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胡耀邦接触很少，不能像他的战友和同事那样有很多近距离观察的机会。不过我毕竟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也有一点零星见闻和思考，现在根据片段记忆写下来，作为记念。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东坡
悲剧人生
胡耀邦离开人世十六年了。如果不是遭到老人帮暗算，他不会郁郁以终，至今仍应健在，中国也就不会被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得人心的领袖，然而这个党恰恰容不得他。他在整个党最困难的时候，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把中国从毛泽东的阴影下引导到改革开放的大道上来，从而使这个党重新获得生机——人民的信任。然而就在这个党站稳了脚跟的时候，马上回过头来把他吃掉，因为党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这是胡耀邦的悲剧，使亿万人为之扼腕椎心。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个结局又是必然的，因为胡耀邦是共产党内的异数。他是天良未泯的共产党人，有太多的人性而缺乏党性。正因为他有太多的人性，所以他的心和人民的心是相通的，从而做了人民喜欢的事而赢得人心。但他赢得民心却失去了党心。
事实上，当胡耀邦的声望如日中天，这个党还需要他来维持执政合法性的时候，他的处境也不是顺利的。他要做的事情总是有人掣肘，他的位子总是有人觊觎。一九八七年一月的那场政变，不过是最后的总攻而已。"倒胡"的前哨战和外围战，早就开始了。
他这种处境，我和他认识以后，就有些感受，只是当时还不明确。现在回想起来，就清楚多了。
始于文字之交
我和胡耀邦的初次交往，并未谋面，只能算是"文字之交"。
一九七八年《中国青年》准备复刊的时候，向我约稿。我有一篇旧稿，主题是要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把这种崇拜叫作"现代迷信"。稿子写好后投给《人民日报》。报社理论部决定刊登，社长胡绩伟也十分支持，但总编辑有顾虑，怕惹乱子，就退给我了。当时《人民日报》最大胆，连他们都不敢登，我就没有试投其它报刊了。后来《中国青年》的编辑登门热情约稿，我就请他拿去试试看，当时也没抱多大希望。
不料过几天这位编辑拿上这篇文章的校样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很高兴地告诉我：耀邦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建议他们杂志作为"本刊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中国青年》复刊号上发表，题目叫作《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并让编辑部征求我本人的意见，同不同意。
我接过校样一看，上面果然有红铅笔写的几个大字："改了几个字，我看可以了。胡耀邦。"
我的文章被选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当然很高兴，因为当时用这个名义发表的都是重头文章。
这张校样，编辑部本来应和原稿一起存档，经我要求，就留给我了。原来我只知道胡耀邦通过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指导正在全国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时才知道他统率的理论队伍，广大得多，连我都有幸成为这支队伍里的一员。
这就是我和胡耀邦初次"交往"，虽然没有见面，却感受到他以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
《中国青年》复刊号出版之后，毛泽东的大内总管汪东兴怒气冲天。他当时是分管"宣传口"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权势薰人，当即下令查禁，未售出的刊物全部收回。但有好事者专门把这一期《中国青年》逐页张贴在北京西长安街的西单路口。当时那里没有房子，只有很长一堵墙，正好成为街头张贴的好地方，原来已经有些大字报和小字报。《中国青年》被查禁，这消息已经传遍京城，成为人民议论的热点，一旦有人把这期被禁的杂志贴出来，立即吸引了大批观察。接着这里成了北京张贴各种大字报和小字报的中心，于是就发展成有名的"西单民主墙"了。
宣传部怎能成为思想解放部？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他要把这个钳制思想的宣传部办成"思想解放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有一个就职演说，我无缘聆听，得见记录，果然与众不同，十分鼓舞人心。我当时正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九七九年一月初，忽然有一天中宣部通知我去钓鱼台开会，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去了之后，才知道是新任部长胡耀邦约了十几个人开个小会。原来三中全会来不及讨论理论问题，决定在会后专门另开一个"务虚会"，讨论理论工作。这也就成了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长后的第一件大事。为准备好这个会，他那天约了理论界一些人交换意见。出席的都是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是要筹备务虚会的，与历史博物馆没有关系，况且我只是一个理论工作上的"单干户"，不知道找我来干什么。
这个谜底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揭开了。
开会不久，中宣部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廖井丹告诉我："耀邦同志一到中宣部就交待把你调来。你要准确好，把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交代一下，早点到部里来。"
当时我在博物馆负责筹备中共党史（1921－1949）展览，准备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即建国三十周年展出，每一件展品和说明都要编排，实在离不开。我把这种情况说明后，廖井丹答应我国庆以后再到中宣部上班。
回家以后，我把工作调动的事情告诉家里。幼子少民不赞成，他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受自由空气影响较深，认为中宣部是钳制思想的机关，我不宜到那里去。我告诉他，是胡耀邦调我去的，他的思想解放，我到了中宣部，可以运用那里的权力去做解放思想的工作。他说，设立宣传部，就是为了控制思想；要是解放思想，就应该取消宣传部，而下是加强宣传部。当时我们谁也没说服谁。但以后的事实证明：孩子正确，老子错了。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天，胡耀邦就把我找去。胡乔木也在座，他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有一项特别权力：中央的文件，都由他"在文字上把关"，也就是对文件的字句有最后决定权。胡耀邦找我去，是要我给华国锋起草一个讲话稿，以备务虚会闭幕时，华以主席身份到会讲话之用。
他们两个人把这个讲话应有的精神和要点详细地谈了一下，我作了记录。胡耀邦让我一边参加会，一边起草讲话稿，并且微笑拱手说："拜托了！"
我写好后，排出校样交上去就等待回音以便修改，谁知却没有下文了。原来会议开到中间，事情有了变化。
这个务虚会，应当说是胡耀邦的一个杰作，是他领导思想解放运动的"压台戏"。如果说在社会上反对"两个凡是"还是含蓄地批毛，那么到了务虚会，对毛的思想和路线就是直率地批判了。
胡耀邦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鼓动大家批毛，只是披露了毛的两句话：一是一九六五年毛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另一句是毛在一九六八年文革高潮中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的："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这就表明：被奉为尊神的毛泽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正确，对他还有什么迷信可言呢？这对解放大家的思想，是一个很有效的动员。开会不久，父传达了邓小平对会议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这就更鼓舞了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当时各省也都召开了各自的理论务虚会。北京务虚会的"简报"逐日及时发到他们那里，因而推动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以西单民主墙为标志的民间民主运动也活跃起来了。一九七九年一月虽然正值寒冬，但在政治上确实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京之春"。
华国锋和邓小平的双重打击
但是顽固派并没有睡觉。他们不断散布"思想解放过了头"，"发扬民主过了头"的空气，特别是向最高层吹风。结果在会议中途，一个重大变化发生了：华国锋决定不到理论务虚会来致闭幕词了。这对胡耀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其实主张"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本来对解放思想的务虚会就没有多大兴趣，如今正好借故拒绝到会致词，以便故意表示冷落，同时又顺便一脚把球踢给邓小平，因为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反对"两个凡是"。那不言而喻的潜台词就是："你下是支持思想解放吗？现在过了头，你来收拾吧。"于是预定到会致词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就换成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了。
谁也想不到的是，邓小平给胡耀邦的打击，比华国锋更重。
本来，到会致词的不管是主席还是副主席，反正都有人给写好讲话稿，到时候拿去照念就是了。但这一次不同，我原来奉命起草的稿子不用了，要另打锣鼓另开张。原来起草者是我一个人，现在由胡乔木率领四个人成立一个起草组，除了我继续参加以外，又增加了中央党校的吴江和宋振庭，以及研究室的滕文生。起草组组成后，胡耀邦领着我们去见邓小平。
邓在家中接见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不苟言笑，表情严肃，每一句话都是最后结论，根本没有商量余地。连胡耀邦在他面前都是必恭必敬。胡乔木和我们几个人就更不用说了。邓这次谈话，非常严厉，和他前些天对务虚会"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指示完全相反，不但指责社会上的"过头"现象，而且尖锐批评理论工作者"右倾"。他这种"新的精神"，经胡乔木写成一篇讲话稿，就是那篇有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来人们埋怨胡乔木，说是他发明了"四项原则"，才有了这四根棍子。其实这事不能怪胡乔木。虽然他在整理邓的讲话时有很多创造和发挥，但基本思路完全是邓小平的。在原则问题上，胡乔木不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邓，他的任务，只是把邓的讲话加以润色，使之具有理论色彩，因为他有一种本事是把什么观点都能说成马克思主义，横说横有，竖说竖有理，反正常有理。
事实上务虚会开始时，胡乔木和胡耀邦一起给我口授华国锋讲话稿时，思想还是很解放的。我根据他们的口授所起草的讲话稿的校样还在，和这次邓的讲话对照一下，真像民间说的："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政治家"大转弯易如反掌
为什么同一个邓小平，原来是支持思想解放，支持西单民主墙，鼓励务虚会打破禁区，仅仅过了不几天，忽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党内元老把魏京生的批邓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拿给邓小平，用来证明思想解放和发扬民主都"过了头"。这是促使邓小平从"反左"转到"反右"的关键。邓的为人，虽然早年在法国受过民主的熏陶，但在中国长期的军事指挥生活，再加上毛的言传身教，特别是中共的独裁制度，造就了他干纲独断的性格。他支持思想解放，是因为那时反毛有助于树立他的权威。但他的权威树立起来之后，就不会容许谁在太岁头上动土了。而且作为"政治家"，他和毛一样，不在乎随时改换策略，直至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只要这种转弯有利于巩固权力，至于为什么要转弯，那理由就如探囊取物一般，是唾手可得的。
反掉"两个凡是"，套上"四个凡是"
邓接见以后，起草小组的人也分头写了一些段落交给胡乔木，但实际上都是无效劳动。小组根本没有开会讨论过，后来是胡乔木写好整个讲话稿，邓小平同意之后就在大会上讲了。这篇讲话名义上是对理论工作务虚会讲的，实际上是在人民大会堂向在京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作的一次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这个万人大会，是从"反左"转为"反右"的一次动员大会。反右的武器就是邓的"四项原则"。
邓讲话之后，"务虚会"又开了三天小组会，说是"讨论"，其实哪有讨论的余地。三天会上，一是"学习""领会"邓的讲话，二是各地来京开会的人赶紧用电话向本省领导通报中央的"反右""新精神"。这和以前解放思想不同，各地对这种反右的"新精神"都是闻风而动，有的地方连夜召开全省电话会议，雷厉风行，向基层贯彻。三中全会后刚刚暖和一点的政治气候，立刻转为严寒了，有的地方刚刚给农民发还文革中没收的自留地，又全部没收了。
理论工作务虚会散会时，胡耀邦有一篇讲话。可以想见，这个话是多么难讲。为了解放思想而开的会，竞以禁锢思想收场。开会时反对"两个凡是"，散会时给大家套上"四个凡是"，情何以堪！这次胡耀邦好像是即席讲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结尾时提醒大家注意："现在有各种风啊！"
说"三"道"四"
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之后，全国局势急骤左转。各地本来正在贯彻三中全会路线，都在批左，结果马上变成贯彻"四项原则"，全力批右。已经失势的左派又趾高气扬了。他们不但说三中全会是"右倾"，是"逆风千里"，而且特别卖力攻击务虚会，说务虚会开坏了，所以才有邓小平的"四项原则"讲话。一时人心惶惶，到底应当贯彻三中全会路线，还是实行四项原则？当时人们把这种混乱叫作"说三道四"。
针对这种情况，当务之急是用三中全会精神去解释四项原则，以免守旧势力利用四项原则否定三中全会路线，重新推行毛泽东的路线，于是《人民日报》在请示胡耀邦之后，约我写一组系列文章，说明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四项原则。
我前后参加过理论工作务虚会两个不同的"中央领导人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对于这一个来月中间的突然变化感触尤深。不过我坚信刚刚决定的路线决不可能这么快就改变，反左的方针决不可能变成反右。因此我陆续给《人民日报》写了三篇长文：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七九年五月九日），《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六月二十二日），《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领导》（十月五日）。
孙悟空在如来佛掌心翻筋斗
第一篇主要说明社会主义有好多种，我们坚持的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
其实现在看来，我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自称为"科学"的那种社会理想。经过二十世纪的实践，这种"科学社会主义"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空中楼阁，何况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一不是垄断一切权力的共产党控制全社会的笼子而已。不过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两种制度的和平竞赛尚未终局，苏联虽然败象已露，但是尚未解体。我当时的思想并未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樊篱，只是对毛的极左路线十分反感，所以特地在"社会主义"前头加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限制词，着重去批判毛泽东式的以"普遍贫穷"和"永远斗争"为特点的极左社会主义。
因为那时各地掌权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毛式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一出台，他们马上来一次左倾回潮，使拥护三中全会的群众和干部受到很大打击。正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发表《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给受压的人们以很大的支持，因而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正是因为读者欢迎，所以引起左派的愤怒。不过他们在我的文章里实在找不出什么把柄，穷极无聊之余，忽然找到了这样几句话："不要一听说有人怀疑社会主义，赶紧就去批判。因为单是怀疑本身，不一定就是坏事。要看怀疑什么东西。对科学表示怀疑，当然不对。对迷信表示怀疑，却是一种进步。"于是批判者就指责我鼓吹"怀疑社会主义"，"引起思想混乱"。
紧接着我又写了第二篇和第三篇系列文章。这两篇文章和第一篇一样，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党章的框架内讲话的，正像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翻筋斗，翻来翻去也不曾翻出那手掌心。不过我在第二篇文章里着重讲的是民主，讲到人民还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必须去争取，因为"民主从来不是谁恩赐的"。在第三篇文章里批评了共产党是"当然领导"和"绝对领导"的观点，并且说："谁能领导，谁不能领导，最后的选择者是人民。"这些观点和一党专政的传统完全不能兼容，因此发表之后遭到不少指责，被一些左派指控为"反对四项原则"。
胡耀邦的关心和鼓励
我的第二篇文章见报当天，胡耀邦叫秘书打电话约我到他家去。我的文章都是直接交给《人民日报》，也不知道他们送没送给胡耀邦审阅过。而党内外"说三道四"的风波一直没有停息，我的文章和传统观点又有矛盾，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知哪一句话就会惹上麻烦。现在这篇文章刚刚见报，他马上急着找我，可能是文章捅了什么漏子。
谁知我走进他的房间时，他第一句话就是："你又写了一篇好文章！"这一下我的心才放下了。
我把写这些文章的想法和他谈了一下。他非常高兴，鼓励我继续写，把四项原则都写出来。他说，现在特别需要这种文章，因为我们的干部，多年养成的习惯总是宁左勿右。要用三中全会精神给他们解释四项原则，才不致于回到左的路上去。
这几篇《我们坚持什么……》，是我自从写作以来，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一组文章。它给我带来兴奋和欣喜，也给我引来诸多暗箭和明枪。不过我心里有底，既有群众欢迎，又有总书记支持，应该是站得住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把事情看的太简单了。正因为这一组影响巨大的反左文章来自胡耀邦的部署，所以成了左派必须拔掉的眼中钉。直到十年之后，"六四"屠城把我抓起来"审查"时，这些文章都是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证。在报刊和书籍上，凡是批判到我的时候，差不多都要清算一下十年前这笔老账。
双周理论座谈会
一九七九年九月，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备党史展览的工作结束了，就到中宣部去上班，被分配在理论局。
到中宣部不久，胡耀邦就找我到他住处讨论理论工作问题，我便把自己的一个想法向他谈了。
因为痛感思想解放运动之夭折，所以我一直想把理论工作务虚会那种活跃的气氛恢复起来，让它继续发扬光大。
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但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已经过去了，他问我有什么具体打算。我说，理论工作务虚会有两条很好的经验：
一是集中一批理论工作者在一起敞开思想，互相启发，不设禁区，讨论问题。
二是及时把简报发往各地，就把思想解放的火种撒向全国。
现在虽然不开这种集中的大型务虚会了，但是可以开小型的理论座谈会，这就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继续，而且应当使它经常化，同时把"简报"发到各省市，把他们也带动起来，这就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理论工作网络，可以互相通气，交流思想。我特别建议胡耀邦亲自主持这个小型"务虚会"，那将使它成为吸引广大理论工作者的中心，既可以使他经常和理论界保持联系，也是贯彻三中全会路线一个有力的思想保证。
胡耀邦仔细听了我的想法，认为可行：只是表示他太忙，恐怕不可能经常主持这个小"务虚会"。于是决定每两周举行一次，名称就叫"双周理论座谈会"，规模大约二十人左右，参加者为中央宣传口及研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理论界的著名人士，再加上中宣部的部长们和几个局长，就有三十多人了。
他要我准备一下，每次最好有个重点。并且交待，这个会就由我来组织。于是这件事就定下来了。
我非常高兴，到中宣部来，真的可以干一点事情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会刚开了第一次，内斗就开始了。
胡乔木的训话和胡绩伟的反驳
第一次"双周理论座谈会"主要是回顾一下理论工作务虚以来的形势。胡耀邦主持会议，讲的话不太多，他主要想听听大家发言。结果胡乔木做了个长篇讲话，他对报刊的理论宣传很不满意，指责大家没有积极宣传"四项原则"。
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心直口快，当场反驳胡乔木，他说："我们积极宣传了四项原则。《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李洪林同志几篇坚持四项原则的文章，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乔木同志可能没有看到。"
胡绩伟本来想给胡乔木一个台阶，让他好下台。谁知胡乔木不但不接受这个台阶，反而采取进攻姿态，指责这些系列文章的"方向"有问题，也就是说，这样宣传四项原则，还不如不宣传。他说："李洪林同志的文章，我看过两篇。文章本身大致不错，不过他是从另一方面提问题的，即我们坚持什么，不坚持什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原则。"他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应不应该坚持，然后才能谈到坚持什么。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要人家接受你的原则，但又不说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则，而是强制别人首先必须无条件接受。这就像商人卖东西，不让顾客先看清楚究竟是什么货色，而是逼着人首先把它买下，然后才让人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世界上有这样霸道的交易吗？
不过我实际上也明白了，这是两种逻辑：平等的逻辑和不平等的逻辑。我提出四项原则，你不要管这些原则是什么样的，反正你必须服从，这就是胡乔木的逻辑。而我的文章却要先问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当然就不合乎他的逻辑了。
当时在会场上，胡耀邦一言不发，任凭胡乔木和胡绩伟争论。我也一言未发，因为两人在争论我的文章，我如果起来争辩，好像听不得批评意见似的。但我很希望胡耀邦能针对胡乔木那种强权逻辑说点公道话，因为这一组系列文章实际上是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写出来的。可惜他一句话也没有讲。于是胡乔木的讲话就成为这次会上最有权威的结论，因为这是中国官场不言而喻的规则：谁的官最大，谁就最有真理。既然胡耀邦在会上没有表态，那当然胡乔木的话就是真理了。
结果胡乔木这次讲话马上就传到社会上去，版本略有不同，有的说我是"从反面提出问题"，这就更加严重，成为"反对四项原则"了。
这是双周座谈会的第一次斗争。紧接着第二次斗争就来了。
朱穆之否决胡耀邦的决定
座谈会开过之后，我按照与胡耀邦谈妥的计划，把与会者发言的记录交本人核对之后，马上编出座谈会的第一期"简报"，准备发往各省。不料简报刚刚付印，就被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朱穆之扣住了。因为胡耀邦虽然兼任部长，但只是偶然来一下，日常工作都由常务副部长负责。这一天我把"简报"稿子交办公厅付印之后不久，朱穆之就把我找去说："双周座谈会不要发简报吧？理论务虚会的简报就弄得议论纷纷。"
他所说的"议论纷纷"，指的是当时反对胡耀邦的老干部责难他发起的思想解放"把思想搞乱了"，而"务虚会"的"简报"发往全国，对思想解放更是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显然，朱穆之是反对"务虚会"的，所以才对"简报"采取封杀的态度。
我告诉他："双周座谈会出简报，是耀邦同志定的。"
按照任何组织原则，他都不应再有异议了，然而他坚定地对我说："我和耀邦同志说去。"
我只好告退了。
原则问题本来应该坚持
胡耀邦日理万机，除了他有事找我，我从不去占他的时间。但这一次，我非找他不可了。我请他的秘书给我安排一个很短的时间。刚好，第二天他秘书来电话说，耀邦下午有空，让我去。
我一见面就把朱穆之扣发简报的事情告诉他，并且要求他坚持原来的决定，向全国发简报。但他却不回答我的要求，而是和我谈起读书的事情。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指着《子产不毁乡校》这篇有名的古文对我说："你读过这篇文章吧？两千五百年前的子产比现在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干部还要高明。他懂得倾听人民群众的批评是多么重要。而我们一些党员官做大了，就听不得不同的声音。"他很欣赏这篇文章，后来还叫我把它印出来发给双周座谈会。（子产是春秋时郑国的宰相。当时人们可以在乡校议论时政，子产欢迎群众的议论。他的态度是："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
胡耀邦这一天确实有时间，他好像特意要放松一下，所以海阔天空谈了起来。我发现他读书相当多，古今中外多有涉猎。他少年参加革命，几十年戎马生涯，居然有良好的古文修养，实在难能可贵。不过我是有事而来的，总想把话题转到"简报"上面，但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一直谈到秘书送文件进来，时间已不早，我该告辞了，他也始终没有对朱穆之扣发"简报"一事表示什么态度。
这时我也明白了：显然朱穆之已经在我之前和他谈过，他已经同意不发"简报"，所以在我面前左右为难，才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结果这事就不了了之。不过，在胡耀邦这里"下了了之"，在朱穆之那里却不是"不了了之"。"简报"终于按照朱的意志停发了。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胡耀邦作为领导者软弱的一面。部长的决定，副部长当然可以提出异议，以胡的民主作风，更会容许不同意见。但"简报"事件不是一件行政性的事务，而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也就是说，理论务虚会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中宣部是应当坚持"务虚会"的方针，还是反对"务虚会"的方针？是走解放思想的路线，还是走钳制思想的路线？胡耀邦决定发"简报"，而朱穆之反对发"简报"，这是针锋相对的两种方针。胡耀邦作为部长，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驳回朱穆之的干扰，坚持自己的决定，然而他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竟屈从了朱穆之，实际上也埋下了他日后悲剧的种子。
胡耀邦的宽容
自从《共产党宣言》问世以后，"斗争"、"决裂"、"打碎"等等用语便在共产党内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个党的哲学中，"爱"、"人性"、"宽容"都是没有容身之地的。毛泽东所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确是抓住了共产主义的精髓。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不但必须把政治对手"斗倒斗臭"，即使对待"同志"和"朋友"，也只有不断地斗，才能"其乐无穷"。
但是胡耀邦这位总书记，却是共产党里的异数，在他身上，闪耀着中国古代"仁者爱人"和现代文明的"宽容"精神。
反对冤冤相报
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期间，不止一次听他讲过，中国民族受"斗争哲学"的伤害太深，需要几代的时间才能使它平复。他坚决反对用以牙还牙的方法对待四人帮和他们的追随者。他恳切地说：这样斗来斗去，将使中国民族身上的伤痕永无痊愈之日。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受这场"革命"伤害的人以亿万计。这些受害者，特别是家破人亡的幸存者，对四人帮和造反起家的"三种人"，哪一个不是充满仇恨？如果锱铢必较，冤冤相报，真不知又该有多少人头落地，又该有多少人结下新仇。幸亏胡耀邦的宽容思想当时在高层得到认同，才没有使文化大革命那种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新时期又来一次反复。
对"凡是派"的宽容
粉碎四人帮以后那场反对"两个凡是"的真理标准讨论，确实是一次决定中国走向的路线斗争。华国锋在三中全会上承认错误，标志着"凡是派"的失败。胡耀邦对跟随华国锋犯了错误的干部，表现了超乎寻常的宽容。比方说，华国锋智囊班子里的两个主要"笔杆子"，提出"两个凡是"的社论起草人，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批判斗争，而且吸收他们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并且后来都受到重用。为了帮助"凡是派"的两位重量级人物胡绳和熊复，使他们解除思想包袱，积极投入工作，胡耀邦专门和他们两人作了一次长谈。（熊复是《红旗》杂志总编辑，始终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谈话在中宣部一个小会客室进行，胡耀邦不带扈从，只叫我在场随便记记大意。胡绳在五十年代曾是我的老师和领导，在这种场合下见面，多少有些不自然。但胡耀邦的亲切态度和风趣的谈吐，很快就使大家无拘无束了。胡耀邦首先询问了他们的感受和意见，然后很坦率地指出他们的错误。整个谈话的气氛十分温和，毫无追究之意，不过胡耀邦并不拐弯抹角，话都讲的很透。他有几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以你们的理论水平，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问题，不会不知道，可是却跟着华国锋同志跑，就是想抱粗腿嘛！"
这个批评是够尖锐的，但胡耀邦诚恳坦率，心平气和，绝无疾言厉色，使他们两位连连点头称是。我觉得这次谈话对胡绳影响很大。一九八九年他站出来反对镇压学生，虽然因此遭到打击，但却成全了他的晚节，使他得到了人们的尊敬。
对反对派的宽容
有一个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的教员李长桢，退休后住在北京。此人中毛毒极深，一九七九年开始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信。他说：中共八大以后存在一条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和平演变路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他猛烈批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这次全会是一次"大倒退"，是"对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次大反动"。
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被选为中央主席之后，把李长桢的全部来信交给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和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指示两个局共同找李长桢谈谈，批评他的错误观点，使周围的人明白真象。我参加了这个工作。胡耀邦说，希望这个人能改变观点，如果他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马克思，也无关大局。他特别交代："生活上决不要为难他。"
我们通过北京市委和李长桢所在的街道党委找到了他，耐心地向他解释了三中全会的意义，批评了他的观点。怕他一直坚持己见，并且认为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上才出现了问题。他还得意洋洋地说，中央感到三中全会路线走不通了，所以才回过头来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指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原则"），可见他是正确的。他也反对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说，如果把他的信印发给六中全会，全会就不会作出这个决议。
他还表了决心："我不是阿Q，不能出卖灵魂。""我还是五不怕，不怕杀头。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斗争到底。"
他既然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我们也就不再勉强。他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就让他保留吧。此后，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多次去他家看望，了解并解决他的困难，把他的住房由二间换为三间，北京市还解决了他平时看党内文件和公费医疗以及用车等问题。
中组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按照胡耀邦的指示对李长桢的问题这样处理，周围的人反映非常好。街道党委一个干部对李长桢说："你一个普通党员写信攻击中央路线和中央负责同志，要按照你所拥护的文化大革命那套路线办，早就被全面专政了。可是现在的中央不这样办，反而派人找你谈话，耐心帮你认识错误，还帮助你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哪条路线正确，不是很明白吗？"
胡耀邦很重视这件事，批示说："此事很有典型意义，值得花点力量取得经验。"
可惜这事只是昙花一现。对反对派如此宽容，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但空前，恐怕也是绝后。即使在当时，胡耀邦以党中央主席之尊，亲自创造的这个典型经验，也没有在党的生活里得到重视。据我所知，此事好像从未公开宣传过，以致除当事人之外，没有人知道。
反对逮捕民运人士
胡耀邦的宽容还特别表现在对待民运青年的态度上。党内保守力量早就对西单墙和社会上的民主运动恨之入骨。邓小平原来是支持西单墙，反对高压政策的，但在魏京生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他的时候，也反过来赞成高压了。
胡耀邦对活跃的民运青年并不怎么欣赏，不过他反对高压。他从党的工作出发，主张用爱护的态度对这些青年加强引导，使之走到党的路线上来。
我个人和这些青年没有什么交往，只是有一次《中国青年报》组织一次座谈会，邀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参加者出席，并且找我去和他们谈谈。那次出席的青年，都是著名的民运精英，"四五"之后都坐过监狱，一九七八年底，"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后方才出狱。通过这次交谈，我觉得这些青年非常可爱，认为中国的希望应该在他们身上。这种看法我曾向胡耀邦谈过。他并不认同，而且很严肃地批评我的看法有片面性，没看到他们的缺点。
他所说的这些青年的缺点，不外是"极端民主化"以及提出一些超前的要求，如批判毛泽东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某些倾向等等。不过他认为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是加强教育和引导，而不应该用强硬手段去镇压。这种态度使他遭到党内保守力量的攻击，特别是一些被他解放出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对他的指责尤其利害。但胡耀邦不为所动。一九七九年六月，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很激动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眼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能抓来关。"
他讲这话时，魏京生已经被捕。很明显，他已经无力回天，但他光明磊落，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一年十月，魏京生为了那张批评邓小平的大字报，竟被判处十五年重刑。不久，胡耀邦找我和阮铭到他家中去研究他的一个讲话稿时，我们谈到不应该给一个青年判如此重刑，并问他为什么不制止这种粗暴的做法。他表示无可奈何，并且告诉我们，这是彭真说服了邓小平的结果。
写到这里，顺便补充一个小小的插曲：在胡耀邦大量解放老干部时，阮铭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这些老干部受了冤屈应当平反。但是现在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老一套不行了。这些人的知识、能力和素养，很难胜任现代化的领导工作。最好是给以荣誉的头衔和优厚的待遇，使他们乐养天年，不要给他们分配实质性的工作，尤其不应都恢复原职，那样他们将成为前进的阻力。应该说，阮铭这个见解如果能成为当时的决策，那真够得上"一言兴邦"了。可惜这只是他和我的议论，并未向胡耀邦提过。即使当时能向他提出，中共传统的干部路线恐怕也不是胡耀邦所能改变的。后来正是这些"老干部"占据了党国要津，成为中国政坛的主宰，不但把中国拖在一党专政的极权轨道上越走越远，而且连解放他们的胡耀邦也被他们吞掉了！
胡耀邦没有智囊
国外媒体常把一些人列为"胡耀邦的智囊"。其实被称为"智囊"的人自己最清楚，谁也不是胡耀邦的智囊，因为胡耀邦根本没有智囊，他也从来不要智囊，到哪里都是孑然一身。当了党的主席和总书记，他也不曾带来一堆人马，设立自己的"参谋部"，把各路要害安插上自己的亲信。然而政治不是讲"清高"的地方，而是你死我活的角斗场。他是胸无城府，身无铠甲，孤身一人面对成群结伙全副武装的对手，所以在共产党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只能束手成擒。
俗话说：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自古成大事者都有自己的"心腹"和"爪牙"（这两个词原非贬义，"心腹"指可信赖的谋士，"爪牙"指忠诚的猛将）。而胡耀邦却无"心腹"可倚，也无"爪牙"可用。他在指挥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曾经组织了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他对这支队伍有很高的评价，把他们叫作"闯将"。他说："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这样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因为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一致，这些人的确是诚心诚意团结在胡耀邦周围，但是他和这支队伍的关系也就仅限于此，并无特殊的私人关系。有些人在他直接或间接领导之下，当然有工作上的关系，但也没有超过工作之外的私交。然而不管怎么说，他的政治对手总把这支队伍看作胡耀邦的羽翼，或是"外围据点"。要扳倒胡耀邦，首先得拔掉外围据点，折断他的羽翼。
在思想领域，中央党校、中宣部和《人民日报》，是胡耀邦领导思想解放运动的参谋部和主要基地。这是他的政敌必须攻占的据点，但要拿下这三个据点很不容易，所以他们首先选中了游离在这些据点之外的战士郭罗基。
郭罗基事件
北京大学副教授郭罗基，思想敏锐，文笔犀利，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一马当先，闯进禁区，提出许多发人深思的政治敏感问题，因而受到胡耀邦的重视，同时成为保守势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给郭罗基招来最多明枪暗箭的文章，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在"新中国"，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政治问题不准讨论，这是党的禁地，谁闯进来都要触雷的。因此几十年来，知识分子只是恳求划清学术和政治的界限，不要把什么都当成政治问题，以便给自己的学术研究保留一块自由的天地。郭罗基是公然打破这个禁区的第一人。他写道：
"政治问题为什么就不能讨论？""现在要冲破这个禁区。是民主政治就应当允许讨论，不许讨论，就是独裁政治，专制政治，法西斯政治。"
这篇文章特别谈到不能以言治罪，而只能以行为治罪："反革命分子之所以成为反革命分子，是根据他的反革命行为判定的。""有人发表反革命言论怎么办？好办，你发表革命言论同他辩论，对他批判就是了。对反革命言论不能放纵、姑息，但不要动手抓人。法律惩罚的对象是行为，不是思想，惩罚思想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闯开禁区，却中了暗箭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刚好在魏京生以"反革命宣传鼓动罪"被判刑十五年之后。于是胡乔木立即把郭罗基告到邓小平那里，说他主张"反革命言论也有自由。"
邓小平果然怪罪下来，这就使胡耀邦很为难。他只好叫《人民日报》再组织一篇文章，把问题说得更周全些，以免被人抓住不放。于是报社请人又写了一篇《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排出清样送给胡耀邦审查。胡耀邦叫我转告报社："对这个问题，要非常慎重，要考虑到各个方面。"他对清样没有做什么修改，但建议送有关单位征求意见，然后修改发表。他还嘱咐我仔细看看这个清样，也提出修改意见。报社根据他的指示，又把清样送给最高人民法院、法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法律系去征求意见，又做了修改之后才发表的。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说明：有些言论可以构成犯罪。"刑法上规定的诽谤罪、诬陷罪、教唆犯罪都是与一定的言论分不开的。"
这篇文章反反复复，几经推敲，最后发表时，已是第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了。一场笔墨官司，前后纠缠了三个月。我因为参与处理此事，深深感到胡耀邦的处境相当艰难。这场官司的当事人是郭罗基，但实际上斗争的双方是胡乔木和胡耀邦。但胡乔木又不直接出来对阵，而是跑到邓小平那里，把这位"太上皇"搬出来压胡耀邦就范。胡耀邦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居然对这件事投入那么大的精力，耗费那样长的时间，可见胡乔木这一箭是多么厉害。
胡乔木的本意是要批倒郭罗基，但郭的文章并无原则错误，只是论证有不太完备之处，《人民日报》后来发表的这篇文章不过是对郭文的补充，使之更加周延而已。因此胡乔木很不满意，说是"非常没有力量"，但《人民日报》没有再理会，他再寻衅已经没有什么理由了。不过郭罗基从此被扣上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拔尖人物"的帽子，并且终于被强行赶出北京，调到南京大学去了。
邓力群攻占中宣部
中宣部是意识形态的总控制台，是党内斗争的必争之地。胡耀邦在一九八○年春，不再兼任中宣部长，而由王任重继任。王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兼湖北省委书记，在五八年"大跃进"时，曾提出"超过马克思"的口号而闻名全国。他是中共高层中对理论较有兴趣的领导干部，到中宣部后，在就职演说中盛赞毛泽东的农业样版"大寨"，表明了他左的倾向。
这时我因胡耀邦离任而萌生退意，觉得在这样的新领导下面已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但是王任重和我见了几次面，特别是约我到他家长谈之后，我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并不左，而且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在交换意见当中，我提到大寨问题，他很坦率地改变了对农业问题的看法。我和他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也很谈得来，只是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他强调"集中指导"，而我强调"民主基础"。不过他并不要求我服从他的"集中指导"，而是说："咱们都再想一想。"在谈话中我还了解到，他很尊重胡耀邦，宣传部的重要事情，他都先请示胡耀邦。
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共中央指示中宣部召开一个全国理论座谈会，王任重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主持这个座谈会，他在开幕讲话中许诺"三不"（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提倡"三敢"（敢想、敢说、敢写），保证决不"秋后算账"。大家很受鼓舞，都认为这是第二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思想界的春天又来了。
谁知会议刚开到一半，风云突变。
邓力群出长中宣部
四月七日，邓力群忽然到中宣部召开会议，除了理论座谈会各组召集人之外，中央各宣传单位负责人也都来了。邓力群宣布：四月三日，他和胡乔木进见邓小平，现在由他传达邓小平的"重要谈话"。其中有一部份是："要不断整顿党"，里面最重要的三句话是："宣传战线、思想战线、理论战线任务很重，队伍要组织起来。现在队伍是散的，个别同志思想不端正。要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
传达了邓小平"重要谈话"之后，邓力群接着就主持理论座谈会召集人会议。——原来王任重下台了，邓力群接替他，当中宣部长了！
一个宣传部长，在总书记的直接部署下，主持一个座谈会，没等会议开完就换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怪事。除这位部长犯了必须立即撤职查办的刑事罪，实在没有必要这样迫不及待。事实上王任重被撤掉部长之职以后，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可见没有发生什么十万火急的变故。
那么，是不是王任重原来已经要调动，只是这时才完成了组织手续呢？也不是，如果有那种正常调动，胡耀邦也不会专在这个时候把召开全国理论座谈会的任务交给王任重，即使交给他，他也在作离任的打算，不会接过这个差事。而且王任重对这个会是那样认真准备，光是研究修改他的讲话稿就把我找到他家好几次（讲话稿是我给他起草并经胡耀邦同意的），更不要说他在开会前夕专门和胡耀邦深夜长谈了。这一切迹象表明：中宣部长换人，就是发生在会议中途，不但王任重毫无所知，就连胡耀邦都被排除在局外，事前毫不知情，到时候不过是根据邓小平的决定履行一下任命手续而已。
显然，这是邓力群组织的一次成功的突然袭击，突破口是理论座谈会上有人为郭罗基鸣不平。惩处郭罗基，是邓小平的意思，于是鸣不平就是对邓小平不满。而会上之所以出现这种反邓言论，王任重的"三不"和"三敢"难辞其咎。只有这样，才能解开王任重突然在会议中途被解职之谜。因为正是邓力群和胡乔木四月三日到邓小平那里去告状，这才有邓小平要"整顿"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谈话"，才有必要委派能"和中央保持一致"的邓力群立即去接管中宣部，并主持理论座谈会。
邓力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中宣部的权力夺到手里之后，马上"整顿"理论局，从他的根据地书记处研究室调来两个亲信担任新的局长，原来的局长洪禹和我，因为不能和新部长"保持一致"，就相继被免职了。
这样，中宣部这个意识形态总控制台，就从胡耀邦的手里被邓力群夺去，成为他的得力工具了。
思想解放运动指挥部的陷落
中共中央党校是胡耀邦发起和领导思想解放运动的基地。原来校长是华国锋兼任，胡是常务副校长，负实际责任。他组建了一个理论研究室，主任是吴江，副主任是阮铭和孙长江，出版一份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这是胡耀邦领导思想解放运动最得力的指挥塔和参谋部。吴江、阮铭、孙长江都是理论界的名将，他们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及时撰写针对当时重大问题的政治评论，通过《理论动态》发往全国，其中特别重要的文章，就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有时先在《光明日报》或《解放军报》发表，再经《人民日报》转载。这些文章差不多都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由新华社发通稿，因而迅速覆盖全国。
在振奋全国人心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涌现出许多风云人物。但吴江、阮铭、孙长江三位名将却鲜为人知，实际上他们起的作用更大，不过都做了无名英雄。
作为胡耀邦的参谋部，理论研究室早就成为保守派的眼中钉。但是党校有胡耀邦坐镇，他们也无可奈何。但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主席之后，辞去党校的职务，这就使他的对手有了可乘之机。一九八二年四月，和邓力群出长中宣部同时，王震成了中央党校校长，理论研究室立刻成了这位武将的刀下牺牲品。
强权就是公理
据吴江在《十年的路》中回忆，王震被任命后，有人就打电话告诉他："书记处决定王震任命的当晚，邓某就跑到王震家中长谈数小时。来者不善，你可得有思想准备啊！"果然，王震到党校后，立即着手清除吴江等三个人，六月二十六日宣布：吴江调离党校，孙长江不进领导班子，阮铭要"清除"。阮铭之所以遭到最重的打击，是因为他笔锋极锐，常为胡耀邦重用。特别使胡乔木嫉恨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原来邓小平要胡乔木起草，但他起草的稿子不能用，于是邓小平又叫胡耀邦另找人写。胡耀邦组织了一个新的起草小组，并特地从党校把阮铭找来参加。结果，作为中国历史转折标志的三中全会公报和邓小平那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历史性讲话，竟是胡耀邦的人写的，而一向垄断党内文件起草权的胡乔木居然坐了冷板凳，这是他实在难以咽下的一口怨气。如今王震算是把这口气替他出了。
当王震不由分说下令驱赶和清除这三个人以后，阮铭立即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控诉，并给胡耀邦写信。胡批示要中纪委处理。然而就在中纪委刚刚开始调查此案时，王震宣布了陈云的三句话："阮铭不能留在党内，阮铭不能留在党校，全国报刊不能发表阮铭的文章。"王震同时宣布："谁不同意陈云同志这三句话，就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
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不曾授予陈云这种权力，他张开嘴说三句话，就可以剥夺一个党员和一个公民的权利。然而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总书记的批示，全党最高纪律检查机关的调查，都被陈云的三句话吹得无影无踪了。结果胡耀邦辛苦营建的理论研究室被拔除，他在理论上所倚重的三位得力助手全被粗暴地赶走了。
争夺《人民日报》的战斗
在中国从毛泽东的路线转上改革开放道路的过程中，《人民日报》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在新闻报道和政治评论上，它坚定不移地反对毛泽东的灾难路线，义无反顾地支持改革开放。在这张报纸几十年的历史中，只有这几年真正成为人民的报纸，得到人民的喜爱。其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社长胡绩伟是这张报纸的灵魂，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使这张报纸成为胡耀邦指挥全局最有效的平台。特别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它的声音是无可匹敌的。
因此，《人民日报》这块阵地，便成为反胡耀邦势力务必攻占的目标。而胡绩伟和副总编王若水便成为他们必须打倒的对手。
王若水不但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率先批判毛泽东而招致左派忌恨，而且因为在人道主义理论上驳倒了胡乔木而和这位"理论权威"结下了不解之仇。一九八二年十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严厉批评的"精神污染"，就是胡乔木邓力群向他汇报"现在思想界一片混乱"的结果。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所指控的"精神污染"材料，倒是没有指名道姓，不过人们也都知道指的是谁：
"抽象地宣传人道主义、人的价值"，（周扬）；
"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王若水）；
"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郭罗基）；
"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主义的说法"，（胡绩伟）；
"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李洪林）；
"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苏绍智）；
"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于光远）。
其实这些材料，都是被人歪曲以后送到邓小平那里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专门把他们猎捕对象的文章和言论断章取义加上编者用讼棍手法加油添醋的评述，便成为"精神污染"的"起诉书"送到中央领导人面前了。
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力群不但散发了大量的王若水的黑材料，而且指控《人民日报》理论宣传中的"问题"，特别指控《人民日报》所发李洪林的文章在"四项原则"方面"制造了思想上的混乱"，并且说这些文章是"针对"邓小平的。
根据邓力群这种指控，不但王若水必须撤换，而且《人民日报》也必须改组。果然，二中全会之后，王若水被撤职，胡绩伟被迫"辞职"。于是，胡耀邦在思想战线上最得力的助手胡绩伟，终于被胡乔木和邓力群拔掉了。
邓力群本来想一举占领《人民日报》，把它贬为中宣部的下属单位，受他直接控制，但遭到强烈反对而未果。继任社长秦川在政治上和胡绩伟一样，不会听邓力群的，而且比胡绩伟更善于周旋。不过像胡绩伟那样坚定不移，忠贞勇敢而又配合无间的助手，胡耀邦再也找不到了。
是非之地是非多
大概因为意识形态是非多，所以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被称为"是非之地"。还在邓力群收拾我之前，我就已经领教多次了。
一九七九年我初到中宣部，有一次坐车出去。司机和我聊天时说："人家都说你是耀邦的人。"我说："我和耀邦刚刚认识，怎么就成了他的人了？"他说："人家说，你是耀邦一到部里就专门调来的。"
他的话引起我的警惕。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中宣部里有人对胡耀邦把我调来并不高兴。我虽然和胡耀邦并无历史渊源也无私交，但确实是他把我调来的。既然有人已经用眼睛盯住我，我就必须注意，下要因为自己的疏漏而被人抓住辫子，用来攻击胡耀邦"用人不当"。
果然，在这个"是非之地"，我确实经历了不少是非，不是我惹是生非，而是别人往我身上投来明枪，或射出暗箭，有的指名道姓，有的指桑骂槐。我的态度是，对不明真象的指控予以澄清，对蓄意挑衅者予以回击。比较难对付的，是指桑骂槐，我一般是遵循郑板桥的名言："难得胡涂"，由他骂去，不予理会。
有一天常务副部长朱穆之在宣传系统的大会上指责社会上有人反对"党的领导"。他引用胡乔木的话说："你要坚持党的领导，他就说，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这是胡乔木经常给我扣的一顶帽子，他虽然不指名，只说"相当负责的干部"，一般都知道指的是我。平时我对这种暗箭，只能哑巴吃黄连，没有机会申辩。如今朱穆之在大会上当着我的面又搬出胡乔木的指控，我不能再装傻了，当即在台下大声对朱穆之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
朱穆之反应非常敏捷，立刻在台上声明："这当然不是你那篇文章。"于是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可惜这种澄清的机会难得一遇。不过在邓力群出长中宣部以前，虽然纠缠我的是非不断，也浪费了我不少时间去应对，但是没有一件能够得逞。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部长的态度。胡耀邦离任后，王任重能"萧规曹随"，我和他也合得来。别人即使对我不满，也无伤大体。只是邓力群一到中宣部，事情整个变了。
只能自己救自己
邓力群是我的老上级，我对他一向很尊敬，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由于思想倾向上出现分歧，关系就逐渐淡了。一九八一年，邓力群在青年团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老走资派"。有人反映到中宣部，刊登在理论局的《情况反映》上，还特地给他送去一份，以便使他知道。不料他把好心当作恶意，并把怒气发到我头上，说"李洪林当了副局长，就忘乎所以了。"一九八二年他曾找我编一份整人的内部材料（"郭罗基言论摘录"）被我拒绝，关系便恶化了。不过那时他只是书记处研究室的主任，无权直接管我，所以暂时还不能把我怎样。他刚到中宣部时，大概是给我一个改善关系的机会吧，命我调查上海给中央提批评意见者的名单。
这分明是要整人，这种事情我不能做，并委婉地劝他打消此意，但他执意要我去做，我只好抗命。这就使我和他彻底决裂。这种决裂的后果当然十分严重，因为现在他直接掌握我的命运，我已成了他的笼中之鸟。
他首先把我免职，挂起来，然后慢慢收拾我。他上任时曾经向中宣部的干部公开放话："合则留，不合则去。"作为一个领导，当然希望下属与自己合作，如果合不来，可以走人。然而当我提出调动要求时，他却食言而肥，变成"不合则留"了。这一"留"就把我扣在中宣部两年半，慢慢煎熬，既不分配工作，又不放我定。在这个期间，他动用了中宣部和书记处研究室两个机关的力量，一方面在背地里编印诬陷我的黑材料，上报中央，下发各省，一方面开会批判我。在高潮时，他组织整个中宣部的人马，前后召开五次全体人员大会，集中批判我一个人。如此高级的权威机关，如此大规模的批斗，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了。
在这段艰难时日，我本来可以找胡耀邦直接申诉一下，但是考虑再三，最后还是作罢。
那时中宣部在中南海办公。我每天早晨上班时，常常在海边小路上遇见胡耀邦晨练（带着"计步器"沿中南海边步行），但是我每次和他擦肩而过，除了互相招呼一声之外，不曾多说一句话。他的长子胡德平是我在历史博物馆的同事，我们一直有来往。但是不论他来我家或是我去他家，谈的只是我们两人有兴趣的共同话题，我从未请他引见他父亲或转递什么申诉材料。
我的想法是：正因为人们把我看成"胡耀邦的人"，我越发不能利用过去的工作关系来保护自己。那样既给他添麻烦，使他难以裁处，又有损我自己的尊严。我觉得，邓力群迫害的不止我一个人。这些情况，胡耀邦不会不知道，该管的时候他自然会管。如果他认为不该管或不能管，即使向他投诉也没有用。因此我横下心来，决心自己救自己。于是我破釜沉舟，在中宣部内和邓力群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邓力群本来想把我"批倒批臭"，让我翻不过身。不料我没有倒下，而他的批判队伍却不曾得手，特别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五次批判大会，全部以失败告终。因为我是一个人和整个中宣部作战，所以外界传出说法是："李洪林大闹中宣部"。其实我内心是很痛苦的。我因为拒绝服从乱命而遭到如此严重的打击报复：可是主持公道的总书记，却对邓力群的胡作非为默不作声。如今自己孤身一人陷入重围，实际是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被迫作困兽之斗罢了。
不过平心而论，邓力群这一次整我，还算是比较文明的。
第一，在批判大会上，容许我发言，因此我得以用事实和道理驳倒那些奉命上台的全部批判者。听众也很有礼貌，不但没有喊口号或把我轰下来，而且十分注意倾听我都说些什么。
第二，在整党的组织结论上，没有给我强加任何诬蔑不实之词。这当然是因为找不出我有什么错误。不过邓力群能够容许党支部给我做一个公正的结论，确实应当肯定。这比现在中国一些法院对异议人士的判决要实事求是多了。
第三，整党结论作出之后，终于放我定了。他的底线是把我赶出北京，至于到哪里去，给了我选择的自由。这比强制发配式的"下放"要文明一些。因为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欢迎我去，我就到福建去了。
倒胡派经过两年多的战斗，拔除胡耀邦三个基地的"三大战役"就算基本完成了。中央党校由军人王农来执行任务，当然就像砍瓜切菜一样顺手：吴江被赶走，孙长江也被赶走，阮铭被开除，一下子就把胡耀邦辛苦经营的理论研究室连锅端掉了。中央宣传部由邓力群亲自掌握，他不是一介武夫，对付一个小小的理论局，用文火煮青蛙的慢功夫就行了。洪禹是被挤出中宣部的，我则被赶出北京。《人民日报》是根硬骨头，胡绩伟和王若水都足不容易对付的硬汉。王若水还匹马单枪迎战"理论权威"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结果硬是在人道主义理论上的一场战斗中，把胡乔木挑于马下，使他在全世界面前丢了丑。邓力群本想乘攻占中宣部之威，一举把《人民日报》也控制在手，这个图谋虽然未能得手，但是胡绩伟和王若水这两根硬骨头被拔掉，这就斫丧了《人民日报》的元气，使它再也恢复不了往日的辉煌了。
枪杆子和笔杆子是毛泽东在党内外夺权的两个法宝。邓小平同样精于此道，枪杆子他一直紧握在手，笔杆子原来是借助于胡耀邦，等到胡耀邦批倒了华国锋，邓小平掌握了实权之后，他就不再需要胡耀邦麾下那些思想解放的笔杆子，而要依靠胡乔木和邓力群这种"坚持四项原则"也就是维护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的笔杆子了。这正是为什么邓力群和胡乔木反对胡耀邦屡屡得手的深层原因。
胡耀邦和邓力群的一次较量
一九八四我到福建去了，在福建社会科学院当研究员，后来被任命为院长，和项南见面的机会就多起来了。
一九八五年，有一天见到项南，他忽然很兴奋地告诉我："今天刚接到中央的电报，书记处研究室撤销了！"
这直一是个好消息，我们两人都很高兴。因为邓力群掌控下的这个研究室，早就被思想界称为"克格勃"，是专门在背地里炮制整人的黑材料的秘密机关。当年邓力群整我的时候，研究室就制造了不少黑材料。一九八三年我曾专门给中央书记处写过一封控告信，列举许多理由，要求撤销这个机构。信不是写给总书记胡耀邦，而是写给常务书记胡启立。因为这个研究室实际上是邓力群的"亲兵营"，不是胡耀邦所能控制的。那时胡启立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这信交到他手里，可以使胡耀邦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能够超脱一些。不过此信送去之后，犹如石沉大海，根本没有下文。如今事隔两年，这个"石头"又浮出来了，实在令人喜出望外。这个躲在暗处专门制造是非诬陷好人的文化特务机关终于被撤销了，从此天下可以少许太平一些吧？
谁知中国高层的政治风云真是瞬息万变，后来项南告诉我：接到上述电报的第二天，又接到中央一封新的电报，宣布前次电报作废！这简直成了儿戏，然而却是事实。
原来，中央书记处撤销研究室的决定向全国通知之后，邓力群找到陈云诉说，陈云立刻出来干预，结果胡耀邦被迫改变决定，立即向全国发出第二封电报。于是研究室又起死回生。这一次较量，邓力群是大获全胜了。（据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的叙述，此次事件不是撤销研究室，而是撤换主任，由王兆国取代邓力群。不过项南已经作古，我只能把他当时的原话录以备考。后来赵紫阳接任总书记之后，终于把这个研究室撤销了。那时我已远离中枢，对中南海的风波已没有兴趣，并不知道详情。）
胡耀邦如果当时挺起腰板，对陈云个人的越权干涉不予理会，大不了得罪陈云一次，也免得自己的威信遭到如此严重的损害。可惜他没有这样做。
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一个老人就可以改变中共中央的决定。在胡耀邦的背后，有两个"太上皇"在垂帘听政，他的日子能好过吗？
胡耀邦的遗言
一九八六年十月，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去出席会议，意外地见到了胡耀邦。
十一月一日，会议就要结束了，胡耀邦突然接见各组召集人。我是地方组的召集人之一，因此在座。
他把这次接见说成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党中央和理论工作者的又一次见面，可见他非常重视，而且有话要说。
除了重申理论工作的重要性之外，他着重讲的是理论工作的"阻力"，并且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阻力就是党的领导方面的干预。他说："从党的领导方面说，对理论工作不重视，不正确的干预太多，是一种阻力。它妨碍社会科学的繁荣。比如，让一些理论工作者坐冷板凳，对他们指责过多，拿着棍子在头上摇晃……"
说到这里，他比较激动，于是从沙发上站起来。这个房间不太大，四周都是沙发，他就在中间的地毯上走动，边走边举起一只臂膀作为棍子在头上摇晃。不过他摇晃了一阵又为打棍者开脱说："没有打下来……"这时他正走到我跟前，我就顶了他一句："已经打下来了。"他一看是我，笑了笑对我说："打破一点皮嘛！离很多人的头还相当远，但是威力所及，却可以引起脑震荡，使大家不敢讲话。"
"打破一点皮"，虽然有点轻描淡写，但他毕竟否定了自己刚说的话，承认棍子是打下来了。作为党的总书记，当场被人顶撞，毫不介意，并且立即纠正自己的说法，这种从谏如流的风格，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实在太稀罕了。
他回到座位上接着又说："这方面的阻力今后还有没有？我不能保证不会再有。但是，只要发现这种事情，就一定加以纠正。"
这时，与会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插话说："已经有人被撤职，被赶到外地，被开除党籍。"
胡耀邦爽快地说："写报告来，我们就纠正。"
令人奇怪的是薄一波也在场。不知为什么他会和胡耀邦一起接见我们这些人。他坐在胡耀邦旁边，这时他不但给胡耀邦帮腔，而且慷慨激昂地为挨棍子的人撑腰说："被打的同志头皮要硬一点，顶住！"
胡耀邦讲完话的时候特别声明了一句："中央是决不会打棍子的。几年来打的棍子不是党中央的，这一点你们心中有数，不用我说。"
这一次接见，不单是这次社会科学规划会的压台戏，而且使整个思想界精神振奋。大家都觉得，几年来胡乔木和邓力群称王称霸的局面看来要改变了。胡耀邦在他们棍棒横飞时一直保持沉默低调，如今态度大变，并且主动和理论界见面，这应该是党内较量有了分晓，寒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了。
谁知人们的估计完全错了。胡耀邦在明处，他不知道对手在暗中已经作好准备，只是等待总攻的时机了。刚好年底的学潮使他们找到了借口，一场倒胡的政变发动了。
连胡耀邦自己也不曾想到，他这次接见大家的讲话，竟成为他对整个知识界的遗言。
人们同样没有想到的是：和胡耀邦一起接见大家的薄一波，今天在这里慷慨激昂地给胡耀邦帮腔，两个月后，在倒胡的宫廷政变上，也是这个薄一波，却更加慷慨激昂地对胡耀邦抡起大棒。
老人帮发动宫廷政变
一九八七年一月，邓小平和老人帮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轻而易举地把胡耀邦废黜了。
一切都乱了套：总书记胡耀邦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出来的，在中央领导核心里排名第一，结果他却向邓小平提出辞呈。决定总书记的去留应当是中央全会，但决定胡耀邦下台的却是政治局会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是总书记的职责，却由邓小平越俎代庖了。（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二十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可见决定胡耀邦下台的这次政治局会议本身就是非法的，它是邓小平一九八七年元旦之夜召集陈云、薄一波、彭真和王震阴谋策划的宫廷政变的最后一幕。（见陈利明着《胡耀邦传》第二卷414－432页）
在这之前，是一月十日至十五日连续六天的所谓"中央一级生活会议"，这是老人帮在党章规定的各种会议之外，专门为了围攻胡耀邦而临时创造的一种"会议"，究竟都有谁参加，只有等档案解密之后才能见天日，现在知道的是二十几个人参加，二十一人发言，另有六人书面发言，还有两人光插话未发言，主持这个会议的是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薄一波。这个"生活会"的"生活"气息究竟如何，只要看《胡耀邦传》的这一句话就知道了："在休会的间隙，胡耀邦独自在过道里嚎啕大哭，痛心不已，从此患上了心脏病。"（《胡耀邦传》427页）
胡耀邦和共产党的矛盾
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悲剧结局又是不可避免的，其根源在于胡耀邦和共产党的矛盾。
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形象地概括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确实抓住了要害。这个党是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皇权专制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几十年的武装斗争，把这个党打造成一部强大的军事机器。这部军事机器不但用暴力"打天下"，而且用暴力"坐天下"。整个党掌权之后，本身就变成了国家机器。全社会所有的资源，在"人民"的名义下全部成为掌权者的囊中物，权力可以私相授受，财富可以任意支配，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这个党的领导骨干之所以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们的特权被新的暴发户夺去了。当胡耀邦发起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并把被打倒的干部解放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拥护胡耀邦的。但当胡耀邦沿着思想解放的道路继续往前走，超过一党专政所能容忍的限度时，已经重掌权力的特权阶层（他们构成中共的骨干网络）就不再需要胡耀邦，而是需要"坚持四项原则"的人了。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以个人身份发表（根本未经中央讨论）的"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立即被满朝元老和各路诸侯奉为圣旨，并且提升为"立国之本"的原因。
事实上一九八一年胡耀邦成为党的主席（后改总书记）之后，"倒胡"的暗潮就已经泛起了。觊觎总书记位子的邓力群，和蓄谋发泄私愤的胡乔木（其子犯罪，胡耀邦拒绝包庇）自不必说，就是亲手提拔胡耀邦的邓小平，在事关个人权威的问题上也极其敏感，更不用说老人帮以及被权力腐蚀的整个党的领导骨干了。
其实归根到底，这些个人的因素都是中共的本质决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的实践，都是用暴力夺取并独占政权，垄断全社会的资源，消灭个人自由，建立极权体制。这种理论和实践与东方专制传统相结合所产生的中国共产党，怎能和倾向民主自由的胡耀邦长久共存？文革后的特殊历史条件，需要一个得人心的胡耀邦式的领袖来挽救威信扫地的共产党。一旦党的形象有所改善，能够照旧统治中国的时候，总书记和党的矛盾就突出了。邓小平屡次不满胡耀邦对"自由化"太软，就是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
在这种矛盾对立当中，邓小平背后是整个党，而胡耀邦却几乎是孤身一人。由于中共长期的高压和奴化，越是党的高层越是奴颜婢膝。特别是党内历来斗争，几乎都是左倾占光而右倾倒霉，都是强硬派胜利而温和派倒台。因此凡有党内斗争，都是一个比一个更左，都是跑到左边站队，并且争先恐后对被指控为右倾的人落井下石。所以当"倒胡派"发起总攻的时候，胡耀邦是只身被困垓心，只有束手被擒这一条路了。据《胡耀邦传》（第二集）记载，当时在整个会场上，只有习仲勋一个人拍案而起，愤怒地指斥围攻胡耀邦的群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这是违反党章规定和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这是违背党心民心的，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做法！"（436页）
民主和独裁两条路
当胡耀邦和共产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候，他本来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思想解放，坚持全面改革，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二是坚持"四项原则"，坚决反对"自由化"，走极权统治的道路。这两条路都有社会力量作后盾。要走前一条道路，就必须依靠党内外的民主力量。按照胡耀邦的识见和品格，他的倾向就是这条道路。但他没有决心和魄力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和党决裂。
作为一个保持良知怀抱救国济世理想的共产党人，胡耀邦和极少数仍然初衷未改的老党员一样，总希望这个党好起来，并且指靠它来领导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大道。即使明知"坚持四项原则"已经阻断了民主化的道路，他也没有打算把眼光转向新生的民主力量。这一点，在我和他谈论社会上民运青年的时候，就有强烈的感受。
但是第二条路又与他的本性不合，良知和自由民主的理念使他不可能违心地走上这条反民主的极权之路，然而这正是党要求他走的路。
胡耀邦在当上总书记之后，就是在这两条道路之间痛苦地煎熬着。
如果他摒弃良知，投入老人帮的怀抱，断然施展"硬"的一手对付"自由化"，可以肯定，他不但不会在一九八七年下台，而且也不会在一九八九年逝世，甚至直到今天都可能健在。因为老人帮也不愿意轻易制造政变。如果胡耀邦继续在台上又能秉承他们的意旨，维护他们的利益，又何苦去冒政变的风险呢？
但是胡耀邦不是一个无原则的政客，正如他当选中央主席后所表明的心迹："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他心地光明，昭如日月，不会改变自己的初衷，因此这个党迟早要把他吃掉，他的悲剧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如果胡赵联合
当"邓胡赵体制"没有破裂时，邓小平曾经对外国人说："天塌下来，有胡耀邦和赵紫阳顶着。"这是他们的蜜月期。邓小平的话也符合实际，胡赵两人确实是中国政局的顶梁柱。
放眼人类历史，总的趋势是从野蛮走向文明，这个大潮是不可阻挡的。但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历史阶段，却是有前进有停滞也有倒退。其中处于关键位置的个人力量，可以起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影响这个人的意志和行动的各种因素又是非常复杂，需要具体分析。不过当我回忆胡耀邦的时候，觉得赵紫阳和他的关系，对他的命运，甚至对中国的命运，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当老人帮反胡的时候，如果赵紫阳坚决和胡耀邦站在一起，这股逆流是不能得逞的，问题是赵紫阳和胡耀邦之间出现了裂隙。他们虽然在经济问题上有些不同看法，但在改革开放和民主倾向上，应该说是一致的。两人又都是治国良材，都有领袖魅力，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最早老人帮物色取代华国锋的人选时，入选者就是胡赵两个人。最后决定起用胡耀邦而由赵紫阳当总理。赵是独当一面的强势领导人，而胡对国务院的工作却多有关注，使赵觉得他干涉过多，这就是两人裂隙的起因。当老人帮对胡不满之时，胡浑然不知，而赵却知道。但赵只看到老人帮对胡个人不满，却未能洞察这是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事实上老人帮所反对的是胡和赵共同为之奋斗的改革开放走向自由民主的路线，而不单是胡耀邦本人。于是赵紫阳铸下了下可挽回的大错：背着胡耀邦给邓小平和陈云写信，要求趁他们两位老人健在的时候，解决中央领导的问题。这样，倒胡的统一战线就形成了，胡耀邦成了孤家寡人。
赵紫阳接任总书记以后，曾经明白地讲过，他们早就议论过，认为胡耀邦不行，必须换下来。可见赵是参与倒胡的。
继任总书记之后，赵紫阳确实能继续贯彻改革开放路线，但他也因此又成为老人帮必须除掉的下一个目标。本来胡赵两个人团结起来完全可以顶住天塌地陷的灾难，结果却因为赵的失策而使两个人成为一根一根被人分别折断的树枝。
赵紫阳显然出于愧疚，晚年对这件事念念不忘，多次对人表示，他给邓陈的那封信不是针对胡耀邦，而只是想解决领导体制问题。连我都听秦川转述过他的这种表白。其实这种表白是多余的。事实是：老人帮要倒胡，赵是知情的。但他并未和胡站在一起，揭露并反击这个阴谋，而是一直瞒着胡，并且背着胡向老人帮写信，这不是参与倒胡又是什么呢？至于信中指不指名胡耀邦，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其实这种权力斗争，在政治角力中是常见的，凡政治斗争都有纵横捭阖，不足为怪，只是其目的、手段和规则，各有千秋，而其后果，则更是判若天壤罢了。历史已经证明，倒胡是一次阴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变。赵紫阳搭上这列倒退的列车而想使它往前行驶，结果只能照样被甩下来，和胡耀邦同样成为这股逆流的牺牲品。
赵紫阳在"六四"军事政变期间，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品格和尊严，赢得世人的普遍尊敬。但他的悲剧和胡耀邦的悲剧，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
伟大的痛苦
共产党的党性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党员的最高境界是消灭个人的人性而只剩下党性。胡耀邦的党性不可谓不强，但他的内心深处却保留了人类最可贵的良知和童心，不曾被党性吞没。而且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随着文化素养的提高和精神世界的丰富，他越发富于人性了。可惜的是在强大的党性压抑下，他的人性始终不曾获得自由。
一九八七年他下台后作的一首古体诗，通过巫山神女如泣如诉的心声，凄婉动人地表达了他的悲伤。
妾本禹王女，含冤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长。
愁应随波去，泪须飘远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
流断永使妾哀伤。
这首诗的题目是《戏题李锐同志不赞成修三峡水库论著》，但是通读全诗，哪里有一点"戏"的情怀？这分明是催人泪下的千古绝唱！
李锐是坚决反对祸国殃民的三峡工程的，如果胡耀邦在台上，至少可以使这个劳民伤财的大坝暂时搁置起来，然而他已经不在其位，无力回天了。
本来可以改变中国命运的一代领袖，如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窃国弄权者为自己树碑立传而肆意作践祖国河山，贻祸后世。可以想见，他心里是是多么痛苦！国家的命运连同个人的命运，都已经不能由自己掌握，所以他才借神女之口，抒发自己深沉的悲哀。
不记得哪位哲人给"悲剧"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悲剧是伟大的痛苦"，当我回忆胡耀邦的时候，这句话使我刻骨铭心。
持重的结果是失去机会
胡耀邦"辞职"以后深居简出，这是自古以来中国政坛的传统。政治斗争中失败的领导人，特别是有影响力的人物，最忌不甘寂寞，那将引致胜利者的忌恨，什么后果都可能发生。
我虽然远在福建，也有幸受到株连。随着他的"辞职"，福建省也秉承北京"有关方面"的意旨，立即把我"免职"了。无宫一身轻的我，几次到北京时想去看望他，但总是将欲行而踯躅：我去跟他说什么呢？劝他放宽心，不必介意宦海浮沉？这种廉价的安慰，在这位改写了中国历史的伟人面前，能说得出口吗？我反复想了许久，不去则已，去就要推心置腹讲真话，同时也得听听他一吐心中块磊。我以前每次见他，都如沐春风。他一点架子也没有，朋友谈心似的，使人毫无拘束。有一次我和他谈话时间长了一点，还没有谈完，他约的另外一个客人已经按时来到。我赶紧告辞，他却留住我，说"这是刚从以色列回来的同志，谈谈那里的情况，你也听听。"听了这个人向胡耀邦的汇报，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犹太人是这样一个被人灭而不亡的伟大民族。以色列复国以后面对的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但它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的生存。我听了以后深受感动。以色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就给以外交承认的国家，可是直到一九七九年，中国还未承认以色列。那位客人把情况汇报完告辞之后，胡耀邦还和我谈到毛泽东那种荒谬的反以色列的"革命外交路线"。
我虽然不愿占用他更多的时间，但他并不介意，每次找我去，谈的时间都比较长。他兴趣广泛，有一次提到《诗经》上的一个典故，我都为之语塞。
不久，我得到消息，胡耀邦已决定调我去给他当秘书，房子都准备好了。我也作了相应的准备。但后来又没有下文了，原来有人进了谗言。谗言之所以能够得逞，当然是听者相信。我和胡耀邦虽然谈得来，但毕竟接触不多、了解不深。这正是谗言能够得逞的原因，也是我在应对进退之间应有分寸之处。"交浅言深"，古人所忌，我必须有自知之明。因此在他下台之后，在是否应该找他谈心这件事情上，我曾长时间踌躇不前。
但我确实惦记不已，总想找个机会去看望他。一九八八年我的一本新书出版了（《四种主义在中国》，是我一九八六年访美，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作，回国后在三联书店出版），我请胡德平带一本给他父亲解解闷。我打算等下一次回北京时，可以借这个由头去看望一下胡耀邦，即便不能深谈，至少可以请教一下对这本书的意见，话题也不致流于空泛。
谁知送书这件事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交往"，此后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两个"想不到"——永恒的伤痛
胡耀邦当选党中央主席，他自己说是"想不到"，其实老百姓和绝大多数党员是想得到的，他当此重任，是众望所归，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对于老人帮发动政变来推翻他，不但他自己想不到，而且绝大多数党员和全国老百姓，谁都想下到。
除了这个"想不到"之外，还有一个"想不到"，就是他突然离开人世。这也是谁都不曾想到的。
一九八九年我由福建回京准备参加"五四"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四月十五日下午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耀邦同志去世了！"这真是晴天霹雳！
当天晚上我赶到他家，胡德平陪我在他们布置的简易灵堂里向耀邦遗像行礼。这时我非常悔恨自己，多少次到他家来和胡德平谈天，都是和胡耀邦见面的机会，为什么瞻前顾后失之交臂？如今这机会已经永远失去了！
来到灵堂旁边一间屋子里，几个人正围着一张方桌谈话，我也加入。大家都急切想了解他为什么突然去世，于是随侍在病房的工作人员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耀邦清早醒来后，精神很好，后来还想吃西瓜。吃过西瓜之后要大便，就躺在床上用病房的大便器皿解大便。正在他用力的时候，监视心脏的仪器突然显示危象。赶紧叫医生来抢救，已经不行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大家听了之后，简直无法理解：心脏病如此严重的病人，为什么不实行灌肠而让病人自己大便？因为卧床病人一般容易便秘，排便时必须增加腹压。而心脏衰弱者尤忌增加腹压，以免心脏承受不住。为什么一个如此重要的病人，在医院的特级护理之下，在病情好转的时候，居然因大便而失去生命呢？
不过大家谁也不曾在病房亲眼目睹，也只能议论议论而已。反正医院总有详细的病案，尤其这种特护病房，病人情况和所有的医疗护理措施，都会有详细记录，将来解密的档案会说明一切。
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抓住关键，把中国带出困境，因而得到人民普遍爱戴的胡耀邦，先是出人意料地被他自己的"同志"突然推倒在地，然后又是出人意料地在最好的医疗护理条件下，当病情已经好转的时候，却突然离开人间。
这两个"想不到"，是热爱他的人们心中永恒的伤痛。
——《耀邦研究》第6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