他選擇流亡,但他正在完成他的博士學業。周庭一個弱女子,承擔了與她的年齡和責任不成比例的時代重擔,前不久還被移囚到條件更惡劣的監房。
想到這些香港人的孩子,我感覺自豪,也為加諸他們身上的苦難深感不忍。
我們最理想的後代,也就像他們這樣了。他們有道義感,有學識,有參與現實鬥爭的歷練,他們又利用不同的機會在讀書充實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鬥爭經驗,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年輕人,是我們未來的希望。
我希望有更多年輕人以他們為榜樣,多讀書多思考。不要滿足於衝衝殺殺的現場抗爭,要放長雙眼,為未來多作思想和能力的儲備。要知道,街頭抗爭是需要的,但街頭運動不是唯一的抗爭形式,更長期更有效的抗爭,還是思想的抗爭。沒有思想,抗爭會流於形式,抗爭的層次不可能提高,不可能團結更多市民,任何政治運動,到最後拚的都是思想。
因此,與其每天為特朗普和拜登誰好誰不好吵個不休,不如多花一點精力去讀一點書,討論一些正事,我們做好自己的事,然後再看其他西方國家,他們如何做他們的事。
自反送中運動以來,我對「無大台」這種形式一直存疑,世上沒有任何一種政治運動,是在無大台的環境下取勝的,任何政治運動都有自己的領袖,都有一個核心的力量,都有一種足以指導運動的思想。無大台可以是短期的形式,但不可能長期領導運動。無大台更可能造成「無大局」的惡果,使運動分散力量,失去方向,失去凝聚力,失去戰鬥力。
當然,所謂運動領袖,不是被誰捧出來的,是在實際政治鬥爭中磨練和誕生出來的。無大台是否就是香港人民主抗爭唯一的長期的方式,至少這一點值得探討。
現在運動處於低潮,正是年輕人用心武裝自己的思想﹑深入檢討和反省運動﹑總結經驗﹑討論長期策略的時候。希望更多年輕人注重思想的裝備,提高論政水平,彼此多交流,爭取對全局形勢與香港人的鬥爭策略有更多共識。
羅冠聰得到碩士學位,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是大家的事,傇此對他表示恭賀,也希望大家分享這個好消息。

——作者脸书

范疇:倘若台灣遇上一場有限戰爭

戰爭是個禁忌話題,但我覺得必須談。當然,談此話題必須有軸線,否則徒增困擾。
此文抽出兩條軸線:一條是戰爭的五個面向:避戰、備戰、懼戰、拒戰以及作戰。另一條是戰爭的利害相關者(stake holders), 因為從哪個角度來看戰爭,和你的利害相關角色和程度有著絕對的關係。例如,早起的鳥兒有蟲吃,但早起的蟲兒被鳥吃;鳥和蟲的利害角色不同,趨利避害的時機和節奏完全不同。再如,波斯灣戰爭,台灣社會可以評頭論足當大戲看,但若談的是東海戰爭、南海戰爭、甚至台海戰爭,若再用說書的態度和語氣,似乎自己是第三者,那就大大糟糕了。
近代戰爭行為,一定是政治的決定。非政治性的交火,通常是擦槍走火,但擦槍走火後若沒有足夠的政治克制力,升級也是可能的。一旦發生交火,第一時間最難判斷的就是:那是純粹的擦槍走火,還是準備升級的第一波試探,還是有計畫挑釁下的「碰瓷」(主動做出小動作以引出下一步的大動作)。
「避戰」屬於政治領域的事,只有政治行為才能避戰。一旦某利害方以地理範圍或行為方式清楚定義出了「戰場」,「避戰」就沒有空間了,剩下的選擇就只有「備戰」、「懼戰」或「拒戰」。備戰,就是在心理上和物理上都假設戰爭會發生,而懼戰和拒戰是純心理層次的事。懼戰的心理表現是,假設只要我方在已被定義的戰場中不主動生事,戰爭就不會發生。而拒戰的心理是,不管條件如何,我都拒絕作戰。
備戰還是懼戰,其實和膽子或勇氣沒有一定直接的關聯;很多膽子很大、血性很足的人,由於對政治的認識不足,心理上假設「只要我不XXX,他就不會YYY」,因而即使敵方已經把「戰場」清楚定義出來了,他還不認為必須立刻備戰,甚至把備戰視為對敵方的挑釁。
拒戰和懼戰也不是一回事。懼戰者群體中固然有膽子不足的人,但也有勇氣夠只是邏輯假設錯誤的人,只要一旦認識到自己的假設錯誤,就會加入備戰甚至參加作戰。但是拒戰者往往出於認同問題,不然就是不相信對方為敵方,不然就是明明知道敵方是誰但是拒絕與敵方為敵。(致使對方邁入懼戰和拒戰的技巧,通稱為「統戰」,不過這是另話)。
把以上分析用於台灣當前處境,這就得加入「利害相關者」的軸線來談了。為了不弄得太複雜,姑且只列台、美、共三個利害相關者,戰場姑且排開東海、南海,僅談台海。
台海是個「戰場」,這已被共方定義得非常清楚了;美方也同意台海是個戰場。但台灣一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不相信台海已經被共、美兩方定義為戰場,我想這是對「利害相關方」的目的認識不清的緣故。部份人相信共方之所以要在台海作戰是為了「統一台灣」,部份人相信美方之所以會介入台海是為了「保護台灣」。
事實上,美共兩方定義台海為戰場,都不是「為了台灣」,而是為了他們二者之間的利害關係。共方要打開太平洋大門,美方要控制太平洋大門,台灣島恰巧就是那扇門。這跟台灣島上住的是什麼人、實施什麼制度沒有關係,就像二戰時沖繩島、菲律賓島的人和制度,和戰爭的降臨沒什麼關係一樣。
看不清這點,乃是台灣最大的災難。以為共方意在「統一」的人,容易一廂情願的認為,「只要我不XXX,他就不會YYY」。而以為美方是為了「保護台灣」的人,容易一廂情願的認為「只要我AAA,他就會BBB」。這就是沒有「利害方角色」區隔能力的後果!
美共台三方之間或許還有若干政治避戰的餘地。但政治上避戰,首先得懂政治,而政治的第一課就是認清各方的利害關係。台灣2021年最急迫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共方還有沒有在鳥你XXX/YYY邏輯,美方還有沒有在鳥你AAA/BBB邏輯?(話粗了,抱歉,但話粗理不粗)。如果兩題的答案都是NO,那麼台灣最好把大部份精力、資源放在備戰上。
我們從相關方的利害框架來看當下。台方沒有挑起事端的本錢,美方還處在一場憲政危機當中,目前也沒有挑釁的誘因。而共方,卻具備了許多挑事的內部推力,從家族派系生死權鬥到經濟散架威脅到社會壓力。換句話說,從動機來看,2021年唯一有肇事誘因的是共方。
共方知道在台海製造事端的最壞結果,那就是事態升級導致自己的毀滅。因此,合理的推論是,若政治上決定製造事端,一定會避免當年韓戰你死我活的模式,而會希望控制在一場有限戰爭內,諸如當年對蘇聯的珍寶島事件、對越南的淺嚐即止路線。政治上,共方會畫出一條底線、一個目的。底線是不至於引起美方對共方的全面出擊;目的是能夠達到壓制內部權位競爭者氣焰,以及轉移社會人心的壓力。
挑起這樣一場有限戰爭的方式有百十種,共方對過程中的層次規劃也必然力求細緻可控。台灣需要注意的有以下幾點:1)對有限戰爭的形式想定不足;2)備戰方向的彈性不足,導致過程中不對等的消耗元氣;3)對美方的期望值過高,以及對美方請求支援的時機失準。
一句話總結:台灣現在可能缺少一套以「有限戰爭」為坐標的備戰和作戰計畫。
(本文原刊於2021-01-30 蘋果日報網路版,02-01 紙版)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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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2020美国总统选举带来的思考

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随着白宫易主终于尘埃落定。挺川和反川者之间剑拔弩张的极烈争战,终于可以偃旗息鼓。此次选战之乱象横生、聚讼纷纭,为几十年来所仅见,其结果甚至导致一些人绝望美国、怀疑人生。明智的因应之道是,告别亢奋,静下心来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美国这一世界自由民主的灯塔,是否像一些人所担心那样就此暗淡?世界大局的"时和势",是否像中共党魁习近平所说的那样转到了中共党国一边?在这一场选战中进一步分化中国自由派,究竟应如何自处?

美国这盏自由民主的灯塔并未黯然失色

美国此次总统大选,不尽如人意之处甚多。邮寄投票,本来只是在万不得已情形下的例外,这次大选中一些州的行政部门则以新冠疫情为由临时改变投票和计票规则,使邮寄投票成倍激增,大大扩大了选举舞弊的空间。川普团队发现一些舞弊现象而怀疑选举结果,依法仓促向执法和司法机关投诉,可惜对川普怀有成见的法官们却拒绝立案,堵死了川普团队证据呈堂和法庭控辩的机会,司法救济付诸阙如。再加上诸多左翼主流媒体长期对川普及其支持者进行妖魔化而偏袒民主党,连社交媒体巨头们也运用其权力封杀川普。川普支持者投告无门,群情激昂。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于2020年1月6日达到顶峰。几十万人云集华盛顿游行示威向国会施压,更有上千名毫无章法的乌合之众(这些人包括挺川和倒川阵营双方的激进人士但所占比例仍待调查)在议员们正在对各州选举人票进行辩论认证时冲进国会,迫使议员们紧急撤离并造成5人身亡,举世哗然。

但是,通过选举产生合法政府的权力和平交替仍然顺利完成,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并未崩溃。川普及其律师团队质疑选举结果而在法律框架内提起法律诉讼,直到走完所有法律程序才接受选举结果,谤议甚多。但是,这个争议与仲裁环节,本来就是选举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川普的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只要不诉诸暴力,也是在民主制度下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民意表达,完全无可厚非。至于川普本人,在众说纷纭、群情汹汹的复杂环境中,仍然保持冷静而坚决拒绝采用武力解决争议,严守民主政治家的风范与准则,也还可圈可点。在行政权力和平交替之后,美国宪政民主制度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结构完整无缺,美国社会也回复常态而疗治残酷选战所造成的创伤。纽约港自由岛的自由女神像,依然光彩照人;美国这座世界民主灯塔,仍然光芒四射。

时与势没有转到中共政权一边

正因为美国是全球民主的大本营,这场选情激烈的美国总统大选举世瞩目。全球民主人士固然全身心投入关注这场选举,独裁政权对这场选举的关注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当今之世能,有能力和魄力置独裁政权于死地者,非美国莫属。北朝鲜独裁者金正恩,在确认川普败选之后迫不及待地宣布重启核计划。西朝鲜独裁者习近平,也迫不及待地在2021年1月11日一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班上宣布"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习近平幸灾乐祸可以理解,但他关于时来运到、福星高照的判断,却只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实际上,关于民主制度衰败和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衰落的论调由来已久,而且这种论调也并非空穴来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产业重组,造成了民主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壳化和制造业工人的结构性失业,给这些国家带来重创,美国中部传统工业城惨不忍睹的"铁锈带"最为典型;经济上的结构性变化,同时又使社会结构恶化、分化和断裂,得益于全球化的信息资本、跨国财团、政治权贵、城市白领等踌躇满志,而在全球化冲击下利益受损的本土工业资本、本土中小业主、本土白领、本土蓝领等满腹愁楚;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撕裂也步步加深并展现两极化新态势,以全球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的左派为一方,以反思全球化和保守主义的右派为另一方,党同伐异、势同水火。在政治层面,民主政治的绩效严重垮坡,职业政客、顶级富豪和知识精英同流合污而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为谋取私利而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司法和媒体高度政治化而损害中立与公正,良性的政党竞争时常沦为只论输赢不问是非的政治恶斗;宪政民主制度受到后现代道德相对主义日益严重的内部质疑、侵蚀和挑战;政商学媒各界都有相当人群对后极权主义党国削弱自由民主秩序的胡作非为以及党国资本主义败坏道德规范的罪恶行径丧失了战斗意志,甚至于降志辱身,背叛自由民主价值和道德原则与后极权主义党国进行浮士德交易。

川普出任美国总统,是一个转折点。2016年揭橥"让美国再伟大"和"抽干华盛顿沼泽"两面大旗的川普,被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选民送上总统宝座。这位完全没有从政经历的异类"政治素人"横空出世,成为气势如虹的政治领袖,体现着美国朝野的新觉醒。川普政府的努力,在"让美国再伟大"和"抽干华盛顿沼泽"这两个方面都初见成效,尽管因为川普本人桀骜不驯、刚愎自用等性格弱点和在执政过程中蛮横任性、简单粗暴而广受诟病。为了"让美国再伟大",川普政府确立了以资金回流和重建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在税收和福利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确立了保守主义思想路线、回归体现于《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美国立国精神;确立了以中共政权为头号敌人的国际战略,扭转持续了几十年的绥靖主义和投降主义政策,并与中共政权展开硬碰硬的贸易战、科技战、信息战;而且,在执政后期由国务卿彭佩奥团队着手组建以对付中共政权和重塑国际秩序为目标的全球民主联盟。为了"抽干华盛顿沼泽",川普政府以多种方式向朝野上下展示职业政客、跨国财团、科技巨头和左翼主流媒体使民主国家误入歧途的风险,并提出了有效约束这些不健康力量的有益构想。

川普及其保守主义支持者对左派"政治正确"的冲击也卓有成效,尽管有矫枉过正之嫌。这里所说的"政治正确",当然不包括左右两派有高度共识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左派"政治正确"指的是因为对平等和正义的片面理解而走火入魔,形成反噬自由民主的政治禁忌。比如,将捍卫和增进族群平等的文化多元主义推向极端而陷入道德相对主义,贬低以自由、民主、法治为核心价值的现代西方文明;在保护弱势族群的旗号下袒护专制主义传统和陈规陋习,甚至于义正词严地压制言论自由;将经济平均和结果平等确立为优先目标,使国家福利蜕化成有利于懒汉们不劳而获的剥削机制和不堪重负的赤字财政;给全球化涂上神圣光环,将民主发达国家对民族工业、高新技术、知识产权、就业机会的正当保护妖魔化化为"右翼民粹主义"。美国及全球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回潮,其主流是对已被"政治正确"扰乱的世界拨乱反正,打破禁忌踏踏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回归纯正的自由主义价值和制度。因为左派"政治正确"已经导致极右势力的反弹,回归纯正的自由主义价值和制度,削弱激进左翼"政治正确"造成的社会和文化冲击,也是抑制种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有效途径。

川普团队所开创的事业,不会因为川普败选而终结。他们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会为新的执政党、在野党及美国社会所传承。对川普团队所开出的药方及其疗效,可以见仁见智,但川普团队能确诊病灶并获得社会认可,就已功德无量。过去几个周的政治局势表明,在有条不紊的政府权力交替完成之后,美国朝野上下只能直面川普团队所揭开的问题、努力完成川普团队未能一蹴而就的事业。自由世界和民主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本来就远超中共党国以及与中共党国同床异梦的其它独裁政权。川普团队所开创的新局,已经为重击极权党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试过了川普单挑中共的战法,当今换转为拜登拉盟友一起对中共打组合拳的新战法,但愿能别开生面。

新冠疫情和大选乱象对美国及民主发达国家带来的困扰,并没有撼动他们的根基。反观中共党国,其日薄西山、穷途末路的基本运数并未改变。表面看来,美国的大选乱象似乎给中共党国提供了浑水摸鱼的难得机会。党国宣传机器和遍布全球的"五毛"们,也确实抓住这个机会疯狂诋毁自由民主制度。但是,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对美国大选投入这么多的关注、卷入这么多的讨论和争论,既体现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浓厚兴趣,也给他们提供学习民主制度和民主选举的难得机会,这本身就是对中共党国专制形成挑战。出手重击中共政权的川普在中国民众和全球华人中获得广泛爱戴,折射出他们对中共党国的深仇大恨。

中共执政七十年来,一贯将它所制造的灾难扭曲宣传成为它领导抗灾的无耻庆典。这次也不例外,中共党国似乎又一次成功地将新冠疫情的种种人为灾难,掩盖于对习近平英明决策的歌功颂德、肉麻吹捧之中。但是,对疫情防控"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封锁信息隐瞒疫情造成病毒失控而流行全球的罪错,早已使他的个人形象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无可挽回的损毁。习近平及中共政权毫无忏悔之心的虚假宣传,只能引起世人更强烈的反感和更大的追责决心。习近平在登基以来,丧心病狂地系统迫害异议人士、摧残中国公民社会、碾压香港自由民主、对特定族群施行文化灭绝,并以权谋私假公济私通过选择性反腐打规模清洗政敌,大开历史倒车重演个人独裁个个人崇拜、妄图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拖回到极权社会,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这些暴政恶政已经怨声载道。习近平从政以来从来就没有可资炫耀的政绩,登上大位之后也只是增添了雄安新区、一带一路之类劳民伤财的烂尾工程。他倒行逆施不断加速国进民退并重启党组织对经济的直接管控,进一步扼杀中国经济的活力,使中国的经济滑坡越来越严重,房地产危机、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已经危如累卵。习近平为了收割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支持来弥补执政合法性的缺失并巩固他个人及中共党国的专制统治,野蛮地推行战狼外交,在中国周边以及全球内张牙舞爪,特别是与美国交恶,使得外强中干的中共政权更加内外交迫、风雨飘摇。世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中共党国被历史淘汰之步伐在日益加速。心智清醒、良知未泯的党国庙堂中人何尝不想使中共脱胎换骨、使中国和平演进到宪政民主,以偿还孽债自我救赎。习近平死不改悔,继续带着末日疯狂装神弄鬼,难逃祸起萧墙之噩运。


中国自由派唯有齐头并进

这次美国大选中的意外不幸,是中国自由派的又一次撕裂,而且是范围最广、裂痕最深的撕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自由主义阵营本就庞杂。中国自由主义阵营至少有自由知识分子、中共党内民主派、民运异议人士、基督教自由派、维权律师和草根维权人士六路人马,在中国企业家阶层等其他社会群体中自由派人士也在所多有。中国自由派有捍卫人权、追求宪政民主的共识,但其内部的思想源流及思想成熟程度差异很大,更不用说他们在政治倾向、对中共的判断、对美国及国际社会的认知、对民主发达国家内部左右之争的体会、对保守主义及其它思想流派的取舍等议题上的种种分歧了。正因为如此,中国自由派一直为内部分裂和纷争所困扰。

中国自由派中的大部分人挺川,至少由两个很简单的理由。一个理由是他们支持川普团队对中共政权的有效打击。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共政权连续施行姑息和绥靖政策达几十年之久,使中共政权日益壮大成为全球专制主义大本营,并有足够的实力对内全面打压中国的自由民主、对外挑战全球自由主义秩序。川普团队扭转了这种局面,正确地将中国政权确定为头号战略敌手,并将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民区别开来,从点到面、由表及里对中共政权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打击。中国自由派挺川人士担心几十年来一贯亲共并与中共政权有利益勾连的拜登会重蹈覆辙、重走对中共政权姑息和绥靖的老路,甚至期待川普在第二个任期再接再厉对中共政权施行致命打击。另一个理由是这些对左祸有切肤之痛的中国自由派,几乎对左倾思想深恶痛绝。他们对西左也深怀戒备,因而在美国内政方面支持川普团队的保守主义倾向,赞同他们在政府责任、市场规范、税务负担、公共开支、家庭传统、宗教传统、移民政策等方面的保守主义政纲。

中国自由派中一部分人激烈反川,理由也并不复杂。他们全盘接受西方媒体界和学界同行对川普的指控,将川普定性为右翼民粹主义者、偷税漏税的奸商、白人至上主义者、谎话连篇的流氓骗子、破坏美国民主的独裁者。平心而论,川普的政敌们依照门户之见给川普贴上的这些负面标签,言过其实,本不足为训。但川普在个人性格上的瑕疵和鲁莽任性的言行,确实授人以柄、树敌太多、自招其祸。

既然分歧和撕裂因美国大选而起,也应随大选尘埃落定而烟消云散。挺川派所托非人,反川派误判误伤,皆随历史翻篇而成过去。毕竟,双方都激情澎湃地捍卫自由民主,都热切期待中国的宪政民主。国运不佳,中国宪政转型大业一波三折。负重致远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其相处之道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超越内部分歧,同心协力勇往直前;中策是退而求其次,像"反送中运动"中的港人那样,"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最不济的下策则是横炮自戕、相互拆台。慎思明辨,中国自由主义同道没有理由选择自毁前程之下策。


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

苏晓康:梦见周扬——西齋深巷《白毛女》

【按:季季說她夢見周揚,還是個"導演",所以這至少是一個"文學夢",但是我告訴她"不大吉利,他这个人是大陆'文艺沙皇',文革前整人无算,但是被老毛投入死狱竟活出了,然后大彻大悟,未几年死于癌症。"照理季季在大陸文學文藝界朋友無數,偏偏夢見這位沙皇,有點離譜,我說不信你去問范用,她回道:哈哈,我就是在范用家聽幾個文學界朋友說周揚!我在〖西齋深巷〗中寫到周揚的傳奇,那篇題目是《白毛女》。】

沙滩大院令我回味的还有一处,是"孑民堂"。这"孑民堂",全院小孩都会叫,但是我估计大多数人并不认识那个"孑"字,也不知道"孑民"何许人也。据说1947年的北大为纪念蔡元培先生,将一个三进院落改称"孑民纪念堂",院内雕梁画栋。1955年修建中宣部办公大楼时,拆除了"孑民堂"的许多附属建筑,留了一个西院,作副部长钱俊瑞府邸,后来副部长姚溱迁入,文革中称"红心院",为军宣队办公所在地。
"孑民堂"平时也用来放电影、开舞会和节日娱乐活动,暑假期间则开设为"学生俱乐部"——暑期阅览及游艺室,我在那里读完了法国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的全部译作,从《海底两万里》到《神秘岛》。有一天,我又兴冲冲赶去,却见大门紧锁,还装了一个门铃,我疑惑地按了一阵,大门"吱"地一开,兀见一方脸汉子出来,头上戴着很考究的一顶苏式皮帽,一看就是个大官,吼道:"去!小孩儿。"我吓得转身就跑。事后问同院孩子是怎么回事,"嗨,你怎么不知道?那儿住的是——周扬﹗"
老实说,我那时真连周扬是谁也不清楚,只隐约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好象是老被鲁迅骂的一个人,压根儿不知道他是一个副部长,文艺界的总管。他能住进"孑民堂",足见当时之权势。不过,周扬权倾一时也是有资本的。自文艺上出现"延安时代"以来,没有人比他更有生杀予夺的能耐,陷胡风﹑扫右派,连丁玲的命运都被他玩于掌股之上;而且,他为中共铸锻出一支精良的文艺队伍,在文学艺术的一切领域里"缔造"一整套造反神话,包括毛泽东这个"大救星",取代和剥夺中国人的想象空间。中共这个武装暴力集团若缺了周扬这等角色的辅助,断不会如此出色。
周扬的"文艺神话",起始于延安的一部歌剧《白毛女》。1945年春时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听到从晋察冀边区来的作家,谈起当地流传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故事,周扬敏锐地抓住它,说一个女人被迫在深山生活两三年,白了头发,很有浪漫色彩,写成一出歌剧不是很好么?于是他组织一批作家、诗人、作曲家进行创作,向他们提炼出一个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出戏在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时,毛泽东、周恩来皆去观看,据说把毛泽东感动哭了,周恩来并夸奖这出戏"走到了时间的前面",提前将"民族矛盾"升级到"阶级矛盾",因为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与国民党争夺江山就要开打。文评家孟悦在《女性表象与民族精神》一文中,精彩地分析了阶级意识改造一个民间故事的偷换路径:
『喜儿与黄世仁之间强暴与被强暴的性别压迫事实一旦被抽空,便只剩下压迫被压迫的关系式——刚巧符合我们关于"阶级"概念的简单化理解……随着喜儿"身体"标记的完全消亡,她的性别处境已被抹却,痕迹不剩,但留下的那个空位,却被名之为"阶级"。一个不再有身体的"受压迫的女人"就这样在被剥除了性别标记之后,变成了"受压迫阶级"的代表。当革命来临,喜儿的形象出现在斗地主大会上时,一个没有形体的、不在场地"被压迫阶级"终于借助她而有血有肉地出现。《白毛女》的叙事设计就这样完成了一个意识形态诡计,即以一个传统性别角色模式中的人物功能、以性别个体之间的对立关系,承载了"阶级"关系和等级,以喜儿被压迫的女性表象填充、支撑了与地主殊死对立的"贫苦农民",或曰,以等级底层的"性别"表象填充并支撑了"被压迫阶级"。可以说,若不是靠抹煞身体与性别,与喜儿的性别化作一个空洞的位置,则党的权威和位置及整个"阶级斗争"的政治象征秩序,都将无可附着。』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或如今大陆上叫着"新左派文学史叙事"的解读,话语改造最标准的做法,不是剥夺而是以偷换的方式,把每一个"自我"摘除掉,代之以革命"经典"所供应给你的"标准件":在人们的想象和表达的对象化为空洞之处,代入超越性的、抽象的、抹平一切差异的意识形态话语。周扬挂帅的这支文艺队伍,缔造了一个语言的暴力体系,创作了一批"经典",借助一切传播的手段,进入大众想象/表意系统、情感宣泄方式等等浅意识无意识领域,这样的"经典"或"本文",最初只是一两首民歌改编的小调,如《东方红》,取自一首山西小调的旋律,将歌词全部偷换掉;后来就洋洋大观,出产了大陆上曾经妇孺皆知的《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话剧、电影、芭蕾舞)、《洪湖赤卫队》、《红岩》(都是从小说到电影、流行歌曲)、《收租院》(从大型群雕到纪录影片、博物馆)等等,以及整个庞大的、有大师级人物(如老舍、茅盾、郭沫若)作为支柱的具有强烈感染性侵蚀性的所谓"革命文学"。当年法兰克福学派所分析的"权威国家"象制造工业一样制造"文化",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在一切生活领域里的干预,比起中国的这种话语改造运动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周扬他们不仅编造"造反神话",还制造"新人"谱系,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的"圣人"制造术接榫进来(这主要发生在刘少奇主政的温和时期),"史前"打天下的英雄谱系,如抗战之张思德、白求恩,内战之董存瑞,韩战之黄继光、邱少云,被一个全新的"建设年代"的平民化的英雄谱系所取代:向秀丽(一个烧伤的女工)、刘文学(农村小学生)、雷锋(普通战士)、焦裕禄(县委书记)、王进喜(产业工人)、陈永贵(农民)、时传祥(城市清洁工)、邢燕子(下乡知青)等等,完备到了几乎为这个话语系统中"正当"的身分和各行各业都制造了对应的一个模型;由于知识分子身分的嗳昧性,他们的模型是要到邓小平时代才被"扶正",于是后来又在这个谱系上接续了诸如钱学森(科学家)、张海迪(伤残青年)、李燕杰(教授)、曲啸(被冤枉的干部)等等近乎被人调侃的"英雄"。
可是很奇怪,毛泽东对周扬却又特别心狠,周扬住进"孑民堂"的时候,已经离灭顶之灾不远了。"文革"中北京挨斗最凶的要数沙滩中宣部的头头们,陆定一﹑周扬首当其冲,死去活来,脱了几层皮,可他俩居然都活了下来,又成为中共领导人里仅有的两个彻底反省者,周扬晚年反对再整知识分子,成为"自由化"的总后台,他更是对邓小平也忤逆不避,至死不再检讨,盖棺之际极有风骨,令人刮目相看。不过也奇怪的是,中共至今最左的棍子们,仍是陆﹑周当年手下的一帮,如邓力群﹑贺敬之之流。我始终想不通其中缘故。

——作者脸书

没有照片描述。
夢回時報餐廳
2021.01.29
*
昨夜的夢很詭異。
人的一生不知做了多少夢,我的經驗大多醒來即模糊消散。
但這詭異的夢,從近午醒來纏繞至今,百思不得其解。
*
那天晚上10點,我在時報餐廳入門左側吃榨菜肉絲麵。離我四排桌子的右側,坐一年輕女子,不知她在吃什麼。
但我知道她是"周揚"的女朋友。她也知道,我是"周揚"的妹妹。
夢裡的"周揚"是著名導演,突然去世,報社主管知道"周揚"是我哥哥,要我寫一篇悼念文。同時也找"周揚"的年輕女友來報社寫一篇悼念文。
---我和她,在四樓的"文化新聞中心"各據一桌寫稿。交稿後才分別到二樓的時報餐廳吃晚餐。
---但我們從頭到尾沒說一句話。
*
大概快吃完麵的時侯,將醒未醒之際,我自言自語說:"我是媽媽的大孩子,我沒有哥哥啊!"
接著也許更清醒了,我在腦袋裡蒐尋台灣電影界的導演,好像沒有一個導演叫"周揚"。
然後然後,真的醒了,我終於想起來,"周揚"是大陸文化界的名人。
*
1980年我從聯合報副刊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其後奉余紀忠董事長之命,先後在報系五個單位服務。
---最後一個單位即是"文化新聞中心"(1998--2006)。
---1980年,中國時報銷路50萬份,1987年升到100萬份。1988年報禁開放後,報業競爭日趨激烈。2002年4月,余紀忠董事長辭世。其後我們不敢過問報份,只能默默的做一日算一日。
*
2006年2月,按照勞基法規定從時報退休,至今也已十多年。
---為何昨晚會做一個那麼詭異的夢呢?

二大爷|分道扬镳:互撕的手足


网络图片@转贴所加

因为2019年的一起非法集会案,港岛名人黎某英、李某铭等8人日前被送上了被告席。而这起焦点大案,代表控方的提起诉讼的主控官,是官方律政司聘请的资深大律师余若海。
而为黎某英、李某铭等人担任辩护律师的,也是一个资深大律师,而且是女的,她叫余若薇。
可能你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余若海、余若薇这两个名字好像存在某种关联——没错。他们是如假包换的亲姐弟。
历史上在某些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朋友之间站在不同阵营各为其主、互相对垒的例子很多,著名的如伍子胥和申包胥。但是手足之间各为其主的就比较少,而且多半是因为时势造成的,比如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和他亲哥诸葛瑾、还有堂弟诸葛诞,分别出仕蜀汉、东吴、曹魏三国,良臣择主而伺,谈不上价值观上的裂痕。
但余家两姐弟可不太一样,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在公堂上针锋相对了。
余家祖籍上海,全家都是天主教徒。姐弟自幼在香港长大,俱为学霸,连学习的路径都完全一样——都是香港大学毕业,伦敦大学深造。余若薇在1993年成为大律师,曾担任香港大律师公会会长。在任期间坚持在香港法律制度内解决而不寻求人大释法,渐为港人所认识。2000年跨界踏入政坛当选立法会议员后,联合多方力量组党,成为泛民联盟的代表,伶牙俐齿,经常就法律和政策方面的分歧和政府官员针锋相对,声望日隆。
弟弟余若海在1995年成为大律师,和姐姐不同的是,他一直专心打官司,特别是为富豪打官司。他曾经代理的案件包括轰动一时的龚如心和华懋争产案、赌王何鸿燊家族争产案、福临门酒家第二代股权纷争等大案,代理案件的总价超过千亿,为此他也赚得盆满钵满,身家不菲,买了一栋价值高达2.4亿的豪宅。钱赚够了余若海谋划转型,近年成了香港政府的御用大律师,屡屡代表官方提出指控。
简单的说,姐姐被奉为"民主女神",弟弟被称为"御用讼师"。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上的分叉,让两个在法律领域都极为优秀的顶尖人才,上演了虽然是手足,却屡屡撕破脸对决的好戏。
两人代表不同阵营,曾经在港珠澳大桥环评报告的司法复核上诉中对薄公堂,其后又在香港电视司法复核案及郑经翰僭建司法复核案对垒。一个代表公权指控,一个代表私权反击。公堂之上,彼此如外人,攻击弱点毫不留情,互有胜负。最为著名的互撕,就是2016年的立法会议员宣誓案中。
该案中弟弟余若海代表港府,对宣誓中未按既定语言宣誓的4名泛民议员提出了褫夺议员资格的指控,而姐姐余若薇则全程尖锐质疑,指责港府滥用司法程序、选择性提控为由,申请终止聆讯。案件最后虽然姐姐败诉,但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而今,为了全港关注的黎某英、李某铭等人的非法集会案,两人将再一次各为其主,站在公堂的两端,即将对战。或许对于今日之香港,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但是还是想看一看和听一听,那些如苏格拉底最后的辩护一样的振聋发聩的声音。
这种手足之间因为三观裂痕、分属对立阵营的精彩例子,在上世纪的国共内战中其实有过很多。比如著名的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家,兄弟姐们10人中,国共阵营2:4,其中老五王光复是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王牌飞行员、堪称国民党的大英雄;老四王光杰则是中共《永不消失的电波》的原型,地下工作标兵……
这种出现在手足中的历史错位,也许很多年后回头看是精彩的花絮,但身处其中,可能对于当事人则可能是难以言说的苦涩。
你以为时代给了一个新篇章,但有时候却总是旧故事。
2021/1/29

——作者脸书

艾未未谈《蟑螂》:香港受打压有如剁掉西方一根指头

20210130

艾未未的纪录片《蟑螂》记录了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 © 网络图片
法广 / 作者:弗林

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近期推出了一部记录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的纪录片《蟑螂》(Cockroach)。我们也有幸请他来谈谈拍摄这部片子的初衷及内容,并对随后香港局势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加以探讨。

法广:艾未未先生,很高兴您能接受采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纪录片Cockroach《蟑螂》的题材和拍摄的初衷吗?

艾未未:这部纪录片是关于香港前年持续了近半年的公民抵抗运动。我们2019年5、6月份进入拍摄,拍到年底。整个过程有三个团队参与,拍摄时间很长,可以是24个小时也可以是48个小时在现场。拍片子的目的是记录这次特殊的公民运动,我从开始就认识到这次运动的特殊性。它是有良好教育有单纯政治意图和理想的年轻人参与的 ,试图抵抗来自中国中央政权对香港地区政策加紧控制的局面。

香港有很长一段这样的历史,我希望能够把它记录下来,将人们付出来的努力和他们面临的困境以比较客观的方式记录下来。实际上,记录的目的是留给后人看,作为我们认识一个事件的基本依据。通常主流媒体、互联网上的信息是支离破碎的,少有系统地全面报道和采访。这不是第一次,我们作了很多很多类似的事情。

法广: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大概是怎样的,在拍摄过程中您和您的团队遇到过哪些挑战,其与您过去拍摄的公民抗争类题材有哪些不同?

艾未未:拍摄在香港进行,我不适合进入香港,因为香港的政治环境,那样的话,很容易被作某种借口或理由。我们的团队包括工作室人员,同时有在当地在工作的记者,共同参与了拍摄。人比较多,五、六个人和些志愿者。我每天关注香港的事件发展,将一些片段放在了推特上。事实上,对香港的关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部片子和以往拍摄的纪录片最大的不同是这次拍摄面临大量的暴力场面,它的冲突是直接的,具有对抗性,而且是未知的,运动的发展和判断没有人能预知,这也是拍摄纪录片的重要理由。

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安全问题,你如果看过这部片子,就可以知道拍摄人员是在冲突之中,纪录片成为冲突的一部分。无论你想让记录达到多么的客观,它实际上必须深入到核心部分,这样才能达到所需要的真实。所以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与当地人的交流问题都是比较困难。 同时我们希望采访到另一方的声音,找到两个警察愿意接受采访,当然是蒙面并改变了他们的真实信息后进行的。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在事件发生过程中进行记录的,安全性是不可被预估的。

法广:在剪辑过程中,您如何决定对事件的选择,我们也看到对抗议初期多次百万人的上街游行的描绘相较更为淡一些,比如说元朗事件及后来发生的区议会选举民主派胜利也未在片中出现,而更多的是对抗争中民众参与和组织,包括理大对峙等。

艾未未:这部纪录片我不太侧重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是由事实和历史去记录。片子过多地去谈论这些会看不下去,并不是所有人都关心到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希望把它相对简单化,民众对专制的抵抗,逐渐地由于官方或警方的不妥协,致使抗议活动升级为连续几个月的街头巷尾的暴力冲突,直到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具有牺牲精神的结尾。这样更符合一个故事的简单逻辑,抗争本身具有某种抽象性,它不是简单的情节如何发生,而是香港年轻人希望自由,维护法治地位。直到他们的意愿被否定。年轻人可歌可泣,很伤感的结尾,加上对香港未来前景的展望。

法广:对于反修例运动的定义一直是当局与民间争夺的主要话题,通过这部纪录片您想向观众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反映,这部片子是否有特定的受众?

艾未未:老实说,从刚开始,我个人就可以预测到这个事件发展的走向,让专制政权妥协基本上是没戏的,它是一个死胡同,从来没有专制作出让步。任何一点让步,都会被认为是对它的权力合法性的挑战。在这个基础上,我看出它会是一个很伤感的故事,必然会有这样的结局。具体什么受众,老实说我没有奢望,我觉得西方所谓民主自由社会里的人对此的兴趣极小,各大电影节和网上媒体不愿意接纳这样的电影。这是因为电影的最大市场在中国,没有人愿意断送商业目的。

在西方的电影基本上已经堕落到纯娱乐化,是票房决定了电影的命运,我们看到所有被追捧的电影,大多都腐败到让人咂舌的程度。我对此无所奢望,自己制作的电影没有来自外部的经济压力,只是希望片子能留下一个记录。记录本身是有它的尊严和历史使命,当人们想了解在香港发生了什么时,《蟑螂》则提供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记录。

法广:您之前提到过有关武汉新冠疫情的纪录片《加冕》在发行和推广中受到行业内部的自我审查和阻碍,这部片子的情况如何?

艾未未:实际上,我们所有片子在发行中都受到了阻碍, 无论是《人流》、《尚存者》、《加冕》、《蟑螂》四部片子,还包括一个关于墨西哥的片子都遭遇了很大的阻碍。电影业建立在一个经济模式上,是票房和买方决定的市场,而中国是电影最大的市场,基本上垄断电影在发行上的话语权。所以,这部片子和武汉疫情的《加冕》遭遇的情形是一致的。尽管媒体一致好评,高度评价,但基本上没有市场。

法广:片中对参与抗争运动的不同人群进行了采访和记录,包括前线的年轻抗议者,受感召决定参加示威,此前并不关心政治的中年白领普通市民和民主派知名人士等,给您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哪一层面的故事?

艾未未:香港的故事是个完整的板块,它不是来自某个人或某个利益阶层的人,它来自整个香港社会,对已有已建立的秩序的维护,他们不希望这个秩序在一夜之间消失,使香港变成了深圳或另一个中国城市。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法广:片中有匿名的警察接受了采访,有人表示知道对错却无能为力,好像与抗议者一样所有人都被安排到写好的剧本当中,他们中也有人想扮演超人的角色,而不是扮演反派角色,您怎么看?

艾未未:现实是严酷的。如果你看到今天西方的大公司,甚至政治领导人对中国崛起的强权卑恭鞠膝的样子,你会看出来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下去。对于西方来讲很简单,生存是首位,没人能跳出这个圈子。

法广:片中有两个信息值得思考,一个是泛民立法会前议员毛孟静提出的抗议动机,香港年轻人逐渐意识到无法逃避政治,因为其关系着他们生活的全部及未来,另一个是在片中多人提及的香港所经历的打压应对世界提出警示,因为放任不管最终这种强权方式将继续造成伤害,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艾未未:这些观点说得很对,香港是不是还有前途?按现在的情形来看,香港是没有前途的,它所谓的前途就是一块被奴役之地。西方政治是不是会有前途?这个很难说,从近期美国大选到欧洲所遇到的种种困境,西方本身在政治权力结构上、政治理念和哲学理念上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说,香港问题只是一个提前的预兆。

法广:片中出境的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在去年和今年年初相继被捕入狱,他们中包括黎智英黄之峰和周庭等,随后所谓自由世界对他们提出的预警及他们的遭遇有怎样的反应?

艾未未:可以说是基本没有反应。最近我在一次采访中说,这相当于剁掉了西方的一根指头。记者问我,你觉得西方应该对此作出怎样的反应,我说当你的手指头被剁掉一根的时候,你觉得你应该怎样反应呢。不要说你们家一个人丢了,家里一只猫丢了你会不会有反应呢。西方是一个迷恋安逸和虚假繁荣的腐败现实,它不但对香港问题没有反应,对全球化的难民问题也没有反应。对全球化造成的阶级分裂,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仍然没有反应,这也是宿命吧。

法广:尽管去年发生了对香港民权诉求打压地加重和新冠疫情等一系列问题,欧盟还是在法德地驱动下与北京达成了新的全面投资协定,如何看待这种人权与贸易经济问题脱钩,过去数十年来欧美多个政府都采取过的主张?

艾未未:过去几十年中,欧美用双标的方式来面对世界性的矛盾,人权、人的道义尊严,和对发展中国家所负有的道义和责任,它们都试图摆脱,而只认利益。这在德国的表现尤其严重,德国现在和法国绑在一起,绑定了欧盟整体利益,大家整体背弃建立欧盟的原始道德基础,这样进行下去的话,欧盟的存在毫无意义。它仅仅是个利益集团,如此的商业利益集团最终会沉沦,它永远不可能抵抗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国在放弃利益之后和欧盟的竞争会更彻底且更猛烈,最终葬送欧盟的前景。

法广:美英政府的反应又如何呢?英国政府看来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

艾未未:英国有了些必要的措施,英国能做的并不多。美国特朗普强调,在香港问题上向中国政府表示不会查插手,现在他们还是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可以看到西方政府都是机会主义的政府,是商人政府和商人集团,并不是纯粹的政治领袖,它们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都不奇怪。

法广:随着拜登地上台及欧盟这边一些西方政客提出要一面与中方合作,比如说气候变化等议题,一面强调人权问题的提议?

艾未未:这是不要脸的说法,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欧洲政府希望与中国做生意的时候,简单目的就是利益,其他只是幌子,以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放弃一些真正应该被关注的事情,这种作法很卑鄙。中国作为专制制度有它的历史条件,它的邪恶可能比不上西方的虚伪,因为西方已经完成了历史性的条件,在具有可能维护人权的时候放弃人权,则是一个大倒退。

法广:对这部片子您还有其他什么要补充的吗?

艾未未:我对这部片子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的上部片子《加冕》,至今为止,法国是唯一买了版权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法国还是有一定的观众。在《人流》电影播映期间,法国的上座率是欧洲国家中最高的,高于德国和英国,我希望《蟑螂》也能找到它的观众。

转贴附:

艾未未談香港抗爭紀錄片Cockroach 曱甴 附全片觀看鏈接 Ai Weiwei Cockroach full movie watch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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