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自由的分水嶺

港蘋

亞陸炒燶樓，原來有幾幢豪宅，到後來連自己住的都要賣掉，一家大細搬出來租樓住，回家他照舊即時剝剩boxer內褲和背心T-shirt，踢對人字拖，拿罐啤酒，一包花生米，坐在梳化老婆旁邊，搭住老婆膊頭一同睇電視。生活一切如常，鴨過水無痕，蝕光從頭再來過，人生雖苦短，卻不爭朝夕，因為他知這失去了的，是有可能掙回來。他炒燶樓後緊張了一陣，生活便如常。當你想到，連愛情失去了，亦可以找回來，就甚麼都不是問題了。

但是，自由失去了，我們就拿不回來，因為從我們手中奪走我們自由的那股勢力，在我們失去了自由，更弱勢的時候，只會更強大，我們拿回來的機會只會越來越小。我們堅決不能讓自由從我們生命中被奪走。

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我們香港習慣了自由，一旦失去了，改變的不僅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尊嚴，還有我們的作為香港人的身份，因為普世價值一直是我們的精神面貌。若然自由被剝奪了，普世價值的精神面貌便消失了，我們便面目模糊，香港人的獨特身份也就消失如輕煙。

香港是個開放和先進的城市，像其他先進的社會一樣，自然有不同的人在爭取不同的權益。無論這是最低工資，環保，墮胎或同性戀權益等。這些爭取同時也自然有許多人反對，唯一沒有人反對的是自由的爭取。要保得住這個自由，我們最要保留住的是港人治港這個基本法則，失去了這法則，我們便失去了參與建造我們未來的權利，我們以後便只好聽由北京擺佈。我們不可能相信普世價值觀的同時，卻生活在大陸的專制倫理的規管中。我們之間的價值觀太不同，要我們香港人生活在一個我們不相信，沒有共鳴，而且違背我們本性的社會氣氛中，已經夠窒息，還要生活在它們官僚架構裏，這才要命。

北大人就是看我們看得不順眼，知道要我們聽話，就先要洗脫我們本來的精神面貌──我們本能的普世價值觀。國民教育正是這個思想改造的第一步。他們利用國民教育開始，逐漸消滅我們香港人的身份。當然，消滅我們身份最有效的武器，便是我們當今的特區政府，因為梁振英必然會將大陸那一套官僚管治模式，套到我們的脖子上去。

這一次的立法會選舉將決定了，我們是否被擄奪了自由，還是保住了港人治港基本法定的權利。這是我們自由的分水嶺。泛民若失去了立法會最少的二十四席位的票數，我們便失去了政策否決權，任憑梁振英擺佈，也就失去了港人治港和保住自由的基本權利。這是個關鍵時刻，我們真的要擦亮眼睛，看清楚形勢，投泛民一票，為我們及替我們的兒女保住我們寶貴的自由權利。我們的前途是光明，是黑暗，就要靠我們今次投下的票。

但千萬別被蒙蔽，將黃毓民的人民力量當成是泛民。他表面以激烈的姿態粉飾他泛民的身份，私底下卻受左派資助，成了中方打擊泛民的政治打手。他現在呼籲市民超級議員選舉投白票，表面是要抵制民主黨的候選人，實質是暗助建制派勝出。他利用民主黨上次接受政改方案，策略與他和許多民主人士的意見不同，咬死民主黨是存心出賣香港民主運動，以激烈和惡毒言行狙擊泛民派。是的，不僅民主黨，還狙擊公民黨和其他泛民同志。若然大家都是為爭取民主作為主要目標，同舟共濟，即使民主黨這次真的做錯了，也僅是策略判斷錯誤，人誰無錯，又何必要置人於死地而後甘心。一次錯誤，一役挫敗，同志間便要置對方於死地？拿着這種胸襟，這種見識爭取民主，民主還有前途嗎？他不是這樣傻，他別有用心！

他表面以激烈行動報復民主黨政改的「出賣」，實質是替中共做打手，打擊民主派，讓民主派出現嚴重分裂的表象，擾亂了市民對民主派的信心，混淆視聽，企圖使民主派在今次立法會選舉中一敗塗地，因而也令香港失去了港人治港的最後防線，令他漁人得利，和讓他背後的金主龍顏大悅，因而也讓他財源廣進。他說民主黨出賣香港，民主黨的「出賣」到底拿到了中共甚麼好處？反而得到左派資助的是他和他的人民力量，這不是很奇怪嗎？誰是出賣香港不是清楚不過嗎？

我必須承認，我當時是跟民主黨同一路線的，如果最後歷史證明我錯，我會為我的錯誤道歉，但我不會問心有愧。我當時相信立法會直選多了十席，成了大多數，猶如是從專政的圍牆下開個缺口，儘管只是十席這小小的缺口，但這缺口在民主大潮流（看後來的阿拉伯之春和緬甸）的猛烈衝擊下，這圍牆最後必然會倒塌。是的，這是非常樂觀，也是非常渺茫的願望，但最少它懷孕着希望，而要從專政者手中奪取自由，是與虎謀皮，是沒有希望的。是的，這種想法可能是錯，也會是太天真，then I'm sorry!但，請我們將這事情放下，讓歷史去作最後判決，現在讓我們齊心合力投票保住泛民二十四席的否決權，保護着港人治港的權利，和我們的自由。

——林保华推荐

抗癌成为阿姆斯特朗最后的堡垒

法广/作者 小山

被指控作弊吃药的环法赛7次冠军阿姆斯特朗现在变得无比强大，不仅他公开宣布根本不怕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报告，而且他获得了全世界抗癌联合会的支持，刚刚在加拿大魁北克结束的世界抗癌大会上，世界抗癌联合会主席公开宣布，这个协会和这个协会的抗癌病人都坚定地站在阿姆斯特朗的后面做他的坚强后盾，给予毫无保留的坚定支持。

阿姆斯特朗来到这个世界癌症病人抗癌大会，讲述他1996年被诊断患染睾丸癌的抗癌故事，用他的亲身经历，宣传抗癌积极姿态的重要性。阿姆斯特朗的癌病，蔓延到大脑和胸腔，但他最终战胜了癌症，随后的治疗同时，他恢复了参加自行车的竞赛训练。阿姆斯特朗没有叙说正在找他麻烦的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吊销他的7次环法赛冠军的事情，只是藐视的指责，谁能否认他获得了7次环法赛的冠军的事实呢，没有人。他的讲话获得了魁北克世界抗癌大会雷鸣般掌声。阿姆斯特朗是抗癌一员，首先是癌症死里逃生的病人，是英雄，谁反他，就是世界抗癌的敌人。世界抗癌联合会主席表态说全世界癌症病人都支持他的话就是这样说出来的。

阿姆斯特朗带去了50万美元捐献给世界抗癌大会，以支持抗癌研究经费。阿姆斯特朗倡议建立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抗癌协会斯特朗生命协会10多年以来，一共募捐筹集到多达5亿美元的巨款，他的协会不仅在美国有名，就是在北美也很有名，这个名气今天变成支持他的力量，而抗癌就成了阿姆斯特朗最后的堡垒。

阿姆斯特朗被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调查确定服用多种违禁药物，作弊获得了各种体育成绩。从1999年到2005年期间，阿姆斯特朗所获得的各种体育成绩都应当作废被取消，这个美国权威的反兴奋剂机构的决定成为轰动全世界的新闻。但这个新闻对美国抗癌协会和支持这个协会，尤其是不幸患染了各种癌病的美国人来说，简直就不成立，就不存在，根本就是胡说八道。阿姆斯特朗会作弊吃药，不可能。抗癌世界一口咬定这样说。加拿大魁北克抗癌大会的支持可能只是世界舆论，在美国的抗癌支持却是现实的，有力量的，他们给阿姆斯特朗具体的支持，任何批评阿姆斯特朗，都遭到反弹。每一次对阿姆斯特朗的批评指控，反而让抗癌世界更加走近阿姆斯特朗。美国也好，世界范围也好，抗癌圈子里根本就不接受对阿姆斯特朗的不公，在他们看来，阿姆斯特朗死里逃生的人 怎么会吃药呢。

这些意想不到的抗癌世界里的反应，着实让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遭遇压力。这个机构应当在这两天向国际自行车联合会提交正式报告，连同证明阿姆斯特朗多年一直作弊吃药的证词和证据，一起交付给这个骑自行车比赛的世界里唯一有权利开启剥夺作弊运动员不应当得到的成绩与称号的权威组织。有消息说，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与国际自行车联合会都面临极大的压力。

如果全世界的癌症病人都说阿姆斯特朗冤枉，那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是否冤枉了他。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第一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加拿大人庞德却肯定地说，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调查结果，是美国人自己查自家美国人，绝对可信。而且美国人，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坚信，美国严肃法律主持下的调查是可信的。庞德说，美国人只信自家的调查，如果哪怕是瑞士的或其他诸如法国的调查，美国人就反而会更相信阿姆斯特朗的清白。美国没有的，就不存在。不是美国做出的，就不可信。而且，像阿姆斯特朗这样的明星人物，很多美国人只会想，我们的英雄不会做作弊的勾当。但现在美国机构做出的调查，美国人就相信了。

阿姆斯特朗的7次环法赛冠军载入史册，远远超过几个5次夺冠的辉煌业绩。可是他是用作弊吃药的手段得来，这些个成就也就毫无意义和价值。阿姆斯特朗一直都坚持自己是清白的的说法。阿姆斯特朗在布什担任总统期间多次被邀请见证荣誉辉煌，但在法国政界却被希拉克谨慎远避。

美国人最终相信阿姆斯特朗是吃了药也好，全世界癌症患者坚定捍卫阿姆斯特朗是清白也好，反正剥夺阿姆斯特朗7次环法赛冠军都是法国环法赛的耻辱，也是法国的耻辱。因为实在法国的国土上举行的世界景仰的环法赛，沦落成为世界上药性最强的肮脏比赛。法新社刚刚透露出来的消息提供证据说，就在2005年环法赛期间，法国司法下令的对阿姆斯特朗旅馆房间的搜查，在最后一分钟被来自上面的干预而取消了。揭发者证实，在法国，所有人都对阿姆斯特朗吃药闭上眼睛，显然，阿姆斯特朗得到有效的保护。

——法广

胡少江：胡锦涛的政治遗产（1）

2012-08-31

胡锦涛执政已经整整十年。一个多月之后，他将没有悬念地卸任执政党的总书记职务，走进历史。回头检视胡锦涛执政的十年，人们该如何评价这位由中国的政治强人邓小平隔代钦点的共产党接班人和他所领导的执政团队呢？如何评价中国在胡锦涛领导下从2002年到2012年这十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呢？想必这不仅仅是关心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包括胡锦涛本人在内的中国执政者们目前关心的问题。

首先必须看到，过去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十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的十年中大约增长了两倍，超过了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的老二。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更是迅速，在过去的十年中翻了两番多。中国政府已经成为世界上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相对负债最低的大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中国也超越了日本，成了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政府的雄厚财力和丰盈的外汇储备，给中国的执政者指定和推行新的政策创造了宽松的条件。

正是凭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实力，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年中举办了一些令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活动，其中包括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将其国家动员机制发挥到了极至，举全国之财力，将两个国际活动举办得美伦美奂。从胡锦涛和中国得执政集团的角度看，这两个国际盛会是中国在民族复兴大道上前行的里程碑。毫无疑问，他们也竭尽全力的将这些打造成这一届政府执政的“政绩工程”，以其让世人永远记住这个他们所标榜的“黄金十年”。

但是历史对执政者的评价，主要不是看在他执政期件发生了什么，因为他执政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很可能是前任执政者执行的政策的结果。“前任种树，后人乘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前人造孽，后人遭殃”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执政者来说，他们留给民族、留给历史的应该是他所制定和执行的政策，尤其是这些政策带来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锦涛时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胡锦涛和他的执政团队的功绩，它是中国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尤其是1980年代中国农业改革以及随之开启的农业劳动力的解放、城镇化加速的结果；是鼓励私有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从1980年代直至1990年代中国致力于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结果。这些改革的政策绝大多数始于1980年代，继续于990年代，并且完成于胡锦涛执政之前。

从某种意义上讲，胡锦涛和他这一代的执政者是幸运的。他们没有当初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风险，但是他们却收获了所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果实。当然在收获这些改革果实的同时，他们同时也承接了自邓小平以来的执政者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拒绝政治制度改革的“单腿改革”的社会后果。这一点也是人们在评价胡锦涛的政治遗产时所应该考虑的另一个因素。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荣剑：“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

荣剑

　　作者按：这一年来会经常参加一些聚会，各方朋友，轮流做东，推杯换盏，高谈阔论，谓之思想聚会，大致恰当。以前开的是流水席，人一走，茶就凉，席间许多高屋建瓴的洞见，鞭辟入里的分析，富有启迪的预示，因没有及时记录和事后反思，均成了一纵即逝的思想闪光，消失在茫茫时间之流中，真是资源的莫大浪费。这次聚会，起先也没有刻意准备，既无录音，也没笔记，全凭事后回忆，对与会者言论的理解和解读一定存在着错漏之处，这个责任当然由我承担。我期待以后会有类似的聚会，或随意漫谈，或认真思辨，在酒后真言中挖掘出思想精粹。是为之一。

　　"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这是澳洲华人学者雪珥先生最近讲的话，我想谁听到这个话都会感到好奇，想急于知道答案。就在这两年里，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焦虑甚至危机情绪，有一种"出事"或巨变的预感，说中国可能要"跌倒"，人们大概都有思想准备，但会跌倒在哪里，跌倒的原因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我提出了"中国十问"，在短时间里即传播甚远，但这些问题能否解决？按何种方式解决？不解决会出现何种后果？说实话，我并不完全清楚。这个时候，有人能揭破这些谜底，我是愿意倾听的。幸运的是，你想要什么，还真是有人送给你什么。8月21日，翁永曦给我短信，邀请我第二天参加一个小型聚会，与"澳籍中国近代史研究著名学者雪珥先生座谈，主讲'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地点：顺峰酒家。"翁永曦，"改革四君子"之一，见过多少高人，这两天因病住院，竟然还有这么大的热情鼎力推荐，我岂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我当即回信老翁，推掉其他安排，一定参加，并提前做了一些功课，从网上搜索到有关雪珥先生的一些相关信息，对他的主要观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聚会来了几个高人，有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他们在学术界的声望不必细说了，这一年来他们长住大陆，就近以睿智观察中国，应有新的洞见。同来的还有著名投资基金管理人、思想文化传播的网络推手王瑛（@王瑛006）和她的丈夫周为民，王瑛是中国体改所的老人了，后来下海，办过"世纪中国"网站和《东方》杂志；周为民也不可小觑，八十年代初期当过北京之春的主编，以后去蛇口担任过袁庚的重要助手。中央党校教授、党建专家蔡霞，为这次聚会特意从南京赶回来，她思想解放，看问题敏锐，是我党不可多得的理论人才。随我一起来的是著名出版人，汉唐文化老总尚红科，他是我在人大读书时期的老弟，这些年出了不少好书，最近刚出版了萧功秦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在学界又引起一波新的争议。本来老翁还邀请了共识网老总周志兴先生和著名文化学者陈越光先生，遗憾的是，这两位身在外地，实在无法与会。老翁召集的这些高人，这一年来还是经常有机会见面，谈论的话题非常广泛，每次都获益匪浅。这次再聚，我想都是冲着"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这个话题而来的，大家都想知道，一个来自海外的中国学者，是如何观察中国的。

　　雪珥原名蒋文胜，今年40几岁，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我的人大同学远志明曾是这所学院的老师，教过他的课。雪珥大学毕业后去过政府部门工作，后来下海，再后来移民澳洲，现在显然已是成功人士，是"澳大利亚太平绅士"，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中国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员。说实话，这些身份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并不让人在意，我所感兴趣的是，他以"非职业历史拾荒者"和"中国改革史窥探者"的身份自我定位。在网上我了解到，雪珥在最近几年里出版了好几本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专著，比如：《大东亚的沉没》（2008）、《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2010)、《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2010）、《绝版恭亲王》(2011) 、《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2011）。这几本书我都还没看过，但我相信影响一定很大，据老翁介绍，有相关高层领导也在推荐阅读雪珥的书，可见，雪珥的书一定有他独到之见。

　　雪珥首先介绍了他在海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切入点，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比较优势。他大量阅读了晚清时期的纽约时报等英文报刊，从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中，探寻到晚清社会政治变化的轨迹。他掌握到的海外中国史料，显然给了他许多中国近代史的新的证据，从而使他得以形成一些有别于中国史学界传统看法的新认识。比如，对于康有为在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所写的一系列有关"变法"的文章，雪珥予以充分的质疑，认为从康有为笔下流传出来的很多"历史"，包括那个著名的"衣带诏"，都是伪造，是对历史真相的篡改。在雪珥看来，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康有为的左倾冒进主义错误所致，想通过大量罢免那些反对变法官僚的激进手段，包括策划军事政变等方式，毕其功于一役，结果欲速而不达。而对于慈禧太后，雪珥则抱有同情的理解，认为这个帝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并非外人想象的那样专断无情，她后来对维新派所采取的反击措施，包括菜市口杀"六君子"，均是无奈和被迫之举，是以最小代价迅速稳定政局，为其后的新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

　　雪珥从他发现的新史料出发，是试图为人们揭示出晚清帝国最后崩溃的真实原因，也就是试图揭示出晚清政府最后是在哪里跌倒的。在他的叙事框架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维新派激进冒险的做法之外，他还谈到了其他几个主要因素：

　　1、晚清政府在其执政后期已经丧失了财政汲取能力，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中央政府能够掌握到的份额不过10%左右，大量资源分布于地方和民间。后来地方之所以能采取自保或独立的方式和中央相抗衡，是因为地方在财政上已经独立，无求于中央，加之地方士绅实际掌控地方事务，中央已无力干预。

　　2、导致辛亥革命、清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主张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革命党，而是所谓的"立宪派"和在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新兴利益集团处在两面作战位置，一方面是和旧贵族为主的老的利益集团作战，以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另一方面，是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剂。

　　3、晚清改革逐步形成社会上下的"大跃进"心态，使得社会变革被纳入到一个激进轨道，车速越来越快，最后是刹不住车而翻车。洋务运动搞了30余年，效果显著，但甲午战败之后开始的维新变法，却完全扭转了这个"技术"层面上的改革进程，朝野上下都在共同加快政治改革步伐。清政府先是派六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又制定预备立宪的时间表，态度不可不谓积极，然而已挡不住民间更为激进的改革要求，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地方普遍要求提前召开国会，尽快确立宪政国体。按雪珥说法，"在政治领域，清政权的崩溃绝非主流史家所说的政改太慢而导致革命，恰恰是政改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4、晚清改革出现"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主义先行，理论导向，各派都在争夺合法性资源和话语主导权，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的、所谓"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精神分裂。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也未必是颟旰愚昧保守。在雪珥看来，"政改"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主要是一门"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

　　对于雪珥提供的新史料，如何甄别其价值和意义，是需要专业学者的判断，我不敢置喙。从我的知识判断，在雪珥的"晚清叙事"中，史料仅仅是为他提供了新叙事的支点，史观则是决定他叙事的方向，而对现实的关照则是他叙事的目的。从去年以来，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许多历史学者都重新转向晚清这段历史，重新解读，重新诠释，试图重新构造一部新的晚清史。这一方面，的确是因为有许多新的史料被重新发现，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有新的证据当然要说新的话；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革命史观首先遭到质疑，由此而来的必定是对辛亥革命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晚清宪政改革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在这股"反思"潮流中，原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已经腐朽不堪的晚清统治阶层，又被重新予以"同情的理解"；而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则被视为开辟了中国激进主义变革的先河，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均被打入由辛亥革命所开创的革命谱系中遭到一起清算。

　　雪珥的"晚清叙事"显然也是在上述新的历史叙事格局中形成的，他总的基调是为晚清改良主义改革路线的正当性提供辩护。这条路线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经慈禧太后扑灭维新变法，再重新启动新政改革，废除科举制，设立地方咨议局，最后是转向君主立宪制，以英国或日本为榜样，完成中国的政治改革。和这条改良主义路线相对立的，是一条激进主义的改革路线，这条路线肇始于康有为的戊戌维新变法，在变法失败之后则进一步转向更激进的行动，由孙中山的革命党掀起了彻底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制度的革命。这两条不同的社会变革路线，实际支配着晚清的历史进程，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最后是革命首先达到终点，改革在中途跌倒。现在，雪珥和其他一些历史学者要说的是，晚清的宪政改革本来是有可能有机会获得成功，成功后或将使中国走上另一条发展之路，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则使中国开辟出一条漫长的革命之路，至今依旧无法摆脱革命可能再次来临的宿命。

金观涛刘青峰夫妇

　　改革或革命？一个持久弥新的话题，不仅是这个聚会关注的主题，其实也是近20年来学者们一直试图回答的问题。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的《观念史研究》，用他们开创的"以包含关键词例句为中心的数据库方法"，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思想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突破。他们在该书导论中指出："回顾20世纪的中国，自邹容吹响革命号角拉开历史帷幕，革命意识形态足足统治中国达80年之久。中国经历了'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革命意识形态终于解体。"随之而来的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反思，李泽厚刘再复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告别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反映出中国思想界对革命史观的新的认识：革命并非是社会变革的最好方式，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并未终结而是继续延续了专制主义历史。或许正是基于对革命史观的批判性视野，金观涛在这此聚会上，对辛亥革命的意义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辛亥革命的"革命"意义是国民党后来附加上去的，是国民党为了取得革命的法统地位而刻意打造出来的，和国民党同处革命党阵营的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高度评价也是遵循革命史观的逻辑。在金观涛的视野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被大大高估了。

　　在讨论中对我深有启发的，并非是金观涛关于辛亥革命的结论，而是他在分析辛亥革命何以能够发生的原因时所提到的几个看法。第一个看法是，他认为，1903年是晚清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以邹容写的《革命军》为代表，使得革命话语的正当性在中国的士人阶层获得广泛认可，在社会上掀起了革命话语的第一个高潮。他和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做过统计，1902年，报刊上出现的"革命"一词是459次，而到了1903年，则达到了1398次；随后在1906年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是2875次。这说明了什么呢？金观涛的解释是，这对应着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或改革的两极化态度及大辩论，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日趋失效，革命在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日趋取得正当性。而"推翻旧王朝的革命一旦获得正当性，排满革命说、共和革命说也即随之兴起。"

　　金观涛的第二个看法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意义重大，士人以学问博取功名的传统方式解体之后，二百余万的文化人何去何从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他的观察是，地方咨议局这些机构的成立，使得乡间底层的士绅阶层有一个不断向上流动的趋势，从县乡流向省市，从省市流向中央，流动的结果是乡间底层的士绅出现了真空。原来皇权不下县，乡村由乡绅自治的局面不复存在，土豪劣绅由此崛起，伴随而来的必定是"痞子"运动。在金观涛看来，国民党只是抓住了向上流动的那部分精英，而把社会底层特别是乡村留给了共产党，共产党就是依靠少数精英，充分动员底层，最终战胜国民党。这个看法可谓精辟。

　　关于晚清从改革走向革命的原因，金观涛阐述了他的第三个看法：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而告终，对中国朝野上下震动之大，要远远超过中日甲午战争的影响。日本战胜俄国，被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是君主立宪优于皇帝专制的明证，宪政制度的优势由此得以体现。1906年，革命话语高潮再次兴起，大大超过1903年，和日本取得对俄战争胜利有着直接关系。晚清政府在这种形势下，感受到了民间和地方要求宪政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加快立宪步伐；但民间和地方在革命话语的推动下，对清廷主导的宪政改革已越来越没有信心和耐心，革命的诉求不仅指向宪政，而且提出了排满的主张，打出了种族革命的旗帜，彻底否定了满清统治集团的合法性。

　　金观涛作为资深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对于辛亥革命原因的分析，显然比雪珥有着更大的理论视野和更深刻的分析能力，结合阅读他和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我们对于晚清的社会进程和思想进程的双向互动关系会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尤其是从观念史角度出发，可以更加深入细致地进入到支配社会发展的观念结构中，从那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关键词上，找到社会变迁的深层原因。但是，我并不能同意他对辛亥革命过于"消极"的看法。在那天聚会上，我是这么理解辛亥革命的：这个革命毕竟彻底终结了帝制，建立起了宪政共和的基本框架，以后的任务是在这个框架内不断地把它充实。辛亥革命后有两次帝制复辟，均不得成功，说明共和潮流已经形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我的看法是，辛亥革命的意义不是讲过了，而是还没有讲够。近些年来，学者们痛感于革命史观对中国社会进程的破坏性影响，由此清算革命谱系，上溯法国革命，下及辛亥革命，凡革命者皆无正当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与此相应的是，慈禧的作用被重新认识，晚清的宪政改革被重新拉回改革谱系，清帝的退位诏书被重新解读；而原来的那些革命者，其动机、人品、手段和目标，均被质疑。历史的价值尺度变了，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不管对晚清改革和辛亥革命如何评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晚清统治者没有能够主导它最后几年的历史，它不是"跌倒"而是被打倒了，其原因，雪珥有他的解释，金观涛也有他的解释，其他学者还有他们的解释，综合这些解释，人们能够绘制出晚清从改革演变为革命的真实图景，找到其中的逻辑线索。但是，历史学家重新解读历史的兴趣恐怕还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雪珥说"中国曾经跌倒在哪里？"大概是为了进一步回答"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这个问题。许多人都在这么看，目前中国的局面和晚清存在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晚清统治者犯下的那些导致他们最后崩溃的错误，在现在的条件下还会在执政党身上再次重演吗？我们期待雪珥在讲完晚清的故事之后，对这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出他的独到之见。金观涛就连续三次向雪珥问道：中国现在会跌倒在哪里？遗憾的是，雪珥并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或许是因为在金观涛这样的历史学家面前，他必须出言谨慎，或许是因为他的确还没有形成对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一个好的历史学家能够洞穿历史，但未见得一定能够看清现实。

　　针对如何认识现实，尤其是中国近三十年来迅猛发展的事实，金观涛坦言，他一直没有找到其中的内在逻辑。他说，对于历史，包括中国近代史，他已了然于胸，对于雪珥所讲的的这些史实，他能迅速作出判断，知道其轻重之所在；但是，对于中国在近三十年里发展的真正原因，他还不明就里，还没有发现支配这种独特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前，他也曾对我说过，他们离开中国时间太长了，回来后找不到感觉，肯定更找不到社会发展的逻辑。他的意思是，只有正确地把握住中国这三十年发展的逻辑，才可能进一步推导出中国未来变化的可能路径。对金观涛的这个说法，我深以为然，我从他的著作中体会到：中国特有的发展路径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的产物，中国的超稳定性和周期性震荡是中国制度的典型特征，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一定有一个贯彻其始终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支配着从晚清帝制向北洋共和的演变，以及从国民政府向共产党统治的演变。而最近的三十年，中国的崛起带来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还能按照以前的逻辑加以解释吗？

　　雪珥的问题变成了金观涛的问题：如何认识中国现实？我的看法是，即使从直觉上判断，更不用说在理论上更深的思索，中国目前的现状和晚清时期的统治秩序绝非同日而语。从上层来看，现在执政党掌握到的财力资源、人力资源、暴力资源和话语资源岂是晚清统治集团能够相比？它可以说已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统治机器，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已经高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从中层来看，晚清时期的地方和民间势力已经壮大，地方财力已占全国十之八九，地方自治格局已经形成，民间社会已有很大空间；而现在的中国，中央完全掌控地方，既无地方自治，也无公民社会，言论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地方和民间根本不足以制衡中央。从下层来看，目前底层社会的无组织化和碎片化程度要大大高于晚清时期，乡村的宗族约束和乡绅治理已经被完全摧毁，市场经济造成的人员流动和迁徙没有形成良性稳定的底层结构，以何种方式重新整合底层资源尚缺乏有效途径。从合法性上看，满清统治集团作为异族政权，在其晚期治理中因腐败无能而彻底丧失了合法性，革命党人以种族革命为旗帜能够迅速取得合法性；而现在的执政党重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旗，依靠庞大国力转向民生经济，有可能重塑其合法性。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国现有制度及其执政集团未必会重蹈清廷的覆辙，从清廷"曾经跌倒"的地方来预言中国"还将跌倒"在那里，一定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

　　这次聚会的做东者翁永曦，即兴谈到了几点，我认为倒是点出了中国有可能跌倒在哪里的要点。这个中国早期改革的参与者，后来的旁观者、倾听者和特殊渠道的建言者，以他自嘲的"五百半"身份，看似游离于思想主流圈子之外，其实是一直在冷静旁观中国思想界的动静，对各种异端邪说抱有充分的敏感。他的政治直觉有时能让他迅速切中主题，抓住问题的要害。在开饭前，他转述了一个"大"问题（所谓大，一定是有来头的）：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老翁厉害，从他嘴里吐露出来的这个问题，一下子打中七寸，让全屋子的人一时无语。还有什么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尖锐呢？

　　翁永曦在他的即兴发言中，首先谈到，改革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包括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这个历史进程。在他看来，中国当前的确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和前所未有的困境，主要表现在：1、中国的生产产能已经大大过剩，在全球化时代，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市场的急剧萎缩，使得中国产能过剩危机会逐步演化为一系列社会性危机，造成大量失业人口，形成革命温床。2、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根本性弊端，以前是苦于钱少，现在是苦于钱多；巨额外汇对内造成巨额占款，引发流动性泛滥；对外造成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有钱的是孙子，欠钱的是大爷，主动权始终是在人家手里。3、国际上这套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加上互联网，杀伤力太大了，不仅中国，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有效地进行传媒控制；依靠传统体制和手段，哪挡得住？天天堵，天天删，还不累死？哪有这么大的成本可以长期承受？另外，中国每年有八千万人出国，别人如何生活看的一清二楚，这个影响也不得了。4、在外交上极其被动，以前中央帝国不太干预别国事务，现在全球化，所有国际事务中国都得表态，但我们现在这套价值理念不行，四面树敌，孤家寡人，朋友只剩下朝鲜和古巴；而且把柄都在人家手里，个人的合法性都是人家说了算，一旦国家之间玩真的，一个爆料就把你合法性摧毁了，还怎么打仗？ 5、台湾和香港的问题，中国搞不搞多党制？中国一直就有！国共两党一直同时存在，现在台湾对共产党开放，大陆对国民党开放，就是最现成的两党制。而且两党都是成熟的、训练有素的政党，其他的民主党派、海外民运都不行。东欧、西亚那些走上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几乎都是当年的共产党执政，下台了还可以再上台嘛！再上台了就有合法性了。6、中国目前有两亿五千万农民工，中国未来乱不会乱在农村，一定乱在城市。现在出现大量群体性事件，每年增加的数量惊人，这些事件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不公，本来完全可以办好的事情它不作为；二是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当事人，而是帮腔的、围观的人。现在不是饥民造反的事情，人们要求的是"公道"。翁永曦的最后看法是，中国的问题很多，但现在看不出亡国的迹象，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到底往什么方向？这种趋势不是一种力量推动的，而是在各种分力的共同推动下形成的，不以个人愿望而转移。

　　在翁永曦的精彩发言结束之后，一个看起来漫无边际、主题不断切换的思想聚会，大致形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雪珥的问题是"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金观涛的问题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而翁永曦的问题（也许是别人的问题）是"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这三个问题是我在这次聚会结束之后几天里，经过反复回忆和思考后整理出来的，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何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我来说，老翁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一直都在思考，我现在无法回答"怎么办"，是革命还是听天由命？我无法预测。但是，我是试图找到他们可能"不改"的原因，他们有五个重大关切，或者说是改与不改的五个约束条件。在那天的聚会上，我谈到了我的相关看法，现披露如下，既是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也是为了留给更多的人去思考。

　　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动摇现有的执政格局，至少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

　　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至少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3、改，必将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着原有统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4、改，必将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如何避免社会分裂、动荡、报复和失序，是对新的宪政体制的严峻挑战。

　　5、改，必将意味着传统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将迅速终结，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继续维护中国统一，是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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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鐘：薄熙來保留黨籍免入獄

【開放雜誌2012年九月號獨家報導：中共北戴河閉門協商，元老與高層達成共識，撤銷薄熙來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免於刑事處分，由政治局與七中全會確認後公佈。】

谷開來八月九日成為合肥審判的主角亮相，八月二十日宣判「死緩」罪，被稱為「世紀審判」的序幕就此收場。

北戴河會商達成處理共識

     如何辦薄天王？是媒體熱議的話題，尤其是北戴河會議以來，筆者和各方專家、消息人士廣泛溝通追尋答案，終於在截稿前獲得一條獨家消息，中共高層在北戴河會商中已達成對薄熙來處理的共識——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免於刑事處分。

     這次共識和半年來主流輿論對薄的結局的估計相反，因為迄今還有不少人相信薄一定會被繩之以法，否則放過他，後患無窮、前功盡棄。大量的負面報導認定薄是一個「不擇手段、無所不為」的野心家。     筆者在上期也提出薄熙來可能免於刑責而難免被開除黨籍、軟禁的下場。現在的結局比此估計還要「軟著陸」妥協從寬。

     消息人士表示，對薄的處理適可而止，是高層權力鬥爭的需要，有利於穩定政局，團結更多的人在十八大新班子領導下開創新局。是前任元老和現任領導充分協商達成的共識，有何爭論，經過如何？則未見透露。

 通過政治局及七中全會決定

     眾所周知，薄熙來的問題，無論是政治路線或是貪瀆歛財，都不是一個人的問題，他有同夥，有支持者，乃至一定的社會基礎。重要的是薄的紅色家族背景，其父薄一波與習近平之父習仲勳是中共第一代平起平坐的元老輩，在一個維繫在血統和按資排輩的體制裡，薄熙來享有比陳希同、陳良宇更受庇護的特權，是可以想像的。因此，薄案得以無可推卸的謀殺罪集於谷開來一身而強行過關，這是合肥審判已顯示的一個背離法治的設計。

     時間安排上，消息透露對薄熙來的處理一定在十八大之前完成。可能的步驟是，據悉正在進行之中的政治局會議上將作出結論，交九月七中全會確認，因為他是政治局委員。

    公佈處理結果將不會晚於九月份。

    人大常委會則在最近的會議上「審查個別代表資格」議程中摘除其代表資格。

中共十八大的開幕日，據北京公安人士透露在十月十日。那時，薄熙來應該在軟禁之中（類似趙紫陽）。他本人對黨規的懲罰，反應如何？不妨拭目以待。

 七常委名單太子黨團派平衡 

    關於中共政治局常委人數七人還是九人？幾乎所有報導都肯定七人方案已是定局，並有一個認受性較高的名單出籠。筆者曾力排眾議提九人方案是難以推翻的必然趨勢。最近，出現了迴聲，有報導說「九常委打敗七常委」，其根據還是從權力分配出發，有人為劉延東入常造勢，也有胡鞍鋼者流為中宣部長劉雲山入常，鼓吹九常委是「集體總統制」。

     由【博訊】網首發的七常委名單是：習近平、李克強、俞正聲、張德江、李源潮、王歧山、汪洋。這七人的背景大約是太子黨三人：習近平、俞正聲、王歧山。團派三人：李克強、李源潮、汪洋。張德江則屬江澤民人馬。這七人顯示一般認同的權力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江澤民的影響力。八十六歲的江，一年前「死裡逃生」之後，有三次露面，七月底還發了一篇文章〈簡明中國歷史讀本序〉，被認為是對薄案的表態（要反思歷史教訓），傳俞正聲、張德江入常和他的力挺有關，張早在東北時曾反對江的三個代表，後歸順於江，而成為江的寵臣。胡錦濤一直屈尊於江，乃是未被鄧小平封「核心」，只是一個集體領導的「為首」。核心在常委會可以拍板，為首，不行。

 九常委：溫家寶力挺廣東書記汪洋

     在新流傳的九人名單中，有三名現政治局委員候選：劉雲山、劉延東、張高麗（薄熙來出局）。有人提出中央三部入常：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除中組部李源潮已在七人之內，中宣部長劉雲山、統戰部長劉延東，就成為九人中的新人選。但張高麗何以入常？

     因為這份九常委名單中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反映汪洋入常遇到麻煩，解釋竟說原因是汪洋太年輕，以後有機會。其實，汪洋和李克強同年，均為五十七歲。排斥他的原因實與他的開放形象有關，而溫家寶是支持汪洋入常的，已有七下廣東的紀錄，八月底以改革審批權為名，再次入粵調研，顯然，溫有在十八前人事之爭的關鍵時刻再次挺汪之意。

     可見在十八大常委方案中，汪洋是一個焦點人物。有人擔心他做兩屆尚未超齡，可能是中共二十大的總書記。而九人方案是否最後定案，亦未可知。 從根本上看，中共高層人事制度的保守與困窘已經畢露。他們不敢啟動民主競爭機制，就靠一個「年齡劃線」（當然還有兩屆任期制），部級六十五歲、中央級七十歲。七十又改為「七上八下」，即六十七歲可留任（如劉延東、俞正聲），六十八歲便要退休（如李長春、周永康）。年齡劃線實在是十分可笑的官僚十足的標準。真正的人才永無出頭之日。

 胡錦濤不會留任軍委主席 

    在探討十八大相關問題中，還有獲悉幾點，值得報導：
     一、胡錦濤會不會留任軍委主席兩年？知情者的回答相當肯定：絕無此事。說現在高層處於交接班期間，幹部的心態已經意興闌珊。胡錦濤表面上風光如儀，內心已疲憊不堪，「擊鼓傳花」的形容是對的，只想傳過這一棒，躲過可能有的大動盪，說胡和江澤民不同，並非貪戀權勢之人。

     二、對薄熙來實力的估計。有大陸人告訴說，你們海外媒體對薄熙來的能力有「誇大」之嫌。說他是太子黨的頭，能一呼百應。其實，太子黨也是分好幾撥的，分黨政軍、不同家族，有保守的也有改革的，有拼命撈錢的，有成天混日子的，也有用心搞專業的。薄熙來未必做得了他們的共主。

     三、有人認為薄熙來不幸遇到王立軍，不然，事情不會暴露。但說者指出，薄熙來事發並不是偶然，是必然的，遲早要暴露的。因為這人有狂妄傲慢、肆無忌憚的性格，中央警衛局派去的人，他敢把他抓起來。他是有野心的人，待人沒有平等概念，他一定要做人上人。 

    總之，進入九月，薄熙來結局及中共十八大，就會逐漸明朗起來。以上各項安排有可信的消息來源，如有意外原因也可能生變。 

（金鐘：開放雜誌總編輯  www.open.com.hk  2012年8月30日香港）

《争鸣》社论：十八大？没戏!

《争鸣》杂志九月号封面

　　靠興奮劑過日子的中共，現在趁奧運金牌的藥力還沒過時，又把「十八大」的輸液瓶子吊起來了。每天的新聞裡總少不了「喜迎十八大」的消息和某個共產黨員「先進事跡」的報告會等等。但是在「興奮效應遞減律」的作用下，老百姓對政治已經提不起興趣了。他們關心的是房市和股市，痛恨的是腐敗、污染和強拆。

　　和群眾對「十八大」的麻木不仁相比，一些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士，倒是對中共這次換屆抱有某種希望，認為十八大有可能啟動政治改革。

　　我們在前幾篇社論裡，已經反覆強調必須丟掉幻想，看透中共。現在願意再給這個「十八大」潑一盆冷水。

　　對於各界紛紛傳揚的「十八大」新班子，我們照舊不置一詞。因為我們既不知道中南海的葫蘆裡賣什麼藥，也不想參與這種猜謎遊戲。但是我們根據已經看得見的現象就能夠斷定：「十八大」沒戲！

　　首先而且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中共已經建立起一個穩定的保守的接班體制，能夠保証「蕭規曹隨」，世世代代「永不變色」。這種體制比封建王朝的「父傳子」機制還要穩定和保守，因為交接雙方是兩個集體，而「父傳子」接力棒的兩端是兩個個人。個人的可變性和穩定性都遠不如集體。這一點可以從「毛澤東──華國鋒」和「鄧小平──江澤民」兩個不同的交接體制上看得出來。

　　毛是孤家寡人，華也是孤家寡人，四人幫和他不是一伙，元老們和他也不是一條心。所以粉碎四人幫以後，元老們輕易地就把華國鋒搞下去了。

　　「鄧──江」體制就不同了。鄧的基礎是「老人幫」，這是毛死後中共真正的權力中心。當這個黨經過文化大革命完全斫喪了自己的合法性之後，挽回民心，避免亡黨，便成為當務之急。他們看得很準，只有胡耀邦可以當此重任。所以他們拋棄華國鋒而推出胡耀邦，並支持胡的改革。才能卓越銳意改革的胡耀邦已是眾望所歸，他真能「與民更始」，迅速挽回了中共的威望。但當改革將要觸犯中共一黨專政這個根本利益的時候，「老人幫」就廢黜了胡耀邦，而且接着又廢黜了趙紫陽，最後把接力棒交給江澤民了。

　　胡和趙的弱點都是孤立的個人面對整個中共的「老人幫」。他們或是秉持清高，不搞自己的心腹和爪牙（胡耀邦），或是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團隊和大本營（趙紫陽）。所以在殘酷的內鬥中，這兩任總書記只能束手就擒。他們兩人的下場，進一步証明了個人接班的不穩定性。而江澤民則不同，他被「老人幫」抱進中南海之後，一方面誠惶誠恐，小心伺候，讓「老人幫」放心，一方面在領導層裡面建立起自己的核心「上海幫」，因此能成功地在內鬥中保住自己，並且繼承鄧小平的衣缽，在黨中央換屆之後，繼續在軍委主席的位子上坐了兩年，用軍權給自己安插在新常委裡的心腹保駕護航。等這些「上海幫」坐穩了之後，江澤民才把軍委主席的位子交給胡錦濤。

　　如今中共黨內元老級的「老人幫」已經退出歷史舞台，強人型的領導人已經不復存在，或是尚未出現。但是「鄧江接班模式」足以使任何平庸之輩穩坐江山。而這種上一屆指定下一屆的接班機制必定奉行「逆淘汰規律」，即只能挑選能力不如自己但最忠於自己的人來接班，才能保証自己安度晚年，而且保証自己的後代擁有「免死鐵券」，不至於被清算。因此，這種接班體制也就是「武大郎開店」，不能讓比自己高的人進來，結果一代不如一代，不會有大出息。

　　事實正是如此。「六四」屠城和殘酷鎮壓法輪功，是鄧小平和江澤民所欠下的兩筆血債，也是胡錦濤這屆掌權者應該斷然拋掉的兩個最大的歷史包袱。而且只要放下這兩個包袱，不但可以使信譽掃地的中共形象有所改善，而且將大大提高這個新班子的領導威信，簡直就像中了頭獎一樣，可以平空獲得兩筆巨大的政治資本。可以說，這不是「一本萬利」，而是「無本萬利」。然而胡錦濤這個班子卻愚蠢地聽任這兩個巨大的包袱一直壓在身上，既沒有甩掉它們的智慧，尤其沒有這種勇氣。

　　由這樣一群「武大郎」開的店，能把掌櫃的鑰匙交給「武松」來接班嗎？顯然不可能。

　　我們這樣說，並不是「洪洞縣內沒有好人」，也沒有貶低「十八大」新班子之意。這兩屆領導成員，作為個人來說，不論十七屆或將來的十八屆，都是各有千秋，不可一概而論。但是關鍵在於制度。鄧小平固然改革了毛澤東「捆在一起窮」的社會主義，但是他留下來的兩項最重要的遺產：一黨專政的制度和極左的「核心價值觀」即「極左崇拜」，也就是他們所說的「黨性」，卻是鄧小平當作傳家寶繼承下來並且至今統治全黨的最高準則。任何人，只要被認為有違這兩個準則，包括已經當了總書記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內，都會被這個黨所吞沒。

　　所以在這個壟斷全國一切資源的一黨專政體制的「總控制室」裡，馬列毛的真正「道統」──「極左崇拜」（即「黨性」），是支配每個成員的最高準則。選拔接班人，當好接班人，決定政策，處理國務，不管對人對事，特別是遇到分歧、發生爭論、展開內鬥的時候，總是誰更左誰就「黨性更強」，就會在鬥爭中佔上風。這是中共全部歷史已經反覆証明了的鐵的規律。

　　當然，也有例外，但是中共九十一年的歷史當中只有一次，就是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且決定實行改革。但那唯一的一次反左，是中共為挽救亡黨危機而被迫採用的暫時舉措，只是曇花一現。僅僅三個月後，鄧小平立刻祭起「四項原則」，使「極左崇拜」像「緊箍咒」一般，緊緊套在中國人的頭上，並且在一九八九年終於用「六四」屠城把黨內外全部異議分子一網打盡。

　　現在，鄧小平路線雖然已經走到盡頭，但是中共的統治還沒到面臨崩潰的時候。這個統治機器已經從半開放的市場經濟中狼吞虎嚥，吃得腦滿腸肥。掌控着國家經濟命脈的統治者財大氣粗，可以利用「舉國體制」來拖延改革，維護早已天怒人怨的一黨專政。雖然黨內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很大，但還沒有達到足以迫使當權者讓步的「臨界點」。即使他們自己提到「政治改革」，也不過是搪塞輿論，決不會動真格的。只舉一個例子便足以說明這一點：早就違憲的「勞教」制度，到現在都捨不得廢除，還能指望別的改革嗎？在這種「大氣候」下的「十八大」，能有什麼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蹟呢？當然，大會的文件裡完全可能在賣弄文字遊戲時提到「改革」，但決不會觸及政治改革的實質，決不會觸及一黨專政。所以，如果要問：「十八大」除了嚴密戒備、勞民傷財、把在北戴河消暑時準備好的新班子和舊路線舉手通過之外，還能有什麼新看頭？

　　「沒戲！」這就是我們的回答。

——原载《争鸣》杂志九月号

吴介民：台灣，為什麼不是香港？

【摘要】2012年6月29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香港昂船洲海軍基地，檢閱解放軍駐港部隊。閱兵是宣示主權、展示武力。武力展演，再次提醒香港人：國家掌握著摧毀性的暴力機器，必要時可以對反抗者進行身體殲滅。胡錦濤風光地巡行香港，所到之處香港市民卻以大規模的抗議迎接他。... 陸客團，是中國在國力崛起之後，一個人類政治史上的新發明。香港首當其衝，接著全東亞地區、歐洲、美國都感受到中共人海戰術的威力。

 

***

1984年12月21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兩天，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問香港，《遠東經濟評論》記者劉慧卿問她：

「你把五百萬香港人交給一個獨裁的共產政權，道義上是否說得通？」

柴契爾回答：

「香港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你是唯一例外。」

 

一

台灣，不是香港，但正在面臨「香港化」的危機。

香港問題的本質是，它是一個沒有主權地位的現代城邦。1997年前殖民者英國政府將其主權移交給中國政府之後，它已經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不管「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口號講得多麼誘人。根據當代政治學中民主轉型文獻（例如Linz and Stepan），區域性民主難以在一個專制國家中誕生或紮根。 道理很簡單：（1）民主正當性應適用到一個國家所統轄的全部領土範圍，一個國家的一部分實施民主而其他地方沒有民主，這種局面難以維持。（2）一個地區的民主會帶來全國性的示範作用與模仿擴散，再加上普遍性原則，其他地區必定升高要求民主選舉的壓力。這是台灣與香港根本差異的一個條件：台灣仍享有國家條件或國家地位（stateness）。主權移交之後十五年來，香港的自由民權受損，民主選舉擴張躊躇不前，公民社會的反抗行動升高，都是在這個脈絡中發生的。若是香港實施特首與立法會普選的「一國兩制」，將給中國統治者帶來莫大的麻煩。目前的香港，是一部強化控制的國家機器，與一個自我培力的公民社會的拔河競賽。

2012年6月29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香港昂船洲海軍基地，檢閱解放軍駐港部隊。閱兵是宣示主權、展示武力。主權的宣示，呼應了前段的破題文字。武力的展演，再次提醒香港人：國家掌握著摧毀性的暴力機器，必要時可以對反抗者進行身體殲滅。胡錦濤風光地巡行香港，所到之處香港市民卻以大規模的抗議迎接他。胡錦濤來港參加香港「回歸」中國十五年慶典。他還做了什麼？他與香港方面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第九份補充協議。這份協議涵蓋了43項服務貿易及便利投資措施，包括進一步開放香港旅行社在中國經營港澳遊旅行團及出境遊業務。換言之，將有更多的陸客團湧入香港消費。陸客團，是中國在國力崛起之後，一個人類政治史上的新發明。香港首當其衝，接著全東亞地區、歐洲、美國都感受到中共人海戰術的威力。

 

二

《台灣「香港化」？中國統治香港模式的啟示》，由台灣新社會智庫學會出版。這本台灣少見的出版品，分析香港主權移交的前因後果。我們看到：新華社香港分社（2000年之後改名中聯辦）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如何施展靈活而多方位的統戰技巧，針對不同的群體與個人，實施差別化的籠絡或威脅。在這個局面下，主流媒體的意見氣候發生微妙變化，資本財團開始靠攏北京，而恫嚇與分化對異議者也產生了效果。1997年前後，香港因此湧現一批充滿機會主義色彩的「忽然愛國者」（黃偉國）。

在這個政治操作過程中，對新聞傳播媒體的控制是一個關鍵戲碼。不難想像，「自由之家」為何連續兩年將香港評等為「局部自由」。新聞自由的倒退令人乍舌。香港記者在中國內地的採訪權也受到嚴重干預。親中商人收購媒體；媒體老闆獲得中方的政治任命（梁旭明）。

最近，《陽光時務》（香港）和《新新聞》報導了中共對香港媒體的影響和控制趨勢。媒體的自我審查早在1990年代即已露餡。2000年《南華早報》中國版編輯林和立遭解職，由吉林省政協委員王向偉接任（葉蔭聰）。最近該報資深記者慕亦仁（Paul Mooney）被解職，通知他的就是新任總編輯王向偉。根據慕亦仁，被解僱的原因是他寫了許多關於中國異議、維權人士的報導，最近的例子是，他去美國訪談了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但這篇稿子無法刊登。據報導，《南華早報》的老闆郭鶴年在中國內地有相當大的商業利益。1997以來，香港報業生態已經發生了強烈傾中的變化；目前幾乎只剩《壹傳媒》獨撐大局。

香港的民主化是一條漫漫長路。港英政府在中英談判階段開始開放有限度的民主選舉（1982年成立具有諮詢性質的區議會），一方面強化它的治理正當性，另一方面也試圖為英國增加籌碼。這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機會之窗。然而，三十年來，香港的民主化之路卻是崎嶇顛簸，充滿著挫折感。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香港成為抗議中共威權專制的一個據點，每年均有遊行示威活動。1997年之後，董建華政府恢復了區議會委任制度，是民主倒退。2002-3年間，香港政府擬就《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 引發港人大抗爭，最終不得不暫時終止立法程序，至今未再提交。中共於23條立法受挫之後，一方面加速推動CEPA，以經貿統合吸納香港；另方面加強對香港政務全面干預，包括介入香港各級議會的選舉，執行分而治之的策略。結果，泛民主派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議席減少，親共的建制派則大有斬獲。「中共是一所龐大和不停運作的選舉機器，組織嚴密，紀律性強，各人絕對服從上級指示。而中共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已經深入骨髓，無所不用其極。」（劉慧卿）。

中方憑藉龐大財力與行政資源，給予其扶持的建制派雄厚的經費（透過中資等機構的輸送），功夫得以做得深而細。民建聯有財力購買商業電台廣告。香港的中資企業肩負「政商雙重功能」，中資也是一種政治組織。此外，近幾年選舉中，甚至還發現「種票疑雲」（幽靈選民登記）；另據報導，區議會選舉當天，都有免費海鮮團招待。泛民主派陷入消耗戰的泥淖。民主化過程漫長，並且耗費巨大社會能量，時間拖久了，對當權派有力；民主派則在曠日費時的動員、期待、落空的週期中，逐漸呈現疲態，而產生路線衝突，終而被執政者見縫插針，導致分裂，分裂的結果之一就是在選舉中受挫（馬嶽）。這是政治學者所稱的「轉型期倦怠症」（transition fatigue，馬嶽翻譯為「過渡疲勞」）。其實，從轉型政治的理論角度看，香港迄今仍未跨過民主轉型的門檻。

2010年，泛民派的公民黨和社會民主連線發起「公投運動」（亦即「五區總辭、變相公投」行動），5月16日舉行「變相公投」，但投票率只有17%。公投運動導致泛民主黨派分裂。5月下旬，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等六人小組（包括劉慧卿、張文光等人）與中方談判，北京答應在2012年立法會功能組別中，5席採用新辦法：「超級區議會議席」。這個辦法又被稱為「變相直選」：由區議會提名，再由全香港組成的大選區選舉。在批評者眼中，何俊仁六人小組與中聯辦的談判，是「檯底交易」，為了「政黨利益斷送香港民主發展進程」。何俊仁則否認屈服於北京壓力，並說：「要處理香港的政改問題，不可能不與中央會談，否則不符合政治現實」；「有中央讓步的誠意，才有會談與協議」。

中資政治操作、中方主導基礎建設、國企上市分潤股民、控制傳媒、推動國民教育灌輸民族主義、不斷惡化的所得與財富分配、陸客自由行湧入消費、甚至簡體中文的大舉「入侵」，已經徹底改變了香港的風貌。我們看到一部極端強勢的國家機器壓制在一個原本享有高度自由的商業城邦。然而，主權轉移以來的十五年間，公民社會的反抗力量卻水漲船高，新媒體生機勃勃，網民反撲（黃偉國）。而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則持續降低；並將對中國政府的不滿，轉移到對內地人（「蝗蟲」）的排斥、對中國人身分的歧視（馮智政）。中方耗費大量資源製造香港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似乎效果有限；香港作為一個「依賴政體」，已經促發了強調自保自治的「城邦論」（葉國豪）。

十五年來的香港，是強勢國家激活公民社會的絕佳案例。根據孔誥烽與葉蔭聰的研究，由於特殊的殖民經驗與地緣位置，香港主權轉移之後，使這個城邦成為中國離岸（境外）的公民社會。「這不只是香港的公民社會，也是中國大陸一個正在浮現中的公民社會。」 這個公民社會既存在中國內部，又活躍於中國境外。這種離岸性，如同數學概念中的「莫比烏斯帶」（Möbius strip），具有裡外相通的靈活性。因此，即使處在依賴政體格局下，香港目前仍然能夠維繫住尋求本土價值認同的社運方向。而台灣民主獨立，無形中拱衛了香港的自由生機。由於中國對台灣的圖指，使得中共對香港的壓制有一定的顧忌，畢竟香港是鄧小平所擘畫的「一國兩制」的示範區。

 

三

場景移回台灣，以上的香港故事，是否似曾相似？

2008年馬英九接任總統不久，中方即允許大量陸客觀光團進入台灣。根據陸委會，自2008年7月至2012年4月，來台觀光陸客將近367萬人次，帶來約新台幣1,872億元的外匯收益。（台灣2011年出口總額約90,000億台幣。）

2008年11月，中國特使陳雲林來台「過度維安」引發員警濫權、暴力鎮壓示威者。

2008年11月，旺旺集團回台收購《中國時報》。該集團老闆發表親中言論，報社執行言論自我審查；並申請併購中嘉有線電視系統，引起公民團體強烈質疑，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仍於2012年7月25日通過此併購案。

2009年，高雄電影節規劃播放熱比婭紀錄片，引起中國政府抗議與抵制（禁止陸客團進入高雄），而在台灣內部則有立法委員與旅館公會施壓高雄市政府。

2010年6月，馬政府與中國政府在重慶簽署了ECFA。至今已簽署16項協議。ECFA主要是仿照中港簽署的CEPA。ECFA的第一批早收清單，包括開放台灣部分農產品免關稅銷往中國。中方認為這是「照顧」台灣中南部農民的「讓利」措施。

2012年1月，總統大選前幾週，企業集團大老闆們，以輪流召開記者會、集體刊登報紙廣告等方式挺「九二共識」，這是北京第一次大規模而且有系統地操作「以商圍政」的「文攻」策略。選舉過後，國台辦舉行了慶功宴。

2012年5月，鄭弘儀請辭三立電視台「大話新聞」主持人。據報導三立電視台為了銷售其連續劇（改稱「華劇」）到中國，而停掉「大話新聞」。

2012年6-7月，中台談判投資保護協議陷入膠著，爭議的問題之一是關於台商在中國的人身自由。因此，原來預定在6月底舉行的「台北會談」（名義上是學術研討會），馬政府拒發簽證給多位具有官員與解放軍背景的中方代表，而使台北會談「破局」；而預定於同一期間舉行的第八次江陳會也延後。

《中評社》一篇發自北京的評論質問：「陸委會是否清楚台灣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到底是代表了誰的立場？究竟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這段粗魯的話語直指「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似乎在對馬政府嗆聲：是我幫你選上總統的，你怎麼不照我的劇本辦事？

前文提到中共在香港培育了許多「愛國團體」。台灣也有類似的「愛國團體」。套用香港人的說法，熱愛祖國者，有「舊電池」和「忽然愛國」之分。台灣歷史悠久的統左團體「夏潮聯誼會」，其中許多成員曾經坐過國民黨的黑牢，在冷戰時代歷經殘酷壓迫，他們一直把希望寄託在「祖國」。民進黨執政之後，統左團體微妙變化，許多人對第三次國共合作抱持歡迎的態度。

最近幾年，則出現了一些新的組織，例如兩岸統合學會，根據這個學會的自我介紹，其組織緣起包括：「為抵禦民進黨政府台獨走向，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性社會運動團體。」 2012年6月「破局」的台北會談，在台灣的籌劃單位就是兩岸統合學會。分析台北會談預定舉行的時間點，會發現這個「學術研討會」與延後的第八次江陳會、香港「回歸」十五週年慶典活動緊密排列。這些是巧合嗎？

台灣已然浮現一個具有組織性的統派的「國土復歸運動」（irredentist movement）。這個運動的目標，如其揭示，以「反獨」、「導正兩岸關係」為宗旨；並且延伸到反本土化，例如最近引發爭議的中學教科書修改事件，就是重要的訊號。台灣的歷史經驗顯示：沒有深入的本土價值網絡，就不可能維繫民主化運動，因為本土化並非狹隘族群意識的反映，而是「生活在台灣」此一安身立命的社會需求。即便在「全球化」統御世界的潮流下，這個命題仍有效。「國土復歸派」在台灣的操作，正在蠶食台灣的民主與本土根基。過去二十年台灣民意調查，顯示統獨對立的格局正在緩解，代之以「維持現狀」（亦即，維持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實質獨立地位）。而新的衝擊則來自外部的「中國因素」。換言之，台灣公民如何看待自身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會決定他們的政治身分認同，以及總統選舉的投票抉擇。如何處理來自中國之政治軍事威脅以及經濟利益誘惑，已經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

 

四

經濟蠶食政治，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寫照。

台灣正在「香港化」嗎？以上中港關係與中台關係的平行對照，會讓人擔心台灣正在快速地「香港化」。但是我們在警戒專制政權的統戰之外，應該更深層思索台灣的前景。

第一，台灣有「國土復歸運動」的現象，正表示台灣仍然是一個主權國家。只是由於中國對台灣主權的宣稱，使這個國家的主權地位不被世界強權所認可，而以變通的方式與台灣進行非正式的外交關係。筆者曾經指出：

台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sovereignty-contested democratic state），這裡的「受挑戰」指的是台灣在國際列強夾縫中的處境；這是外部的意義。但是，對內而言，台灣的國家主權是沒有爭議的；不管這個國家的名字是中華民國或其他稱謂，它的統治權都是自主而完整的。

但是，香港未曾擁有過主權地位，也未曾存在構成政治影響力的獨立運動。Linz與Stepan說：「民主政治預設了國家條件。沒有主權國家，就沒有安穩的民主政治。」 確實是一針見血的觀察。從這個角度看，在中國持續增壓操作下，如果台灣的國家條件發生流失的狀態，則將危及台灣的民主政治。

第二，現實主義（realism）是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考慮一個國家處境的主流思維：一個國家的規模與國力，在地緣政治中的位置等因素，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命運。這是一種強權導向的結構主義。這種思維穿透力很大，但有若干盲點，例如它欠缺考慮文化與理念的重要性，而文化理念在歷史上不斷以革命、社會運動、民族主義、宗教運動等各種形態重劃世界地圖。再者，現實主義也是一種原子化的國家中心思維，它漠視超國家（supranational）與次國家（subnational）組織的重要性，而且也預設國家（the state）是一個整體，一塊鐵板。這種大國思維，確實是台灣追尋生存必須考慮的前提，但它沒辦法為台灣在世界地圖中找到自己的身分認同帶來太多啟發。

第三，地緣政治是一個結構，具有強制力而經常難以躲避。但地緣政治不是命定結構。讓我打個比方：假如現實主義世界像是一顆膨脹的球體，那麼它的表面充滿著毛細孔。全球化公民社會以及各種由下而上的社會力，能藉由毛細孔穿透出入這個球體。這個毛細孔場域，就是民主力量與權力政治交會之處；在這個場域，社會力與權力機構碰撞、拮抗、拉扯、調適，而摸索出新的政治模態。

第四，基於以上對強權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檢視，筆者提出了跨海峽公民社會的主張：兩岸社會之間（包括香港）連接NGO與進步派人士，在華人世界引領水滴石穿的民主化運動。在這個基礎上處理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以及新型態專制主義等問題。回顧香港主權移交問題，相對缺乏的就是一條由下而上、思考香港前生今世的解除殖民之道。香港的統治權，不過是從舊式殖民統治者移交到一個新式殖民者的手中。幸好蓬勃中的香港公民社會，填補了原先的社會力真空。

台灣與香港的根本差別，就是台灣在面對中國時，已經是民主國家。而香港的民主化，卻是在中國政府監控下匍匐前進，充滿著不確定性。我們應該思考：台灣如何貢獻於全球公民社會，如何貢獻於普世人權價值。這是台灣在面對國際霸權制約下，可以反守為攻的一條實踐之路。台灣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可能為東亞地區新國際政治秩序，注入新的思維。

看清楚香港化趨勢，台灣確實要有危機意識。但在目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中國因素是台灣無可迴避的問題，台灣必須摸索出自己的博弈技巧，與中國政府交手，與中國社會盤撋。當北京的手伸入台灣，它必須想，台灣價值是否將反饋中國，成為燙手山芋。這是台灣享有的特殊地緣政治優勢。

台灣不是香港。台灣的民主運動者能否認識到自身優勢所在？

 

（本文收錄於《台灣「香港化」？中國統治香港模式的啟示》，2012，台灣新社會智庫學會出版。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鲍彤：告别唱红打黑 走出无梦时代

2012-08-30

中共正在操办十八大的喜事，面临的却是失去信任。这是一个矛盾。何清涟女士说得对：中国进入了"无梦的时代"。

图片：习近平（左）和薄熙来（右）

失去信任和梦想，不是筹备十八大弄出来的新问题，而是一个随着一党专政统治艺术不断提高而演变的长过程。

许多人说不清楚党的领导艺术是什么。感谢薄熙来，是他，把毛泽东、邓小平的遗产作了符合实际的概括。他把中国永不变色的前提浓缩为简明扼要的唱红和打黑。这个概括，超过了三个代表，因为后者只提出了垄断政权、垄断财富和垄断思想的抽象的理由。它也超过了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因为后者甚至无法说明那四个东西究竟是些什么内容。

薄熙来把共产党和唱红打黑融为一体：党爱唱什么，什么就是红；党想打什么，什么就是黑。党通过逆我者亡而打黑，镇压异己；又通过顺我者昌而唱红，唯我独尊。党之所爱，就是红，批评不得，非歌颂不可：废除私有制，消灭市场，直到饿死几千万人，都是社会主义，过去的全民穷困和现在的全面腐败，统统是社会主义。党之所恨，就是黑，就是反革命，人权是黑，言论自由是黑，民主制度是黑，公民维权是黑，诺贝尔奖是黑，普世价值是黑，非打倒不可。什么是真理？中宣部说了算，从娃娃抓起，叫十亿人只长一个脑袋一张嘴巴。什么是法律？政法委说了算，维稳预算就是打黑预算。这是理论，也是实践，是纲领，也是规范，是目标，也是道德和信仰，又明确，又方便。薄熙来没有创造新东西，但是，他以惊人的准确性，继承了、普及了、深化了毛泽东邓小平的一党专政的遗产。有了中宣部和政法委，中国人就不应该再有自己的头脑和手脚了。无梦的时代就是这样降临的。

十八大如果真的有意跟那位声名狼藉的薄熙来切割，请在行动上和唱红打黑这种瞎折腾告别吧！告别唱红以探索真理，告别打黑以走向法治。凡是不犯法的事情都可以做，脑子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大家忙忙碌碌，热热闹闹，决不会失业的。人人有权"唱红"，也有权"不唱红"，有权"唱不红"，一概免于恐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做工的做工，做生意的做生意，上学校的上学校，打官司的打官司，唱红打黑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凡是正常的社会，都需要有这种长治久安的和谐气象。把唱红打黑的建党理论送进博物馆，跟把毛主席的肖像从天安门上摘掉一样，对国民是不会有负面影响的。

千百年来，全世界没有唱红打黑。中国停止唱红打黑以后，也不会因此有什么损失。对唱红打黑的专业户，可以帮助他们转业改行。七大提出过一件大事情，叫做"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自我批评"，多年了，共产党内几乎没有几个人做过。党内如果有人有兴趣从事这方面的开拓工作，一定会受到热烈而广泛的欢迎。

――RFA

张平：“军区”改“战区”？虚张声势而已

"军区"还是"战区"？一字之差引发舆论哗然。境外舆论猜测这是处理薄熙来的信号，专家表示这并不代表实质性的改变，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上周五，《解放军报》及《人民网》报道，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成都战区调研时强调，要引导官兵"进一步增强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定信赖，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按照胡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十八大胜利召开"。

这条消息中的两个亮点起海外媒体关注：一是薄熙来东窗事发之后，军队主要将领纷纷表态效忠胡锦涛。与薄熙来素有交往的徐才厚，已于半年之内三次表态。前两次是3月及4月到新疆和河北视察部队时，讲过同样的话。二是报道中，将一直以来使用的"成都军区"改为"成都战区"，引发舆论的种种猜测。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说，"战区"即发生战争的区域，又或为实现战略计划和执行作战任务而划分的区域。并强调指出，1995年11月25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同时以《南京战区成功举行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为题，报道解放军针对台湾大选的军演，也是中共和平时期首次将"军区"改成"战区"，当时两岸战云密布。

外媒普遍猜测，成都军区位处内陆，既没大规模军演，也无外敌威胁，唯一特别之处就是，薄熙来与军区的将领关系密切。此番称谓变动，当是会尽快处理薄熙来的讯号。

德国之声采访到的多位观察人士均认为，中共党报和军报对于"军区"和"战区"的混用，在中国内外都引起一些迷惑恐慌，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意义。军队将领的频繁表态，也并不代表党的领袖已经完全控制了武装力量。这种信息至多不过是虚张声势、舆论扰民而已。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事观察人士指出，当战事阴云笼罩或备战级别提高的时候，"军区"和"战区"可能会交替使用，但中共军队对此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同时，"军区"是军队组织结构称谓，"战区"更多用来指称军队负责的地理区域。在此之前的报道中，《解放军报》也曾使用"成都战区"，例如今年5月14日报道，" 应中国国防部邀请，39个国家的67位驻华武官及夫人今天启程前往成都，开始对成都战区的参观考察活动"。

《全民国防教育网》对"战区"和"军区"的解释分别是："战区亦称战略区，是为执行作战任务而划分的区域和设立的军队一级组织。它是依据国家的战略意图和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条件以及战争发展趋势而划分的。""军区亦称大军区，是在本国领土按战略区域设立的军队一级组织，它隶属于统帅部或国防部。"但是同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区具有战区性质"。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对德国之声表示，单从这一称谓的不同，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他回忆说，自己于八十年代初在云南服役的时候，正值中越边境紧张之际，"军区"也没有明确改为"战区"。此次称谓变动引起的舆论惊诧，反应了人们对于中共穷兵黩武的担心，以及对目前复杂的政治斗争局势的猜疑。

针对军队频繁表态效忠的问题，金钟认为，从对谷开来的合肥审判和十八大公布的代表名单看，当政者对军队根本就不敢动，对薄熙来也不敢"从重从快"地予以打击。无论胡锦涛还习近平，他们在军队没有实力，也没有影响力，只是因为做了党的领袖才统帅军队。现在军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壮派成长起来了，传说其中有些人将在十八大进入军委。今后军队扮演什么角色，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但是，到今天为止，中共以优渥的待遇还能控制住军队。

金钟表示，未来军队国家化，是跟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同步的。只有进行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军队国家化才会提上议事日程。

作者：张平

――德国之声

许知远：日本是中国的镜子

中國人仍未對中日戰爭做出全景式的描述，深沉思考國家命運，反日流於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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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我記得二零零五年四月上海的反日遊行，我被堵在機場到市區的路上，看著出租車窗外的年輕人亢奮地叫喊著，他們砸壞了一些日式餐廳、一些日產汽車，並用佳能、尼康牌的數碼相機記錄下場景。對於這一幕，我深感滑稽，如果你稍微在此生活一段，就會發現上海是一座深深崇日的城市。有時候，我真為我們來得快、去得也快的情緒吃驚。日本修改教科書、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甚至日本遊客在中國南方城市一次集體買春行為，都激起了我們廣泛的憤怒。但是，每一次憤怒都持續不了太久，就像上海那次規模浩大的反日遊行，它似乎對於上海人的心理毫無影響。而這一次是釣魚島。

我只去過日本一次， 《地雷戰》、《小兵張嘎》奠定了我對於這個國家最初印象。日本是塑造中國的民族意識的關鍵力量，其中飽含傷痛。但我們對這個影響我們至深的國家所知甚少，不外乎一堆龐雜的資訊：作為中國學生的日本，作為西方模仿者的日本、南京的屠殺、靖國神社、菊與刀、東京奧運會、宮崎駿的漫畫、泡沫經濟、終身僱傭制、村上春樹……

資訊是碎片式的，不構成整體感和邏輯關係。我吃驚於年輕一代對日本的無知、狹隘的憤怒。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中，日本經常像是反觀中國的鏡子。十九世紀末，中國一代精英試圖推動自強運動，卻輸給了明治維新。它們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再次相遇，它給中國帶來了更為深刻的創傷。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中的六十年裏，中國的自信跌入了谷底。在那個國土面積、人口、資源、歷史、文化等方面都曾遠遜於我們的日本面前，中國遲緩而脆弱……這種不安感在中國再次打開國門時，甚至變得更強烈了，鄧小平一九七八年末參觀日本的松下公司時，說「我知道什 是現代化」了。一九八零年代，日本電器征服了中國，一九九零年代後日本漫畫、小說、偶像劇、電子遊戲，則佔領了年輕一代的心……

我們對於日本的情感仍是複雜、扭曲又模糊的。我們有一種深深的受傷者心態，面對日本時尤其如此。一個受傷者表現其憤怒並沒有錯，但是當你一遍遍的展示你的傷口時，最初的令人同情就可能轉化成缺乏自尊。如果缺乏自尊，這些受傷經驗就可能無法轉化成真正的精神遺產。在不斷重複日本在戰爭中對中國犯下的暴行後，我卻發現其實對於未經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他們對此並不了解。猶太人不斷書寫著他們在集中營裏的遭遇，對苦難的持續性的細緻記憶，使他們可能陷入了偏狹，但同樣會使他們保持共同的記憶，這種記憶賦予他們一種凝聚力和面對此刻困難的勇氣。

我們對於戰爭創傷、或是中日關係的記憶則是蒼白的。距離九一八事變已八十一年了，我尚未看到關於中國方面對這場戰爭做出的全景式的描述，我也沒有看到足夠有力量的電影、音樂和書籍來記述它。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權威著作來自一位美籍華人張純如，她本應在中國被視為英雄，但她在舊金山自殺時，大多數中國媒體不了解她是誰。每年在這場戰爭的紀念日時，我總期待看到那些親歷者們的回憶。我讀過一本日本親歷者對於二戰的回憶，那是《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發起的一場徵文，士兵與平民回憶他們的戰爭經驗。

類似的行為在我們卻幾乎從未真正進行過。當親歷戰爭的一代人最終離去時，很有可能，我們將丟失真實和細節的記憶。而當細節消失時，所有的回憶和控訴，將簡化成一種口號，口號缺乏力量，又隨時可能被利用和替換。這不正是今日中國對於日本態度的現狀嗎？我們對於日本懷有某種意識形態式的反感，當觸及到某個敏感點時，我們的情緒被迅速調動起來，但因為沒有真實的經驗做依託，這種情緒既不夠深沉、也不夠真誠，它輕易地到來，也輕易地消散。

須從悲劇中獲取力量

這種意識形態式的、口號式的態度，妨礙了我們從悲劇中獲取教訓與力量。今天看來，那場犧牲了三千萬生命的慘劇似乎並未讓我們更深沉地思考國家的命運、我們為什么會失敗、或是人在危難時刻的勇敢與怯懦、暗淡與光輝、脆弱與堅強……同時，它也妨礙了我們公正的看待對方，錯過了向對方學習的機會。我記得喬治．華盛頓的那句話：「一個沉湎於對其他民族充滿愛慕或仇恨情緒的民族，會變成某種意義上的奴隸，也就是這種愛慕或者仇恨的奴隸。」■

edmund.z.xu@gmail.com

——亚洲周刊

预计薄熙来刑期十三年――其子被免除出庭作证义务（沈甫成）

薄熙来、薄瓜瓜父子在薄一波追悼会

终习李十年任期必会死死压住薄案，使其不得翻案，拖至中共第六代上台再将薄提前释放，即由第六代做顺水人情而了结薄习之争。

江泽民的政治对头陈希同现已保外就医，颇有其不满言论经由网络放出，但胡温置之不理。不言而喻的理由是「那是我们前任的事情」，且值此权力交接重要关头，「也没闲功夫管你那事儿」。此类说法并非源自高层内部，而是北京坊间私议。然而，私议不是没有道理，至习李上任时更以新官不理旧事之规对之，使陈徒唤奈何。

下一个例子将是薄熙来，不管他多么不服，在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上「开除党籍，交由司法机关处理」已是定局。十七届七中全会开完即开十八届一中全会，即俗称的十八大。十八大不会讨论薄问题，至多说句「引以为戒」。判刑后，若是薄宾服习李，或可在十九大后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完后，获个特批保外就医。舍此，已没更好的路子可走。

三案处理顺序颇有玄机

前段时间，民间议论纷纷，认为「胡锦涛压不住薄熙来，薄熙来马上翻案」，「从严治党是对下边小官说的」，云云。现在，胡为应对民间舆情压力，终于拍板开审薄妻杀人案。开审薄妻杀人案后，就算以「精神病」为由开释之，仍有薄的卫士长张晓军在案难脱。

胡拍板开审此案的条件有三个：一是，十八布局已由其全面掌控；二是，军方不同意见被整合，年度授衔如期举行，刘亚洲等共六人获升上将；三是，国际社会舆论对胡有利，法籍证人德维莱尔由柬埔寨警方解递中国是为证明。那么，何以是薄妻案开审在先而未及薄案本身呢？按着取得证据的程序，先是要证实薄妻确实犯有罪行，其次是王立军的部下侦知并经由王告知薄；再次薄被王告知其事而不采取相应措施，以至引发「闯馆」重大政治事件。

有评论人士颇言开审薄妻是为薄脱罪，实在是想当然之判。只要薄妻案坐实，就证实了王立军所反映薄问题的真实性。换言之，薄妻案审完，王立军「叛国」案马上开审。

胡温中央坚称处理重庆问题要经得起历史考验。不搞「刑不上大夫」，最终指向是薄熙来。「大夫」非指薄妻，亦非仅指王立军。如果不是民众议论之多且中共中下层官员纷纷揣测，薄妻案亦不会如此之快开审。但是，不管随后的王立军案何时开审，胡温（也包括习李）绝对是要条分缕析薄由违纪致违法大案的脉络的。【更早些的报道，请参见《动向》今年四月号拙文《周永康口服心不服，胡锦涛慢工出细活》】

包庇渎职二罪指向既定

对于薄案如何处理，北京高层一度分歧很大。胡温习李这边当然希望按由违纪而违法的路子追究，最后形成刑事案件，且要做成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军队之外支持薄左路线的力量仍然坚持保全薄的党籍，以期东山之机，但军方同类意见被胡摆平后，这个意见已经「地下化」或曰变成保留状态；江系诸分支急欲将「庶出」的危险分子薄熙来清出门户，比胡温习李更希望置薄于法且越快越好。在此情势下，薄被判刑已成定局。刑名与刑期很快成为讨论焦点。最高法院的高阶人士猜测（或放风试探）曰：薄会被以妨碍司法罪（刑法第三一零条，亦称包庇罪）、渎职罪（刑法第三九七条）起诉，前者指向其包庇其妻与卫队长张晓军，后者指向其威胁王立军而致其「闯馆」。

如果从轻处罚薄的党内意见占据上风，薄很可能只被起诉以渎职罪，但目前尚无相应迹象。倒是张德江讲话指王违法薄违纪，「影响的是大局，污染的是整个社会」，暗中显刑事处理预设了「情节特别严重」之性质。中央亦借张德江之口讲两个「不论」：不论涉及谁，不论职务有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应受到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以包庇罪（十年以下三年以上）指控薄，判刑大体为六年，亦因涉命案与影响外交而属于严重之情节；以渎职罪（十年以下五年以上）指控薄，判刑大体为八年，此因导致王立军「闯馆」而确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决时，两项合计为十四年，低于最高有期徒刑单项罪十五年，算是严中有宥；由于合并执行，依例折减一年，实判为十三年。如此，从二零一二年十月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决定将薄交司法程序起，薄到二零二五年十月才能服满刑。届时，习李已安全任完两届，中共二十大开完。薄出狱后，落个「冤」没头、「债」没主，一如今日陈希同「网上上访」之状。

秘密审理王立军「叛国」案

严中有宥一直是中共反腐政治化的一个手段，也适用于薄案及薄妻之案，更适用于作为重要证人的薄子，尽管薄家两案并未涉及贪腐。而且，以贪腐罪名起诉薄会授人以柄，被讥为反腐政治化老套路。所以，不管外界如何传说薄家转移出了多少资产，胡温中央对此绝不表态，甚至连透点过问的口风都没有。正是不问贪腐，才使薄家兄弟姐妹不再出面呼吁，反而出来息事宁人。

薄妻案在审理中很可能会出现「精神疾病鉴定」环节，现在放风迹象已有。更示宽宥的是，为了保住薄瓜瓜日后的社会出路，受理薄妻案的合肥法院已经批准薄瓜瓜不出庭作证的请求而代以书证提前呈堂。至于薄瓜瓜与海伍德经济纠纷之详情，法院及媒体均会避而不谈。此前，国内公布的薄妻案提起公诉的消息，未提薄瓜瓜之名仅以「薄谷开来之子薄某某」称之，显有借「保护证人」而宽宥之意。

薄瓜瓜不出庭作证已为幕后北京高层认可，但薄妻案是否公开审理仍未得确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王立军「叛国」案不会公开审理，因符合「涉及国家秘密」之例故。另有令人震惊但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海伍德的情报人员身份虽被英方否定，但其亦服务于中国情报机关则已有实证，法籍证人德维莱尔日前提交的证词已经涉及此项。法院方面是否采信德氏证言亦未为可知。但此说属实则说明薄的政治异谋与家人政商活动，早已为北京方面所洞悉。接下来的问题是，江系人马大捧薄打黑唱红是否深度阴谋，也成了特大谜团。还有，团派（胡系）骨干分子李源潮到重庆高调现场吹捧薄，而后又在回京后称重庆闯出了中国新路，何以未受任何追究，「入常」苗头未见稍减？此中是否有团派阴谋，给世人留下颇大的猜测空间。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8月号

曾伯炎：点评对薄谷开来审判

舆界对审谷开来，多与审江青联想与对比。但30年前，公审江青时，江青的名字上，没见加上毛姓，称她毛江青，现在，谷开来头上却添了薄希来的夫姓，呼她这犯罪嫌锭人为薄谷开来了。岂不有相似也有相异了吗？

当年讨论江青的定罪定刑时，邓小平力主判江青张春桥死刑，立即执行，胡耀邦等人不同意，陈云甚至说：即便只有我一票反对，也请注明在案。这才定为死缓。现在也关起门来开秘密讨论薄谷案，沿袭他们家法（党法党规）高于司法传统，参与讨论会的，已非政治强人，而是平庸技术官僚的一批弱主。已非被打倒被靠边站复出的当年走资派，很易与犯罪嫌疑人江青等划清界线。现在这批讨论薄谷案者，多数是与薄谷气息相通利益与共的共同分赃分肥者。就比当年判江青等麻烦。中南海寡头们就很难如当今走资派对毛泽东江青那么怨恨，去怨恨薄希来谷开来了：只是在十八大在即，将洗牌重新分权分利时，清除薄希来出局，对他们大家有利，只这一点相同，才构成他们清除薄的一致。由于各怀鬼胎，各有所图，处理薄谷出现分歧争论，也很了自然了。

这审薄谷案，与审江青四人帮案，还有传统意念也相同，那以女人为祸水的中国特色，似乎仍在，仍可谈化与顶替男人的罪孽。不同的是：今天弱势君主们，在无邓小平所说的核心格局下，已难一锤定音，更担心的是薄谷案全曝光，是否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把上层的罪孽也爆光，中南海那投鼠忌器的尴尬，最怕清算薄希来彻底了，谨防把他们同坐的船也弄翻，这便是与审江青时背景之不同了。

更麻烦的是：今天这案子不仅涉及一个英国人海伍德，那重庆跑美领馆投奔的公安局长王立军，交出三大包内幕材料，又牵涉到美国人。闹不好，甩点出来，不似核弹也似导弹，使中南海寡头们吃不消，又顾虑与忧心了。美国总统奥巴玛握着王立军交出的秘密，也受国会的监督，还受当前两党竞选的影响，这又够胡锦涛们的把握与拿捏哩。看来，时代确实不同了，这全球化，把这审薄谷案，也闹得全球化了。政治局里这一夥在毛泽东文革大学梭里毕业的优生，颇难应付这新世界新情势了呢。更别说外交失策树的大小敌包围起来，有四面楚歌之危了。

看来，谷开来这刑事罪帮了中南海大忙，由她的杀个英国人，就可掩护薄希来在重庆无法无天，以唱红打黑名义搞的草菅人命、侵害人权产权、搞垮民营企业、挥霍公款数千亿，把一个直辖市的公安与武警变成他薄氏家丁，把川东南那片土地变成他独立王国，惩了他老婆，似乎就可开脱薄希来的罪责了？可网民方竹笋讽刺他在重庆拉的屎，应该他自已来吃，就是他的寓言，别认为有一批毛左派的人，说薄拉的屎，还香，现在已发酵在发臭了，即他在重庆挥霍民脂民膏，重庆年收入一千亿，已负债亏空5千亿了。这笔巨债不压在重庆人身上吗？不将薄在重庆恶政暴政的后遗症暴发出来吗？捂住那些政治问题，也会从经济问题上暴裂出来，薄希来红歌掩盖的黑幕，仍会揭开。当年，审判江青四人帮，成为纠转历史乱局的契机，有人希望困窘中的中南海权贵，通过对薄希来谷开来的审判，也突破改革的死局。遗憾这批中南海的寡头政客，既缺理论基础，更缺世界眼光，还少政治魄力。像胡锦涛这种人物，死抱毛氏灵牌作护身符的，有人称他与薄希来，乃是一根毛藤上的两个瓜，能望他像那批受毛害复出的走资派，批了毛一小部份，中国就跨出一步吗？这10年，他主政的倒退，甚至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倒退，已说明他这庸主，与薄希来很像一路货，今天薄为毛太祖作殉葬者，明天就可能是老胡了。这10年，还看他不清吗？

张炜：胡温时代是矛盾积累的时代

更新时间 2012年8月2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32

在改革方面，胡锦涛被认为没有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魄力

胡锦涛和温家宝将在中共十八大后把权力交给下一代领导集团。过去10年胡温时代一个最显著特点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比任何时候都快，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但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炜认为，这并不能归公于胡温。他对BBC中文网说，从大的历史背景看，胡温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应该是得益于中国的改革红利。

邓小平、江泽民和朱镕基在80和90年代推动经济改革累积起来产生的利益，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胡温时代开始显现出来。但是，胡温本身并没有大规模进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

胡温时代与经济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治上的保守和不作为。批评人士说，中共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包括维权者和新闻自由的打压，是80年代以来最严厉的。

胡锦涛没有主动推动政治改革。张炜认为，这是由他这一代人成长的背景决定的。

“胡锦涛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世界观形成时期正是中国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他能接触到的除了苏联的东西，就是毛泽东的东西。后来连苏联的东西都没有了，只有毛泽东的东西。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他已经40岁了。”

“在改革方面，他比邓要差得远，也比江泽民和朱镕基差，更接近毛泽东。对中国积累起来的矛盾，他采取最驾轻就熟的方法，就是往毛泽东时代回归的方法来解决。”

矛盾积累

这种做法也使胡温时代成了矛盾积累的时代。

张炜说，胡锦涛没有主动去解决矛盾，而是采取小缺小补的方法，回到毛时代的方法。“一方面提高社会对解决问题的期待值，同时矛盾的积累越来越深。”

“他解决的矛盾远远少于这个时代产生的矛盾。在政治资产负债平衡表上，这个集团在政治改革上，在经济体制结构的变革上，在社会矛盾的解决上，负债多于他们的贡献。”

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事务记者辛普森也认为胡温时代给即将接班的领导集团留下了难题。

不久前在中国实地采访后，辛普森撰写文章说，“当今这一代领导人自2002年上台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了4倍。过去，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屈指可数；现在有271名，比任何国家都多。大多数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胡锦涛和同僚在秋季18大交权时，他们可以真正感到自豪。但是，他们任期内也有两项重大失误：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失误可能导致大问题出现。一个失误是贫富差距以惊人速度加大。”

共产党成为经济利益集团

胡温时代经济上飞速发展，但是在政治上继续维护集权统治。张炜说，共产党过去是一个意识形态集团，89年以后，由于中国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市场化的怪异结合，使共产党完全成了一个经济利益集体。

中共党内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的，但是到胡温时代更加调理化、制度化。中共政治局“九个常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范围，瓜分的非常精细，非常清楚。”

“一旦形成经济利益集团，你要推动改革，就动它的权力基础。这个权力基础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仅仅是个人权力问题，还有非常深厚的经济利益问题，家族利益，群体利益。所以政治改革在胡时代更难进行。”

张炜还指出，胡温时代也是中共成功收买和控制中国知识精英集团的时代。

他说，经济发展后，中共有财力收买中国精英集团。这不是胡温时代开始，但是在胡温时代更完善了，因此胡温时代也是权力集团和知识精英集团的结合是最严密的时期。

——BBC

未普：西方媒体关注中国政局走向

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

2012-08-29

自进入2012年以来，北京政坛连续发生了一连串大事件。从上将刘源扳倒中将谷俊山到王立军夜闯美国成都总领事馆，从薄熙来被免职到谷开来被判刑，从北戴河会议到即将召开的十八大，所有这些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大事件，在大陆媒体的版面上，要么寥寥数语，要么绝口不谈。正是因为国际知名媒体的密集报道，海内外民众才有可能了解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

西方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和分析，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政局走向的关注和担忧。首先，中共的“党指挥枪”还管用吗？《纽约时报》于8月7日刊发“党对军方谋求在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感到恼火”，文章指军队副总长章沁生不满自己未能被提拔为军委委员，在年初一个宴会上撒酒疯，使得当时在场的军委主席胡锦涛愤然离席。

《华尔街日报》5月份连续发表的“薄熙来军中联系震惊中南海”、“薄熙来军中关系为何启人疑窦？”等文指出，中南海对薄熙来和刘源等军中太子党过从甚密有很深的担忧。文章称，薄熙来经常在府邸招待军中将领，并批评现任中央领导人软弱。这说明不管是盛传主张军队国家化的章沁生，还是具有强烈军国主义倾向的薄熙来及其军中将领，都不把平庸的胡锦涛放在眼里。

其次，中共高层内斗会不会影响中国政局稳定？6月21号，《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张彦与哈佛大学政治教授马若德，在参加纽约亚洲协会的座谈时指出，中国政局就像加州地震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震。自从王立军闯馆引爆了一连串政治炸弹，民心惶惶、党心惶惶、军心惶惶就成了中国政局的真实写照。

西方世界对这一次中共换届和高层内斗的关注远超以往，这得益于中共内部“深喉”提供的准确消息，正如《世界日报》魏碧洲所言。利用“西方敌对势力”掌握的国际媒体，出口转内销，抹黑对手，为自己造势，已经成了中共各派“深喉”竞先向海外中文媒体和西方知名媒体爆料的惯用手段。而这些爆料把中共高层的秘密披露于众，使高层惶惶不可终日，也使民众对中共的愤怒走向顶端。中国无疑处在大动荡的边缘。

第三，中共接班体制是否受到严重挑战？从他们的报道来看，答案是肯定的。他们认为，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中共内部，而薄案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纽约时报》的“薄熙来扔出的白手套”指出，薄熙来对中共制度的威胁，不在于其妻的谋杀和其属下的叛国，而在于他的雄大政治抱负和政治竞争姿态，直接挑战了现行的权力交接秩序。

第四，太子党巧取豪夺是否正在摧毁中共的合法性？答案是毋庸置疑的。《纽约时报》5月26日刊登长文“中国的‘太子党’们靠裙带关系致富”，直接点出涉及巧取豪夺的中共高层人物及其儿子和孙子的名字，如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曾庆红、朱镕基，李鹏、曾培炎、刘云山等。《金融时报》“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们”一文中又增加了李长春、李瑞环等人。《金融时报》的另一篇“‘太子党’正毁灭中共”称，薄熙来聚敛财富之事可能涉及到“大约100个军队和文职高官家庭”，而薄熙来的倒台只揭开了这个大幕的一角。

这些国际媒体毫不客气地揭露了中共高层几乎人人有份的贪婪和腐败，直击中共体制的弊端。他们说，薄案的爆发揭示了太子党为所欲为、疯狂敛财和中共整个制度的腐败。《德国之声》指出，薄熙来案罕见地让人洞见中共内部的深渊：腐败、残忍、权力与金钱的欲壑，对最高层的合法性提出疑问。《法兰克福汇报》说，人人都明白，不仅薄熙来一人腐败，而是党的整个制度腐败，贯穿所有派系。

国际媒体对中国政局走向的追踪报道，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中国政府，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批评的那样，是一个“剥夺公民选择领导人的权利，执政没有问责制，破坏国家经济进步，把财富聚敛到自己那里”的政府，而中共的整个制度正在走向溃烂。

——RFA

鲍彤：不再唱红打黑还是坚持唱红打黑？――十八大有两种选择

唱红打黑——薄熙来『标识』

2012-08-29

薄熙来已经进入历史。他之所以被载入史册，主要不是由于在薄谷开来一案中被切割，而是由于他对"唱红打黑"的建树。

有人贬薄是共产党的不肖子孙。这不公平。他的确有无法无天的特点，但毛泽东何尝不是？列宁公然把革命定义为"只依靠群众的直接行动而不凭借任何法律"，更是无法无天的开山祖。在他亲手策划和领导下，布尔什维克悍然解散了民选的全俄立宪会议，开创了红色恐怖的天地。毛泽东对自己的无法无天津津乐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信史。薄熙来无非得了这些老祖宗的真传而已。讲到人品道德，毛泽东和斯大林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应该公平地评价薄熙来，他不是党的不肖子，绝对是党的肖子，惟妙惟肖，肖极了。

说到党性，谁超得过薄熙来？唱红就是跟党走，打黑就是和党认定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这是最高的革命性，最强的纪律性。薄熙来身体力行，早在少年时代，在毛泽东的蛊惑下，就同被毛指控为"叛徒"的老爸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天真无邪的革命性和组织性，谁比得上？

必须指出，把重庆模式概括为"唱红打黑"，意味着薄熙来终于吃透了一党专政制度的精髓。站在党的领导的立场上，唱红就是唯党独尊，打黑就是镇压异己。

对芸芸众生来说，唱红就是必须绝对服从党，打黑就是心甘情愿为党充当打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有唱红打黑则一党专政存，无唱红打黑则一党专政亡。至于其他的东西，不属于制度这个根本，反正是第二位的，虽有一定的重要性，毕竟没有你死我活的冲突。比方说，毛泽东的政策和邓小平的政策之间，斯大林的政策和希特勒的政策之间，无疑也存在着优劣高低之别，但都在为各自的一党专政制度服务。

因此之故，在蛋糕如何分配，总量做大做小，以及公租房和城乡户口之类问题上，薄熙来并不僵化，有相当的灵活性。这是他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笼络人心的地方。但是，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条命根子，薄熙来抓得很紧很紧。他高举"唱红打黑"的大旗，扬刀立万，作威作福，寸步不让。这是什么？这就是薄熙来模式，或曰薄熙来主义，也是二十一世纪的毛泽东思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诚然不是新发明，但是，化腐朽为神奇，把面目狰狞的反人类的哲学打扮为神圣的革命真理，薄熙来厥功至伟，诚不可没。

有人辩解："红就是真理！黑就是犯罪！"真的吗？"黑九类"什么时候有了法律的界定？"全国一片红"分明是史无前例的浩劫。治国离不开明确的法律概念，用不着浪漫主义，用不着切口隐语，不允许偷梁换柱。唱红的特异功能是指鹿为马，麻醉人民，神化领导：把没有选举的"夺取政权"，神化为"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把全民贫困化无产化，神化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把贫富鸿沟，神化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践踏人权，神化为"维稳"；把无法无天，神化为"伟大光荣"；当然也就顺便把薄熙来本人，神化为新救世主。

打黑的特异功能，是借以解决法律无法解决的难题。它能叫人发疯发狂，党指向哪里，群众就打到哪里，打右派，打反革命，打自由化，打普世价值，打上访者，打维权者，打律师，打一切胆敢不服从党的领导的人，打薄熙来的眼中钉，往死里打！只要从娃娃抓起，天天唱红打黑，人人麻醉疯狂，最高权力就必然一世二世千世万世代代相传，千秋伟业，帝基霸图，尽在薄熙来"唱红打黑"四字真言的神机妙算之中。

即使在共产党的主流舆论中，也早有高明人士期期以为不可。唱红者，党八股也。林彪提倡天天读毛，宣传部长陆定一就很不以为然。陆定一反驳林彪说，美味如云南火腿，天天吃也叫人倒足胃口。轮到宣传工作，林彪的经验哪里及得上陆定一？天天打黑，就是天天搞文化大革命。和谐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薄熙来的阅历哪里比得上总书记？无怪乎即使在薄熙来如日中天的2011年，即使"入常登基"的呼声尘嚣甚上，有识之士仍然砥柱中流，不朝圣，不取经，不喝彩，难得啊！（在应酬出席逢场作戏的人士中，情况也复杂得很。专靠打黑起家，靠唱红吃饭的哥们，大概并不多。）

十八大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和薄熙来捆在一起，要么跟他切割开来。若不愿意在薄熙来的阴影下召开，不妨从悄悄停止唱红打黑开始。如果光明正大地和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相决裂，当然更可贵，更值得大家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