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9日星期二
陈永苗：“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宪法性辩护理由
【新世纪特稿2009年12月28日】鉴于最近很多异议人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我把原来撰写的宪法性辩护理由公布出来，或许对他们在法庭上辩护有用。
最高人民法院及其所属全国各地法院在适用《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中的刑事司法政策时，存在巨大的宪法问题，颠覆了宪法的根基，党政国不分，应该承担非常严重的违宪责任。而党政国的区分，是宪法性的巨大抗辩理由。
如下：
一、执政党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不可混淆
国家是什么，《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是什么，是先锋队组织。国家不等于执政党，执政党也不等于国家，执政党在宪法中没有法律地位，而国家可是明明白白规定的。如果执政党等于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必然有明确的规定。
中共当局提出以宪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意图使治国方略实现根本转变，即从过去依靠党的政策治国、依靠领袖权威治国转向法治。要实现法治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适应民主政治的要求。这就要求首先将党和国家区分开来，不能认为党即国，弄得党国不分，党权政权混为一谈。
中共的领导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已指出，“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而且彭真十多年前也说过：“党在十亿人民中只占少数，绝大多数是非党员。我们不仅有党，还有国家”。“凡是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光是党内作出决定也不行，还要同人民商量，要通过国家的形式。”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2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邓小平在四十年代说得十分明白：“党团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才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甚至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为‘党员高于一切’……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邓小平指出：“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一11页，第12页。）
中共理论导师列宁曾就执政党与国家政体的关系，做了正确地阐释。他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的党”， 在党与国家政权、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上，“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过分频繁的、不经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 在《关于党纲的报告》中，列宁说过， “我们都知道，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二、政府与国家不同，不可混淆
《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简单地说，政府就是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见政府是国家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机构都不等于国家，更何况国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对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批评、指责、控告、揭发、检举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就是针对政府的偏激语言，也是宪法权利。
对于国家，按照中共的学说，一般解释是：国家是阶级不可调和的产物。但是这里是国家而不是我们要说的政府。国家具有保护公民的义务，公民也授予了国家这个权力。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政府并不能代表所有权力机关，而政府只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机构。国家和政府之间，宪法明白规定了他们的严格区分。
从宪法中可以看到，政府四年换一届。每一届政府，是不同的机关。那么每一个国民对政府没有忠诚义务，而对国家负有忠诚义务。所以对政府的批评和异议，可以帮助新一届政府的生成，是对国家履行忠诚义务。宪法就是规定了公民和国家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批评，并不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下法院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适用，具有很严重的宪法性危机。
2009年12月25日星期五
【特稿】 管见：北京说“不”的愚蠢与疯狂 / 张炜：心系晓波【附】刘晓波案一审判决书
图为刘晓波、刘霞夫妇
【特稿】 管见：北京说“不”的愚蠢与疯狂
http://ncn.org/view.php?id=77037
【新世纪特稿2009年12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法庭，悍然无视中国宪法，无视共和之基本精神，以“颠覆罪”重判刘晓波，再次表明了它维护一党专政的顽固立场。
http://ncn.org/view.php?id=77037
【新世纪特稿2009年12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法庭，悍然无视中国宪法，无视共和之基本精神，以“颠覆罪”重判刘晓波，再次表明了它维护一党专政的顽固立场。
在丹麦哥本哈根，中共政府对国际社会大声说“不”，意犹未尽，在北京，它更加肆无忌惮地大声说“不”，硬是要在民主政治潮流面前顽抗到底，阻止政治环境的民主化趋势。
据报导，秉承中共意志的“法官”在法庭上， 悍然限制辩护人和被告人的发言时间，一副“其它的我不管，在我的法庭，所以就是我说了算”的嘴脸，那法庭于是成了那中共“法官”的“自留地”，活生生表现出中国共产党无视法制和法治的恶霸作风。
集体化农村的自留地，有积极意义，而对抗共和宪政的“自留地”， 纯属无法无天，还偏要拒绝所谓“外国干涉内政”。这些家伙把一大群中国人软禁起来，甚至不准刘先生的妻子旁听其“庭审”，自己把这“内政”对中国人封锁起来，自己都知道那“庭审”是愚蠢滑稽的勾当，就不准批评、不准抗议，还好意思“强烈不满”外国“干涉”！
在外国的书展上开会，有不被中共政府欢迎的中国作家出席， 居然演出了集体退席抗议的丑剧。在北京的“自留地”里，就方便得多，可以把可能到场抗议的人们软禁起来，可以把终于还是到场抗议的人群拒之门外，反正是想怎样便怎样，反正是“崛起”了的暴发户，全球谁能把老子怎么样？
中国共产党，在“自留地”里闹得正欢。它在互联网中树起高墙， 扯起一道道封锁线，肆意把好端端的互联网弄得沟沟壑壑，到处是丑陋的土围、寨墙。从互联网中出现的《零八宪章》，更是它的眼中钉肉中刺，不杀一儆百不足以示其愚蠢，不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足以激起民愤。
中国共产党，不愧是游击战的行家，对股市出手不惜“半夜鸡叫”， 审判民主人士巧妙选在圣诞之际，真个是与时俱进，那“西式民主”怎么能使出这等阴险毒辣的手腕儿，怎么能显示这等“软实力”！
中国共产党，真的不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么？
张炜：心系晓波
今天是圣诞节。早晨一起床便听到了刘晓波被判刑的消息，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期为十一年。这也是目前在中国因此罪获刑最重的一例。其实，北京这样做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的目的是“杀鸡儆猴”，试图通过重判刘晓波来阻吓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争取民主的斗争。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已经由一个被中共洗脑的无神论者变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虽然我还没有皈投任何一个具体的宗教，但是在这个圣诞节的早晨却情不自禁地为被囚禁在冰冷的北京监狱的“中国的良心犯”刘晓波祈祷。如果真的有上帝，我希望上帝能够保佑晓波，给他以健康和力量。
在为晓波祈祷的同时，我也抑制不住对北京政府的愤怒。在秘密关押“零八宪章”的主要发起人刘晓波一年之后，这个政府不顾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抗争，不顾民主世界舆论的同声谴责，终于还是假法律之手段行一党之私利，将为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抗争的晓波判以重刑。这不仅仅是对晓波个人的政治迫害，也是对人类良心的公开挑战。
重判晓波并不出乎我的意料。近些年来，北京政权的危机感日益加重，因此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民主诉求的恐惧感日益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经济增长，这个政权的手中又积累了空前的物质财富，在国际国内事务中所表现的霸气也日益增长。空前的恐惧和空前的霸气，当然会催生出一股空前的胡作非为。重判晓波只不过是这种胡作非为的一个表现而已。
我与晓波个人并不熟识。也曾经自以为是地认为他的观点过于偏激丶他用于表达观点的言辞过于极端。这些都不是当时的我所习惯的风格。但是，我一直对他的心胸坦荡丶对他的敢于承担丶对他的坚持不懈极为敬重。现在看来，当时我的自以为是的所谓“政治策略”只不过掩盖为自己的“政治胆怯”所寻找的一个借口而已。晓波是勇者；我是弱者！在晓波为践行崇高的理想再次获刑之日，我要公开向晓波表达敬意。
上个世界九十年代，在他第一次出狱之后访问哈佛期间，我们曾经在美国的波士顿见过几面，有过一些较深的交谈。在我的印像中，他是一个安静的人。刚刚开口的时候还有一些腼腆，甚至还有一点点结巴。但是一旦进入讨论，他的善辩和执着便“暴露无遗”了。他谦和的个人性格丶严谨的学者风范和执着的政治立场在我看来是一种完美结合。
回到中国后，晓波更加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他与其他立志于推进中国民主事业的志士仁人们一道，面对强暴的政权毫不妥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合法抗争。同时，他也发挥自己的知识优势，不断地发表文章，向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揭露北京政权压制民主丶侵犯人权的行径。这些都使他成为北京政权的眼中钉。
面对晓波和他的战友们的深得民意的道德优势，北京政权采取了为世人不齿的无赖行径来应对。他们使用了限制自由丶电话监听丶警察骚扰丶公开威胁等各种手段，但是晓波和他的战友们却越战越勇。在黔驴技穷之际，北京政权只得彻底丢开那块已经千疮百孔的法律遮羞布，再次将晓波投入监狱了。
晓波，你是为争取中国人民的权利而失去自由的。你是中国的良心！你是我心中的圣人。 （RFA)
【刘晓波案一审判决书】
http://ncn.org/view.php?id=7704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09）一中刑初字第3901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刘晓波，男，53岁（195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出生土吉林省长春市，博士研究生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青春街5号2-1-2号，暂住北京市海淀区七贤村中国银行宿舍10号楼1单元502号。1991年1月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免予刑事处分；1996年9月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处劳动教养三年。因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8年12月8日被拘传，12月9日被监视居住，2009年6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丁锡奎，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尚宝军，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京一分检刑诉（2009）24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晓波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9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员张荣革、代理检察员潘雪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晓波及其辩护人丁锡奎、尚宝军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晓波出于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自2005年以来，通过互联网先后在“观察”、“BBC中文网”等境外网站上发表《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多面的中共独裁》、《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等煽动性文章。在文章中造谣、诽谤：“自从中共掌权以来，中共历代独裁者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权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中共独裁政权提倡的官方爱国主义，是‘以党代国’体制的谬论，爱国的实质是要求人民爱独裁政权、爱独裁党、爱独裁者，是盗用爱国主义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中共的这一切手段，都是独裁者维持最后统治的权宜之计，根本无法长久地支撑这座已经出现无数裂痕的独裁大厦”。并煽动：“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
2008年9月至12月间，被告人刘晓波还伙同他人起草、炮制了《零八宪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主张，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刘晓波在征集三百余人签名后，将《零八宪章》及签名用电子邮件发给境外网站，在“民主中国”、“独立中文笔会”等境外网站上公开发表。
被告人刘晓波作案后被查获归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本院向本院移送了指控被告人刘晓波犯罪的证人证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认为被告人刘晓波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行重大。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刘晓波在法庭审理中辩称：自己无罪，自己只是行使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自己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并未给他人带来实际损害，也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被告人刘晓波的辩护人在法庭审理中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公诉机关指控刘晓波撰写的六篇文章及《零八宪章》没有造谣、诽谤、诬蔑的内容。刘晓波所发表的文章属于公民言论自由、表达个人观点的范畴，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晓波出于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于2005年10月至2007年8月间，在其暂住处北京市海淀区七贤村中国银行宿舍10号楼1单元502号，以撰写并在互联网“观察”、“BBC中文网”等网站发表文章的方式，多次煽动他人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刘晓波在发表的《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多面的中共独裁》、《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文章中诽谤：“自从中共掌权以来，中共历代独裁者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权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中共独裁政权提倡的官方爱国主义，是‘以党代国’体制的谬论，爱国的实质是要求人民爱独裁政权、爱独裁党、爱独裁者，是盗用爱国主义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中共的这一切手段，都是独裁者维持最后统治的权宜之计，根本无法长久地支撑这座已经出现无数裂痕的独裁大厦”。并煽动：“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
2008年9月至12月间，刘晓波又伙同他人撰写了题为《零八宪章》的文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煽动性主张。刘晓波伙同他人在征集三百余人对文章的签名后，将《零八宪章》及签名用电子邮件发给境外网站，在“民主中国”、“独立中文笔会”等境外网站上公开发布。刘晓波在互联网站发布的上述文章，被多家网站链接、转载并被多人浏览。
被告人刘晓波作案后被查获归案。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在案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证人刘霞的证言证明：她是刘晓波的妻子，与刘晓波共同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七贤村中国银行宿舍10号楼1单元502号，家中一共有三台电脑，其中一个台式机，两个笔记本电脑。因为她根本不懂电脑。刘晓波使用电脑主要是写文章和上网，家里只有她和刘晓波两个人单独住，没有其他人，平时家里也不怎幺来客人，刘晓波有聚会也基本都是到外面去。家里的电脑以什幺形式上网她不清楚，是2001年底刘晓波联系安装的。她和刘晓波平日的生活来源就是刘晓波写东西的稿费，刘晓波在银行以她的名字开户，稿费不定期的汇到帐户里，她每月不定期的去银行取钱。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和木樨地支行出具的《开户证明》和《银行汇款单据》证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银行账户接收和支取过境外汇款（外币）。
3、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出具的《关于协助对相关数据进行调查的复函》证明：刘晓波使用的ABSL账号，有上网记录。
4、证人张祖桦的证言证明：他与刘晓波于2008年年底共同制作完成了《零八宪章》，他也征集了签名，后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
5、证人何永勤的证言证明：2008年12月初，他收到刘晓波发的《零八宪章》的电子邮件，刘晓波让他看后签名，他看后以电子邮件形式回复刘晓波，表示同意签名。
6、证人赵世英的证言证明：2008年10月份，刘晓波通过网络向他传送了宪章，并征求他的修改意见，让他寻找别人签名，他在一次聚会上拿出宪章给聚会的十多人传看，有四人表示愿签名。刘晓波还通过网络让他到广州征集签名，他到广州征集了五人签名。
7、证人姚博的证言证明：2008年10月份，刘晓波在一次与他见面时，跟他说了宪章的事，他同意在宪章后签名。
8、证人周舵的证言证明：2008年11月份的一天，刘晓波到他家给他看了《零八宪章》的文稿，让他帮助修改。刘晓波走后他看了文稿，但没修改。当时没谈签名的事，可后来在网上看到宪章时有他的签名。
9、证人范春三的证言证明：2008年11月底，他和刘晓波等人一起吃饭时，刘晓波拿出《零八宪章》给他看了，刘晓波问他是否签名，他同意签名。他知道刘晓波在境外的“博讯”、“独立中文笔会”等网站上发表文章，也在网上看到过，刘晓波写的文章内容都是时政评论类的。
10、证人徐君亮、智效民、滕彪的证言证明：2008年11月至12月间，他们的电子邮箱先后接收到电子邮件《零八宪章》，不知是谁发给他们的，他们分别签名后将《零八宪章》发回了原邮箱。
11、证人王仲夏的证人证言证明：2008年12月份，他在网上看到了《零八宪章》，他认同文章内容签了名。后他印制了一些《零八宪章》的文化衫，想自己穿和送给别人穿，宣传《零八宪章》。
12、公安机关出具的《搜查笔录》及物证照片证明：2008年12月8日，公安机关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对刘晓波的居住地北京市海淀区七贤村中国银行宿舍10号楼1单元502号进行了搜查，发现并扣压了刘晓波撰写并发送文章到互联网上的工具二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台式电脑和一份《零八宪章》（征求意见稿）的打印件。
13、北京市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2008年12月13日对搜查起获的刘晓波的三台电脑内存储的数据进行了电子数据司法鉴定，鉴定中发现、提取到电子文本《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多面的中共独裁》、《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和《零八宪章》。
在电脑中的SKYPE聊天软件记录信息中，发现、提取该软件自2008年11月至12月8日间多次发送《零八宪章》及其“征求意见文本”的记录。
14、公安机关出具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工作说明证明：
（1）2008年12月19日至2008年12月2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一大队，在互联网上发现并下载了暑名“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该文章存在于域名为epochtimes.com（大纪元）的网站，该网站服务器位于境外。文章显示发布时间为2005年10月4日。该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联网上存在登载或转载该文章的网页链接共计5个。
（2）2008年12月19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一大队，在互联网上发现并下载了暑名“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 该文章存在于域名为epochtimes.com（大纪元）和域名为www.obseruechina.net（观察）的网站，网站服务器均位于境外，文章显示发布时间为2006年1月5日和2006年1月6日。该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联网上共存在登载或转载该文章的网页链接共计5个，总点击率402次。
（3）、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一大队，在互联网上发现并下载了暑名“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 该文章存在于域名为epochtimes.com（大纪元）和域名为www.obseruechina.net（观察）的网站，网站服务器均位于境外，文章显示发布时间为2006年2月26日和2006年2月27日。该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联网上存在登载或转载文章的网页链接共计5个，总点击率748次。
（4）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一大队，在互联网上发现并下载了暑名“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多面的中共独裁》， 该文章存在于域名为www.secretchina.com（看中国）和域名为www.obseruechina.net（观察）的网站，网站服务器均位于境外，文章显示发布时间为2006年3月13日。该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联网上存在登载或转载文章的网页链接共计6个，总点击率512次。
（5）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一大队，在互联网上发现并下载了暑名“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 该文章存在于域名为www.secretchina.com（看中国）的网站，网站服务器位于境外，文章显示发布时间为2006年5月7日。该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联网上存在登载或转载该文章的网页链接共计7个，总点击率57次。
（6）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一大队，在互联网上发现并下载了暑名“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 该文章存在于域名为www.minzhuzhongguo.org（民主中国）和域名为www.renyurenquan.org（人与人权）的网站，网站服务器均位于境外，文章显示发布时间为2007年8月1日。该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联网上存在登载或转载文章的网页链接共计8个，总点击率488次。
（7）2008年1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一大队，在互联网上发现并下载了标题为《零八宪章》的文章， 该文章存在于域名为www.chinesepen.org（独立中文笔会）的网站，该网站服务器位于境外，显示网络发布时间为2008年12月9日，作者署名为公民群体。同日在域名为boxun.com（博讯）和域名为www.minzhuzhongguo.org（民主中国）的网站，发现并下载了标题为《中国各界人士联合发布<零八宪章>》，网站服务器均位于境外，文章显示发布时间为2008年12月8日和2008年12月9日。上述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12日，在互联网上存在登载或转载该文章的网页链接共计33个，其中境外网站19篇，总点击率5154次，回复158篇。2009年12月9日，在域名为www.2008xianzhang.info（零八宪章）的互联网站发现该网站首页显示截止至2009年12月9日，《零八宪章》签名共计10390人。
（8）、2009年8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对刘晓波使用的电子邮件进行了核查，经查，刘晓波使用的邮箱属境外，通过密码登录邮箱中核实，邮箱发件箱中最早发件时间为2008-11-25，发送的邮件中有30封涉及发送《零八宪章》。
15、刘晓波签字确认的文章证明：刘晓波对公安机关网络监管部门下载、保存的文章《刘晓波：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刘晓波：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 刘晓波：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刘晓波：多面的中共独裁》、《刘晓波：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刘晓波：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零八宪章》及从其电脑中提取的电子文本《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多面的中共独裁》、《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进行了辨认，刘晓波确认辨论的文章是其撰写并发布到互联网上的文章。刘晓波辨论并签字确认的文章，有上述事实认定的煽动性言论。
16、被告人刘晓波的供诉证明：刘晓波供认其使用电脑撰写上述文章并发布在互联网站上，刘晓波的供述与上述证据可相互印证。
17、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北京市公安局于2008年12月8日晚，到刘晓波的住处北京市海淀区七贤村中国银行宿舍10号楼1单元502号将刘晓波抓获。
18、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0）中刑字第2373号《刑事判决书》、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96）京劳省字第3400号《劳动教养决定书》证明：刘晓波于1991年1月26日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免予刑事处分；1996年9月26日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处劳动教养三年。
19、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证明材料证明了被告人刘晓波的姓名、住址等身份情况。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晓波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利用互联网传递信息快、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特点，采用撰写并在互联网上发布文章的方式，诽谤并煽动他人推翻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犯罪时间长，主观恶性大，发布的文章被广为链接、转载、浏览，影响恶劣，属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依法应予从严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刘晓波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对于被告人刘晓波在法庭审理中提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已充分证明刘晓波利用互联网的传媒特点，以在互联网上发表诽谤性文章的方式，实施煽动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行为，刘晓波的行为显已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构成犯罪。故刘晓波的上述辩护及其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刘晓波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 被告人刘晓波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9年6月23日起至2020年6月21日止。）
二、 随案移送的刘晓波犯罪所用物品予以没收（请担负后）。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述。书面上述的应提交上述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贾连春代理审判员郑文伟翟长玺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顾昕
扣押物品处理清单
先烈物品予以没收：
1、 笔记本电脑（IBM牌T43型）1台
2、 笔记本电脑（联想牌朝阳700Cfe）1台
3、 台式电脑（联想牌家悦型）1台
4、 《零八宪章》征求意见稿（随案卷封存）7页
2009年12月24日星期四
【新世纪特稿】齐戈：我们会比勃列日涅夫时代好吗？
【新世纪特稿2009年12月24日】把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成一面镜子，比照我们刚走过的这20年，会发现我们之间竟有如此之多的“巧合”。这种貌似“巧合”实则必然，其中自有必然的道理。社会和历史有它自身的规律，这么多的“巧合”提示了我们：中苏这两个经济和政治体制同构的社会，兴盛衰亡自有其相互参照的可比性。用横向比较的方法来看，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无论是他的起因和运行，和我们这20年的起因和运行十分相似。看清他那个时期社会走向，不但可以理解苏联解体的根本，更能帮助我们判断中国转型的趋势。用大历史观的视野看问题，我们更多会关注那些具有可比性的关键点。对于那些历史的细节——虽然这些细节也很重要，但过多地纠缠会干扰我们的整体思路；为了看清历史的总趋势，那些非关节点的细枝末节都会理解为次要的。
血腥暴力政治是斯大林模式的基础
中苏两个社会的体制属于一个类型，即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也有人把它称作斯大林模式。虽然中共一直强调“中国模式”，但本质上的一致却是难以否认。斯大林模式是建立在血腥暴力政治的基础上，这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如此。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波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苏联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而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到他逝世的70年代中期，因政治遭到迫害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同样令人难以想象，他不但把一些社会阶层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而且还导致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大饥荒，致使38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把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建立在人民的痛苦和牺牲上，把所谓社会主义事业置之于人的生命之上；这既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个基础，也是导致他们生后出现政治反弹的重要原因。
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讲，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都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血腥政治密切相关。之后的一系列演变，事实上都是对这一基础的抗争和冲击。而出现转变的起点，则出于一个完全相同的原因，那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谢世使人们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所以，我们把这两位领导人的逝世，看做是这两个社会发生转变的第一个关节点。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位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时间几乎一样，都将近27年。这当然是个巧合。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所作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大清洗”暴行。中共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揭露了毛泽东继续革命名义下的种种恶行。一个发生在1956年——斯大林逝世后的第3年，另一个发生在1981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5年。“报告”和“决议”，都涉及到对大规模政治镇压、政治恐怖的清算，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成百上千万人的冤假错案。不同的是，苏联是20大之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而中国则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1981年），已经平反了相当部分冤假错案。但就平反冤假错案而言，在时间上非常相近，都在他们去世的三年左右。这是我们可以拿来比较的第二个关键点。而这一点，则是中苏两国改革最大看点，可以理解为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终结的标志。其真实的含义应该理解为，现实需要政治拉开与斯大林、毛泽东的血腥暴力的距离，也可理解为洗刷政权的血腥痕迹。
中苏改革都是体制内改革
紧接其后的改革，两国的情况极为相似。赫鲁晓夫的新政策猛烈冲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斯大林模式，打开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闸门，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总体的规划和科学的实验，（这是句屁话，我从维基百科上照抄来的。既然有了正确的理论、总体的规划和科学的实验为前提，探索性和开创性从何谈起？这和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有多少区别？）他未能从根本上打破斯大林模式。也有史学家认为，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使得苏联社会重新焕发了活力，才有了后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短暂繁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但是，由于是体制内的改革，受到维护计划体制势力的牵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未能从根本上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使得中国社会重新焕发了活力，才有了之后持续近20年的经济发展。
两国的体制模式相似，弊端大同小异。锋芒所指也是大同小异，不外是经济、文化。由于都是体制内的改革，则以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的变革为主，政治体制触动不大，但总的趋势是相对宽松。而一党专制这类根本性问题则是避实就虚，留下了之后倒退的祸根。有意思的是，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到1964年被党内保守势力逼宫下台，他的改革历时8年，苏联由此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而中国从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历时也是8年。巧合还是天意？姑妄言之，这当然是题外话了！这是我们可以拿来比较的第三个关节点——其实是政治倒退起始点。
对斯大林模式的冲击，首先来自于苏共内部的改革派，其标志是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三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秘密报告”。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暴行，结束了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停止了苏联国内的大规模政治镇压，并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近千万人的冤假错案，释放了绝大多数古拉格中的政治犯。而苏联的知识分子也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恐怖中获得解放，他在任期间，苏联的政治气候空前宽松，索尔仁尼琴等作家得以公开出版作品，苏联逐渐变为“正常社会”。
赫鲁晓夫对普通群众开放克林姆林宫，并取消了中央领导的“特殊供给”和官僚干部的各种特权以及“特殊津贴”，深得民心，但也招致官员不满。他的自由化政策更为斯大林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所痛恨。他的领导风格虽然被很多人认为是充满活力，但也被另一些人认为是激进冒险。有人说他是“鲁莽的改革家”。
赫鲁晓夫尝试对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农业进行改革。他试图改变过分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权；削减农业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大规模开垦荒地和种植玉米。 赫鲁晓夫还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扩大了地方权力，但没有使企业获得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但这实质上还是体制内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构架。作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他的对外政策仍然导致美苏核对抗，他是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但他主张东西方缓和，以避免核战争。对外主张“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这是他与斯大林血腥政治保持距离的重要证据，也是他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反观中国，也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的2——4年内，完成了对毛的历史评价，结束了毛泽东时代。停止了国内的大规模政治动乱，恢复高考，知青安置，科学大会等一系列举措大得人心。并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海量的冤假错案，光是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其规模远远超出苏联。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恐惧中获得解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日子里，中国的政治气候空前宽松，新老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中国逐渐变为“正常社会”。
毛泽东逝世之时，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中国改革的重心在经济也算顺理成章。而农业问题在当时已经是燃眉之急，于是就有了四川、安徽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取消了人民公社，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间，粮食的增幅达到中共建国以来的最高峰。建立了经济特区，引入国外资本；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最终把改革引向了城市。 并做了政企分开，权力下放一类的尝试。而这些都和苏共20大以后的改革具有可比性。当然，这种可比性是对进程而言，绝非是对措施的高低而论。
虽然邓小平采取不争论的策略，回避了姓社姓资这类的意识形态争论，取得了经济建设很大的发展；但对于“党天下”这类根本性的问题的回避，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没有提到日程上，反而以“反自由化”一类的口实，维持或强化了旧有的政治体制，给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维护者留下了足以施展的空间。以至在这股势力的压力下，不得不自断其臂，最终引发了一场政治悲剧。若非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这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未必就能保住。至于之后近20年的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也是一个未定之天。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特征是“悄悄地回到斯大林主义”
所谓斯大林主义不是指高度集中的政治和计划经济体制，而是特指斯大林所建立的独裁专制的思想体系以及暴力政策；即对国内的任何反对派——包括农民、知识分子的“肃清”镇压，将各国共产党置于苏共的控制下，限制其自主活动。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血腥暴力政治部分。
随着勃列日涅夫的上台，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时代开始了。他前后执政18年，在苏联历史上仅次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代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18年，也是苏联对外扩张、苏美对峙的18年。苏联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是在他执政期间建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时代是苏联充满动荡的历史上一个少有的 “稳定”时代，其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值得一提的社会动乱。然而，就是这个表面繁荣的时代，隐含了种种危机，积累了无数矛盾，这些矛盾与危机在八十年代末期总爆发，最终导致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不到十年时间分崩离析。
提到勃列日涅夫，人们往往把他和他那个时代与停滞联系在一起。但最有资格与这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政治倒退、官僚专政、保守僵化、腐败奢侈、结党营私这类词汇。如果是指经济上的停滞，则应该指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而不是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经济从来就是停滞不前的。
根据联合国统计局发表的世界工业指数，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发展速度大大下降了，但是，苏联工业发展速度仍不亚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经济实力相当于美国的2/3，居世界第二位，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在世界上排在20位左右。就经济而言，从赫鲁晓夫时代的改革发展，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的停滞，问题的关键不在增长率，而在产业结构。结构问题是指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使苏联在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耗费大量财力，给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军备竞赛的目的所在，恰好是走斯大林主义对外扩张老路。冷战时期所谓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对苏联来说不过是维护它二战利益格局的说辞。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的“有限主权论”——实质是掌控各国共产党，限制其自主活动，苏联才能够在这个“大家庭”里横行霸道，名正言顺的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而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标志，标志着苏共是不能和斯大林的血腥暴力政治划清界限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悄悄的回到斯大林主义，恢复斯大林时代的政策。他下令停止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停止对于斯大林的批判，苏联重新回到斯大林体制。极权体制强化了苏共在意识形态、司法权力、经济命脉的垄断地位，使苏共继续专苏联人民的政；巩固加强了干部的特权制，奢靡之风泛滥成灾，贪污腐败猖獗一时，苏共干部拉帮结派，官僚利益集团公开化；纵容官僚集团及其家属把持经济资源，鲸吞社会财富，造成了官民之间的严重对立；控制宣传机器，打压不同政见者，关进监狱和疯人院，或者干脆将其驱逐出境，流亡海外。这其实就是对内“肃清”镇压，是斯大林主义独裁专制的老路。
我们这20年特征是逐步回到毛泽东政治模式
用勃列日涅夫时代来比照我们这20年，其中的相似之处太多。我们这20年也可称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20年，是中国对外开放，贸易顺差的2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的经济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20年是中国充满动荡的历史上一个少有的 “稳定”的时代，其间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社会动乱。然而，这个表面繁荣的20年，是不是也隐含了种种危机，积累了无数矛盾？如果同样存在类似的矛盾与危机，它们会在什么时候总爆发？最终会不会导致类似苏联那样的分崩离析？
其实最有资格与这个20年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政治倒退、利益集团、贪污腐败、贫富不均这类词汇。以89风波为标志，标志着我们已经不再顾忌与毛泽东血腥政治的联系，并逐步地回到毛泽东政治模式上。并以反和平演变、反西方敌对势力、维持稳定为由，加大、加快对暴力机器的投入，扩张速度和规模超过毛泽东时期。而国内对舆论的控制，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加强，超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8年的任何时期。这种模式下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垄断把持，离不开强制和血腥。那些外表光鲜的GDP增长，那些辉煌灿烂的外汇储备；背后有多少失地农民的悲惨？有多少血汗工厂民工的艰辛？有多少下岗工人的辛酸？有多少被强拆市民的眼泪？所谓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就是以这种苛政、恶政绑架社会、挟持公众为前提，盘剥社会，鱼肉百姓得来的。
这20年政府从农民手上拿走了多少土地？这些土地贡献了多少GDP？这是一笔谁也算不清的糊涂账。根据农业部范小建在2006年3月提供的数据，从1996年到2004年，平均每年减少1425万亩。2004年种过耕地减少1200万亩，加上历史漏报的因素，全年总计减少1400万亩。而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则是：2003年全国耕地减少了3806.1万亩。两个权威部门的数据相互矛盾，我们无法知道真相。即使按照农业部平均每年减少1425万亩耕地保守的说法，20年总共从农民手里拿走了土地近3亿亩！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被政府汲取了将近20万亿的利益！ 以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6万亿元计，每年土地收入接近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由此可知土地财政、暴力拆迁、房价居高不下的秘密。由土地拉动房地产创造的GDP，知道了经济“繁荣”与全球最大的地主买卖土地的关系。
而在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民生问题、分配问题又是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的《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成为亚洲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他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略低，远远高于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25，己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有学者指出，这个0.4725是有隐瞒的，实际的数据已经超过这个水平。我手上没有最新的数据，但可以肯定地讲，这几年的情况并没有改善，而是继续恶化。
就经济而言，繁荣不过是建立在少数人的把持，国有企业垄断地位加强，私营企业衰退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对公众无休止地剥夺、圈地、强拆的基础上。在几亿人贫困的状况下，那个增长的GDP和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说明什么？说明对民脂民膏的榨取更残酷！弱势群体更贫困！因为GDP的增长、政府的财政收入与他们并无多大关系。各级政府把持社会资源，垄断经济命脉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不公。贫富悬殊的两个板块，恰好是官方垄断企业和血汗工厂、西部农村、失业和失地的人们所构成。（而那些以寻租或腐败所吞噬的社会财富，属于非法所得，两极分化并没有包含这层意义上的问题。）正是这样一个背景，人们对公务员的招收趋之若骛，国有垄断企业的招聘门庭若市。原来中共已经成为垄断企业的最大的老板，而所谓各级政府的公务员，其实就是这家靠国家机器保护的垄断集团的雇员。知道这个事实，就理解为什么这几年，政府机构说是改革了，结果不是缩小了，而是变大了。不是大了一点，而是大了几倍。
一个无监管、权利无限、扩张无度的政权模式，一个政党把持社会资源的垄断模式，是经济繁荣还是政治倒退？结论不言而喻。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是不清楚这个事实，而是利益所致，揣着明白装糊涂。天下为公，执政为民，话一句尔，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才是他们的人生准则。于是就有国有中央企业老总年薪高达几千万万的“合法收入”，和血汗工厂拼死拼命一年未必能挣到1万元的活命钱。如果和下岗工人的低保收入，和失地农民的可怜的补偿两相对照，那更没有任何可比性。
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没有血腥暴力为支撑，有可能吗？以暴力血腥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说穿了就是掠夺他人的强盗模式，掠夺者的暴富和被剥夺者的贫困也就是必然的了。其实，中国这60年的经济模式，血腥暴力始终如影随形。土改、对资改造、大炼钢铁、食堂化、大饥荒……，哪一次离开暴力工具，离开了血腥？而这种暴力模式，同样在今天一幕幕地上演着。从暴力拆迁和暴力圈地，这种方式我们从50年代看到今天。你看那些暴力“执法”的各色人员，就不能不联想起当年那些征粮队的嘴脸：一样的横行霸道，一样的无法无天。至于“国进民退”，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模式的必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我们的结果会比勃列日涅夫时代好吗？
苏联是从超级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解体的。对于苏联的解体的原因众说纷纭，归结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便是其中之一。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现任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认为，苏联解体、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他虽然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但他同时也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暴力和谎言。没有暴力为基础，没有谎言的支撑，这个“三垄断”谁能做到？
只有在这“三垄断”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官僚集团的奢侈和腐败；只有在暴力镇压的基础上，苏联社会才会出现了普遍的苦闷、彷徨和冷漠情绪，“这是最后一天”的末日心态才会出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怠工、酗酒、劳动纪律松懈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酗酒成为社会一大公害，到八十年代初，全苏有三分之一的成年公民处于经常性的烂醉如泥的状态下，因为酗酒导致的事故、伤亡和暴力事件直线上升，社会治安状况大大恶化。而这一切，恰好是苏联解体最直接的社会原因。
从经济体制上讲，勃列日涅夫基本上与赫鲁晓夫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的差别恰好在斯大林问题上。赫鲁晓夫是扔掉或远离斯大林这把刀子，而勃列日涅夫则是重新捡起这把刀子。毛泽东把斯大林模式的核心看的明白，斯大林主义说到底，就是恐吓社会，挟持公众的的一把刀子。所谓夺取政权靠的是枪杆子、笔杆子，巩固政权还是靠的这两杆子，不过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毛式解读。对嗜血者来说，这两杆子成为政治和经济的根本要素之时，斯大林模式自有他血腥的魅力。当勃列日涅夫捡起斯大林主义这把刀子之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后的不到十年，苏联解体了。而我们今天不但把斯大林主义这把刀子捡起，还磨刀霍霍地恐吓社会，恐吓公民。在打压、监禁、钳制言论的社会里，在权贵资本疯狂地掠夺社会时，中国社会岂止是苦闷、彷徨和冷漠情绪，而是愤怒到了极点！不然怎么会有以死相抗？怎么会有“草泥马”？当人民对一个政权连讥讽、诅咒都不屑，而是给你一个最鄙视的粗口，一个最粗野的手势，或是采取极端的行动之时，还有谁会认为我们走出这样的时代很远呢？还有谁会相信我们的结局会比勃列日涅夫时代更好呢？
2009年12月17日星期四
高瑜：『天安门模式』在『中国模式』中的位置
图2、成都市民唐福珍以自焚抵抗“强拆”。
二十年前邓小平搞的『天安门模式』，就是维护一党专政统治最残暴、最血腥的样板，党魁、党军、党国是一党专政的组成部分，这种模式已经成为解决群体事件和社会冲突的普遍方式。
二00九年进入岁尾，中共政权依靠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拉动了GDP，保八战役获得成功，总理温家宝也要带着他的『碳脚印』到哥本哈根参加有史以来世界规模最大的环境会议，因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是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不用中共政权自己鼓动，全世界已经把『中国模式』挂在嘴上，称为『经济奇迹』，二十几年前为中国效仿的『东亚模式』『四小龙奇迹』似乎已经不足挂齿。欧美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在一些人眼里，仿佛也败给了金融危机。
十一月，因为中欧共产极权垮台二十周年，欧洲相继举行倾城倾国的庆祝活动，在柏林，制作了一千块两米五高，象征『柏林墙』的多米诺骨牌，波蘭前總統瓦文薩和匈牙利前總理內梅特应邀推倒了第一塊，九百九十九块砖墙在万众欢呼和礼花腾空中倒下，最后在中國藝術家徐冰等人制作的，上面題寫着宋朝大詩人陸游的《釵頭鳳》的最后一块骨牌前停住。这最后一块骨牌象征着二十年前震惊世界，深刻影响了中欧巨变的『天安门模式』。
二00九年难道只有中欧还记得『天安门模式』吗？应不应该把它放进『中国模式』之中呢？09年末也是《零八宪章》签署一周年的日子，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中国公民运动这部划时代的文献，现在要用对主要起草人，著名作家，人权活动家刘晓波的审判来回答了。镇压《零八宪章》审判刘晓波实质是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继续。
『天安门模式』的『软实力』？
民主世界从来 强烈谴责『天安门模式』，但是中共政权从来拒绝认错，而且自己就把它放进九二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发展的模式之中。前后二十年，几届总理回答外国记者的 提问，从来没有改过口，一致以『稳定』和『经济发展』来强调『天安门模式』的必要。二00八奥运之后，中共政权雄心勃起，以『举国体制』强调在汶川救灾和 奥运金牌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开始推销『中国模式』。今年因为保八成功，中共最高领导层公开批判普世价值和『三权分立』，要把『中国模式』推向世界，法兰 克福书展就是中国软实力的一次对外试水。
美国最新一期 的《新闻周刊》，用象征中国的红底做封面，占据全部画面的又是中国的黄五星。在其一侧，是更为醒目的标题：『中国为什么行的通？（Why China works）』，和一行小标题：『达沃斯专刊：衰退的赢家』以喻美国和欧洲。内中文章以多达六页的篇幅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赞誉，对『中国指令 性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中国政府的能力都做了肯定。其中对中国存在的问题也都从积极的角度来推测。这对中共领导人来说，肯定是乐观其成的，看成自己 『大外宣』计划的效果。
记得八十年代 中期，王军涛对我说过：『外国人写的书你可以买，中国人写得书你根本别买。』可是现在连书也变化了，刚做完手术的朱厚泽先生，买了一本《中国道路与中国模 式——（1949～2009）》推荐给姚监复先生，认为要研究『中国模式』一定要看这本书。我听说之后也买了一本，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的经过商标注册的 蓝皮书，『发展和改革报告之二』，而且价格不菲九十八元人民币，完全是香港书价，看后觉得还不算挨宰。这算得上是宣传『中国模式』最权威的一本书，抛开大 量政治宣传，其中部分学术报告货真价实，一半对一半。现在北京物价水、电、媒、气随房价直线上升，北京晚报十二月七日的标题新闻是《菜米面油价格开始上扬——专家表示通胀预期正在抬头》，今年松动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结果年底已经显现，作为中国人如何能逃避得了？高价书宣传的那一半只当作通胀，部分学术报告看后感觉物有所值，因此心中还能平衡。
『血酬定律』之『人口红利』
今年60周年大阅兵出现『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口号统领的毛、邓、江、胡四代的画像的四个方阵算是最雷人的，这条标语口号和毛泽东画像方阵根据北京电视台的报道是九月十八日晚举行第四次演习，十九日凌晨结束之后，北京市筹委会才接到的指令，匆忙增加和组建的。十八日也是十七届四中全会结束的日子。胡锦涛十七大报告和二00八年底做的《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 年大上的讲话》里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都没有包括毛泽东思想，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领起来，看来是四中全会的成果，也是邓、 江、胡重新归顺到毛泽东正统路线的标志。无论从道统、政统和法统，这四代确实有难以分割之处。
《中国道路与 中国模式——（1949～2009）》蓝皮书课题组写的主报告第一章，认准正是毛泽东以苏俄为师，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夺取政权，『改朝换代』奠基了中国的道 路。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中国模式』的理论支柱之一。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年是一个整体，这不仅仅是同一块天 地，同一片国土，同一国人民，更重要的是同一个国体和政体，既同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边有真话，有假话。60年同一个中国共产党已 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攫取了改革巨大利益的权贵资本主义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着进京赶考的那个农民革命党已经大不一样了，但是统治剥夺中国人民的手 段和方式是有继承关系的，国体的国号未改，但是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内涵都大为改观，政体变化不大，仍旧是一党专政。
由党国英先生 撰写的第五章的第二节『经济增长奥秘：「人口红利」与「土地红利」』是一本翔实的经济账。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农业资本投入有增长，但是劳动和土地投 入都在下降。劳动力的减少速度在1·6%，农业GDP平均增长8%，农业对GDP 的贡献没有那么高，只有5%。党国英认为经济奇迹不能仅用资本增长来解释。他提出农业要素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之一是「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 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来自农村的巨大的人口存在。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曾经长期保持不变，只是近几年才开始上涨，这种情况保证了中国工商业资本能够以低成 本扩张，并向世界大量输出廉价商品。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工主体是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而留在农村的妇女和老人更可以不计「工资」从事农业生产，并通过 精耕细作来部分替代农业资本投入，节约了资本投入，产生了廉价的农产品。农业的低投入、农产品的低价格压缩了农业的GDP。实际上低估了农业的增长。所 以，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伴随高通货膨胀，得益于农业生产的低成本。』
党国英认为：『「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农民的「负收益」。』『「人口红利」是一九七八年之后创造的，但是得力于毛泽东前30年留下的历史「遗产」。』因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至今没有打破。
『血酬定律』之『土地红利』
党国英撰写的农村要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之二，是『土地红利』。50年 代毛泽东搞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土地基本是无偿获得的。『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开始对农民实行征地补偿，但补偿费用一直很 少，到目前为止也不超过一万亿元。但取走农民土地的总价值却远远大于这个数。我用国民经济分配的方法计算，取走农民的土地的总价值应该在二十万亿以上。』
『土地红利』同样是中国经济低成本扩张的重要因素。而且从农村扩大到城市拆迁。『国家合法地成为最大的地主。』
羡慕并想学习『中国模式』的国家，必须有狠心实行这两个『血酬定律』，逆来顺受几十年的中国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大规模反抗了，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经济高速飞涨真正到来，数不清的群体事件和上访事件也开始发生，大多源于维权，反抗两个『红利』剥削。
今年和明年为了GDP保八实行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执行，也是建立在这两个『血酬定律』之上的。十一月传媒几乎同时报道了北京和成都的两个消息。北京央企中建国际分别以17.2亿、14.7亿、16.1亿的价格在一次拍卖会上拿下了三块地。三块地分别溢价142%、175%和162%。成为北京的『三地王』，在3号地的拍卖中，中建国际在自己刚喊完价后，又主动举牌多喊了一千万，惹得全场哄堂大笑。记者报道中建国际有509亿撑腰，当然来自今年头十个月银行业8.92万亿元新增贷款，包括国家投资的四万亿几乎全部流入国企，有钱撑腰，不问价，目的只在于要得地。国家拍卖的地价上涨，自然带动房价上涨。说过『只给有钱人造房』的地产商任志强最近也说：『北京房价不应高过七千元。』但是他预计：『五年内将达到5万元时代。』 中国中低收入的居民占全体居民的60%，加上每年需要向城镇转移的农民人口，85%的家庭没有购买住宅的能力。专家呼吁：『房价与居民购买房屋能力之间的关系在恶化，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了。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温家宝提出的『大批建设经济适用房，将导致房价降低。』基本变成泡影，在刚结束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挪到明年。电视连续剧《蜗居》描绘的房奴不堪重负的生活写照和权力者的腐败，才是被禁演的真实原因。
成都消息是女企业家抗拒暴力拆迁。在政府 “招商引资”创 造政绩号召下，回乡投入巨资开办了十一年工厂的唐福珍一家，面临政府征地，私产又变成『违章建筑』，只得到市价十分之一的补偿，唐福珍用自制燃烧瓶捍卫私 有财产，最后只得以自焚抵抗强拆。结果是唐福珍因伤重去世，房子还是被强拆，家人和亲属多人被刑拘。唐福珍被定为『暴力抗法』，而和乡村干部有关的同样自 建楼房却保存下来。唐福珍事件，引起专家学者和传媒的猛烈批评，毕竟『人命关天』，但是至今还没产生效果。
「中国模式」就是富官的模式
二 十年前邓小平搞的『天安门模式』，就是维护一党专政统治最残暴、最血腥的样板，党魁、党军、党国是一党专政的组成部分，一个人控制了军队，就可以控制全 党，就可以变成实际的党魁，就可以组织政变，让总书记下台，对和平请愿的人民进行屠杀，以阻止人民自由民主的诉求，以维护作为『党的婆婆』，『改革开放总 设计师』的权力和地位。邓小平92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开始了『中国模式』的建设。经济高速增长是伴随党国权力的不断提升而发展的，和80年代放权让利，给人民以自由的改革之路完全不是一条路。从朱熔基到温家宝，都搞了国有企业改制，其结果都是『国进民退』。就是党国权力强化的最好证明，其结果是政权和社会迅速发生溃败，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对立。
用胡绩伟先生的一句话总结：『「中国模式」就是富官的模式。』
『天安门模式』现在已经成为解决群体事件和社会冲突的普遍方式，说明『中国模式』的核心已经黑社会化。
去年『3·14事件』已经有『暴民』穿警服、提大刀带头滋事的可疑现象，今年『7·5事 件』发生警察武警不保护市民的失职行为，笔者竟然听说七·五那天在乌鲁木齐一辆驾驶小车的市民向警察问安全路线，结果被指驶进暴力中心区，巧遇一辆横着的 公交车正遭暴民袭击，挡住路口，小车得以掉头逃跑，否则就是车毁人亡的结局。有人分析，新疆也想玩一下欲擒故纵的把戏，没想到玩过头了，死亡人数太多了，把汉族人也激暴了。
十一月下旬，石家庄中院作出裁定，三鹿企业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也就是说，饱赚黑心钱的三鹿，最终，因无财产可支配，也就无需向三十万结石儿赔偿。
不待公民议论纷纷，『毒药门』又在海口开启，十一月月二十四日，海口市工商局向海南省媒体发布农夫山泉、统一企业旗下产品砷超标，并将砷与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混为一物。农夫山泉不服，带同批产品北京申冤。海口市工商局只得道歉，责任人辞职。
《羊 城晚报》还爆出一条新闻，『中国电信电力两年违法收费50亿元，其中电力违法收费27.4亿，这一数字还仅仅是专项检查核实的数字"。那么这高额的违法收 入是如何获取的呢？全国17个省的企业生产的34种电表进行了抽检，结果发现，75％的电表都出现了正误差，即人们所说的"走的快"。对家庭正在使用的电 表检测的结果更令人感到吃惊：偏差最大的要快28％，大多数快10％左右，合格产品误差在正负2％以内。也就是说起码十七个省75% 的居民要无端地多掏10％-28％的电费。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一些电表生产企业最终道出了实情：目前企业生产的电表大都是由电力公司统一购买后安装给用 户的，一些电力公司为了获取不正当的利益，私下要求企业在生产电表过程中将电表调快，而且是越快越好，否则，就会以你的产品"不合格"而拒绝收购，企业为 了经营和效益只好从命。』
这样的『中国模式』那个国家的公民想接受？哪个国家的政府又敢实行？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12月号）
2009年12月11日星期五
奥巴马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新世纪配图：奥巴马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致辞
2009.12.10
奥巴马总统12月10日在接受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讲话指出，这个奖表达出人类的最高理想。以下是讲话中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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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
新闻秘书办公室
即时发布
2009年12月10日
奥巴马总统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挪威奥斯陆市政大厅
中欧时间下午1：44
总统：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委员，美国公民及全世界公民们：
获此殊荣，我深怀感激并深表谦恭。这个奖表达出我们的最高理想——尽管这个世界存在种种凶残困苦，但我们并不任命运摆布。我们的行动是有作用的，能够推动历史向正义方向发展。
不 过，如果不坦承你们这项厚爱有加的决定所引起的相当激烈的争议，那我就有失疏忽了。（笑声）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在世界舞台上的奋斗才刚刚开始，而不是接近 尾声。与曾经获此殊荣的一些历史巨人相比——史怀哲（Schweitzer）和马丁·路德·金(King)；马歇尔(Marshall)和曼德拉 (Mandela)——我的成就微不足道。还有全世界为追求正义而遭到监禁和殴打的男女志士；那些为减轻苦难而在人道组织中艰辛工作的人；那千百万默默无 闻地以充满勇气和关爱的无声行动让最悲观的愤世嫉俗者也受到感召的人们。我绝不反驳那些认为这样的男女志士——有些知名，有些只为他们所帮助的对象所知 ——远比我有资格获此殊荣的看法。
但与我获奖有关的最深层的问题可能在于我是一个正打着两场战争的国家的三军统帅。其中一场战争已接近尾声。另一场并非是美国挑起的冲突；有包括挪威在内的42个国家在与我们共同努力，为的是保护我们及其他所有国家不再遭受攻击。
然而，我们仍处在战争时期，是我派遣成千上万名美国年轻人远赴战场。有些人要杀射，有些人要被杀射。因此，我是带着对武装冲突的代价的敏锐感觉来到这里的——心中充满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以及我们为用和平取代战争而努力的难题。
而这些问题并不新鲜。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在历史初期，战争的道义性无人质疑；它是如同干旱或疾病一样的现实——是各个部落以及后来的各种文明谋求权力和解决分歧的方式。
后 来，随着旨在控制群体内部暴力的规范的出现，哲学家、宗教领袖和政治家也纷纷致力于用条文限制战争的破坏力。“正义战争”的概念由此形成，亦即认为，在符 合以下几个具体条件时，战争是正义的：如果战争是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御；如果武力程度适当；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不对平民使用暴力。
当 然，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这种“正义战争”的概念鲜被理会。人类显然有无穷的能力不断想出新的方式相互残杀，同样也有无穷的能力毫不怜 惜那些外貌不同或信仰不同的人。军队之间的战争变成国家间的战争——模糊了战斗人员与平民界线的全面战争。这种战争大屠杀曾在30年内两度侵吞这块大陆。 虽然难以设想还有什么比击败第三帝国（Third Reich）和轴心国（Axis powers）更正义的事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平民总数超过了战死疆场的军人。
在 这种毁灭之后，并且随着核时代的到来，战胜者与战败者同样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需要有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机制。为此，在美国参议院拒绝接受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的四分之一世纪后——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正因为提出成立国联的设想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带动世界建起维护和平的体制：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联合国，对发动战争的规范，以及保护人权、防止种族灭绝大屠杀和限制最危险武器的各项条约。
这 些努力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成功。不错，可怕的战争仍然发生，种种暴行依然出现，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冷战以兴高采烈的人群推倒一堵墙而告结束；商贸将 世界大片地区紧密连在了一起；数十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自由、自决、平等和法治的理想断断续续地向前推进。我们是先辈们的坚韧精神和远大目光的继承人，这是 我自己的国家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的业绩。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已10年之际，这一旧有的架构正在越来越难撑新生威胁的重压。世界或许不再为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而颤栗，但核扩散可能会增加发生巨大灾难的危险。恐怖主义一贯是一种手段，但现代技术会使少数怒火超量的小人以可怕的规模残杀无辜。
而 且，国与国的战争正在日益被国家内部的战争所取代。民族和宗派冲突的重新抬头、分离主义运动、叛乱活动和失控国家的增加，都越来越将平民困于无休止的动乱 中。在今天的战争中，平民的死亡大大超过军人；埋下未来冲突的种子；破坏经济；摧毁公民社会；形成大批难民；使儿童遭受创伤。
我今天没有带来对战争问题的决定性解决办法。但我确知，应对这些挑战要求具有几十年前那些英勇无畏的前辈所具有的远见、勤劳和坚韧不拔。这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正义战争的含义和正义和平的必备条件。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严峻的现实：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不会根除暴力冲突。会有一些时候，国家——不论是单独或共同行动——发现使用武力不仅必要，而且为道义所需。
我 说这番话时并没有忘记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多年前在这同一仪式上说过的话：“暴力永远不会带来持久和平。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会制造新的、更复杂的问题”。我站在这里，作为金博士毕生奋 斗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对非暴力的道义力量的活见证。我知道在甘地（Gandhi）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念与人生中，绝无软弱——绝无消极——绝无天真。
但 是，作为宣誓保卫自己国家的一国元首，我不能只以他们的榜样为指南。我面对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我不能面对美国人民遭到的威胁无动于衷。因为，切莫误会： 邪恶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场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谈判不能说服基地（al Qaeda）组织的头目放下武器。说武力有时是必要的并不是让大家变得愤世嫉俗——这是承认历史；是人类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我说起这一点，我以这一点开头，因为今天在许多国家，对军事行动，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存在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有时候，这种矛盾又掺杂着对美国，这个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的一种反射性的不信任。
但 世人必须记住，不简单地是因为国际体制——不只是条约和宣言——才给二战后的世界带来稳定。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一个明白的事实是：美利坚合众国在60 多年里，以自己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帮助维护和保证了世界的安全。我们的男女军人的贡献与牺牲促进了从德国到韩国的和平与繁荣，使民主能在像巴尔干这样的地 方扎根。我们承受这些重负并不是因为我们谋求强加我们的意志。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开化的自身利益——因为我们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追求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相信如 果别人的子子孙孙能生活在自由和繁荣中，他们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是的，战争的手段确实在保卫和平中具有作用。但这个事实必须同另一个事实共存——不管理由多么正当，战争导致人间悲剧。军人的勇敢和牺牲无比光荣，表达了对国家、事业、战友的忠诚。但战争本身决不光荣，我们决不能如此宣扬。
因 此，我们面对的挑战部分来自于调和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事实——战争有时必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愚蠢的表现。具体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努力放在肯尼 迪总统（Kennedy）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使命上。他说：“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实际，更能取得的和平上，这种和平不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突发革命，而是 基于人类体制的逐渐演进。”
这种演进可能具有何种形式？哪些可能是切实可行的步骤？
首先，我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强弱，都必须遵循对使用武力的规范。与任何国家元首一样，我保留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然而，我确信遵循标准——国际标准——的国家更有力量，而那些不遵循标准的国家会陷于孤立，并且被削弱。
“9.11” 之后，全世界团结一致，与美国站在一起，并在今天继续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努力，这是滥杀无辜的残忍与公认的自卫原则使然。同样，当萨达姆•侯赛因 （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时，世界也认识到必须与其抗衡。这一共识发出的清晰信息是：侵略必须付出代价。
另外，美国──以及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自己拒绝遵守规则时要求别人遵守规则。如果我们不以身作则，我们的行动就会表现为专横武断，使未来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受到影响，无论理由多么充足。
当军事行动的目的超越了自卫或帮助某一国抵抗侵略者的防卫行动时，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多地面对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一国政府屠杀本国的平民？如何制止一场其暴行和所导致的痛苦会殃及整个地区的内战?
我认为，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当的，例如在巴尔干地区或饱经战乱的其他地区。不采取行动不仅折磨我们的良心，还会导致未来以更高的代价进行干预。因此，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相信使命明确的军事行动所能够发挥的维护和平作用。
美 国将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确保全球安全。 然而，在这个威胁日益蔓延、使命日趋复杂的世界里，美国不能独自行动。美国独自行动不能带来和平。在阿富汗如此，在恐怖主义和海盗伴随饥荒肆虐、人民受苦 受难的索马里等政府失控的国家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种状况在今后岁月里会继续存在于动荡地区。
在 阿富汗，北约国家以及其他友邦和盟国的领导人和军人以自身能力和勇气证实了上述论断。可是，在许多国家中，奉献者作出的努力与公众的矛盾心理之间存在脱 节。我理解战争不受欢迎的原因，但我也知道：单凭向往和平的美好意愿很少能够带来和平。和平需要承担责任。和平需要作出牺牲。这是继续不能没有北约的原 因。这是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及地区维和行动，不能将此重任推卸给少数几个国家的原因。因此，无论是在奥斯陆或罗马、渥太华或悉尼、达卡或基加利，我们都对 那些完成维和行动与海外培训任务归来的军人给予极大的荣誉，因为他们不是战争制造者，而是和平缔造者。
请 允许我对使用武力的问题最后再说明一点。即使我们对出兵参战一事作出了艰难的决定，我们还必须认真考虑我们如何参加作战。诺贝尔委员会在向亨利·杜南 （Henry Dunant）颁发第一个和平奖时认识到这一点。亨利·杜南是红十字会（Red Cross）创始人、《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的幕后推动力量。
凡 有必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我们出于道义与战略上的考虑，需要受某些行为准则的制约。即使我们遇到不遵守任何规则的邪恶对手，我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也必须一如既 往成为遵守战争规范的楷模。这就是我们区别于作战对手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就是我禁止酷刑的原因。这就是我下令关闭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原因。这 就是我重申美国坚决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原因。我们为保卫自己的理想而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理想，我们就会自取其咎。（掌声）我们维护——我们维护这些理想，不论如何顺利，也不论如何艰难，都对这些理想恪守不渝。
我刚才比较详细地谈到我们在选择出兵参战之际，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现在让我转而谈一谈我们为避免这类悲剧性的选择进行的努力，谈一谈我们维护正义和缔造持久和平的三个途径。
首 先，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和法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式，但需要有足以改变其行为方式的强硬措施——因为如果我们希望实现持久 和平，那么国际社会说的话必须算数。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必须承担责任。各种制裁必须迫使对方付出实际的代价。如果拒不悔改，则必须施加更大的压力借以抗衡 ——全世界只有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施加这样的压力。
举 例来说，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争取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上世纪中叶，各国同意受一项条约的约束，其内容十分明确：各国都可以和平使 用核能；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不谋求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努力裁减核军备。我坚决支持这项条约。这是我采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我正与梅德韦杰夫 （Medvedev）总统为削减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军备进行合作。
但我们大家也都有责任坚决不允许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玩弄这个制度。声称尊重国际法的人不能在这些法律遭到践踏时视而不见。关心自己安全的人无法忽视中东或东亚地区军备竞赛的危险。希望和平的人不可在一些国家为发动核战争建立军备时袖手旁观。
同 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那些违反国际法，残酷压榨本国人民的人。当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种族大屠杀，当刚果发生层出不穷的强奸事件，当缅甸采取镇压行动的时候——必 然会产生后果。是的，会进行接触，也会有外交行动——但当这些做法无法奏效时，必然会产生后果。我们如果更密切地合作，就很少有必要在武装干预和纵容专制 压迫之间进行选择。
这就关系到我要讲的第二点——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的性质。和平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可见的冲突，只有基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尊严正义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是这种真知灼见给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起草者们以动力。在巨大的灾难之后，他们意识到，如果人权得不到保护，那么和平只是空洞的承诺。
但 是，人权宣言被漠视的状况屡见不鲜。某些国家将人权原则是西方原则、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不符合国家发展阶段等作为不维护人权的不实借口。在美国，那些自 称为现实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的人之间，长期以来也存在矛盾——它代表着在狭隘地谋求利益与无休止地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观之间的僵化选择。
我 拒绝这些选择。我认为，在那些公民无权自由发表意见或按照自己的意愿信教、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或自由集会的地方，和平是不稳定的。被压抑的不满情绪会激 起怨恨，压制部族和宗教的认同可能引发暴力反抗。我们也知道其实相反的情况。欧洲在赢得自由之后才最终享有和平。美国从来没有同民主国家交战，我们最亲密 的友邦也都是保护其公民权利的政府。不管多么苛刻地界定，压制人的理想不会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也不会有利于世界的利益。
因 此，即使在我们尊重不同国家的独特文化和传统的同时，美国仍将一如既往地为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而大声疾呼。我们将为昂山素季（Aung Sang Suu Kyi）那样具有沉静尊严的改革者见证；为不惧殴打而参加投票的津巴布韦人的勇气见证；为成千上万名在伊朗街头默默游行的人见证。这些都说明，那些政府的 领导人对本国人民的理想的畏惧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力量。全世界所有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国家都有责任明确宣告，我们站在这些行动——希望和历史的行动——的 一边。
我还要这样说：促进人权不能仅限于规劝告诫。有时还必须辅以艰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与压制性政权接触没有义愤填膺来得畅快。我也知道，如果一味制裁而没有主动接触，如果一味谴责而没有对话，只能保持一个有害的现状。任何压制性政权都不可能改弦易辙，除非它们有可以选择的出路。
鉴 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 教皇约翰·保罗（Pope John Paul）与波兰的接触不仅为天主教教会，也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袖拓宽了空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武器控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苏联改革的欢迎不仅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也给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
第三，正义的和平不仅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它还必须包括经济安全保障与机会。因为真正的和平不仅摆脱恐惧，而且无乏匮之虞。
无可置疑，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发展难以扎根；同样肯定的是，在人们缺少生存所需的衣食，净水、医药和住所的地方，不会有安全。在孩子没有希望受到良好教育或人们没有可能得到工作养家的地方，不会有安全。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因 此，帮助农民养活本国人民——或帮助一个国家教育本国儿童并照顾病患——不仅仅是慈善之举。这也是全世界必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几乎毫无争议的科学 事实是，如果我们无所行动，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干旱、更多的饥荒、更大规模的流离失所——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十年引发更大冲突。为此，不仅是科学家和环 保人士呼吁采取迅速和有力的行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领袖也都知道，我们的共同安全处在紧要关头。
各 国间的协议。强有力的机制。对人权的支持。投资于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实现肯尼迪总统所说的逐渐演进的至关重要的要素。然而，我认为，如果没有另一个要 素，我们就不会有意志、决心、持久力去完成这项工作——而这便是我们不断扩展的道德想象力；一个对我们共同享有某种无法削弱的东西的坚定信念。
随着世界越来越小，人们可能认为，人类会更容易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相似；懂得我们基本上都在追求同样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在我们一生中，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但 是，由于全球化令人眩目的进程以及现代化带来的文化趋同，人们担心丧失他们所珍视的自身特征——他们的种族、部族，以及也许最强有力的，他们的宗教。在有 些地方，这种担心导致冲突。有时，我们甚至好像在倒退。在中东，随着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似乎深化，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我们在因部族间的冲突而四 分五裂的国家看到这种情形。
最 危险的是，我们看到，宗教是怎样被那些歪曲并玷污伟大的伊斯兰教，以及那些从阿富汗向我国发动攻击的人当作谋杀无辜的借口。这些极端分子不是第一批以上帝 名义进行屠杀的人；对十字军（Crusades）的暴行有大量记录。但是这些提醒我们，圣战绝不会是正义的战争。因为如果当人真的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 时，就根本不必有所收敛——不必对孕妇、对医务人员、对红十字会工作者、甚或有自身宗教信仰的人留情。这样一种扭曲的宗教观不仅与和平的理念不相容，而且 我认为它与信仰的目的本身不相容——因为每一个主要宗教的核心教义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坚持爱的法则常常是人性挣扎的主要内容。人难免要犯错误，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受自负、权力、有时甚至邪念所诱。即使是我们中那些最怀善意的人们有时也未能改斜纠偏。
然 而，即使我们知道人性不是完美的，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人类的状态是可以改善的；即使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是个理想世界，我们仍然能够追求让它变得更美好的 理想。甘地与马丁·路德·金等人所实践的非暴力也许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切合实际或者可行，但他们所宣扬的爱——即他们对于人类进步的基本信念——必须永远 是指引我们前行的北斗星。
因为，如果我们丧失了那个信念——如果我们觉得它愚蠢或过于天真而不屑一顾；如果我们在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决策时抛开了它——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就失去了能为的信念，我们就失去了道德指南针。
和 以往世世代代的人们一样，我们必须拒绝接受这样的未来。多年前，金博士在同样的场合曾经说道：“我拒绝接受以绝望作为对历史含糊性的最后反应。我拒绝接受 所谓反映人类现实状况的‘实然’(isness)使其无法从道义上达到永远需要面对的终极‘应然’（oughtness）。”
让我们努力达到世界应该达到的境界——神圣的火花仍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中激荡。（掌声）
今 天，在某一个地方，此时此刻，在现实的世界上，一名士兵知道自己势薄力单，但仍然坚定地维护和平。今天，在某一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一位年轻的示威者知 道将受到政府的残酷镇压，但她仍然有勇气大步前进。今天，在某一个地方，一位母亲受尽贫困的折磨，但仍然不惜花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凑集仅有的一些零钱送 孩子上学——因为她相信，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仍然有一线空间可以实现孩子的梦想。
让 我们以他们为榜样生活。我们可以承认，压迫将经常伴随着我们，但我们仍奋力争取正义。我们可以认为，腐化难以消除，但我们仍积极要求获得尊严。保持清醒的 头脑，我们可以知道，战争将会爆发，但我们仍努力争取和平。我们可以做到——因为这是人类进步的历程；这是全世界的希望；在当前面临挑战的时刻，这必须是 我们在全球从事的工作。
多谢诸位。（掌声）
（完）
中欧时间下午2:20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附录】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北京会见中国维权律师
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稿
联系人：傅希秋
手机：267-205-5210
电
（图：洪博培大使在北京会见五位律师）
德州美德兰（对华援助协会2009年12月11日）
北京消息 北京时间2009年12月9日（星期三）下午4点半至6点，
今年早些时候，超过22位维权律师被当局解雇，
洪博培大使是在中国维权工作处在极端关键的时刻会见了维权律师。
洪博培大使在细心听取了律师们的报告后指出，
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会长指出：“
对华援助协会2009年12月11日首发
北京消息 北京时间2009年12月9日（星期三）下午4点半至6点，
今年早些时候，超过22位维权律师被当局解雇，
洪博培大使是在中国维权工作处在极端关键的时刻会见了维权律师。
洪博培大使在细心听取了律师们的报告后指出，
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会长指出：“
对华援助协会2009年12月11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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