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舍生忘死披彩虹――他们都是人民的英雄！

   周佳俊，他是卖肉的，被人看上了摊位，被工商税务城管卫生防疫等部门找茬儿，他一不上访，二不喊冤，直接操刀就剁，死伤的都是这些部门欺负过他的人，杀的这些人的家属吓得都躲进派出所。被抓后他只有一件事说后悔：没杀干净他们。告诉他们，来世老子还做小贩，再找茬再剁了你们，直至你们会说人话办人事为止！

 

      山西胡文海，他杀死14个人，法庭上，法官：你杀了14个人！你为什么杀他们？海文海：他们这些村干部，3年至少贪污挥霍了500万。告不倒他们，我就杀了他们，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他们杀绝。听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他是一位无权无势的、单亲家庭长大的北京青年，去上海旅行租自行车，被警察诬为“偷车”，关押毒打，从上海市告到公安部，无人理睬！由是他“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冲进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从一楼杀到22楼！就地处决了7名警察、重伤9名警察！他就是杨佳。

 

      杨佳说：我没有精神病，有病的是派出所的巡警。杨佳当庭直言：我是无罪的，是他们违法，有罪的是他们。 法官问：你有什么补充意见？杨佳说：这些警察之所以敢这样，都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你们。 法庭最后陈述，杨佳说：被这样的警察管理着的国家，一个遵纪守法二十几年的公民最后都会被判刑坐牢。

 

      辽宁省抚顺市的杨义，是辽宁省抚顺市黎明特钢厂职工， 36岁， 2010年4月8日，将抚顺高湾区的强拆官员王广良就地正法。杨义手里紧紧拽着一把剔骨刀，王广良当场被刺了七刀。当天平均气温1℃，刀锋穿透厚厚的外套，直抵胸腹部等要害。王捂住胸口被送出工厂，倒在一片乱草地的血泊中，再也没能醒来。

 

      零陵区地处湖南南部，是永州古城所在地，朱军直接走上了四楼，开始了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桩枪击法官血案。他先取出一支手枪，走进四楼的农村法庭办公室。第一枪打在水口山法庭副庭长谭斌胸脯上，直击心脏。珠山镇法庭副庭长蒋启东被连击两枪。书记员伍晓辉中一枪，倒在桌下。水口山庭长赵沪宁也被击中一枪。法警欧阳毅被击中手掌。

 

      朱军再去换枪，他从洗手间冲出，一支微冲哒哒哒打在赵的身上，赵从楼梯滚下，鲜血喷涌。一个叫黄岚的工作人员正好从5楼下来，目睹赵被枪杀，惊叫，被朱军一枪打在右肩。于是，法官们四散，哭喊声起。取了三名法官狗命的朱军把枪管伸进嘴里，扣动了扳机。

 

      夏俊峰，辽宁省沈阳市的一个个体商贩。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和妻子在马路上摆摊被沈阳市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用随身携带的切肠刀将两名城管就地正法，废了另一人。

 

      在这场弱者相杀的惨剧中，谁躲在幕后旁观？谁又逍遥法外？活着的人们，谁是下一个？

 

      天理随笔

 

      2013-12-1于佛山

俞梅荪：民众哀叹 宪政迢迢――赵紫阳九十四岁冥诞纪实

图1，北京职工读书会30多人抬着花篮、字画、横幅，到赵家紫阳书房瞻仰并诗朗诵。

图2，90岁杜导正在紫阳书房奋笔疾书。

图3，杜导正在留言册上的手书。

图4，紫阳书房墙上贺赵紫阳九十四冥寿手书条幅古体诗蝶恋花、满江红、七律。

图5，百姓在书房留言册的留言。

图6，早在清明节，61岁乞丐访民彭庆国拄拐杖到紫阳书房献花。

 

民众哀叹  宪政迢迢

——赵紫阳九十四岁冥诞纪实

俞梅荪

 

2013年10月17日，赵紫阳94岁冥诞，前往紫阳书房缅怀献花的民众近200人，比去年同日多一倍，人们谈论时事，充满忧虑。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16日深夜，在上海往北京的特快110次硬座车厢，旅客们在痛斥官场腐败。我问几位八○后河南打工仔，他们完全不知胡耀邦、赵紫阳及"六四"事件，其中一位九○后说："当局为保一党专制用坦克压学生，因学生反党故可能是对的。"我说："学生并没有反党，即使反党也不能用坦克压学生，这是犯罪。"他似听信了7月份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在报纸上发表言论："邓小平在'六四'下令军队武力镇压学生，在当时最残酷，但是最正确的决定。"

 

邻座的上海退休工人说："知道胡耀邦、赵紫阳，1949年以来民众灾难深重，贪污腐败盛行，历届领导都不是好东西。'文革十年'我小学毕业，数百万学生无法上学，下乡当农民，后来回城当工人，如今我们养老金最低，上访被打压，社会不公啊……"

 

17日清晨下车时，我问一位六○后山东商人："知道赵紫阳吗？"他说："当然知道'要吃粮，找紫阳'！当年学运高潮时紫阳不应出访朝鲜，疏忽而使局势失控；他不该向戈尔巴乔夫谈中共老人政治。他反对镇压而被下台，许多学生被枪杀，改革逆转，社会倒退，痛失历史的机会。"我说紫阳已去世，他惊讶而伤感。

 

10时，我经由灯市口西街来到富强胡同6号赵府，大门口站着10多位持鲜花的各地访民，多辆警车停在邻街，社区保安员未戴红袖标而在隐蔽处。

 

紫阳书房满是鲜花，墙上四幅癸巳年秋月条幅，笔法苍劲的蝶恋花、满江红古体诗和七律直抒胸意：

风雨苍黄忆赵公，至人已去泽犹浓；

话川碑碣铭千古，主政功行耀九重；

雀萃高枝焉是凤，蛟龙浅水岂飞龙；

平生毁誉纵消长，自然丹青写笑容。

——晚辈牛振民敬拜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在书房感慨："紫阳一心为民，竟被软禁致死后，人们才能进入赵府。中共没有资格为他平反，只能是谢罪。"

 

 

宪政民主之路迢迢

 

10时半，90岁杜导正（1937年加入中共，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长）在女儿搀扶下到来，大家围上去。他精神矍铄，拿出10多本《炎黄春秋》杂志分送大家。他向紫阳像三鞠躬，在留言簿上奋笔疾书：

 

紫阳：

 

你的老下级、老朋友杜导正到你书房纪念你的九十四岁生日。我心中滴着泪，仍告两件事：一、胡绩伟弥留之际拉着我的手说"要为'六四'平反"、"六四"一定要平反，一定会平反。老朋友们是希望不出现暴力性平反。暴力性平反，损失太大，对谁也不好，大家都不希望看到。二、邓小平同志说："最怕鸦雀无声"。中国历代聪慧的皇帝都切记秦二世赵高指鹿为马，满朝失语的教训。我们目前的政局，尤其人文知识分子中已出现了这种"沉默"不语的情况，显然很不好。

 

我和周围一批老朋友非常忧心，很耽心啊！可说寝食不安，但我们很无奈，只能尽一份力而已。可以说今日的心情是"欲哭无泪！"实无话可说。你听到了罢，会听到的。

 

杜导正、续志先（夫妇）率五子女（略）

二○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因16日晚，央视新闻播报《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以敌我矛盾，非黑即白的陈旧思维来评判事物，试图钳制民众的言论。（附件1）杜之女说，父亲因此而昨夜没睡。

 

杜导正说："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听了这一报道，如此公开挑起此事（指钳制言论）是自江泽民执政二十年多以来都没有过的，像是要搞第二次反右派运动了……，谁要是与中共有点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要颠覆政权，就不能饶你，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么搞下去，国家要出事，要出大事的啊！"在场者深为震动，无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

 

每逢紫阳生日和忌日，杜导正总是来到书房献花篮和留言。在紫阳被软禁时，他和杜星垣（原国务院秘书长）等四位老同志常来探望，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悄然把紫阳陆续口述的30多盒录音，不断分头拿回家，秘密整理成《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书稿，近年在香港出版。如今老友们都已去世，他的使命更重了。他说自己是老天真，总认为"六四"会平反，中共会好起来，如今终于失望了。

 

11时15分，北京职工读书会一行人抬着花篮、字画、紫阳像和"吃粮不忘紫阳情"横幅到来。王广清朗诵自己创作的《小院里撒出的星辰》（摘要）：

23年来，从这个小院里

升腾起来您的思想

——党内要允许有派

——党外也要有党

——变革，也不要花太大社会成本

历史一定会把您在这个小院里

撒出的星辰

一颗颗摘下

镶嵌在祖国的新宪法

塑造出中华宪政的皇冠……

 

访民对党和政府失望

 

一些在京流浪维权上访者求告无门，屡遭警方暴力维稳打压拘禁遣返，甚至劳改劳教，走投无路，对党和政府越来越失望。他们前来缅怀紫阳，述说冤情，盼社会清明，还其公道。

 

北京市民杨秋雨（曾抗拒强拆被判刑又维权上访被劳教）说："赵紫阳不搞阴谋诡计，反被陷害；他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受利益集团攻击。胡赵主政为百姓办实事，人民安居乐业，勤劳致富。现在世风日下，不务正业，坑蒙拐骗，行贿受贿就能发财。主政者对不起灾难深重的纳税人啊！"

 

今年清明曾来献花的湖南长沙岳麓区桔洲街道被强拆的农民彭庆国，在京城上访十年无果，反被打残，成乞丐。数日前他发短信说被警方打成重伤、遣返、监控，生不如死。访民们个个走投无路，血泪斑斑，苦大仇深。官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官如寇仇。（图6）

 

1984至1994年，我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从事立法工作，后为首长秘书，因公支持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搞好"十四大"宣传而给其阅览有关文件，却被其盗印并交上海市委窃取，案发后栽赃陷害，使我冤狱三年。出狱后，我一直被警方暴力维稳监控，剥夺自由还被打伤，祸及家人惨遭劫难。每逢老领导赵紫阳的纪念日，我出门均被警方阻拦，有两次被警方追至紫阳家带走，拘禁在派出所。

 

我从中南海秘书到求告无门，生存无着的访民，痛感体制的弊端和结构性腐败，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用"枫桥经验"否定"暴力维稳"

 

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和政府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1963年，浙江省诸暨县枫桥镇实施"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获毛泽东批示在全国推广。这与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推广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查明案件事实，听取群众意见形成解决方案，说服当事人接受"而一脉相承。如今枫桥镇30个村区，镇派出所只有27名警察和各村平安专管员，官民双方依法规范自身行为，妥善解决纷争，维护农民权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等出席"枫桥经验五十周年"会议。（附件2）

 

事实上，这是对十多年来警察治国，暴力维稳，残酷打压弱势群体的依法维权诉求，非法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激化社会矛盾的执政方式的否定。但愿政府能以此为转折，公平公正地处理社会矛盾，给广大访民带来生机和希望，重拾民心。

 

●作于2013年11月6至12日，因"三中全会"召开，提前三天警员到我家上岗日夜监控。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1月15日出版

●《纵览中国》首发，Sunday, November 17, 2013

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3453

 

附件1

央视《新闻联播》：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013年10月16日）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署名"秋石"的文章《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文章指出，党和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深深懂得：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是胜利。党和人民的坚强团结，离不开巩固的共同思想基础。概括起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现阶段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文章说，国际反华势力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行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西化是手段，分化才是目的，一个分裂动乱、软弱涣散的中国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西化、分化中国最主要的一手，就是搞意识形态渗透，搞乱人们的思想，瓦解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找到了一条国家发展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这条道路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听任错误思潮搞乱党心民心，使国家大好的发展势头受到干扰甚至破坏？

 

文章强调，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党和人民的坚强团结，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才能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扎扎实实推进国家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完善，迎来更加光明美好的前景。

 

（全文5700字，原载《求是》杂志2013年第12期，《人民日报》10月17日转载）

 

附件2

习近平就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新华社杭州10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日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习近平指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研究新情况、把握新规律，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完善工作制度机制，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中国法学会会长韩杼滨等出席会议。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ldhd/2013-10/11/content_2504878.htm

 

附件3

湖南读者李铮先生来信

 

中國共産黨，首先你们是中國人，理應為國家未來利益着想，放下黨派個體私利，站在中華未來高度上來，小點官腔，多點為民謀福址，成長為一個受百姓尊敬的執政黨， 把民衆放出囚籠，呼吸自由空氣，拿出大度來，更要拿出自信來，成長為服務的執政理念，公平競選，如果連這點自信都沒，你們不是為囯家民族謀未來，而是為一己私利毀中華而不顧，成千古罪人而不惜。

 

政府只不過是社會服務機構。執政黨只是囯人選出來服務與國人的服務員，中國共産黨你們是服務與國民，服務與國家，不是管理，更不是凌驾與國家之上，為所欲為。中共同胞，成長爲服務型政府，服務員吧。人民才是國之根本，才是國之主人，政府只是服務公民社會的機構，你們是服務員。人性有弱點，沒有監督制度，腐敗橫行，權力沒有制約，權力就會爲所欲爲，失去了監督，聖人也會變成魔鬼，爲禍國人。

 

軍警、司法中立，不属任何黨派，也不可加入任何黨派，保持中立，維護憲法，保護法律公平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軍警天職是守土護民，維護每個個體公民權益不受侵害，保衛國土領空不被入侵，媒體言論自由，反對派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

 

民主雖不是世上最好的制度，但比專制制度好上一百倍。事實證明，民主國家的國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人權，民富國強，反觀專制國家呢，人間地獄，贪腐橫行，黑白不分，萬惡叢心，人性泯滅，道德敗化。

 

普世民主之路，才能使中華有尊嚴的立于世界民族文明之林，中共同胞們，你們至少還是中國人吧，是繼續爲了個體黨派私利，而棄中華民族未來而不顧，讓中國沉沦為地球動物園而不惜嗎？遺臭萬年也要保存其個體私利，順應天命，天意將改變中華，民為天，民意為天意，沒有人能改變自然歸律，就象生老病死，中華複興，回歸大團圓，違反自然歸律，必會得到自然的懲罰，上天的報應，喚醒良知的回歸，拯救中華，結束中華苦難無休無止。

 

李铮，2013-11-21

 

 

李直：用常識判斷中國詭異的政經走向

中共18屆三中全會的有關決定公布後，大陸各界精英在對中國未來政經局勢的判斷上更加分裂，這主要是由於18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比之會議公告，釋放出更多經濟改革的政策信號。而且這些改革信號，在市場化的取向上，比以前的經濟改革政策更加確定和堅定。這些市場化的改革取向，相較習近平掌權以來在政治取向上的後退姿態，的確讓人在判斷中國的政經走向時，產生進退失據的感覺。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有人給習近平貼上了「政左經右」的標籤。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鮑彤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則將習近平的政經舉措概括為「以毛澤東的風格走鄧小平的路」。在此，以左和右來標明習近平的政經政策取向，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可以概括其政經政策的相互矛盾之處。但是，所謂左和右，在更大程度上，不過是人們用來整理、分析和判斷中共政經政策的一個框架性工具而已。

而若非用左和右來判斷中共的政經政策不可，那麼，實際上，無論是鄧小平的「政左經右」，還是習近平的「政左經右」，都是左中有右、右中有左，其真髓都是實用主義，其考量的著眼點和實施的目的所在都是為了「堅持黨的領導」（鄧小平語），為了讓「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習近平語）。

為了實用主義得以暢行，意識形態的統一性就必須讓位於左和右混搭的現實需要。而對意識形態同樣採取實用主義的結果，也一定會產生「不爭論」和「爭奪輿論話語權」的政治策略。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歷史表明，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只要有利於堅持中共黨的領導，只要有利於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中共的政經政策需要左時，政策制定者就會不暇遲疑地推出左的政策；需要右時，也會力排眾議為右的政策清道。反過來看，如果威脅到了中共對政權的掌控，那麼，即使是符合其意識形態的左的政經政策倡議，也必在遭受打壓之列。

因此，中國今日之現實，正是這種以保權為目的，實用主義的左和右混搭的政經政策實施之結果。這種結果，給許多人在判斷中共政經政策走向時帶來了不小的困惑。具體而言，就是分析和判斷過程中的一廂情願及各取左右；而稍微兼顧左和右，即會困惑不已，或以左障右，忽視中共政經政策的變通性；或以右掩左，由此自陷無比樂觀的虛幻憧憬。而中共政權也正是在虛幻憧憬產生的安撫效應，和變通性所具有的實際效用的雙重掩護下，才左一腳右一步地延續下來。

當然，在判斷中共政經政策走向上產生困惑，並非什麼可恥的事情。畢竟，中國在中共掌控下，於最近30餘年中，創造了舉世瞠目的經濟成就。然而，以平常心看，如果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可以像中共政權一樣強大，將其100年甚或更長時間內可用的資源集中於2、30年的發展，那麼，誰能否認這樣的政府會具有與中共政權一樣的績效，會創造同樣的經濟奇蹟呢？由此，從持續發展的角度看，中共政權的這種績效，哪裡還是什麼奇蹟，而完全是竭澤而漁、不計後果的「暴飲暴食」。

這一點，從中國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在大部分時間裡都被遮蔽在濃霾之下的現實中即可窺見。如此，若以常識來觀照中共18屆三中全會的諸項決定，可以說，決定增加了政經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的變通性，而其所有目的，就是為了使中共的步子仍然能夠不出偏差地踩在保權的路子上。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世界新聞網

土地制度：亿万农民的悲歌――阅读三中全会文件札记之四（杜光）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有关几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土地则是立国之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完善土地制度视为统治要务，所以《汉书・食货志》有“理民之道，地著为本”之说。《孟子》里的“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指的就是耕地分配。古代史书有许多改朝换代后给百姓重新分配土地的记载。因为农民只有获得土地，才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虽然过于暴烈，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但满足了许多贫困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发展了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那几年里，许多翻身农民勤劳节俭，发家致富。这些在小农生产的条件下先富起来的农民，代表了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应该受到执政者的鼓励。但是毛泽东却认为这种状况是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表现，把这些勤劳致富的农民定为新富农、新富裕中农，在经济上政治上加以限制和歧视。为了遏止农村资本主义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毛泽东拒绝刘少奇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主张，批判邓子恢的“四大自由”（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严令推行合作化。基层干部迎合毛的意旨，大肆强迫命令，许多地方出现建社后社员退社甚至自行解散，及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但毛泽东对这些现象毫不重视，相反却大批合作化中的右倾思想。在他鼓吹推动下，到1956年6月，全国就有91.7%的农户被组织进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多数是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的高级社。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合作社进一步发展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党政军民学统一领导的人民公社。不但土地所有权，连许多生活资料都被没收，公社社员成为毫无自由权利的农奴，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奏起了一曲亘古未有的悲歌。就人民公社的性质而言，诚如一位哲人在论及印度村社时所说的，这些农村公社“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这也是对中国人民公社的生动写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甘于奴役的公社社员自发地挣脱人民公社的桎梏，实行包产到户。这个斗争从非法到合法，经历了五年时光。安徽、四川等地1977年就开始了分田包产的活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却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到1982年初才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承认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把摆脱专制主义桎梏的革命成果，纳入名为社会主义实为专制主义的框架才能获得合法性，使包产到户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依然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但是，包产到户毕竟是自合作社高级化以来农民悲惨历史中的光辉亮丽的一页。它突破了公社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发展很快，而且孕育了民营经济的幼芽，带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但由于国家政策把它安置在“社会主义农业经济”这个框子里，只允许农民享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因而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几年以后就消耗殆尽，八十年代后半期农业生产就停滞不前了。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是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因为我国的农业生产尚处在小农经济的发展阶段，与这种低度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土地的个人所有制。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才得以精耕细作、涵养地力，保证丰产；才能避免有权势者的无理掠夺。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孟老夫子就做过很好的概括：“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土地就是农民最重要的恒产。可惜，当时的执政者见不及此，朝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体制改革上。“8964”后，政治体制改革被置之脑后，土地制度的改革就更没有人注意了。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讲话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土地制度则依然打着“集体所有”这面假社会主义的旗帜，纹风不动。随着房地产业的勃兴，农民土地成为基层官僚的盘中之餐。他们勾结开发商，大发土地财，既充实了打造政绩的财政，又塞满了个人的腰包，并且使房地产业成为最具中国特色、剥削最凶残的垄断行业。要改变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办法当然是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但当政者长期以来迷恋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土地私有化视为洪水猛兽，不可能接受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任何设想。所以要改革土地制度，就只能在承认集体所有制这个前提下，实现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三中全会《公报》的设想，就是在这个框架下提出来的。

《决定》提出：“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承认农民对承包地和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无疑是对原有僵化的土地制度的突破，是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决定》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名目下，提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这里规定的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各项权利，实际上已经具有所有权的性质，但它同“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在贯彻这一项决定的过程中，既得利益者必然会以破坏农村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借口，进行顽强的抵制。这就需要探寻集体所有制同农民个人权利之间的统一共存的支点，从理论上说明集体所有制的制度特征——同时包括着集体所有和农民个人所有。

从理论上说，集体是个人的集合体，这是一个虚的概念，而个人却是实实在在的实体。没有个人，何来集体？既然土地是集体所有，那么，这个集体中当然包括每个耕种土地的农民，每个农民都应在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中享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决定》提到的“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实际上包含着对土地的所有权。现在需要做的，是把这一份所有权由虚变实，扩大农民对土地经营使用权的涵义。也就是说，在土地经营使用权里，包含着一份在集体所有权前提下的个人所有权。这份土地的个人所有权，正是农民获得土地经营使用权的依据。所以，国家在承认农民个人的土地经营使用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他的个人所有权，只是拘泥于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斯大林教条，加上土地所蕴含的巨大物质利益，因而拒不承认罢了。现在要改革土地制度而又拒不放弃集体所有制，就应该确认农村土地的双重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集体所有制就是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的统一。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互不相容的难题。

从实践来说，既然农民现有的土地使用权中，实际上包含着一份土地所有权，那么，他对于自己所使用的土地，就应该有权处置，包括出租、买卖、抵押、入股、合作等等，一句话，有权投入市场，自由流转。不经农民本人同意，任何机关或个人都无权占用。但迄今为止，土地的处置权一直掌握在被认为是代表集体的基层官员手中，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不能在土地处置权中得到体现。这当然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官员的处置权来自集体所有权，是间接获得的；而农民的处置权则直接地来自他个人的土地所有权。所以，《决定》把土地的处置权转到农民手里，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改革。它符合于广大农民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缺陷是《决定》没有明确规定土地的流转必须取得承包农民的同意，这就给处于强势地位的有权者留下了上下其手的空隙。

关于土地流转所得利益的分配，《决定》有“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承诺。如何“公平分享”，如何“保障”，《决定》当然不宜于提出具体方案。考虑到集体所有制的名分，处置权虽然属于农民，但流转所获得的权益，自然应该在集体和个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我认为，总的说来，个人所得应大于集体所得（集体所得包括村镇提留、政府税收等），因为这些权益对于农民来说，是他的全部或部分恒产的代价，而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中，它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也许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希望有关部门在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拟定操作程序和权益分配比例时，能够充分考虑广大农民的权益。特别需要规定：没有承包农民的同意，任何党政机关、企业或个人都无权变更土地的利用方式。

土地制度的改革，不但有关农民的切身利益，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扩大内需，而且可以活跃、完善市场经济，克服房地产业的混乱，甚至对于政治领域的反贪限权，端正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减少基层官员的腐败，消除社会动荡，保持和谐稳定，都将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例如，许多地方政府多年来征用农地，高价出售，所得绝大部分用于充实地方财政，或中饱私囊，给农民的补偿极少，往往只有售价的百分之一二。近几年群发性事件层出不穷，每年达十余万起，多数是由土地纠纷引起。改革土地制度后，土地处置权属于农民，不经农民同意不能改变土地使用方式，基层官员无法再插手获利；而且土地流转的权益，大部分归农民所有，以每亩土地售价100万元为例，过去农民只能得到几万元，所得远不能补偿所受的损失，而按照我在前面的设想，农民可以得到50万元以上补偿（包括入股的股值），自己的权益已经得到保证，就不需要再抗争了，许多群发性事件都可消弭于未发之时。这样一来，就可以消除许多滥用权力、官商勾结、贪污渎职的机会，减少社会震荡，并且大大节省维稳的人力物力，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的威望。改革土地制度之功大矣哉！

然而，由于《决定》仍然“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而在传统的观念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排斥任何个人所有权的，这就使土地制度的改革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它将成为反对改革土地制度的社会势力的强大理论武器，抗拒落实这项意义重大的改革措施。改革和反改革的博弈，将是一个十分尖锐、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我对博弈的胜负不抱奢望，“悲歌”不会很快就变调为“欢乐颂”，但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总会有所前进，农民的处境总会有所好转。这也是“有限的乐观”吧！


                                               2013年11月29日

高新：习氏国安委到底比美式国安委“实”在什么地方？

完成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之后即读到中国大陆多家官网上竞相转载的一篇题为《揭秘国安委：中国比美国“实”很多》的“深入报道”。文中一开始即绘声绘色描述说：11月14日，一位中央外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一位知情人士，询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对自己有没有影响。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公布的第三天。在这个中外瞩目的公报中宣布“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隐藏”在“社会治理”一段中的表述，与“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一起，成为这个公报中最石破天惊的内容。

随后几天，坊间和媒体上开始涌现关于这个机构的各种说法，包括猜想。有些业内人士也开始讨论，这个雄心勃勃的组织，“会动到谁的奶酪”。

该报道认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    这点出了国安委成立的关键原因——正是中国在安全体制和安全战略方面的缺陷和实际需要，才逼出了这个机构。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举世瞩目的发展，在带来国内各种指标进步和在国际上排名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在国内，主要表现为维稳形势的日益严峻;在国际上，则主要表现为“中国威胁论”，而且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正在变异，演化为周边国家纷纷在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上发力，并以此为据，制造出新一波中国威胁的议题。这一趋势，与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互相叠加，并互为因果，让中国的周边局势呈现出近些年少有的复杂局面。国内与国外两个因素相互作用，彼此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恐怖主义越来越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体系，对中国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坦承他的政权“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该政权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为等人据此解读说：所谓“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部分，主要是指在需要各部门参与的安全事件中，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够，这严重影响了应对的效率。

在为应对海事安全所成立的中国海警局今年3月份正式挂牌之前，一个叫高桓的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就借各个涉海部门之间的协调就是个棘手的问题而上书习近平，建言整合与“海警”有关的各个部门，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说：一些部门抱着“自身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思维参与执法，最后的结果是在那些利益丰厚的领域力量投入过剩，而在那些利益稀薄的领域又留下大大的空白。这有时候就会留下了安全漏洞。

海南省三亚市一位涉海部门负责人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多起外国渔民越界捕鱼的事件中，一家主管治安的涉海部门，均以无船为由拒绝出海。由国家海洋局召集的一些涉海部门的协调会，一些级别较高的部门也拒绝出席。

在习近平的“说明”中，无疑是要由他亲自挂帅的国安委被赋予了四项职能：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上述专家中的李伟解读这四项职能时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十分宽泛，认为一个涉及到“综合安全”的委员会并不仅仅只是应对军事安全或者恐怖袭击等传统安全问题。更多的是面对的是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比如自然灾害，国际流行疾病，金融安全，经济安全等等。甚至具体到主权债务危机（以主权为担保向外借贷），也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同样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在李伟看来，除公安、司法等部门，卫生、民政、交通、财政部门等都应纳入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单位。比如，交通问题是现代化社会应对非传统安全重要组成部分。发生汶川大地震时，交通是整体协调必不可少的部分。再比如，中国作为石油进口国，如果国际上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比如马六甲海峡突发事件海上通道受阻，如何保护能源安全也是国家安全问题。这些单靠一个部门，很难应对。而且，部门利益还有可能会对国家利益产生阻碍性。此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可以充分发挥其协调各部门，快速准确作出决策的功能。

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这位李伟先生又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并非凌驾于各部门之上，也不会干涉各职能部门的正常运行。而是当国家面临潜在威胁和突发事件时，更高效有力地运作。他说：国安委是一个重大的危机应对处置机制，不会介入一些日常的、原来职能部门所管辖的事情，不会取代现有的职能部门，只针对那些现有的危机应对机制难以处理的问题。

与李伟持不同看法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则倾向于相信国安委不仅仅是一个协调部门和战略制定部门，或许还会涉及到一些权力的重新组合。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取时说：即将挂牌营业的国安委不会动相关部门的执行权，但会把其部分决策权拿过来。在国安委的四项职能中，除了协调和战略制定，还有制定政策和法律，这可能涉及到其他部门的一些既有权力。

另外一位中国大陆的军事问题专家李杰也与金灿荣的看法比较一致，认为新成立的国安委可能是一个“很实的部门”。他们分析说：在国安委所辖问题的方向上，从《说明》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就是内外均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国安委的成立被放在了“社会治理”部分，这让很多人猜测，其功能是不是主要定位为维稳。

之所以说这个即将正式挂牌对外营业的习氏国安委是个很“实”的部门，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它与美式国安委的区别是前者具里外都管，而后者只是单纯对外。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在接受境内《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美国的国安委主要处理对外安全，国内的安全则交给其他的部门去做——相对于国内的安全威胁，美国的境外威胁要大得多。

中国的国安委与美国国安委还有一个区别：美国版的是一个纯粹的咨询机构，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任命都充满了总统的意志。中国的国安委则不仅仅是一个咨询机构，还有决策、立法等实体部门的职能，其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任命，可能都会有相对规范的程序。

如此说来，中国大陆的所有个人专业或者说研究方向能够与“大安全”或者说是“广义的国家安全”概念沾得上边的专家们对他们的习总书记之“上意”揣摩得都已经和王沪宁差不多清楚。与美式国安委相比，习氏国安委毫无疑问是一个很“实”很“实”部门，“实”就“实”在它既包括了外交又囊括了内政，即直辖了党务也涵盖了政务，即统领了军事也统管了民事......“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政军民学，习总是指挥一切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鲍彤：谁有话语权，谁就是改革的主体――三读三中全会决定

图：鲍彤

谁是这次“全面改革”的主体？这是我需要弄明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决定改革好、坏、成、败的关键。

12世纪王安石的改革已被证明是个悲剧。他是好人，忠君爱民……。他一心维护宋王朝的稳定，他善良地认为老百姓自然而然会得到红利。他亲自作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谁是改革者？王安石。谁是被改革者？腐败的官吏。谁是改革的得利者？应该是老百姓。但事与愿违：老百姓在改革中不仅没有得利，而且不胜其苦；被改革的官吏在改革中发现和创造了腐败的新大陆；王安石最后不得不下野。

失败的原因是“歪嘴和尚”（腐败的官吏）把改革的“真经”念“歪”了。王安石知道有“歪嘴和尚”吗？知道，但除开旧的反对改革的“歪嘴和尚”，还有新的正在积极参与改革的“歪嘴和尚”，王安石能有什么办法！老百姓知道吗？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反正按照顶层设计，老百姓没有能动性，只有安分守己服从领导的被动性，无权反映真相，无权提出诉求，无权揭露和罢免“歪嘴和尚”，无权影响改革进程。这是九百年以前的渔樵閒话。它会在现实的中国重演吗？

三中全会决定有关“市场”的内容，确实存在着“人”。按照《决定》，“人”在这个市场体系中，将是自主的和自由的，将有权自主经营和公平竞争，有权自由选择和自主消费，有权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这在毛泽东、陈云、邓小平眼里，无疑是可怕的资本主义；但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理，这才是他们所梦想的“自由人”在经济上的“联合体”。

於是我进一步读《决定》的其他部份——政治、军事、反腐、文化、信息、舆论、网络、“社会治理”。“人”渐渐淡出，“党”的地位和作用相应强化。我大概读懂了：这次全面改革的主体，虽然在纸上谈兵的沙盘上已经在第（60）条中被规定为“人民”，但在生活中很可能会落实为中共各级组织和大大小小的干部。按照斯大林，特殊材料的制成品将会自觉自愿拿起手术刀，割掉自己的肉瘤。

“如果不依靠中共的组织和干部，岂不天下大乱？”要是撇开现存的机构，岂不变成“另起炉灶”？岂不成了“造反”而不再是“改革”了？

这是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困於这个难题的人，大概不太瞭解“主人”和“公仆”的区别。“主人”和“公仆”不一样。“主人”可以不动手，但必须动口，必须明确表达作为主人的喜怒哀乐。“公仆”可以不动口，但必须动手，必须努力实现主人的嘱咐。因此，考察谁是全面改革的主体，主要的标志应该看舆论权属於谁，即改革的话语权属於谁。

《决定》第（38）条创造性地提出了“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和“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这种新创造的名词，照例无人能解。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权威的解释大概属於刘云山，作为《决定》起草小组的副组长之一，他说：共产党必须“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因此可知，“舆论导向”也许不是民导，更可能是党导。同样，“话语权”大概不是民权，更可能是党权。这是最值得人们深思的。如果刘云山解释错了，希望他作自我批评。如果他的解释代表了天经地义，那就应该明确公示：舆论和网络收归党有，是党的领地；平民的权利是听话。五官之中，有耳朵就够了，眼睛嘴巴都很危险，必须自愿上缴销毁。

——RFA 

晴朗：是民族复兴指数，还是沉沦指数

耐著性子读完十八届三中全会冗长的公报，先不论其中有没有新的信息，单说公报所使用的语言，就是"语言腐败"的产物。世界上所有的专制体制无不腐败，但只有"语言腐败"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最近又有一个例子，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所长杨宜勇宣布，根据"最新测算指数显示"，2012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由2010年的62.7%增至65.3%。看来"全面复兴"的中国梦快要圆梦，这个古怪的"民族复兴指数"不免令人去想像，不久将来达到百分之百复兴的天朝会是个什么样子？恐怕世界都装不下它了，那是不折不扣的"宇宙真理"！

专制体系孕育专制语言，自然也炮制得出这个离奇的复兴指数。官话、套话、党八股固然属于语言腐败，但谎言假话才是腐败之最。如今不管为官为民撒谎都脸不红心不跳，而且官民互骗，两边都明知对方在说假话，却互相都习惯了这种谎言。最近央视记者沿街随机采访，原本是问交通问题，谁知记者才开口，还未提问，路人就连声说："我很幸福"。这在网上传为笑谈，这个所谓的"幸福指数"就此一钱不值。

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之后的高压严打和清网，要把网络这最后一点言论空间都封杀，继薛蛮子、王功权被捕之后，网络大V章立凡、张鸣、伊能静的微博相继被封。习近平将严控网络上升到关乎"亡党亡国"的高度，宣称"管得住就是硬道理"，誓对网民把极权恐惧进行到底。正如《一九八四》这部名著所揭示，让人民笃信谎言和集体�谎，以及对国家暴力心怀恐惧，正是一切极权主义的生存要诀。

然而越不让人说真话，假话就越猖獗，因为人民没有免于说谎的自由。中国的"谎言指数"节节高升，从官场到整个社会，无奇不有，无"假"不有。中国的世道和人心是怎样沦落到今天的地步？这要从共产专制去寻找根源。纵观世界，要论政客与商贾，都免不了造假和说谎，但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却"假亦有道"，靠宪政、法治和选民的投票权去多方制衡，以防止谎言泛滥和防止说谎者坐大。即便如此，能做到的只是把说谎的危害性限制到较低的量级。惟独对谎言没有制约的国度，假祸杀伤力之巨大，对整个民族而言，简直是精神自残！

自从中共建政，第一个谎言洪峰是大跃进年间。又到文革十年，假话、空话与疯话齐齐暴涨，创造了又一个谎言高峰值。到了后文革时期，拨乱反正的理论前导是"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白了，就是"去假话化"。然而要知道，中共这个体系的假话早已制度化，只要查阅八十年代的中共文献，就觉出胡赵新政哪怕要讲真话，也要闪烁其词，欲说还休，因为必须要在假话的掩护下做一些实事。说来"说谎症候群"的病灶来自专制主义的深层，实属政治之癌，这个制度不变革，真话便无生长的空间。

再看毛和邓之后的江和胡，谎言癌细胞继续扩散。胡锦涛的语言无味，已不止是说谎的问题，而是连正常人说话的能力都严重弱化了。习近平还在做储君的时候就批评过，"我们有的领导干部甚至不会说话。有的同志自嘲：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 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 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 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

习近平上台之后也曾扬言要改变文风和作风，但只要看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文风如昔，假大空如昔，形象一点说，共产党令万物腐败，连语言都腐败得无从修补，无从革新，离开了假话，他们就不会说法和写字。最可叹的是，这种精神瘟疫向著民间社会蔓延，如今在这个人人说谎，全民造假的时代，人人害我，我害人人；人人骗我，我骗人人；好人莫做，善有恶报；得道无助，良心荡然。如今要说真话和做好人，会被周围怀疑你的动机。就像官场的贪腐潜规则，你想出于污泥而不染，这样的异数就不见容于"常理"，非要把你给"染"了，一同沤成腐臭酱缸里的蛆虫，这才安心。

官方满口政治谎言，老百姓都习以为常，也无心去取，但是涉及民生的官话，却时刻刺激著他们的耳膜，比如政府宣称"百分之八十的人认为中国医疗费用是便宜的"；又如"雾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有在家做饭的习惯，应该多提倡冷食"……诸如此类。有上面的样板，于是泛社会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官民互骗，寡廉鲜耻便成为常态。这个政权在朽败时，也毒化了整个民族。世道人心的朽败，是专制留给未来的大罪孽，而且是最难消解根除的一种集体病症，更是一种触目惊心的民族沉沦指数。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未普：习近平和网民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习近平新政府自上台以来，和网民的关系渐趋恶化。特别是近几个月来，一场从中央到地方席卷全国的、中共宣传部、国信办、公检法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大规模严打网络谣言运动，更是进一步恶化了自胡温执政以来就已经离心离德的官民关系。

严打网络谣言运动始于4月下旬，国信办在全国范围部署严打行动。6月18日，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从6月至12月为期半年的集中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专项行动。8月10日，国信办主任鲁炜召开网络名人大会，要求网络名人共同遵守"七条底线"：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8月20日，各地上自省公安厅，下至县公安局，大多成立了打击谣言专项领导小组，由公安局长或副局长督阵指挥，法院系统也采取配合行动。根据《南方周末》，到8月31日，短短12天内，数以百计的网民因"制造传播谣言"而遭处理。其中，仅湖北一地就刑事拘留5人，行政拘留90人。山西传出23名"网络大谣"落网，河南警方批捕了131人，等等。

这一连串的网络严打运动招致网民的极大反感。他们的反感情绪，在对社科院最近出台的一份调查报告的反应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人民日报》11月14日刊发了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题目是"九成以上受访者认为有必要整治网络谣言"。之后，中国众多网站都转发了这条消息。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对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等5个城市，进行了打击网络有组织造谣的专项调查。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受访者（93.6%）认为有必要整治网络谣言。认为"非常有必要"的比例超过半数，达到54.4%。另外，48.8%的受访者认为整治网络谣言"不影响民意表达"，13.0%的受访者认为整治网络谣言能"促进民意表达"。

从21CN、凯迪网、凤凰网、中国日报等网站留言来看，网民对社科院的调查结论持反对态度和支持态度的比例是2:1，即三分之二的网民反对这个调查结果。反对者的理由，大致有下几个：第一，反对自己被代表。他们特别反感报告的主要结论――九成人认为有必要整治网络谣言。他们说："我被九成了","九成人是谁啊？百家姓里没这个姓氏啊！""是不是又要'团结90%以上广大干部和群众，打击10%以下的阶级敌人？'"

第二，绝大多数反对者表示不相信这个调查结论，认为这个调查结果本身就是个大谣言！他们说，对社科院的这个调查百分百不相信，认为要整治谣言应当首先整治社科院这些胡说专家的谣言，还说《人民日报》才是谣言的原发地，等等。

第三，绝大多数反对者相信自己有辨别谣言和谎言的能力，认为官方心中有鬼，才会如此打击网络谣言。在各种留言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咒骂："社科院一堆人渣"、"恶心的中共"、"该治的是官谣，心里没鬼怕个谣言？""网络谣言不必整治，网民自己会分辨"。

第四，有些反对者质疑这个调查的可信度，认为中共喉舌的业务功底太差。有人说，在一个中共百分百掌控网络空间的国度，居然还有九成人赞成自己被"统战"是合理的，这不是自说自话而后自笑的超现实搞笑吗！

第五，有些反对者相信，官方以打击网络谣言清网，是一种变相的舆论钳制，是要封住国人的口，洗国人的脑。他们认为，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什么"民谣"，全部都是"官谣"。还有人认为，"文革的脚步已悄悄袭来，大厦将倾，谣言已不是谣言。"

社科院的调查结果中，最荒诞的莫过于这套说辞，即整治网络谣言对民意表达有益无害。封网民的网，对网民有益无害？这种逻辑违背常识，视网民为愚民，网民怎么会买账呢？网民的反映显示，他们不是那么好愚弄的。当网民不买帐时，便突显了中共一系列严打部门和社科院调查的荒诞和愚蠢。

中国网民有5.6亿，占人口总数的43%。他们对习近平正在进行的改革，无论支持与否，都是一支重要的无法忽略的力量。就目前形势来看，习近平当局对网络舆论的严打，加上社科院的荒诞而又愚蠢的报告，正在把这支力量推向反面。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吴国光：“中国模式”的升级版――简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图：吴国光

最近忙，没有怎么关心中国的时局。包括据说很重要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不过是匆匆浏览了一下公报、决议和习近平的讲话，没有研究。忝为研究中国政治的学人，不时会被媒体、朋友、同事或者学生逼问有关看法，躲不过去。有两点看法，干脆简要地写出来，供舆论批评。

第一点看法，坊间已经说得很多了，我炒冷饭而已：这次三中全会，一个重要特点是习近平的集权。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两个新成立的重要机构，人事如何安排，现在还不得而知。习近平至少会挂帅其中一个吧，那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我看应该也有很大的可能会挂帅两个，连"深化改革小组"一并掌控。其实，就算不是习本人出任"深化改革小组"组长，从这次三中全会决议的起草情况来看，实际运作将来的"深化改革小组"的主要人员，应该也都是习的亲信，而不会是总理李克强的亲信。打着"全面改革"的旗帜，改变既有的权力机构，摆脱前任和同事已经布局所形成的对自己的权力制约，以便在高层迅速集中习个人的权威和权力，是这次三中全会的主要成果。

在这一点上，习很难等待，原因在于：他在这个任期内的一大挑战，是要在十九大上组建一个自己人比较占据多数的政治局常委会，其中包括要选择一个自己信得过的比较年轻的人，在十九大上确立他到二十大能够接自己的班。这个挑战很大，是因为十八大所形成的高层权力格局很不利于他实现这个目标。而且，时间并不多了，三年左右要见分晓才行，不然就很被动了。这次三中全会习实现了个人集权之后，下一步应该就会着力在三年内将十八大所形成的高层权力格局扭转到对他实现上述目标有利的方向。三中全会落幕之后，为什么坊间首先传出来一些重要的人事安排传闻？这不是没有原由的。

明明知道是冷饭却还要炒，一个是因为：上面第二段所说，仅是我的猜想，舆论对此似乎还谈的比较少。再一个，这也直接关乎我对三中全会的第二点看法，也是我认为更重要的看法。

我同意说：三中全会确实在改革上下了些功夫，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在于进一步扩大市场化。我的看法是：这恰恰是这次三中全会的败笔。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我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根源于我对"中国模式"的弊病的理解。所谓"中国模式"，在我看来，就是市场与权力的联姻；而且，权力是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因此，市场也就是专制权力下运作的市场。用学术概念来说，就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与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的结合。"中国模式"的成就，也许就是这样取得的；"中国模式"的弊端，更是这样产生的。既然要"改革"，本来应该是要克服既有的弊端的；可是，这次三中全会所抓的药，是把制造弊端的那个东西进一步加大剂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这是败笔。

一边是进一步集权，一边是进一步市场化，这两个东西的剂量都比以前加大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机制，并没有得到改革。我当然理解执政者的难处，不外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不得不进一步乞灵于市场。一些所谓"右派"朋友或者"自由派"朋友看到了当局在市场化上的努力，于是赞赏三中全会，我不敢苟同。我也是自由派，但我不是原教旨主义的市场自由派，决不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相反，我认为，市场必须得到法治和民主的制约，才能更多地发挥长处而减少弊病。这次三中全会以及此前此后的现实政局，在法治和民主方面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实际上的倒退。市场和这样的政治安排相结合，市场的弊端只会放大，"中国模式"所产生的那些病入膏肓的社会分化、环境污染、道德解体等负面后果只会更加严重。

有人说：给民营经济更多地盘，应该是个进步吧？我不能说"不是"，但我更想说"未必"。私营经济与专制政治相结合，本来是世界各国权威主义统治的通例，只有在从全面公有制和国家计划经济的所谓"社会主义"过渡而来的"后极权"权威主义体制下这才成为一个议题。其实，中国现在那些国有企业，根子上、实际上还不是"私有"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寡头集团所私有的，民众享受不到这些企业的好处。再把这个游戏的范围扩大到包括那些所谓民营企业，我看性质没有改变。事实上，三中全会之前，所谓民营企业家们的"领袖级"人物，不是在想方设法向党表忠心吗？是的，你不忠于那个权力垄断的政治制度，你就进入不了这场发财的游戏。

谁能搭上政治的垄断权力，谁就可以发财，这不正是"中国模式"的秘密吗？现在，这个游戏升级了，权力会更加垄断、专制，也就是政治上的权威主义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也进一步深化，那些掌握、役使、依靠和搭上专制权力的人会进一步发财――这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义所在。至于小民，没有权力，也没有权利；没有资本，也没有"关系"，你靠什么可以指望分一杯羹呢？当然，可以指望有权有势有财者们发发善心。我承认，这次三中全会还是多多少少表达了一些这样的"善心"的，所以，我对种种或者奔放或者谨慎的乐观都持微笑旁观的态度，而不是直言批评。问题是：你们相信不相信这样的"善心"能够解决中国民众目前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反正我不信。

2012年11月26日急就

【作者简介】

吴国光（1957年－），山东临沂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秘书、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美国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鲁斯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王安博士后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及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并兼任六种英文国际学术期刊编委；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中国政治、国际政治、中国对外关系、二十世纪中国史等，出版英文书籍四种、中文书籍十六种，论文见于Asian Survey, China Quarterl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The Pacific Review, Social Research, Third World Quarterly 等国际学术期刊。（维基百科）

梁京：青岛爆炸的警示意义

11月23日，中国国防部宣布设划东海防空识别区，此前仅10小时左右，青岛发生了重大爆炸事故（见图）。两个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间如此之近，显然纯属偶然。不过，笔者倒是希望这次重大的安全事故能够对习近平冒险的对日政策产生一种有益的警示作用。

此次青岛爆炸事故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于伤亡和破坏惨重，更在于其发生原因非常荒唐。只要看到事故现场照片，稍有常识的人马上就能明白，这个事故的发生与这些年地方官员只顾自己发财、不顾百姓死活的行为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个事故对当今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态的脆弱性、危险性和爆炸性有很大像征意义。习近平于周日赶往事故现场，说明他开始意识到了这个事故严重和危险的政治意义。

对于自己所面临形势的严峻性，习近平应该是有相当认识的。他上台前后利用钓鱼岛主权争端，采取了空前强硬的对日方针，事实上与他要迅速立威，巩固权力来应对国内形势的挑战有很大关系。这显然是一步险棋，但为什么习近平一定非要走这步险棋不可，笔者一直弄不清楚，也没有看到有深度的分析。

最近听到一种说法，就是习近平受到军内红二代较大影响。这些军内红二代对这些年大发横财的权贵非常不满，对美国有根深蒂固的敌意。习的强势外交，尤其是反日外交反映了他与这些人的思维和情感的一致。强势外交有利增大军方影响力和预算份额，也有助于调动爱国情绪压制权贵势力，巩固习近平的权力。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这个逻辑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这里的简单逻辑就是取悦军方来威慑江、胡时代发迹的权贵。但如果为此而引发过大国际压力，尤其是引发打仗风险还是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我相信中共高层对此也一定相当纠结。我们看到外交部以及其他部门一直有或明或暗的努力，试图缓和中日关系。

和许多人一样，我不大相信习近平真想和日本打一仗。不过，这并不能排除中国会犯当年日本那样的错误，被一批好战军人推上战争轨道。当然，也有人相信，打一仗对中国未必是坏事，因为其结果只能是加速中国的内部变革，甚至可能引爆革命。

如果相信真打的可能性不大，就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强势的，紧张的外交方针究竟对习近平稳住权力，对推动国内改革是不是真有帮助？

经过一年来的观察，我越来越相信这种矫情和不理性的外交政策，对国内的变革并没有什么好处，最终对习近平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因为说到底，习近平的权力和历史地位取决于他能否切实推动真正重大的变革。

为什么矫情和非理性的外交会不利于国内变革？因为这种外交不利于创造一种实事求是的氛围，不利于说老实话，不利于诚实的、敢于担当又勇于任事的人才取代多年来充斥于中国朝野名利场的势利之徒。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习近平的改革就不会有成功的希望。

此次中共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真可谓洋洋大观，比起三十多年前的三中全会决议，理论知识大为西化，海内外也得到一片喝彩。当年毛泽东的文革留下问题不少，但在很大程度上，毛的文革已经为邓的改革做了相当充分的教育和动员。因此，毛泽东一去世，变革的力量很快就主导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今天则不然，今天主导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权力和文化精英，是过去二十年腐败繁荣中出头的。现在没有人怀疑习近平改革的决心，但靠这批精英来推动改革，不但推不动实质性的进展，反而会引爆各种危机。从目前清理小产权房遇到的麻烦看，一个通过引爆危机来教育和动员改革的过程已经不可避免。

要避免在这个风险极大的危机引爆过程中不翻船，就必须让支持改革的人才在这个过程中能脱颖而出。为此，习近平需要改变目前越来越危险的对日政策，需要创造一种有利于真诚对话的政治氛围。否则，在一种自欺欺人的氛围下推动改革，政治上也会发生像青岛那样的灾难性"闪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高新：习近平借国安委还魂“党的一元化领导”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海内外评论中的多数都与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介绍过的中共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徐辉的“大安全理念”异曲同工，徐辉认为“国家安全大战略不仅包含军事安全，还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社会稳定等全方位安全......只要潜在或现实威胁到国家层面的安全（国家意义上的“隐患”和“事故”），不管什么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会发挥作用，这无疑是基于大安全理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许涛研究员的解读是：国家安全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上来讲。从狭义上讲，国家安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防安全，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应对外部威胁、外敌入侵时的国防安全。而广义上的国家安全，则范围更广，涉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恐怖主义等。”基于此，许涛认为习近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具体组成，“可以预见的是，核心机构将精干权威，但辐射面广，涵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他分析到，比如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都算是传统安全观上的涵义，而现在涉及的其它更多的方面，像应对外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还有信息安全、对突发事件的处置，都属于现在国家安全的范畴。所以，可以预见，军事、外交、安全、文化、经济等部门，都会有相应的人员和组织参与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甚至是组织构建。

CCTV证券频道评论员许一力认为：“‘传统’安全概念一般指与各主权国家间军事、政治和外交行为有关的冲突，如国防建设、大国博弈、边界纠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等。在21世纪，全球化之后，其实还催生出一些隐形的“国界线”，刷新了对国家主权及安全的传统认识。比如粮食安全，金融、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在非传统安全的研究视野中，能源安全、产业安全、文化安全、食品安全、粮食安全，甚至连生物安全、生态环境安全、艾滋病、SARS等大规模传染病等等领域也被纳入国家关注的视角。”

许一力说：“上述所有‘非传统安全’内容背后的繁复和牵扯部门的多样性，你就能理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是有非常现实意义的。”

按照上述人等的解读，我们说习近平新成立的国安委将会“横跨党、政、军、民、学，概括东西南北中”毫不夸张。这就不能不令人联想起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

中共人民网上党史百科的相关词条解释说：“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领导体制。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党的委员会对党、政、军、民等一切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百度百科中没有收录“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一词条，但其“一元化领导”的词条解释针对的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意即“同一层次各个不同性质的组织和领导机关，均接受同级党组织统一领导的一体化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表现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百度的相关词条中具体解释说：“在反复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而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质变成了党委第一书记的个人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与‘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党管一切’等问题，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和存在了，建国以后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党领导一切’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和突出，以致前所未有地被屡次写进党章，可以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9年4月，九大党章规定：各级党委要‘根据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实行领导。1973年8月28日，十大党章进一步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工会、贫下中农协会、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红小兵，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王洪文“十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反复强调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叶剑英怂恿着华国锋把毛夫人江青、毛侄子毛远新及其主要追随者们一并打入天牢之后也还是在他所做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强调：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实际上是由邓小平主导的中共于1978年12月22日发布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仍还出现了一处“党的一元化领导”，即“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不过就在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夜举行的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的讲话内容中已经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弊端有所批判。他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该校主办的电子期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撰文认为“从问题的实质来看，应该说，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就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做出了否定性的回应......。十二大党章和报告，不但没有再提‘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领导一切’，反而破天荒第一次对党的领导做出了这样的概括：‘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用以取代‘文革’中几届党章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规定。这实际上表明，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种最高领导机关的最高权威，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领导一切’给予了根本性、实质性的否定。”

从一九八二年以取消党主席制和实际否定“党领导一切”、“党的一元化领导”为重要标志的中共十二大的召开到去年十八大上习近平上位，其间已经经过了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正好又可以以一九九二年的十四大为分界线，把前十年大致界定为“邓时代”，后二十年界定为“江胡时代”。

江胡时代的前十年----即江泽民主政的那十年里，向毛时代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倒退的最重要的几大代表性动作包括：

一，将已经降格为“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中央政法委恢复为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的实际上是与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纪检委平级的常设机构；

二，将武警部队升格与二炮部队平级的中央军委直属正大军区级单位；

三，进一步加强党管司法，新建涵盖党政军民学及“群众团体”的四十个成员单位的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与中央政法委共同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的党中央常设机构；

四，新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属常设机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将国务院系统的科、教、文、体、卫，以及广播、电影、电视、出版发行以及各类传媒全部收编至“党的直接领导”之下。

如今习近平在江泽民已经打下的“党权”基础上更进一步，明显是要通过肯定是要由他亲自挂帅的国安委，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借口，堂而皇之地堂地向自己手中集权。这不禁令人回想起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讲话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萧功秦：“新封神论”与国家主义的个人崇拜

警惕国家主义的个人崇拜 　　今天晚上小C、小L，小F约我在天钥桥路蜀府共餐。他们都是多年前我们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已经毕业多年，在社会上大都学有成就，也是学术界的中生代了。 　　大家问我对刘小枫最近提出的"新国父论"的看法，我先谈到对刘小枫学术转变的看法，刘小枫从宗教保守主义进一步走向英雄崇拜，且把毛泽东当作"新国父"。那就是画蛇添足了。 　　首先，国父是西方概念，是西方文化中的说法，民国时借用了过来。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环境中，国父这一概念不会让国民盲目走向个人崇拜。然而，这一称呼一旦进入中国，根据我们过去的文化经验，就会变味，就会淮桔为枳，变成盲目的个人崇拜的新的文化符号。中国刚刚脱离个人崇拜的灾难时代，现在知识分子自己又在为新的个人崇拜创造文化符号，说轻一点，是缺乏历史意识，说重一点，就是长期专制文化的路径依赖，走火入魔了。 　　刘小枫从自由主义到专制主义的个人崇拜，绕回到老路上去，这一点本身就是思想史研究的有趣对象，他的这一举动，在知识界肯定是有负面效应的。历史毕竟在向前进了。 　　其次，我比较担心的是，刘小枫的"新国父论"会变成国家主义，一旦有风吹草动，中国经济发展萧条与危机，还有可以进而蜕变为"新法西斯主义"，正如斯密特与斯特劳斯当年那样。除非中国未来发生大灾难，极端国家主义者需要从历史上寻找英雄崇拜对象，让刘成为先觉者，否则，刘现在做的这些努力，就只会被人们理解为极左文革时代招魂， 　　第三，退一万步说，要评价一个逝去的政治人物是不是可以成为新时代的"新国父"，关键还在于社会上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共识度有多少，例如，土耳其的凯末尔，被认为是土耳其国父，凯氏确实贡献巨大，该国人对凯末尔的共识度很高，相反，毛的建国之功无人质疑，但毛晚年错误之严重，让社会大众在认知上陷入大分裂状态，将一个缺乏共识的问题提出来，只能人为地制造社会巨大的分裂，这是对政治稳定不利的，我看对于历史人物，还是按邓小平的充满中国智慧的说法，"宜粗不宜细"，还有"一切向前看"。不要在受文革创伤的人们的历史伤口上去再撒一把盐，更不要人为地制造社会分裂。 　　餐桌上，大家都比较同意我的看法，但小C看来可能受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较大，他比较同情刘小枫的看法，他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对刘小枫进行辩解，他说，毛的晚年错误是"阴阳"中的"阴"的一面，神人的"阴"不应受到世俗人的责备。他越说越玄乎，其他同学起来反驳他。 　　我接着说，不能把一个历史人物造成的严重灾难与错误坏事"打包"到抽象的"阴阳"哲学中的"阴"中去加以美化，以此来避免对他犯下的历史错误的理性思考与批评。对于这样的事，一个学者千万不可掉书袋，一定要回到常识理性上去，不要搞得那么玄，玄学思辨会把我们的理性能力给遮蔽了。 　　与研究生谈刘小枫 　　各位同学： 　　刘小枫从自由主义者走向国家主义与新左派的历程，很有值得大家关注与深思。你们研究思想史，可以把他最近的讲话作为思想研究的鲜活的案例来研究。 　　在我看来，一个学者如果有以下四点，就会犯普通人都不会犯的常识错误，这四点是，第一，过于执迷于自己心爱的思辨逻辑，而丧失了常识理性。二，对历史，为自己理论与信念的自园其说而任意打扮，而缺乏求真的敬畏之心，第三，文艺思维，文艺家最容易为了表达自己观点而跳跃性地以文艺想像来建构学理框架。第四，加上左的文化深层积淀的影响。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就会进入走火入魔的思路。 　　顺便提一句。刘讲话中提到那个向他介绍袁世凯得糖尿病的历史学者大概就是我。那是几年前与我刘小枫唯一一次见面。在北京开会时我与他聊到的。那时我的印象，刘先生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这样。他对毛泽东晚年错误也有批评，对蒋介石也有批评。 　　要批判刘小枫如何走火入魔，就要深入了解他自己的逻辑，不能只停留在微博式的讽刺。刘的那篇触犯世人众怒的讲话，其思维逻辑是这样的：一，一个大国需要强人，二，只有这个民族有了对强人的信仰，才能有凝聚力，因此国父是需要的，三，在现有的孙、蒋、毛三个历史人物中，只有毛才能资格。因此毛就是中国的新国父。四，如果说到文革，那么文革也是公平理想主义，所以犯点错误也不算什么。以上四步，第一步就有问题，不能抽象地谈大国需要强人，强人如果把社会引向乌托邦，那种南辕北辙的后果比弱人的南辕北辙更可怕。其后三步每一步也都大有问题。可以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 　　例如第二步，即只有这个民族有了对强人的信仰，才能有凝聚力，因此国父是需要的，这个观点的错误在于，对强人的支持，未必需要民众对强人的信仰作为必要条件。执迷于强人崇拜，就会变成政治迷信。我们可以肯定强人的政治整合功能，只要他能承担这种功能，就可以支持他。但不必要对他"封神"，"封神"并不是实现强人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袁世凯的错误就是这样，在他看来，中国既然需要强人，只有称帝才能成为真正的强人，他从世人肯定强人的积极社会功能这一点出发，进而发展到要称帝，这种"称帝有理论"，就是一种封神行为。而恢复帝制被他视为强人封神的手段。从这一逻辑来看，刘小枫走的就是这样的逻辑路子。 　　所以，"新国父论"有潜在的危险。说得直白一点，"新国父论"具有"封神论"的潜在意图与作用。而"封神论"的结果则不是有助于走向民主自由繁荣的现代文明，而是有利于把中国拉向集权式的国家主义与极端民族沙文主义。毛晚年左的错误会被"新国父论"一笔勾销。毛身上的极左的乌托邦消极因素却会被放大，被激活。 　　第三步，我的反驳是，即使是一个需要强人的社会，有没有国父并不是关键，没有国父并不一定要从缺乏广泛社会共识的历史人物中非要找出一个人来不可。其理自明，不能硬在矮子里拔长子，这是常识理性。刘在这里使用的是逻辑上的排他法，他的大提前潜含的逻辑是：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这三个人中，必须有一个是国父，既然另外两个没有资格做国父，那么剩下的一个就只能是国父了。这个大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只要你问他，凭什么这三个人中必须有一个人是国父？他就无言以对了。 　　第四步错误是，文革即使存在着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动机，但这绝不能成为肯定文革的理由。充其量说，文革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它的灾难具有让中国人从乌托邦迷思中醒悟过来的作用。它的意义仅在于极端思潮产生的钟摆效应，我们不能因此而肯定极端思潮。现在的文革左派与新左派犯的是同样的逻辑错误。 　　刘的思想本质，我想是新国家主义，他本来就受施密特影响很深。我想，刘小枫这样的优秀学者，一旦食洋不化，就会犯常人都不会犯的错误，会沿着此路走下去，就会走向国家崇拜，离现代文明价值就会越来越远。 　　再过二十年以后，刘小枫再读一下自己的讲话，也许会觉得后悔，对自己说话的轻率而感到遗憾。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也许他会在这个怪圈时难以自拔。 　　即使如此，那么，他的这些讲话仍然有其价值，就是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生、大学生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思想史范本，让人们了解，当一个思想者一旦成为自己创造的观念的奴隶，会发生什么情况。让人们了解，一个没有人文精神、没有对人性的道德关怀的民族主义者或国家主义，他思想上发生的错谬会离常识真理遥远到什么地步，而离法西斯主义会接近到什么地步。 　　英国保守主义与德国保守主义：它们对中国的意义 　　多年来，刘小枫向国人译介德国保守主义哲学，刘小枫的哲学思辨能力很强，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转向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现代化中的过度世俗化潮流的一种反向运动，他对施特劳斯思想的引介，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我没有很好研究过他的文章，对此不能有进一步评价。 　　不过，我个人认为，施特劳斯与施米特的保守主义与英国柏克的保守主义，虽然立论要点各不相同，但都具有正面意义。 　　柏克的保守主义，或称英国式的保守主义，主要是从经验主义去批判以第一原理为基础的建构理性主义，从个人自由的自然秩序去反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激进乌托邦主义。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柏克思想的启示。 　　严复的保守主义其实也是从经验主义角度出发反对革命乌托邦思维。在阅读《严复集》的过程中，我总觉得严复思想与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有相通之处，但当年却没有严复著述的字里行间找到严复受柏克思想影响的直接依据。我一直想知道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是否读过柏克的书。但一直不得其解。后来在台湾听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长黄克武说，他已经找到严复读过柏克书的第一手资料。看来我的这一猜测总算有了着落。由于中国人深受激进乌托邦之痛，知识分子反思激进主义时，很自然地受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积极影响，中国新保守主义思潮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柏克保守主义这一思路的进一步延伸。 　　然而，施特劳斯、施米特的保守主义，或者说，德国式的保守主义，在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今天，在世俗化为基础的现代性已经在中国登堂入室时，它的正面意义也是存在的。西方现代文明中的民主化与民粹主义化，导致了文化的平庸化，让平庸者大行其道，整个社会变成平庸者当道。现代的世俗时代是贵族精神缺位的时代。而西方的自由主义缺少高贵文化的教化精神，没有给人类以高尚的追求，这样，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与多元民主政治就在有意无意中，加快了人类的动物化过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密特、斯特劳斯的保守主义有可以同情理解之处。他们通过强调贵族的等级，来否定平庸对高贵的淹没与扼杀，所谓平等，就是用平庸去扼杀高贵，德国保守主义强调等级，其实以等级来构筑一道防护堤，以此来保卫高贵。 　　德国保守主义强调雅典精神，要回到古希腊罗马精神去，就是要有古典的高贵，来对抗现代性的平庸，通过强调古典的真善美，来反对世俗化与人的动物化，通过强调信仰与宗教，来反对世俗的享受主义，通过强调人的尊严，来反对世俗的物欲主义。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这种保守主义是人类文化的自我平衡机制所必要的。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德国保守主义，或许能从中获得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的有益启示。 　　我个人认为，德国式的保守主义，与英国柏克式的保守主义相比，各有千秋，后者强调经验主义，对于批判激进主义有巨大的贡献，前者强调理性主义，对防止社会的低俗化有巨大的正面贡献。我们现在重新认识德国保守主义，很有必要，刘小枫对德国保守主义的介绍，是否是基于这一点，我并不清楚，但我认为随着中国在世俗化的现代性中陷得越深，对德国保守主义的借鉴的需要就越强烈。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1125958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