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戈：“无车日”背后看腐败

9月16日至9月22日，首届中国城市“公交周及无车日活动”在国内108个城市同时举行。活动期间，城市政府领导带头参与活动，带头乘坐公共交通、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班。依照承诺书，108个正式签署参加此项活动的城市，政府领导不仅必须带头参与活动，带头乘坐公共交通、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班，而且还要分别做出承诺，为城市至少实施一项新的注重实效的绿色交通措施；切实改善公共交通状况。“无车日”其实只是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理念，其根本目的不是无车，而是如何做到环保，如何解决拥堵，如何节省资源。但官员们的苦心并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同，这种不满的声音通过网络表达出来；各大网站的网民普遍认为，内地政府公车泛滥成灾，消耗大量国家资源，如果官员公车不减，“无车日”只会沦为官员的“作秀日”，对改善交通和节约能源作用甚微。

无车日是从西方工业国家引进的理念和活动，虽然这个活动在西方国家颇多争议，但这更多是当事人——不是政府而是公众，认为无车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据《经济日报》驻巴黎记者报道，2002年，法国参加无车日的城市有99个，2003年降至72个，2005年仅有50个。德国首都柏林、意大利首都罗马等大城市，也早于几年前就退出了“无车日”活动。“无车日”之所以难推行，正如人们抱怨的，“无车日”不仅没能解决什么问题，反倒给他们的生活增添困难，无车日成了“苦役日”。

中国公众的抱怨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争议不同，他们普遍认为改善城市绿色交通，关键在于全国公车改革、杜绝公车消费，把党政机关的公务车减少一半，节能减排的任务就完成了，如能把公车取消，交通堵塞现象将不复存在，贪污浪费也少了。还有网民讽刺一些地方的媒体16日广泛报道“官员带头乘坐公交车或骑单车”的新闻，表示绝大多数的市民天天都在艰难地乘坐公交车和骑单车上下班，老百姓不是早就在带头吗？公众发出抨击的声音，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中国给城市交通带来压力的，并不是有限的家庭轿车，更有数量庞大的公务车。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公务车目前已达350万辆，每年用在公务车上的开支达3000亿元，远远超过中国军费开支，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而目前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2006年11月7日《成都商报》）。资料显示，山东省2004年采购 7600多辆公务车，2005年则达到9000多台；新疆2004年采购1000多辆，2005年比2004年多了近2000辆车。而北京，目前公务车至 少达49万辆（2006年11月1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一则报道显示，北京公务车曾占用了80%的道路资源。尤其在当前油价高位运行、各种道路收费居高不下、交通罚款严厉的情况下，许多家庭平日对私家车的使用也要精打细算。相比之下，那些过路费、油钱乃至交通罚款都由政府或单位埋单的公务车却没有丝毫顾忌，其使用频率之高、耗费公款和占用资源之多是毋庸置疑的，对交通拥堵的影响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无车日”活动不但没有得到公众的支持，而且遭到社会的一阵嘘声，倒也在情理之中。

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务车的管理，严格到了近于苛刻的地步。相比之下，中国的公务车无疑就成为中国政府腐败的一个缩影。在美国，购买公务用车都要提请同级议会批准，每年还要向公众公布使用情况。因此，一般政府部门公务车数量控制非常严格，洛杉矶市政府公务用车不过区区10辆左右。出于安全因素，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部长等少数顶级官员的车辆有较高特权。其他高级官员包括多数部长、国会议员或是州长、市长，上下班都开私人汽车。现任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上任以来，坚持乘坐地铁上下班。在韩国，首尔市政府进行公车改革后，公车数量减少到47辆，就此，该城市告别了交通拥堵。而在芬兰，公务车数量非常之少，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配备固定车辆和司机，在赫尔辛基市政府，只有市长一人享有这一待遇。而在中国，却有公务车350万辆，每年开支高达3000亿元！据中国政府发言人宣布，中国2007年的军费开支将增加17.8% ，达到3500多亿人民币。而3000亿人民币的公车开支则是2006年的数据，也就是说，在2007年军费增加17.8%之前，公务车的开支远远超过中国军费开支！这对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国家来说，是一笔多么沉重的负担啊。毕竟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地区在中国只是特例，在这些地区繁荣的背后，西部那些贫困地区的几亿农民、那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工人和下岗工人，才是中国的真实。3000亿，要改变多少人的命运，要消除多少贫困啊！然而为了他们的享受，就把这么多的民脂民膏肆意挥霍。而那些在经营城市旗帜背后的各级政府办公大楼，其奢侈、豪华程度更是令人咂舌、令人触目惊心。

从无车日的背后看腐败，更看到了这个官僚政府的自私、冷漠和不负责任。中国的官僚贪婪成性，而且不受法庭和公民选举的制约，对于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区别毫无概念。历史上的皇权专制时期如此，现在的所谓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并没有发生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而这个所谓的革命，其实是这个社会的倒退。这个极权政府的官僚们，比历代的官僚更加自私、更加冷漠。他们把持和垄断了整个社会的资源，但他们并不懂得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所以，他们始终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去牟取个人的利益，牺牲公共的利益以保护集团的利益。“无车日”背后公务车惊人的腐败，恰好是教育落后、投资不及许多国家，在农村存在无数失学儿童和破旧危房校舍；贫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学，因为贫穷而无力上学，甚至导致父母自杀、家破人亡悲剧的直接原因之一。

公务车所显现的腐败是一种隐性的腐败，并成为中国官僚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占取利益的一种特殊方式。此外还有奢华的办公大楼、特殊的住房的分配及支付方式，都成为这个利益集团具有合法性的巧取豪夺的重要手段。这不同于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所以没有任何政治和刑事犯罪的风险。但实际的功用却是相同的；这已经成为中国官场的一种默契，或者被人们称作潜规则那样的东西。对于前苏联分配制度有所研究的西方学者曾指出，对于共产党国家政府官员的实际收入，工资只能作为一个附属指标，因为他们福利和工作需要名义下的其他收入和开支，远远超过他们以工资名义的收入。在现在的中国，这一状况不但依然继续，而且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公务车上所凸现的腐败则是其中的一例，但这些并不在中国政府反腐倡廉的视野里。

正是因为这个政治集团利用各级官僚的的人性弱点，使他们贪婪成为被人控制、并成为这个政治结构中一个难以割舍的重要构件。所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民主，则是一些御用文人和官僚集团有目的编造出来的说辞，除了公有制这个概念成为他们把持社会资源的面纱，剥夺公众所有权利的理由，其他与社会主义、民主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反对民主宪政，反对三权分离，因为他们担心现代工业文明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会动摇他们落后的统治制度，最终会波及到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中共自私的治国方针还将继续坚持下去，维护这个不受法庭和公民选举的制约的官僚体系，他们挥霍民脂民膏的美好日子才能继续下去。美国社会学奠基人E.A.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在20世纪初旅居中国，并深入到落后的西部地区考察研究。他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眼光观察这个苦难的国家，并在1911年写了一本叫做《病痛时代——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的书。他在指出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的根源的同时，也表示了他对变革进程中人们所忽视的问题的后果的担心：“在此我们遇到了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最严重的问题：以后的道德从哪来？在反对强调伦理道德的旧式经典教育中，出现了一种忽视道德引导的趋势。……他们追求的是富强，而且他们了解到，西方的富裕和军事强大都是由精确的知识和向往科学的学生带来的。但他们却忽视了西方成功背后的道德基础。他们忽视了自己的理想主义，也忽视了西方的理想主义，很可能会发展成一种自私的追求物质主义的性格，而这带给中国人的将是灾难而不是幸运。”不幸的是，我们被他言中了。当我们的国家失去了价值目标，个人失去了人生目标；当发展就是硬道理成为有钱就是硬道理的时候，这种自私的追求物质主义的可怕人格，真是中国人巨大的灾难。因为他们比皇权时期的官僚更自私，而且还理直气壮、振振有辞。3000亿公务车背后的腐败，腐败背后几亿人的贫困。把“无车日”称为“作秀日”，实在是十分温和的批评而不是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