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慶蔡霞胡佛研究所刊「萬言書」 中共百年欺騙美國人太天真

20210630

（自由亜州電台 何景文/程文 報道）中共百年黨慶前，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在美國智庫胡佛研究所發表長達28頁的中英文雙語「萬言書」。作為曾經的中共體制內人士，蔡霞說，中共對內已經惡劣地淪為新斯大林極權主義，對外則「走上了軍國主義圖謀發動戰爭的道路」。她指美國過去的對華政策「太天真了」。《華爾街日報》分析，蔡霞此文是敦促美國放棄與北京打交道的「天真」願望。

蔡霞的文章，題為「中共眼中的中美關係——一個局內人的觀點」。她說，1970年代以來，美國兩黨對中共政權一直抱有不切實際的良好願望。而中共始終隱藏它的真正目標和意圖，以便於從美國獲得巨大利益。2012年習近平上台，中國實力增強，習近平錯誤地判斷國際格局是東升西降，變得更具有攻擊性，並對取代美國的戰略意圖直言不諱。

回顧過去50年，蔡霞指，中共是教育人民仇恨美國。從1949年到今天，70多年來把美國視為敵人，幾十年一貫對民眾灌輸仇美意識，並已經在中國幾代人心裡扎了根。

她說，「美國人太天真了」，兩國文化很多不同，美國一個基本傳統是不說謊，遵守規則和契約。中國文化中，「欺騙存在於我們的文化血脈，我們沒有契約精神，缺乏公正意識」。假如美國人天真地相信中共漂亮言辭和空洞宣傳，就會上當受騙。這就是中國式的狡猾。中共並不認為這是不道德的，正相反，他們認為這是「策略」——正如中國古代的孫子兵法說的 「兵不厭詐」。

蔡霞舉例，中共軍隊情報系統最高層負責人熊光楷曾對「韜光養晦」一詞的英文翻譯大做文章，說譯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隱藏能力靜候時機）是錯誤的，嗔此翻譯對中國外交造成了不應有的負面影響。熊光楷詭辯說，「韜光養晦」的核心含意是不要太張揚，要保持低姿態。

但蔡霞指出，其實任何對中國歷史和文字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韜光養晦」與「臥薪嘗膽」背後的野心。她指出，中共提出「和平崛起」，其實「和平」是說給外國人聽的，「崛起」才是真正意圖。

更何況，蔡霞指，中共從08奧運後已開始抛棄「韜光養晦」方針。到了2009 年，奧巴馬總統訪華被中國領導人冷淡無禮接待，中共的傲慢態度開始表現出來，中共海軍開始挑釁美國第七艦隊。2012年習上台到今，習近平對內利用民族主義強化仇恨意識，對外愈加傲慢。中共自獲得國家權力70多年來，將處理內政外交「融於一盤棋」，最優先地位是防止政權垮台。2019年以來，中共對香港民眾粗暴鎮壓，強推「港版國安法」。2021 年元旦，中共實施新修訂的《國防法》。2019年底，中國武漢爆發新冠肺炎，但中共隱瞞真相延誤防治時機，利用疫情謀取霸權。

蔡霞說，自2013年以來，她的7位朋友因發出反對聲音而全部被習當局捏造罪名拘留和被囚監。她表示，習近平上台後，中共的監控能力超過了希特勒和前蘇聯。恐懼+意識形態+信息與人工智能監控正重新定義高度精致的新極權。但她認為，精致新極權的坍塌，也有如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突然垮塌的沒人預料。如中國經濟模式的不可持續，高水平的負債率，虛假浮誇的意識形態宣傳與真實現狀，市場與國家的衝突，不斷擴大的社會貧富懸殊，而中共最高權力繼任內鬥，則有無法克服的矛盾衝突。

儘管中共實施嚴密資訊封鎖，並對國人灌輸洗腦教育，但蔡霞說，大陸仍有不少人能看清中共的本質，並透過移民離開中國。她舉例，自己從1986年起在中共黨校系統工作，30多年與中共中高層官員接觸，能說至少有 60%至70%的中共中高層官員，是了解現代世界文明的進步。懂得只有民主憲政才能使中國長治久安，才能使自己獲得人權保障與人格尊嚴和人身安全。已經有500 多萬中國人移居美國，絕大多數是1980年代以後通過求學，打工和移民等來到美國。

蔡霞總結說，中美關係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對峙與對抗。

《華爾街日報》就分析，蔡霞的長文，是敦促美國放棄與北京打交道的「天真」願望，並引用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Larry Diamond說：是首次有來自中共體系內的重要人物，勇敢證實美國許多中國研究學者近來的主張。

王军涛：独裁和专制国家非常注重庆典——统治者的庆典

20210630

作者 法广 / 王军涛

1921-2021，100年的时间里，中共已经发展成了九千多万党员的超级政党，通过党组织渗透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对政治社会经济进行完全的控制，党国利益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 «纽约时报»分析认为，为准备7月1日的建党百周年纪念活动，北京封闭了多个路段，并加强了监控和安全措施。在周年纪念之前，中国政府还对潜在的异见活动进行了打压。专家认为，这归根结底是合法性问题，为了"让一个未经选举的政府合法化"。 

中共目前集全国力量办党庆，6月28号在"鸟巢"举行了大规模文艺晚会，从内容上看，"鸟巢"体育场《伟大征程》演出外表浮夸，还偏偏"漏掉"几个最重要事件，包括"大跃进"饿死将近四千万中国人；文革大清洗，全国死人无数，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例外；更不用说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以及香港爆发的百万人参加的"反送中"运动；官媒报道突出的是此届七常委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没有看到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往届国家和党最高领导人身影十分诡异，共产党庆祝百年生日之际，官媒渲染出太平盛世的景象，但同时却如临大敌，采取最严格的加强各种城市管制，对异见人士进行打压，是否如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所言：中共如纸老虎 随时可能垮台？

流亡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之一王军涛先生接受法广专访，谈他的分析和看法。

法广：在鸟巢举办的"文艺晚会"上，没有看到目前在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和朱镕基的身影，您认为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王军涛：这显然不正常，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他们抵制了，江泽民可以称病说他不来。但如果江泽民不来，其他人来就会引发一些传言猜测，认为江的身体状况不好，或者会凸显出江和习的矛盾 ，这样干脆让胡锦涛等其他人也都不来了。或许其他人也不愿意去给习近平捧场，因为他们出席就是支持习近平，为他背书，但我估计这些已经退下来的领导人都不愿意这样做，他们都是邓路线的支持者；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习近平不愿意让他们来，担心会引起其他各种猜测和说法，引起政局的混乱，习在20大前还是非常敏感的，他要确保20大顺利进行，要压制党内的各个派系。胡锦涛应该说比较守规矩的，但如果江泽民出现的话，可能又会带出派系之争的话题。

法广：这样不计代价大规模举办党庆的国家全世界不见多，除了朝鲜外可能就是中国了，如何理解这种宏大奢华的仪式感的需要？

王军涛：顺利举行仪式是专制国家的特点，目的是为了专制的合法性的需要。对于独裁者而言，盛大的盛典也是他们突出自己的权威，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机会，所以独裁和专制国家非常注重庆典，这不是人民的庆典，主要是统治者的庆典，统治者要让人民感受到他们的威严，所以他们很重视这种仪式感。但对于民主国家，即使有些纪念仪式，也都采取庄重和肃穆的形式，规模也不会太大。从这次习近平调动了军队驻在"鸟巢"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中共实际上是如临大敌，没有任何欢乐的气氛，对老百姓严加防范，虽然中共说是"人民的政权"，但人民是被当作敌人一样严加防范。

法广：如果说中共在国内如临大敌，在国际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结盟在多个领域与中国对抗，这样内外交加的局势是否会改变一些目前中共高度集权的现状？

王军涛：了解中共的人都知道，中共今天的政治上的合法性、稳定性和统治资源都来自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主要来自于开放，如果没有西方的市场、技术和资金帮助，中国经济根本发展不起来，而是和前苏联及毛时代一样，所以现在西方国家重新对中共进行围堵的时候前，他们实际上也已经通过这次新冠疫情发现，把重要的产业链放在中国这样一个动不动就翻脸对中国进行要挟的国家是非常不安全的，中国不讲规则也让西方觉得必须要联合起来对付中共。如果说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欧洲现在和美国还有分歧的话，不讲规则尤其是疫情让人们开始对中共感觉很警觉。所以阵线一旦形成，西方国家联合起来要封杀住中国高科技的发展空间，中国马上就会感到压力。实际上在国内，即使没有西方的封杀，在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的民营经济就开始坍塌，中国的经济开始走上停滞的状态。从目前的状况看，西方的联盟是雪上加霜。

独裁的特点是有无限的权利，同时也要承担无限的责任， 这是人们就要问责，他的统治就很难维持。

法广：对于共产党政权的维持问题，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说法是：从中共的历史看，三年饥荒，十年文革都能熬过来，现在经济还未到维持不下去的阶段，当然也可以通过各种运动产生凝聚力的手段度过难关，继续发展下去……

王军涛：对这一点来说，未来的几年非常关键，如果习近平真的可以度过高风险期之后，把整个秩序整顿下来之后，就可以继续下去。中国历史上也有老百姓饿到吃自己孩子的惨剧也没有让他们造反，而中共现在建立了数码监控手段之严厉周密让反抗更加难以成功。

二十年前，黎安友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有关"弹性威权主义"的文章，指出中共比历史上的任何威权主义政府都更有效的控制，但名一方面，康晓光先生在21世纪初也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专制时期的统治，政治稳定性建立在一个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组成的铁三角上。但是中共搞独裁和反腐就逼反了政治精英；对民营气压进行打压；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西方，对思想进行钳制和控制，大学学生打小报告，搞新文化大革命和意识形态专制，就把知识分子也逼反了，所以官产学这样现代社会中必要的三角力量实际上都与中共处于对立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接下来会很难维持。毛泽东的不同在于，他接管政权就是他从根据地带出来的队伍，可以把旧政权的知识给粉碎了，但是习近平没有队伍，他很难对现代国家进行管理。

感谢王军涛接受法广专访。

未普：從李平的警世名言透視葛劍雄現象

20210630

香港《蘋果日報》的社論主筆李平6月23日被警方扣押，罪名是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他在被警方扣押前，發表了最後一篇社論《不要天快亮還尿床一泡》。

這篇振聾發聵的社論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警世通言！李平寫道：「無論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還是德國的納粹當政時期，都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黑暗時代。然而，黑暗總有過去的時候，人類終將回歸文明。因此，無論是知識分子，傳媒工作者，還是政治人物、豪商巨賈，身處那樣的時代，都應經受起智慧、良知的拷問，切莫天快亮了，還尿一泡在床上，貽笑歷史。」

李平勸告中國知識分子和有操守的人不要用大半輩子憑良心講話，卻在惡制度行將崩潰之際屈膝投降，出賣良知，成為權力的吹鼓手。中國哲學家馮友蘭大半生堅守良知，卻在文革後期加入了四人幫寫作組，給江青寫效忠信，結果沒幾天四人幫倒台了，他老婆氣得直罵他:天快亮了，卻尿了一泡在床上。這種發生在學術界的不堪往事，現在似乎正在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等知識分子身上重演。

葛劍雄於今年1月4日在西安交通大學舉行了一次題為《我們應該怎樣對待歷史》的講座，表達了他的一些想法，如「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保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合法性」、「歷史選擇了共產黨，人民選擇了共產黨」和「任何國家、政黨、群體講的歷史都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云云。葛劍雄不會不知道，他的這些說法是在逢迎習近平。習近平幾乎是從上任的第一天起，就開始批判歷史虛無主義，他認為，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選擇的，人民選擇的。葛劍雄的說法，難道不是為習近平吹喇叭擡轎子嗎？

可是，葛劍雄過去不是這樣的。他在中國大陸一直以敢言著稱。了解他的人說，他曾在六四事件後為遭到整肅的同事仗義執言、奔走相救；他敢於為社會問題公開發聲，指出社會弊病，故被人稱為「葛大炮」或「思想炸彈」。他在2009年出版的《統一與分裂》一書中，直言「在中國的歷史上分裂的時間長於統一的時間」、「分裂不一定是壞事，統一不一定是好事」以及「所謂『某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說法根本就站不住腳」的三個歷史真相。這三個歷史真相，用今天葛劍雄的言論看，是典型的、必須被批判的歷史虛無主義！

那麼，到底發生了甚麼，使葛劍雄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產生180度的善變？仔細搜索了一下網上對葛劍雄變化的反應，發現大致有這樣幾種解釋：1）政治投機，為迎合習近平時代的政治環境，曾經的熱血人物退化為政權犬儒；2）在日益嚴苛的學術環境中實施自我保護，保護家人、孩子和學生；3）做出擁抱中共專制政權的姿態，認為這就是「歷史必然性」。

我的看法是，上述三種解釋都有道理，而第三種最make sense。葛劍雄這個歷史學家可能誤判了歷史形勢，看不到隧道盡頭的亮光，甚至把黑暗看作是一種必然。試想一下，當年馮友蘭在天亮時分尿床，顯然是沒有想到天真的快亮了。另一方面，黑夜的誘惑太大，被中共嚴控的學術界人士，凡是緊跟現政權的，如復旦的張維為、陳平、沈逸等都吃香喝辣，凡是批評現政權的，如許章潤、張千帆、蔡霞等，要麽被開除出校，要麽浪跡天涯。這些對葛劍雄能沒有壓力嗎？

最後，讓我們來小結一下。所謂葛劍雄現象，指的是葛劍雄這樣的「天亮尿床」者，不僅文革時有向四人幫獻媚的馮友蘭，二戰時還有擁抱納粹的猶太知識分子。他們有個共同的錯誤：以為黑夜是漫長的，以為那就是歷史的必然。李平的警世格言就是要告誡人們：不要誤判歷史大勢；黑夜可能是漫長的，但漫長的黑夜絕不代表歷史的必然；黑夜總會過去。

——RFA

孔诰烽：中共騙局早寫好 兩制轉一定終章

20210630

《蘋果日報》被迫結業，高層、編輯、主筆逐一被捕。香港從冷戰中的西柏林，變成東柏林。陷落之快，超出所有人的想像。

特區政府在剩下只有一年任期內作出重大人事變動，警隊出身的鄧炳強和李家超分別獲任保安局長和政務司長。林鄭更在這星期率領政府高層赴京參加黨慶，李家超留在香港成為署理特首。武裝部隊槍桿子在政府獲得如此重大權力，在中國大陸也少見。今後北京在香港奉行的，將會是以國安機器為中心、十分強硬的武力統治。

香港以光速沉淪，不少愛惜香港的朋友，不約而同地懷念起自稱「飲香港水、流香港血」的曾蔭權治港時代。那時民主派背景人士被招攬進政府。曾政府、民主黨、講廣府話的港共與北京合作達成增加立法會「民主成分」的政改方案，一些本來反政府的民主派智囊、媒體人，都飛黃騰達，香港樓市開始了漫長的升浪。有論者更感懷當年唐英年沒有成功當特首延續曾治路線，認為梁振英意外當特首是香港的轉捩點。

在艱難的時代懷念以前，甚至美化過去，幻想當初若走了一條「未選擇之路」（path not taken），今天將會是一個更美好的平行時空，是人之常情。文革時被鬥到半生不死的民主人士，都懷念1950年代初他們做共產黨「諍友」，他們得到中共禮遇，一邊過著小資生活一邊小罵大幫忙，做中共白手套批鬥整肅「地富反壞右」的美好時光。

但將香港現在的墜落想像成意外，「本來可以不這樣」，則是低估了中共幾十年來部署全面控制香港的處心積慮和戰略耐性，和時機一到即變臉不回頭急風暴雨地狂掃清洗的兇狠決心。

「一國兩制」在2047前加速轉向「一國一制」的大劇本，中共一早已經寫好。資深大律師、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早在2008年的一篇論文，已指出香港的《基本法》，用字譴詞，都與1951年中共與西藏達賴喇嘛政府達成的《十七條》協議，有極多雷同之處，因此斷定中共在草擬《基本法》時，一定是看著西藏的劇本。

其實《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前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在1997年便透露中共1983年的「十二條解決香港問題方針政策」，便是以中共「解決西藏問題的特殊政策」為藍本。

當年中共處理西藏，就是在解放軍、中共幹部、漢族移民還無法大舉進藏前，先讓達賴喇嘛政府和傳統西藏精英實行自治，買時間讓中共建造川藏和青藏公路、同時建立第二個權力中心「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逐步架空達賴喇嘛政府。最後北京在1959年以平息騷亂為名，正式建立直接統治。

這個重複清帝國先以土司制度懷柔，時機一到便「改土歸流」清洗土著酋長的西藏劇本，其實多年來中共學者，由強世功到曹二寶，到無數中共出版的香港問題書籍，都在不斷重複。只是很有自信覺得自己很特別的香港精英沒有足夠注意。

中共對港的「人口換血」、蓋高鐵、消融邊界、中資大舉進港取代華資，都是曾蔭權時代開始。那是一個用表面的寬鬆和收買麻醉本土精英，換取充足時間部署直接統治的時代。它的暴烈終結，在一開始便注定。港英公務員出身的林鄭奉行比梁振英更強硬的路線，可見這個路線，並不是某人偶然奪得大位的意外，而是背後更大力量與籌劃的結果。

這個更大的力量與籌劃最後能否笑到最後，還言之尚早，但幻想曾治可以一日重臨減輕香港之痛，則注定只能是永遠的春夢。

——RFA- 孔誥烽

魏京生：中共的本质是两面派的骗子

20210630

这个世界上的骗子有多种。一种是善意的骗子，为了减少负面的事情发生而隐瞒了真相。一种是恶意的骗子，骗钱骗色骗信任，例如卖假货的，碰瓷的，等等。还有一种恶意的骗子，危害性最大可又往往不被人注意，这就是政治骗子。共产党就是政治骗子中的佼佼者。

共产党不仅是以政党为单位的巨骗，而且是以骗自己人为开始，又以骗自己人为终结。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就是一场没有逻辑的骗局。这个骗局是建立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之上，所以骗取了很多人投身和支持，特别是头脑简单、热血过剩的年轻知识分子。

马恩两位大师的发明，就是那个没有逻辑的，用暴政实现美好理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熟悉这套理论变戏法的西方人，很少被他们忽悠。所以他们和他们参与创立的社会民主党，通过一场争论之后分道扬镳了。就像在旧大陆无害的小虫子，到了没有天敌的北美就泛滥成灾。在不熟悉欧洲文化的俄罗斯和中国，被绝大多数欧洲人嗤之以鼻的小把戏，成功地在东方制造了灾难。

中共一百年来吸收成员的手法，就是描绘美好理想。并且像一切邪教一样，神秘兮兮地告诉小青年，那美好的伊甸园就在不远的前方，为了解放全人类，牺牲吧。前期没执政时代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都是这么被吸引的。

说它是两面派政党，是因为它有自相矛盾的基本理论和目标。一个是美好理想包括民主自由，对外宣传的只有这个，而且是极端民主的类似无政府主义。青年知识分子最容易被吸引，所以早期直到三十年代参加的党员，大多数都是青年知识分子。而马列主义的本质专政独裁暴政，则藏在了内部不为人知。直到顾顺章案件发生，才让大多数人认识到他们残暴政治的另一面。

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打入国民党内的势力企图发动政变，摘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受到国民党的强力镇压，不得不退到农村和工厂发展势力。农村发展比较顺利，制造了很多的农村根据地。中共的重心，也因此逐渐转移到了农村根据地。在农村根据地，共产党暴政就已经显露出了他们的獠牙。特别是对不同意见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屠杀和恐怖政治，是以苏联斯大林的暴政为摹本，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是刀下余生的死鬼。至此，党完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蜕变。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文章，揭露了延安时期共产党的暴政。但在国统区和日占区，无数的青年知识分子仍然被那美好的理想和邪教说辞忽悠到共产党里来。但共产党队伍的主要成分，已经转变为农民。他们的思想就是忠于打天下的领袖，为自己将来博一个好出身。所以斯大林主义的暴政实行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伟大领袖独裁的结构，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了。

中共执政后，就不太需要披着的那张民主自由的羊皮了。那些还相信民主自由的老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遭到了彻底的清洗，并且开始了苏联斯大林式的经济改革。被吸收的党员，已经不太在乎什么理想能不能实现，而是为自己争取一个有利的社会地位和前途。这在中国文化里有两千多年的传统。

随着共产主义经济的失败，邓小平启动了回复到中国传统的模式，这就是以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多数人认为是失败的模式。如果不是美国人的输血，早就维持不下去了。现在习近平还想恢复到邓小平以前的毛泽东模式，其失败就是历史的必然。

——RFA

何清涟：美国曾是中国“依法治国”的领路人

2021·0630

"依法治国（Rule of Law）的口号。

有些事情，不管最后的实施结果如何，但当初参与者的初心与热情，总能让人在回想之时被感动。中美关系如今进入这种双方都心有千千结，中方咄咄逼人、美方守住战略忍耐防守线的状态，回顾当年美国对华法律援助项目的初心，我的感受就是如此。

一件让中国知识界非常激动的往事

2000年5月，我作为美国国际访问者首次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一共呆了五天，期间曾去NED访问。进入办公楼时，一块红底金字、上书"依法治国（Rule of Law）的牌匾就树在入门的接待处，这不是中国政府的口号么？难道美国认可中国这种人治特点的法治？我带着疑问问了当时接待我的NED高管。他非常认真地解释了美国政府的想法：中国的依法治国是Rule by law（法制），美国想促进的是法治（Rule of Law），同是"依法治国"，但实际内涵完全不同。虽然当时我内心觉得是玩文字游戏，但因对英文半通不通，且兼是客人，只好点头表示"我明白了"，但内心的疑问始终存在。直到20年之后，美国推进中国的法治已成泡影，与鲍彤先生在推上讨论此事，他告诉我，连众人尊敬的"美国通"李慎之先生也真心相信过这二者的差别，方才没再责怪自己的幼稚。

法律援助项目意在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中国现在可能有数百位维权律师或者专业维权人士，但他们当中部分人可能不知道这个群体的诞生受益于前总统克林顿2000 年 10 月 10 日签署《2000年美国与中国关系法》（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该法案提到要促进中国的人权改善，特别提到帮助中国建设法治。不过，中国政府将这看作是美国让中国加入WTO的附带条件，北京只在意一件事情：该法案结束此前每年都要由美国国会审批的最惠国待遇（MFN），中美将进入永久正常贸易关系（NTR）状态。

必须一提的是，该法案特别设立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确保中国遵守国际公认的人权法、符合劳工标准并允许宗教自由，并设立一个特别工作组，禁止进口在劳教所或监狱中制造的中国产品。该法案还包括所谓的"反倾销"措施，旨在防止廉价的中国商品涌入美国，这可能会损害制造相同商品的美国工业。它允许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新的关税和限制，"威胁对美国生产类似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商造成市场干扰"。

这是美国当初支持中国加入WTO的初心，至于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法律援助的所有成果都成了烟云

美国对华法律援助从2003年开始付诸实施，除了催生了前面提到的一个维权律师团体与一些专业维权人士之外，还让1000余家外国NGO在中国登陆。维权律师团体诞生后不久就遭遇持续打压，在中国政府逐年加大的野蛮压力之下，2015年709事件之后，这个团体在中国完全没有任何活动空间。

外国NGO遇到的打压则复杂得多，这里涉及到一段历史。为了加入WTO，中国曾接受美国克林顿政府一个长达十年的对华法律援助计划，并在2003年开始付诸实施。当时，美国希望通过中美间的法律合作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最后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此中详情请见克林顿总统签署的《美中关系法（2000年）》（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中国当时是江泽民当家，为了达到加入WTO的目标，决定"委屈求全"，在党内提出的说辞是"拿外国人的钱办我们自己的事"，但设置了一些限定条件，要求这些NGO在中国注册与活动，只能以政府机构、大学、研究部门为合作伙伴，其所有活动均在国家安全部门严格监管之下。这类外国NGO可以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拥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较熟悉的长期合作伙伴，还有连续性的运作项目。除了极少量与爱滋病有关的民间组织与外国NGO有合作关系之外，外国NGO带入中国的资金（近几年均在1亿至2亿美元之间），主要用于资助上述三类机构。官方开始公开 宣称防颜色革命之时，据称已经有"1000家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奠定基础"。（《1000家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奠定基础》，中国新闻网， 2006年08月31日，）

历经十余年、在中国"和平崛起"之后，于2005年（胡温第一任期）公开称"外国驻华NGO是美国在华推广颜色革命的工具"。这一轮指认"外国NGO为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的工具"的声讨中，以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于2006年8月刊发的文章《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为代表，及至习近平接掌中共总书记一职，外国NGO终于在2013年-2014年全面退出中国——这个过程我有几篇专文叙述。

美国智库不同时期的期望与检讨

如今，美国力主中国加入WTO的所有附加努力——促进中国民主化、促进中国法治全都成了过眼烟云，但中国获得的好处却非常实在：2001年 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当年的GDP总量为1.3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4%；18年之后的2019年（2020年中国发生疫情），中国GDP总量为14.28万亿美元，约占世界GDP总量的 16.3%，中国国力的养成从这一数字可清清晰感知。

这一中国国力提升的过程，就是中国从有求于美国、愿意与国际接轨，直到讨厌、排斥"吃饱饭没事干的外国人对中国指手划脚"的过程。面对中国战狼呲出的狼牙，美国智库人士开始反思。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2020年9月发布报告《美国外交政策当中"迷失的一代"：美国影响力的衰退与拯救》，认为过去二十年来，美国在国际上的成就急剧下降。在小布什、奥巴马到川普这三任总统任期内，这一代美国人所处的时代特征为外交政策的倒退多于其政策上的进步。根据该报告建立的标准：塑造全球规范，建立国际机构，遏制侵略，减少核冲突风险，激发全球舆论和促进广泛的经济增长。本世纪的历届总统布什（第 43 任）、奥巴马和特朗普各有 5 项这样的成就，远逊于从1945年以来的历届总统。这三位总统被归纳为"美国外交政策中'迷失的一代'"，但对华政策均不在他们成功或失败的清单内，只有特朗普2018 年开始的与中国打贸易战被归于"影响尚待评估"一项。也就是说，尽管对中国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但在兰德公司的报告评估中，近20年来三任总统在这方面并无值得肯定的成就。比较有趣的是，但即使是拥有八项外交成就的克林顿总统，其成就当中也不包括任何对华政策，这与克林顿政府的自我评价完全不一样，也与中国政府不一样。

我最近正在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其中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最重大的成就有两项（至少当时美国政府是这样认为的），一是支持中国加入WTO，二是对华人权外交。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读到法律援助项目的负责人、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保尔.格威茨（Paul Gewirtz）2002年对这个项目充满期待的发言。在这个充满期待与愿景的发言中，他谈到自己一直有个想法：美国的外交政策应更多地关注其他国家的法律改革。依据是：如果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可以得到改善，美国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可以提高利益：法律改革可以支持经济发展。这想法打动了克林顿总统的团队，于是特别为他在国务院安排了一个职位，1997 年至 1998 年他在耶鲁法学院暂时离职，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工作，成就当然就是后来在《2000年美国与中国关系法》当中规定的促进中国建设法治，具体来说，就是从2003年正式开始的对华法律援助项目。尽管这个当初被赋予极大意义、中国人也抱有极高期待的依法治国如今已成泡影，但这篇演讲透露的真诚还是让我感动。

2014年，我曾写过一篇《中国"依法治国"史上的"外部势力"身影》，详述了在中共十七年的"依法治国"史上，美国这一"外部势力"曾起过相当重要的领路人作用的故事梗概。今天重温《2000年美国与中国关系法》、兰德2020年报告，再看今天的中美关系，尽管脑海里浮现的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这句西谚，但我还是为美国促进中国法治建设曾付出的努力所感动；尽管我深知，在历史长河中，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这段小小的插曲今后可能不会再被提及。

——RFA

程晓农： “一国两制”的丧钟

20210630

香港《苹果日报》被逼关闭事件，不仅标志着曾经的"东方明珠"香港从此进入言论自由逐渐消失、中共专制全面展开的黑暗时期，也意味着中共对待香港、台湾的"一国兩制"政策展示出其"图穷匕首现"的真实面目。"一国两制"政策从此不再具有欺骗性，此刻它已寿终正寝了。

一、图穷匕首现

6月24日，香港言论自由的最后桥头堡《苹果日报》被中共强行关闭，此举意味着，中共"一国两制"政策的丧钟已经敲响，中共在香港完全展示出它的专制真面目。

过去这些年来，大部分香港原来的自由媒体被中共逐步接办，变成了为中共帮腔的喉舌，中共也有计划、有步骤地遏止港人的集会游行自由和选举自由。当港人的基本政治自由被逐一压制乃至渐渐消失之时，唯一的新闻自由代表机构《苹果日报》便象征着香港最后的新闻自由之"烛光"。现在《苹果日报》消失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媒体认为，香港《苹果日报》被关闭事件代表着香港彻底失去了新闻自由。

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建立在剥夺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中共不允许其管辖范围内有任何一块它不能完全掌控的土地，所以，香港的言论自由始终是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中共剿灭了香港《苹果日报》这个香港言论自由最后的桥头堡。

其实，香港从此丧失的不只是新闻自由，还丧失了言论自由；而港人没有了言论自由，也就不再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以思想自由和自由言论为基础；而自由的言论若通过自由的媒体发表，就表现为新闻自由。对港人来说，香港最后的自由媒体被剿灭之后，他们再也没法在本地传统媒体上看到言论自由的表达；于是，自由的言论就只剩下社交媒体可以表述，接下来中共迟早会象在内地那样，管控香港社交媒体上的言论，那时香港的言论自由就彻底消失了，港人和内地人一样，只剩下影射和腹诽的可能。


二、扣押私产作为政治迫害手段

香港开埠以来实行的传统法治始终保障着港人的政治自由和财产安全。如今，中共用自己的专制法规实施的法制（rule by law，实质是以党治管制民众），取代了香港原有的法治（rule by traditional law）。这种状态下，不单是港人的政治自由被剥夺，连港人的私人财产支配权也被中共在香港刚实行的国家安全法剥夺了。

这次剿灭香港《苹果日报》的过程中，中共两次实行了剥夺私人财产的措施。先是冻结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的私人资产，想用这种办法逼香港《苹果日报》倒闭；后来发现这个办法不能马上让香港《苹果日报》停刊，因为《苹果日报》的银行账户里还有几千万资金，可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而且民间不断有人注资支持香港《苹果日报》，中共便采取了第二个步骤，干脆冻结了香港《苹果日报》的银行账户，使报社无法开支，民间资助无法汇入。

这种做法表明，一个自由社会落入中共手中之后，这个地方的民众早晚会被迫向中共低头、磕头，谁让中共不满意，他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就随时受到威胁。这套手法就是中共当年占领大陆之后对市民的做法。我在给香港《苹果日报》写的评论中介绍过，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在全国掀起捐款助战的运动，要工商界和民众捐款购买战斗机。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上的文章披露，当时解放军的一个军需官到上海的大康药房数次强行索取5亿人民币（当时币值）的药品及医疗器械，所欠款项拒不支付。该药房老板王康年不堪勒索，不肯再赊账，遂遭当局逮捕，编织罪名将其枪毙。这是中共建政后的历史记录之一。

2021 年 6 月 24 日，香港市民在市中心街道的报摊前排队等候最后一期的《苹果日报》。 （美联社）
三、记者编辑因办报而入狱

中共这次对香港《苹果日报》下杀手，其中还有一个做法是抓捕记者编辑。6月17日香港警方出动500多人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姿态；警察不仅随意翻查桌上的东西，而且将几十台电脑和硬盘全部取走，以便今后罗织罪名。警方声称，该报自2019年起刊出数十篇文章，违反国安法，所以搜查"犯罪现场"。这是标准的中共行径。香港国安法去年6月30日才实施，中共把国安法实施之前香港长期存在的新闻自由也列为办罪证据。显然，它毫无顾忌地把香港原有的法治视为如今专政香港之桎梏，开始在香港赤裸裸地为所欲为。

香港警方还奉命陆续逮捕了多位《苹果日报》主管。先是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香港《苹果日报》总编罗伟光被捕后遭起诉，而且法院拒绝保释；然后，6月23日警方到家里拘捕了55岁的该报主笔杨清奇（笔名李平），6月27日深夜又在机场抓捕了《苹果日报》前主笔、英文版执行总编辑、57岁的冯伟光（笔名卢峰），中共给这两位罪名安上的罪名都是"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很显然，中共关押审判该报的主管和主笔，不单是为了寻找罪名给该报定罪，以便抄没该报相关的私人资产，还企图寻找与该报评论组有联系的境外或内地评论员，其在境外者，用来构陷所谓的"勾结敌对势力"，其在内地者，则到内地城市抓人。中共将不顺从的人一律视为"敌人"和"敌对势力"，采用"对敌从严"的打击手段，既要斩草除根，也要恐吓香港社会。这套手法是道地的政治迫害，被捕人员面临的是中共罗织的政治惩罚案件。

中共拘捕香港《苹果日报》人员之前，香港行政当局早已准备好的起诉书里使用了"敌对"字样。这是中共在大陆建政后一向使用的政治罪名，其前身是"反革命罪"，其含义是，凡对中共说不的声音均属于"政治反对罪"。现在，"政治反对罪"在香港已经和在大陆一样通行无阻了，中共"一国两制"政策自然就名存实亡。

四、香港《苹果日报》埋葬了"一国两制"

香港《苹果日报》一系列相关事件的发生意味着，在一个充满国际野心、完全无视国际诚信、藐视国际法规的共产党政权面前，所谓的"一国两制"承诺是一个迟早会被中共自己戳穿的谎言。

在国际社会里，中国从来只在国际法规和国际约定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加以利用，却从未打算遵守它们。比如，它从不把国际人权公约放在眼里，也同样藐视国际法庭。中共在南中国海强占公海建造一系列人造岛，用作军事基地，海牙国际仲裁庭裁定中共的做法非法，中共置之不理。香港收回之前的中英联合声明里所说的"50年不变"，包括言论自由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中共诡辩说，那是历史文件，不算数了。

从中港关系来看，中共那"一国两制"的说法绝非香港前途的保障，而更像是中共给香港套上的"紧箍咒"。就此而言，香港民众很像"孙悟空"，而中共就象"唐僧"，"一国两制"则是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箍"；"唐僧"高兴的时候不念"紧箍咒"，稍不高兴就念，"孙悟空"便疼痛难活。"唐僧"和"孙悟空"之间并无什么"协议"或"文件"，也没有"菩萨"真能随时监督"唐僧"。唐僧念了"紧箍咒"，"孙悟空"便无处讲理了。

香港现状恶化的教训，其实就是"一国两制"真相的展现。中共对台湾也讲过"一国两制"，这种承诺同样毫无可信之处。国际社会里以及台湾总有一些人指望中共"弃暗投明"，走向民主化。其实，不管中共在经济层面如何做，它死保政权、绝不放松政治高压的统治手段不会改变。所以，中国不但不会发生中欧国家那样的"天鹅绒革命"，也不会因为经济自由化而放松政治高压。香港"一国两制"的死亡过程已经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中国经济成功，中共不会松手；经济不成功，中共更不会松手。

1997年的时侯，大多数香港民众没想到，恶法治港会来得那么快。今日之香港，已经沦落成1950年的上海。当年中共占领上海，入城时对商界市民的笑脸、"一切照常"的承诺，转眼间就变成了专制的嘴脸；中共先是全面接管治安、司法系统，然后控制所有媒体，接下来打击商人，最后推动共产，上海这个曾经的东方巴黎顿时失色。香港就是取上海而代之，迅速崛起的。当下香港政治制度的"不变"已经终结，北京开始全面接管，中共当年在上海、广州操作过的那一套，一步一步地搬到了香港。"一国两制"死于香港，也再难到台湾去行骗。

——RFA

林保華：我勾結我，破除黨史百年迷思

2021/06/30 05:30
自由時報

香港壹傳媒集團已有十三人被捕，即使蘋果日報已被迫關門，還有兩人被捕，他們是具體的編採人員，而且都是主筆，也參與約稿，罪名都是「勾結外國勢力」，顯然是為文字獄製造罪名。我是住在外國的作者之一，也是外國勢力。然而我又是香港永久居民，是香港本國勢力，因此出現「我勾結我」的尷尬場面。如今中共建黨一百年要大肆慶祝宣傳，七十多年前的我是熱烈擁護中共的中國人，現在的我是堅決反對中共的台灣人。兩個我相互勾結，何去何從？

二○○一年中共慶祝建黨八十週年，我寫了一篇《你是一個流氓》，二○○四年拜訪台灣，應張清溪教授之邀出席論壇，我發表的講話是《中國的流氓經濟》。「流氓」的定論，是我想起少年時代在印尼唱過紅歌《你是燈塔》。經過在中國二十一年的貼身接觸；再經過在香港、美國的從旁觀察，既不會當局者迷，也不是遙不可及，得出了這個結論。尤其是看了中共第二位總書記瞿秋白被槍斃前寫的《多餘的話》，其中講到他參加革命是「歷史的誤會」，深有同感焉。

中共創黨總書記、並且連任五屆的陳獨秀與瞿秋白，都是中共創黨時候的「初心」，現在習近平講的初心，是毛澤東到井岡山落草的初心。陳獨秀反對農民革命主張議會鬥爭；毛澤東則認為貧農是「革命元勳」，讚賞他們造反而「到少奶奶的床上滾一滾」。其實這是好吃懶做、好勇鬥狠的亡命之徒。創黨初期的知識份子要嘛被他們排擠出黨，要嘛屈服在他們的淫威之下逐漸被同化。周恩來怕被鞭屍而把骨灰撒到海裡。因為友好接納知識份子正確意見而改變自己的胡耀邦與趙紫陽，都沒有好下場。

陳獨秀因為在中蘇武裝衝突中反對「保衛蘇聯」口號被開除出黨淪為「托洛茨基陳獨秀匪幫」，抗戰爆發更被延安斥責為「漢奸」。因為他痛斥史達林式的一黨專政不是他們初心的馬克思主義，「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絕不能創造什麼社會主義」。劉少奇把毛澤東思想總結為「馬列主義中國化」，就是史達林主義與中國封建文化，尤其是帝王術的結合。

今年早些時候，我構思了一下要如何突破中共的框框來介紹百年黨史，我沒有精力來寫，只能口述。這個願望得到華人民主書院的支持，派人幫我攝錄（https://youtu.be/nmiBguJGhKM）。我把一百年分成十個十年，每十年講三個主題。所幸在新疫情爆發前已經完成攝錄而進入後製。不過我也發現歲月不饒人，記憶力、表達能力都退化，嘴巴講的與心裡想的居然會有不同，所幸還有字幕補救。感謝上蒼給我讀中共黨史系，也感謝上蒼給我活到現在，我可以與我勾結向台灣、中國與香港民眾做一個交代。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梁京：中共百年對中國精英的雙重挑戰

20210629

中共百年竟然會對整個世界帶來如此大的恐懼和不安，是當年共產主義的信徒們，不分中外，都很難想像得到的。這倒不是因為他們不信共產主義終將勝利，而是因為今日中共之權勢，與信仰共產主義毫不相干。人們現在怕的不是共產主義的中國，而是害怕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中國壞皇帝。歷史上，中國的壞皇帝可以給整個中國帶來巨大災難，但這種災難對其他文明衝擊似乎並不大。這一次不同了，中國的壞皇帝已經不僅是中國人的噩夢，也是全人類的噩夢。我們雖然確信，這場噩夢一定會結束，但它將如何終結，以甚麼樣的代價終結，無人能料。

今天，全世界都不得不陪著中國人「熬日子」，凸顯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壞皇帝」難題不但沒有因「現代化」而破解，反而通過「經濟全球化」演變成全世界的難題。最近，北京當局對香港的政治凌遲，割到了港人的最痛處——新聞自由。每一刀都不僅向港人，也向所有同情港人抗爭的人傳達了這樣的信息，誰能奈我何？

中國為甚麼難解「壞皇帝」問題？這不是一個可以用左右之爭，霸權之爭甚至是身份政治的話語能講清楚的問題，而不能不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國政治文化這個難題。中共百年不死，反而成為世界的最大禍源，對良知尚存的中國文化精英來說，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認知挑戰。習近平對中國歷史的糟蹋，已成為21世紀的全球笑柄，也令所有嚴肅的中國史家蒙羞。僅僅「不降格」是不夠的，而需要學中國歷史學家陳寅恪那樣，從全球的視野去探索中國歷史的深層邏輯、特別是中國政治演化的深層邏輯，發掘人文主義的本土源頭。雖然這樣的努力未必能對解決「壞皇帝」的難題有直接幫助，但沒有這種努力，就不可能重建中國文化身份的尊嚴，因而也無助於必將到來的秩序重建。

說到秩序重建，不少人相信要解決當今中國的「壞皇帝」問題，難逃某種形式的「國際共管」。究竟是終結二戰的德國式還是日本式，甚或是21世紀升級版的「庚子條約」，這些都是現在完全無法想像的問題。但有一個挑戰是所有關心中國和世界命運的人現在都需要面對的，那就是如何想像未來中國和世界的秩序。這一次中國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事實上已經全面啟動了中國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因為冷戰後的世界秩序，已經被這場全球瘟疫徹底解構了，美中關係回不去了，過去的貿易模式恢復不了，因為過去的科技交流模式、文化交流模式都恢復不起來了。

有人會問，既然未來如此不確定，包括戰爭的形式，國際社會圍堵中國的形式，中國內部危機爆發的方式，等等等等，都不確定，想像未來中國和世界的秩序有任何意義嗎？從比較長的時段看歷史的邏輯，也就是理解歷史的因果關係，不難發現，對未來的想像是人類推動秩序演變的一個重大因素。其實中共百年本身，也提供這種啟示。沒有馬克思的想像，沒有毛澤東把農民造反與列寧主義結合起來的想像，不會有今日中共的百年之慶。因此，中共百年之際，中國人面臨的真正挑戰，是能不能超越前人的想像來建構未來的中國秩序。那種「除了大一統中國別無選擇」和「不分裂中國別無出路」的斷言，其實都是缺乏想像力的症狀。

——RFA

对抗还是对话？美国当前对华政策与共识究竟为何？

20210629

美国之音 林枫 华盛顿 — 

在拜登总统完成了上任以来一系列与美国印太和欧洲盟友的会晤后，华盛顿现在似乎有意推动美中之间的高层对话。

《金融时报》日前引述知情人的话报道说，美中双方讨论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28日-29日在意大利出席G20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的可能，美国政府还希望派遣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今年夏天访问中国。前者目前已被美国国务院否认。而在此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白宫将考虑安排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0月在意大利G20峰会间隙举行会谈。

即将卸任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其告别信中说，美中关系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美国对华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历史选择。"拜登政府推动美中高层对话的最新举动是否意味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将出现变化？

美中恢复高层接触？

华盛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Bonnie Glaser)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拜登政府巩固了与印太和欧洲的盟友的关系后，接下来会把焦点转向中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阿拉斯加与中共外事主管杨洁篪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谈。（2021年3月18日）

她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顺序问题，美国首先与我们的盟友接触。我们在今年早些时候的QUAD（四方安全对话）上看到了这一点，然后最近拜登总统在欧洲进行的一系列接触。在加强跨大西洋联盟并将我们的努力更多地集中在中国之后，我认为（美国）将与中国接触。"但葛莱仪也强调，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只是拜登政府整体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并不代表拜登政府对华策略的改变。"我认为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计划，正如我所说的，首先是与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伙伴接触，形成一个有效的战略，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国进行评估，并由此制定一个战略。我认为该计划一直是与中国进行对话，并在我们利益重叠的有限领域进行一些合作，但该计划从一开始就已经到位了。"她说。

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Ali Wyne)表示，尽管美国政界对中国给美国构成的挑战和威胁已形成高度共识，但在具体的对华策略上仍有分歧。美国需要在与中国的竞争、合作和对抗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美国正在对其关于中国的思维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调整，但我认为，正如所有的重新调整一样，它们需要时间来巩固，它们会经历曲折和变化。因此，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这种重新调整的开始阶段。我认为，美国正在试图弄清楚在竞争、对抗与合作之间的恰当平衡是什么样的。"

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共识？

美国国内包括政界、知识界和公共舆论在中国的立场上，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即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威权主义模式正在给美国构成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和威胁。

曾两度参选美国总统的资深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最近在美国知名的《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不要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而应专注于自身。他表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20年里，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20年里，从过于乐观的一个极端转向过于鹰派的另一个极端，而这种快速形成的共识，即将美中关系视为一场"零和的经济和军事斗争"是"令人不安和危险的"。

曾两度参选美国总统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资料照片）

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曾在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何瑞恩(Ryan Hass)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我确实同意（对华政策的）钟摆曾摆得很远。而我不认为它现在已经回到了它自然的位置上，所以我预计钟摆还会在某个时候向中心回摆。

何瑞恩是《更加强大：在相互竞争的时代调整美国的中国战略》(Stronger: Adapting America's China Strategy in an Age of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一书的作者。他认为，美国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和优势仍能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占据上风，包括美国有友好的邻国，相对良好的人口结构，世界上最广泛的联盟网络，创新文化，高效的资本市场，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弹性和适应性强的政治机构。他表示，中国不具备上述有任何一点优势。

"我们应该专注于培养我们自己的优势，如果我们这样做，我认为我们会没有问题。"他说，"归根结底，我们是在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以证明哪种社会经济和治理模式最能释放其人民的才能并激发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美国越能证明它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并激发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我们的地位就越强，因为威望最终将来自于表现。而表现最好的体制将是处于更强地位的体制。"

沿着特朗普的对华路线走下去？

但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葛莱仪则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不是变得太快，而是太慢。她也认为，美国应制定更为有效的战略。

她说："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太过于渐进的变化。而且确实早该如此，因为来自中国的一些挑战真正开始于10多年前。而中国对其邻国的强硬姿态肯定是在十多年前开始的。而我们只是看到了这种加速。我认为美国的反应实际上是太慢了，而且不够充分。因此，我认为现在是美国制定一个更有效的战略来影响中国政策和中国行为的正确时机，不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并说服中国，它走错了路，它所追求的政策不符合它的利益。"

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最终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美中关系的冷暖将完全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所作所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 （照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要不要和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这不是美国决定的，"他说，"关键在于中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果中国政府还是采取目前对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宗教人士进行严厉的打压，那你跟他再讲和平，中国政府也不会改变这些做法。我们跟中国政府讲贸易要均等，要停止对美国大面积的工业和军事技术的盗窃，讲了几十年，费了多少嘴皮，都基于一种幻想，就是我们对他友好，他好像就会改变他的行为。这是不现实的。"

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大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对华政策，在某些领域对抗中国的力度甚至更大。比如，拜登总统6月初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把更多的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使禁止美国人投资的中国企业总数达到59家。在那之后，拜登签署的另一项行政命令撤销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两款应用程序TikTok和WeChat的禁令。但分析指出，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是制定更好的应对国家安全方面的机制，以便后续出台的禁令能够经受住司法挑战。

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明显在延续甚至扩大美台高级别官员的实质性互动。而且，美国将在这个月底启动与台湾的贸易和投资谈判（TIFA）。在涉及人权的新疆问题上，拜登政府继续称中国政府对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

余茂春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给予了肯定。但他表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础上的，其基础是美国上下已经形成的广泛的对中国的共识。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其实做的还可以，最关键的原因是我们给他定了一个调子，我们给他定了一个方向，"他说："但我们只不过是根据另外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去执行下来，那就是美国人民的意愿。对华政策的基调就是美国的全国上下形成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对中共各种做法的如梦初醒。"

布鲁金斯学会的何瑞恩则认为，尽管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做法，但仍有一些显著的不同。首先是不再有美中全面经济脱钩的讨论。其次是，拜登政府不再谈论修昔底德陷阱或美中无法共存的问题。相反，他们谈论的是合作竞争或竞争性共存或竞争性相互依存。而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转变。第三，拜登一直把中国说成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敌人。第四，这届政府中没有人像上届政府那样试图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制造分裂，而在气候、阿富汗伊朗和其他问题上已经恢复了直接外交。

他说，北京方面仍然寄希望于拜登政府会大声地、公开地否定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这是不会发生的。"如果北京的人们错过了正在发生的转变，那么他们就会对美中关系的现状做出错误的诊断。"

余杰：为什么必须与中国保持社交距离？ 宫崎正弘《新冠后，中国与世界的最终战争》

20210629

宫崎正弘《新冠后，中国与世界的最终战争》（Public Domain）

中国是历史上最恶劣的极权国家

长期以来，由于身负二战的历史罪责，日本在对中国的外交上卑躬屈膝，在西方盟国中是最软弱的一个环节。即便在中国武汉肺炎病毒肆虐世界、日本亦深受其害的当下，日本媒体也普遍对中国忍气吞声，对习近平政权日渐纳粹化和中国人权状况倒退到文革之后最低点的事实保持沉默。宫崎正弘是极少数敢于在中国议题上说真话的日本评论家，他在《新冠后，中国与世界的最终战争》一书中对中国发出了最尖锐和最深刻的批判，堪称暮鼓晨钟，值得亚洲各国乃至欧美国家重视。

邓小平伪装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在对中国外交上犯下的最大错误是将中国当做"正常国家"来看待。其实，中国比俄罗斯、北韩、叙利亚、古巴、缅甸等西方深恶痛绝的独裁国家更加"不正常"。宫崎正弘指出，美国自尼克松执政以来，其外交的基本思维，是发展和维持基辛格式的秩序，政治目标在维持现状。这种似是而非的"均势理论"，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开始崩解。中国经过四十年的"韬光养晦"，终于"野蛮崛起"，不仅要求与美国"平起平坐"，而且企图取而代之。亚洲和中东的乱局，中国都是重要源头，用宫崎正弘的话来说就是："从亚洲、中东到非洲各国，并不存在西方国家所描绘的'秩序'，中国是混沌的支配者，它可能在政治、军事上带来激烈的'地壳变动'。"

若中国不是"正常国家"，它究竟是怎样的国家呢？宫崎正弘引用已故捷克异议人士和前总统哈维尔的话说，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哈维尔晚年积极推动刘晓波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抱病冒着满天风雪，赴中国驻捷克使馆递交要求释放刘晓波的呼吁书，却被中国使馆上演空城计，粗鲁地拒之于门外。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对极权主义的定义，宛如为今天的中国量身定做："极权制度触及到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被称为人民政府，劳工阶级在劳工当家的名目下被奴役；把丧失个人地位，说成是人类的最终解放；剥夺人民取得新闻的管道，却成为保障人民的新闻自由。……掌权者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他们捏造统计资料，利用无孔不入又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佯装不迫害任何人，假装什么都不怕。"

尼克松晚年哀叹其对华政策制造了"科学怪人"，作为尼克松"大脑"的基辛格却仍然"廉颇老矣，还能加餐"，继续在中国发大财。美国前驻台代表司徒文(William Stanton)撰文评论基辛格等人，细数从基辛格以下的美国高官，退休后开设顾问公司，牵线中国关系，生意兴隆数十年，于今不绝。基辛格作为跨国政商关系祖师爷的地位历久不衰。直到在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和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强有力的中国政策领导下，美国才逐渐摆脱"基辛格主义"的束缚。

台湾学者吴介民分析说，基辛格等人不是不了解中国的真相，而是刻意忽视。原因有三：首先，基辛格这样的"全球战略家"只在乎中国在国际体系权力均衡中的位置，而不管中国国内政治情况。第二，他们不在乎中国的内政与人权状况，也不管中共政权对少数民族、对香港、对台湾的压迫。第三，基辛格这类人为中共的国家暴力行为辩护，多少采取了中国立场的视角，把中国的行为合理化。

台湾学者陈弱水也指出，养虎为患的大都是所谓的"中国通"。基辛格的长期副手、基辛格顾问公司前副主席芮效俭（Stapleton Roy）就是此类"中国通"之一。芮效俭至今还回护中共在天安门广场、香港和新疆的作为。芮效俭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国务院没有了解中国的人。基辛格和芮效俭由于在中国的利益太大，便多少采取中国立场的视角——反之，不站在中国的立场，就变成"不了解中国"。但他们真的"了解中国"吗？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没有进步，只有退步

宫崎正弘在书中对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史做了新的梳理和思考——为什么西方文明社会一直觉得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个想法是出于对中国的误读。那么，西方为何会误读中国？宫崎正弘认为，当年美国罗斯福政府的亲中反日政策是错误的，该政策诱发了太平洋战争。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美国媒体和传教士，对中国抱有一厢情愿的同情和好感。比如，美国作家、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在其代表作《大地》中，将中国农民塑造成美善的儒家道德伦理的化身，将中国农村描述成虽贫瘠却优美淳朴的桃花源，此类著作严重误导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

与此同时，那些揭露中国真相的报道和著述却被打压和消音。宫崎正弘特别介绍了美国外交官拉尔夫·汤森在二战前撰写的《坠入黑暗之路：揭露中国之实》一书。该书有专门的章节记载抗战前夕福州霍乱肆虐的状况，作者亲眼看到有个像是挑夫模样的人，突然痛苦挣扎倒地，如果不是他的朋友在旁边，他就会死在路上。当地家家户户都有人死去，举行丧葬的队伍络绎不绝，挖掘坟墓的人忙不过来。但上海的报纸却报道说死者并不多。在处理疫情时，中国政府官员的冷漠和残酷程度让人无法忽视。此种情形，不正在二零二零年的中国武汉再度重演了吗？

霍乱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是因为中国的卫生状况极差。汤森写道，中国人在家中养猪，所以住家等于养猪场。他们毫不在意动物进出住家，弄脏家中。家中挖个洞就是垃圾集中处，那里混杂了家畜的排泄物，跟不知从哪里流过来的不明污泥等，十分脏乱。他们基本上不会主动清扫，四周充满恶臭，难以呼吸。他看到，满身肮脏的猪进到当地人家中，一边赶着苍蝇，一边找东西吃。他的结论是："中国人的住家环境跟街道，是世界数一数二的肮脏。"

然而，讲出事实的汤森，却被罗斯福政府免职进而遭到监禁。但是，最终中国并没有领美国的情，反倒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改造成反美基地，在韩半岛与美国展开血战。近四十年来，中国得益于美国的资金、技术和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全球化体系，却将美国视为最大的敌人，处心积虑要将美国拉下马。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进步看上去光辉灿烂，包括高铁、共享单车、网购、移动支付在内的所谓"新四大发明"傲视全球。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一直努力推行的"新农村"政策，将农民迁入高楼，农家有了抽水马桶，人与猪不再同室而居，似乎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有了根本的改善。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现代化并不能掩饰中国政府草菅人命、九成以上"低端人口"草间求活的真相。如果用中国外长王毅的话来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好不好，要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那么，真相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比猪更幸福。数年前，中国的新闻网站网易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在一万一千两百七十一份答卷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回答说："下辈子不愿意再当中国人！"更有人直率地回答："即使变成猪，也不想再成为中国人。"网易对此结果大惊失色，受到中宣部的警告，赶紧停止相关后续报道。不过，这些说真话的中国人，倒是应了我的一本书的书名——《今生不做中国人》。

亡羊补牢：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宫崎正弘发现，中国在武汉肺炎病毒造成全球危机这一事件中的表现，与在中国常常发生的一幕场景相似：在中国，小偷在逃跑时，会大叫："有小偷！"然后自己也装作在帮忙追小偷。这就是所谓的"做贼的喊捉贼"，藉此将犯行转嫁到他人身上，自己则伺机逃跑。中国明明是世界的麻烦和祸害，却装扮成世界的救星，以质量低劣的口罩和疫苗来要挟、收买其他国家，毫无国格可言。宫崎正弘批评说："厚颜无耻的中国，可以说是笑里藏刀。中国表示'全世界应该感谢中国迅速遏制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的做法就是一个典型的'趁火打劫'，就像强盗出售偷来的物品给受害者一样。经过这次疫情，世界又再一次体认到中国人的拿手绝活——趁乱贩卖假货。"

预防武汉肺炎病毒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保持社交距离，宫崎正弘受此启发，提出世界各国都要跟中国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其实也就是我在《大脱钩》一书中指出的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与中国脱钩，将中国打回铁幕后面，让中国现出妖怪的原型。
那么，从现在起与中国保持社交距离，还来得及吗？宫崎正弘认为，要从根本上达成"中国制造只是一个选项"的供应链根本性大改革，也就是不再受"红色供应链"的主宰，至少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制药、医疗用品生产大国。过去欧美国家纷纷投资、援助中国开发，仅二零一八年以来，在欧美医疗相关、医学、生物科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留学的中国人，有多达二十五万学成归国。如今，美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抗生素、百分之七十的退烧与止痛药、百分之四十作为防止血栓形成药物的肝素等，都得依赖中国。由此，中国掌握了医药——这个西方诸国的致命弱点，作为与各国谈判交涉的筹码。

中国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菁英群体的统战、收买、影响，让昔日的苏联亦望尘莫及。任教于加拿大的学者沈荣钦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了加拿大几乎沦为中国的半个殖民地的事实：Halifax国际安全论坛是总部位于华府的国际战略论坛，目的在促成民主国家的战略合作，主要资金来自加国政府，以及北约等机构。根据美国媒体报导，二零二零年底，该机构决定将"约翰·麦肯公共服务领导奖"颁给蔡英文，以表彰台湾政府在抗疫中的优秀表现。然而，亲中的自由党特鲁多政府得知后，对该机构施压，威胁若颁奖给蔡英文，将不再提供经费支持。
特鲁多政府的亲中，并非他一人的倾向，其内阁中多位高官跟中国都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例如，前外长沈潘（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曾在伦敦向中国银行借得两笔为期三十年的房贷，首间公寓为六十八万三千加币，第二间公寓为一百一十万加币。众所周知，中国银行不是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而是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国有银行。中共政权正是通过这类方式牢牢将西方国家的高官握在手中。
中共的统战无孔不入，加拿大记者文达峰在《大熊猫的利爪》一书中揭露，对于加拿大政商各界名流来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与其说是一种荣耀，毋宁说是一种职务，"顺从此种控制的所得到的奖赏很丰厚，包括地位、情报与金钱"。但若拒绝执行"中国之友"的任务，"豪华晚宴的邀请卡不再寄来，拨给中国重要官员的电话会接不通，学者学术声望所仰赖的信息来源中断"——谁愿意承担如此严重后果？
加拿大如此，日本亦如此。曾在美军特种部队服役的战地记者麦克尔·严在《情报战的真相》一书中指出："中国散布各种信息类型的'病毒'。"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却对中国不设防，任由中国长驱直入。此前，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外交官坠入中国国安系统设计的美人计，不愿背叛祖国，只得自杀身亡，日本社会却并未警醒。宫崎正弘指出，尽管疫情还在泛滥，尽管中国咄咄逼人，众多日本企业仍然倾向维持与中国的合作，甚至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和经营。很多日资企业的驻华高管、工程师，自觉不自觉地将日本的核心技术泄露给中国，已然危及日本的国家安全。他点名批评以丰田、日产为代表的企业群，是典型的亲中派。而外务省是另一个亲中势力的大本营，即便中国刻意策动反日游行示威，对日本在中国的商业设施打砸抢，外务省仍赔笑充当熊猫拥抱者。对此，宫崎正弘警告说："这等于陷入与二战前极雷同的状况，想必接下来也将加速迈向悲惨结局。"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但亡羊之后，仍然不愿补牢，就是自取灭亡。

日本应当彻底"脱亚入美"

武汉肺炎病毒终将有过去的那一天，但这一波灾难尚未过去，中国俨然以亚洲乃至世界的共主自居。美国则遭受沉重打击、国力下降。面对此一国际新局面，日本是继续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乃至对中国俯首称臣，还是更紧密地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奋力对抗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中国？
早在三十年前，宫崎正弘即认为日本企业前往中国发展是错的，警告此举可能重蹈当年满洲政策的覆辙，却被财政界与外交界耻笑。当初，他出版了《中国向各国泼洒剧毒，最终只能自生自灭》的专著，昔日书中所预测的情势，现在都是进行式。此时此刻，人们才惊呼他是先知、是预言家，但其实他只是说出基本常识而已。

日本可以从历史中寻求经验与教训。宫崎正弘特别提及日本政治人物、在一九五六年短暂出任首相的石桥湛山的有关论述。他不赞同石桥湛山的很多政治观点，但认同其提出的放弃经略亚洲大陆的"小日本主义"。

一九一四年，在日本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青岛攻击德国驻军之际，石桥湛山在一篇名为《绝对不能领有青岛》的社论中表示："被我军占领的青岛要怎么处置较好呢？这是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这次的战争，不管德国赢或输，我国向德国开战，把德国从山东赶走，这是我国外交第一个失败。如果我国取代德国，领有青岛，这会是另一个失败。其结果会让我国民为了扩张军备负担更加沉重。"

一九二一年，石桥湛山任《东洋经济新报》董事，并发表《大日本主义的幻想》，呼吁日本放弃在亚洲大陆的殖民地。他提出的"小日本主义"的核心是放弃满洲。日本在取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战胜利后，萌发了经营满洲、对抗俄国的念头。而石桥湛山用"小日本主义"来反对拓展生存空间、扩军备战的思潮，他以大量的统计资料来证明，拥有殖民地在经济上没有价值，"大日本主义"是饮鸩止渴。然而，他的"小日本主义"和"满洲放弃论"在二战之前并未被日本主流社会所接受。结果，日本投入巨大的国力在亚洲大陆扩张，却落得个战败且险些亡国的灾难性结局。

宫崎正弘认为，晚近数十年来日本投资中国，跟当年日本企图军事征服中国一样，必败无疑。日本应当趁早撤出中国市场，放弃在中国与极权政府合作、奴役奴隶劳工的做法。这样做，日本既是自保，也是重视人权、展开人权外交的第一步。宫崎正弘甚至认为前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不够强硬，过去八十多年来，日本为了弥补战争罪责，在资金、技术、文化等各个方面帮助中国，对中国已经是仁至义尽，但极权主义的中国绝对不可能与日本和西方民主国家和平共处。所以，对于高速奔向"自我毁灭"之路的中国，日本唯有与之保持社交距离，才能确保不至于成为中国崩坏时的牺牲品。

——RFA

中国知识界的最后“武士”之一：吴强

20210627

Image RFI Archive : Wu Qiang a été renvoyé de la prestigieuse université Tsinghua peu après avoir effectué un travail de terrain lors des manifestations d'Occupy Central à Hong Kong. © LEO RAMIREZ AFP / Image RFI Archive

法广 作者：尼古拉

中国学者WU Qiang（据德国之声DW译：吴强，下同）在2021年中共"七·一"建党百年大庆前夕，接受法德两国媒体专访。他自言由于关注香港示威而在2015年被大学单方面终止聘用合同。他如今被誉为中国知识界的最后"武士"之一。

本台RFI法文网星期天（2021年6月27日）刊出驻华法语记者的一个长篇专访，题为："吴强，中国知识界的最后一名武士"。法文原标题为："Wu Qiang, le «dernier samouraï» de l'intelligentsia chinoise"。在此予以做简介。

本台RFI法语记者在这一专访的开篇，首先描述了当前中国文化知识界的现状：律师被吊销执照ˎ 影视和体育名人被禁止出镜ˎ 社交媒体遭审查，还有讲师遭下课。这就是吴强在2015年时的遭遇。这名政治学讲师在有些过度关注香港示威活动后，遭著名的清华大学解聘。六年后，他拒绝沉默，成为了中国仍然敢于接受外媒采访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

 

Image RFI Archive : Pro-democracy lawmakers open yellow umbrellas, symbol of the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during a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as a gesture to boycott the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January 7, 2015. REUTERS/Bobby Yip / Image RFI Archive

吴强在这一专访中表示，他觉得继续观察和评论中国政治极其的重要，这是他的职业。事后而言，被逼离开学校为其赢得了自由。他继续提出质疑，并觉得解雇他是非法的，但他会继续在政治学领域上的研究和工作。

吴强的自述

吴强透露，警察有时会请他去"喝茶"。他自言警察们也是在尽他们的本份。他最终很少再抱怨。然而，他不能从事其职业，家庭也受到压力。他的妻子入职外国企业受到阻扰。他为不同的外国出版物工作，但不再有稳定收入。

吴强认为，这实际上是在大清洗。一场无声的大清洗在9年前就已开始，持续至今。他看到许多朋友在过去几年里消失了。他甚至写了一部书，关于被吊销执照的律师。还有被剥夺了表达权的知识分子ˎ 不再可以授课的讲师，甚至失去了商业活动的异议者亲属。有些人被逐出了他们的家园。这一切都加剧了恐惧感。一种舆论尚未意识到的无声恐怖。

Image RFI Archive : le professeur Ilham Tohti, condamné à la prison à vie après avoir été accusé de « séparatisme ». Ici, Ilham Tohti au 17 septembre 2014. REUTERS/CCTV via Reuters TV / Image RFI Archive

吴强表示，六年来，没有任何同事声援，没有人给他打过电话，也没有予以过任何支持。他当年曾对香港的"占中"运动（Occupy Central ）做过研究，也关注过茉莉花革命及其它社会运动。

吴强觉得，在这些或其它问题上，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面临"发声"或"沉默"的选择。他意识到，过去几年，政治科学的水平，如同其它领域一样，下降了。不惜的是，这是一种基本趋势，令人担忧。他以前在政治科学领域的许多同事对本土或外交政策的分析能力下降了。中国精英的思想在衰退。中国知识界选择了沉默，除少数几个人以外，比如许章润（XU Zhangrun）。因此，他的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北京最后的武士" （le dernier samouraï à Pékin）。

Image RFI Archive : Jack Ma, CEO of Alibaba group, gestures during a session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Switzerland, Wednesday, Jan. 23, 2019. AP - Markus Schreiber / Image RFI Archive

吴强提到，他看到很多朋友在过去几年失踪了。有人出国，有人被捕，比如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公民社会消失了，现在轮到企业家成为了目标。中国企业的领导们感到恐慌，因为他们看到阿里巴巴（Alibaba）的马云（Jack MA）等都提前退休了。中国企业都面对一种窘境。一旦越线，会在中国受罚；相反，则会像华为（Huawei）那样，遭到美国制裁。

吴强的背景

吴强自言，他的父母隶属中国军方的医疗团队。所以，享有相对宽容的表达自由。他每周都参加境外媒体的辩论。此外，他还有权旅行。吴强认为，中共诞辰一百周年对习近平个人而言十分重要。这是中共"二十大"之前，能够使之三连任的关键事件。这也是加强党内地位的一种方式，尤其是作为建党百年后的接班人和新领导人的地位。

吴强的观点

吴强说，中国与西方的紧张局势对习近平有利，并可因此而获得第三个任期。但如果走的太远，这种战略则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中国舆论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加剧，比如，一旦出现经济表现欠佳的情况。国际冲突环境可以为之所用，但紧张过度可能带来功败垂成。

(Fin - 完)

僧道都无神论了，我们还有必要迷信吗？

Original 单先生 单子呓语 

刚刚不经意打开一只公众号，里面一群道士尼姑在蓝天白云、名山大川间或弹琴，或吹箫，或摇头晃脑地齐声诵唱，颇有些仙袂飘飘、道貌岸然、"只应天上有"的味道，等开大声音一听歌词，立马如吃了头苍蝇。这一个个哪里是什么善男信女，分明都是欺师灭祖、认敌作父的孽障。

看着天南海北的僧尼道士们赶着潮流开唱一首首明显违背佛理道法的歌曲，笔者很是好奇：他们都很分裂吗？他们是把这些歌曲当做"无""空"在应付吗？难道他们真都很有道行，做到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住"呢？

笔者至今没有明确的信仰皈依，自然也不好一棍子打死全部，但如果要我选择这些丑态毕露、吃相狰狞、乌烟瘴气、群魔乱舞的寺观去迷信，去烧香磕头，我想我还不至于这么傻！

都万教归宗了，还需要这些二道贩子在中间横插一脚，装神弄鬼，颠倒苍生吗？

这是一个只产砖家教兽，不出大师、也不出高僧的年代。和学术、传销一样，经了国情的浸染，便都成了骗子们敛财盗名的安乐窝。

在笔者老家，承包寺庙道观俨然成了一门蓬勃的产业，他们走出家乡，走向全国，厉害的人物一人就承包一大溜山门。

上文说到的视频里的道观的道长据说是大学生，还留过美。笔者曾陪一位领导去拜访过道长，并茶叙了一个多小时。谈起国际大事，洋洋洒洒引的全是多年前的公媒报道，整一个用"阴谋论"和"武统论"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去街头随便拉一个看相算命的，忽悠术、蛊惑力都要超过他。

笔者还曾陪一位老板"施主"拜访过一家寺院的方丈。该寺院傍着西湖依山而建。方丈一人占了最上边的风景幽美、能俯瞰西湖的整个院子，配有看门、打扫小沙弥若干。这位方丈看上去倒比上面的道长有内涵，茶室也布置得古色古香、日意（日式）盎然。谈了没几句，便怎么谈到了生意上。只见这方丈瞬间精神焕发，两眼发亮起来：身家有多少多少个亿了；第一桶金来自于在日本交流时收购的几百幅字画，云云。观其名片，不外乎某协委员，某协常委，某校校长，某寺方丈，某寺住持······一长串名头，和社会上的老板名片无多大差别。

想到《三言二拍》里和尚尼姑道士种种不堪，如今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然而我却真的到过佛国净土。我曾在拉萨河边呆了足足一个下午，看着前来放生的佛教徒们虔诚的动作，听着他们至诚的祷告，我被感动了。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信徒，他们求的首先不是私利，而是人类的，民族的，然后才是小小的"我"。什么是真的信仰？什么是好的信仰？就是融入生活的善良，写在细节的博爱；就是要人信我先信，要人行我先行。

很多见诸报端的贪官都很信佛道，常常为了烧第一柱香、撞第一声钟争得不可开交。读到这种文字，我常要失声笑出来，这些求神拜佛的贪官傻啊，你们才是方丈道长们的神和佛啊！

佛云，不妄语；道曰，不得口是心非。人在做天在看，因果报应饶过谁？可是，（有些）僧道们怕吗？或许他们才是最不迷信的人了！

这些丧失立场、盲目投机唱流行歌曲，并且还要不知羞地放到公众号上炫耀的寺观，不但无知无畏，而且无信无耻。你们都无神论了，我们还有必要迷信你们吗？

如果还有一点为人的基本道德的话，实在都应该在山门上贴一张告示：

本寺观为无神论者场所，只信唯物主义，谢绝一切迷信活动。天上没有神仙菩萨，有困难还得找组织。

你们应该立即破除好逸恶劳、坐享其成的旧思想，勇敢拆掉身上的那根"懒骨"，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不是念经念出来的！

我们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和世界脱节的事情上

Original 赤评 赤评

上面这则消息，有人把它解读为我国科学家已经攻克1纳米芯片。

关键不需要光刻机。

芯片问题上，我们主要在光刻机上被卡了脖子。

现在，据说脖子被卡住没关系，我们可以用肚脐呼吸。

武功秘籍上把这叫龟息大法，少林藏经阁里好像有。

这叫东方不亮西方亮，不对，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一些网友欢呼惊天喜讯——

消息是好消息。

可惜，消息本身和欢呼有点错位。

有正常理解力的人都知道，"展示"和"生产"是两回事。

打个比方，饼画好了，什么时候可以吃不知道。

不用光刻机，我猜测，就是说这个东西在实验室可以实现，但要进入商业量产，那就遥遥无期。

实验室做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的。

现在实验室内制作高端制程芯片用的电子束刻机，可以做到2纳米、1纳米。

但电子束刻机目前是不能用来生产商业芯片的，因为没法满足大生产需要。

湖南大学这个成果其实是利用0. 65nm的涂层做成MoS2场效应晶体管，这并不是芯片本身。

而行业上真正需要的，必须要做成大规模芯片，那么，在平面维度上仍然需要高精度光刻机。

目前我国的光刻机最大精度是90nm，而国际上顶尖的荷兰ASML光刻机已经达到了5nm。

前几天我写文章批燕山大学李子丰教授，说他搞反相对论是民科。

现在我发现我批李子丰一个人可能错了。

民科，和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民族情绪有关。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盛产民科。

那时候郭老曾欢呼过："科学的春天来了。"

于是民间科学家如雨后春笋。

宣布各种重大科学突破的捷报频传，中科院应接不暇。

据说某科研机构每天都有好几批人来"踢馆"。

科学家们不胜其烦，就选了一名高中文化程度的保安，教了他25道数学题。

踢馆者来了，首先得过保安这一关。

结果无一人闯关成功。

关于民科有各种各样的定义，科学史学者田松为曾为民科专门制定了一个定义:

"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

要我说，就两个字——"妄人"。

如果只是一、两个妄人，那是个人精神状态出了问题。

如果批量产生妄人，那就是时代出了问题。

一个时代，但凡非理性主义抬头，民族狂热情绪抬头，就一定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出现。

义和团时期，刀枪不入、撒豆成兵这都不去说了。

追溯起来，当代民科的精神源头似乎和大跃进有关，如土法炼钢、高产卫星、赤脚医生治聋哑、大老粗搞科技、泥腿子学哲学等等。

在贫下中农领导一切的年代，我们不信邪，一起皆可能。

鉴别民科看有无科学精神。

有科学并不意味着有科学精神，有科学家也并不意味着有科学精神。

所谓人体特异功能、量子佛学之类，都有科学家加持。

哪些东西容易让我们丧失科学精神？

封闭、排外、自大（我们往往把自大当自信），容易让人变得愚昧、狂妄、无知，丧失理智和常识性判断。

一些可以讨论的东西变得不可讨论。

我很奇怪，为什么民科这样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总能和所谓正能量联系在一起。

我开始认为他们是坏，是用这来设局，做挡箭牌。

但后来我觉得可能内在有某些一致性。

民科在宣传反相论和宣传正能量的时候，应该是同样真诚的。

比如，民科都心心念念想着复兴祖上。

但我有时候想，我们复兴到哪个时期去？

凭良心讲，中华民族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今天这么阔过。

民族复兴不是复古，而是走向未来文明。

但民科总喜欢和祖上的东西结合，量子力学和佛学结合，"夸克"和"太极"结合，"黑洞"就是道教中的"玄牝之门"，等等。

再比如工匠精神，挺好的事情，意思是做事要认真，精益求精。

但到了有些地方评出来的工匠，好多都是在做复古的事情。

提倡手工，反科技，然后又是祖上我最伟大。

只要把那些死去的技术全部复活了，就又全面领先，碾压一切。

现在热衷搞非遗，大都也出于这种心态。

全民族的聪明才智，都用在和世界脱节的事情上去。

我打个比方，假如爱因斯坦是中国人，还会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去推翻相对论吗？

想都不用想，反相对论者，一定会被判侮辱英雄烈士罪。

1922年4月，爱因斯坦在法国哲学会上讲："假如我的相对论被证明是成功的，德国人会宣称我是德国人，法国人会说我是个世界公民。假如我的理论被证明不对，法国人会说我是个德国佬，德国人则会宣布我是个犹太人。"

我们没有机会宣布爱因斯坦是中国人，我们也不愿意称谁是世界公民，因为那意味着他投入了西方世界和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只有推翻它，证明这个东西不成立，这样才有民族自信。造不出光刻机，就想办法证明不需要光刻机。

想知道爱因斯坦对民科是什么态度吗？

——"很遗憾我没工夫跟一个半吊子纠缠不清。"

这话是他给一位牙医的信里说的。

1954年，一位叫G·乐博的牙医给爱因斯坦写信，声称他创立了一个更好的相对论。

爱因斯坦给他回信："以你对那个课题的肤浅知识，你竟然那么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不但奇怪，甚至是不正常。"

这位牙医具有科学妄人的一切勇气，他在爱因斯坦的信后面写了一句话：

"我才三十岁，学会低声下气需要时间。"

然后，他把信退还给了爱因斯坦。

再过几十年，这位牙医仍然是牙医。

他至死没能从蛀牙里找到新的相对论来。

Modified on 2021/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