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發展「戰略現實主義」外交
繼承「價值外交」與修正軌道
安倍政權自上台以來，便提出了以「積極和平主義」為基礎的「俯瞰地球儀外交」，除了日美關係、亞洲政策之外，更積極展開對歐洲、俄羅斯、中東、非洲、拉丁美洲等多個國家、多個地區的擴大外交。曾在安倍政權的內閣官房任職，後來擔任首位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的谷內正太郎，在二○一三年七月的訪談中表示，在延續第一次安倍政權的外交路線的同時，將日美同盟作為基礎，以實施「戰略外交」。
第一次安倍政權期間，最值得一提的是，由當時的外相麻生太郎推動的「自由與繁榮之弧」構想。這項構想，旨在支援橫跨歐亞大陸和廣闊海上生命線的各國，實現以自由與繁榮為目標的宏偉外交政策路線。以上是基於一個積極進取的想法，認為可以在地緣政治中找到自由和繁榮的機會，但當時的美國國防部認為地緣政治是不穩定的，並以「不穩定之弧」來表示擔憂。
但是在第二次安倍政權期間，「自由與繁榮之弧」這個概念並未被採用，「價值觀外交」也沒有被廣泛運用。這背後有麻生太郎個人對「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強烈執著，也有在外交上宣揚「自由」價值的困難之處。安倍政權再次上任時的二○一○年代，在國際關係中，必須面對許多增強了力量的新興國家，也有許多國家邁向民主化或者強化了威權體制。
另一方面，安倍表示，「二十一世紀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中，最大焦點是如何應對崛起的中國」。為此，須以日美同盟為基礎，強調擴大全球夥伴關係的重要性，進而鞏固民主體制，同時面對中國的戰略觀點也獲得重視。而與之建立這種「夥伴關係」的候選國中，包括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
此外，從第一次安倍政權到第二次安倍政權，也可見到日本的「價值外交」出現了新的發展。日本的外交方向雖然仍延續「擴大戰略空間」（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的目標，但在第二次安倍政權中的「價值」傾向，變得更朝向實用主義（pragmatism），而這可從第二次安倍政權對俄羅斯、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越南和泰國等國制定的政策看出端倪。日本也正與那些民主制度倒退、權力集中的獨裁政權，以及發生軍事政變而導致自由和民主價值停滯不前的國家之間，發展外交關係。
戰略外交的開始
安倍政權的外交原則，是透過制定《國家安全戰略》過程中所產生的「基於國際合作原則下的積極和平主義」與「俯瞰地球儀外交」之基礎而確立的。為了落實外交原則，首相安倍和外相岸田文雄自上任以來，便積極進行領袖級和部長級外交，並多次出訪東協各國、印度、中東各國、非洲各國、歐洲、俄羅斯等國家。
安倍政權第一年的外交政策中，凸顯了對經濟外交的強化。這也是出於對安倍經濟政策「安倍經濟學」的重視，特別是安倍晉三在二○一三年九月訪美期間，於紐約證券交易所發表演講時，象徵性地呼籲「購買我的安倍經濟學（buy my Abenomics）」。二○一三年也是開啟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ＴＰ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ＲＣＥＰ）、日中韓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日歐經濟夥伴關係協定（ＥＰＡ）等前所未有大規模經濟合作協議談判的一年。
參拜靖國神社與戰略外交的不協調
在安倍政權初期所開展的外交重點，為二○一三年十二月安倍參拜靖國神社所引發的國際影響。
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中國和韓國強烈反彈，或許也在預料之中。然而，對安倍政權造成打擊的是，美國政府立即發表了一份不尋常的官方聲明來批評安倍。駐日美國大使館也表達強烈指責，認為「日本是我們重要的盟友和朋友，但美國政府認為日本領導人所採取的行動，將會加劇與鄰國的緊張關係，美國為此感到失望（disappointed）」。
安倍政權在展開戰略外交的同時，不得不面對因涉及歷史問題而產生的矛盾。首相官邸在處理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時，因日本在面對歷史問題時的保守衝動，以及在面對國際秩序時的修正主義，讓他們感到相當苦悶。此後，安倍政權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將實際禁止參拜靖國神社，並強化壓制保守衝動的戰略現實主義。
安倍政權於二○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發表的戰後七十年談話，提出解決歷史問題的完整戰略方針（詳情請參見第六章）。「七十年談話」指出，日本在戰前歷史中，成為對國際秩序的「挑戰者」，並表示「我們走錯了路，走上了戰爭之路」，對於二戰期間的行為，已經「表明真切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將確認「延續歷屆內閣的立場，今後也不會改變」。此外，他還表示「堅決地維護自由、民主主義和人權等普世價值」，並「決心為世界和平與繁榮作出更大的貢獻」。
這些構想與歷史修正主義形成鮮明的對比。安倍的七十年談話，以戰略現實主義為基礎，重新審視過去，積極肯定戰後的發展，並表達了建構未來自由秩序的決心，此舉在某種程度上是劃時代的突破。中國曾試圖將安倍的戰後七十年談話，批評為歷史修正主義對國際秩序的挑戰，但被全面封鎖了。參拜靖國神社明顯動搖了日本的外交基礎，然而經過一年半的努力，戰略性歷史問題的困境終於逐漸被克服。
中國─重建戰略性的互惠關係
當安倍政權努力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時，日本仍無法抓住改善對中關係的機會。與此同時，中國於二○一四年一月舉辦亞太經濟合作會議（ＡＰＥＣ），以成功邀請各會員國的領袖人物到北京參與會議為目標；安倍政權考慮到安倍首相要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必須進行訪中事宜的調整。
其中特別需要調整的是，在民主黨政權時期已經「國有化」的尖閣諸島。一九七○年代，中國與日本實際上達成擱置這一個問題的共識，日中雙方皆默認應該避免政治化；對於尖閣諸島的「國有化」，從中國角度來看，理解成日本政府片面改變現狀，但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尖閣諸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在歷史和國際法上都是無庸置疑，並且也實際有效地控制」，因此日本堅定的立場是「尖閣諸島本來就不存在需要解決的領土問題」。
為了調解日本和中國外交部之間的分歧，雙方煞費苦心地協調「促進日中關係改善的對話（＝四項協議）」（二○一四年十一月七日）。該協議的主要焦點為「3.雙方認知到，日中對近年來圍繞於尖閣諸島等東海海域的緊張局勢有不同見解，同意將致力於透過對話和協商防止局勢惡化，並建構危機管理機制，以避免擦槍走火的意外發生。」（作者註）的這一段落。此外，在中方的文本中，上述的「見解（views）」被翻譯成「立場（position）」，是一個更為強烈的措辭。
這一段落的重要性在於，日中雙方都認識到各自對尖閣諸島（釣魚臺列嶼）持有不同的解釋。中方認為，至今主張不存在領土主權問題的日本轉變了以往的見解，理解中國的立場（＝日本的重大讓步）。另一方面，日方主張只不過是中方「理解的不同見解」，日方的基本立場並沒有任何改變。藉由雙方實質上的讓步，為日中領袖會談創造了良好環境。雖然過程曲折，但日中雙方還是成功實現了零和管理，使得日中關係在安倍政權時期有了穩定的起點。
日本對中政策的轉機，來自安倍政權於二○一七上半年加速改善日中關係的行動。其中最具有象徵意義的是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於二○一七年五月參加了中國的「一帶一路」峰會。二階在二○一五年五月也曾率領三千人的訪中團，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一六年九月的Ｇ20杭州峰會上的日中領袖會談，兩國領袖間和諧氣氛，讓日本抓到了改善日中關係的契機。就這個脈絡來看，二○一七年五月二階的訪中，被賦予一個重大意義，安倍囑託二階轉交了一封積極評價「一帶一路」的親筆信函。
二○一七年六月的「亞洲未來」國際交流會議上，安倍在演講中表明了以下立場：「一帶一路的構想應以良好的方式融入環太平洋的自由、公平的經濟圈，並且期待為區域和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日本考慮基於此一觀點來提供合作。」同時，他還補充了必要條件：(1)開放性，即開放給所有人使用。(2)透明性，即資金籌措機制必須是透明、公正的。(3)經濟性，即計畫具有經濟效益。(4)債務持續可能性，即需具備償還能力，並且不損害國家財政的健全（「一帶一路四條件」）。
如此日中關係的正常化，在二○一八年五月的李克強總理訪日，和同年十月的安倍首相訪中後加速進行。在北京舉行的日中領袖會議後的聯合記者會上，安倍強調以「從競爭到合作」和「彼此作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為原則，日中關係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於領袖峰會的同時，日中的財經界也舉行了「第三國市場合作論壇」，日中企業簽署了五十二項合作備忘錄。
而日中關係改善的高峰期，則是以國賓身分，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日本，最初預定於二○二○年四月訪日，卻因COVID-19疫情擴大而延期。之後，由於中國對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中國海警船侵入尖閣諸島周邊領海，以及日本對新疆維吾爾族人權問題的關注等因素，日中關係的政治環境惡化，最終在安倍任內並未實現習近平訪日計畫。
俄羅斯─戰略關係的探索與和平條約談判的失敗
在安倍政權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上，將「促進與俄羅斯在各領域的合作，提升整體日俄關係」，賦予了「確保我國的安全保障」之極為重要的位置。日本外交的最大課題是與中國的交流，而穩固和俄羅斯的關係之所以很重要，其中的含意就是避免俄中關係深化。 即使難以離間俄中關係，也希望藉由日俄關係以分散俄羅斯在亞洲的戰略利益。
二○一三年四月，在安倍政權成立幾個月後舉行的日俄領袖會談中，安倍說：「日本和俄羅斯作為夥伴以提高合作層次是時代的需求」，並強調普丁總統創建一個「強大繁榮的俄羅斯」和安倍自己的「建立強大的日本」之間的共同點，呼籲雙方有必要「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這次日俄領袖會談的最大成果，是日本和俄羅斯兩國都同意啟動外交和國防部長級的「２＋２」會談。對日本來說，與俄羅斯「２＋２」會談的重要性，僅次於日美和日澳間的會談。在同年十一月舉行的首次日俄２＋２會談中，雙方就自衛隊和俄羅斯軍隊的反恐和打擊海盜之聯合訓練、防衛醫學領域交流，以及日俄網路安全保障協訂的設置等，達成了協議。
日本政府在描繪日俄關係未來發展的藍圖時，當然有必要面對締結日俄和平條約的展望。在前面提到的領袖會談中，安倍強調若要解決這個問題，取決於普丁總統和安倍自己的個人意志，因此日本和俄羅斯的領導人分別向各自的外交部門下達了指示，「對於和平條約問題應盡速談判，制定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這是安倍任內多次嘗試締結日俄和平條約談判的起點。
第二次安倍政權，一共舉行了二十四次的日俄領袖會談。在索契冬奧結束後的二○一四年三月，由於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使得俄羅斯被八大工業國組織（Ｇ８）排除，日俄談判也被迫陷入停滯。儘管如此，日本仍在國際對俄制裁的限制條件下，尋求日俄領袖會談的機會。俄羅斯則希望能夠跟與歐美各國制裁劃清界線的日本，開展外交合作。
在這些情況下，二○一六年五月，於俄羅斯南部的索契舉行了日俄領袖會談，安倍期待透過「新的途徑」締結日俄和平條約，摸索打開日俄談判的僵局。在該次領袖會談中，日本提出「八項經濟合作計畫」，想要引導俄羅斯採取積極的態度。安倍任命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兼任「俄羅斯經濟領域合作擔當大臣」，加速與俄羅斯的經濟合作。同年九月，安倍晉三出席了在海參崴舉行的東方經濟論壇，並與普丁進行會談，雙方達成共識，普丁同意於該年十二月訪問安倍的故鄉山口縣，進行領袖會談。安倍則回應，日俄和平條約談判「具體前進的道路日趨清晰」。之後，日本國內出現許多圍繞著「二島解決方案」，以及北方領土的「共同治理計畫」等各種揣測性的報導。
但是彷彿要遏制日本過高的期望般，普丁在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於秘魯舉行的日俄領袖會談，以及訪日之前於同年十二月七日接受日本媒體採訪中，對於締結日俄和平條約和解決領土問題等，表示前景不太樂觀。之後在山口縣長門市舉行的日俄領袖會談上，雖然協議表達了對和平條約問題的「真摯決心」，但並不能引導出開啟談判突破口的協議。
日本對俄羅斯政策的另一個重要時間點發生於二○一八年，這一年普丁在俄羅斯總統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同時安倍也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確定了第三個任期。在該年的東方經濟論壇上，安倍強調若能實現「日本和俄羅斯之間的永久穩定」，將獲得經濟繁榮，並呼籲「現在不做，更待何時？」普丁則提出一個突如其來的提議說：「我現在有一個想法。既然如此，那麼就在年底之前，不帶任何先決條件地締結和平條約。」
同年十一月在新加坡舉行的東亞高峰會（ＥＡＳ）上，皆出席會議的日本和俄羅斯領導人在同一個地點舉行會談，雙方同意以一九五六年的《日蘇聯合聲明》為基礎，加速和平條約的談判。此次會談後來被日本和俄羅斯政府稱為「新加坡協議」，並以此協議作為兩國政府後續談判的參考，再以清楚載明和平條約締結後將移交齒舞島和色丹島的《日蘇聯合聲明》為基礎，並設定重要的談判路線。對俄羅斯而言，從《東京宣言》和《伊爾庫茨克聲明》催促解決北方四島歸屬問題以來，日本這次降低了談判力道，顯示安倍政權強烈期望達成日俄談判的態度。
但是，直到安倍辭職之前，日俄和平條約談判幾乎沒有進展，還因諸多論點而被迫陷入停滯。
安倍在二○一六年的索契會談上提出的「新的途徑」，二○一八年的「新加坡協議」雖然期望日俄談判能有具體進展，但這些談判實際上都以失敗收場。對此，安倍在回顧原因時表示：「最重要的是，俄羅斯國內的反對聲浪極其強烈，加上美俄之間的相互不信任感嚴重。」雖然安倍透過巧妙地捕捉國際環境的變化，作為日俄關係的分水嶺，但以締結和平條約為目標的外交，依然在美俄關係的國際情勢洪流中消失殆盡。安倍全力以赴在推動對俄政策，雖然可以顯示出俄羅斯的戰略地位，但無法為日俄關係帶來結構性的轉變。
川普政權與北韓─防止日美同盟脫鉤
對於二○一六年十一月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取得戲劇性勝利的川普總統，日本政府比其他各國政府更早地應對。十一月十七日安倍前往美國，與尚未就任美國總統的川普，在紐約的川普大廈進行會談，據說安倍很快就贏得了川普總統的青睞。次年二月，安倍晉三再度訪問美國與川普總統會面，確認日美同盟和貿易問題的基本方針，週末時更前往佛羅里達州，與川普一起打高爾夫球。
這次訪問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川普政權上任後，主要高階官員的任命尚未確定的情況下，日美政府仍彙整出相當詳細的日美聯合聲明。二○一七年二月十日的日美聯合聲明，以日美同盟作為基本原則，確認：(1)美國對於日本的防衛承諾，包括核武和常規武器；(2)美國區域地位的增強並擴大日本的角色和責任；(3)加強日美兩國與地區同盟國和夥伴國家的合作。
還有，在具體的政策議題上，清楚記述包括：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於尖閣諸島，反對任何片面行動損害日本的施政權，維護基於國際法的海洋秩序，要求北韓放棄核武和飛彈計畫，明確表示美國完全致力於保衛盟國，並盡快解決人質綁架問題的重要性。這意味著幾乎全方位地確認日美同盟的原則和議題。
亞太倡議智庫（Asia Pacific Initiative，API）的宗旨為追求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並為該地描繪建立自由開放國際秩序的願景。二○一七年七月設立，理事長為船橋洋一（前朝日新聞社主筆）。
其前身為重建日本倡議基金會（Rebuild Japan Initiative Foundation，RJIF），曾出版《福島核能事故獨立檢證委員會 調查．檢證報告書》（Discover 21出版）、《檢證 民主黨政權的失敗》（中公新書出版）、《檢證 日本「失落的二十年」》（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人口蒸發「5000萬人國家」 日本的衝擊 人口問題民間臨時調查委員會 調查．檢證報告書》（新潮社出版）。
API設立後，出版作品有《應對COVID-19．民間臨時調查委員會 調查．檢證報告書》（Discover 21出版）、《福島核能事故10周年檢證委員會 民間事故調查委員會最終報告書》（Discover 21出版）等。
書名：《檢證安倍政權：保守與現實主義的政治》
作者：亞太倡議智庫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時間：202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