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31日星期日

孔捷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北京摄影师徐勇出版八九学运画册。名为《底片》的画册以六十四幅底片记录当年发生在北京的学潮。

去岁末在香港,鲍朴赠我一册《底片》六四图册,这是大陆摄影艺术家徐勇于89年春夏之交拍摄的写实图片,直至20多年后,他才把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交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细看之下,那些风云翻卷、枪弹横飞、血肉模糊的历史瞬间一一重现,令我惊心动魄!
六四死结纠缠着中国当代史已经二十六年了,在装金镶玉和雾霾深锁的"盛世中国",渐少提起,却没有人能遗忘,它像一圈年轮,在越来越多的年轮缠绕下进入时间之树的深部。如果说,六四血案能在十年之内实现社会和解,人们或许可以将之视为历史悲剧性的一笔,从而稍许淡化并"向前看"。但到了二十六年之后,哪怕将来中国实现制度转型,对当年的悲剧进行国家道歉和政府赔偿,却已不能抚平这道裂痕了。六四情结超越了现实与历史,成为了一种象征和恒久的民族记忆。
摄影家徐勇以负像底片的形式,寓意六四至今被官方禁止谈论,遑论以照片方式公开发表。这些历史底片在提示着中国人民的群体记忆。他在自述中说:"对试图遮蔽、制造人们遗忘历史的行为,底片比照片及数字媒介更具直接强烈的证据意义。以这种方式拒绝遗忘或证明时间或许并不重要,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与这件作品相关的时间和环境因素,它们是比我更重要的作品作者。"
曾几何时,现代科技的数字化影像已经使传统的相机渐渐成为古董。而摄影作为时代的佐证,依然有助人类深化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和认知。徐勇的作品,逼真记录了八九春潮中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片段,以及戒严后百万市民以血肉长城堵截军车的壮阔场景,也记录了军队血腥清场以及坦克在长街疾驰的恐怖画面。徐勇刻意用负像底片,排除了一切事后修饰的可能,以凸显其无可怀疑的真实性。这就是一九八九春夏之交的中国,这就是二十六年前的北京。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理想主义高昂的年代,国家和人民到头来却满身血泊地卷缩在威权巨兽狰狞的利爪之下。
每个人的记忆与遗忘都是有选择性的,历史的底片却是无情的。今年暮春,当年被通缉的廿一名学生领袖之一熊焱试图回国探视病重的母亲,被当局所拒。《环球时报》为此撰文称:"他们曾经在年轻时为撕裂和创伤中国社会犯下罪行,如今人到中年,他们不仅拒绝反思和忏悔,而且继续站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对立面,他们应当很清楚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们可以装出无辜的样子,但国家有自己的管理底线。"
到底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撕裂和创伤中国社会,还是坦克战车和真枪实弹屠杀平民的暴力犯下罪行,姑且不论。《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本人就是八九届的大学毕业生,他当年亦指天誓日、掷地有声地支持八九民运。六四血光乍现,他也曾义愤填膺、目眦欲裂。然而选择性的遗忘以及转而充当权力的恶犬,可谓无耻之尤。当局对六四的定性固然"一步也不能退",但终究不愿重新撕裂这道血痂,倒是卖身于体制内软体蛆虫表现得比专制巨兽更凶残。
由此想到,极权机器对人灵与肉的全面异化奴役,如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专制城堡里昼夜灯火通明的生产谎言的"真理部",以及专司改写和消灭记忆的"忘怀洞"。谎言取代真实,权力强暴历史,这是所有专制主义殊途同归的基点。笔者在文革末年初读"内部出版"的《一九八四》,震悚不已。曾以为这是掷向共产帝国最锐利的投枪,后来才晓得英国作家奥威尔是社会主义者,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是"国际纵队"披坚执锐的忠勇战士,和他站在同一战壕里的还有美国作家海明威、智利诗人聂鲁达和西班牙本土战士大画家毕加索等人。他们擎起的是挑战所有极权制度和独裁政权的战旗,而不独是共产幽灵。彼时他们对共产主义的阴森恐怖尚未有几多了解,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却不期然揭开了那块沉重的殷红幕布。
我自己也是从专制城堡走出来的,对身心奴役的切骨恐惧,迄今挥之不去。那是一头硕大无朋的怪兽,它动用国家机器不懈消灭人们的记忆,彻底垄断话语和历史解释权。一如《一九八四》所写:"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现在;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单说六四如此简单的是非判断,二十六年来,莫说中国大陆,就香港一埠便可见"真理部"与"忘怀洞"的效能。

笔者曾去过布拉格,走到古老的查理大桥上,德沃夏克和斯美唐纳谱写过的VLTAVA河在脚下喧响。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想起了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和七七宪章运动。"拒绝遗忘"——捷克知识分子坚执这无权者的权力,与专制怪兽对峙了数十年,终于赢得了尊严。

反观极权酱缸里的红色蛆虫,他们以谎言换取锦衣玉食的无耻,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徐勇用摄影机留给历史的民族记忆,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原载《争鸣》杂志2015年6月号

李南央:伪“哈佛教授托尼·赛奇之作”的网上之旅应该结束了

托尼·赛奇

我从电子《周末文刊》上看到王小宁的文章《坚决与污蔑毛泽东的人进行政治斗争》,该文共4838字,其中引用哈佛教授托尼·赛奇的话是1511字,占了全文的31%。在网上搜了搜,知道这篇文章原发在王小宁的新浪博客上,发文日期是2015年4月14日。4月24日,王小宁又以"西方政治家、学者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予以肯定"为题,在新浪博客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称:"我的文章《坚决与污蔑毛泽东的人进行政治斗争》发表后,影响非常大。……我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支持。有人指出文中引用的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所说是伪作。我准备将文章略做修改,删去托尼赛奇的名字,删去少量容易起异议的引文。但是我仍然认为假冒托尼赛奇所说的文章是篇好文章。所以大部分仍然保留。"文中加黑和底线是我做的,可以说,这句话彻底毁掉了王小宁。
一个人要能够在学术界站住脚,要取得学人和读者的尊重,无论观点如何,学术的诚信是第一位的。明明知道了文章系伪造之作,"仍然认为""是篇好文章",还要"大部分仍然保留",这就将自己自我驱逐出知识分子行列,一脚踏进了肮脏的流氓文人堆儿。
再看看王小宁所引的伪托尼·赛奇文章的内容,在有人指出是伪作之前,他竟然没看出来那些话绝对不会出自西方学者之口,他也真的是完了。不想多引,只举几处说明(楷体字为王小宁所引"托尼·赛奇之语"):
"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家丑不可外扬'出自中国,全世界都认可的哲理,而你们中国人现在却在违背。"
这里提到"中国对毛","全世界都认可"。西方学者不会有这种语境。他只会指名道姓地说"谁谁谁对毛"的哪条评论他赞同还是不赞同,不会笼而统之地大到说你们"中国"如何;他会说自己赞同或者不赞同的理由是什么,绝不会拿"全世界都认可"说事儿。首先,没有哪个西方学者敢断言某个"哲理"被全世界认可;其次,退一万步,若世界上真有个"哲理"全世界都认可了,西方学者也绝对不会因此而要求你们中国人不得违背,因为这悖佞了西方学者思想独立的治学规则。
"'和平演变'首先就是要否定那个国家最有影响的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以我观察,中国现在有三种人在污蔑毛泽东:……"
否定某个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在美国是一件天天发生的事情,没有哪一天的网络媒体,广播、电视里不出现对总统、对某个州长、对某个国会议员的批评甚至恶搞的。这些"最有影响的人"的形象和地位不是人民、更不会是学者所要保护的,人民关心的是自己的饭碗,学者关心的是国家走在什么路上。而保证政府的政策正确,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挑战那些掌握着权力的人的决策,指出他的错误,没有人会将这种挑战,这种批评视为"污蔑"。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非常尊重你们中国的毛,……"
西方的学者只会说,也只敢说自己对某个人怎么看,如何评价,绝对不敢自以为可以代表"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如此浩大的一群人去表达对某个人的尊重。他清醒地知道:除了他自己,他谁也代表不了。
"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是越来越突出,毛的思想重新被更多的普通群众重视起来。"
在西方,当老百姓对现状不满时,他们绝对不会去怀念什么人曾经有过的思想。他们会说华盛顿那些开国元勋们是怎么做的,里根总统曾经施行过什么政策,马丁·路德金领导我们那么行动过……。西方学者不会以为普通群众会重视谁谁的思想,会以什么思想为武器。在德国,马克思的著作不过是一家的学术之说,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前苏联和中国,才把它当成了神圣不可侵犯、永恒的真理。
被中国大陆宣传部门所接受,并能占据大陆网络媒体博客空间主体的写手的文章中,常常会出现"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西方主流媒体的恶意诽谤","西方御用文人的无耻之言"……一类的话语;在大肆诋毁来自西方的声音的同时,又常常会有王小宁这样的人需要以"西方政治家、学者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予以肯定"来支撑自己对毛泽东的赞誉;更甚的是有人竟然伪造出一篇哈佛教授托尼·赛奇的文章,为无法自我圆说的论点站脚助威。而王小宁更更进一步地知其之伪,还要"修改"、"删去"继续使用。虚弱莫过于此!
我就自己对王小宁文引用托尼·赛奇文章之疑,给托尼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请他澄清。2015年5月13日他给了我以下的回复(为了怕我的翻译会不够准确,先将英文附上):

Dear Nanyang
This fake interview has been circulating on and off for a number of years. It has become more elaborate over time and now often includes a picture. When the original version was posted, the university issued a warning to take it down. I have been asked by numerous people if the interview was genuine and I have replied to all of them that it is a fake. It is very frustrating and keeps reappearing. A number of people have posted online, including Wang Jisi, that it is false.
I hope that all is well with you.
Best wishes
Tony Saich
亲爱的南央:
这篇伪造的访谈已经被传来传去好几年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跟真的似的,最近甚至还常常附有照片。这篇文章的第一个版本出现时,哈佛大学曾经发出警告要求从网上删除。曾经不止一个人问过我这篇访谈是真是假,我对每个人都做了回答:它是假的。很多人都在网上贴了帖子,包括王缉思,指出:那是一篇伪作。可是这篇访谈不断地反复出现,令人非常恼火。
希望你这一向都好!
祝好!
托尼·赛奇
希望我的这篇文章可以给伪"哈佛教授托尼·赛奇之作"的网上之旅划上句号。别再让人笑话引者的水准"太凹"了!也盼有心的读者记住我在拙文中列出的那几个例子,以后再见这类"西方著名学者"的访谈或文章,即刻做出真伪判断。

李南央
2015.5.16.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十二)——坚持,就有希望


写这篇"跟进"的日子,距2013年12月25日我委托律师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首都机场海关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过去一年又近五个月了,虽然感到十分的迷茫,但是心中那忽忽悠悠、时暗时明,顽强燃着的烛光的蜡芯被四月底发生的事情拨得亮了起来。
4月25日清晨4点零5分,手机信号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是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主任瓦肯先生发来《纽约时报》电子版报道"Lawsuit over Banned Memoir Asks China to Explain Censorship"的链接网站,并附有短短的一句话:"I hope you get your day in court! (希望你能有开庭的那一天!)"4月26日纸质"纽报"在16页上刊登了这一报道,4月27日"纽报"中文网以《李锐之女起诉中国海关没收其父回忆录》为标题刊载了这篇英文报道的中文译文。这块小小的石子,立时激起层层涟漪,我在家连着接到了媒体的电话采访,众多的北美网络、纸质媒体纷纷转载并评述了这篇报道。
4月28日晚8点零8分,收到大陆朋友的电邮:"看了《环球时报》关于此事对你的评论员文章吗?"我曾经在国内询问据说是最大胆的两家媒体,问他们是否能刊登我"状告海关案"的文章,结果连个能与不能的回音都没有盼到。这份《人民日报》子报的评论员竟然就"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近日接受西方主流媒体采访,公布她就两年前从香港前往内地时所带书籍被扣起诉中国海关一事"进行了评述。虽然文章本身滥得不值一理,但是我由衷地感谢"环报"评论员单仁平的"帮助"(国内一家媒体的编辑告诉我,单先生即是"环报"主编胡锡进),他让国人知道有一本书叫《李锐口述往事》在香港出版。"李锐现年98岁,曾在很短时间里兼任过毛泽东秘书,多次受政治冲击,改革开放后曾升任至中组部副部长等职。"有个人叫李南央,她是李锐的女儿,"她一共带了五十多本,一并遭海关扣留。她就此事状告海关,西媒认为这将迫使海关官员具体指出,这本书是因为'哪些内容'不能带进内地。"(引号内异体字均引自"环报"文)终于呵!我的"状告海关案"经由这家大陆主流媒体的主编之笔,让订阅这份报纸的读者知悉了此一"状告",并且将这一"状告案"不受拦截地滞留在大陆网站上,有了数目可观的点击率。
我自己向所有网络上的朋友转发了胡主编的评论,立即接到数封关照的电邮:"南央,你要小心呵!"但有一位朋友持相反意见:"这下你连被'喝茶'的可能都没有了。"我无法判断自己因"接受西方主流媒体采访"变得很不安全了;还是很安全了?
"……极权专制是靠恐惧来维持的。恐惧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它吞噬了知识分子群体,毁灭了社会道德,扼杀了创造精神,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御用文人,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见风使舵的投机者。"(引自启之《纪念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环报"主编胡锡进先生颇入启之先生的这段勾勒。因为"状告海关案",我结识了一位白面书生——北京大学的教授印红标先生,他让我了解到:恐惧的力量虽然强大,但是它吞噬的是自我束缚、失去自由的人。在胡锡进之外,大陆还有保持了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恐惧中倔强地活在内心的自由中。
在我准备起诉首都机场海关时,一位香港的学者知道印教授在香港出版的学术著作也被海关扣过,建议他加入我的"状告",他拒绝了。我没有想到他会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而且没要求在报道中隐去他的姓名。他对"纽报"记者说:"我感到无助,我没办法改变政策"。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印红标告诉我"环报"的编辑曾电话采访过他,问他对李南央为扣书一事跟海关打官司的想法。他回答这位编辑:"海关不公布查扣书的标准或者名单,查扣与不查扣的随意性很大。我的书就有时被扣,有时不扣。我只好请北大党委宣传部开了证明信,证明我的曾经被扣的书没有政治问题。这样做的影响不好,给人封闭的印象。" 更更想不到的是,看到"环报"评论后,印教授立即找到手机上的来电显示号码,给那位采访过他的编辑打去电话:"我不能同意那篇时评的观点,李南央打官司是民告官的案子,是'依法治国'应当保障的事情;……跟外国记者谈此事没有什么不对。……希望他们就此事给有关方面写'内参'反应相关意见,可以写我的名字,以便促进调整或改变(现行)政策。"印教授告诉我他这么做,"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想法,至少礼貌地请小编辑倾听,影响小编辑的判断。能做一点事就做一点事,小打小闹也比沉默好些。"。
印红标教授外形跟"哈儿"浦志强全无相似之处,言谈行笔也绝少感情色彩,娟娟细细,就事说事,事必有据。我能感觉到他拒绝参与"状告",他接受"西媒"采访,他打电话给"环报"小编辑说事儿,都是源于一种育人教师的天职本性。不豪爽,不刺咧咧,有如春雨细润无声,却让你感受到别样的勇气、理性和坚韧。他在以自己的方式背书我的"状告"。我原以为如今的北大只出产如负责三产的副校长那样的人物。这位副校长从未名湖畔专程驱车到欧美同学会为一位影视公司的老板四十大寿送安全套一盒作为贺礼,并且摇晃着那礼物放声说:"董事长先生是影视界大亨,身边佳丽如云,这个东西不可不备呀!"(参见启之《北大三事》文)。印教授让我看到了十年浩劫之后走进未名湖畔、走进梦寐以求的教育殿堂的那批人中,仍有人在传承着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精神;知晓了,北大为什么会培育出郭玉闪、许志永那样一批有社会责任感、有良知担待的学生。我有限的阅读让我知道北大还有位了不起的钱理群教授,这应该是个群体,是一群脊梁骨没有被压折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引为骄傲的北大人。
其实居住在海外的我,不惧怕专制是容易做到的,充不得英雄;而生活在大陆,就是另外的故事了。但是我认识的人中还是有高瑜,有浦志强、有夏霖、有郭玉闪、有何正军……,现在又多了一位印红标,这个名单拉得更长了。这个群体给了我勇气,也让我坚信:中国人绝不会在沉默中渐渐死去。
此文正将收笔,又收到国内朋友发来的最新消息:中国传媒界收到通知,下周一(5月18日)公安部将开展打击网络"政治谣言"专项行动,重点是4类:一是攻击抹黑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的;二是攻击抹黑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三是攻击宣传战线的;四是攻击中共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消息称,这次很严,一旦查出来要抓人。另外,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在4月下旬宣布2015年全国网上"扫黄打非"工作计划,其中一个专项行动"清源2015",将全面清理和打击"港台反动有害资讯、境外有害文化"。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周慧琳早前透露,今年"扫黄打非"工作以互联网为主战场。在网上行动的同时,各地政府已接令配合,在各口岸及市面严厉堵截查缴来自香港、台湾"攻击党的领导、贬损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反动出版物及资讯"。
"要抓人",就是动用法律程序了,那个发出通知的权威部门,想让恐惧变得更为真实。暂且抛开虚的"依法治国"不谈,只讲实实在在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的哪个章程、哪项规定界定过什么是"攻击"、什么是"抹黑"、什么是"贬损"、什么是"反动"?"批评"、"建议"、"监督"、"举报"同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我如果在网上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歌词:"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 " 算什么?
我如果在网上贴国际歌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算什么?
我如果在网上贴《李锐口述往事》中的话:"不认真反思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历史,直到现在仍将过去的种种错误蒙盖起来;还是要'枪杆子、笔杆子'治天下;政治体制改革说说而已;依旧是舆论一律,绝对不准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宪法规定的条款,实在令人痛心无已!"算什么?
我如果在网上贴习仲勋先生曾经说过的话:"……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回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算什么?
我如果在网上贴原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曾经讲过的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又算什么?!
如果中国的言论空间变得像毛泽东后期一样,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恐惧到只剩下一种声音: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英明的领袖习主席领导我们向前进!当今的领导人,你们真能相信老百姓是这么想的吗?中共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中的七个人,有一个算一个,哪一位没亲历过"四人帮"垮台时全国人民心从底如火山喷发般奔涌而出的狂喜?举国上下、犄角旮旯每一个商店的酒类产品销售一空,神州大地溢满酒香,万众举杯豪饮同庆的世纪奇观,你们不会忘记吧?即是不为国家计,不为百姓想,只为你们自己个人的归宿、共产党的前途,这种愚蠢的强势高压也到了必须止步的时候了。前车之鉴,不可忘乎所以!
我一看到《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中文译文,即告诉文章的作者其中有一处翻译不够准确:"我希望人们少像服从者那么思考,多像公民那么思考。"应该这样翻译更确切:"我希望中国人不要把自己当成臣民,而应该具有公民意识。"
每一个自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中国人,都应该肩负起公民的责任:批评执政党、监督国家政府。因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要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下去,我们必须给他们留下蓝天,净土,清水;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开辟出一片可以自由呼吸、自由思考、自由驰骋,实现自己梦想的天地。
"国无法则国乱,文有法则文亡。"为了国家的安定,为了民族文化的复兴,我们虽然暂时看不到希望,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努力:国家要用法治,思想要有自由。如此,我们才有望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

茉莉:慈故能勇——高瑜最珍贵的品质

图:高瑜

她不是不知道危险,她只是为了道德义务顶着危险前行。在一个充满谎言和怯懦的时代,高瑜跻身于世界女性英雄的行列

不止一次有朋友转告我,说高瑜曾笑着问他们:"大家都说我和茉莉相像,是吗?"虽然高瑜和我同是"八九"入狱的女人,但我们却至今仍无缘相见相识。从认识我们两个的朋友那里获知,高瑜和我确实有相似之处,都长着大脸庞,性格都有一点傻大姐。
                          


流亡在自由而安全的北欧,我对留在国内顽强抗争的高瑜,对她一而再、再而三陷狱的命运,充满了一种姐妹般的忧心与关注。我钦佩她那无与伦比的勇气,自愧远不如她,因此总是要追问:高瑜的这种勇气来自何处?在众人退缩的时候,为什她能如此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信念,平静地接受命运?对这样一个始终站立着、大写而高贵的人,一个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人,难道连绵不断的厄运就是对她的报答?
◎ 如天外来人勇敢守护公民知情权

身为中国人,我们已经默认了一位西方传教士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评价:"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然而,高瑜却仿佛是天外来人,她身上奇异地存在着中国人最稀缺的品质:勇敢而正直,她就以这种罕见的品性,为中国公众守护真实和知情权。
自一九八九年至今,高瑜已是三次入狱了。第一次是在1989年6月3日早上,在大屠杀的前一天,积极活动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否定戒严的高瑜,在上班路上被秘密绑架。第二次是1993年10月2日,她被当局以莫须有的"泄露国家机密"被捕,被判有期徒刑六年。第三次就是最近,4月17日,高瑜被北京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重判7年。
每一次被判刑,高瑜的罪名都和"泄密"有关。但每一次律师发表辩护词,都义正辞严地指出:判决不公,高瑜所涉及的文件不属国家机密,完全没有社会危害性。但无论律师的辩护如何有理有据,无论泄密的指控如何荒谬,高瑜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那个野蛮践踏新闻自由与人权的政权监禁了。
其实高瑜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情:做一个忠于职守的新闻记者,坚持报道真实。1993年,她只是摘抄了江泽民等人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写了文章在境外发表。最近这一次她被控为境外中文网站提供中共内部文件,那个"七不讲"文件的内容是:不要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
这些文件只是涉及中共中央关于意识形态的做法,它们不但不是什么"国家机密",而且是属于公民有权知道的信息。知情权(Right to know)是公民的一种政治权利,按照中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有公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府的重要事务,以及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新变化,都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知情权是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是保护公民自身利益的需要。

◎ 东西方哲学解释高瑜勇气来源

勇敢,是人面对痛苦、风险、不确定和威胁的能力。尽管伦理学一般都把"勇气"视为德行,但中国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谈勇气的来源时,说出了另一番见解:"只要是利益所在,人们就浑然忘却自己的嫌恶,害怕,而勇往直前。"
能为韩非子的观点做例证的,眼前就有一个典型。就在高瑜被判刑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周永康于4月3日被当局正式起诉。周被指控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罪名。
像这样在利益面前充满巧取豪夺巨大"勇气"的政府官员,在当今中国如过江之鲫。盛传马克思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如果能获得3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冒被杀头的危险。"在中国贪官污吏涉足腐败的惊人规模面前,西方资本家的冒险精神简直不值一提。
而高瑜的勇气却完全与利益无关,它来自另一个价值系统,属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所论述的"善意志",即好的动机。康德认为勇气属于人的自然禀赋,但也是人趋善避恶的自由选择。因为人确信能够达到至善,勇气才被极大地激励出来。
能给高瑜非凡的勇气提供来源说明的,还有中国思想家老子的论断:"慈故能勇" (《道德经》)。东方西方都有共同的智慧,老子认为勇气源于仁慈,他的观点与康德的善意志基本相似。
为什么说高瑜的勇敢来自她的仁慈,体现了善意志呢?我们可以从高瑜在六四以后对中国政治经济问题所做出的一系列新闻报道来看。按照康德的理论,一个具有善意志的人会选择为义务而行动。高瑜相信报道中国的真相是她的道德义务,选择这个行动是对中国公众有益的,她因此毫不犹豫地去做公正诚实的报道。
她不是不知道危险,她只是为了道德义务顶着危险前行。在一个充满谎言和怯懦的时代,高瑜跻身于世界女性英雄的行列,两次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新闻勇气奖",她获得的奖项还有"自由金笔奖"和无国界记者新闻奖。在她身上,体现的是人类不屈服于强权的尊严。 

◎ 命运会偏爱那些勇敢者吗?

"专制政体病菌"毒害了整个中国社会,一批批的勇者、义者被赶尽杀绝,人们普遍变得冷漠被动、恐惧无助只求自保,对权势者唯命是从。像高瑜这样勇敢的人,在中国已经是快要绝迹的珍稀动物。
然而,命运是如何对待如此优秀的人呢?我们知道的是,高瑜长期过着清贫拮据的生活,近年来她的丈夫病逝,儿子失业,自己到了古稀之年,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还再次陷入囹圄遭受磨难。连绵不断的厄运追着高瑜,她似乎就像古希腊悲剧所描写的:"人不是因其缺点而是因其优点而被拖入更大的悲剧之中。"这令我感到困惑和绝望:为什么最勇敢者往往成为最不幸者?
就在高瑜被判刑这个四月,著名六四学生领袖熊焱的母亲处于弥留之际,为回国探母熊焱在香港被拒入境,只能在海外大声疾呼。而我这个同样有国有家不能归的流亡者,也在遥远的北欧点燃蜡烛,追忆悼念刚在家乡湖南逝世的老父亲。正是父亲的去世,让我意识到,是我们这一代面对死神的时候了。
意识到自己也要面对死神,我对高瑜的命运就容易理解多了。正如契诃夫所说:"我们只有生活一回的机会。人需要勇敢地过他的生活,过得清醒,过得美。人要做强有力的、独立的、高尚的人。"一句话,向死而生。
难道命运没有偏爱和报答高瑜这样的人吗?比起那些营营苟苟只知谋私利的人,高瑜活得多么自由而生动,多么坦荡与磊落!她从容而平静地接受命运,当局只能关押她,却不能让她屈服。难道命运没有给高瑜幸福吗?她得到的不是凡俗平庸的幸福,而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界定的幸福:一种与美德相一致的行动。美德的报偿就是美德本身!
不信神灵的作恶者逃不掉历史的审判。那些迫害高瑜的中国专制统治者,他们残酷的恶行会留在史册上,被今人和后人痛恨唾骂。而高瑜,人们会永远铭记她闪闪发光的品质---真诚、勇敢、忠实,仁慈,以及她热爱人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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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5月号

2015年5月29日星期五

慕容雪村解读中国特色的审查制度(附:“自由之家”、“美国笔会中心”联合召开研讨会)

VOA海伦30.05.2015 04:44华盛顿—
5月28日,中国著名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分享了他从一名自我审查的畅销作家转变成为中国审查制度的严厉批判者的故事。
2002年,慕容雪村因在网络发表《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走红,成为畅销作家。他说,在2002年到2010年间,他一共写了六本书,每一本都有网络版和纸版两个版本,而两个版本之间总有一些差别。
慕容雪村说:"中国的审查标准很奇怪。"
他举例表示,2008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司法腐败的小说,纸版比网络版少了两万余字,因为书中关于死刑犯器官摘取的内容全部都被删除了。
就这样,慕容雪村说自己做了九年的自我审查者。这期间,他从不去碰天安门事件、文化大革命等敏感话题,甚至不允许自己去想。
左起:鲍朴、郭小橹、夏伟、慕容雪村 在纽约。(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左起:鲍朴、郭小橹、夏伟、慕容雪村 在纽约。(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直到2011年,他遇上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审查者,不允许他批评社会现状,不允许他提到政治人物的名字,甚至不允许他使用"农民"一词。这名审查者告诉慕容雪村,如果要批评就批评欧洲、美国或者唐朝。
一本抒写中国现实的文学作品变了味。因此,在这之后,慕容雪村改变了他的写作方式,成为了一名中国内容审查制度的严厉批判者。
如此看来,似乎文学作品的纸版审查比网络审查更加严厉。但是慕容雪村表示,在习近平成为领导人后,言论自由的状况越来越差,大量网络帐号被注销,境外网站被屏蔽,对网络文学也展开扫荡。
他说:"全面清理整顿网络上的不和谐声音是政府的重要项目之一。"他认为,政府要把网络清理到和《人民日报》、CCTV一样。
慕容雪村特别提到人权律师浦志强被捕一事,说这是政府在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在这个国家,不允许随便说话,否则就会被逮捕"。
另外,他说以往台湾(Taiwan)、西藏(Tibet)、天安门(Tianmen)这三T被认为是不可多谈的话题,现在最敏感的则是新疆和西藏。蒲志强入狱,还有学者站出来为他向政府讨公道;但同样被捕的新疆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却没有大部分是汉人的学者们的支持。慕容雪村说,大多数人都不敢谈论这两地的话题,而不谈论就越发造成了不知情。

【附录】

"自由之家"、"美国笔会中心"联合召开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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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和"美国笔会中心"5月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自由之家"总部联合召开研讨会,题为"文化和管控: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加强言论审查"。(林坪摄)
Photo: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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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旅英华人小说家、电影制作人郭小橹在研讨会上。(林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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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国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出席了研讨会。(林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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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鲍朴(右一)出席了研讨会。(林坪摄)
关注言论自由的美国非政府组织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研讨会,中国网络作家慕容雪村等人应邀出席,以自身经历讲述中国审查制度对言论自由、创作自由的限制。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和"美国笔会中心"5月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自由之家"总部联合召开研讨会,题为"文化和管控: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加强言论审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鲍朴、中国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和旅英华人小说家、电影制作人郭小橹应邀作为主讲人,讨论中国审查制度对言论自由、创作自由的限制。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鲍朴介绍说,很多敏感题材的书籍被禁止在中国大陆出版,转而到相对自由的香港出版发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所创办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因中国的出版审查制度而兴旺发达。很多中国大陆游客到香港会购买"禁书"带回大陆。不过,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出"南岭"工程,以阻止香港出版的"禁书"进入中国大陆。

鲍朴说:"他们给每个导游下指示,让大陆导游在车上告诉游客,下列题材的香港出版物是'禁书',如果你购买或试图带回大陆,会有严重后果。他们没说有什么后果。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书可能会被(海关)没收,如果你带了好多书,(海关)可能复印你的身份证,来恐吓你。而且他们定下规矩,每个入境中国大陆的游客,其行李都要经过扫描。如果行李中有书,海关人员就会单独检查该游客,海关人员可以自行裁决游客携带的书是否是'禁书'。"

鲍朴说,近两年来,中国政府的"南岭工程" 令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图书销量减少,香港出版业整体也呈现衰落。他对香港出版业5年之后的命运感到担忧。

中国网络作家慕容雪村(本名郝群)在星期四的研讨会上表示,从2002年到2010年,他在中国大陆发表了6本书,每本书都有互联网和实体书两个版本,与网络版相比,实体书通常少很多字和章节。审查人员不仅删除他们认为敏感的内容,有时还往他的作品中加入符合正确导向的内容,并要求他把对中国司法腐败黑暗现实的描写改写为一场梦。

慕容雪村说:"差不多在9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是个自我审查者。我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不能写,所以当我想到这个话题,我就把这个念头去掉。直到2011年我遇到一个特别不可理解的审查者,这才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他不允许我评论中国的社会现状,不允许我批评中国的政治现象,不允许我提及中国政治人物的名字,他甚至不允许我使用'农民'这个词。每当我要批评中国现状的时候,他就会建议我,'你去批评欧洲,或者去批评唐朝'。"

慕容雪村指出,2014年中国当局加大对网络文学的审查力度,10个网络文学网站编辑被捕。慕容雪村认为,中国当局以清理网络文学"色情、暴力"之名,封杀网络言论自由。

"事实上共产党倡导的文学才是真正的色情和暴力。比如这些年在中国大陆上映的反映抗日战争的电视剧,都非常血腥,有的也非常色情。中国政府整顿网络文学的唯一目的,还是打压网络上的言论。他们整顿了社交媒体,然后把这些能发表作品的文学网站也视作他们最大的威胁。总而言之,他们是要把网络清理到像《人民日报》或者CCTV这样,然后他们才满意。"

旅英华人小说家、电影制作人郭小橹在研讨会上表示,她的电影《嵌入肉体的城市》(The Concrete Revolution)描述了北京申奥期间农民工悲苦心声及城市样貌变化。她在威尼斯电影节推介该电影时,蜂拥而至的中文媒体记者听到影片内容后,惟恐避之不及。后来在法国嘎纳电影节上,她目睹了刘烨主演的《颐和园》因涉及六四事件遭到中方人士抗议。这些事件促使郭小橹放弃用中文写作,改为用英语写作,以避开被审查的危险。

"我可以用英文写作一些我永远不会用中文写作的题材,比如89天安门事件、文革。我用英语重现这些题材,尽管实际上我是在写中国小说。"

"美国笔会中心"执行主任苏珊•诺瑟(Suzanne Nossel)在星期四的研讨会上指出,"美国笔会中心"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很多西方作者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出版时,其中文译本内容常常在原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删改。

(RFA 记者:林坪 责编:马平)

胡少江: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进退失据

中国重新放任货币发行
中国的宏观数据,表明经济下行的压力依旧没有缓解。为了减轻经济放缓对就业和财政收入产生的压力,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连续多次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给。但是,央行新近增发的货币,除了进一步推高中国股市之外,似乎并没有对实体经济起到刺激作用:市场依旧疲软丶厂家依旧困难,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收入都表现欠佳,最新的数据还表明中国的出口和进口连续数月下降。

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中央的政策制定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和未来走向,似乎缺乏基本的判断。他们出台的经济政策正在明显失去章法,有些政策是朝令夕改,有些政策则是互相矛盾,还有的政策是进退失据,顾头不顾尾。总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明显的不确定期。

中国的许多问题是体制性的。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三中全会,将所谓的改革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他们表示,希望从改革中释放活力,获取所谓的"改革红利"。总理李克强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逢会必谈改革,甚至对许多部门抗拒改革的态度大发雷霆,公开斥责。但是,最近的情况表明,经济增长的加速压力,正在逼迫中国政府放缓改革的步伐。

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是,根据中央媒体报道,中央派往各省市丶各部门的检查组,已经将检查的重点由贯彻中央简政放权的改革举措,改为督促各地贯彻中央政府关于稳定经济增长的措施。这表明,中央的政策已经从原来的"争取改革红利",变成了"改革为增长让路",这背后的潜台词,则是仍然要动用行政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市场导向的改革,将再一次为政府官员的权力让路。

中央政府的货币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政府成立之初,总理李克强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收紧银根,改变过去依靠发票子来推动增长的做法,要采取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货币政策。发票子在短期内的确能够起到促进增长的作用,但是,这样的政策只能助长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得到好处的是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那是一种资源浪费行为的增长。

中央政府开始改变货币政策的时候还是羞羞答答,随后则越来越公开化:多次下降银行准备金率丶多次下调利率,政府还多次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来为市场投放新的货币。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只能通过放松银根的老方法来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最近所指,从中国重新放任货币发行的做法,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病得不轻。

除了上述提到的行政改革放缓丶货币政策放松之外,中国政府最近还在房地产政策方面作出了大幅度的调整,鼓励各地对正在施行的控制房价的一些限制措施松绑。这样的做法正中地方政府的下怀,因为卖地收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维持生命的鸦片,而且他们早就对中央政府控制房地产的政策极为不满。不过,令他们忧虑的是,截至目前,刺激房地产的政策似乎收效甚微。

中央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束手无策,还表现在他们越来越依赖于一些宣传口号来代替扎实的政策,甚至用一些没有经过测算的丶似是而非的安排,对未来进行赌博。最为明显的空洞口号,包括所谓"大众创业丶万众创新",而最为明显的对未来的赌博,则是所谓的"一路一带"。这些举措,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没有任何有根据的测算,它们凸显了中央政府政策制定能力的严重缺失。


——RFA

2015年5月28日星期四

李直:用改革促進派?誰是,在哪?

网络漫画
習近平在第12次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上的一個新提法頗耐人尋味。這個說法就是「要重用改革促進派」。

那麼,誰是改革促進派?改革促進派在哪裡?如何判斷誰是、誰不是改革促進派?衡量一個人是否改革促進派的標準是什麼?這個標準又由誰定、誰來掌握?什麼叫「重用」?為什麼習近平在其掌控中共大權近三年的時候才提出「重用改革促進派」的問題?如果習近平其間沒用、或沒重用改革促進派,那麼,他用、或重用的是什麼人、什麼派?又如果習近平已用、或已重用了改革促進派,那麼,他為什麼此時又特別公開亮出了這一說法。

「重用改革促進派」的提法,其實正凸顯了習近平在用人問題上的緊迫性。隨著中共19大的日漸臨近,靠拍蠅打虎騰出空位以安置改革促進派的速度,與拍蠅打虎所結怨官員的速度相比,已經難保把19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在共產黨的會議場上,中央委員、黨代會代表拂逆黨領袖意志的事情固然極其罕見,但也絕非沒有。在蘇共歷史上,趕走總書記赫魯雪夫的中央全會是其成功範例;在中共歷史上,讓黨領袖灰頭土臉的「七千人大會」也讓走過場的程式突然極具威脅。

當然,習近平所謂「改革促進派」,一定是習近平的標準,而非江澤民、胡錦濤的標準。但是,問題正在於現今官位上的絕大多數官員,卻正是依據江、胡的標準,而非習近平的標準被重用上來的。這些表面上已經被拍蠅打虎震懾住了的官員,雖在極力表現符合習近平的標準,但是,如有機會,尤其是在這些官員自感其被拍打的可能性大於其被認為符合習近平的標準的可能性時,就會被迫進行孤注一擲的殊死一搏。而這種機會,就包括19大甚至19大之前的黨的會議。

因此,重用改革促進派的提法,或從一個方面顯露習近平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儘管這個意識來的並不早。不過,意識到問題所在,也並不意味著問題有解。在中共體制下,作為儲君的人,其地位即使為黨的領袖和黨集體所確認,其也不敢在正式上位前挑選自己的人選以搭組自己的班子,甚至連這樣的表示都不可示人。組閣的舉動,被認為是危及當任領導人的僭越之舉,因而會危及接班人的地位。

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也堪稱是中共制度下的合格接班人。但這樣的合格接班人,在上位之後,放眼所及,幾乎全是前任領導人安置的官員,如果不想蕭規曹隨的話,就必須冒著被平時看似走過場的程式所顛覆的危險。消除這個危險,也只有通過換人——或曰「重用改革促進派」來實現。

就習近平而言,其無人可用的現狀,除了制度所限以外,還與其接班後所宣示的政策密切相關。其延續江、胡的政治標準、更加傾斜的意識形態導向,以及「兩個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定論,無異收緊了言論空間以及判斷言論是否政治正確的尺度。在這樣的空間下,用這種與江、胡並無大異的尺度約束,就很難出現異於江、胡標準,而有可能符合習近平標準的改革促進派。

事已至此,如果改革促進派已經來不及培養、發現和重用,那麼,要把19大開成一個勝利的大會,也只有向那些以江、胡標準被重用的人妥協。妥協的說法恐怕有損威信,公開的說法應以「團結」為佳。而要團結那些已經被拍蠅打虎嚇壞了的官員,把風頭勁猛的反腐敗停一停是不二之選。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家)
——原载《世界日报》





李兆富:国际足协贪污案之反思

图:左上起顺时针依次为:韦布、Eduardo Li、Jack Warner、Eugenio Figueredo、Nicolás Leoz、José Maria Marin 和Rafael Esquivel



国际足协在选举新一届主席之际爆出特大丑闻。美国联邦司法部向九名与国际足协有关之高层提出检控,并且要求瑞士政府拘捕,并引渡到美国受审。

根据瑞士联邦司法部发表之声明,被捕人士涉嫌由九零年初起,就多项足球赛事之转播和赞助权,非法收取超过1亿美元贿款。

调查揭发,部份相关人士就明年夏天美国举行的百周年纪念美洲杯,收受高达1亿美元贿款。由于有关贪污交易在美国发生,也牵涉到美国银行,故此,美国司法部才高调介入。被起诉人员,包括FIFA前副主席沃纳(Jack Warner),以及其馀八名来自中北美洲之国际足协高层。

资料显示,国际足协一年收入高达十三亿美元,另外有十四亿美元的储备,这个理论上的非谋利组织,由全体大会监察。全体大会每年开会一次,另外有一次特别大会,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其实,早在2006年,已经有英国记者Andew Jennings揭发国际足协的黑幕,甚至连英国国家足协的前主席,也公开表示,国际足协是个像帮会一样黑暗的组织。

这件事令我感兴趣的地方有:一,为何一个机构会一步步走向腐败?二,为何一个机构明明已经烂透,但仍然可以继续下去?三,这种被腐败蚕食的机构,最终会有怎样的结局?

先说腐败的成因。有人认为,是监管不足。这种解释,总有人当作是最终答案,但永远都没有人讲得出,最终又由谁去监管负责监管的人?

亦有人相信,不如将一切都交由普选去处理,最公道。不过,从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的角度看,选举要发挥监察的功能,最佳的安排是将每个选区尽量定得细一点,好让每个选民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否则,当每一票都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的影响力,选举就很易沦为少数政治既得利益行之如仪的愚民工程。全球性的组织要透过选举制衡,理论上极不可行。

说了那么多普选的坏话,恐怕已经有听众不耐烦地以为我是反对普选。不,这个制度行之有效,没有反对的必要,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其使用方法,才能将它最好的一面尽量发挥。回到制衡权力防止贪腐的问题,事实上,有许多反对普选的观点,就是说不少发展中国家都有普选,但贪污问题同样不受控,并以此为藉口去反对以普选产生民主政府。

这个讨论最大盲点,就是没有搞清楚自由民主政制的精神。假如说自由民主政制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一种信念,我想讨论就算踏上了正确的方向。

民主不是和平的权力轮替,也不是甚么选出人民心中的领袖,而是有个机制去防止公权扩张和被用作谋取私利。贪污就是公权私用。国际足协的高层以公权谋私,所以是贪污。防止贪污,最好的方法是如非必要,都不让权力生根。

权力一生了根,就很难杜绝它的扩张。当今太过半吊子的政治主张,都是为了为制造公权力而来,广义地说甚么权力轮替的胡说八道,也是为公权力膨胀的一种掩藏。回到刚才我提出三条问题的第二条,为何明明烂透的机构,仍然可以苟延残喘?我的答案就是,因为权力生了根,造就了一群既得利益者。这群人为了自己和手上的肥肉,会用上各种方法去捍卫制度,那怕是再扭曲的道理,他们一样可以讲得出口。 

一个公权和私利混乱不堪的制度,我不知道会有甚么终局。按道理,应该都不会好到那里,至少效率应该会极为低落。发生在国际足协,大不了就是球迷转去欣赏其他运动。可是,当问题发生在一个国家,众人每天事无大小都被权力和贪污的阴影所笼罩,我想这个国家的国运应该极为暗淡、极为悲观。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美国在国际足联贪污调查案中对14人提起指控


(华尔街日报)美国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周三表示,九名足球官员和另外五人在美国受到贪污指控,他们被控通过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 简称:国际足联)一个24年期项目中饱私囊。

这些被告中包括国际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机构负责人韦布(Jeffrey Webb),以及他的前任沃纳(Jack Warner)。韦布还担任国际足联执委会副主席。

长达47页的起诉书指控两届足球官员与体育营销高管共同排挤竞争对手,为自身谋取利润丰厚的合同。

检方称,美国和南美体育营销高管向国际足联官员行贿和提供回扣逾1.5亿美元,以获取国际足球赛事的媒体和营销授权。

当局表示,已有六人认罪,包括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Concacaf)前秘书长布莱泽(Charles Blazer),和沃纳的儿子Daryll。

根据起诉书,这些贪污行为影响了世界杯预选赛和其他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赛事(包括在巴西的比赛)的相关授权。检方称,2010年世界杯主办国的甄选也受到了影响,那届世界 是在南非举办的。

应美国的要求,瑞士警方周三早上逮捕了包括韦布在内的七名足球官员。美国警员携带搜查令对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位于迈阿密的总部进行了搜查。

其余被捕人员包括Eduardo Li、Julio Rocha、Costas Takkas、 Eugenio Figueredo、Rafael Esquivel和 José Maria Marin。瑞士警方称,被捕人士目前暂被拘留,等待引渡。

FIFA周三还受到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Switzerland)的调查。该办公室称,已启动针对个人的刑事诉讼,这些人的罪名是管理失当,且涉嫌进行与2018和2022年世界杯申办有关的洗钱活动。2018和2022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已分别花落俄罗斯和卡塔尔。
FIFA发言人表示,调查时机也许不是最好的,但FIFA对此表示欢迎,并将全力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

鲍彤:但愿不比当时的周永康差劲

图:在京多位访民在北京南站拉出横幅为徐纯合讨公道
黑龙江庆安县徐纯合被枪杀案,言人人殊,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我听到的版本是:徐纯合夫妻双病(本人有先天性心脏病加肾炎;妻子患精神分裂症),母老,家贫,子幼(6岁,5岁,3岁),要求孤儿院收养被拒。走投无路中买了车票拟赴大连亲戚家托养老母幼儿,在火车站被警察怀疑有上访嫌疑,于是"截访",于是禁止他上车,于是徐纯合因此被铐,被打,最后在扭斗中被警察枪杀。
还有其他不同版本。但我只能根据我所听说的版本说话。有人认为死者是"人渣",非杀不可,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但我认为,这是悲剧,非但是死者的悲剧,更是法治的悲剧,国家的悲剧。
此案关键多多,值得一一探讨和总结。其中致死之由,是警察奉命必须执行"截访"的政治任务。这任务是否出自中央,我没有根据,不应该妄加推测。但是可以肯定,许多地方都不约而同具有"截访"的任务;许多交通要道都有警察承担此项工作。另外还听说,"截访"是和经济利益"挂钩"的。疏于"截访"的地区,不仅要受批评,而且有可能被上级处以罚款。"截访"有功的机关和人员,则能得到当地领导的奖励。据说,这是事关国家稳定和领导荣誉的大事,有关人员守土有责,不能说空话,必须干实事。
如果以上传闻不实,我希望中央主管机关明确宣布绝无此类丑事,以便全国访民共同免予遭受被非法拦截的恐惧。如果确实存在着此类成文或不成文的非法规定,我希望中央主管机关明令加以废除,借以保证公民的上诉权,落实依法治国的原则。
死者已矣。重要的是教训,真相需要大白。善后必须认真。最重要的是,国家应该进步。如果从此得以把成文或不成文的"截访"任务送进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室中去,未始不是一种进步。
我记得好像是2003年,好像有一位名叫孙志刚的公民,在收容所中被打死。致死之由是存在着收容制度。举国上下总结这一沉痛教训,迅速导致收容制度的废除。当时的政法委负责人好像是周永康。周现在已被立案,想必劣迹累累。不过我想,当年在废除收容这一点上,他如果发挥负能量,大概什么都办不成了。十五年已经过去,但愿当今主管人员的作为不比当时的周永康差劲。

(RFA)

2015年5月27日星期三

关押满周年:于世文狱中发表六点声明

于世文

马连顺律师转述:(5月27日)今天会见于世文先生,他写的一封信,因狱警不让律师接收,所以当场口述如下。

于世文狱中六点声明

一个月前,在狱中接到管城区法院送来的检察机关指控我一年前组织、策划、公祭六四英烈,缅怀耀邦紫阳,涉嫌寻衅滋事犯罪的刑事起诉书,这也就意味着"郑州十君子"案件,到了公开审理阶段,作为唯一被告人,我可以公开发声名了。

一、              感谢国内外关心"郑州十君子"的所有人士。2014年5月26日,郑州公安机关"奉上级指令"非法束缚包括我在内的十位参与公祭六四活动的公民,并在这之后的一百多天里,剥夺我们聘请律师的合法权利,他们成立几百人的专案组,征用旅馆、统一吃住,审讯外调取证,节假日不休息,昼夜连轴转,准备破获一个所谓的"大案彻底摧毁中原地区异议人士圈子,成千上万的国内外网友,迅速自发组织起来,网上持续关注事态发展,大量维权勇士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来到关押我们的看守所门前现场声援,发表文章,发表声明公开支持我们,并组织律师团队为我们义务辩护,是对六四的共同情感,对民主自由的真诚渴望,让大家走到一起来,没有大家的守望相助,今天被起诉的将绝不止我一个人。大家的努力和付出,共同催生的"郑州十君子"事件,使中国的民主化抗争又一次得到巨大告慰,感谢大家!

二、              我欠六四的太多太多。我很欣慰终于为六四贡献了绵薄之力,我情愿为六四坐牢,况且轮也轮到我了。作为六四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我欠六四的太多太多,六四给与我的太多太多,没有六四,我的青春得不到张扬,情感得不到升华,事业理想不能明确,人生目标不能坚定。六四过去的26年来,一批批仁人志士为践行六四理想,为中国民主自由义无反顾的先后走进牢门,就像接力赛一样,现在轮也轮到我了,我很内疚惭愧,由于懦弱和自私,我来的太晚了。

三、              我将在法庭上一言不发,保持沉默。用无声和不合作表达对非法审判表达最强烈的抗议!对于玩弄法律的所谓庭审和判官我将用不理睬的沉默表达对他们的蔑视和审判资格的质疑。在我心中六四是圣洁的,我愿用生命捍卫六四的尊贵和尊严,我很清楚这种庭审无非走走过场,因我的案件是大陆许多年来直接涉及六四的案件,法庭上不可避免的要谈到问到许多关于六四的问题,而主审法官他掌握的法槌完成上级交待的制止正面宣传六四的任务,与其这样还不如保持沉默,不配合演戏,不给当局任何企图亵渎六四的行为以可乘之机。

四、              沉默并不表示放弃自我辩护的权利。我将写好自辩词,并在庭审前公之于众,当法律被扭曲,成为专制强权的奴仆和工具时,唯有诉逐于公理、正义、人心、历史和时间。

五、              我们要共同警惕有关部门的下三滥手法,司法机关唯一指控我的是"编造虚假信息……向媒体提供的42个签名……被签名现已落实人员中,部分人员签名系于世文未事先争得本人同意,或者未授权即予以打印并对外公布。"而事实是,这42个打印签名除我和我妻子外,其他人均是我们夫妇的朋友,他们都是六四的亲历者和同情者,他们有的人到了公祭现场,有的人因种种原因来不及赶到现场,但对我发起的公祭活动完全支持认同,当局的险恶用心在于一举二得:构陷我入罪、分化瓦解六四阵营,使我们朋友间祸起萧墙,我们要共同警惕这种下三滥伎俩!

六、我保留对本案署名检察官(公诉人代理人)追诉的权利,尽管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案不是几个基层检察官所能掌控的,尽管赵晓瑜、马晓琳女士多次表示"身不由已"的歉意,但我保留对赵晓瑜、马晓琳终生追诉的权利,我的心中没有仇恨,我也知道宽容是一种美德,但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专制和体制不是每个人都行平庸之恶的挡箭牌,唯有如此,专制才能早日铲除,体制才能早日转型。


于世文
2015年5月27日,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梁京:中国的豪赌


新一轮资产泡沫来势凶猛,已成为眼下所有中国人生活中最热门的话题。这一轮泡沫最大的特点,就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对那些一直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自不待言,即便是对那些一直看好中国经济的人来说,这一轮资产价格泡沫的到来之快、之猛,也是大出意外。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已高度失衡,其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人们因此而相信,信誓旦旦的决策者绝不可能明知故犯,选择刺激资产价格泡沫的方式来解救经济下滑。这不是自杀吗?

不过,对不少人来说,尤其是那些在这一轮股市大涨中发了横财的人来说,身处泡沫经济中的感觉,与瘾君子们戒毒后第一次吸食毒品的感觉是一样的:一方面知道自己向著可怕的后果又近了一步,另一方面,又空前自觉地享受这短暂的快感。股市大涨,让不少新股民第一次尝到了赌场初次得手的快意,也让靠房市谋生的许多人再度兴奋起来,因为股市上的赢家已经开始把利润投入房市。

微信中流行著对这一轮泡沫成因的各种解读,其中不乏阴谋论的版本。我读到了署名"妞掰"的文章,就是一篇代表作。文章认为,政府发动这一轮大牛市,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化解地方债务危机,二是从股市上捞一把来补社保基金的大窟窿,三是解救银行坏账,四是让上届当权者及与他们关联的权贵,从股市上再捞一把,体面退出权力场...。

这种阴谋论虽然很有市场,但并不符合常识。因为如果当权者有如此的本领操纵市场,他们也就有能力做更好的选择。常识告诉我们,人为制造泡沫来达到上述目标,风险极大。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当权者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风险极大的决策?我的回答是,第一,当局没有能力改革,认为别无选择;第二,当局也没有料到泡沫来的会如此之快。

所谓别无选择,就是说习近平的底线思维,不允许经济增长下滑继续下去,否则,将危及他的权力稳定。情急之下,顾不了许多,只好冒险赌一把。我相信,他们对于泡沫来的这么快、这么猛,心里并不轻松。

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一轮资产泡沫将如何终结,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后果?这一轮资产价格泡沫来势凶猛,已经引起广泛警觉。因此,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就是高层在各种政治压力下,主动捅破泡沫。但这样做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也非常大,搞不好,会导致内外危机全面爆发,索罗斯甚至认为有引发世界大战之虞。

因此,当权者完全有可能把这一次资产泡沫过程维持一段时间,也就是用人造牛市来换取时间,寻找改革出路。这个逻辑与王岐山"用治标的办法来换取时间"的思路更为一致。那么,中国的资产泡沫是否能维持一段时间呢?这个问题将集中地体现在中国的这一轮资产泡沫,是否会影响到人民币的汇率稳定,而这一点既取决于美国愿不愿与中国当局合作,也取决于中国愿不愿与美国合作。

从中美两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加剧来看,中国很可能押注美国不敢不支持人民币汇率,更不敢与中国开战。这是中国当局敢于让这一轮资产泡沫持续下去的一个深层原因。中国当局这样押注有可能获得一定的成功,但也会带来极大风险。

短期和中期的风险,就是中国政治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预测这些短期乃至中期风险何时爆发、如何爆发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当局刺激资产泡沫的豪赌给未来带来的长期风险,则是可以预见的。

最大的风险之源,来自于这一轮资产泡沫将极大地加速中国人口向北上广的集聚、向省会城市的集聚,从而形成极不均衡的人口空间分布。加速人口集聚的基本原因不仅是经济的,更有心理的。因为中国的基层和农村治理正在加速恶化,因为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和恐惧在日益加深,这一切都推动许多人卖掉小地方的房产,以不可思议的价格购买中心城市的房产。这也是这一轮房市泡沫不同于以往的深层原因。

由这一发展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难题,将不仅令中共的治理危机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对全球经济和秩序的稳定,也将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因为不难预料的是,中国向海外的移民,也将掀起新的高潮。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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