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若玉：我身边的历史——家乡1959至61年大饥荒调查

時間：2014-08-31 21:58

作者：女，1996年8月15日生于荥经县严道镇，现就读于成都七中高中

来源：该调查报告是作者2012年暑假回家乡荥经与父亲一道下乡开展大饥荒调查后形成的，被成都七中评为《社会调查——我身边的历史》一等奖，并被制作成大型宣传画在校园内展出。 

1959年至1961年发生的全国范围大饥荒，四川省是大跃进人祸危害最烈、灾难最严重、死亡人数最多的省份。而我的家乡荥经县在这次大饥荒中死亡近一半，为全国之冠。

——题记  

每当看见我不吃饭或抛撒粮食，爷爷总爱说一句话： "是我们那个时候啊，能吃一顿饱饭，死都值得！"

爷爷今年69岁，1959年时他15岁，刚好和我现在一般年纪。听爷爷说1958年 城关公社新南管理区一生产队成立公社食堂时，他还在读初中，当时生产队还在上学的学生有近二十个，刚好两桌。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好，饭菜丰盛。放学后， 食堂还会单独为他们留两桌饭菜。不久，食堂粮食开始紧张，社员都吃不饱了。每次放学，食堂开饭时间已过，回来的学生们只好等炊事员重新做饭。爷爷说等做饭 的那半小时是最难熬的，十几双渴望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做饭的师傅，口水吞了一遍又一遍，终于等到开饭了，却又是清可见底的两瓢米汤，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社 员家里不准存粮，全部上缴到管理区。长期的饥饿使他们再没力气也没心思去上学，把那两口米汤领来吃后就邀约一起到处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爷爷说，生产队种 有一片花生地，1958年收花生的时候不彻底，地里残留了一些花生，花生收后又种了小麦。于是每天 都有几十个小孩蹲在那里撬花生，每撬到一个就迫不及待往嘴里送。开始还在小麦行间撬，后来花生少了，就在麦子中间撬，一个冬天把那片麦苗撬完，而且翻了好 几遍。难怪爷爷常说："幸好那片地，救了一群娃娃。"   

后来爷爷的继父饿死了，为了继续冒领他的口粮，全家人掩住悲痛不发丧。当时房子相当狭窄，就在火炉房房里安一间床，尸体就在床上，过了两天，还是被生产队发觉了。一辆已放着两具尸体的板车拉到门前，拉着老人家的尸体到东方公园（地名），挖了个坑，胡乱掏点泥盖了了事。

这在讲究"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炎黄子孙看来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啊！爷爷说，不久他的弟弟也饿死了。爷爷讲述的时候神情显得很平淡，似乎那段苦难经历不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而是在遥远的殷商时代。

要不是因为这次历史征文活动，我不会想到我的外婆竟会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她大字不识一个，更不善言辞，但她禀性善良，体恤别人，善解人意，而正因如此，在大饥荒中她一度逢凶化吉！

外婆今年70岁，1959年 时家住复顺公社太阳大队第五生产队。那年她的姐姐从甘孜州回来，看到年幼懂事的她从食堂打饭回来，总是先给父亲弟兄吃，姐姐看她善良，容易饿死，就决定带 上她去康定（当时的条件只能带走一个，姐姐原本打算带走另一个聪明伶俐的妹妹）。外婆告诉我，那一年她的母亲饿死了，那个没被带走的妹妹也难逃厄运。终于 等到生活好一点时，父亲却又病死了。剩下一个5岁的弟弟，被送到孤儿院……

外婆的眼眶红了，看来她还对那些人，那些事耿耿于怀，我想这些痛苦会成为她生命中一直滴血，永不痊愈的伤口。

在我的家乡，随便询问一个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说起1959年的那段历史，都有痛彻心扉的经历，都见过"路有饿死骨"的景象，都在死亡边缘挣扎过。

现在，这些老人们，总是对自己有一种近乎苛刻的节俭，体现着那个物质极度匮乏年代的烙印，他们潜意识里至今有一种对饥饿的恐惧，省吃俭用成了抵御恐惧的一种心理习惯。

为了解这段历史真相，我和爸爸利用暑假去采访了荥经县几十位农村老人。其中，复顺乡新添站的采访最使我刻骨铭心，据当地的老人说1959年至1961年这个百年老街上死了近三分之二的人。

陈慧英老人，已经85岁了，属于复顺公社新添六队。据她讲，1958年大战钢铁连妇女都去当工人了，当年粮食背到大队（管理区）去了，大家都到食堂吃饭，一开始每人每天还有三两谷子，到后来一点谷子也没有了，只好吃野菜、猪草、糠、树皮、泥巴（观音土）。她有两个叔叔，每家有4口人，最后都死绝了。她的母亲、父亲也全饿死。她的一个孩子才三岁，得了水肿病，肿得象关公爷爷。她想把孩子送到肿病医院，需要开证明，生产队却不给开，最后好心的乡长把她带到大队，才开了证明。医院里每天有半斤米，孩子还是只吃8天就死了，因为他太虚弱了。她家一个堂妹在县城读中学，叔叔婶婶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每次妹妹从县城回来，总会遇到亲人离去。有好几回是妹妹抬脑袋，她抬脚，连拉带拖，两个小孩，随便挖一些泥土把亲人们草草埋了。

郑光才现年67岁，也是新添站人,那时属于复顺公社新添六队。1959年他只有十三四岁,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说："五九年粮食肯定不够吃，我家饿死5个 人"。他还说，当时没有粮食吃，只有吃鹅香草，还吃过泥巴，有时还把牛骨头、猪骨头都烧来啃。而且他还听说他们新添站一个叫王文发的社员把死人腿上的肉割 下来煮成汤就喝了。问到他们生产队的死亡情况时，郑光才说，我们队饿死了一大半，街上都生满青苔，石板路缝隙里都满是很深的草。他居然还用了一句毛主席的 诗词来形容，他说："万户萧疏鬼唱歌"。

接下来采访的老人叫石文琼，老人已76岁，说到细粮关（荥经人都把三年大饥荒叫细粮关,"细"有少的意思），老人说，1959年饿死的人多得很！当时没得粮食吃，只好吃藤子根、蕨基根、野草。她的公公（李良碧）、哥哥（李洪渊）、嫂嫂、侄儿都饿死了。她公公死的时候60几岁，哥哥死的时候40多岁，侄儿才两三岁就饿死了。老人说，当时多数饿死，少数活下来，他们这里还成立了一个组专门埋人，其实就是把死人拉去甩在茅坑里就算了。

石章芬老人今年66岁，她说想起1959年很伤心，她家饿死了爸爸、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就只剩她和妈妈。她能活下全靠妈妈把自己的粮食让给她吃。

据《荥经县志》"人口变动"载：1959年至1962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生产下降，生活受窘，人口急剧下降，出现负增长。其中，1959年、1960年分别减少22453人、14692人。四年人口自然增长成负值。

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如此难以置信的历史的记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经过调查采访，我切身体会到什么是"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那真是祸国殃民啊！1958年，青壮年都去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了，大量的粮食烂在地里。据近年来多家研究报道，三年大饥荒全国饿死的人数在1400万到4300万之间（学者杨继绳的研究是3700万）。

我还采访过关于"亩产万斤"事件。村民对我说，那是社员们把许多田的谷子堆在一个田里造的假。当时的中国普遍都在吹牛、"放卫星"，中国的官员宣称1958年的夏粮增长了68%，小麦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并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亿7千5百万吨，比1957年总产量提高92%，号称可以生产出应有尽有的粮食。当时的最高领导人甚至提出"粮食实在太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而征购粮是根据产量按一定比例征收的，农民们即使把每一颗粮食都上缴完，也是达不到那个数字的，怎么不饿死人呢？

通 过这次对身边历史的发掘，我发现了一些被现有教科书所遗漏的历史。我们身边许多人经历了那样的浩劫，承受了他们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个代价实在太巨大了！ 然而，教训在哪里呢？我们应当正视历史，总结历史，以史为镜，不能让我们身边的亲人再次受到伤害，不能让我们民族再次陷入这样的灾难！

——胡平推荐

忻霖：《国家安全法》更名，能否推进法治及尊重人权？

图1，2014年8月25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惠昌作了关于修订国家安全法的说明。

 

其他图，中国《国家安全法》宣传材料。（网络图片）

 

 

中国国务院周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草案，拟将自1993年施行的现行《国家安全法》的名称修改为《反间谍法》。此举引发舆论关注，有评论称，若能在接下来将《刑法》中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取消，那就表明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等方面的一次突破性进步。

 

据媒体报道，《反间谍法（草案）》保留了现行国家安全法中涉及反间谍工作的内容，将条文中关于国家安全机关履行 "国家安全工作"职责的表述修改为"反间谍工作"，其工作特点采取"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部分反间谍措施上升为法律。草案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主管机关，中国公安、保密行政管理等其他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其中还补充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防御、依法惩治"等原则。该草案已於上月底获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在1993年参与国家安全立法，但其后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判刑的前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俞梅荪周二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1993年初，《国家安全法》的出台，是我参与和促成的，当时感到保卫国家安全工作是那么重要，需要上升到法律高度来给予支持。我作为秘书而积极协助首长顾明（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促成该法草案在1993年2月22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七届最后一次会议）得以顺利通过，从而使保卫国家安全的各项工作有法可依。可没想到，不到一年，我这个平时一贯积极宣传法治而努力促进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者，竟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并治罪啦！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俞梅荪说："我因公指导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张启承等搞好中共"十四大"和法治宣传，阅览相关文件，被其团伙盗印，送上海市委，又向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栽赃陷害，我被以泄密罪判刑三年。在狱中发现，依这个法被治罪的，均是我们这些犯了似是而非之罪的人，《国家安全法》是对外维护国家安全的，但却成了对内乃至对党内整人的了，这与其对外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完全相悖了。"

 

这一改名事件在网民间引起了大量讨论。有网民称，这次改名是否意味着接下来会同时将刑法中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取消，更名为"间谍罪"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表明我国在推进依法治国及尊重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的一次突破性进步。

 

新浪微博网民"空谷幽兰-a"说:"若不改，公知们就该倒霉了。改成反间谍法，公知们暂时安全。"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称："《国家安全法》更名为《反间谍法》，主要是在反间谍领域加强法制，对于其他领域就不要泛泛地使用危害国家安全罪，如果是这样的那还是一个进步的。但中国本身不是法治国家，从来是人治大于法治，想给谁贴上什么标签就贴上什么标签。"

 

香港《星岛日报》周二引述专家认为，随着社会及科技发展，反间谍工作面临许多新问题，如网络安全、商业间谍等，相关法规有必要进行修订。

 

香港《明报》援引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刘跃进称，现行国安法名不副实，是一顶大帽子戴在了一个小个子的头上，在法律名称上用了"国家安全"一词，但内容却只是国家安全中的很小一部分内容，实为"反间谍侦查"的法律。

 

俞梅荪还表示："199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就是反间谍的，是对外保卫国家安全的。我过去接触不少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事情，回头想想，我们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其实很糟糕。这回改名字应该更好一点，把这个罪名及其主管机关的职责的定义更准确了。如果早这么改名的话，至少我不是间谍，也不认识什么间谍，反间谍机关不应该抓我并枉法加害。在该法更名的同时，反间谍机关更应该纠正对我和我这类的不少冤案，还以公道！"

 

也有网民担心，间谍仅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之一，缩小解释削弱了这部法的威力，恐怕不适用于暴力恐怖等危害社会安全等行为。

 

而今年4月15日，身兼中央国安委主席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被大陆学者解读为，中国将着手制定一部新的涵盖领域更广的国家安全法。

 

也有网民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国家安全问题。新浪网民"汴京草民"问道："老婆孩子财产送到西方敌对势力手里，自个留在大陆担任公职算间谍吗？"

 

（特约记者：忻霖；责编：林迪、申铧）

 

●自由亚洲电台，人权法制，2014年8月26日报道

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xl1-08262014110300.html

 

●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2010年3月8日，主持人：陈奎德；座谈人：俞梅荪《从我的冤案看江平先生和中国法治之路》

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zhongguotoushi/TOU-03082010151150.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E4%BF%9E%E6%A2%85%E8%8D%AA

 

附件：            

国家安全法拟更名为反间谍法 

2014年08月26日，来源：人民日报 

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国家安全法拟更名为反间谍法

 

修法重点：明确公安、保密等机关的协作配合；部分强制措施上升为法律规定；境外组织实施各种间谍行为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本次修法大部分内容都是对现行条文在文字和细节上的微调，但草案第五条对原法的改动相对较大。在现行国家安全法第四条的基础上，该条将原文列举的五种具体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删去，而采用间谍行为的笼统定义。据介绍，这一修改是为了与刑法等有关法律衔接并有利于今后反间谍工作的开展。此外，草案对现行国家安全法中与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1993年之后新修订、制定的法律有关表述不一致的部分，也作了相应的文字修改。

 

8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惠昌在作关于修订国家安全法的说明时指出，为了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家安全部以现行国家安全法为基础，认真总结反间谍工作实践经验，起草了修订草案，将国家安全法名称修改为反间谍法。

 

据了解，现行国家安全法是1993年公布施行的。

 

耿惠昌表示，修订现行国家安全法的总体考虑是，以现行国家安全法的内容为基础，突出反间谍工作特点；总结反间谍工作的经验，将实践检验有效且反间谍工作确需的措施上升为法律规定；注意与正在起草的法律协调一致。

 

耿惠昌介绍了修法的主要内容：

 

——将我国反间谍工作多年来坚持并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原则以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在草案中补充规定了反间谍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积极防御、依法惩治的原则。

 

——考虑到反间谍工作的顺利开展除了依靠国家安全机关履行职责外，还需要多部门的协作配合，草案在明确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主管机关的基础上，规定公安、保密行政管理等其他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依法做好有关工作。

 

——将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规定的，国家安全机关开展反间谍工作需要采取的措施，上升为法律规定。草案规定：查验中发现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由国家安全机关责令其整改或者指导其整改，拒绝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可以予以查封、扣押；对与间谍行为有关的工具、经费、场所、物资和其他财物，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依法查封、扣押、冻结；隐藏、转移、变卖、损毁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或者明知是间谍活动的赃物而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的，由国家安全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国家安全机关根据不同情况，对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予以没收或者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为了与刑法等有关法律衔接并有利于今后反间谍工作的开展，草案在现行国家安全法的基础上规定：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外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在旧法中，国家安全机关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权力是由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规定的，属于行政法规。根据2012年施行的行政强制法，上述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设定，因此国家安全机关停止实施了上述措施。

 

而此次修法中，为了确保反间谍工作顺利开展，草案在四项条文中重新规定了国家安全机关可对特定情况下的特定物品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没收等强制措施。（记者 毛磊 彭波）

鲍彤：毛邓同异和中国的光明

图：2014年2月25日，重庆市沙坪坝华岩普天物流公司，毛泽东像被吊起后放倒在地上

今朝的风流人物，轮不到毛，也轮不到邓。只是因为邓的周年非纪念不可，才需要颂邓，才不能不扯上毛，才引发了热议，不过也热不到哪里去。

毛反人类，本属希特勒一流。他的头像现在虽仍挂在天安门上，迟早会归入垃圾类。邓也因天安门屠杀而身败名裂，但论者认为，他毕竟和毛不是一路货，为他辩护。他们所考虑的或顾忌的，是中共的存在及其力量——这个党不仅拥有八千万名高度组织起来的党员，而且掌握着支配13亿人生死存亡的绝对权力。语云，"打狗要看主人面"，评论大概也有评鼠忌器的问题。为了避免多重标准，不妨客观设想一下：倘若出在非洲、欧洲、美洲或亚洲的其他地方，屠城应该如何论定？

现在论毛邓，往往着重于他们二位的区别：毛造反，邓维稳，毛公有，邓私有，毛计划，邓市场，毛恨臭老九，邓尊重知识，毛闭关锁国，邓对外开放，诸如此类。区别是实际存在的，不应该忽视。这是因为他们两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打江山"和"坐江山"两者，显然大不相同。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除了以夺取政权为使命的"太祖"，都有以保有天下为使命的"列宗"，他们之间，一般都存在着这种区别。

所以把毛的"前三十年"和邓的"后三十年"看成一个整体，也是符合史实的。毛祖和邓宗，政策很不同，风格也不同，那是"小异"；相对地说，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大同——毛祖邓宗共一党，而且共同维持着一个时代——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时代，共同维持着一种制度——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共同梦想着实现一个目标——共产党永远领导一切的伟大理想。

掌握"大同"，就能更深入地理解"小异"。造反有理的毛，是造别人的反有理；稳定压倒一切的邓，是拿自己的权力去压倒自己不喜欢的一切。两者是一回事。实行公有化的毛，是把别人的一切私有财产充公，这是为了过渡；邓允许国有企业改制，是瓜分这些公产，过渡到自己权贵的手里。两者也是一回事。毛主张计划，是通过计划把国家的资源捏在领导手里；邓开放市场，是通过党和政府调控市场，把经济活动捏在领导手里。也不是两回事。

毛恨臭老九，邓尊重知识，这都有话可証，有事可証。当然，毛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也爱郭沫若、钱学森、张春桥等无数爱党爱毛的知识分子。同样，邓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并不看重章伯钧、储安平、白桦、刘宾雁、黄万里、方励之等无数正直敢言的谔谔之士。应该说，毛邓的感情好恶是完全一致的，体现着异曲同工的道理。

毛闭关锁国，不假，但他既非常熟悉罗斯福和林肯的自由民主的主张，也有一边倒向斯大林的毛病，又有向赫鲁晓夫索取原子弹技术的要求；邓对外开放，也不假，他是两个拳头都硬，引进外资为华所用的确不假，两年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从来没有淡忘或马虎过。当然后来又有新发展，直到反对普世价值，早已不是两年一次，而是年年反，月月反了。

所以，毛祖和邓宗，的确是一以贯之的。他们是夺权和掌权用权维权的关系。有时更多地着眼于权，有时更多地着眼于利，是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本质区别。中共党史作者要大家把前30年和后30年看成一个整体，不仅用心良苦，而且无可非议。

毛和邓，都做了一辈子中国梦，希望中国组织起来，十亿如一，成为天下无敌的战斗力，天下无敌的劳动力。这是相同的。但他们二人的办法不同。毛的办法是用绳子把十亿捆在一起，邓的办法是用GDP把十亿糊在一起。捆的办法肯定不行，糊的办法好像也不是太得手应心，所以正在谋求全深改。

我不认为国家应"如一人"。我赞成宪法。我也认为13亿公民人人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的主人。因此，我希望正在进行的全深改，非但改掉毛，而且改掉邓。否则的话，依法治国没有希望，打老虎无以为继，各种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创造性主动性纸上谈兵，阴霾也将挥之不去，中国难见光明。

——RFA

胡少江：香港的“不完美普选”

中国政府在香港普选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强硬。在最近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香港二零一七年特首普选方案的前后，一方面不断通过高层官员放出狠话，表示绝不会同意香港民主派提出的让人民有候选人提名权的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其御用文人和在香港的代理人与北京的立场相呼应，佯装维护香港利益，试图引诱香港人同意由北京操纵候选人提名的假普选方案。

什么是普选？这个问题完全是常识。普选就是由香港的多数选民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由谁来当行政长官。不仅仅是最后的选举要有选民决定，而且选民也应该有权决定谁当候选人。与此相反，假如在选举的任何一个环节，不尊重选民的意志，让少数人有机会强奸民意，操作选举，那就不是"真普选"，而是地地道道的"假普选"。

北京做过承诺要让香港进行普选的，但是北京当前的立场表明，它早前的承诺仅仅是一个不得不做出的欺世盗名的姿态而已。十几年过去了，北京不敢明目张胆地收回其让香港人民通过普选产生特首的承诺，却玩了一个偷梁换柱的小把戏，那就是坚持不让香港人民和政党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利。它要垄断提名权，也就是说，香港选民只能从北京提名的人选中选一个来当特首 。

这种由北京操纵提名的游戏绝对不是"真普选"！这一点，其实北京政府豢养的政客、学痞和它在香港的代理人都心知肚明。他们在为北京的立场辩护的同时，也感到无法说明香港民众，让人们认同北京方案是一个"真普选"的方案。于是乎，他们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不完美普选"。这个名词的发明者是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院长王振民（简图），他是昨天在香港的外国记者午餐会上公布他的这项"发明"的。

王振民专程来到香港，以御用法学家的身份劝说香港人民："香港落实不完美的普选，比没有普选好"。这个听似从香港人立场出发的"劝解"，虽然无法得到香港大多数人的认同，但是立即得到了香港所有亲共报章的喝彩。那些一向主动向北京投怀送抱的香港投机政客们也立即出面呼应，例如，前香港财政司长梁锦松也表示，"有得选好过无得选"。

其实，如果北京政府还有一丝一毫的自信，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诉香港人民，它不想让香港人民通过普选来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它可以蛮不讲理地强行这样做，也可以通过操纵的香港媒体和御用文痞们到处宣讲它这样做的理由，就如同它在大陆所做的那样。人们对北京的霸道已经司空见惯，虽然不满，但是面对强大的国家镇压机器，也别无他法。

可是北京偏偏要"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为了欺骗国际舆论，它偏偏要装出同意在香港进行普选的姿态。可是它这么一装，却暴露了它自己对它那一套制度的完全不自信。这说明，北京也知道香港人民要求"真普选"是有道理的，它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它的一党专政的"制度优势"。它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

不过，那个从北京到香港进行"劝架"的御用法学家王振民和那些拥护他"不完美普选"理论的人们没有告诉香港人民，既然有一个"完美的普选"，为什么要接受一个"不完美普选"？个中的道理，他们是不敢说透彻的，那就是因为北京不想让香港有真正的民主，它害怕一个真正民主的香港会成为大陆中国人民模范，害怕从此失去对香港和大陆中国的控制。

——RFA

王丹：人文学科的意义

年轻的时候去国外旅行，最看重的是山水，风景，甚至是美食；现在的旅行，我会比较在意当地的人文艺术。那些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那些音乐会，舞台剧和舞蹈。既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或者地方，我们当然是想对之有更多的了解，而我一向认为，人文艺术的景观，是检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最重要的指标。我会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如何对待人文艺术？我们来看看美国的例子。 

今年6月中旬，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61页的报告，对于美国高等教育中人文科系的注册状况，以及在资源分配上对于人文艺术的挹注是否失衡等提出了分析与建议，这份报告呼吁在全美进行人文科学的优秀教师的培训计划，并提高对那些弱势艺术科目的预算划拨。显然，重建人文艺术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已经成了美国立法者关注的议题。这份报告的题目就叫做"问题的核心"。 

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 《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一组数据：50年前，美国高等院校入学学生中有14%选择的是文科科系，而现在，这个比例降低到了7%。以我的母校哈佛为例，在过去的十年中，申请文科科系的学生的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这种情况的发生，当然跟整个社会越来越急功近利，越来被经济至上主义所影响，而国家和社会资源也偏向理科有关。 

这种现象显然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这篇文章的作者就呼吁说，人文领域的知识"是一个人最内在，最基本的部分"。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我们去参加一个人的葬礼的时候，悼词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人的人生履历，通常悼词里提到的都是这位死者的生活经验，勇气，智慧和对真理的追求。其实如果我们翻阅《纽约时报》或者《经济学人》上的讣告栏的内容，就会发现事实却是如此。当然，在华人社会，情况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的讣告大多是四平八稳的生平介绍。这也体现出了不同文化的内涵。 

洛杉矶最富盛名的教育机构就是盖提美术馆，其馆长James Cuno也针对上述报告，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表示，文科科系---语言，文学，历史，法学，哲学，宗教，艺术等等---对人类的未来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些知识为人类了解更为广大的世界提出基础，训练一个人与其他热沟通与合作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人的创造力。所以他的大声疾呼，社会应当增加对于文科科系的教育投入。

我认为，对文科的忽视甚至歧视，是来自于对于创造力的重要性的缺乏了解。一般而言，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创造力是发动机。但是我们却往往忘记，创造力来自于人类的想像，来自于梦想甚至是幻想。而想像，梦想乃至幻想，都是讲究研究和逻辑的理科所无法培养的，这项工作，正是人文学科的强项。即使是科学的进步，也是来自于人文环境的形成。 

我坚信，一个社会，是否重视人文艺术，决定了这个社会是不是拥有未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余英时：追忆揭露文革真相的澳大利亚汉学家李克曼

李克曼（Pierre Ryckmans）

世界上最杰出的汉学家和文学家之一李克曼（Pierre Ryckmans）在澳洲坎培拉去世，享年78岁。(资料图/AFP)

悼念一位刚刚故去的汉学家，不但有名而且跟我很熟悉。他的死在《纽约时报》有很大篇幅的报道，他曾经是澳前总理陆克文的老师，陆克文会说流利的中国话，就是他教出来的，而且他的影响非常大。

他的中文名字叫李克曼（Pierre Ryckmans）。李克曼实际上是比利时人，他很早就对中国有兴趣。他大概是1936年出生，所以在1955年，那时候中共刚成立不久还没有发生反右等很坏的事情，虽然思想控制已经很紧张，外面看不出来，那个时候就是1955年李克曼跟一群比利时同学第一次访问中国，受到相当隆重的招待，最后连周恩来都出面跟他们谈话，他一见中国就爱上，但爱上中国不是因为政治，与政治毫无关系。他喜欢中国的建筑，喜欢中国画。他的爱好是非常真诚的，而且越来越深，所以他不但要学中文，还要多读中国书。可是在1955年的时候在中国做研究、做学生不大容易，还有种种限制。所以他就到台湾去学中文。学了好多年，学了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后来还娶了一位夫人也是他在台湾时期的同学。

李克曼一直对中国有一种向往。那个时候从1949以后我们都知道西方的汉学家研究中国的人都接受了一个浪漫主义的看法。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是个伟大的革命。毛泽东想重新改造中国，也是非常伟大的。他能发动所有人民来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尽管那个时候中共已经打了韩战，可是在一般大学里面的先生跟学生不但是欧洲而且尤其是美国，这是我亲自经历的都对共产党有一种非常浪漫的幻想。他们并不是倾慕共产党的大权势，而是理想主义者。所以西方理想主义者大部分都向往中国。而且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不得了的，翻天覆地的，改造中国的新的历史的开始，也就是中国天堂在那个时候开始建立了。

可是我们知道李克曼在50年代甚至于60年代都还对中国有一些很好的美好的想法，可是也观察到中国也慢慢走上了可怕的道路。第一个使他惊异不止的就是大跃进。这个大跃进三年之内死的人之多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这还没有看到暴力。只是看到人的死亡，而这个死亡在中共的宣传中就是因为天灾，气候不好，农业发展不了，而事实上是毛泽东的政策造成的。这个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这个时候李克曼就彻底地失望。因为他在北京到处想找中国的城墙，最后城墙找不到。只看到故宫之类的建筑，但北京还有许多庙还有许多城门还是很好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都开始摧毁了。

这种彻底的失望最后就导致他写了全世界最有名的的一篇文章，当时影响很大的就是《毛主席的新衣》。我们知道西方有《皇帝的新衣》。那时候他不敢用自己的真名字，所以他用的是一个笔名，这个笔名实际上更加流传在西方，叫西蒙莱斯，这个西蒙莱斯这个名字一直在运用。甚至在翻译中国论语的时候他也用这个名字，没有用李克曼，但是在写他的艺术史的时候用李克曼，所以这个李克曼是有两面的，一面是写真正的中国文化写艺术史的学者，而且是非常成功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是在学术方面；李克曼在政治评论方面他对中国的了解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西方浪漫的汉学家都是歌颂中国是新的天堂，只有他一个人实际在中国进进出出很多年所以他非常愤怒，他感觉中国不但摧毁了中国文化，而且也把近百年来的传到中国的西方文化也一笔勾销了。

在中国叫封建，西方叫资产阶级，在这两个名号之下文革摧毁的东西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用暴力对付老师，对付学者更使他看得心惊肉跳。所以他最后在1974年用法文写了一本他的名著《中国的阴影》。这个中国阴影他全面观察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影响。这本书我跟他在香港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比如我说共产党是中国过去的帝王，除了秦始皇以外第二位就是明太祖。我举了许多例证来证明这件事情，当时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面发表，很受重视。他也看到这篇文章，所以特别找我。这样我们才认识。先后又谈了几次都彼此印证，因为他可以告诉我实际情况，我可以告诉他怎么跟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专制皇帝的所作所为连系起来，这样可以认识毛泽东，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好像真的是天神下凡来救中国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谈得非常投机。这样就建立了我们的友谊。

（根据作者8月20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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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读《西康史拾遗》中的赵尔丰

赵尔丰（资料图片）

1990年代中期，我从拉萨去康定——我与家人住过多年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得到了上下两册的《西康史拾遗》，是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编印的，由名为冯有志的一位旧式文人著述。

在绪论中，冯说："西康之名，定于清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炢请建立西康省的奏折。……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曰'西康'。"由此可见，与"达折多"被更名为"康定"一样，"西康"也是一个殖民意味浓厚的地区之名。

此书开篇即承认："西康古无其名……系藏族聚居地区，语言不同，风俗殊异"。主要叙述清末大臣赵尔丰在康实行"改土归流"的种种"事迹"。所谓"改土归流"即殖民政策的细化，而这个词本身既含有歧视和同化之意。这些称谓都是歧视之称：土司，野番，番人，蛮子。至今在康地，仍可听到"土司"一词，当然是用汉语说的"土司"，而藏语一概说"杰布"，意为王，如德格杰布而不是德格土司。

在"改土归流"前，康区发生两个重大事件。

一是"泰宁事件"。泰宁今日属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当时清官员派人开采泰宁金矿，泰宁寺阻挡，四川提督马维琪率兵镇压。这与2007年在此地开采金矿，引发藏人抗议被镇压，全然是历史重演。

二是"凤全事件"。凤全是帮办驻藏大臣，准备从四川移民开垦巴塘，引起丁林寺反对，凤全拟制寺院权力、减少喇嘛人数，垦区百姓抗议，后凤全被杀，同时被杀的有两个法国传教士。赵尔丰由此上场，即所谓的"经营川边七年"。而凤全所为，如今同样重现。

赵尔丰是山东泰安人，相似的是，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也是山东人，他被藏人称为赵尔丰二世。1905年，赵尔丰兵抵达折多。之前提出《平康三策》，声称由于驻藏大臣和英国人都将达折多以西"皆为西藏辖地"，故"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他的意思是，这样既可以稳定四川，又可以控制接壤西藏的边境，还可以逐渐将势力伸入拉萨。

1905年6月，赵尔丰率两千军人由南路而上，经理塘，血洗巴塘。"火焚丁林寺，马踏七村沟，将正副土司及喇嘛八角等，概行斩首。"继而镇压得荣的浪藏寺。

1905年11月-1906年4月，围攻乡城的桑披寺，破城后，"拆毁庙堂，掘平城墙，寺内铜佛，亦抬出交收支局铸成铜元，充作军饷。""斩杀亦众"。"全寺夷平"。"于是赵屠夫之名传遍边境，当时传说，谓小儿啼哭，吓以'赵尔丰来了'，小儿即不敢哭。"其罪恶，可谓擢发难数。

接着镇压盐井，"毁庙杀僧"。

而赵本人，被提升为川滇边务大臣，其辖区东起康定，西至藏边，南抵云南的中甸，北至青海玉树，基本上就是今日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范围。

赵尔丰血洗康南之后，驻扎巴塘，实行"改土归流"。首先更改了一系列地名，如将巴塘改为巴安，乡城改为定乡，理塘改为理化，达折多改为康定，皆为殖民侵略之标志。

1908年，赵尔丰兼任驻藏大臣。同年11月，带兵进军康北，从道孚、炉霍、甘孜到德格更庆，又是老一套：屠戮不顺从的藏人，招降恐惧的藏王，如德格王多吉僧格就投降，交印献地，被封清廷三品官。德格，我父亲的老家，被改名德化。属于七世达赖喇嘛的瞻对，被改为怀柔县，后改称瞻化县。

1909年，赵尔丰由岗托渡过金沙江，强迫噶厦划界，边藏在江达分界，以西属藏，以东属边。并改察木多为昌都。1910年，赵尔丰率川军往拉萨，宣布剥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不过他未能进入拉萨，概因中国各地动乱频发，令他最终首身分离的四川"保路运动"正在逼近。

赵尔丰的"改土归流"政策主要为：

1、"安置垦民"：即移民。"都是极贫佃户，自无寸土……"，给予许多优惠政策，乃最早的进藏包工队。如1906年，由四川招垦民800名，有眷属者370余人（也即400多男丁将在当地娶妻成家），分给乡城、稻城、巴塘、河口、东俄洛各200名。1911年，又招垦民1723人，有眷属者600余人（也即1100多名男丁将在当地娶妻成家），分给康定、雅江、稻城、乡城、巴塘、盐井、道孚、甘孜各县。

2、要求汉藏通婚：专门颁发《汉蛮联婚通饬》，鼓励制营汉人官兵与藏人妇女婚配，对婚配者"由公家每月发给青稞一斗，生儿育女者，一人一斗为津贴。有愿随营开垦者，所得之地，系为己有。三年后，除纳馆粮之外，免去一切杂差"。1941年，"汉人迁居西康，有行商垦户及军人在康安家者，达到四万五千余户"。

3、兴办学校：从1907年到1911年，在康南和康北创立小学170余所，师范学堂二所，蚕桑学堂一所，游牧改良所一所。要求各学校学汉文，尊孔教，忠君爱国。教材主要有中国儒教的《三字经》、《百家姓》等。赵尔丰称这是"开草昧输以文明"，将藏人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而将藏人汉化、同化、奴化。

4、开矿："川、滇边地，产金之处甚多……由官设厂……雇夫开采。"随之开路修桥架电线，看上去是引入现代化，实际是为殖民化及掠夺资源打基础。

另外还有所谓的"移风易俗"，不但强迫藏人子弟学汉话，还要求藏人家族采用汉姓。至今康区有不少姓汉姓的藏人，多是那时传下来。认为藏人的天葬风俗野蛮，要求改为土葬。还要求喇嘛娶妻生子。此种种对藏文明的摧毁影响弥深。

对照今日中共治藏现实，几乎就是全盘接受赵尔丰以"改土归流"消失藏民族的手法，也因此中共西藏官员会如此褒奖赵屠夫："……无论其本人属于哪一个阶级，其具体的手段是否正确，都应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把握。只要其行为是顺应了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就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1911年，赵尔丰在成都被"保路运动"的举事兵民斩首，大快藏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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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汉堡“寻找共同点”藏汉会议汉人代表有关“中间道路”政策的共识

2014年8月26-28日，来自欧洲、北美、澳大利亚、香港和中国大陆的30多位汉人独立知识分子、作家、民运人士、维权律师在德国汉堡参加了"寻找共同点"汉藏会议。与会 人士聆听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讲话，并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外交和新闻部长德吉曲央女士、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格桑坚赞先生就西藏的宗教、文化保留、人权、环境、牧民定居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藏人行政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政策进行了质疑和讨论。经过深入讨论，与会者对西藏问题的本质和"中间道路"政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与会者进一步认识到，自从2009年日内瓦"寻找共同点"汉藏会议以来，各藏区的人权状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中国政府对藏人在政治、宗教、语言文化、环境等各方面基本人权的侵犯，是导致130余位藏人自焚抗议的直接原因。在中国政府对藏民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不断地妖魔化、对藏人的政治压迫、宗教压制、经济文化边缘化、藏人生存环境全面破坏的状况下，"中间道路"体现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大慈悲和大智慧。这项政策不仅是藏民族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争取自由的途径，是全人类解决各种冲突的新方法，也是尊者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基于对"中间道路"政策的深入理解，2014年汉堡"寻找共同点"全体与会汉人代表达成以下共识：

1.     达赖喇嘛尊者创导的"中间道路"有助于汉藏民族和解，有助于藏民族和平非暴力地争取自由。
2.     "中间道路"是汉藏两族互利双赢的途径。
3.     "中间道路"原则有助于和平、有序、理性、非暴力地实现中国民主转型。
4.     中国的民主化有助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5.     让中国同胞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和"中间道路"原则非常重要，与会汉人代表愿意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2014年汉堡《寻找共同点》汉藏会议全体汉人代表

谢亦武：新疆问题已至无解——习近平幻想「二十年影响」

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

                                     

中国在二十一世头二十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很有可能，但它的脆弱性也愈加突出。其脆弱性来自严重的环境后果，也来自社会公正的严重匮乏，但是，最难控制的因素却是外部性质的。

目前，中国石油消费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靠进口维持。「伊拉克一半的出口石油被中国人买走」之状况还在持续，而美国「印中美研究所」商业研究室主任施泰因博克估计：到二零三五年，伊拉克生产的石油「将有百分之八十流向中国」。

伊拉克危局已经对施氏的预测目标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保持目前从伊拉克的进口水平已生不虞。在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拉克大部分地区占据主要地位的逊尼派，正式努力建成一个称之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共和国」的新国家，英文简写为ISIS。

美国给中共脖子上套磨盘

在中国新疆地区，逊尼派教义占主导地位，更由于ISIS势力影响已经深入到中国两个重要临国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新疆逊尼派穆斯林经巴阿两国与ISIS形成精神同盟只是个时间问题。可以预见，即便未来主导跨伊叙两国的ISIS不支持新疆民族独立力量采取规模性武装斗争，也会在石油出口上「卡断中国」，导致中国经济突然熄火。

叙利亚局势滑向了失控边缘，中国与巴沙尔政权的传统关系也面临消失的危险。从国际政治博弈的角度，这也相当于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惩罚。美国不仅对伊拉克问题不再投入精力，而且对叙利亚问题也有放任自流的迹象。奥巴马的半孤立主义饱受国内右翼抨击，中国外交政策机构亦对美国撤出中东欢欣鼓舞，以证实美国的衰落（这种衰落的不言而喻之一面是中共国家在全球崛起）。岂不知，此正为套上中共脖子上的磨盘！

就习近平十年任期的政策规划暨战略前瞻看，不存在解决新疆问题的可能性。相反，随着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新疆问题也更加棘手。对于这个无解的统治难题，习政治的随机性策略有两点：其一是继续在意识形态上编造新的愿景，如最近推出「二十年影响」是最主要的牌面；其二是积极与中亚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从外围上减小新疆问题复杂化的程度。其所幻想的「二十年影响」当然没有像过来大煽「中国梦」那样来做政治推销，而是借商业性面目来让吹捧著述在全国铺展开来，主述「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中兴之主」资本难积累

对已经确有治绩的「八项规定」，湖北作家梁相斌说：「我觉得再过二十年看这段历史，那是惊心动魄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兴转折。」对于「二十年看」与「中兴转折」之说法，国内高级观察人士均认为：习近平决意从二〇一四年开始，保持二十年的影响，至其离开政坛暨交出最高党权后还要有十余年的影响期；此种影响不仅要包含当今江泽民之干政作为，还包括提供一套完整的思维模式。

「在毛泽东思想之后产生『习近平思想』，那才能算得上与传统王朝历史上『中兴之主』相类比的人物。」一位与习智囊班子接近的「政策外围人士」如此评价。不过，关于「中兴政策」的讨论亦十分激烈，以至于前一段时间高层有传闻称「习近平的智囊班子发生了分裂」。不管此传闻是否属实，就中共整个高层政治讲，至少存在两大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关于反腐，「是否足以扭转党风而不致党的形象彻底负面化」之争论仍在持续；关于新疆问题，「采取高压政策会否导致新疆整体暴乱」之争论亦未见平怎么迹象。

从团派大员张春贤「柔性治疆政策」被指失败后，俞正声与习近平先后到新疆调研，足见内部问题之复杂。习近平现在想利用上海丰厚的资金实力来支持新疆的经济发展，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新疆问题的根本没在民生方面，而在民族习惯与宗教自由方面。对新疆问题潜在的严重性，最高当局虽然无解决之策但仍高度关注。如在习近平出访拉美暨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先后有上海书记韩正与市长杨雄，以及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到新疆考察或调研。韩杨上海最高规格考察团仍专注经济上对新疆支持，而许其亮则到驻疆部队做调研，随后又去了西藏。

上合组织不敌突厥国家议会

据北京某受雇于「特殊背景商业公司」的一个研究小组称，他们从今年三月初到七月末承担了一个综合性课题，对新疆问题进行全方位研究，「能涉及多少就涉及多少，该讲的也全讲出来，不要有任何顾忌」。最初，该研究小组怕委托方是外国使领馆而招致自身政治风险，但经过一个月的了解才知道「特殊背景商业公司」是为习近平智囊班子服务的。

研究小组的成员没有透露核心的或较为完整的信息，但其研究可能涉及到：突厥国家议会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在中亚构筑的同盟关系；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寻求能源新来源的可能性，以及构建中拉同盟的可能性。

突厥国家议会是以土耳其为首的包括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乌兹别克斯坦在内「一族六国」构架。一方面，这些国家在语言与种族上与中国新疆的包括维吾尔族人在内诸少数民族有高度一致性，因而不会实质认同北京在新疆采取的高压政策，尽管哈吉乌三国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另一方面，土耳其是新疆民族独立力量的坚定支持者又有北约成员身份，左右突厥国家议会，也会对新疆问题产生北京所担心的「负面影响」。

拉美石油无法满足中国缺口

避免由新疆问题激化而造成能源危机，中共寻求拉美机会几乎没有可能。尽管习近平出访拉美期间与委内瑞拉签订石油协议，但委内瑞拉对中国的出口量只占到中国需求的百分之六。到二零三五年，这一比例也没法提到百分之二十，但期间新疆问题规模性爆发则极有可能。也许是历史宿命，习近平所设想的「二十年影响」也恰是在二零三五年以前结束。

台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分析人士表示：「正是看到北京在新疆问题上没出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才近日明确表示独立选项。其否决党内『冻独』提议，明显是把中共逼到墙角去。」新疆局势与台海局势合成对北京的巨大政治压力，这样的分析确实是全新的视角。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