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

站在正义一边就是爱国

张心阳 龙眠草堂 2024年09月19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中美未来走向和双边战略利益等问题来华访问。访问带火了一个人,这就是随行者之一朱婉琦。她,一副华人面孔,纯正华人血统,1983年出生于南京,年届不惑已是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中国部的掌门人。




 本家小女在美国做律师,有朋友发来微信,藉此跟我开玩笑:"做律师在美国是最容易从政的职业,贵府千金某一日走进白宫来华谈判也说不定。若是,你如何待之?"

小女做的是国际商贸领域的律师,凭她对政治的兴趣度或进不了白宫。不过一切都会变,谁也说不清美帝"伟大领导"哪天看走眼,硬让她兼做个帮手什么的,并非不可能。

她若真的代表美帝来华谈判,应该怎么做?会不会像有的人期待的那样,在此时此刻表现出特别的爱国情怀,为祖国谋求额外的利益?我想,我不会有太多的话要说,只会在第一时间送她八个字:"秉持正义,无问国别!"

"端人家碗,受人家管。"这是中国古训。任何人,受本国政府派遣出使他国谈判,都必然替本国办事,维护本国利益。这既是职责所系,也是道德要求。"身在曹营心在汉"(被迫者不在此列),不是什么高义薄云的情怀,而恰恰是无信之徒的不善。一个国家,派遣一个人出使其祖国,也是念及其道德品质和独特优势为国家履职尽责,而不是让你去释放所谓的爱国情怀,更不是让你去作"爱国秀"。

祖坟在哪里,血管里流什么血,难免会牵扯一个人的情感。但在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面前,这种情感再深厚也应退避三舍。如果这个基本常识都拎不清,那也太愧对使者这个身份了。其实,国籍什么的似乎也并没有那么重要,看《三国志》,那么多人在魏蜀吴间跑来跑去,谁拿国籍当回事了?

当然,国家战略利益也有正当与非正当之分,正如当年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其所图就不那么正义。所以,维护本国战略利益,也要头脑清醒,泾渭分明,义无反顾地站在正义一边。只有正当的利益,才是应当维护的利益,也才是心安理得的利益。 

如果选择了正义,却形成了与祖国的对抗,还算爱国吗?

我的回答是,一个人选择站在正义的一边,哪怕对抗,也是爱国。

爱国不是狭隘的,只有站在人类公平正义的高度审视利益关系,才能构建最为合理的人类利益关系。祖国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只有维护合理的利益关系,才能保证各方正当利益实现,也才能保证祖国利益实现。

爱国不是盲目的,既不能禁锢于出生地,也不能禁锢于种族和肤色,更不能被所谓"数典忘祖""认祖归宗"等道德观念所绑架。出生的地方未必就一定成为你热爱的地方,盲目的爱是一种糊涂的爱、愚昧的爱。马克思出生于德国,却至殁都流亡在英国,并发出 "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的呼号。批判、纠偏、冲突、对抗,未必就是不爱国。你问AI:"马克思爱不爱德国?"AI果断回答:"爱。"

富兰克林曾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同理,选择了正义,就选择了最好的爱国。

一个人入籍他国,尔后代表他国与祖国谈判,且能做到不偏不倚、允执厥中,坚持站在正义一边、公理一边,这样的人在哪里都让人敬仰。因为这体现了一个人的正义感、责任感,也体现了正确的是非观、道德观。这不仅是其个人的荣光,同样也是其祖国的荣光。

有人说,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在争夺利益问题上很难说清楚谁正义。这种说法极其荒谬。俄乌战争在本质上是利益之争,难道这场战争谁正义谁非正义只有大炮才能说清楚?地缘政治也一样,谁遵守规则谁违背规则、谁履行诺言谁背弃诺言,可谓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分水岭,难道是看不清楚的?

谈判既是利益的争取,也是正义的伸张。有的利益仅仅是蝇头之利,却仍有人去争取。这在很大程度其实已不是利益之争,而是公理之争、正义之争、价值观之争,为未来之争。这种争取是难能可贵的,赢得正义往往比赢得利益更重要。

当年骆家辉当任驻华大使时,有人曾抱不切实际的幻想。等到骆大使离任时,种种幻想都告破灭。何故?无他,只因骆大使只行应做之事耳。

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正义面前都会灰飞烟灭。

做一个秉持正义的人就是最好的爱祖国。

(2024年9月20日)

王丹:邓小平真的曾经有意推动民主吗?

王丹 RFA 20240920

wd1.jpg最近, 作家戴晴的言论再度引发关注, 尤其是她对晚年邓小平的描绘, 令人无法苟同。 作为曾经推动中国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 戴晴如今却声称邓小平曾有过未实现的民主梦想, 甚至将他塑造成一位追求民主的政治领袖.。这样的言论, 模煳了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 邓小平真的曾经有意推动民主吗?

戴晴的言论集中于邓小平对中国未来的设想.。她声称邓小平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自由化而是左倾他希望中国能够像香港台湾那样发展言下之意邓小平的晚年曾经梦想中国能转型为民主社会.。然而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首先戴晴在论述中提到邓小平曾经想过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删除但是她没有提到的是"四项基本原则"本身正是邓小平本人提出的中共的基本治国纲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推动了经济改革但其"四项基本原则"始终是中国改革的红线和底线这明显限制了任何形式的政治民主化的可能性。 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曾经发动和坚决支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甚至宣称"反自由化要说一百年"这些话语表现出他对政治开放的强烈抵制而不是向往这些历史事实戴晴并没有提及反而根据一两句听来的传言就将邓小平描绘为一个支持政治开放的领袖这种选择性忽视呈现的并不是完整真实的历史。

谈到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无法绕过的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 戴晴的论述试图把邓小平描绘成一个有远见的改革家, 但她对邓小平在六四镇压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责任却避而不谈当年, 邓小平在党内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决定直接导致了对学生的武力镇压. 这再次显示出邓小平对民主改革的强烈抵触心态. 赵紫阳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 因反对武力镇压而被邓小平罢黜他在晚年曾经指出, 邓小平的所谓"政治改革"是有底线的, 一是不能触及中共统治集团的利益; 二是不能背离一党统治的基本制度. 赵紫阳也作证说, 在1989年, 邓本人的强硬立场正是导致六四事件悲剧的关键因素. 换句话说, 如果邓小平真的有推动民主的愿望, 他本可以选择和平解决这场抗议运动, 而不是诉诸武力镇压. 赵紫阳长期追随邓小平, 他对邓小平的内心真实意图的认识, 应当比跟邓小平没有什么接触的戴晴, 来得更为清楚, 更为深刻.

回到邓小平是否曾有意推动民主这一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他的整体政治遗产第一邓小平的确积极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中国的民主化而是中共的统治能够更加稳固第二政治上他始终坚守一党专政的底线即便他在某些时刻表达过对左倾的担忧这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民主改革持开放态度相反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始终将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于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统统限制在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框架内, 而且事实上他也未曾推动任何实质性的政治开放。

总之戴晴的言论试图将邓小平描绘成一个追求民主的领袖这无疑是一种对历史的扭曲邓小平所做的一切更多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统治地位而非实现民众的政治自由他在六四事件中的作为彻底揭示了他对政治改革的真实态度对于一个在关键时刻选择用枪口对准人民的领袖我们如何能相信他会希望把中国带向一个民主的未来呢




徐迅雷 | 日本小學生之死:另一種“國恥”

文 | 徐迅雷
來源:香港新聞社 20240920

A

沈痛。

2024年9月18日,深圳日本人學校的一名兒童在上學途中遇襲受傷,最終搶救無效於19日淩晨死亡。

日本國駐華大使館微博於9月19日08:37發文:“對此我館深感痛心和遺憾,並表示由衷的哀悼。我館認為事態嚴重,衷心希望中國政府盡最大努力保護在華的日本僑民,查明真相,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認為事態嚴重”“防止再次發生”是沈痛的關鍵詞。

▲日本國駐華大使館微博圖文。

此前,我最先是在日經中文網微信公眾號上看到報道的,那是9月18日11:53發布的消息《一名日本男童在深圳遇襲》:

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森屋宏在9月18日的記者會上透露,一名在中國廣東省深圳市日本人學校就讀的男童在上學途中遇襲受傷。森屋宏表示:“據悉嫌疑人已被當局控制,正在接受調查。”森屋宏還表示:“從保護日本公民的角度出發,已向當地政府提出了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以及共享詳細信息的要求”。

那時,國內媒體還是一片沈默。到了9月18日下午,財新網於13:39發出報道《一名日本小學生在深圳上學途中遇襲受傷 嫌犯被捕尚未確認身份》,援引的就是日本媒體的報道。

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9月18日發布警情通報:“18日8時許,深圳市南山區招商街道轄區內發生一起持刀傷害路人警情,致未成年人沈某受傷。接報警後,南山分局迅速組織力量到場處置,現場抓獲嫌疑人鐘某(男,44歲),並第一時間協助120將受傷人員送醫院。”

在第一時間的通報中,沒有提到受傷的未成年人是“在日本人學校就讀的男童”,而且“沈某”這樣的稱呼,讓人感到他好像是中國孩子。通報語焉不詳,公眾多有猜測。之後看到各種媒體報道說,孩子在母親的陪同下前往日本學校上課途中,在距離日本人學校約200米的人行道上遭襲;他在媽媽的面前被刺,腹部和腿部連中數刀……孩子的母親是中國人,父親是日本人。

“九一八”,救一把!9月18日當天,為紀念“九一八”事變,無數多城市按慣例試鳴防空警報——警鐘長鳴,勿忘國恥。國恥,是指因外國的侵略及國內的軟弱或腐敗而使國家蒙受的恥辱。

然而,在和平的年代,在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一名中日混血兒童在上學路上無辜被殺,這是另一種“國恥”——讓國家蒙受恥辱,讓國民蒙受恥辱。

當年漢奸的所作所為是“國恥”,如今“愛國賊”殺人的所作所為同樣是“國恥”。

難道,這是要開創另一種“寒武紀”?

B

9月17日是中秋節,9月18日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圓”,本該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竟然發生了如此的慘劇。

深圳南山區,是外籍人士聚集密度較高的城區之一。深圳日本人學校,位於南山區蛇口,成立於2008年6月。截至2023年10月,約有3600名日本人居住在深圳,當地的日本人人數在中國大陸城市中排在第5位。

9月19日,日經中文網報道:在深圳被襲的日本人學校男童死亡,在華日本人的不安情緒在擴散。位於北京的日本駐華大使館18日通過郵件等方式向在中國的日本人發出提醒:“外出時務必註意周圍環境,留意是否有可疑人員靠近等,努力確保自身安全”。“在公共場合不要大聲說日語”“不要讓孩子單獨外出”,北京的日本人學校在發給家長的郵件中這樣提醒。6月蘇州發生的事件仍記憶猶新,因此深圳的此次事件讓日本駐華人員及其家屬的心理產生動搖。

“孩子,對不起!”許多市民到事發地獻鮮花表示悼念,有深圳本地的,也有來自香港的市民。


▲孩子,對不起——網友拍攝的現場獻花悼念圖片。

有良知的網友,紛紛發表評論:

“濫殺無辜,可恥!你對手無寸鐵的無辜弱小的學生下手,你特麼的就是一砣無能且卑賤的人形垃圾!”

“這是深圳918慘案。如果我們把這一事件輕描淡寫地視為一起簡單的街頭行兇案,那麼會大錯特錯!”

“孩子,對不起!聽說你與鄭成功一樣,是個中日混血兒。鄭成功的母親田川松是日本人,400年前的大明都能將鄭成功培養成民族英雄;400年後的東大,卻將一個無辜的中日混血孩子殘酷殺害。”

“還堅持到中國投資辦企業的日本人,不都是對華友好人士嗎?還對他們的孩子下手?”

“孩子,對不起!仇恨教育種的因,結了這個果。仇恨平民的教化,是最爛的教化。”

“這些年來,抵制這貨那貨,其實全都是蠢貨!公民教育的缺失,文明世界的隔離,輿論導向的操控,導致國人狹隘民族主義泛濫成災,極端行為不時出現。”

“原來依然是義和團時代!義和團這個東西,不管你喜歡也好討厭也罷,說一個客觀史實就是,它最終撼動的,是大清王朝。講白了,義和團促進了大清王朝的覆滅。”

“別以為深圳10歲的日本孩子與你無關。當年的義和團,殺的外國人主要也是婦女兒童;而他們殺的百分之九十都是中國人,只因他們用了洋火洋油,穿了洋衣洋布。今天的義和團是他們的嫡系子孫,沒有一點點進步。總有一天,這些惡棍的屠刀會落到你的頭上,你用的一切外國產品都將是你的‘罪證’。”

“這一事件,將會導致日本員工不願意去中國工作,加速日資企業的撤離,導致日本社會厭中情緒的加劇,也將會使得對中強硬者在新首相競選中占據上風。若處理不好,兩國關系將更為嚴峻!”

“一段時間來,我國一直想方設法恢復與世界的聯通,用各種途徑吸引海外遊客來華旅遊,親眼見證一個開放、包容、強大的中國,可是,我們付出這麼多的努力,最後很可能就因為這樣幾件‘偶發事件’,付諸東流……”

……

沒想到的是,諸多發出良知之聲的推文,都很快被刪被404了,比如《孩子,對不起!》《深圳日本人學校遇襲10歲男生已去世,評論區留言讓人後怕》《從蘇州到深圳,不再是“偶發事件”》《我依然為那個日本男孩感到悲傷》《我拒絕一切仇恨教育》等等。

而許多為殺人案件辯護的推文,卻活得好好的。

比如有篇文章妖魔化在中國的日本人學校,“義正辭嚴”地寫道,“這些學校上上下下全都由日本人管理,拒絕中國人參觀,還不服從中國管理。日本人到底有多囂張,明目張膽在中國建立日本人學校。”

嗚呼,我已無話可說。

C

9月18日,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主持例行記者會。共同社記者問及“這已經是今年第二次針對在華日本學生的襲擊,中方如何看待這類事件”,林劍回答:“受傷學生第一時間被送醫並在全力搶救中,兇手已經被當場抓獲,案件還在進一步調查中,中方有關部門將依法處理。”

【图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的報道詳見外交部網站。

9月19日,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主持例行記者會。共同社記者又問:“昨日在深圳被刺的男童已經去世了。中國政府如何看待此事?行兇男子的動機是什麼?”彭博社記者亦問及該問題。

林劍回答:“中方對發生這樣的不幸事件表示遺憾和痛心,對男孩去世表示哀悼,對他的家人表示慰問。這個男孩是日本國籍,其父母分別為日本公民和中國公民。”

日本經濟新聞記者又問:“今年6月在蘇州發生了日本學前兒童無辜被持刀襲擊事件,發言人當時稱這是一起偶發事件。請問這次的事件同樣也是一起偶發事件嗎?”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亦問及該問題。

林劍回答:“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這是一起個案。類似案件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發生。”

日本經濟新聞記者再問:“短時間內發生兩起在華日本兒童被持刀襲擊事件,使日本國內大為震驚,引起巨大反響。如何看待這對日中關系造成的影響?”

林劍回答:“剛才我提到,這是一起個案,中日雙方正就此案保持溝通。我們始終歡迎包括日本在內各國人士來華旅遊、學習、經商和生活,將繼續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在華外國公民的安全。我們相信,個別案件不會影響中日兩國交往與合作。”

“偶發事件”“一起個案”,成了不變的真理。

說得很淡定。

D

2024年6月10日,吉林市船營區北山公園發生“傷人案件”,犯罪嫌疑人崔某某(男,55歲,吉林市龍潭區人)持刀刺傷4名外籍人士,這些外籍人士是來自美國、受邀在北華大學授課的外教。

說那是“偶發事件”“一起個案”。

6月24日,蘇州高新區也曾發生一起持刀傷人事件,兇手襲擊了正在等候蘇州日本人學校校車的一對日本母子,並造成兩人受傷。阻止襲擊的中國籍女性胡友平被刺身亡。

說那是“偶發事件”“一起個案”。

6月28日,我在日本華僑報網發表述評《必須制止的“愛國殺”》,我問:這是一個怎樣的“羅剎國”?

吉林市那個犯罪嫌疑人崔某某,後來不知怎麼處理。

蘇州市那個刺死胡友平的犯罪嫌疑人,後來不知怎麼處理。

網友說,“只要官方不公布上次那個腦殘的判刑情況,這些腦殘總會前赴後繼的。”

這次在深圳,沒有“友平阿姨”挺身而出了,沒有見義勇為可以轉移視線了。

E

逢美必反,逢日必仇,按這樣的邏輯,英國法國等等等等,都是沒完沒了的仇恨對象。

世上本沒有“腦海”,進的水多了,也就成了腦海——腦殘之海!

18世紀英國著名作家塞繆爾·約翰遜有句名言:“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

看看世界歷史,政客們慣用的伎倆,就是將愛國與愛權力高度捆綁在一起,“不愛國”的帽子可以到處亂扣。

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也出現了許多“愛國賊”,實行“愛國殺”。這是我看到的學者梳理的史料:1858年8月,俄國見習官和水兵在橫濱登陸購買糧食,遭到武士的襲擊,2死1傷——此為日本國門開放之後發生的第一起刺殺外國人的事件。3個月後,在法國領事館工作的中國人因穿西服而被誤為西洋人遭到殺害。1860年1月,在英國總領事館當翻譯的日本人遭到刺殺。2月,荷蘭兩名船長也被殺害。幕府雖然盡全力搜捕犯人,但殺人兇手一個也沒有抓獲。1860年3月24日,主張和外國通商的幕府宰相井伊直弼,在江戶城櫻田門外被浪人暗殺,這就是“櫻田門外事件”。1861年初,一位美國翻譯被殺;6月,英國公使館遭武士襲擊。1862年6月,英國水兵被殺傷;9月又發生了“生麥事件”,一位騎馬的英國人無意間沖撞了一個藩主的隊伍,被藩主的武士當場砍死……

日本的真正崛起,從清除“愛國賊”開始。

今天我看到,在我生活的這塊土地上,“愛國主義”也是流氓可收割的最後“韭菜地”。

這是羅剎國的“國色”。給“韭菜地”的收割留下最佳註釋的,有許多人士。

比如那個著名的司馬先生,最近跑到西安去,為一種酒代言,於是,有一種白酒成了“夾香型”,叫做“夾頭酒”,味道好極了,“夾頭粉”們紛紛掏錢購買,喝得痛快,酒後揮起“U形鎖”,更得勁!

別忘了,2012年著名的“U形鎖”事件,就發生在西安。那個叫蔡洋的年輕瓦泥工,用“U形鎖”砸傷日系車主李建利,致其重傷並五級傷殘。

今年稍早,在5月31日,那個名叫“鐵頭”的著名網紅,跑到日本去撒了一泡“愛國尿”。也許是“愛國心虛”,作案後趕緊跑回中國,回到居住地杭州,拿了一張當地的日報拍了一張照片,證明自己及時回國了。“愛國尿”一“泡”而紅之後,繼續在國內進行所謂的“打假”。

只是,“鐵頭”沒有司馬的好命,進去了。8月27日,杭州市公安局濱江區分局發布通報:“鐵頭”董某某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以涉嫌敲詐勒索罪立案偵查。“鐵頭”等人經合謀,以曝黑料相威脅,向某帶貨主播索要數百克黃金,獲得該主播向其指定賬戶轉賬的大額錢款……

在“愛國”的“韭菜地”上,腦殘們的“顛倒歌”唱得最響亮。

F

“要記住歷史,不要記住仇恨。”這是已故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的遺言,這句話掛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展廳的墻上。可如今,在不斷的仇恨渲染中,這樣的教誨早已丟到九霄雲外。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仇恨教育、仇恨宣傳,與野蠻勾肩搭背,與文明背道而馳,何時能止?

“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恒作感時詩。”家國情懷、憂國憂民與“愛國賊”無關。

每次發生“愛國殺”的悲劇事件,我想的就是下一次發生在何時何地。

那麼,下一次將發生在何時何地?!

(作者系《日本華僑報》專欄作家、香港新聞社日本分社特約評論員)

卞仲耘曾经在土改中滥杀无辜?

 BJ王明远 阜成门六号院 2024年09月19日

最近宋彬彬的去世,再次引发了对于1966年8月5日卞仲耘之死的讨论。其中费里尼写的一篇文章《"里斯本丸"与宋彬彬,真相和回旋镖》,里面提到卞仲耘在土改期间曾经直接或间接残忍地打死多位地主,作者绘声绘色地这么写道:

1947年,卞仲耘在华北晋冀鲁豫边区参与武安县土改工作团,进驻十里店。在土改工作队的组织下,由村委会执行,将四名地主押到河滩上,用石头砸死后,丢进河里冲走尸体。


1947年,正是宋彬彬出生的那一年。


那一天,在十里店河滩上,卞仲耘有没有"亲自参与"对四名无辜者的迫害?如果她也"沉默"了,那种"沉默"算冷漠、怯懦还是纵容?


这个故事在境内外自媒体上引起了广泛传播,很多博主又一进步将其演绎为:卞仲耘曾经在土改中打死人,但是暴力的回旋镖到了19年后又伤及自己,算是恶有恶报。
费里尼并没有提到这个故事的来源,笔者做了大量搜索,故事最有可能源自一位叫刘晓笛的民间历史研究者接受某境外媒体时的采访,他说:

卞仲耘随那个武安县"土改工作团"一块进驻十里店……武安县十里店是"土改"时一个典型,树立的一个样板。现在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到,名字叫《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上、下两集。是个外国人写的。


后来我就去查,也找人问过,武安县在土改时,光在县上批斗大会直接死于群众暴力的打死37个。那个村里1947年夏季风传说是胡宗南的部队要进攻解放区,可能要打十里店,这个时候有人提议,村里还有四个地主没杀呢,说怕他们"反攻倒算"……(于是)把这四个地主赶到村外,就让老百姓每人都拿一块石头,在河滩上把地主用石头打死,然后扔到水里就被河水冲走了。


或许费里尼及刘晓笛本身所要表达的是,人类最好还是不用暴力解决问题,否则社会会陷入无限的报复循环,初衷是善意的。但是卞仲耘真的在土改中亲手打死过人吗?或者她曾经参与过暴力杀人吗?笔者特意求证了忘年交钱江先生。笔者请教钱先生理由有二:
第一, 钱先生家与卞仲耘家有世交,钱先生父亲钱辛波与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是燕京大学同学,二人同在重庆参加革命,建国初同在中央新闻媒体工作,晚年又同在中国社科院退休;同时,钱先生还与卞仲耘女士的女儿是同事,所以两家友情长达80余年,堪称知根知底。
第二,钱先生是人民日报社的老职工,曾经担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海外版副总编等职务,对《人民日报》的历史深有研究,著有《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纪实》一书。早年,他为了写作《人民日报》早期发展史曾经到武安县深入采访,从历史当事人那里得到了很多一手资料。卞仲耘刚刚到解放区的时候,正是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并且以人民日报社工作队成员身份参加土改的。
最珍贵是的钱先生曾经采访刘晓笛所提到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一书作者,著名的国际左派人士伊莎白,伊莎白向钱江先生提供了她与丈夫柯鲁克随同人民日报工作队参加土改时拍摄的照片,里面就有卞仲耘。钱先生还从从卞仲耘家属那里获得了,土改期间她写给丈夫的亲笔信。所以,对于卞仲耘的那段历史,钱先生的可信度是全世界无可出其右的。
根据钱先生提供的资料,以及我们结合武安地方史志资料,我们可以确信:
第一, 武安县在1947年的土改中,确实出现了针对地主的滥打滥杀现象,但是这一阶段,人民日报社作为晋冀鲁豫的机关,并没有参与到基层土改中。尤其是这时候卞仲耘刚刚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除了参加报社日常编辑工作,也不可能有时间介入地方土改,并且工作纪律也是如此。
第二, 《人民日报》社参加地方土改是到了1948年初,而不是一系列网络文章所提到的1947年,这时候土改高潮已过,人民日报社工作队主要任务是纠偏,也就是纠"左",大致包含如下:斗争面过广,侵占富农中农利益的现象;滥用暴力,对地主扫地出门的现象;党员干部多吃多占,分得生产资料数量质量高于普通群众的现象
土改团团长系张磐石,成员有安岗、吴象等,显然这几个人也都是非常不"左"的"好人",1978年吴象与万里最早在安徽支持包产到户,安岗后来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没有他的支持,莫干山会议很难开起来。

(柯鲁克、伊莎白所见证的人民日报工作队在十里店的土改复查是温和的,而不是前一阶段那种充满暴力的,照片由钱江提供)
第三,十里店的确是土改中的一个典型,但是并不是因为这个村在土改中很"左",完全是两个英国人随着土改工作队采访了这个村的土改,并且写了一本书向全世界介绍这个村的土改。《十里店》一书所介绍的《人民日报》工作队所参与的1948年阶段的土改完全不血腥,没有什么乱石砸死地主的情节。
第四, 卞仲耘的确曾经参加了土改复查纠"左"阶段的工作,但是她参加土改的地方不是刘晓笛或费里尼提到的十里店,而是人民日报社机关所在的河西村,其中的原因大概还是跟她刚刚生过孩子,不方便到太远的地方有关。

(卞仲耘在参加土改复查前后给丈夫写的便条,钱江提供)
显然,网络文章对卞仲耘土改打死人的细节描述,地点和时间都是不对的,是与信史的各种记载相冲突的。一个负责任的学者,不能以错误的事实,或者本质不相干的事实,让一个人承担连带责任,否则这种做法与1966年迫害卞仲耘的那些人的逻辑完全一致了。不过笔者也欢迎二位作者,以及读者拿出确信的材料举证,一起探讨,还原更接近于真相的史实。
另外,笔者还曾经向钱先生,以及一位曾经调查研究文革初期北师大女附中暴力史的学者求证,他们从卞仲耘同事口中得到的信息皆是:卞仲耘是一个温和、讲人情的人,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积极,她作为副校长和书记,更看重的是老师的才干,曾经照顾一些很有专业水准但是政治上不过关的老师,这是她多年来一直停留在副校长职位上,不能被提拔,以及在文革一开始就被定性为"阶级异己分子"的主要原因。

(建国初刚刚进城的卞仲耘女士,钱江提供)
所以,我们说卞仲耘之死完全是无辜的,是个彻彻底底的悲剧。一个正直、追求光明和理想的人,在短短的一个下午里,被以最残忍手段剥夺生命,并且我们寻找真相,惩罚凶手这么难,不让我们这个民族感到羞耻吗?尽管很多历史细节无法打捞,不过她的死亡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墓碑,警示着我们这个民族,通往现代国民性的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呐!


芮納.米德《正義之戰》前言:中國的戰爭、記憶、民族主義

出版日期:2023/10/27


中國的戰爭、記憶、民族主義

二戰結束大約八十年後,北美、歐洲、亞洲大部分地區的人們依然不斷想像過往那段歷史。布洛考(Tom Brokaw)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著作《最偉大的世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以及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與湯姆.漢克(Tom Hanks)二○○一年的影集《諾曼第大空降》(Band of Brothers),在美國都大受歡迎,至今依然不斷影響著美國文化。英國政治人物把英國脫歐的決定,說成敦克爾克戰役(Battle of Dunkirk)和不列顛戰役(Battle of Britain);情境喜劇《老爸上戰場》則文雅地調侃二戰時期的英國國民軍(Home Guard),開播半個世紀以來,至今仍在電視上反覆播映。日本人用電影探討各種主題,從戰線大後方人民的苦難,一路拍到神風特攻隊員的心理狀態。波蘭法院直接裁定要以什麼樣的方式來描述納粹占領時期的滅絕營,才符合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戰離現在思考這個主題的社會已經相當遙遠;但美國、東歐、西歐、日本的人們都還隱隱記得全球衝突的影響有多大,這道暗流只要輕輕一撥就會浮出水面。

但也許更令人驚訝的是,中國也不例外。外國人提及中國的集體記憶,通常都會想到文化大革命、十九世紀的鴉片戰爭這類歷史事件,其中很多都帶著創傷。如果是更正面一點的,大家會想到古中國傳承下來的思想。但其實中國過去幾十年開始愈來愈在乎另一段歷史:二戰的歷史,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抗戰。如今北京會有成千上萬的學生排成一列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南京大屠殺、河南饑荒,以及各種抗戰題材的電影,在排行榜上高居龍頭。網友會在討論區聊一九三七年淞滬會戰的細節,評估當時對峙在黃浦江兩岸的中國軍隊與日軍的實力差距。

二○一五年的一場活動,讓我們看見中國公領域如何看待抗戰,如何從過去的回憶思考未來。那年的九月三日,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舉行大閱兵,一輛輛飛彈車、坦克,以及一排排的士兵,在海內外成千上萬觀眾的眼前走過。這場閱兵是為了紀念二戰在亞洲結束七十週年,調性卻與歐洲各國在春天舉行的紀念活動相差甚遠。歐洲的活動氣氛哀戚,無論是一月的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紀念,還是五月的歐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都在述說過去的戰爭已經結束,參加活動的退伍老兵和倖存人民都知道,他們之中大半的人都會在八十週年紀念前歸於塵土。中國卻非如此,雖然退伍老兵被放在閱兵的中心位置,人們卻更強烈地覺得這場活動不是在向舊中國告別,而是在見證新中國的崛起。

這場活動還有另一項重要意義。這是中國第一次以全國性的大型活動,公開紀念中國在二戰中的角色。中國對於抗戰集體記憶的態度,在這三十多年來改變甚大,並對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產生重大影響。而這次活動正是重要的里程碑。

我參加了那場閱兵。在花了大約二十年去觀察、書寫中國對待抗戰歷史的態度如何變化之後,我覺得這場典禮實在太有趣了,它證實了我之前思考了好一陣子的想法。在二○一三年出版了講述中國抗戰史的《被遺忘的盟友》(北美書名為Forgotten Ally,其他地區則為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之後,我愈來愈相信抗戰在中國並沒有遠去,而是一直留在博物館、電影、新媒體等等各種日常生活之中。二○一四年,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邀我開設懷爾斯講座(Wiles Lectures),讓我思考中國人為什麼會在最近四十年,突然在政治與文化中開始回憶一九三○年代與一九四○年代。而紀錄片《二戰:被中國遺忘的戰爭》(WWII: China’s Forgotten War)的訪談,也讓我思考媒體如何去呈現這場戰爭。

上述各項結果催生了這本書,我將在本書中指出,中國回憶抗戰的方式,與它目前國內的民族主義認同和它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密切相關。只要涉及到領土爭議或者撰寫愛國教材,中國就會不斷提到抗戰。當代中國是以大步跨向亞洲與全世界的自信,以及國內同等堅定的民族主義政治信念所打造出來的。而這兩個因素表面上未必與中國對二戰歷史的看法有關,但其實都深受其影響。

中國對二戰的看法,包括戰爭中的事件、戰爭的目的、戰爭的遺留影響等等,深深影響了它與其他國家交流的方式,而且與過去表現出來的形象差很多。在冷戰期間,中國基本上都說自己是個共產、革命、反帝國主義的國家。到了二十一世紀,它卻不僅以偉大的經濟成就來進行國際交流,更以此述說自己。但中國的經濟成長傳奇幾乎完全不提道德問題。原因之一是中國雖然藉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協助降低全球暖化等方式來分擔道德義務,但並不遵守人權規範等發展中國家的行為準則。

如今的中國自信滿滿,不僅主張擁有東海與南海的領土,也試圖影響目前的國際秩序,甚至在二○一五年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來打造新秩序。但同時,中國也迫切想找理由,試圖使其他國家不僅因為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而追隨,更認為在道德上有理由接受它的領導。其證據之一,就是它正近乎偏執地發展奈伊(Joseph S. Nye Jr.)所說的「軟實力」。

政治學者史密斯(Rogers Smith)以「道德建構敘事」的概念,來解釋社會為什麼會深深相信某些說法。中國最近就建構了一整套故事,說這個國家不僅如今相當強大,而且從二戰開始就是正義道德之邦。用美國前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的話來說,中國思想家主張這個國家「參與了創造世界的過程」,是打造二戰後世界樣貌的領導者之一。因此中國可以像美國一樣,以戰勝國為由,去決定自己與亞洲國家的關係;也可以像其他二戰盟國一樣,以自己對二戰勝利的貢獻來支持自己目前的作為,維護自己的聲望。

但中國處理抗戰史的方式,對中國外交方針的影響與對其國內的影響緊密相連。抗戰回憶改變了中國內部的政治文化。階級是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的身分核心,但到了鄧小平時代,資本主義的復興讓階級之間的差異愈來愈模糊,需要一個階級以外的理由來維繫國家認同。而不同階級共同抵抗日軍入侵的故事,這時候就成了打造新型民族主義的利器。

現代中國當然不只有這四十年來的抗戰敘事。中國在上個世紀最強調的故事,通常都是共產黨的崛起與勝利。除此之外,中國的經濟成長,鴉片戰爭、殖民、治外法權等被壓迫的往事,以及在國際社會中「挑起擔子」等想法,也都產生深刻影響。

但某些歷史敘事就是比其他故事更有力量。一些學者指出,中國之所以很喜歡提「國恥」故事,就是因為它可以用過去列強對中國的侵略與敵意,來要求當代的其他國家尊重當代中國,給中國更多地位。例如中國就常拿十九世紀的鴉片戰爭來說其他國家一直欺負它。但這種譬喻有個缺點:中國在故事中打了敗仗,看起來一點都不強大。同理,一九二○年代的軍閥割據、一九四○年代的國共內戰、一九六○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也都很難讓中國人產生民族主義。至於孔子那些古代思想家的傳統中國哲學,雖然能讓中國人覺得自己很有文化,卻很難讓人覺得中國打造了現代世界。相比之下,二次大戰顯得相當好用,其他二戰盟國都成功利用這段歷史把自己說成強大勝利的正義之師,中國自然也可以。習近平就說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二戰讓中國浴火重生,一躍成為世界強國。

近年來,關於抗戰的論述在中國變得很重要,但其實相關的話題還是分析得不夠,而這也正是本書的出版目的。本書不是要討論中國公共生活中的所有二戰論述,不是要從各種抗戰電視劇談到學校教科書;但我會在書中提到一些外交策略、史學論爭、賣座電影、線上討論串、公立博物館等等,從中可以看出,在改革開放之後,抗戰變得多麼重要。在中國一邊重塑亞洲地區的秩序、一邊強化國內民族主義的二○一○年代與二○二○年代,若要了解今天的中國究竟如何建構自己的國家概念,以及如何看待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那麼抗戰的故事與遺緒就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摘錄自本書〈前言〉)——转自博客來网


附:


內容簡介

想了解臺灣的未來,你必須讀懂中國!
中國研究專家芮納.米德最新力作,解析中國的二戰史觀。

  一場曾被刻意遺忘的戰爭,建構了強化國際地位最有力的敘事――
  中國領導人曾試圖忽略和二戰有關的集體記憶,但現在他們開始慶祝「抗戰勝利」,不僅運用二戰敘事來形塑民族主義,更用來強化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與主張。

  過往,中國政府限制對日戰爭的公開討論,將其視為一段屈辱的受害經歷,但隨著中國日漸強大,這場戰爭的意義也在改變中。中國不再只是單純的受害者,而是在困境中逆勢而起,加入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守護世界安全的重要盟友。

  中國回憶二戰的方式,對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產生重大影響――
  2015年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大閱兵,說是為了紀念二戰在亞洲結束70週年,人們卻強烈感受到這不是在向舊中國告別,而是在見證新中國的崛起。這是中國第一次以全國性的大型活動,公開紀念中國在二戰中的角色。

  此後,中國對抗戰集體記憶的態度,產生了重大轉變,官方的歷史論述衍生許多新觀點。中國重新塑造了中日戰爭的集體記憶,為爭取國際地位建構道德敘事,並增強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

好評推薦

  英國研究近代中國極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詳細而有趣地說明中國領導人的戰略如何隨時代而演變,及其如何改變有關二戰歷史的國內外宣傳……《正義之戰》最有趣的地方是去探討中國如何積極重構其最初建構的二戰歷史。――傅好文(Howard W. French),《華爾街日報》

  出色……由世界聞名的漢學家之一……讓讀者和下一屆美國政府能夠為中國下一步的行動做準備。――詹姆士.肯吉(James Kynge),《金融時報》

  及時了解二戰的記憶如何在當代中國過去與今日的概念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彼德.梵科潘(Peter Frankopan),《旁觀者》

  米德引證的範圍之廣令人讚嘆。他關於戰爭、記憶和國際秩序的論點是……創新觀點。――《經濟學人》

  令人著迷……中國史學的極佳指南……米德寫了一本重要的書,應該用來反駁美國對中國的一些粗陋誤解。――麥可.伯利(Michael Burleigh),《文學評論》

  闡明了歷史記憶在現代中國運作中的困難與複雜。――強納森.查特溫(Jonathan Chatwin),《洛杉磯書評》

  一本迷人的書,以比大多數人更深遠的視野審視中國正在發展的民族主義。――《The Wire China》

  說明北京曾經如何淡化這場戰爭的存在,現在卻把它當作宣稱統治合法性和區域霸權的基石。――詹姆斯.帕爾默(James Palmer),《外交政策》

  米德記錄了中國官方關於戰時敘事的變化趨勢……《正義之戰》清楚顯示了,國家論述很少根基於歷史研究,而是根基於外部政治。――保羅.法蘭奇(Paul French),《南華早報》

  對今日中國的了解必須透過它自己的視角來檢視其歷史,包括不斷發展當中的關於二戰的民族敘事。米德探索新的知識領域,確立他做為一名漢學家,在此領域的開創地位,使我們意識到中國對戰時重大事件,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看法。這本書將撼動西方人關於戰爭史廣為大眾接受的論點,並進一步動搖當前的全球秩序。――陸克文(Kevin Rudd),前澳洲總理,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所長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芮納.米德(Rana Mitter)


  現任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教授、牛津大學中國中心主任、聖十字學院院士,哈佛甘迺迪學院ST Lee美亞關係講座教授。

  著有多本研究近代中國的專書,包括《被遺忘的盟友》、得獎作品《痛苦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文章亦散見《外交事務》、《哈佛商業評論》、《金融時報》、《衛報》、《印度時報》及《經濟學人》等重要刊物。

譯者簡介

劉維人


  專職譯者,譯作集中在當代民主、政經制度等議題,並從事相關寫文和演講。譯有《反民主》、《暴政》、《不穩定無產階級》、《修辭的陷阱》、《北歐不是神話》等。譯稿指教:warren1_liu@hotmail.com。

  負責範圍:前言、第一章、第二章

廖珮杏

  偏好議題性的人物故事,從中探討機制縮影、價值與文化衝突等結構問題。譯有《緬甸詩人的故事書》、《重返天安門》、《憤怒與希望》、《重病的美國》、《獨裁者的養成之路》等。譯稿指教:peixingliao@gmail.com。

  負責範圍:第三章、第四章

盧靜

  奇幻、恐怖與歷史愛好者,以幻術思考。譯有《異國兩制》、《奇幻熊在網路釣魚》等書。譯稿指教:rutkking@gmail.com。

  負責範圍:第五章、第六章、結語

  三人共同翻譯《末日》、《後疫情效應》、《西方的自殺》、《民族重建》等書。
 
 

目錄


前 言 中國的戰爭、記憶、民族主義
二戰與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的地位
記憶迴路
中日關係

第一章 熱戰與冷戰:一九三七至一九七八年間的各種衝突
中國加入二戰的原因與過程
民族主義之戰
秩序比自由更重要
全球新秩序
冷戰時期
二戰後歷史詮釋方式存在巨大分歧?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二戰記憶

第二章 歷史之戰:歷史研究如何影響中國政治
太平洋兩岸的戰爭史
胡喬木的矛盾心理
一九九○年代至二○一○年代的二戰歷史與當代政治
日期的爭議
該領域在二○一○年代的狀況
國共兩黨的政治史與軍事史
中國戰場的國際史
抗戰中的暴行、傷亡、大屠殺
通敵者

第三章 記憶、懷舊、顛覆:中國公共領域如何看待二戰
抗日戰爭紀念館
戰爭紀念館如何描繪全球的二戰
一九九○年代文學中的抗戰
嬰兒潮與儒家傳統
有問題的記憶——禁忌還是遺忘?

第四章 舊記憶與新媒體:網際網絡與影視作品的抗戰故事
電視節目界的奧德賽:崔永元
電影與受害者的力量
「國粉」現象

第五章 由重慶到延安:地方記憶與抗戰認同
哀悼失落之城
遺忘與追憶
西南和他方:國民黨區的非官方記憶
戰爭記憶、內部政治、薄熙來醜聞
天涯另一方:延安記憶
饑饉與回憶

第六章 開羅症候群:二戰與中國當代的國際關係
冷戰與後冷戰
開羅會議的第二春
閱兵:地緣政治大場面
南海爭議
正義、道德、外交
類比日本和納粹德國
新馬歇爾計畫?

結 語 漫長的戰後

謝辭

程翔:中俄邊界不對等撤軍

程翔 RFA 【洞察國情】20240920



筆者從1997年開始就揭發中共同俄羅斯在邊界現狀的基礎上簽訂新邊界條約,實質上就等於自願放棄原本屬於中國但被沙俄奪走的土地,而這些土地是蘇聯曾經三次發表公布要歸還給中國的。筆者形容這是中共以「平等條約」來合法化過去沙俄以「不平等條約」所強加給中國的邊界,所以是十足的賣國行為。其實,中共在簽訂新邊界條約時,除了無償放棄國土外,還有一項鮮為人知的的喪權辱國行為,就是雙方從邊界「不對等撤軍」:中國從邊界撤軍500公里,而俄羅斯僅僅撤軍100公里。

在我不斷追究領土問題的過程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了這個「不對等撤軍」的問題。當時由於我不能透露消息來源,卻又沒有第二來源,所以沒有報導這件事,不過這個不對等撤軍的問題始終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終於看到來自俄羅斯的消息證實這一件事。

大陸《千龍新聞網》披露了國家機密

2002年12月25日北京市政府新聞平台《千龍新聞網》翻譯了《俄羅斯新聞社》(RIA Novosti)的軍事評論員維克多·利托夫金(Viktor· Litovkin)一篇文章,題為「俄中邊界10年前已經成為一條安全的邊界」(原文為俄文)[1],證實了不對等撤軍的安排。

文章說:「2002年12月18日是俄中兩國新型關係奠基10周年紀念日。10年前,在俄羅斯首任總統伯里斯·葉利欽正式訪問北京期間,雙方簽署了當時被稱之為我們兩國友好合作基石的兩份文件,即《關於俄羅斯聯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互關係的聯合聲明》和《兩國政府間在彼此削減邊界地區武裝力量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問題上的相互諒解備忘錄》。」

第一份文件是後來簽訂的《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筆者按:即是放棄領土的協議)的基礎,而第二份文件則是為後來的「不對等撤軍」的安排打下基礎。1997年4月22日,5國的元首簽署了《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和中國關於相互削減邊界地區武裝力量的協定》。

文章說:「為了加強軍事領域的相互信任,北京當時就採取了一系列史無前例的措施,承擔了單方面的義務,即:做到在與這幾個國家交界的邊界地區,在500公里寬的沿邊地帶,除邊防人員外沒有任何軍隊。對俄羅斯和其它幾個獨聯體國家來說,這條沿邊的『不設防地帶』則只有100公里寬(只有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的幾個地段例外)。」

文章這樣解釋「不對等撤軍」的「理由」:「俄中兩國在『不設防地帶』100公里寬和500公里寬這種寬度上的『不對等』,其理由說起來其實相當地簡單,即我們之所以不能像中國人那樣將自己的軍隊從邊界線後撤500公里,是因為對我們來說這筆費用實在是太高了。其具體原因是:我們如果必須後撤500公里,那恰好是泰加林地帶,而泰加林地帶是沒有發達的基礎設施的----既沒有發達的軍用基礎設施,也沒有發達的民用基礎設施。如果我們必須後撤500公里,俄方將不得不花費鉅資安置駐軍,建造營房、武器裝備存放基地和彈藥庫,同時還要修建一系列的機場和靶場,敷設通訊線路和鐵路等等,等等。」他還強調說:「於是,削減中國邊境一帶的駐軍,尤其是拿它的費用同從東歐和波羅的海沿岸三國撤軍的費用相比,對我們俄羅斯來說,實際上是沒有花錢。」

中國實際上是單方面撤軍

換言之,在所謂共同撤軍的過程中,俄羅斯實際上甚麼都不用做(不必真正撤軍)就完成「撤軍」的責任,但中國軍隊後撤500公里,要重新建立國防設施,實際上是單方面撤軍。

這就證實了我當初聽到的「不對等撤軍」的事屬實。對中共來說,諾大的領土都可以放棄,何況區區不對等撤軍又算甚麼一回事呢?對於中共為甚麼願意簽署不對等撤軍的條約,中共一直沒有解釋,甚至沒有公布相關的協議,中國人根本不知道有此一事。所以《千龍網》在轉載這篇文章時加了一段短小的按語:「該文以大量公眾無法瞭解的事實盛讚中俄兩國10年在軍事領域的合作」,這裡關鍵字是「大量公眾無法瞭解的事實」。

倒是維克多·利托夫金為中共願意「史無前例的承擔了單方面的義務」的原因,提出他的解釋,這包括:

- 中共通過讓步,建立一個安全的大後方,使其腹地免受威脅;
- 不設防地區以外的軍事演習,規模都不會太大,而且會知會各方;
- 中共能夠獲得俄羅斯武器供應,對東南亞國家贏得軍事優勢;
- 中共倡議的「上海合作組織」能夠獲得俄羅斯及其以前的衛星國的支持。

是耶?非耶?如果是,為甚麼中共不敢理直氣壯地公布?如果非?則只能說明中共喪權辱國本質不變。

黃世澤:義和團從來都沒有在中國消失過

黃世澤  RFA 【澤論四方】20240920


深圳日本人學校一名日中混血的小童,被一名他不認識的中國人刺殺,成為中國義和團式排外運動再興的犧牲者。雖然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已經是一百二十多年前的事,中國人有很多去西方留學,甚至連執政的共產黨,他那套意識形態表面上是德國加俄羅斯的結合,但似乎中國人未汲取過任何教訓。只要中國執政者的思維不變,這種無法控制的恐怖排外運動會一再發生,最終令中國經濟無法東山再起,因為正常腦袋的人,都不會冒生命危險去投資這類國家。

義和團這種做法能夠發酵,極權主義者拒絕進行政治改革,以及中國一貫自卑兼自大的思維混在一起有關。一個民族處於被迫害的狀態時,照理應該審視自身缺點,進行制度改革,以求追上位列前茅的國家,由中歐奧匈帝國一類老牌帝國,到日本,到鄂圖曼帝國瓦解後剩下的土耳其,無不如此。但中國當權者就為民族犧牲而放棄權力這類事情沒有興趣,專走旁門左道,義和拳一類怪力亂神,到抗日神劇那些荒謬到連日本人都當笑話處理的情節,甚至明明做不了8納米晶片的「國產光刻機」,都吹牛吹到做得到8納米,都可以見到當權者喜走旁門左道。

習近平上台以來極端民族主義言論無日無之

而要走旁門左道,都要人民受落才有得講下去,而中國一向以天朝大國自居,儒家講華夷之辨時,事實上就是除了中國,其他民族一律都看不起,這種民族思潮下一被他國入侵,就會覺得奇恥大辱,非報復不可,但又拒絕去改革自身去達致「報復」的目標,因此,那些荒謬至極的宣傳材料都可以洗人民的腦,而有人真的付諸實行而不受控制時,一場雙輸的政治災難便由此而起。

中國自鄧小平推出開放改革政策以來,在實用主義政治思想下,中國共產黨是將民族主義視作一種政治籌碼,中國政府不會將這種極端民族主義消滅於萌芽狀態,但亦不會鼓勵這種民族主義任意發展,至少不會像普京一樣公然縱容這些極右分子胡說八道,甚至變成僱傭兵組織,如果義和團民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發展,當局仍然會用維穩機器將他們適當壓一壓。但習近平改變了戰略,習近平上台以來,由網絡到電視,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言論無日無之,亦無人去大規模去壓他們。甚至當局寧願縱容這類極端言論,合乎常識的言論通通刪刪,小粉紅變成了紅衛兵加義和拳的混合物,最終失控時候,就會發生悲劇,孤狼式的襲擊行動令無辜平民傷亡。

中國人相信的民族主義理論充滿矛盾

而現時習近平更加不可能將這種極端行為壓下來,因為在海嵾崴、外興安嶺等地主權白白送予俄國的問題上,自賴清德總統將這個問題再度提出,由江澤民到習近平的做法,都與中國人相信的民族主義理論相矛盾,而為避免中國人留意這種矛盾,縱容中國人向日本人,甚至西方國家國民行凶,就變成了習近平無法避免的選擇,因此,中國當局並無高調譴責凶徒,而是在福島水域水產問題上讓步,意圖去安撫日本商界和政府,但這招能否成功,其實有相當大的疑問。因為今日中國民族主義的根源,基本上仍然維持在百多年前大清帝國的格局,送了大量留學生去西方留學都沒有改變。

因此,外商更加不可能重返中國,而外國遊客就算免簽都不會來中國,因為實在太危險,而中國的基本格局不變的話,日後闖出類似八國聯軍之役的大禍都不意外,一個民族不求反省的話,而政治制度以至文化不去改變的話,錯誤一再發生亦十分之理所當然,送多少人去西方留學都只會製造怪物。

从宋彬彬去世到日本男孩遇刺 文革2.0版正在上演?

 RFA  20240920


从宋彬彬去世到日本男孩遇刺 文革2.0版正在上演?
资料照:晚年的宋彬彬 百度百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 近日发生的两个重要事件引发中国舆论关注,一是文革中的标志性人物、曾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在美国去世;二是"九∙一八"纪念日当天,在深圳的日本学校男童被一名中国男子刺伤后,不治身亡。这两件表面孤立的事件背后,是否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呢?

9月16日,中国社媒平台上传出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头目宋彬彬在美国死亡的消息。她的兄长宋克荒透过微信发出讣告,后被其友人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其中说,宋彬彬“在家人的陪伴下,于2024年9月16日零点20分,走完了她77岁的一生。没有任何痛苦,极其安祥的、平静默默的、心怀感恩的告别了其亲人、同学和朋友。”

宋彬彬病死美国 网友:文革阴魂还在

同时,本台记者也从宋彬彬的中学校友、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退休教授王友琴处证实了这一消息。她告诉本台:“附中的同学来告诉(我)的。她们两年前就告诉我,她得了胰腺癌。她们说,她妹妹讲的,她在纽约去世。她出了医院住回纽约的家里,说是回家3天以后死了。”

针对宋彬彬去世,网友们纷纷在国际社媒平台X上给本台留言。有的说:“愿她去地狱好好忏悔。”也有人说:“最著名的红卫兵死了,但红卫兵还远没有走进历史。文革的阴魂还在肆虐,文革余孽还在网上和生活中横行,有些甚至还在掌权指引方向。”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本台特约评论员陈破空认为,宋彬彬病死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反讽:“因为宋彬彬是第一批红卫兵而且是老红卫兵,是带头制造武斗,打死校长、老师的红卫兵头目,当时文革是反美、反西方、反资本主义的,但是受反美宣传洗脑的狂热的红卫兵宋彬彬后来却定居美国,还成了美国公民,后来病死在美国。她的一生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   宋彬彬被赐名"要武"

“北京师范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就说:要武嘛!” 这是1966年8月,中国官媒拍摄的一段纪录影片的内容。

1966年,宋彬彬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著“红卫兵”三字的袖章。(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966年,宋彬彬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著“红卫兵”三字的袖章。(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是中共建政后的开国上将,原正国级领导人。作为中共高干的“红二代”,宋彬彬在文革期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并成为红卫兵头目。1966年6月2日,她率先在学校贴出大字报,攻击校领导,掀起了该校的文革行动。8月5日,时任该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的卞仲耘在红卫兵批斗中被残酷殴打,并在被折磨数小时后死亡。卞仲耘也成为文革中首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文革暴力运动由此揭开帷幕。

同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一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因此出现了上述官媒纪录的那一幕。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人民日报》也随后转载了此文。文章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但据宋彬彬后来表示,这篇文章并不是她写的,她也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而她是在数月后改名宋岩。

然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并说出“要武”,已经传递出支持暴力运动的政治讯号。“宋要武”也成了红卫兵运动暴力与动乱的符号。据中国官方内部估计,在1966年8月到9月间,北京有将近1800人在红卫兵等造反派的暴力下死亡,其中主要是教师。

打死卞仲耘凶手至今不明 宋彬彬道歉不被接受

与宋彬彬同龄、熟悉这段历史的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告诉本台,在文革初期的“红八月”,全国各地中学都发生了严重的学生打老师、打校长事件,而风暴发源地就是在最早成立“红卫兵”的清华附中以及师大女附中开始的。这些也是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

“当时,毛有句话就是,‘过去17年的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等于对文革前的教育系统进行了一个很彻底的否定,就把过去那些老师、校长统统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平表示,一些学生因此而对老师、校长们大打出手:“你在场的话,也只好去跟着动手,才表示你的阶级感情深。所以,争先恐后地去表现、去打人,这样很多人当场就被打死了。 ”

公开资料显示,宋彬彬所代表的一派红卫兵很快失势。1968年4月,她和母亲被押到沈阳软禁。1969年,她逃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之后参加插队下乡。1972年,她成为长春地质学院的工农兵学员,1975年毕业。1980年,宋彬彬以留学为名移民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她曾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并在美工作,退休后曾回国居住。

2014年,宋彬彬与其他一些女红卫兵回到母校,在时任副校长卞仲耘的半身像前鞠躬,公开表示忏悔与道歉。她在发言中说:“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她辩称自己不是凶手,反而在红卫兵殴打卞仲耘时,曾和另一名红卫兵头目到操场和后院阻止。

宋彬彬的道歉随即引发中国舆论的广泛争论与质疑。有人认为道歉值得肯定,有人则认为来得太迟,甚至是虚伪掩饰。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对此发表声明,强调在真相大白之前,“不接受虚伪道歉”。2021年8月29日,王晶垚在未能等到杀妻凶手被严惩的情况下,抱憾离世。

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社交平台X)
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社交平台X)

谁应为历史悲剧负责?

公开资料显示,文革初期,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批准成立的工作组领导下,北京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于1966年6月6日成立,主席为刘进,宋彬彬为4名副主席之一。不久,毛泽东对工作组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工作组撤离师大女附中。7月31日,原反对工作组的该校“红旗”派学生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一时成了“保守派”。8月8日,刘进与宋彬彬等“革命师生代表会”骨干又成立了该校“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她们也成为该校红卫兵组织的头目。

曾亲眼目睹卞仲耘被打、并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披露了很多细节的王友琴认为,宋彬彬对于卞仲耘之死负有重要责任,因为她曾参与策划了那场批斗:“宋彬彬她们是预谋的,她们当然不知道(会)打死。但是她们上午就组织好的,就通知了那些校领导,说下午要斗你们,必须在,不许溜走。”

谈到具体打人者到底是谁,王友琴说:“我说要组织审判我,才可以讲出谁打的人。其中就有后来当了大官的女人、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就是那天在台上打(人)的。宋彬彬只是站在那个台下,因为那个台太小了。”

针对宋彬彬在卞仲耘之死中应付多大责任,胡平表示:“当然,她(宋彬彬)说没有动手,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当时她的同学有谁指证她动了手。有人指证就是说,打的时候她在旁边看着,就说了一句,‘煞煞她们的威风也好’。”但胡平也认为,作为当时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之一,宋彬彬是有可能阻止卞仲耘被殴打致死的。

卞仲耘(中左一)与家人合影(百度百科)
卞仲耘(中左一)与家人合影(百度百科)

不过,也有中国舆论指出,当时官方的红卫兵组织尚未成立,宋彬彬与打人的红卫兵并非一派,她也没有权威阻止。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

宋彬彬曾在公开道歉时表示“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并说“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她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

旅美人权律师陈闯创对本台表示,宋彬彬自己就没有说出真相:“你作为当时的领导层,你知道是谁打人的、什么情况,你并没有说出来。而且一个最关键的是,不仅是说出事实,还有一个历史的、道义的责任。”他也感到遗憾,宋彬彬在生前始终没有和中共做出一个彻底的切割,“她在文革暴力运动中,(作为)非常突出的一个标志,可以说是中共把她钉上了耻辱柱。她也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从耻辱柱上摘下来。”

陈破空同样认为,宋彬彬的道歉只是一种掩饰。他在2014年撰写的《宋彬彬应该投案自首》一文中强调:“宋彬彬们的道歉,如果不能上升到批判毛泽东的罪恶——文革的始作俑者,如果不能上升到反思现行制度的罪恶——文革得以发生的环境条件,那么,那样的道歉,就永远是浅薄的、廉价的。没有深度,缺乏真诚,等于另一种意义上的盲目。”

对毛泽东与文革的反思至今仍被压制

谈到卞仲耘之死及文革悲剧,上述受访者们一致认为,文革的始作俑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必须要负首要责任,他为了维护个人权力而发动了文革。不过,中国当局至今对于文革历史和毛泽东的罪恶缺乏彻底的清算与反思。据不同学者研究估计,十年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00万到2000万不等,但中国至今仍没有一座文革历史纪念馆,相关的历史研究、文艺作品也受到压制。

文革历史研究者宋永毅在1999年从美国回中国搜集民间资料时,曾被北京当局以窃取国家机密为名逮捕,遭羁押半年后才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的呼吁下获得自由。2000年10月,长期专注于文革历史研究的王友琴创办了网上的“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但仅17个月后就被北京当局封杀。今年8月26日,曾创作批评文革作品的艺术家高兟回中国探亲时被抓,理由是“涉嫌侵害英烈名誉罪”,他创作过毛泽东下跪忏悔等一系列塑像作品。

为何中国当局如此害怕公众了解、反思那段历史?胡平指出:“虽然后来掌权的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对文革的痛恨程度不亚于一般人,但是他们就出于维护一党专制。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面子,如果毛泽东都批倒了,共产党就立不住了,他们是这么想的。”

“红二代”当政 新一代“宋彬彬”仍在

9月18日,即中国官方高调宣传的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当天,又一场悲剧发生在广东深圳。当地日本学校的一名10岁男孩在该校附近被一名中国男子用刀刺伤腹部,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去世。

“和平万岁!中日友谊万岁!反对仇恨教育!”一位前往事发地送鲜花悼念的深圳市民告诉媒体:“我是深圳的普通市民,作为老百姓是反对这种做法的,反对仇恨教育。我们的很多人就是这样,长期在仇恨教育之下,导致这种恶果。”

一名日本男孩在前往深圳日本人学校上学途中遇刺后于2024年9月19日去世。图为手持花束站在该校校外的一名男子。(路透社)
一名日本男孩在前往深圳日本人学校上学途中遇刺后于2024年9月19日去世。图为手持花束站在该校校外的一名男子。(路透社)

近几个月来,中国发生多起针对外国人的持刀行凶事件。今年6月,苏州一家日本学校的校车遭到一名持刀中国男子的袭击,在站台候车的一对日本母子被其砍伤。同月,来自美国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Cornell College)的4名教师在东北吉林市一个公园散步时,被一名55岁的男子用刀刺伤。

陈破空认为,这种伤人事件虽然发生在民间,但根子却都在掌控舆论宣传的中南海:“是中南海的人在坚持文革思维,对中国人民继续的荼毒。”陈破空表示,近年来,中国当局持续加强对内洗脑教育和宣传,导致民众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愈演愈烈:“今天仍然是太子党、红二代的天下,习近平就是总代表,做了总书记。所以,他所鼓吹的就是向左转,崇尚文革,崇尚毛时代。可见文革之风并没有化为灰烬,而且随时会死灰复燃,以另一种形式呈现。这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国内的小粉红、老粉红是这样一副模样,反美、反日都是被中共洗脑的结果。他们本身都是悲剧人物,他们的悲剧程度不亚于宋彬彬。”

胡平也指出,在所谓“邓、江、胡”时代并没有所谓“小粉红”群体,因为在那时,中国社会对于毛泽东、毛时代罪恶的批评还有一定的空间。而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批判和揭露都遭到了更严厉的压制,以至于这十几年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毛时代的罪恶所知甚少。再加上中国表面的经济繁荣,很多人因此而盲目自豪,以至于很容易被当局的宣传鼓动所左右。

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持续加强对教育领域的控制。9月初,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刊登了习近平的署名文章,强调中国的教育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也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

陈闯创律师认为,习近平的说法凸显中共试图一直掩盖历史真相,以维持其统治:“他非常清楚如果人们知道了真相之后,这些人是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而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不管他是否真心相信这些,他都是要维持住这些假的东西,来对年轻人进行洗脑,来煽动他们。这个就很可悲。”

土壤和根子还在 文革2.0版正在上演?

宋彬彬去世后,有网友评论说,这标志着文革一代的结束,或者是红卫兵时代的落幕。不过,陈破空认为:“毛泽东死亡,文革没有落幕,宋彬彬死亡,文革也不会落幕。因为,文革的土壤和根子还在,就是一党专政的制度-所谓 ‘无产阶级专政’。”

陈破空谈到,虽然陈小鲁、任志强、刘亚洲等部分红二代从文革中有所觉悟,但他们并未掌握权力;而像习近平这样的红二代,依然是过去的旧脑袋。他说:“很不幸的是,酝酿文革的制度还在,有文革思维的人还是最高领导人。文革怎么能说结束呢?远未结束,而且随时可能死灰复燃。”

陈破空认为,当年毛泽东死亡之后,中国曾有十年左右“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却昙花一现。现在的中共领导层还在搞所谓“枫桥经验”,所以距离思想上的文革结束还非常遥远。

“有人说,‘习时代’可以叫它是‘文革2.0版’,也就是文革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在中国呈现。它的极端意识形态、反美和反西方,以及在香港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都是新文革的表现。”他说。

陈破空指出,要想让文革悲剧不在中国重演,就必须结束一党专政,走向民主和宪政才能避免文革般的红色恐怖:“这一点对中国来说,看上去还很艰难,但是至少可以做到反思。”他强调,中国公众首先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反思、反省,这样才可能让文革真正走向结束。

黎胖:中國大玩吞民族主義之火,我們呢?

2024 年 9 月 20 日 

書名:《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
作者:芮納.米德(Rana Mitter)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時間:2024年1

手撕鬼子、肩扛土炮、丟手榴彈打下飛機的抗日神劇,往往令我們這些外國觀眾看了覺得匪夷所思,為何能通過中國的審核和得到觀眾喜愛?這源自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因應新局勢的需求及社會轉變,試著重塑歷史記憶、將其服務於現實政治的努力。這本《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正是分析一九七六年後這段變遷,以及中國幕後的意圖。

在國內,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國外局勢則是一九七一年尼克森訪華尋求聯中制蘇,兩件大事使中國產生內外的大轉向。

文革後中共以民族主義來粉墨登場

文化大革命結束前,共產主義是中國官方意識形態,主張無產階級專政、輸出世界革命,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歷史被壓抑、淡化,只是這一切隨著文革結束而結束,中國此刻需要新的官方意識形態凝聚人心,而中共不相信西方自由主義,於是他們重拾民族主義,將中日戰爭的歷史用以塑造、操作與拉抬民族認同與愛國主義的正當性基礎,並清除西方帶來的「精神汙染」,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之後則更為積極。

當時中美聯盟抗蘇,中國在美國協助下重新融入國際社會,亟需進入國際社會的基礎,而中日戰爭正是好理由,向世界展示「中國」是創造現今戰後世界秩序的初始成員,形塑愛好和平的形象,隨著中國躍升為世界強國、第二大經濟體,以這段歷史形塑抗衡美國、掌握世界秩序野心的論述基礎。

從史學界開始,博物館、書籍、影視等各種紀念亦步亦趨卻又如火如荼地展開,既有官方主導,也有民間自發。官方詮釋定調為從「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十五年抗戰勝利,國民黨毫無建樹」轉為「國民黨也有點苦勞」,攬下抗日功勞外,也將國民黨從無用的階級敵人和八年抗戰的論述,逐漸變成有點功勞的配角和十四年抗戰,藉此建造自身的抗戰論述。

中國以受害者之名不斷對日本情勒

而曾被淡化不聞問的南京大屠殺,則是用來塑造愛國心、仇恨感與極端民族主義的極佳素材,透過利用痛苦情感和轉型正義,將南京事件和猶太大屠殺連結,積極營造自身「受害者」和無害、愛好和平的形象,並持續要脅、攻擊日本毫無反省,儘管日本做出努力,並自1979年無償援助中國資金、技術,以及提供發展貸款,但中國仍決定持續利用這項歷史資本,對日本盡情勒索。

官方詮釋放鬆也給予民間相對寬廣的解釋空間,於是出現各式的抗戰紀念和宣傳。從文學紀錄、老兵訪談影集、憑弔歷史遺址、民間紀念博物館、熱愛民國的網路「國粉」乃至熟悉的抗日影集,還有戰時首都重慶等地方集體記憶從壓抑下反饋,之後更深入觸及過往未曾關心的大飢荒題材。多元的民間行動反映人們對於被淡化的歷史興致濃厚,憑弔情感真切,更進一步諷刺時政當局,更療癒了國民黨抗戰老兵曾被打壓的內心。

民間有時雖與官方主旋律小有摩擦,但無傷大雅的矛盾無損於塑造愛國的民族主義,甚至更有幫助。2015年中國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大會上,除了俄國總統普丁等賓客,展示中俄聯盟和歷史淵源外,還有一群年過九旬、當年參與抗戰的國共老兵,習近平在鏡頭前親自表揚他們,表示共產黨仍是抗日主角,但認可了國民黨的貢獻。至此,中國政府二戰論述走向完備。

除了自欺,欺人效果有限

抗戰紀念與宣傳雖對內效果極佳,但對外推廣近乎慘敗,從娛樂性質的電影,到與美國競爭的政治、道德論述,鮮有國家買單。美國以二戰的付出、打造並維護戰後和平的國際秩序這點,建立起自身在亞洲的地位,中國雖想重塑歷史挑戰美國,試圖將美國趕出亞洲,但從未成功。

中國不僅想改造各國的二戰認知,也用來挑戰國際秩序。藉由「修正」歷史,中國主張自己是國際上沒有被補償道歉、領土仍未完整的「受害者」,對日本放棄的領土與南海聲稱擁有主權,「和平崛起」後應得到更多補償,更強調自己是當代世界秩序的締造者之一,應該要有更高的世界地位。中國主張這些利權源自開羅會議,而當時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響應此一主張,中國對南海、釣魚台乃至台灣等地一直有擴張領土的妄想,本書稱此為「開羅症候群」。

雖然東亞國家對日本感情複雜,但此時他們對於中國則更為擔憂,而作者更指出,這套聲索賠償、領土主張、提升道德與國際地位、乃至尋求正義的論述,踢到的鐵板不可勝數,最重要的原因是世界各國沒興趣看一個已經超級強大的國家,整天聲稱自己是國際政治受虐兒,吵著索要遲來的正義。

不過,本書指出隨著中國實力逐漸強大,這套敘事仍然會成為大家被迫要聽的故事,但目前仍不用擔心的是,中國無法如同蘇聯般提出和美國抗衡的政治、價值和國際體系,中國尋求的是融入並取代美國,成為國際體系的主導者,而這件事即使美國逐漸走向孤立,顯然短期內也不具達成的能力。

中國也以這套論述影響台灣,國民黨雖會委婉表達中華民國才是抗日領導者,但是仍然接受中國的主張,與之共鳴抗日戰爭的集體記憶。然而隨著民進黨上台,這套歷史記憶將逐漸減弱,取而代之的是台灣人自己的戰爭記憶。

本書透過指出中國在共產主義信仰破滅和六四大屠殺後,轉向民族主義以尋求鞏固人心、融入世界秩序的別有用心,提醒我們中國民間和官方試圖重構歷史,藉此尋求更高的國際地位、擴張領土並挑戰美國,致力於改造國際秩序、在國內維穩的內心意圖。本書額外的亮點,則是指出中國利用大屠殺與轉型正義跟國際接軌、攻擊日本這點,額外引人省思,而國共在抗日敘事上逐漸接軌,也使國共內戰中國民黨老兵的委屈將被永遠遺忘。

台灣有自己的歷史不必隨中共起舞

本書也提出了對台灣極為重要的一點:中國人和台灣人歷史記憶的分歧。這反映出台灣不再需要從中國汲取歷史作為行事的正當性,而是台灣人擁有自己的歷史,例如近期的二戰歷史劇《聽海湧》,正是反映台灣人逐漸取回自身歷史與記憶的努力,並以此取代過往國民黨統治時代灌輸的國民黨中國版二戰記憶,選擇走出自己的路。

而當台灣人跟中國人不再共享二戰記憶,形同脫離中國,也將引起中國人和認為台灣應該繼續留在中國記憶的海外中國人反彈,面對此一情境,台灣人應該思考,是該維護自身的主體與獨特,還是選擇融入中國人的世界,自我矮化成為海外所有中國人人人皆可指教、位階最為低微、永遠都要反省是自己在中國世界犯錯的群體。

作者為FB知識型閱讀職人,歷史愛好者,經營一個分享新書資訊、推薦優質台灣出版品的粉專「黎胖」,「防走精聯盟」讀書會主辦人兼成員,對寫作、思考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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