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三十年，什么“东”“西”？

从1978到2008，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三十年了。回首既往，论家蜂起。这半个甲子的风风雨雨，在各种不同视角下，以多元形态呈现在世人眼前。

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问，中国改革三十年，什么“东”“西”？

各家论述，众声喧哗，这里无法一一涉及。譬如，对于原教旨共产主义老左派的观点，因为它不成气候，已处边缘，兹不赘轮。

本文只想粗略考察三种有某种代表性的关于三十年的观点，焦点局限在毛、邓这两个三十年的异同。在政治光谱中，我把对改革的看法简化为的三个区段：1、左翼（毛邓）统合派观点；2、自由派的区隔论述（毛邓的六十年前后对半二分，改革三十年二分）；3、右翼统合派观点。

左翼统合派的观点以甘阳（左图）为甚。他认为：“把前三十年（毛时代）和后三十年（改革时代）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 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倾向，那么，‘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 对于 “一些比较大的争论，特别是涉及到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他一反众议，竭力讴歌毛对于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贡献”，认为毛为1978年之后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由此进而认为毛时代30年与后毛时代30年，这总共60年是连续的、一体化的，二者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他向往的未来，则是“儒家社会主义”。这大体可称为肯定式的毛邓统合派：六十年一贯制。

右翼统合派观点以刘自立为代表。他的基本观点是毛时代与邓时代无甚差别。他认为“49年，是人们说的革命或者建国"有功"。功在何处？就是恢复私有制，土地私有——这是伟光正之"第一功"；再就是实行《共同纲领》，确立新民主主义论，让资本家合法化，对知识分子来一个同进凌烟阁，大家分田，分钱，分官，真忙。…. （但）这个逻辑很快就破产了，章罗们，很快就成为右派；资本家们成了财产被剥夺者；农民们，被取消了土地私有，于是，我们从结局看待当初，会有一种‘统一场’论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所有权贵改革的端倪，全部出现在所谓92年邓氏南巡以前，只是以后，变得变本加厉。这些端倪是什么呢？一是，改革不曾引进任何普世价值和自由理念。这个东西，比较49年共产党推崇土地私有制，要落后得多，只是做到承包制；在所谓市场经济机制中，从来没有引进党可以不领导经济，也无权领导之的任何理念。党的经济垄断，从来没有在理念上和实际上，哪怕是做些许摒除。”这大体可称为否定式的毛邓统合派：也是六十年一贯制。

在自由派，则基本上采取区隔毛邓时代的立场。虽然各位作者的具体论述不尽相同，但大体共识，仍有迹可寻。譬如秦晖认为：“中国改革前（毛时代）经历的是一个负帕累托的过程，几乎所有人都吃亏，获利的人极少。改革在负帕累托的背景下进行，（改革）前期阶段就自然变成了所有人都得利的过程。”“文革破坏了计划经济，使改革具备了一些条件，这个说法有道理，但认为当时把计划体制破坏掉了就是一个进步，我觉得这是错的。”“文革时代破坏计划经济并不是要搞市场经济，它造成的结果是一种既没有市场也没有计划的糟糕状态。”

朱学勤认为：“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改革在党内的开明取向的党员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但）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岁月。第二阶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徐友渔则认为：“改革开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下提前进入议事日程的，这场浩劫使原有体制的弊端暴露到极致。….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告别了毛泽东时代，迎来了邓小平时代。”这些大体都可称为区隔毛时代和邓时代、区分两个三十年的论述；但他们也承认，在政治结构上，二者之间仍有相当强的连续性。

显然，对三十年改革的评估，无法绕开邓小平。对中共执政六十年的评估，绕不开对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个政治符号的比较与评估。

邓，作为一个毛式左倾路线的两次受害者，作为因毛氏红卫兵批斗致残者的父亲，他看到并切身体会到毛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从感情上否定毛应是顺理成章；然而，作为毛创建的的政权和利益集团的继位者，作为毛早期的党内追随者，从理智上他却不得不洗刷毛的大部罪行，而把它转嫁到毛夫人及其同伙身上。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操作者，他无疑已经清楚，中国问题的症结根本上正在于制度和意识形态，但对于自己前半生为之奋斗的、执政合法性源泉的马列毛主义，他又不能“砍旗”，只能“挂羊头，卖狗肉”，在原有意识形态旗帜下改变其内涵。即，仍然使用马列毛的话语系统，但是通过把强调重心的移位，通过颠覆原有的内容等方式，邓为自己的政治转向作了实用主义的辩护。邓的两难悲剧在于，他必须用反(马列毛)意识形态的经济方式才能挽救党，而公开声称反(马列毛)意识形态又必定摧毁共产党。因此，非毛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只能做，不能说。这就是他提出的“不争论”方针的奥秘。

毛泽东与邓小平，虽同为共产党，但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舞台上的两个象征符号，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向和治国风格。毛吟诗作赋，耽于梦想，不守常规，蔑视法制，置几亿生灵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于不顾，大起大落，折腾了中国近三十年。饿殍遍野，冤魂无数。邓低调求实，少说多做，乾纲独断，毅力非凡。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冒死犯难，签约单干。农民这种以死相拼的气势震撼了中南海。邓因应大势，顺水推舟，打开了在经济体制上非毛的闸门，放松了经济上对国民的强制，变革了毛氏的人民公社等经济制度，把中国向世界打开，放权让利，为经济起飞解除了束缚。然而，不可原谅的是，也正是邓，把坦克车开上大街，血腥屠杀了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成为他永远抹不掉的历史罪孽。

诚然，如刘自立看到的，毛邓不是没有共通之处，那就是竭力坚持中共的垄断权力。然而倘若说1978年的逻辑与1949年的逻辑是一致的，那也是昧于事实之论。

1949之后，在56、57、58年之合作化、公社化、剥夺资本家以及打击右派实施思想国有化，这些是对于中共在《历史的先声》中自由民主许诺的彻底践踏和逆转，已无可争议。刘自立文内虽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刘把建政初期的土改一言以蔽之为“恢复私有制”，则是明显误导；称78年后的改革开放“比较49年共产党推崇土地私有制，要落后得多，”亦是过甚其词。在49年土改那里，先是用暴力抢掠私人（地主富农）的土地与财产，名义上分发给其他私人（贫下中农），然后，合作化、公社化又统统拿回土地至一家（党-国）手中独占，土地被集中到了一个最大的地主——政府手中，真正彻底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乃枉顾任何历史正义。是故1949年之后（56、57、58、66年）毛的逻辑是明火执仗的抢夺与倒退，是与文明背道而驰的野蛮化，这难道还有什么异议？试问，如今农民的地契何在？

而回观1978年之后的改革以及1992改革重启，固然内蕴严重缺陷，但无法称为倒退，则是显然的。

大体上，1949 与1978，一个是自闭于国际社会，一个是渐近于外部世界，后者虽然摇摇摆摆，进三退二，但两者的逻辑及其方向仍是不同的。

1992年的改革重启，虽然政治上禁忌森严，但在经济制度上，邓的“不问姓社姓资”，已经跨过了八十年代反复缠斗的共党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门槛。人或问，何以至此？深究之，它的“解放”机制，其实蕴涵在如下未曾明言的逻辑前提里：当局在大街公开杀人之后，一条最难的心理“禁忌”和防线都冲破了，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做的“禁区”呢？于是，姓社姓资、道德规范、法律条文，礼仪廉耻，.....无所谓了，它们通通丧失了约束力。借助胡赵八十年代奠立的经改框架，借助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一个空前的“淘金热”降临中国，一个权力与资本交易的机会君临中国，并最终把中国热烘进了世界贸易组织。后三十年的中国，与前三十年相较，除了政治禁忌仍存，其余已百无禁忌。

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硬生生“整合”在一起，并高调捧毛，甘阳的抬杠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涉及的是基本事实问题。其实，连中共自己也承认，在毛时代后期，中国“经济已濒于崩溃的边缘”。也许，甘阳要的就是这种混乱和崩溃。倘若用一比喻，他的文章的逻辑简单概括起来就是：要在同一片土地上建一座崭新的城市（新经济制度），是有老城市的建筑（计划经济）存在好呢，还是干脆就一片废墟更好？他选择的是毛氏废墟。也许，在废墟上建设的确方便，用毛的话来说，“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别忘了，旧城也是有人居住的。（前苏联计划经济）式的旧城旧屋固然令人处处受缚，非常难受，但总比居无屋，在废墟上挨冻受饿要强。甘阳大概已经忘记了在三年大饥馑中横卧于村的三千多万饿死的农民，也忘记了自己当时成年累月饥肠辘辘的感受了。十几、二十年前他可并未忘记这些人类史上罕见的灾难与罪孽，屡屡愤愤然向天指控。如今何以如此心平气和飘然物外了？也许他真有了重大的学术发现，发现什么反右运动，什么大饥荒，什么文革浩劫，什么六四屠城….，统统是子虚乌有，惑众妖言。倘若甘阳果真有此重大学术成果，何妨略示一二，以开化一众凡庸之辈？否则，何人愿意被“整合”进那他津津乐道的闭锁于世界的毛氏“一穷二白的三十年”呢？人，毕竟不是毛氏实验室的实验品。实际上，那个实验室，至今还存在一个封存的缩微版和活化石——北韩。如今，是人们投奔那毛氏实验室，还是被实验的人们纷纷冲出围城呢？要判断人流的方向，只需到中朝边境去看看就清楚了。

鉴于上述，虽然有些细节与用语或有可争论之处，但不必讳言，笔者的基本看法与前述秦、朱、徐等朋友是有相当大共识的。简括而言，固然毛、邓时代有其联系，但这两个三十年显而易见的重大区隔仍属基本常识，它是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和一般中国人共享的前提和常识。那不是任何标新立异可以抹杀的。

如今，又是三十年了。我们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这是今天中国再次面临的基本问题。正徘徊在这一历史的分叉点的我们，突然听到了几声轰然巨响：

《黑龙江省富锦市72 村4 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公告》、《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250户农民坚持宅基地所有权要求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地权宣言，在新旧年关之交，它们似历史的雷鸣，滚滚而来。

聆听这些雷鸣，我不能不回忆起三十年前在安徽凤阳小岗村，那张印有18个红手印的协议书——18户农民冒死签的约：“……2、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3、如果队长因此犯法坐牢，他家的活由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养到18岁。”到会的18户户主赌咒发誓按下红手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分田单干“大包干”的起始，这张浸透多少人血泪的“协议书”，揭开了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序幕。

三十年前，农民冒死要求的是摆脱共产党强加给自己头上的“公社集体”，要求以农户为单位“承包”土地，自己种植庄稼。

三十年后，新一代农民正大光明地声称：“我们农民从来认为，不管叫什么名词，土地还是我们农民的地……现在我们省庄村全体农民按照天理、按照历史和我们现在对土地的实地占用情况，向全国贴出公告。一、我们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这些土地曾归我们的世代祖先所有，现在归我们和我们将来的世代子孙所有。”“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 享用。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

这是气壮山河的宣言，这是震撼人心的公告。

三十年前，是十八户农民冒死秘密签约，要的是土地使用权；三十年后，是成千上万户农民堂堂正正公开宣言，要的是土地的所有权。三十年前那一纸密约，开启了后毛泽东的时代；三十年后这声声雷鸣，孕育的是怎样的新时代秘密呢？也许，几年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注：本文引文请参见下列文章：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来源: 光明网
刘自立： 改革的发生与幻灭——“对改革30年的看法”的看法 观察
秦晖： 中国改革：增进福利与责任政府之路 21世纪经济报道
朱学勤：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总结理论频道 南方网
徐友渔：中国改革开放30年 作者博客
《黑龙江省富锦市72 村4 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公告》
《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
《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250户农民坚持宅基地所有权要求实现"居者有其屋"》

图：后排右三为刘自立

傅国涌：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分流

“知识分子”本来是个外来词，何谓“知识分子”？不同的人有过不同的解释，18世纪，一个俄罗斯作家拉吉舍夫曾写下这样一句话：“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 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有人说，就在这一瞬间“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大地上诞生了，这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内涵的理解。法国人认为“知识分子”是和左拉的《我 控诉》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但是，在我们这里，特别是主流媒体和官方的话语体系 中，通常使用 “知识分子” 这个词是有着特定含义的，那就是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教师、医生、作家、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研究者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一概都被叫做“知识分 子”。

作者：廖冰兄

如果我们把前者叫做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将后者称为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两个概念之间，也有交叉和部分重叠的地方。即便从职业角色来说，长期以来，知 识分子阶层代表的也是社会中比较进步的部分，他们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阶级斗争年代，之所以成为排斥、打击的对象，就是因为他们比工人、农民掌握了更多 的知识，具备基本的思考能力。他们从事的非体力劳动因此受到空前的蔑视，他们被看作是必须依附于“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的复杂劳 动在简单的体力劳动面前，仿佛就是一种耻辱，所以他们大部分人成了“臭老九”，被打入社会阶层的最底端。这段痛史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记忆犹新，终 身难忘。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显著变化，他们被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掌握的科学技术此刻成了生产力，拥有文化知识不再是一件羞耻的 事，经济改革需要他们的参与、奉献和创造，他们开始重新抬起头来做人。1977年高考的恢复，知识分子的翻身，这都是时代转换的重要信号。但是，整个80 年代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在高校等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一度弥漫着不平和怨气。那个年代，个体户喝了头一口气，率先成为富起来的人，刚刚 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和国有企业的工人，都还是早期经济改革的受益阶层。“脑体倒挂”现象刺激着知识分子的心灵，“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 如拿剃头刀的”等等，就是那个时候流行的顺口溜。

进入90年代特别是最近的十来年，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当人们在21世纪的今天蓦然回首，变化之大常常令人瞠目结舌。总体上，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与80年 代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好转，特别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收入，有了天壤之别。也就是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职业阶层出现了高度分化，不再是以往那样 的铁板一块，足以自己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阶层，而是像散了一地的珠子，分别滚落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去了。其中，知识分子的上层进入了掌握最大多数资源、 居有绝对优势的富人阶层，这包括经商的、从政的以及各类明星，已位居社会中心，或接近中心，笼罩在鲜花、掌声、财富的光环之下。经济收入不上不下的知识分 子还在挣扎之中，努力改善自身的处境，活得并不轻松。知识分子的下层则已被边缘化，生活处境和上层社会的奢华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同在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地位也有很大区别，每个人因为追求、才能、人品和许多偶然的因素，个人的处境可能完全不同，这与每个人大致上属于哪个阶层关系不是太大。

同是脑力劳动的职业，大学教授和小学教师的地位、身份、收入，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语。担任行政职务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同样的学 历、学位、年龄、地域，在非垄断性行业工作的人与那些在带有垄断性的电信、税务、电力、金融等行业就业的人，公开的经济收入就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还 不考虑灰色收入等其他因素。同是作家，有人年收入上千万、名列富豪榜，有人一年不过拿干巴巴的几万元工资。国家税务总局将大中学教师、医生以及律师、会计 师、审计师、税务师、评估师等都列入了“高收入个人”，其实，即便同是一所大学的教师，教授与副教授、讲师、助教之间，教授与教授之间，不同学科的教授之 间，经济收入上也天差地别，有些大学工资收入的等级拉得很大，最高的与最低的相距在10倍甚至几十倍以上，还没有计算其他非工资性的收入和好处。一年多前，《中国青年报》曾刊登一篇报道《大学教师薪酬调查：富教授年收入超过百万》，透露了许多有关信息。

可以说，职业知识分子这个人群，还没有一个时代像当今这样高度分化，从经济地位的两极化到思想上的五花八门、甚至针锋相对。赢家通吃，贫富悬殊，两极分 化，不仅是今天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现实。所以，我们很难单纯去谈话知识分子问题，同是知识分子，每个人的处境有可能完全不同，这当然 不是自今日始，但很少有像今天这样分明和严重的。简单地说，我们今天很难泛泛而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他们之间，哪怕是同在一个单位，也完全可 能相去千里。

经济处境上的剧烈分化，反映在知识分子精神层面上的分化同样显著。过去我们常说知识分子有关怀民族命运的传统，现在的知识分子则是一个被撕裂的群体，很少 有共同的利益，更无共同的精神目标、道义诉求，由于知识分子被分别嵌入了其他的社会阶层，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也随利益分化而各有所求。最根本的是，在一个空 前的物质化时代，穷怕了的中国人[不光是知识分子]对物质的膜拜远远超过了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中国本来就有很久远的实用理性传统，而这个时代把这种实用理 性发挥到了极至，知识分子与商人、工人或其他不同分工的职业群体变得越来越相似，目光似乎日益短浅，惟利是图成为整个社会的中性词乃至褒义词，人们只关心 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于超越物质和世俗层面的一切不屑一顾，对自己眼皮底下的那些得失很在乎，在名利场上可以不顾一切，奋力拼杀。人间的正义、公平、 自由等等听起来空洞而不切实际的价值、理想，正在渐渐远离甚至退出许多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

有人说，在许多号称“精英”（不光是知识分子）的人中出现了一种相当普遍的“宠物化”倾向，以做“宠物”为荣，处处炫耀、显摆自己的“宠物”身份。台湾作 家龙应台很惊讶，她在和大陆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时候，发现饭桌上人们只谈房子、车子、孩子，很少有公共话题。什么国家命运、民族未来已经不在他们的心目中有 什么位置。确实，这个时代许多人只关心什么牌子的汽车，什么样的房子和装修，并在这当中获得满足。用哈维尔的话说，这属于蔬菜、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与遥 远而深邃的星空无关，无论这一切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选择结果。

当然，我无意苛责这类知识分子的选择，他们也是凡人，只是血肉之躯，人类的本能，人性的自然趋向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取向，作为一个职业的知识分子与 其他职业的人群并无什么不同，其他的职业群体也绝对好不了哪里去。人们更多地追求物质层面的东西，并从中获得自我肯定和安慰，这原本是正常的。他们中有许 多人为了保证这样的生活现状也活得很累，也有很多的苦闷和牢骚。每个人都不过是环境的产物，性格决定命运，更多的人总是适应环境，只是极少数人能摆脱环境 的束缚，展开自己的翅膀。事实上，在大多数的时代，多数人的选择总是顺应环境的，也不只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忧 虑的焦灼，主要是觉得底线被突破了，以往，无论时代如何黑暗或者不公，总还有一条道德的底线、人道的底线，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这些做人的基本底线，在每个 人心目中起码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是不可挑战的。今天，在一个迅速变化的转型时代，在一个每个毛细血管都被调动起来向钱看的时代，医生的医德、老师的师德越 来越多地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大学校园里的丑闻经常见诸报端，光是不断曝光的大面积的学术腐败，那么多抄袭、剽窃的论文，就足以让人感到羞耻，感到斯文扫 地。底线的不断沦陷，才是良心未泯的人们忧心忡忡的主要原因，人们才普遍怀疑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是否出现了问题。

此外，之所以我们会对“知识分子”潜在地怀有一种期许，恰恰是因为我们常常把职业知识分子与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标准混合在一起。如果用精神标准来衡量当 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事实上，90年代以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也处于成长当中，而且不断地成熟起来，一个精神上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渐渐浮现出来，他们 的声音并没有被物质的喧嚣完全淹没，只是需要人们仔细地去聆听、去鉴别，与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壮怀激烈、满腔热忱相比，现在的知识分子可能变得 冷静多了，对自己的定位更准确一些，想问题也更深入、更清晰了，他们中许多人已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知道自身在推动社会进步时的位置，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 性和转型的艰难，不再有那种舍我其谁的夸张和豪情，不再有包打天下、担当救世主角色的幻觉，他们深知自己“生活在此处”，不逃避，不苟且，直面现实，从容 笃定地向前迈进，进得一步就是一步，不指望一步登天，不幻想天上掉个大馅饼，不怀抱毕其功于一役的宏图大愿。虽然与整个庞大的职业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也许 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但这不是问题。拂去五光十色、让人眼花缭乱的种种表像，这些知识分子能在一个虚无和拜物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在外在权威和内心理 想的挣扎中成熟起来，在大众传媒视野往往不及的地方，在这块积淀着历史苦难的土壤上，不断地生长起来，这本身就足以让我们感到欣慰。他们当中不仅包括一些 学有所成、在自己专业领域已有建树的学者，也包括许许多多分散在各个行业、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的普通人，他们思考、关怀的问题却是大致相同的，他们身上的 责任感、公民意识正在一天天显露出来。在互联网上，以70后为主体的年轻一代，日复一日，包括个人博客等方式在内，表达自己的意愿，脚踏实地，思想并行动 着。这恐怕也是以往的时代不曾有过的一道独特景观。

这种思想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和强大的无所不在的世俗力量相比，表面上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但是，我相信人类的存在从来就不仅是物质存在，推动人类进步的 根本力量从来都蕴涵在思想当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力量就在思想中。知识分子的分化是社会的趋势，是泥沙还是金子，要经过岁月的淘洗，是金子总会沉淀下来，真 正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会超越物质的羁绊，发出时代的真实声音，担当起批判的角色，肩负起他们该负的那一部分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我并不是很悲观。 （作者博客）

刘洪波：受灾如同中大奖？

安徽省阜南县王家坝镇李郢村去年7月泄洪受灾，现在，这里诞生了“最幸福灾民”。自去年11月中旬至今，这个村的郑继超自己已记不清受到了多少次探望，而根据网上检索到的新闻，他至少已被探望了7次，包括从中央到村乡的各级领导，以及中央部委及省里的媒体。
　 　
郑继超确实可以担当“最幸福灾民”的称号，我想，一个人因为受灾而成为“最幸福的人”，可能也是只有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产生的奇迹。现在，可 以说郑继超已经成为受灾农民的代表，他的经历被用于证明受灾农民过着幸福的生活，他被反复探望被用于表明灾民受到了各种关怀，而他的表现也足以证明，他是 一个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灾民，与得到7次探望非常般配。
　　
我相信，郑继超获得了7 次探望，与他同村的灾民一定也生活在幸福之中，郑继超得到了一遍遍的物质温暖和精神慰问，他同村的灾民也会一并获得相应的实惠，他们都不会面临灾民通常要 面临的生计问题、补偿款或救济金被克扣的问题。郑继超与他们如红花绿叶相映，共同织成“受灾不受难”的幸福受灾图景。
　　
当然，我也相信，郑继超 被反复探望，首先在于时代需要这样一个幸福灾民，安徽也造就了这样一个幸福灾民，然后得力于郑继超所具有的“现身说法”能力。在第一次被探望时，郑继超说 “楼盖好了，路加宽了，做饭用沼气了，生活提高了，这一切都要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向人们传递了喜人的灾后信息，也表达了出现喜人局面的原 因。在第二次被探望时，郑继超接过送来的棉袄，说“又新又厚，穿在身上实在暖在心里，俺们群众没有想到的，政府都帮俺们想到了！”第三次，他向人们证明了 补偿金发放“没有任何虚假”。以后，他又说了“有党和国家做靠山，我和乡亲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政府对俺真是关心……俺不愁吃、不愁住、不愁 烧。天虽说冷，但俺们灾民心里感到暖暖的”，“想到胡总书记会来，那天下大雪，又快过年了，来视察关心我们老百姓的生产自救，感觉非常激动，证明党对人民 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
　　
发生在郑继超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政府与人民在一起”的和谐成份，显示出“多好的政府”和“多好的人民”的高度配 合。好事不怕重复，好话不怕多说，因此，郑继超被反复探望，真是势所必至。郑继超是一个灾民代表，一个灾民典型。郑继超的反复出现，使我们反复被提醒，灾 民都安排好了，政府想到的甚至比灾民自己想到的还要细致周到，如果你要想象一般的灾民生活，那么看看郑继超吧，他的幸福代表着所有灾民的幸福。
　 　
我能够理解郑继超出任这个典型角色。对于他和他的同乡来说，探望意味着受到比一般灾民多得多的关照，确实会使他们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精神上的荣耀、 物质上的收获，都足以让他们愿意担当这个典型角色。我不相信他们会想不到冬天需要置办棉袄，但他们收到棉袄时说“俺们群众没有想到的，政府帮俺们想到 了”，不免显得过头，但我想激动之下，说些大家都爱听的过头话，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也实在平常得很。
　　
我所不能理解的，在郑继超所有的报道中，虽 然和谐气氛浓厚，却一点也没有显示出现代政府与公民间关系的气象。灾民在一次次表示感谢，政府在一次次担当“慈父”。村民因泄洪而受灾，政府给予补偿，灾 民生活有困难，政府要解决，对于村民来说，这是应有的权益，对于政府来说，这是应尽的责任。但我看到的，是一种怀柔推恩与受恩知感关系，而不是权利与义务 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新闻会处理成这个样子，要把灾民免受饥寒变成恩情表述而基本权利的实现。
　　
我也不知道郑继超及李郢村这个典型，是一个装点 幸福的盆景，还是灾民生活的一般写照。如果灾民都能够过上无事可愁的生活，甚至像郑继超那样，比未受灾过得还要省心舒心，我会怀疑我们是否还需要受灾这个 概念，我们是否应该把受灾视为命运的中奖。受灾等于命好，谁愿以身一试？
　　 2008-1-22 （作者博客）

胡绩伟谈胡锦涛（姚监复 记录/整理）

（之一）胡锦涛要真正反腐败、全面科学评价毛泽东

胡绩伟摄于九十大寿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2007年10月18日同姚监复谈十七大问题。胡绩伟认为，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说了一些好话，希望他说到做 到，真正做到，说了社会主义民主，就要真干，而不是只说不做。这样，胡锦涛就可能有所作为，甚至大有作为。胡绩伟希望胡锦涛在短短的五年执政期间，先做两 件实事：一是真正反腐败，二是全面科学地评价毛泽东。

希望胡锦涛下决心真正反腐败
把陈良宇案件彻底查清、查到底

胡锦涛、温家宝多次表态，反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 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因此，希望胡锦涛要正视当前严重腐败的现实，下决心真正反腐败，无论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首先把陈良宇案件， 还有赖昌星案件彻底查清楚，真正查到底，对任何腐败分子，不论是姓黄还是姓江，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

回想20年前，胡耀邦、赵紫阳都敢于清查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和邓质方的问题。今天，胡锦涛没有那么多老婆婆，就要敢于下定决心真正反腐败，先把陈良宇和赖昌 星的案子查彻底，查个一清二楚。这样，胡锦涛就有可能有所作为或者大有作为，大得人心。关键在于胡锦涛敢不敢查，敢不敢真反腐败。

全面科学评价毛泽东

胡绩伟建议胡锦涛要着手全面科学地重新评价毛泽东的重要工作。因为没有科学历史观，就不可能建立科学发展观。邓小平1993年就提出过全面科学评价毛泽东 的问题。如果不重新评价毛泽东，在推进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中（或者说成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即资本主义）在经改与政改中将遭到无穷的责难和严重的阻力。

20多年前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对毛泽东做出科学的全面评价，许多老同志对毛泽东所做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的意见并没 有写进决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有一些重要的讲话，是值得认真贯彻的。据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 书透露：

“邓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过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 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的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 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做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 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的一生评 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做出 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在邓小平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做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后，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邓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胡锦涛2004年7月与万里谈话时说：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 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Ⅵ页，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初版)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上述重要讲话精神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引文与原件是否可能有文字上的出入，需请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办秘书局适当时候以适当方式公布 原件，加以订正、说明。如系讹传，亦请辟谣。但《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出版后，至今未有人公开质疑或否定上述讲话，至少可以认为他们这些讲话的主要精神是 属实的。因此，胡绩伟建议胡锦涛、党中央考虑，设立“党史特别问题专门委员会”，重点研究全面、科学评价毛泽东问题，在一两年内提出有关决议草稿，征求全 党意见后，提交中央全会讨论通过。

胡绩伟认为，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形势是有利于讨论有关全面科学地评价毛泽东问题的，党员、人民会理解和支持党中央的正确决定的。对历史上的错误公开承 认、认真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是一个郑重的党有自信心的表现，只会更得人心，而不是失去人心；只会加强思想上的真正团结和凝聚力，而不会影响团结。

胡绩伟建议，在研究毛泽东一生的功过，进行全面的科学的评价，要允许报刊杂志公开讨论，发表不同意见，开展自由的学术性争鸣。同时，要公布一些历史档案资 料，让人们了解真实的史实，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同时把苏联、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近年公布解密的有关档案公开出版，使党史研究人员能够客观地分析国 际国内环境下毛泽东的历史功过。

胡绩伟还指出，现在赶紧做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一些当事人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同志了，他们的历史记忆是十分宝贵的具有唯一性的重要史 实，书面回忆录和口述历史都是客观评价毛泽东功过的需要抢救的史料。如果不是由党中央建立专门机构，正式的提出全面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任务，许多严守党的 纪律的老同志只能“不敢言” 和“不忍言”，三缄其口。因此，胡绩伟真诚地期望，胡锦涛能学习胡耀邦、赵紫阳披荆斩棘的勇于改革的精神，敢于承担起全面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重任，争取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或六中全会）上做出一个新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重要决议，全面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为中国共产党做出应有的历史贡献。

胡锦涛在未来五年中
“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

胡绩伟在访谈中提出了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垮？”他的回答是：“主要看党的新领导干不干事，是不是真干实事。如果不干实事，只在会上报 告中讲很多漂亮的好话、空话，只说不干，那么，中国共产党非垮不可！如果十七大新一代的新领导勇敢地干实事，先做好上面说的两件事：真正反腐败和全面评价 毛泽东；接着继续走胡耀邦、赵紫阳的道路，构建和谐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有可能垮不了。因为，沿着胡赵开辟的道路，执行没有胡赵的胡赵路线，胡锦涛的威信有 可能会提高，社会可能更和谐。如果连先干真正反腐败，重新评价毛泽东这两件事的勇气都没有，那么赵紫阳对胡锦涛、温家宝的评价就是正确的事实：“是好人” ，但是“不可能大有作为” 。这样，在中国千年不遇的大好形势下，胡锦涛很可能再一次错过百年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最终成为：历史上被遗忘的匆匆来去的一位过客。

( 之二 ) 胡锦涛要学习华国锋的宽容大度作风

（姚监复根据胡绩伟2007年10月21日在人民日报社宿舍，的谈话整理。)


图为1984年建军节邓小平（右）叶剑英（左）给华国锋敬酒

以史为鉴，以人为镜，胡绩伟真诚地希望：胡锦涛学习华国锋宽容的优点、防止邓小平式的错误再次发生。

《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胡绩伟在谈到胡锦涛身负重任后应具备的思想作风时，希望胡锦涛应学习和继承胡耀邦、赵紫阳的开明、民主思想和工作作风，坚决走胡耀 邦、赵紫阳的道路不动摇；同时还应学习华国锋的宽容大度的作风，至少在对待不同意见的宽容度方面，应该有华国锋的肚量，不能像邓小平那样霸道。

胡绩伟深情回忆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批判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的思想，《人民日报》同《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一起同心合力宣传掀起关 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思想解放的过程，详细内容与具体过程，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都写了。现在，应当公平地说，华国锋当时采取的 态度是很宽容的，是用一种民主作风对待这场大讨论。在思想解放运动面前，华国锋不是压制、打击、扼杀不同意见，而是容忍、宽容。特别不容易的是，华国锋当 时同胡锦涛一样，集党政军首脑于一身，兼任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政府总理（胡锦涛现为国家主席），掌握实权，枪杆子在手中，又有抓住“四人帮”的重大功劳 和党员、老百姓的信任。当时，郭兰英高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歌颂华主席，和郭沫若的“水调歌头”赞扬“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诗词传遍全国。正在此时， 胡耀邦直接领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出笼和全国大讨论，实际上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思想观点，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对着华国 锋、汪东兴等人。应当公正地说，华国锋并没有以势压人，打压不同意见的同志。华国锋主持的会上，汪东兴公开指责胡绩伟，胡绩伟也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对于 激烈的争论双方，华国锋没有做偏袒汪东兴的插话，最后也没有做总结或表态支持汪东兴。实际上，华国锋允许胡绩伟当着他的面批评汪东兴，也就是批评华国锋本 人。散会后，华国锋还主动同胡绩伟握手。华国锋的这种宽容大度，在党政军大权在手的领导人身上是很重要的很宝贵的品格。胡绩伟希望，十七大的新领导，特别 是胡锦涛总书记能够学习和继承华国锋的这个优良作风，同时以此教育主管宣传、新闻、出版事业的负责人，让他们能更民主一点、更宽容一点、尊重宪法赋予人们 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权利，切实落实胡锦涛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等重要 政策，要他们也学习华国锋的宽容风度，不要动不动就禁书、封报、撤总编、调走记者，随意认定“敏感作家”的“敏感作品”。政治神经太过敏，是政治上缺乏自 信心、思想上非常空虚、理论上没有反驳道理与能力的表现。如果不能把胡耀邦、赵紫阳的民主理念与作风学到手，那么至少要学习华国锋的宽容态度，体现一个政 治家的“宰相肚里可撑船”的宽大胸襟。千万不要像邓小平那样，动不动就火冒三丈，急于罢官、动兵，随便表态定性：“右派”、“反革命”、“动乱”，而且即 使明知错了，还死不认错，决不悔改，一错到底，酿成历史性灾难和难以化解的严重后遗症。

胡绩伟谈到华国锋敢于起用正在受错误批判的老干部。当年调胡绩伟到《人民日报》工作，担任总编辑重要职务，正是华国锋亲自谈话做工作。华国锋对胡绩伟说： “少数人开会，建议你（胡绩伟）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你有什么意见？”胡绩伟答道：“我只担任过副职，只能做副总编辑。总编辑的工作，我不能承担重 任。”华国锋采用激将法，反问胡绩伟：“你比鲁瑛，怎么样？谁更强一些？”鲁瑛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报告中把“墨西哥”说成“黑西哥”，引为笑谈，可 见水平之低。胡绩伟想也不想立即回答：“那我当然比他强。”于是华国锋就说：“那好，你比他强，你就代替他。明天上班，当《人民日报》总编辑去。”这样， 正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批判的胡绩伟第二天就到《人民日报》社上班去了，担任了总编辑。

胡绩伟说：“应当公平地说，当时胡耀邦、赵紫阳、谷牧、杜润生等一批老干部同我一样能重新恢复工作，华国锋是采取了开明的态度的。而且，华国锋在党政军大 权在握时，主动地提出辞职，平稳地没有震荡地交出权力，这也显示了华国锋以大局为重，信任老干部的思想，水平是相当高的，不像邓小平那样霸道，一直抓住中 央军委主席要职不放，按宪法，国家主席兼任国家军委主席，而国家主席杨尚昆只是个军委常委副主席，军委第三把手；按党章，党的最高领导人（主席或总书记） 应该兼任党中央军委主席，而总书记赵紫阳只是一个军委第一副主席，又不参加具体军委业务领导工作。结果军委大权，枪指挥党的权力落在邓小平手中，不是党和 国家最高领导人也不是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邓小平却担任军委主席，这是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霸道作风。邓小平的这种霸道作风在1989年起了很坏的作用，他 不经过政治局全体会议、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会，他老人家一个人就匆忙地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调兵遣将，用人民解放军镇压人民，造成了‘八九 悲剧’。”以史为鉴，以人为镜，胡绩伟真诚地希望：胡锦涛学习华国锋宽容的优点、防止邓小平式的错误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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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动向》杂志

安希孟：浅说“悖论就是矛盾论”

--阅读<悖论简史>札记

前记；安希孟老爷爷给孙子讲述故事：安氏宗亲是从波斯那嘎达来的。安氏血统本不高贵，但是，自一来就为他们华夏各民族增加了一种文化因子。在此意义上，卑贱者高贵也。如今弘扬国粹成妖风，但是，国粹中异族异质文明何其多业乃尔。此之为悖论。今日共朝推崇多元化。无多元，则一元无处寄存寄放也。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规则的时代.加入国际社会以后,和以往不同,我们就必须承担各种国际责任.以前不负责任, 现在就应该承担各种责任,遵守规则. 规则是在不经意不自觉中遵守的.起先自觉, 然后不自觉.或者,起先不自觉,然后自觉. 这两种说法全一个样.这就是悖论. 罗伊．索伦森(Roy Sorensen)认为， 悖论是哲学的原子。悖论是人类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罗伊 ．索伦森，《悖论简史》，贾红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Roy Sorense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aradox: Philosophy and Labyrinths of the Mind。）

<牛津英语词典>把悖论定义为:“与公众的看法或预期相反的命题或原理”.注意:悖论是原理,而不是谬说.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认为这个定义忽视了论证的作用.他认为,悖论就是任何一个看似荒谬,但是却有一个论证支持的结论. (Willard Van Orman Quine,The Ways of Paradox and other Essays. Cambrigd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1). 他认为有两种悖论:真悖论和假悖论.有些矛盾的论证具有正确的结论.这就是真悖论.“彭冉海盗” (Priate of Penzance)的主人翁弗里德里克(Fredreric)21岁,但却只度过了五个生日.这看起来不可能,然而却是事实:他生于2月29 日.真悖论就是最终可以得到证明的推理步骤.但这不是说,所有可以得到支持的论证皆为合理,因为有些悖论的结论是错误的.这种导致错误结论的悖论,是假悖论.所有支持假悖论的论证都是错误的.自我指涉的二律背反,不是真正的悖论.

悖论起源于希腊古代神话，也起源于基督教信条。悖论无处不在。悖论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悖论是思维和语言的规律.哲学从来都是由问题,而不是由答案推动的。哲学的基本问题起源于日常概念图式的困境，此即悖论。悖论使我们陷于有着太多的美好答案的问题。众说纷纭的答案也使问题保持生机与活力。古代希腊哲学就是由这种对立所激发的。悖论表现的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它表明我们的常识世界有缺陷。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知识以及语言中的摩擦冲撞，促使我们接受矛盾这一现实。希腊人痴迷于对立斗争，他们赞成由相反的答案支撑的问题。古希腊戏剧是提炼悖论的矿石。比如，斯多葛派认为,“只有知道自己不自由的人，才是自由的。” 这不是说不自由者才自由。不自由而又不知道自己不自由，乃是真正的不自由。不自由并且 知道自己不自由，乃是自由。

悖论是一种特殊的谜语。哲学起源于语言文字游戏。构造一个悖论，就是为了使“坏答案”看起来像是一个“好答案”。神秘之谜似乎没有答案，因为悖论是以明显的矛盾描述一个对象：“鸡生蛋，蛋又生鸡”。加雷斯．马修斯(Gareth Mathews)把悖论定义为“和概念上的真值相反的命题”。悖论就是争论。组成某些悖论的是这样一些命题：单独看不无道理，合起来看却矛盾。有的悖论就是论证得叫人无法接受的结论。

当然，与此相反，有人认为悖论是错觉.巴门尼德把现实设想为单一整体。他认为变化是假象。芝诺也这样认为。然而，大多数哲学家采取折衷的立场.比如,唯理论者认为，悖论是由于先天洞察力不足引起的;经验论者则相反，认为悖论起源于误导的信息。唯理论和经验论是势均力敌的两支拔河队.反讽的是,两支队伍都屹立不倒.康德的任务是把两者推倒,把绳子割断.然而悖论和谬论，和诡辩，是完全不同的。悖论不同于错误。康德认为, 唯理论担当的是二律背反的正题,经验论则是它的反题.双方的论点相互抵销.

悖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的思想家用相互矛盾的方法解决矛盾,或者,同一位思想家用相互矛盾的方法解决矛盾. 黑格尔反对康德所谓“矛盾是先验幻象的产物”的观点.相反地,他认为矛盾是对于矛盾现实的精确知觉. 黑格尔说,康德从来没有真正洞悉二律背反的意思:所有的事物都包含矛盾在自身中.黑格尔接受了矛盾.他对于悖论的看法是:承认矛盾.芝诺认为矛盾是现象,不是真实.黑格尔则认为变化来自矛盾原则,静止就是事物自身同一. 然而矛盾更为真实,它决定了事物的发展. (Hegel,G.W.F.1880,Hegel’s Logic,being Part One of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 ,trans .W.Wall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

哲学家一般把矛盾律看作是不可突破 的防线.你不能自相矛盾. 中外古今, 人同此心.一旦你把对方别到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对方就只好认输.但是黑格尔却说,矛盾并非事物的缺陷,相反,每个具体事物,都是相反相成,是由矛盾组成 的统一体.这给哲学家敲起了警钟,也打击了他们的自负.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相反,黑格尔支持战争.悖论的精神就是战斗精神.战争不是绝对的恶.恰恰因为有狂飙, 大海才不至于变做臭水.相反,永久和平却导致民众腐化 .悖论体现的是哲学的矛盾论原理.

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我们得知,语言既然是一种游戏，那我们就必定遵守规则。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进行语言游戏时,事实上并不知道游戏规则，我们只是“盲目地遵守规则”。规则被遵守， 而不是被认识。既然不知道规则，人们又如何遵守规则呢？维特根斯坦认为这就是悖论之所在：“没有什么行为的原因能够由一条规则决定，因为每一种行为的原因都可以被搞得符合规则。” 这就是说，每个行为都不能够用规则来解释其原因，但每个行为又必定符合规则。规则不是被解释，而是被遵守。

遵守规则的悖论说的是, 完全自觉地遵守规则,可能就不是完全遵守规则. 我在北京师大期间的1969年,为了国庆排练正步走方阵接受同志毛检索, 当时的徐鸿儒硕儒部长说, 为了练习走方阵划的白道道,就是为了天安门前在毛主席眼皮底下不看白道道.所以,练习正步的时候,既要看脚下的白道道,又不要看脚下的白道道. 矛盾论就是悖论.

中国现在无规则，复辟闹剧特红火。对于贪官污吏而言，多如牛毛的规则等于空说。他们根本不看天子脚下的白道道。一旦人们学会自觉遵守规则，那么规则的白道道就可以废去。但是在中国，有无白道道，是一样的———— 中国文化惯于混淆是非颠倒有无。

　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我们才能感受到规则的存在，才能够谈到遵守规则；规则不能够事先习得。规则是在游戏中显示的。

　遵守规则被维特根斯坦看作是“盲目的”。规则是在不知道规则的前提下不经意地被遵守的。我们自然地习惯地遵守规则。 为解决遵守规则的悖论，就要放弃抽象的理论解释，直接投入到语言游戏之中。结论：参与语言游戏，在游戏中了解规则，遵守规则，而不是相反。

维特根斯坦认为, 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私人游戏是不可能的.一种只有你自己一个人遵守的规则,就谈不上规则.“私人规则”是一个矛盾的术语. 比如在国际社会中,在这个越来越密切的人类世界大家庭里,就你自己一个人遵守的规则,压根儿就不是规则,也无须遵守.你自己一个王国才可以说得通的人权或关于恐怖活动的私人语言,大概不是世界人类共同语言,也就不能流行国际.私人语言必须被私人规则界定 .由于没有私人规则,所以也就没有私人语言..

悖论的问题还有：你越是不想思考，你越是想不思考，就越是想，就越是思考。思想是西西弗斯的苦役。魔鬼徒劳地探索，又无法制止住好奇心。吾人就是会思考的魔鬼.迷宫永无尽头。蜿蜒的失乐园永无尽头。维特根斯坦无法停止的思考，也是如此。在弥尔顿《失乐园》里，魔鬼在探索，徒劳无益，又忍不住好奇心.就是这回事。 ，

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说，每一个事物都有其原因(第一个前提),某物存在(第二个前提)，所以，某物促成了万物,而自身却不是被创造的。然而反对者却说，结论和第一个前提相矛盾。所以，你只能够说，只有依赖于其他别的事物的事物，才有其原因。第一因不能够是偶然事物，否则，它就依赖于别的事物。那就是无限的回归和循环。第一因必须是不依赖于他物的存在，所以他是必然存在，我们一般称此为造物主。

然而有人问,创世之前燧古之初,上帝何所为也？奥古斯丁回答说：他在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营造地狱。这回答未免粗俗鲁莽灭列。但奥古斯丁还精致地回答说，上帝创造世界的同时， 也创造了时间。因此没有“上帝创造世界之前”的问题.

当代数学家利特伍德(J.F.Littlewood,1953,Littlewood ’s,Miscellany,ed.Boloba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136,)回答“创世之前上帝做什么”的问题时说,上帝研究纯粹数学，后来上帝觉得也许作点应用题更好些，可以作为愉快的调节，他干起创造世界和人类的营生了。

还是奥古斯丁说得好，除非你信仰，否则，你什么也不能理解。但同样，除非你理解，否则你不会信仰。奥古斯丁对于理性和信仰的关系的看法采取悖论的形式:对于信仰,理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他反对占星术:天体并非决定一切.在分辨真假宗教方面,理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圣经>有时被误传.所以我们需要理性的帮助.祈祷预设了上帝的存在.所以要用理性来补充信仰.<忏悔录>以一个祈祷开始,这是一个知识论悖论:人只有通过祈祷来认识上帝,然而为要和上帝交谈,就要求有关于上帝的知识.

为了驳斥摩尼教(manicheism)，奥古斯丁把上帝说成是全能的。然而这就造成了关于“恶”的问题。如果上帝知道“恶”的存在，而且能够制止“恶”的发生,却不去制止 ，那他又如何是全善的呢？奥古斯丁提供了两个答案：“恶”，是不存在的（新柏拉图主义）。凡是实在的，皆善. 实在，有着程度的差别。恶是善的匮乏.恶是存在的缺如.恶是存在的裂缝(Tear of being) 。但奥古斯丁也认为，人类因为自由意志而对恶负责。上帝把控制权交给了人类。上帝不会为我们的行为而感到吃惊。

2008年 春节除夕

冉云飞：政府在灾难中的应急能力

2008-1-31 星期四(Thursday) 晴

　　这两天在深圳会朋友，但仍然也很关心南方普遍的冰雪灾难给民众回家过春节带来的不便。为什么这几年的突发事件如萨斯危机、禽流感和此次冰雪事件，都让人感到政府的处理能力比较差，反应慢，有时还捂盖子呢？这是值得我们探讨并吸取教训的事。

　 　事实上，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一直比较差，只不过是这几年的消息源由于网络等手段使用，相对公开。同时流动人口的增加，使得突发事件，显得比较令人瞩 目而已。因为我们的政府不是民选，所以对个体利益和民众利益的处置，没有得到普遍的尊重，也没有有效的法律来处置官员在其间的玩忽职守，以及相关政府部门 的不作为。这就迫使我们要思考一旦公共突发事件产生后，政府应该怎么做，按照什么程序来做的问题。作为纳税人养的政府，你应该清楚地明白，预防突发事件与 有效得当地处理突发事件，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的两面。像这次冰雪灾难，一是各地的气象部门与社会保障部门（包括春运等）的脱节的原因所致，我们的气象部门 提供的天气预报是否准确有效，是否及时提交给相关政府部门以作参考，我想这是一个不可不追究的问题。再者，军队在民众灾难面前的戒备状态很不够，地方与军 队之间的脱节，致使军队在长达一个星期之内，不能参与灾难的抢救，以及维护正常铁序。这些都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与过失。看昨天新闻才听说，湖南出动了十 万军队抢修道路，军队野战车（只有它能够有效地开到被堵的地区）开到广东北部，一小时可以做三千份饭，民众能吃上热饭喝上热水，得到相应的关心，这才是正 确的办法，这是我不能不赞扬的。但这样的实质性救助为什么晚到一周？这是我们不能不对政府深加批评的。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灾难，但 应该最大程度地有效避免突发性灾难造成的危害。现在我们之所以在突发灾难面前反应慢，处理能力差，就是因为没有相当之预案与处理程序，同时缺乏相应的言论 自由的监督，对政府在处理方面所造成的缺失过于“宽大”。我认为像目前这样的事，一方面要救助民众，使得他们得到相应的帮助，另一方面也应该让有些与此事 相关的官员受到处罚。比如广州火车站那么多人聚集一起，而广州站在几天前连一台用于播放各种相关信息的电视和高音剌叭都没有，这样的疏忽肯定不应原谅。而 且媒体反应也比较迟顿，没有及时地报导出相关的情形，致使消息相对闭塞，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这些都是拜言论及新闻不自由之所赐。反倒是网络及一些关心此 事的网友和各方热心人，将这样即将造成灾难的事件，捅将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这样的渠道不畅，处置不力，也应该追究相关人的责任，不能在此事解决后不了 了之。否则，当下一次突发性灾难爆发的时候，依然故我，不幸的事没能得到有效的制止，前一次灾难没能为后一次灾难产生相应的预防和提高处理能力的示范效 果。

　　事情目前似乎在往好的方面发展，这是我们所有人衷心所愿。各地的捐款和自愿者们的艰苦努力，令我感动。但对于滞留于此，前行不得，后退无 方的民众的安置，显然还不尽人意。单是一个退票让民众受到的损失，就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来弥补。火车票黄牛党久不解决，民众高价买的票，只好按票面价格全 价退还，其实于他们已是损失。每年春运，民众的团年，都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才能回家，这是我们许多制度上落后造成的，并非完全不能解决此事。政府应该好好 反省为什么每到春节，流动人口的运输诸问题，为什么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政府要有作为，必须拿出有效切实的办法，而不是这次解决过后，下次又让灾难重复发 生。我衷心希望政府在此事之后，吸取教训，有效避免突发灾难带来的可以避免的危害。同时也祝福此次事件中的民众，希望他们能尽快返家过年，或者即便不能返 家过年，生命安全及相关食宿，有良好之保障。
2008年1月31日8：34分于深圳 （作者博客）

李平：胡温怎挽回民心？

1月29日温家宝在长沙火车站看望候车“灾民”

一场雪灾，一场公众危机，一场对政治领袖的考试。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总理温家宝由于迟了半个月才投入救灾第一线，他们历年主打的亲民形象已受损，能否在今晚新一轮暴风雪来临之际，采取有效措施纾缓民困，将决定他们在中国政坛的历史地位。

中国正处于领导层交接期，权力真空是造成今次救灾迟缓的一大原因。主管电力、交通、煤炭的副总理曾培炎已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于退出权力中心，准备退休，而接任的副总理要等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任命，65岁的温家宝惟有亲力亲为，在两日内赶赴长沙、广州，看望被困旅客，公开向他们致歉，迈出挽回民心的第一步。
由于今次冰雪灾害区域广、时间长，第四轮冰雪天气又将来袭，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实有必要调动野战军投入救援。目前参与救灾的军人主要是驻守当地的解放军、武警，《解放军报》所报道的，多是军人在维持车站秩序、清除街道积雪。

停止盛世宣传　赈灾义演

但是，兵力逾200万、拥有强大机动能力和后勤能力的解放军，更应发挥突击、救难的功能，军方的直升机、目前只用于北方军用机场除雪的新型除雪车、军用路桥机械、野战军的炊事车，都应该投入灾区，打通陆、空交通大动脉，让被困的旅客吃上热饭。

如果数百万被困各地车站、公路、铁路的旅客，不能在春节前回家团圆，当局的任何努力，都难以平息民怨。与此同时，官方传媒如果不改变专门为各地官员唱颂歌的现状，势必激怒更多被困旅客及他们的亲友。有网民讥讽：「盛世出国虎（指陕西怀疑假华南虎照片事件）、瑞雪兆疯年。」

内地民众目前对传媒最强烈的要求是，停止所谓盛世宣传，包括停办「盛世大联欢」──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简称「春晚」），而改为赈灾义演。早前指定了部份春晚节目的温家宝，将如何回应停办春晚的呼声呢？

电邮：China@appledaily.com(苹果日报/凌锋推荐)

管见：改革•矛盾•革命

中国的改革开放，照中共的改革颂歌描述的那一个“春天的故事”，是在1979年和1992年，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先是画了一个圈，后来又写下诗篇，结果春潮荡起，万象更新。

　　中南海

实际情况当然复杂得多。先是在1978年年末，宣布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行动，而中共的会议上不同的声音相互激荡，民间的不同声音也呐喊起 来，改革开放的决定才终于脱颖而出。春天的气息是从冬季出现的，但是不久，还是那位老人，祭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改革开放的紧箍咒，结果，到了后来 的那个春夏之交，走到了夏季，就要用“武器的批判”来对付不同的声音──对中共保守派而言可怕的是，不同的声音不仅出在民间，也出在了高层，出自于中共自 己那时的那位开明的总书记。

于是，寒冬的气息在夏季里出现了。政治紧箍咒高奏之下，推动着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倒退过去。摇摆持续了两年多，保守派在得 意之中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也使那位老人忍无可忍。他先到上海讲话，未能造成大的影响，又再续“南巡”之旅，一路讲开去，多次说了重话，才终于扭转颓势，进 而为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

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似乎在呼唤毛泽东、师法朝鲜、古巴的方面还算是坚定，而对那位老人就复杂得多，他们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 胡总书记看来是要坚持其改革，但他只是在内部讲话中全面否定“文革”，鼓动思想解放的事情，则多是由新任地方要员出面，特别是新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政治局委 员汪洋，以及由其高层智囊如施芝鸿等人来撰文配合，他自己却还没有显示出丝毫的“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

也难怪，现在不同的声音很多也很大，不是大政治家，就很难担起重振改革开放雄风的大任，而“集体领导”的格局又尤其方便人们玩弄勾心斗角的权力游戏，政治侏儒在其中要脱胎换骨谈何容易。

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习惯于对人们的思想“画圈”、念咒，习惯于将其散发着专制气息的货色包装为“马克思主义”并作为思想教条，连“解放思想”也只是它的政 治工具而已，是试图把人们的思想“解放”到它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不过即使是这样，解放思想毕竟是一件好事而确有其必要，而解放思想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 正视现实社会里现实的矛盾。

△国有，私有

改革开放将近30年之际，让人感觉振奋的是，农民再次有了动作。黑龙江省富锦市数万农民和陕西省原三门峡库区数万回迁农民公开宣告其土地所有权，很快地， 据说江苏、陕西、成都、天津等地的农村都有响应。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它是否真的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真的“以人为本”，是否真 的向往“和谐社会”，它如何回应农民，要在实践中检验。但是在现实中，人们都明白，农民们的此举，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受到压制乃至镇压则确定无疑。不 过，从长远来看，这一进展毕竟有重大意义。其实，农民对“集体土地”的“包产到户”之承包要求，自1950年代中期合作化改造之后就已出现，直到1980 年代初才得到承认，其间经历了20多年，而土地所有权更为根本──要使土地真正集体所有，或者恢复为农户私有，可能将付出更多的努力。

诚然，按中国的法律，农村土地为集体土地，而集体化的名义上的依据，是农民自愿。农民不自愿了，应该可以随时收回，但现实中不能收回，就意味着“集体化” 是假，其实质为国有化。为维护现行土地制度，人们总是辩护说，土地一旦私有，农民将失去土地，但是在现实中，真正使得农民在失去土地时缺乏反应及交易能力 的，正是现行制度将土地实质上视为国有土地。

改革开放30年，矛盾就是这样在过程中显露出来：国有体制扭曲着改革，阻碍着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在人们反思计划经济，力图使企业从传统体制下“松绑”的同时，国有体制自身发展的强大惯性并没有消失。一夜之间，城市土地被修订的新宪法规 定为国有土地。社会当时毫无震动，几乎习惯于“无产阶级”意识束缚的人们并没有觉得失去了什么，直到差不多十年后，城市土地国有的意义才渐渐地显露出来 ──城乡土地都成为中共政权控制之下的国有土地，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的过程中，意味着巨大的现实利益。

改革开放走了十多年，才迫使中共正式接受市场经济，然而它还是坚持着要给市场经济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这当然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实际上更是现实利益的需要，对应着现实的国有体制支配格局。

表面上，国家权力在让步，在退却，“政企不分”体制有所改变，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作为改革的“增量”成为改革进展的象征，而经济短缺阴影在消退、价格市场化在进展，也证明着市场经济确实有所发展。

不过，国有体制具有弹性，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交易，是中国专制社会的一大特点，而尽管市场的“动脉”、“静脉”系统在官府压 制下难以发展，其“毛细血管”系统却相当发达，则是又一大特点。由此，中国专制社会因为其弹性而具有着“超稳定性”，为世界所瞩目。

到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时，依其新民主主义纲领而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本来有可能早日突破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束缚，走出一条有 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不料，新民主主义在中共领袖毛泽东手中只是取得政权的工具，一旦得手就立刻将其中断，改弦更张，转而开展其“社会主义改造”。这样， 在1950年代中期将农村土地实质国有化，1980年代初期完成城市土地国有化，国有体制积聚起了空前的支配力量，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终于显露出来 了。

这时，它看来是具有着更大的弹性。它容忍了改革开放，容忍了市场化展开，容忍了私有经济和资产阶级通过“增量改革”而再次出现，甚至逐渐地显示出胸怀，大方地与它们作交易，开展竞争与合作。

于是，中国共产党信心十足地向世人宣扬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助于改革开放，中共终于成功地赋予国有体制以新的面貌。它当然还是要坚持改革，因为它的新的辉煌是在改革中实现的。

今天，人们或者为改革的成就而欢呼，或者痛斥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及“市场化导向”，为改革的扭曲或蜕变而愤怒，这时，基本的现实，则正如陈志武所指 出，“国家政策、行业准入、银行贷款、上市融资机会对国企的绝对倾斜，让国企完全垄断石油、能源、电力、通信、金融、交通、邮电等行业，它们有着国资委作 为最直接代理，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法院体系，也就是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面支持”。改革开放的大潮，市场经济的大潮，在冲击着中国社会，但是，汹涌的 波涛拍打之下，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中国社会基本的经济－政治结构，在与时俱进地巍然屹立着。“改革攻坚”喊叫了多少年，至今还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反倒 是，改革的共识据说已经消失，改革据说是死了，人们要为改革送葬了。

从全球来看，上个世纪出现过“计划化”之后，下半叶出现了市场化浪潮，市场经济全球化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发展当然不可能是线性的发 展。近年来，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逐渐表现出来，其阻力也相应地增大，某种全球国有化的趋势似乎正在取得势头。这是“否定之否定”。这个意义上，中国 的市场化改革遭遇困境，进入低谷，并不令人意外。

不要以为官方的说教只是说教而已。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它的背后有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为强大支撑。社会中没有多少人还信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者，坚定支持改革的人也在减少，这其实都无关紧要，关键是，这种支配地位是实实在在的。

只是，要命的地方也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政府竭力维持其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竭力在市场经济展开之际在它的身上刻下自己深深的印记，这样一来，同样不可避免 的是，市场交易的规则就深入到权力的骨髓之中。与《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之党性的规定截然相反，中共本身已经蜕变为有着“特殊利益”的政党，它的这种“特 殊利益”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尖锐地对立，而在它的羽翼之下，大大小小的权势集团神气活现，它们体现着中共的雄厚实力，同时也在败坏着中共的体质。

辩证法是无情的。免费午餐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维护国有体制也同样需要成本，操纵、经营国有资产的权势者们理所当然地要求回报。于是，就在国有体制显示其 实力的同时，体制性腐败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普遍趋势。世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所有的“国有资产流失”，都与权力的黑幕操作密切相关。

回过头来看，1988年，当改革十年之际，华生等中青年学者总结改革的过程时已明确指出，“经济和社会混乱是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引入市场机制（即分散剩余的 职权经济）的必然结果。市场本来就是产权的交易，没有产权而推行市场化改革结果只能演变为普遍的化公为私和争夺经济剩余”，“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 起公民权利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现在，人们似乎普遍地痛恨“化公为私”，但是，一部《物权法》，还是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反对者手中的旗帜，正是所谓“社会 主义”。中共清楚地看到立法保护物权已不可避免，而“社会主义”却又正是它用来控制市场经济的紧箍咒，就不免尴尬。

在市场经济阶段上，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对私有制作道德的批判，可以认为它是“万恶之源”，而它在现实过程中的合理性却在于，它对权利提供实际的支撑，使 人们可以同权力抗衡，可以在权力的面前保护自身的权益。私有制有其不合理性，然而经过它自身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经过扬弃，实现 未来社会所谓“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语）──否则，就只有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国有化，导致新的专制。按马克思的看法，在市场经济阶段上，才可能逐渐 地形成那种“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市场经济的现实性，它的合理性，它的一切的秘密，在于私有制支持的权 利和自由。重要的是，要有民主政治的制约，才能缩减私有化对社会公平的损害，而中共顽固地抵制民主政治，为维护国有体制利益而维持产权模糊的状态，就只能 扭曲私有化的进程，扭曲成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要将一切都局限在一个国有体制支配之下相对狭窄的范围内，其形象比喻即为“鸟笼”，简直维妙维肖，是以其“特色”抗衡“普遍”，以其 “片面”抗衡“全面”。它这样辛辛苦苦地努力，还要开动宣传机器，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不懈地表扬自己，不断地压制所有的不同声音，而它是否能够 成功，很遗憾，最终并不决定于它本身及其意志。

△集权，分权

近年来，对中共有一种说法，即所谓“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

看来，这是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状态，也许，它正是现实阶段上基本规律的特殊表现。

还记得，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矛盾时说过，“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 立”。马克思学说认为，这种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症结，而未来社会经济的特点，则是社会对生产的有意识的调节。马克思等人指出了出现这种调节的必然 性，却没有规定它的具体施行，因为那只能随着社会实践而解决。

但是，中共在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社会里实践其“社会主义”，实行计划调节成为当务之急，麻烦的是，现实经济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于是，中共的理论家就来动 手“发展”马克思学说。他们硬说，马克思学说规定了建立某种中央计划机构的必要性。当然，他们简直难以想象马克思恩格斯所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 自由发展的条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他们的意识里，一个中央机构支配一切，社会组织如同机器的部件，个人则作为机器的螺丝钉，根据统一号令各司其职， 在本职工作中发光发热，才是理想社会的状态。

中央计划经济无法根除商品经济，但是它力图以其行政计划取代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价值规律，但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本质是企业的社会，而中央计划经济强行将企业变为车间，将企业家更换为企业干部，整个经济因为缺乏企业的活力而趋于僵化。

毛泽东意识到僵化的存在和发展，但是他不懂市场经济，不了解企业活力为何物，不知道自由企业是工商业社会的生机所在。他看到的僵化是行政体系中“中央与地 方”关系的僵化。他力主反对官僚主义，力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他的《论十大关系》论述得很生动，对“生产单位”的“独立性”也有所触及，但浅 尝辄止，无法展开论述。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分权是极其重要的发展，改变着传统中央计划指挥一切的格局，但是它终究受制于政治改革的滞后，受制于政府权力对市场运作、企业成长的控制。

分权改革释放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得中国经济呈现出某种“分步式”网络的状态。分步式技术以互联网发展最为典型，其庞大的虚拟空间并没有一个所谓“中央机 构”，不会出现攻击中央一“点”而使整个网络瘫痪的状况。实际上，马克思学说所谓“社会调节”，不是依赖于某一个中央计划机构，倒更可能是类似于互联网式 的网状结构状态，社会调节通过社会网络本身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实现。

分权作为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良性发展取决于企业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政治改革的支持，否则，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央政府的若干计划、监管机构，加上数十 个乃至成百成千个地方计划机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满怀激情地都插手于建设项目，“宏观调控”成为中央与地方博弈的新形式，酿成一种新型的特殊无政府状 态，其最糟糕的后果是，民营企业的建设项目则往往成为“调控”的牺牲品。

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落后于苏联，体现为计划技术较差，行政命令较为突出，而长官意志尤为突出。长官意志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出现，时常突破行政计划控制，成为 计划经济下无政府状态的特殊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计划的控制性降低，甚至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但是，中央部门与地方的长官意志如百花齐放，以政绩 为其依据，以造福地方为其合理性，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无政府状态的特殊形式。分权改革，理所当然以权力制衡为其前提，没有制衡状态下的分权，当然 就走向反面。

同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通过分权而使联邦制有一定发展，是合理的趋势，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也有根本性的实际意义。然而，这就更涉及到政治民主的发展，也更是触及到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本性。

可以说，无政府状态体现着市场经济的本性。个体、企业的自由发展，是经济活力的源泉，而子系统的“最优化”导致系统的“次优化”，则推动系统本身发展其调 节功能。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视未来社会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实际上正是依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状态，因为未来社会是孕育 于市场经济之中。

地方政府为其政绩而表现发展热情或发展冲动，在宏观经济层面呈现无政府状态，其中的症结，在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中国各级政府插手市场、插手企业事务而导 致出现特殊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权力为其利益而扭曲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逻辑则反过来也扭曲权力本身，迫使权力为其表现出无政府状态之本性，使得“宏观调 控”成为权力本身的博弈过程，使得权力之间处于相当普遍的矛盾冲突之中，“失控”与“失序”乃至各种希奇古怪的事情越来越成为社会中常见的现象。

△改革，革命

中共把改革开放引到了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轨道上，使得一些人对改革失望。按梁京的说法，“革命死了，改革万岁”代表着30年前人们的心情，现在人们会响应“改革死了，革命万岁”。

非此即彼，如今，大概很少有人会坚持“改革死了，改革万岁”了。

面对着政治改革的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表现得保守、顽固，这样，它就在为自己准备革命的形势。看来，它是会顽强地这样做下去，到哪一天，它也许真的会逼出 一个革命来。不过，即使哪一天推翻了中共的专制统治，可能也还会出现新的问题。中共走上延续国家专制之路不是偶然的，未来或许会有新的政治力量来重复中共 的事业。应该看到，否定改革的呼声来自多个阶层，扞卫“社会主义”旗帜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而这正是中共统治地位的现实社会基础。

相比之下，改革的路很难走。改革之路没有走通，过程中的矛盾展开，实际上走成了令人不能满意的样子，于是就放弃改革，再度鼓吹革命。也许，这是中国人的老 习惯。据说，是因为老蒋专制而不民主，就要用枪杆子对付它。斯大林说，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言外之意是，使用枪杆子，比运用议 会政治省事得多。中国人到现在也没有多少议会政治的空间，即使在最有希望的香港，中共也要费尽心思将其压制在自己的脚下，这样，与其坚韧不拔地努力，当然 不如闹革命来得痛快。

只是，在改革的路上尚且难以展现民众的力量，依然是权力压迫着权利，在革命的风暴之中，又如何使得民众展现其自主性和创造性呢？

推倒了重来，看上去的确不错，然而，即使迎接革命已是大势所趋，对这个革命也应该想想清楚，而且，不能不注意到的是，目前革命的呼吁还只是主要来自于个人而非政党组织。

　　相比之下，中共的变化值得注意。它实际上不大在意研究马克思学说，它对资本的姿态已经大为改变，特别是在香港，它已经毫不客气地表明，获得商界的支持 对于它至关紧要。看上去，它还保持着“革命党”的模样，实际上却已经在改革中学会了许许多多的本事，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很是娴熟，脸皮也磨练得很厚。它很 清楚地知道，它要的是权力，靠的是自己的组织，那么，反对中共专制的人们，凭什么来呼唤革命呢？

　　或许，农民们的那些举动，就是革命到来的某种迹象，或者，这才是使改革发生变化的某种迹象。诚然，他们成功的希望很渺茫，他们面对的压力很大，获得的实质性支持很少，他们只是刚刚迈出有实际意义的一步。

【朱学渊点评】解放军救灾“杀鸡用牛刀”

【学渊评图片】中国的崛起当然令人高兴，但道路还很漫长艰巨，这次南方冰雪造成的破坏，乃至用军用车辆去破冰，实在是因为对许多困难事先没有准备，也没有正确的方法去解决。我住在一个美国南方小镇，上星期下雪前一天，县政府在主要的道路上用专用车辆撒盐，据报用盐五吨，第二天交通畅通无阻。冰雪的形成是在摄氏零度的时间和地带，因此主要危害发生在南方。最近海水温度升高，蒸发量也升高，每年一月分南方可能发生非冰非雪，亦冰亦水，落地成冰的‘冰/雨/雪’。当然，中国的一切都是‘杀鸡用牛刀’，用坦克破冰会破坏路面，用军队解决政治问题，后果就更堪忧了。

中国大陆中南部十余省区暴雪成灾 （图辑）

图辑正在下载之中

中国多个省区自1月中旬以来持续出现特大雨雪天气。（新华社图片）

大雪在很多地区造成道路结冰，车辆无法前行。（新华社图片）

2008年1月26日,湖南郴州,大雪造成交通中断。

铁路系统也受到重创，大量列车无法运行。

恶劣天气下，沿线各车站面对着庞大的春运客流都显得有点束手无策。

2008年1月28日,广州,火车站滞留的旅客。(Getty Images)

2008年1月27日,安徽合肥,旅客滞留火车站外。(AFP)

圖為二十八日人群擠在湖北省漢口火車站外的情形。(美聯社）

临近春节，思乡情切的民工们越见焦急。（新华社图片）

1月29日上海火车站的士兵试图维护现场秩序，阻止民众的推挤。中国雪灾造成多个火车、机场、客运站关闭或误点，数千万人受困。（路透社）

突如其来的连场暴雪压毁了不少楼房，供电系统也被波及。

湖南、福建等省输电线路挂满冰凌甚或被压毁，供电中断。（新华社图片）

2008年1月26日,安徽合肥,铁屋被大雪压毁。(AFP)

贵州冰冻灾害电网铁塔拉断

【特稿】方觉：查尔斯王子的正确选择

【新世纪特稿2008年1月29日】不久前，英国王位继承人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如图）做出了一个选择：拒绝中国官方的邀请，不准备出席将于今年夏天在共产党中国举行的奥运会。

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出席2008年夏季北京奥运会。

据说：奥运会与政治无关。但是，授权举办奥运会应该恰当考量举办国的政治制度。如果2008年 夏季奥运会是在资助恐怖主义的伊朗举行，或者是在实行种族屠戮的苏丹举行，或者是在射杀和平示威者的缅甸举行，抑或是在从事核武器开发的北朝鲜举行，理所 应当受到全世界的抵制。就国内政治制度而言，中国同伊朗、苏丹、缅甸、北朝鲜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名列前茅的专制国家，都是顽固反对政治改革的专制政权。把2008年 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授予一个共产党专制国家，绝对不是一个正确选择，而是向冷战结束后的全球自由民主潮流发出了一个错误信号。况且，中国一直是伊朗的主要 支持者，一直是苏丹的主要合作者，一直是缅甸的主要袒护者，一直是北朝鲜的主要援助者。因此，任何坚持自由理念的人，任何秉持民主立场的人，可以拒绝出席 这种专制国家举办的奥运会。

2001年中国在争夺奥运会举办权时，曾对国际社会虚假声称：愿意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凡是真正了解中国政府的人，从来没有相信过这类虚假声称。7年 来的事实表明：中国的人权记录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持续恶化。“人民的奥运”自始至终就是“压制人民的奥运”：为了实现“社会稳定”，越来越加大了对争取人 权活动的打击，越来越加紧了对媒体和舆论的控制；为了“建设奥运场馆”，至少几十万被强迫拆迁的市民和农民的基本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偿与 合理的安置；一些享有“奥运会商标特许使用权”的工厂，实际上是残酷剥削劳工的“血汗工厂”，只是由于外国的人权组织和外国的工会组织揭露了这些“血汗工 厂”过低的工资、过长的劳动时间、过分恶劣的劳动条件，中国官方才象征性地处罚了屈指可数的被曝光者；更有甚者，有关企业和政府主管部门蓄意隐瞒奥运项目 施工过程中的死亡情况，直到外国媒体披露了真相，中国官方才在几天前承认存在着施工死亡。等等，等等。因此，任何致力于改善人权的人，任何具备人道主义情 怀的人，可以拒绝出席这种践踏人权的奥运会。

奥运会的性质是民间体育活动，应该以民间组织为主体运作，以民间资金为主体开办。然而，中国远远偏离了奥运会的本来性质，把2008年 夏季奥运会转化为十足的“政府行为”：整个奥运会完全是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筹办，整个奥运会主要依靠大量财政拨款和巨额国有银行低息贷款支撑。这种“国有 奥运”被用于共产党的狭隘党派目标：先是把“奥运会”变成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保守的第三代领导人的“政绩”标签，后是把“奥运会”变成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僵化 的第四代领导人的“盛世”招牌。为了实现这种自吹自擂的党派目标，中国政府不惜挥霍国民财富，把2008年夏季奥运会办成了现代奥运会100年历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其总开支大大超过、甚至成倍超过以往发达国家举办奥运会的开销。须知，中国的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000美元，仅仅是发达国家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十七分之一左右。按国际统计标准，中国仍有1至2亿 的庞大贫困人口。最近的雪灾，进一步暴露了中国基础设施系统和公共救济体系严重不足，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中国民众在冰天雪地中承受着停电、缺水、交通中断、 饥寒交迫。但是，中国政府从来不愿意在解决“民生问题”方面花大钱，却乐于用数以百亿计的美元去打造奢侈靡费的“国有奥运”。这是当代中国贫富悬殊、两极 分化、社会不公、政府滥权的突出写照。因此，任何关心民间疾苦的人，任何崇尚限制政府权力的人，可以拒绝出席这种为共产党政权做政治宣传的“国有奥运”。

奥运会的发祥地－古代希腊的雅典，是人类民主制度最早的故乡，是人类民主思想最早的源头。只有在实现了民主转型的中国举办奥运会，这样的奥运会才可能真正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今天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显然为时过早。既然为时过早，还是不去为好。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刘洪波：跑步参政

　刘翔当上全国政协委员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回头又觉得自己只是在傻乐，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高兴。

图为刘翔

　　我一定是被刘翔感染了。报道说刘翔当了委员后感觉非常激动，我马上就想到了那张青春飞扬、单纯而愉快的脸。他是冠军，他激动了，全国得跟着有无数人也激动起来，大家的自豪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他好就是大家好。

　　政协委员，就是政治人物，从事“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工作，但我只知道刘翔跨栏跑步世界第一，未听说他于政治有何见解，除了考虑“为国争光”，也从未听说他关心政治事务。政治协商，要由不关心政治的人去协商？

　 　报道说，“刘翔正在努力进入这个全新的角色”。他以前从未进入这个角色，但已经“顺利当选”。既然是“当选”，当然会很顺利，我就没听说在中国还有不顺 利的当选，只是一个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做政协委员、从未提出过做政协委员的意愿的人，怎么当选了政协委员呢？这是令人想不通的，当然这样的事情也不只是发生 在刘翔身上。
　　刘翔正在努力进入新的角色，但能不能胜任，不只取决于努力的程度。一个演员可能很敬业，但就是没法胜任角色要求，一个运动员可能 很努力，但就是跑不到刘翔那么快，这都是可能的。所以刘翔能不能胜任政协委员，还是疑问。当然，这可能也算是多虑，因为我也从来没听说过有不胜任的政协委 员或者人大代表，除非他自我爆炸，犯法被查。所以一个人既然会“顺利当选”，也就会“顺利胜任”。

　　可能刘翔真是多面手，既能跑得快，也有做政 治家的潜力，但人不能因为跑得快就当政治家。另外，我也不知道刘翔跑步进了政协，如果真的进入了新的角色，他还能不能跑那么快。当然，政协委员又是荣誉， 刘翔“很惊讶也很激动”，说不定他又因此跑快很多，那可以为国家争更多的光，这当然是好事，但国家的身上多贴了几块运动的金牌，政协到底是不是个激励机关 还是政治协商机关却不免产生些疑问。

　　25岁的刘翔，可以为降低政协委员的平均年龄作特殊的贡献，谁能说政协是一个安排预备退休干部的地方呢，刘翔就是年轻化的证明。

　 　很多人都在说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不能当一周委员、一周代表，要当365天委员、365天代表，这肯定是不适合刘翔了。你要刘翔当365天的委员，又要 他训练比赛，铁人也扛不住啊，要累死冠军不成。现在已经知道，3月份的政协会议，刘翔可能缺席，他得去参加室内田径世锦赛，那又是一次争光之旅，还能为今 年的奥运会上为国家争更大的光做准备。这就是说，今年他将以跨栏跑步、为国争光的方式参政议政。原来参政议政的道路真的是广阔，你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你 就算参政议政了。
　　 2008-1-28 （作者博客）

吴稼祥：张维迎最好像割掉肿瘤一样，割掉院长职位

看到一篇博文说，近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全体教职员工讨伐院长张维迎（见图），我的心很痛。
维迎是我多年的朋友，感情一直很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不忍心看他继续在什么劳什子院长的位子上受煎熬，制造出一件又一件既有损于我的母校北大，也有损于我在光华学院的同学老师，还有损于维迎自己名誉和身心健康的新闻来。

无庸讳言，维迎肯定是中国的一流经济学家，但绝对是三流的官员，他善于思考写作，不善于处理人际的关系。他甚至不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80年 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领导可说是知人善任，当时的维迎即使不是那个所里最有才华、最有成就的研究人员，也可位列前几名。但他，既没有被安排做副所长， 也没有做任何一个研究室的负责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研究人员。这是对他的最大关怀，所以那时，他的论文产量高，质量也精，他在价格改革上对双轨制的研究，是 有历史贡献的。可是现在，他做了院长后，学术成果不常见，常见的是那些不着边际的大话，和让我为他脸红的牛皮，不是哪个著名经济学家抄袭了他，就是他的被 引用指数即使不是最高，也是次高，这都是让院长的职位害的。

一个学者的伟大，是要读者说的；只有一个官员的伟大才要自己吹。维迎已经把做官的恶习带到做学问上了，却没有把做学问的才华渗透到做官上。这对他和他占据 的官职，都是一场灾难。维迎的悲剧可能是，不善做官，却又想做官，结果，害了自己，也害了被他管的人，甚至害了中国的经济学，没有他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学 又多了些平庸。

为了中国少一个平庸且害人的官员，多一个杰出且利民的经济学家，我劝维迎最好像割掉肿瘤一样，割掉院长职位，割掉后，咱们好好喝一杯。

2008年1月29日（作者博客，新世纪配图、配附录）

附录1：

『关天茶舍』北大光华全体教职工批判张维迎大会纪要

（根据录音整理)　　

　　http://zouhengfu.blog.sohu.com/77510550.html　　

　　临近学期末,前一段时间成为焦点的光华管理学院又有两件事颇为引人注目,一件是每月的例行全体教师会议莫名其妙停了两个多月,另外一件则是院内教师自发起草了一份建议书,在短短半个月内,有40多人在上面签了名。(建议书内容见附件1)。　　

　　由于学期马上就结束了,2008年1月9日下午15:30,光华管理学院的全院大会终于在光华管理学院202会议室召开。张维迎用了近一个小时高调总结了光华在2007年取得的各种成就后,红光满面的走下台,等着按惯例结束会议。然而,随后的教师自由发言成了广大光华教师对现任领导班子的问责大会。整个会议持续到20:30分才结束,而且竟然没有一位教职员工离开。　　

　　首先上台发言的是北京大学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何志毅教授,他首先谈到:“不清楚到底是从哪一年开始,光华就不给教师自由发言的机会了。我原来想留在北大的重要原因就是愿意到一个简单而安全的环境工作,但是没有想到,到了北大还是要碰到我个人的一个很大的灾难。我经常半夜都睡不着觉,而且要用安眠药。”　　

　　随即他谈到了他对光华的深厚感情和兢兢业业,他在光华没有当官的行政诉求,以及他希望在光华继续呆到退休心愿。随后请全体老师们理解他可能会有些激动,可能会有些尖锐。他说道:“院里对我的那个处理还挂在网上——说我严重侵害了光华的利益和知识产权,而且为了防止我进一步利用北大案例中心的名义伤害、侵害光华的利益,所以将我免职。这相当于把我定在耻辱柱上了。我是一个有28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是一个有尊严的教授,而且我自己认为我没有这样主观动机,也没有这样的客观事实。我写了3份申诉材料,5篇解释性的文章,21封信。我跟78位教师谈过话。因为院里一直不让我有一个给大家解释交流的机会,因此我只好分别跟大家谈话。我只是希望解释,我不是一个损公肥私的人,我不是一个在主观上和客观上损害或者是严重损害光华利益和知识产权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欺负院长的教授。”　　

　　除了事件的处理结果,何教授还提到了程序的草率,而且处理的院领导完全不做调查,不听取他的解释。他明确表达愿意把这次案例中心的事作为北大管理270多个虚体文科社科机构的案例,把怎么管理,怎么考核,怎么评价,怎么决定负责人的任免等进行规范。社科部的原有规定,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个规定有不完善的地方。　　

　　在简略说明了和自己相关的解释后,何教授话锋一转,开始谈到了光华的共性问题。首先,他对院领导只讲莺歌燕舞,基本不谈不足表达了不解,而且认为光华需要横向和中欧、长江商学院比较才更有意义。　　

　　进而,何教授点出了光华当前的核心问题:“制度不清、规则不清导致了很多混乱;一言堂现象很严重;个人凌驾组织,或者是个人绑架组织的现象经常发生。”作为党员,无论何教授,还是党委书记陆正飞,竟然都“不知道我党在光华管理学院里有什么权利”!。　

　　他接着说到:“第一是我们班子的领导力问题:有制度不去执行。第二是领导沟通和协调的能力很差。第三是领导规则意识很差,不仅在有明确禁止停车的地方停车,而且对于解聘人,任免干部等,都不按规章办。第四是对人的基本尊重问题,院长多次说‘副院长以下的干部我随时可以叫他就地趴下’都是对人不够尊重的表现。”　　

　　随后,他还谈到作为领导,要注意公众形象,一不要经常违背民意,在社会上发表一些非学术的、标新立异的观点。如“改革最大的受害者是官员;高收费有利于穷人孩子上大学。”二不要随便说话,如“批评我的人的道德水平连到我脚后跟都没有;排在我前面的人除了江泽民之外都是死人。”,或者在公开场合评价别人,如:“李其有洁癖,心理很不正常。”　　

　　最后,何教授再次强调加强制度建设,向北大化学学院学习民主制度建设的倡议,以及在内部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解决问题的程序的必要性　　

　　何志毅教授发言后,从澳大利亚回国的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单忠东教授马上上台发言,他首先针对院领导问了几个问题。首先,他非常希望知道当时针对何志毅教授的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时,院领导提到曾经向学校打过报告,那么学校领导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批示？对何志毅教授的处理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其次,他说:“院里去年底第一次在网站上对何志毅教授的问题的声明中有两条说明,措词和决定非常的激烈,断言何志毅教授肯定有问题,把他撤职了。但后来又在内部公开了院领导答复何教授的信,却说对何志毅不是处理,他还是有贡献的。如果我们院的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那就应该坚持,难道就因为他写了20多封信我们就妥协了？”(听众大笑)。　

　　单教授说:“最近我在外边参加的很多评审会,确实感受到这个事件对光华管理学院的声誉有很大的打击,对北大和光华都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光华的声誉降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我作为光华的教授,感到很痛心。我认为光华不能再发生类似的恶性事件了,光华承担不起。”　　

　　他随后希望院领导应该以更公开、更透明、更和谐、更温柔的方式解决问题,“省得广大员工,每看见一次何志毅致院领导的第多少多少封信,或者是何志毅至广大员工的第多少多少封信时,心就紧一下,脑袋就嗡一下,手也颤抖一次。”(听众大笑)。　　

　　同时,单教授表示同意何志毅教授所说的民主建设问题,以及院领导需要自省的问题。他说:“温总理做政府报告,讲完了所有的成绩以后,肯定还讲八大问题呢。”最后,他希望2008年,院领导多下来听一听,想一想,光华的老师能够把一些恩怨抛开,共同把民主制度建好,开心的工作。　　

　　紧接着第三位发言的是回国不久的,信息系统与物流管理系蔡剑助理教授,他说:“我是sars期间回到国内的,现在是奥运会召开之前,当时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像奥运会,现在的光华学院像sars,是一场危机”(听众鼓掌)。“光华管理学院在2008年就像一艘偏离航道的大船,已经撞过了三座冰山,有很多很出色的船员,选择乘坐救生艇默默离去;有船员选择干分内的工作,继续清理甲板;有的船员想着何时能够掌舵;有的船员,用身体挡住灌向船舱的海水;但是我很惊喜的看到有更多的船员,大概40多个,不但有智慧,而且能够看清方向,而且敢于在迷惑当中,在高压之下表达自己的意见。我本来曾经犹豫想乘坐救生艇离开,现在,我看到了这就是北大教师的可爱之处,这就是真正的北大精神,括号加清华精神(听众鼓掌),请允许我表达对你们真正发自内心的敬意。”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肩负着培养全国最优秀人才的使命。一名教师的优越感,应该来自他的追求真理的勇气,他的责任心,他的奉献精神,他的爱的天赋;不能来自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说所谓热门学科,是否是名校毕业,是否是上过中央电视台,或者是否是海归。作为海归学者,我认为刻意地制造海归和本土教师优越感的差别来获得个人的政治利益,不但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不明智的。”

(听众鼓掌)　　

　　 “请各位我尊敬的老师记住,你不是乘客,你是水手,光华是你的船,北大也是你的船。让我们共同把这个船开到正确的航道上来。再次感谢!”　　

　　第四位发言人也是海外回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的杨东宁副教授。他说明了他参与为«建议书»征集签名的原因、过程和感受。他大声疾呼:“光华再也不能在这种基础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妄谈如何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自己拯救自己。说低点,我们要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说高一点,要把光华建得更好。”　　

　　他感谢“绝大多数认真了看了之后郑重的签上自己名字”的同事,并表示,他曾说“有人签了以后有点后悔,没关系,这个东西还在我这儿,以任何方式告诉我名字,我可以用非常彻底的方式把名字抹掉”但是没有一个教师这样做。　

　　杨教授认为,邹恒甫、何志毅教授的事情,“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制度,没有一个制度让好人做好事。”虽然有人提出,这份建议的时机未必恰当,但杨教授认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合适的时机,理论上没有最佳时机。比如三年前我们就需要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我们没有。难道我们要再等到三年后,五年后？”最后,他表达说:“希望能通过加强民主建设,让光华这个曾经让我们自豪温馨的地方,重新焕发生机,真正的能持续发展,在十年,十五年的时间里面真正地走向世界一流。”　

　　第五位发言的是院工会副主席,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江明华教授,他上来就说:“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光华是我在太平洋上唯一的一艘船,我不可能离开这条船。对我来讲这条船没有救生艇。我在这儿从上学开始到现在待了26年了。我不可能离开这个组织,我不可能做任何损害这个组织的任何事情。”作为《建议书》的起草人之一,他说:“我们想表达自己的一点儿心意,已经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把《建议书》递给了学校,递给了我们的院领导。”

　　他强调,“我们希望成立的是教师委员会,所有的教师都有机会、有权利、有义务和责任来参与光华的事情。”　　

　　最后,他补充说:“群众对领导的要求标准可能比较高,但就是因为群众的期望高过领导的承诺,导才有压力,才能做得更好,社会才可能进步得更快一点。提出高标准的要求,是作为群众的基本权力,谁当领导就要能够承受这个压力。我始终选择当群众,跟我的能力有关系,当然我喜欢快乐的生活。”

江教授发言后,是短暂的十分钟休息,所有光华的教职员工很快又回到会议室。与大多数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形成对比的,是张维迎已经没有笑容的脸。然而,这时走上讲台的,竟然是光华的老常务副院长、创始人之一,著名金融学家曹凤岐教授。　　

曹教授上来首先明确主题:“今天我有点血糖不稳,所以情绪有点失控,希望大家忍耐一下。”(浑身颤抖)“我今天不说何志毅的事,但是应该说我是最有权利说何志毅的事的,因为我是第一任案例中心的主任,我也是«北大商业评论»的常务编委,一切事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今天不说何志毅的事。”　　

　　随后,曹教授吧焦点集中在光华的民主制度建设问题上,他认为:“维迎重新当上第一副院长,尤其是当上常务副院长和院长以来,做了一些个不妥当的事情,给北大、给光华带来很大的内伤和负面影响。”他回忆07年初曾经写了一封信,希望新班子在工作中能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包括不同意见,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做到凝聚、团结、民主、和谐。　　

　　然而,他痛心地说:“这一年来这八个字怎么样呀？凝聚吗？没有凝聚呀!团结谁了？我们学院已经到了四分五裂的地步!民主吗？没有民主!和谐吗？根本不和谐!就从这一点来看,我对一年来的工作是不满意的。你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做好。”　　

　　紧接着,曹教授说:“维迎呢,知道我们学院原来的规章制度,但是在做事的时候滥用党政联席会、院长办公会的名义,以集体决定为由,做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给光华的班子和校领导都带来了很大的被动。”“关键在于从维迎同志当了第一副院长那天起,就不开党政联席会了,他开院长办公会,实际上把党委也给列进来了。然后以此为名做了很多决定。但院长办公会根本就没有人事任免权!人事任免权在党政联席会上!这些都有明文的规定。”　　

　　曹老师激动地说:“维迎啊!制度制订了就应该执行,谁的职责就是谁的职责。实际上,我们评职称的时候还有教师委员会,过去厉老师在的时候还有院务委员会呢!但是,维迎同志当政后,你开过院务会吗？全没有了!所谓的院里决定受维迎你主导的太多了。正是由于这样滥用权力才出了后面的很多问题。邹恒甫的问题要解决不要解决呢？肯定要解决。但是邹恒甫问题的解决,对外声明“院长办公会”就把邹恒甫就给开了,实际上院长办公会议无权开除一个教授!”(全场热烈鼓掌)“开除一个教授和提一个教授是一样的。要经过学术委员会、要经过院党委会、要经过党政联席会!这不是乱套了吗？同志们!”(热烈鼓掌)“制度是给大家订的,是要遵守的!”　　

　　随后,曹教授披露了2006年4月教授评审之前,张维迎临时强行修改评职称条件,导致张志学、陈丽华和董小英三位副教授几年的努力都突然失效的行为,曹教授质问:“这是学术委员会的工作,不是你院里的工作,你能否尊重点儿学术委员会!”(全场热烈鼓掌)而到了评审会上,张维迎又说:一个A类顶二个B类。曹教授对此评价,“没有这个规矩呀!你说顶就顶了？实际上就是说你想提就提谁。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有一些优秀的教授够条件的,今后一辈子可能也上不来了。维迎你应该好好地想想,这都不按规则办事呀!”曹教授把这比喻成“一个运动员百米赛跑,已经跑了50米后,突然鸣枪说都不符合规则!”这样荒唐的事让身为学校和国务院学术组成员的曹教授“感觉到非常的悲哀,非常的无能为力!”“所以学术委员会会议结束的时候就我提出来要辞职,因为已经不是我能够做的事情了!”　　

曹教授语重心长地说“维迎呀,你是院长,你要区分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邹恒甫的问题就是开院长办公会把人家除名,结果现在法律官司来了,校长都没法处理!校长谁都说不对此事负责,你说带来多大的问题呀!”　　

　　接着,曹教授又针对张维迎滥用院长职权,经常借光华的名义对外发表声明等行为进行了批评。曹教授问道:“你自己的事你干嘛打着光华管理学院的名义呀？你老说人家不能乱用光华管理学院的名义,你自己不在滥用吗？只和你自己有关的声明,而名义是光华管理学院？!我也是光华管理学院的成员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与何志毅教授、单忠东教授一样,曹教授也对张维迎经常不负责任地在媒体上大放厥词表达了意见:“再比如说07年11月29号的两个采访,你说什么‘现在不是院长欺负教授是教授欺负院长。’你要说院长欺负教授我还能举点儿例子,你要说教授欺负院长我连找例子都找不到。然后说‘谁批评你和骂你的人道德还不如你的脚后跟’那我今天批评你了,我的道德不如你的脚后跟？”　　

　　在对张维迎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后,德高望重的曹教授提出了当前光华管理学院真正需要讨论的四个问题,分配问题、退休问题、职称评定问题和学科建设问题。　　

　　最后,曹教授用他在闵先生九十寿辰的讲话结束了他的发言发言“老一辈同志创立了光华管理学院,并创立了光华品牌,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光华的今天。我们必须像爱眼睛一样爱护光华管理学院,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损害和破坏光华品牌,损害和破坏光华的荣誉、声誉和形象。要一心一意谋发展,扎扎实实创一流。”　　

　　在全场如雷的掌声和张维迎愈见铁青的脸色中,第七位发言人,院工会主席张红霞教授也做了简短的发言,她说:“今天几位老师表达了很多人的想法,而且是压抑很久的想法。光华现在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声誉受到了很大损害,一些老师自发的提出来一些倡议,工会把群众的声音整理成了«倡议书»。大家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和谐的、快乐的光华。希望通过今天的会,推动制度建设,保证我们光华的这艘大船能够向着更好的方向,更有效率地行驶。”同时,她还表示:“今后学院的工会确实应该依照«工会法»、«教师法»在监督民主决策上多做一些贡献和工作,更多地保护大家利益,能够让大家在光华过上一个非常快乐愉快的生活,然后再埋头再干活。”　　

接着,会计系的王立彦教授作为第八个发言人表达了意见。他说:“早晨我上网去看了下,把张维迎邹恒甫何志毅他们三个人的名字联合打进去,百度上是15200个网页,GOOGL中有11000个网页。近期的几个事情,光华管理学院让北大在直接受损或者间接受损,成了媒体炒作的诱饵,网友调侃的由头,街头巷尾的谈资,小消息市场的畅销消费品!现在我出去讲课,到哪大家都问我是否有新的消息,可悲啊!”　　

　　对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就是要在网上公示这两件事的处理过程,并让老教师组成老教师委员会和特别调查小组,关注学院的决策事情。其次是要把开除邹恒甫教授,以及处理何志毅教授的很多疑点核实、澄清。最后是要呼吁学校重视这个事,不要再沉默不言。　　

　　在一片掌声中,第九个发言人,金融系的刘力教授登台。他先对光华现在越来越缺乏团结和谐氛围表达了“特别伤心”,然后强调“现在需要集体决策。”他认为,“虽然方向没有大的偏差,但步子如果走得太快让大家不舒服的话,不妨走慢一点,否则任何事情都会很难做,甚至影响损害我们。”

　　接着,和厉以宁老师共同创立光华的元老之一的胡健颖教授,做了让全体参会者都心酸的发言。她说:“很多新来的同事,可能不太认得我。我在北京大学已经教学50多年了,我非常地爱北大,也爱光华,也爱光华的学生,而且我的个性非常开朗,一天到晚很开心。然而去年,我们这些老教师都被要求从楼上的办公室搬到地下室,给新回国的人让地儿。地下室是很闷气的,我们好多老同志,气憋不上来,但是他们只是在那里继续的工作。我的腿受了伤,下不了地下室,那我也没任何怨言,我带头把东西放回家。这就是我的个性。”　　

　　她接着说:“但是最近光华出了这么多事,我伤心了一个月,我很难受。最近我接到很多国外的学生给我打电话,他们也说很难受。50年来,就是动手术换关节我都没有流过眼泪。但现在,我神经衰弱,睡不了觉,我吃中药和西药都不管用。我太爱光华了,我太爱北大了。”　　

　　“光华存在这么多问题,除了要推行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把这个损失挽回来!我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我要离开光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让我的心情愉快一点。我只是希望、诚挚的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不要成为世人的笑话!我不谈多了,我很难受。”　　

　　在胡教授发言引发的凝重氛围中,原副院长朱善利教授也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以后再专门开会,讨论学院建设问题。光华的体制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资格改变它,解决它。”　　

　　刚发过言的单忠东教授再次上台,谈了一点问题和几点意见。他提出的疑问是“作为党政联席会议成员的徐信忠和武常歧两位副院长,都对处理何志毅教授的决策表示过异议,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个决策过程到底是怎么完成的？既然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还在上面签字呢!”　　

　　他随后提出了几条意见,包括:

　　第一,光华的制度建设必须立即开征询会议,要具体地做;　　

　　第二,刚才各位老师提到的具体问题,希望领导对予考虑、并明确答复;　　

　　第三,要建立民主社会的决策审议制度;　　

　　第四,应该成立不由院领导主持的独立小组,给全体真相;　　

　　第五,维迎作为一院之长,接受采访有很多说法极为不妥,应该向大家道歉;　

　　第六,党政领导们至少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妥,非常仓促,考虑也不全面,也应该向大家道歉;

　　第七,维迎在管理上经验有很多不足之处,应该腾出时间好好思考一下,对大家有一个交待。

　　时间已近八点,面对如此多教师的踊跃发言,连张维迎当上院长后马上被提拔的院长助理王亚非也出人意料地陈述了对张维迎的诸多意见,她提到:“我个人评价本届的班子,我觉得这届的班子没有成熟,他们原来好多就是从老师的岗位当上领导的,他们需要时间。”“我跟维迎吵过,为了管理制度,我认为这样管理是不对的,我说经常搞不清楚维迎为什么不和大家交流？为此我经常挨骂。”“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推动光华的规范管理,这样才有光华的未来。”　　

　　在发言中,她提到,她经常建议张维迎要“就内部的很多管理问题多听听大家的意见”但张每次他说“你不知道,外面竞争这么激烈,你怎么能让我干这个？”　　

　　最后,她再次表示:“第一年我们还有借口,做的不对因为我们刚开始,但是第二年我们可能借口不多,第三年就是不称职了。我同意大家完善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的制度,把程序建立起来的倡议。”　　

　　随后,不知道党在学院有什么作用的党委书记陆正飞和众人所指的张维迎相继上台。陆正飞有条件地表达了歉意,张维迎则仍然试图捍卫自己的所有决策。不过,三人都用不同方式表达了“新班子还年轻,难免犯错误,希望大家原谅。”
　　

附件2:《光华管理学院教师建议书》　　

　　第一,成立学院教师委员会,教师委员会由全体教师选举产出,由一定比例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组成,学院行政班子决定的重大事项,需经教师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生效。重大事项的范畴和决议方式等由教师委员会筹备小组起草,全体教师会议讨论表决后施行。教师委员会每季度定期召开一次会议,并可根据需要召开不定期会议。我觉得这是我们希望大家参与我们的光华的民主建设,也是纠正我们过去可能所犯下的一些错误。

　　
　　二、保持学院学术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大学术委员会的代表面,增加学术委员会的非行政领导人数,行政领导在学术委员会中的比例不得超过20%,以保持学术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　　三、响应许智宏校长的学术见解和观点,推广北大化学学院的改革经验,在光华管理学院施行院长轮值制度,教学研究人员兼任的学院院长和副院长实行轮值,任期4年不得连任。　　

　　四、建立完善学院行政管理制度,重大问题施行投票制,建立年度和中期行政领导述职制度,学院行政班子每年度应向全体教职工大会进行述职,听取意见改进工作,另外在行政班子任职两年后建议由学校组织部门组织中期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