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竹 ：不断人权论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托洛斯基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即以不断的政治运动为手段而推动社会进步，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目标。在我看来，这种阶段性思考，对中国现实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当然，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革命”两个字对中国人来说太血腥了，太沉重了，也太容易被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因之，我们可以将托洛斯基的“暴力主义”加以剔除，但保留“不断运动”的合理内容，不妨叫做“不断人权论”。意思是说，人民争取人权是一种永恒的政治与社会运动，虽然在每个阶段具有特定的目标。 “不断人权论”的理论预设是：老百姓的维权运动可能被镇压，但永远不可能被击败，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此外，维权运动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仍然可以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一、如何看待现阶段的维权运动？
如果现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小康，那么，人权运动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的政治基础。因为，以人而论，小康者，即是中产阶级，故全面建设小康就是全面建设中产阶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断进步，但政治滞后不前，生产力突飞猛进，但生产关系日益老朽落后。在此意义上，不断人权就是不断寻求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的突破。我常听到一种说法：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人民具有更多的经济自由，包括物权之保障，但是，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保障，那么，物权就是虚幻的，经济自由不过是泡影，随时可能破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权运动为全面建设小康提供了政治进步的动力与制度保障。改革开放若没有人权的最终实现，就仍然不能说是成功的。
更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后期，人权运动的能动作用日益强化，乃至我们可以说，在当今中国的发展阶段，人权运动是动因，小康社会是结果。不断人权，小康亦在其中。因为，人权运动一方面制造着政治的中产阶级，一方面催生着经济的中产阶级。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人权运动，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必定太过羸弱，在政治权贵与垄断豪强的双重挤压之下，难以立足生存，更遑论发展壮大了。今天，贫富分化，日益加速，为了不让中产阶级胎死腹中，人权运动，刻不容缓。
然而，必须承认，中国的民间维权仍然处在人权运动的初级阶段，甚至还没有达到社会学意义的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的水平，因为它太过分散，缺乏意识形态的整合力，更缺乏理论的指导。为什么处在比较低下的水平？我认为原因不在民间维权本身缺乏生命力，而在运动的一些配合条件尚不到位。易经有一句话：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首先，知识分子没有积极参与、有效投入以及理论缺席，是当前中国人权运动的最突出的薄弱环节。这就是“天地不交”，因为知识分子是代表天的。现代人权运动为什么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起义？主要在于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同：他不是起义者的军师，也不是诸葛亮，更不是有知识的山大王。在人权运动中，知识分子既是道义领袖，又是战略家，亦即他兼有价值的创造者与运动的组织者的双重角色。因之，知识分子除了做诸葛亮之外，还必须承担更多的道义责任，做运动的旗帜。这当然比较困难，一方面要做运动意义的阐述者，又要做道德实践的示范者。但是，看到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都能担当此重任，中国知识分子也应该可以做到。
事实上，在民间维权运动寻求突破的节骨眼上，知识分子的作用极其重要。列宁曾经说：必须让知识分子从外面把政治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他特别提到教育农民。在我看来，维权运动也是如此，亦即必须把一种政治行动的意识以及政治意志灌输到维权运动中去。换言之，自由知识分子不应再向统治者喊话了，而应该全力强化与下层群众的交流。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老百姓没有维权的觉悟，而是说必须加快脚步，而意识形态就是加快脚步的催化剂。具体说来，维权必须从经济意识向政治意识提升，走政治运动的道路。举个例子，假如有人把知识分子的运动参与仅仅看作是某种法律服务，或法庭内的事情，或出谋划策，这就是天大的误会了。不是说律师不重要，恰恰相反，律师维权很重要，但是，没有集体行动作为支撑点，律师如何能有份量？法律如何能有份量？你必须努力做一个施洋大律师。
古今中外，社会或政治运动首要任务是“运动”起来，其次才是争取达到运动的目标。没有运动，谈不上目标。换句话说，维权就是维权者的大学校，运动就是运动者的永动机，而资源、动力、目标、关键群众等，都是从运动过程本身产生的。那种总想着精心策划革命的人，往往忘记了历史从来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行动出来的，运动出来的。运动过程千变万化，而非预期结果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成功的运动必须依赖好的理论指导，以及知识分子创造性的参与，如此才能“天地交而万物通”，做到随时调整，随机应变，否则的话，运动就如同野马脱缰，难以避免夭折与失败的命运。
其次，人权运动必须向下层社会群体寻求资源并累积能量。运动者，从上而下，从下而上，一如《易经》所言：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当前中国的维权运动仍然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未能有效利用下层群众长期以来所积累的愤怒。未来民间维权必须向下发展，惟有深挖洞，方能广积粮。老百姓反贪官，反涨价，反压迫，争取言论自由，是人权运动源源不断的来源，一天也不能少。因之，面对专制者的镇压，民间维权应该走向三罢运动，亦即罢工罢课罢市，不但应该推动，而且完全有条件实施。这个条件不在上面，也不在下面，而在“上下交”之中。
从历史上看，人权运动固然是在时间轴的纵向上展开的，但是，它的空间特征似乎更为重要。人权运动虽然被称之为“中产阶级的运动”，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它既不“中产”也不“阶级”。恰恰相反，它从来是羸弱的中产阶级的不成熟的运动，故未战已败，但是，它又是下层群众广泛参与的全民运动，故不战亦胜。而且，中产阶级越不成熟、越羸弱，就越需要动员下层群众的广泛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历史证明，往往不是中产阶级制造了人权运动，而是人权运动制造了中产阶级。因为，人权革命有如搬开权贵的巨石，如权力垄断、专制腐败、无理寻租等，如此一来，巨石下面的中产阶级才有出头的日子，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
西方中产阶级的兴起，或全面建设小康，经过了四个重要的里程碑，即在1688年、1789年、1848年、1905年，分别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的四次人权革命，呈波浪式由西向东蔓延。这些历史事件是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转捩点。仔细想来，它们恰恰是在中产阶级极其薄弱、尚不成气候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地理上越往东，越是先天不足。但是，一旦人权革命成功，这些社会随即呈现中产阶级的大跃进，全面小康如同水到渠成。首先，英国1688年发生“光荣革命”，那时候，皇权贵族如日中天，中产小康刚刚在社会夹缝中崭露头角。再看1789年法国大革命，第三等级的中产小康也很不成熟，雅各宾派与无套裤派等，乌合之众也，完全没有一贯的纲领，远不如英国。至1848年，人权革命中心转移到德国与奥地利，但是，那里的中产小康连法国还不如，组织力与素质差一大截，且无自信，被马克思骂得狗血喷头。人权火炬继续东移，1905年来到俄国，但是，俄国的中产小康又不如德奥了。
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国家的中产小康仍然能抵挡得住貌似强大的权贵派的反扑，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为什么？因为，他们“运动”得好，在下层群众那里得到了运动的资源，所谓“上下交而其志同”，如此一来，就可以克服其先天不足。此外，历史有一种内在的“势”，中国的《易经》讲得最透彻。在英国，人权运动与市民及中小地主相结合，得其势也。在法国，人权运动与城市贫民相结合，得其势也。此后，《拿破仑法典》有效保护农民土地的私有权，农民跟着拿破仑南征北战，在所不辞。在德国与奥地利，人权运动与产业工人相结合，得其势也。政治版图一夜之间得以改变。在俄国，人权运动与城市贫民及农民工相结合，亦得其势。1905年，彼得堡20万人齐聚冬宫者，我看大部分是农民工。
二十一世纪，人权火炬继续东移，终于来到中国。这中间虽然有共产党的歧路阻隔，但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人权仍然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性的历史任务，社会才能真正从旧时代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步入现代文明。现在，俄国人民最终放弃了列宁主义，回到了1905年的人权起跑线上，绝非偶然，此中是有深意的。西方各国人权运动的历史经验，可以用易经那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天地交，知识分子要替天行道，二是上下交，运动必须向下发展，汲取大地的资源，而且，正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非常薄弱，而专制传统十分深厚，所以就必须特别要强调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努力动员下层群众的广泛参与。只要能坚持一人一票，人权至上，就能避免一种专制取代另一种专制的历史陷阱。在历史的进程中，人权不是静止不动的目标，而是一个活动的靶子。这恰恰人权运动生命力之所在。人民一但初步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可以不断人权，不断根据自己的愿望来改造社会，开创更为美好的未来。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