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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3日星期一

三大巨头入局:一山放出一山拦

原创  Mixer  稻草和飞花  2026年7月30日


标普、穆迪、惠誉作为垄断全球信用定价体系的三大评级巨头,其在中国市场的布局之路,堪称一部二十余年不断碰撞与博弈的金融开放微缩史。一路走来,受国内监管、本土竞争、企业战略取舍等多重因素影响,三家机构的入场,呈现相当不同轨迹。

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债市刚开始发轫,本土评级行业尚处萌芽阶段,监管层为保护本土产业,设置了严格的外资准入“防火墙”,政策明确禁止外资控股评级机构、不允许外资独立开展境内债券评级业务。在这套强约束规则下,三大国际巨头只能选择“曲线入局”,通过绑定本土评级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切入市场。

三家之中,惠誉1999年率先入局,与中诚信组建合资公司、持股30%,试水中国评级市场。但中外双方在评级标准、业务定位、执业逻辑上存在根本性分歧,理念鸿沟难以弥合,合作裂痕持续扩大。最终惠誉在2003年彻底退出中诚信,第一次合资尝试宣告失败。不甘心放弃中国市场的惠誉,2007年转身牵手联合资信,持股比例抬至49%,逼近当时外资持股红线。

穆迪于2006年中诚信国际49%股权,谈判初期曾野心勃勃谋求51%绝对控股权,但因触碰监管底线被中方否决,最终仅以少数股东身份入局。自此,穆迪与中诚信开启了长期“同床异梦”的合作模式:中方评级体系适配国内城投、国企、财政调控的特色信用逻辑,服务本土债市生态;穆迪固守全球统一评级模型,两套体系常年对冲、难以兼容,合作始终流于表面。历经股权稀释后,穆迪至今仍持有中诚信国际30%股权。

和两家“深度绑定本土”的同行不同,标普走最轻资产的试水路线,保持某种“佛系观望”态度。早年标普没有入股任何本土评级机构,仅与上海新世纪达成浅层技术合作,业务局限于行业培训、学术交流、技术研讨等辅助场景,完全不触碰核心债券评级业务。因此,标普早期市场渗透力度最弱。

回望早期阶段,外资评级机构无法完整输出成熟的全球评级体系与风控经验,也难以主导实际业务落地,合资模式天然存在权责割裂、话语权失衡的问题。

2017年成为行业命运的关键转折点,依托中美经贸谈判共识,持续多年的准入壁垒正式破冰,官方被迫取消评级行业外资准入禁令;同年7月,央行明确允许境外评级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合规评级业务。2018年交易商协会细化外资机构注册规则,搭建起完整的独资落地制度框架。

在这种背景下,三大机构同步启动筹备,纷纷注册境内全资子公司,正式告别“曲线入局”的时代。不过政策放开不等于落地绿灯全开,外资独资准入依旧设置了高门槛、严审核的合规壁垒。新设独资机构需要实缴大额注册资本,完整报送全球评级方法论、跨境风控体系、本土化改造方案等全套材料,且监管明确要求:外资不得直接照搬海外评级模板,必须适配中国债市特色、财政运行逻辑、本土主体信用规则完成体系迭代,审批流程繁琐、考核标准严苛。

2018年,标普中国、惠誉博华、穆迪(中国)三家独资主体同步完成工商注册。2019年1月28日,标普率先突围,率先完成央行备案与交易商协会注册,拿下全品类A类评级资质,业务全面覆盖银行间、交易所所有债券品种,成为国内第一家可独立开展全流程境内评级业务的外资独资机构。

惠誉紧随其后,但落地节奏更曲折。2018年便成立独资子公司惠誉博华,却历经两年漫长审核,直至2020年5月才完成监管备案。落地初期仅获批金融债、结构化融资等小众业务资质,经营范围严重受限。

相比前相比,穆迪成为“卡在半路”的巨头,一方面是股权枷锁,无法像惠誉一样彻底剥离旧资产、轻装上阵。更重要的原因则来自某种隐形壁垒, 2017年5月24日,穆迪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Aa3 → A1;财政部当时公开批评其评级方法存在顺周期误判。出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外部评级舆论扰动、守住市场预期的考量,监管层对穆迪独资牌照审核采取极度审慎、从严把控的态度,导致其独资布局长期搁置。截至目前,穆迪独资公司仅完成工商注册,始终未通过央行备案与交易商协会市场准入,独资主体长期空置。

当然,对于已经顺利落地的标普、惠誉,在华业务发展也远没有想象中顺遂,三家机构共同的核心矛盾,是全球标准化评级体系与中国特色债市逻辑的底层碰撞。海外模型侧重市场化偿债能力、刚性违约风险评判,而国内城投、国企具备政策兜底、财政背书的特殊信用属性,机械套用海外标准极易造成信用错判、低估本土主体价值,引发市场定价偏差。

为此,监管层持续要求外资机构深度推进方法论本土化改造,摒弃“洋教条”、适配本土规则,这一过程大幅抬高了外资机构的研发、运营与合规成本,持续制约其业务扩张速度与市场渗透能力。

总体来看,外资评级巨头入华二十余年,走过了一段典型的中国式开放之路:早年是“想进进不来”,卡在政策壁垒;中期是“能进不敢进”,困在理念冲突;如今是“进来了也戴着镣铐跳舞”,中外信用体系的融合之路,依旧路漫漫其修远兮。


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

王五四:商K当自强

 原创  王永智  新新新存默  2026年7月22日


杭州,七月的风,本该是热的,但此刻吹在浙江商K人的脸上,却冷得像刀,无情的像刚拿过小费的小妹。这些都是因为一个消息,一个不知真假,但仍然令人胆战的消息,“七月份要关闭所有商K”,最近已经有好几个人跟我说过了,我问了几个场所的人力资源总监,她们却好像没有收到过类似的消息,依然开展着订包房业务,这是信息茧房吗?不,对于商K这样各类资源汇集的地方,没有什么信息是得不到的,她们只是相信,老板都搞得定,但怕就怕在,老板的老板被纪委搞定了。无论消息真假,消息就像一把刚刚出鞘的剑,剑光一闪,不论带不带血,都已注定了商K江湖的生死衰败。

微博上有个相关信息传播得很广,但在我看来却是扯蛋,是没有商K经验的人的意淫,内容是这样的,“夜场生意即将在中国终结。不仅是杭州在严打夜场,最近沈阳也在严打夜场。这次不会是小打小闹,而是要彻底杜绝夜场生意。原因不是以往的扫黄,而是为了生育率,男人在夜场玩的开心,不想着结婚。”全中国这么多男人,有多少能去的起商K?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的人,大多是因为经济压力大,而经济压力大的人,还能去的了商K吗?按照你这个逻辑,相关部门应该把各大短视频平台关了,多少屌丝在直播间挥金如土,这样才会导致经济压力更大,断了自己结婚和生孩子的后路。

真想着提高生育率,反而应该鼓励商K的发展,这里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企业家们在这里获得片刻的休憩,然后更好的出发,创新者们在这里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开创更好的明天,科研工作者们在这里获得思想的解放,情绪价值拉满,明天将以更饱满的热情迎接新的挑战。比如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吉野彰,他是智能手机和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的发明者,早年间他经常去银座的俱乐部,喝嗨了还跟姑娘们聊电极材料和未来能源,还说自己能获得诺贝尔奖,吉野彰后来受访时说,在实验室憋太久就得换个环境放松脑子,有时候突破性想法反而在俱乐部里冒出来。

我们去商K,不是去挥霍,更不是滥情,我们去商K,跟你去寺庙烧香拜佛一样,我们是去渡劫,是去寻找自己,探求真相。商K能看到世间百态,特别是形形色色的异性人物,很多人的痛苦或者迷茫,是因为没有看清男女关系,没有看透男女关系的本质。去商K不是寻欢作乐,是去见众生相,那些曾经让你心动的女子类型,这里都有,那些曾让你心软的无助故事和楚楚可怜状,这里很多。这里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可以给你一双火眼金睛,这里是东海龙王的兵器库,可以给你斩妖除魔的金箍棒,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画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陷阱诡计,都挡不住火眼金睛的如意棒……。很多人喜欢称这里的小妹为音乐老师,这是无知,她们其实是你们的人生导师,当你跟这些懂专业、懂人性、懂社交、会察言观色、会提供情绪价值的职业选手打过几次交道,你会明白,所谓心动不过是价值匹配,所谓深情多是逢场作戏,等你对她们的容貌,她们的话语,她们的运营方式等彻底去魅,你就不会再为任何东西盲目心动盲目付出,你有的只是成熟老练沉稳练达,这是男人的必修课,正如《青楼韵语》教育我们,“初耽花柳,最要老成,若不运筹,定造设网”。商K,是我们步入社会的第一个训练场,用最低的成本和风险,供我们实操演练。

商K,是青楼的继承者,虽然有很大的差距,但商K依然继承了青楼的某些社会功能。青楼,是社会审美,社会文明的试金石,一个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跟这个社会的审美水准密切相关,审美标准是由商业文明决定的,又具体体现在娱乐文化行业的服务水准上。简单来讲就是一个社会发不发达、文不文明,以前是看它的青楼,现在是看它的商K,而现在却有人要把它关闭,这无疑是对文明的破坏,都说女人是本书,把我们看书的地方关了,不就相当于关闭了一座图书馆吗?

青楼和商K的社会地位如此重要,主要是由消费阶层决定的,它们的消费群体可以称之为所对应社会的中流砥柱。以当年的十里秦淮为例,秦淮河南岸是青楼旧院,北岸是江南贡院。这里成为文化汇集的中心,不论是富商大贾还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考生,从四面八方而来,既带来了各类信息又带来了满腹才气,而教坊名伎则成了文化传播和各类信息分发的中心,她们从一个恩客那听来的消息,传给了另外一个恩客,“原来还有这回事?”;她们从一个诗人那听到的诗,背给另外一个诗人听,“卧槽,这诗牛逼,我要向他看齐”,甚至有些时候她们还把从富商那得来的银子,资助给了穷书生,这里既有信息汇总和传播,又有文学比较,还有财富流动资源再分配,它拥有了一个社会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她们就是信息集合和分发处理中心,在金融机构尚未出现时,她们就是小额贷款助学中心,画舫花船是一座移动的大学,章台青楼是岿然不动的长江商学院,富商大贾、文人墨客、科举考生在这里成长、交融,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指引。这不就是秦淮河版的塞纳河左岸和右岸吗?左岸是文化是浪漫是主义和思潮,右岸是商业是财富是理性和竞争。不论是南北两岸,还是左右两岸,都是互为依托,互相滋养的关系,两相互动,才能达成“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

相较之下,现在的商K客户素质就差了很多,除了钱,很少有别的,但这也很符合当下社会的发展要求,一切向钱看,一切为了赚钱。商K有钱就能进,所以光顾商K的阶层也伴随着这个社会商业发展的脉络不断更迭,从最早的港商台商,到江浙商人,从房地产商到第一波互联网新贵,从煤老板到电商从业者,从创业精英到区块链到互联网金融,再到人工智能六小龙……。这些群体,在商K,部分完成了他们的孵化、蜕变以及勾兑,同样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只是,向前并不代表发展或者好的结果,向前,也可能是离悬崖更近了。

商业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什么是文明?文明是人文精神、发明创造和公序良俗的总和,当商人们既不具备人文精神,又没有什么发明创造,更不懂公序良俗时,基本可以判定他们对于社会而言只是腐败滋养的蛀虫,而这个社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商人的文化程度决定了他们的审美标准,商人的审美标准又决定了商K从业者的文化水平,从业者的文化程度构成了商K的整体文明程度,所以商K的文明程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具体体现。所以,我十分期待商K的从业者们,能够从自身做起,加强学习,提高素养,滋养那些无能的商业精英,而不是跟他们随波逐流,为了那点小费同流合污,置整个社会的发展于不顾,虽然主要责任不在你们,但你们却是最有希望的突破口,就像你们的前辈,百年前国难当头之时,也是勇于担当,当年上海各界举行爱国罢工运动,花界也是积极参与,青楼里常见这样的传单“国事危急,学生被捕,商业停顿,挽救学生,本会同业,公同停业,不达目的,甘坐待毙,大众开市,方始做业”,姐妹们还组织了“青楼救国团”走上街去支持学生。青楼救国团还有份传单,写得比爱国的胡锡进老师还好,“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如今的爱国群众们一定要读读这份一百多年前的爱国运动操作指南。那些年,小姐姐们不仅懂得爱的操作指南,更懂爱国操作指南。

商K的姐妹们,你们是青楼的非遗传承人,是当代文明的奠基石,你们要挺起胸脯站起来,不要自甘堕落跟那些短视频网红一样拍些擦边内容去搏眼球,去吸引流量,我知道你们很难,包厢越来越难订出去,客人越来越务实直接去违法犯罪的地方,可吾辈当自强,姐妹们应携手放弃低俗的流量,深耕行业资源,提升自身服务质量。接待商务客户,不仅要能歌善舞,还要能跨界,要熟悉客人的业务领域,哪怕是存储芯片也要能聊上几句,就算黄仁勋来了,你都得让他卖你点B300。

关闭商K,其实大可不必,1864年的曾国藩,不辱使命夺回了南京,在他收复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开放了城中的商K,有下属不解,曾只说了四个字,“养活细民”。什么是“养活细民”?就是增加就业的工作岗位,让南京城中的百姓都有活可干,能养活自己。我还想到了广州两百多年前有一任市长赵翼,相比当下一些公安局长动不动就把娱乐场所一锅端的做法,他的治理理念可谓既现代又文明。1770年,时任广州市长赵翼表现的更像是一个长着脑子的官员,他上任接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省长安排的扫黄打非工作,目标是“疍户”,所谓“疍户”就是水上的居民,以打渔为业,后来有些做服务行业的人也在船上招揽生意冒充疍户,“疍户本海边捕鱼为业,能入海挺枪杀巨鱼,其人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故冒其名,实非真疍户也”。赵市长当时就对这项扫黄任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当地就业,在《檐曝杂记》里他这样写道,“此风由来已久。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旦绝其生计,令此七八万人何处得食?”在这样一个父母官眼里,这七八万群众的生存问题,远比扫黄打非这一精神文明建设更重要。除此之外,他认为性产业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流动和再分配,“缠头皆出富人,亦衰多益寡之一道也。”所谓“缠头”,就是嫖客们所支付的嫖资。“衰多益寡”,就是有钱人通过消费使财富流向穷人。地方官员有个好头脑很重要,有个好头儿更重要,否则即便下属说的再有理,顶头上司不接受也没用,好在省长被他说服了。

这样以民为本的执政官员也往往是会有好报的,赵翼虽然最后没当什么太大的官,反而是辞职讲学去了,但他得到了一个善终的结果,“嘉庆十五年赴鹿鸣宴,赏三品顶戴。嘉庆十九年逝世,享年八十八岁。”而不是像某些酷吏重臣,最后只落得个“从未对党忠诚,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

我的朋友闫涛老师总结说,不论是曾还是赵,他们的做法无非是利用了“人性之恶,激发人性活力”,就像“深夜酒,剩菜面,黄昏恋”,伸手不见五指,但又充满社会发展动力。既然允许中欧商学院存在,允许长江商学院存在,也应该允许花都俱乐部商学院存在,允许天际线商学院存在,不要让人们再次呐喊出,“诺大一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女人是本书,人们想读书。

吴洪森:浅薄的高盛

 作者脸书  2026-7-22


高盛近日发布的2026年中国经济报告《All about Tech》,标题看似在讲中国科技崛起的故事,实则暴露了其分析的浅薄与片面。
这份报告抓住了“科技换挡”这一表象,完全低估了中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停留在表面数据和乐观叙事上,缺乏对深层结构性矛盾的洞察。

一、错把出口增长当复苏

高盛强调出口和科技对GDP的贡献(前5月出口拉动约3个百分点),却回避了国内需求的系统性崩溃。
固定资产投资实际为负,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2022年后首次转负)。
房地产、汽车、基建等传统引擎持续双位数下滑,K型分化比报告描述的更极端。出口繁荣恰恰是内需刺激不起来的无奈之举。

二、错把投资当财富增长

高盛高度看好的中国经济换了“新引擎”AI。
请问高盛:这几十年来国家主导、国家扶持、国家投入的产业和行业:钢铁、基建、房产、高铁光伏、电动车,最后都是什么结局?烧钱更厉害的AI,导致的后果和会以前有什么不同吗?只会后果更加严重。
高盛把“国家队托底算力”当作优势。高盛难道不知道耗费巨资建成的算力,只有被使用才能变成生产力。免费给消费者使用,国家耗不起;收费使用,小企业和老百姓付不起。结果就是算力严重过剩和浪费。
举国之力向AI倾斜的结果,势必进一步挤压民生、内需和实体经济修复,进一步恶化信心和消费。

三、严重低估转型阵痛期

科技进步短期内更多表现为降成本而非扩就业。3.2亿灵活就业人群面临风险,大量中低端岗位被替代,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失业增加→收入预期恶化→消费萎靡→企业进一步裁员。高盛低估了这一循环的持久性和社会冲击。
非常有可能的是,现有的体制根本走不出转型阵痛。
一句话总结:高盛看到了“科技新引擎在加速”,但严重低估了“旧引擎彻底熄火”带来的深层代价,以及举国体制大干快上高科技模式造成的巨大浪费、债务积累和资源错配。
中国经济不是简单的“K型分化”,而是L型长期筑底+中低层持续失血。
高盛的报告,体现的只是华尔街的一厢情愿而已。

吴洪森写于2026年7月22日上海莘庄

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

徒步的骑手 | 国师绷不住了:中国经济到了几十年来最危险时段

徒步的骑手·刘宗坤   X 
@CaminoTexas  · Jul 17, 2026

#213 国师绷不住了:中国经济到了几十年来最危险时段;固定资产投资下跌烈度和强度前所未有;李稻葵与刘世锦:谁的建议更靠谱?生逢危世,普通人躺平还是猫起来?youtu.be/-AtOZrhjtZY


上周六,正能量国师李稻葵调子大变,说中国经济已经冷了三年,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在建国以来的统计史上,只发生在1961年和1967年,而这次累计负增长的烈度和强度,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他说他的团队算过,过去二十年,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加上日常开支,平均每年占到GDP的41%,超过了居民消费,是中国经济的第一大拉动力。现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经超过了GDP的100%,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但拉不动经济,反而成了累赘。

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都是居民消费。但在中国,居民消费竟然赶不上地方政府的支出。

地方政府向居民提前收70年地租,钱仍然不够花,需要借债发展。李稻葵说地方政府债务超过全国GDP的100%,还没算隐性债务。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更大,而且借的大多是高息短债。

因为地方政府投资产生不出收益,只能发新债还旧债,越还越多。钱从银行流进地方政府,转一圈,又还了债,在账面上空转。所以,不管借多少,地方政府手里还是没钱。没钱怎么办呢?就向企业下手。过去承诺的税收优惠,现在翻脸不认账,倒查十年二十年,强行追回来。地方政府的另一手就是,今年的税收不够花,先把明年后年的收上来。这等于是杀鸡取卵。

李稻葵认为,整个中国经济的血液循环,就堵在地方政府这里。所以,他说,地方政府是“瘀堵点”。光诊断出“瘀堵点”还不行,他毕竟是国师,还要开药方,上奏折。他开的药方是什么呢?说起来有点反常识,他让中央多借钱。替地方政府还账。他说,中央政府债务只占GDP不到30%,空间很大,今年计划发12万亿,远远不够。他建议,至少应当翻一番,发24万亿,甚至更多。中央政府发巨额国债,替地方政府还地方债,收购市场上卖不出去的房子。

听李稻葵的建议,有点以毒攻毒的意思。病根是债,药方还是债。用中央政府的新债,治地方政府的旧债。问题是,中央政府借债替地方政府还债,那么,中央政府的债谁来还呢?这就像地主家有十个儿,这十个儿比着借钱,盖高楼、买汽车,娶演员,娶歌星。正嗨到高潮,突然发现借的债,没钱还,不但这代人还不上,孙子长大了都还不上。这时候,地主家的师爷出主意,让地主去借钱,替儿子还债。

李稻葵干的就是这种活,把老地主当冤大头,把中央政府当冤大头。其实,是把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当冤大头——中央政府发巨额债务,最后都会是中国人买单。

两个星期前,我们有期节目,讲了另外一位体制内经济学家刘世锦的建议。可能有听众还记得,刘世锦说,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是解决通缩问题,把消费刺激起来。怎么刺激消费呢?刘世锦建议,把钱从政府的口袋转移到居民的口袋。他甚至提出一个时间表:中央政府用五年时间,把城乡居民养老金提高到每月1,000块钱。钱从哪儿来?他说得很直白,就是把国有资产划拨进社保基金。现在A股中的国有资本市值大约是40万亿元,先划20万亿,补充到社保基金中。

刘世锦说,中国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国家不是没有积累,只不过是把本来应该积累到老百姓社保中的财富,都积累到国有资产中了。所谓国有资产,本来就是几十年压老百姓收入和消费积累起来的。现在,生产过剩,消费低迷,要摆脱通缩,正是给老百姓福利、刺激消费的好时机。他还定了个目标:用三年左右时间,把全社会储蓄率降到40%以下。反过来说,就是把整个消费占GDP的比重,顶到60%以上。

李稻葵的建议显然跟刘世锦的不一样。李稻葵是建议借更多新债,用来还旧债,把债务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中央政府身上,但李稻葵没说,中央政府的债最后由谁来还。跟李稻葵不一样,刘世锦是建议动用现有的政府资产,把钱从政府手里往居民手里转移,让居民消费赶上世界平均水平,这样把经济刺激起来。

李稻葵和刘世锦,都是体制内经济学家,哪个更靠谱呢?

李稻葵说,共产党执政七十多年,固定资产投资只在两个年头下降过:1961年和1967年。

1961年是个什么年头呢?大跃进刚刚失败。前三年,全民大炼钢铁,砸锅卖铁放卫星,亩产万斤的牛皮越吹越大。一直到吹爆了,粮食没了。从1959到1961年,全国大饥荒,饿死上千万中国人。1961年,中国经济总量掉了四分之一还多,是历史上有统计以来最惨的一年。那不是经济衰退,是经济跳崖。第一次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就发生在那一年。

1967年又是个什么年头呢?文革第二年。全国停课、停产、闹革命。工厂停工,工人上街武斗,两派相互残杀,武汉、重庆这些工业重镇,真枪真炮打成了战场,在重庆甚至动用了坦克。第二次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就发生在那一年。

今年上半年,是固定资产投资第三次下降。而且,按李稻葵的说法,这次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烈度和强度,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从这个角度讲,说中国经济进入了几十年来最危险的时刻,并不是危言耸听。

危险,不是说明天就崩溃。我讲过很多次,中国经济最可能的前景,不是崩溃,是长期溃而不崩。这是个漫长的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整个国家的资源,改革开放积累的财富,会被一点一点耗掉。整个社会的活力,居民手里的钱,会被政府想方设法抽干榨干,变相拿去堵债务窟窿。

生逢危世,普通人怎么办呢?几天前,我在上期节目中,转述一位俄国巨商梅利尼琴科的话。他是这么说的:“改变在哪个时刻发生,不可预测......你能做的,就是细心观察,为那个时刻准备好自己。”这也是我这个频道反复给大家的建议。国家的改变,制度的改变,需要很多因素机缘偶合,不是只靠个人努力就能达成的。作为个人,有意义的,就是顺势而为,为那个将来会发生的时刻,准备好自己。

哪怕不知道方向,从最简单的做,坚持强健身心,学学英语、读点有质量的文字,这样总可以吧。只要能做这点有意义的事,就已经超过了99%的中国人。别老想着去改变那99%的中国人——你我本事再大,也不可能改变那些没有动力改变自己的人。将来他们是不是有改变的动力,也不是你我能决定的。

对于普通人来讲,最重要的改变,永远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改变。如果连正能量经济学家李稻葵都绷不住了,出来暗示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普通人更需要做好准备。有句话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上两次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是怎么过来的,值得今天的人看一眼。尤其是1967年那一次。

文革当中,中国人活成了两种人。那些先觉悟的,都是从改变自己开始,不随大流,不用假大空自欺欺人,而是把精力和时间都花在提高自己上面。文革一结束,他们上大学的上大学,做生意的做生意,出国的出国,开创自己的一片新天新地。而另一种人,就是那些整天国家民族、伟大领袖、远大理想,老盯着别人要改造别人的,他们害完别人害自己,害完自己再害他们的孩子。每一代都少不了这种祸害。前车之鉴,别做那种人。

如果真爱个人自由,爱宪政民主,不愿长期生活在独裁国家,就做个长远一点的计划,每天一小步,去实现自己的计划,最后到自由民主的国度生活。如果不愿背井离乡,也不妨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坦然一点,接受能伸能屈的人生,呆在中国也不是世界末日——有些活得很通透的朋友,在中国也过得不错,有亲人,有朋友,有自己的事业。那也是一种人生。关键还是那一点,自己怎么活,想做个什么样的人。

这几年,中文世界流行一个词,叫躺平。有些英文媒体也报导,把躺平翻译成lying flat。从个人角度,我更欣赏得克萨斯土话中的一个说法,叫hunker down,意思是猫起来。飓风来了,得克萨斯人不躺平,也不跟飓风较劲,而是hunker down:钉好门窗,备足吃的喝的,在安全的地方猫起来,等风过去,该干什么干什么。

躺平给人的感觉,更多是被动的,是放弃、认命,当受害者。而hunker down,给人的感觉,更多是主动的、积极的,是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两种说法,两种人生态度。

(节选自第213期节目文字版《几十年来最危险的时段》)

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

顏純鈎:國進民退走進死胡同,單靠發債不能救經濟

作者臉書  2026-7-15

經濟學家李稻葵在一個經濟研討會上指出,中國經濟已連續三年「整體偏冷」,失業率10.2%(高於官方數字一倍,其實離真實失業率也少了一倍吧),固定資產投資出現罕見的負增長,地方政府成為「經濟淤堵點」,社會資金大量被用於「還本付息」和「借新還舊」,他建議政府2026年發債應比政府計劃的12萬億人民幣再多一倍。
我對經濟是外行,但類似李稻葵的看法一點都不新鮮,這幾年來每天都聽到類似說法。如果多發債能徹底解決問題,經濟重新發力起動,政府老早就發了,政府不動,證明政府也沒有信心。如果只是多給錢就能救經濟,那問題就簡單了。
實際上,地方政府的嚴重負債,中央政府早有政策,叫做「誰家的孩子誰抱」,意思是,你挖的坑你自己去填,不要指望中央政府。但多年來地方政府大搞地產和基建,肆無忌憚舉債渡日,還不是中央一手推動的?中央要GDP數字好看,地方官要憑政績升官,上下齊心「興恰恰」,共囊盛舉。現在出問題了,中央政府甩手不管。
更有甚者,改革開放初期,中央放手,政策寬鬆,地方政府尋機踩紅線,越往資本主義靠攏,錢賺得越多,豈料中央政府在胡錦濤任內就開始搞國進民退,從那時開始,內外政策一面倒向中央集權,開放政策收緊,改革基本停滯,與西方民主國家關係倒退惡化,整個大環境倒向文革的泛政治社會。那時經濟就開始冷卻,一直到習近平上台變本加厲,日子一天天難過,今日之困境乃正常的發展結果。
房地產與基建投資過熱,當然是經濟衰敗的直接原因,但更廣泛而深刻的層面上看,是大國策的大倒退,窒息了經濟活力,巿場經濟讓位於計劃經濟,回到文革前那一套全社會服從黨意志的老路上去,如此一來,經濟不壞才是怪事。
如果國進民退行得通,那就證明計劃經濟行得通,也就證明社會主義有其優越性,也就可以甩開大步往中共專制路上走下去。但現實並非如此,現實是一旦走回頭路,巿場活力就消失,與西方民主國家關係惡劣,外部大環境也隨之惡化。現在回頭看,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經濟就一路向下,只不過二三十年來的發展還有點餘力在,慢慢消耗之下,終於走進死胡同。
中共本來的底氣是,經濟規模那麼大,全世界都在等中國產品,又覬覦中國巿場,加強中央集權,一定能保持經濟上的優勢,但中共不明白的是,中國經濟的優勢並非來自中央集權,而是來自改革開放,靠巿場經濟的活力,借西方國家的東風,是內外開放撐起來的,不是來自中央集權的優勢。

中共在大饑荒年代靠「三自一包」救命,到文革衰敗不堪,又靠改革開放救命,中共每次活不下去,都向資本主義討饒來自救,可惜死心不改,一旦自以為發達了,就忘記自己的來路,又念念不忘一黨專政。這是典型的好了傷疤忘了痛,也證明中共這個黨,完全是一個中國農民式的死不悔改的黨。
習近平上台後,以為中國財大氣粗,可以擺臉色給西方國家看。國內政策收縮,有國家財力兜底,一時的局部損失不在乎,其實經濟環境之敗壞,便是在國進民退的政策推動下,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是十幾年積累下來的「功德」。直到形勢敗壞,回頭一看,原來已經根基動搖,扶也扶不起了。
李稻葵教政府大發債,看起來他對中共政府也缺乏了解,中共現在對長遠形勢的估計,並不是經濟下行危險,而是中共江山搖搖欲墜。經濟敗壞救無可救,但中共江山不救卻不行,經濟下行死的是老百姓,江山崩塌死的是中共。
為保中共江山,要趕緊發展軍備,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與美日等西方國家的軍事衝突,要趕建航母、增產核彈、發展無人機艇、加強軍備與軍訓。對內要加強民間管控,要擴充維穩體系,發展人工智能去監視民間反對勢力,要隨時準備應付突發事件。內外壓力沉重,內外在在要錢,錢要用在刀刃上,經濟能不能救尚在其次,最要緊是專制政權要續命。
為什麼這些年,分明經濟已經足夠敗壞,可是習近平的中央,似乎提不出應對措施。這一屆中共中央當然無能,但也不僅僅是無能的原因,還有基於他們對未來局勢的總體估計趨於悲觀,也有他們將維穩問題置於最高位置的分別。李稻葵如此為中共指路,顯然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
歸根結底,中共的誤判是戰略性與根本性的,不是一時頭腦發熱,也不是且戰且走,根本在鄧小平手上,就決定了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政治就要往回收,收回到文革年間那種一黨專制的路上去,然後靠已有的經濟底子撐到共產主義。
為什麼中共不順著經濟改革的成果,推動政治改革,因為一啟動政治改革,中共的專制就動搖,中共既不能失去江山,也就永遠不可能搞政治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只能加強專政手段來維護政權,加強專政手段,經濟就會重回死路。這些中共心裡很清楚,但面前已是死胡同,退又退不得,只能做最壞的打算死撐下去。

習近平誤判基本局勢,沒想到十年一覺楊州夢,醒來只脫剩一條底褲遮羞,現在見不得人,卻也沒什麼辦法了。這條底褲是什麼?就是暴力維穩,李稻葵是經濟專家,發債救經濟之說,是政治外行人說的話。

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

林保華:中港對接 突出北都發展創科錢才兩缺

杂志  第277期 2026年7月5日
作者:林保華 
作者為資深評論家、專欄作家、中共黨史學者。曾擔任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教授助理研究員,研究中國政經改革。

2026年5、6月間,韓、台、日股市瘋漲,香港卻可憐巴巴。Adobe Stock

自從北京兩會點名香港經濟發展必須與祖國的「十五五」規劃(指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涵蓋2026年至2030年的國家戰略與發展藍圖)對接以後,香港特區政府有些手忙腳亂,以諮詢意見來緩頰。其實,早在2026年2月兩會前夕,特首李家超已經知道這個訊息了,3月舉行的全國兩會將審議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在接受傳媒專訪時,表示特區政府將推出新機制,與國家的5年規劃接軌,香港會首次制定「5年規劃」,設一套政策框架以部署重點發展領域,他將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統籌專班。

欲借香港振興中國經濟

李家超表示,「十五五」規劃除了涵蓋經濟、金融,亦涉及教育、醫療、房屋及青年發展等民生議題,形容是「全政府任務」,他將以「香港第一責任人」帶領,又說這次是本港首次做同類規劃,會大力推動並多聽持分者意見,當政府有具體政策將與社會分享、廣泛討論。他對香港前景充滿信心云云。

諮詢文件到6月15日才對外公布,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也親來香港督軍。可見北京對這個問題的重視。不過對香港人說來,對這個「首次」還是有點突如其來,缺乏思想準備。不過從中看出,如此突如其來,是因為中國經濟實在不行了,要借香港作為槓桿支點來振興中國經濟。結果是成功還是失敗,大家來看。

其實,在文件出來以前,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已經在承擔責任了,例如金融市場的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企業上市集資),香港作為內地企業的出海口等等。最近香港進出口特別興旺,成長四成以上,明顯就是價格昂貴的晶片把香港作為轉口站,出口國產層級較低的成熟晶片,從東南亞或中東走私進口美國禁止出口中國的高級晶片。中國表面上以自力更生為名,拒絕企業使用美國晶片,實際上在麻痺美國政府,方便偷偷走私輝達晶片,否則不可能成長那樣大的數字,何況中國在鬧窮,怎麼可能花大把錢進口高檔的生活消費品?

夏寶龍於6月15和16兩天來港調研,就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及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進行考察。15日夏寶龍重點視察北都發展進度及區內創新科技(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簡稱IT)項目,包括北都大學教育城、港深創科園香港園區等,提出香港要加快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加快香港發展。特區政府除特首李家超陪同,在不同考察點共有兩名司長及8名局長就項目進行匯報,可謂服務周到。

北都創科發展沒人才

這兩年夏寶龍每次來香港,都要談及北都規劃,然而至今都解決不了資金問題。還沒有哪個大財團表示有興趣。因此相關官員紛紛提出要給予各種優待,但是至今還是枉然。中央對北都最有興趣的是創科項目,因為香港形象比較中立,設立創科項目可以避免被制裁,而且便於走私,即使被美國查獲,也與中央無關。雞鳴狗盜之徒就是常常耍這些小聰明。然而香港原來是製造業中心,後來變成服務業(金融、物流等)中心,偏偏就是缺乏科技基礎,因此要在北都重點發展創科企業,有些強人所難,有誰可以放心投資?

最近科大商學院商業與社會資訊分析研究中心公布香港人工智能(AI)人才研究報告,透過分析香港職場社交平台LinkedIn上逾2.5萬名曾於或在香港工作人士的履歷,比對招聘網站JobsDB上1,848個與AI相關職缺。研究發現香港AI人才供求有多方面錯配,市場需招聘的是資深的應用型人才,但香港AI人才多屬資淺及研發人員。科大工商管理學院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副教授楊毅建議政府加強全民AI教育,以及引入中高層及應用人才應對。

特區政府過去招聘專才多來自中國內地,還有不少假學歷,現在似乎陷於停滯狀態。要先解決這個問題,招聘真正國際人才,才能發展創科企業,否則都是空話。

韓台日股市瘋漲 香港可憐巴巴

而中國政府如何支持香港的創科規劃?先不說北都,為內地高鐵研發自動監測系統的科企「國測股份」(全名為「北京大成國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近宣布落戶將軍澳創新園「先進製造業中心」(Advanced Manufacturing Centre,簡稱AMC)內的「中試生產實驗室」,為首間進駐企業,目標未來三年在港投資逾2,000萬港元(不到8,100萬台幣),建立AI基建監測系統研發及中試生產基地,包括用作監測大壩、橋梁等結構變形的裝置。國測股份董事長蔣夢受訪表示,公司落戶香港冀打入國際市場,「這是我們最需要,我們對東南亞、對中東的市場是不了解的。」8,000萬台幣投資創科,是不是太窮酸了?這就是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

所以5、6月間,韓、台、日股市瘋漲,香港卻可憐巴巴,媒體還不敢多說,怕滅自己威風而威脅國家安全。如到6月11日為止,港股連跌第7個交易日,累計下跌1,789點或6.87%,最終恒生指數收報24,249點。一度失守24,000點心理關口,並曾跌穿被市場視為「戰爭底」(美伊開戰初期低位)的24,203點水平,見近11個月新低。

其後因停戰的反彈仍然有氣無力,端午假期前的收盤指數是23,924.81,幾乎要跌到台灣加權指數的一半了,台灣收盤指數是46,465.20。2025年台港兩地股市誰高誰低還競爭過一陣。中國的高科技股應該撐住作為香港發展創科的表率,可惜就是阿里巴巴、騰訊等也不爭氣,甚至大盤升、他們跌。而因IPO來港上市的科技股,更是搶錢似地搬回到內地,特區政府還以IPO冠軍而洋洋得意,這才是香港的悲劇。

為何收緊資金流出?祖國窮了?

這點祖國做了很好的配合:國務院已公布關於內地境外投資的新規管《國務院關於對外投資的規定》(第837號令),並將於2026年7月1日起生效。新規要求包括在香港、澳門與台灣投資的境外投資,將面臨更繁複的程序與更嚴格的審查,具體實施細節有待公布。另國務院近期亦發布新方案,目標兩年內逐步清理非法跨境業務活動。

為何要收緊資金的流出?一句話,祖國窮了。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訪港調研,結束訪港前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豎起拇指。行政長官李家超在6月19日於電子傳媒訪問時表示,感到獲得認同和鼓勵,稱日後會繼續努力。

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

经济学人:集中国之力,可能也难以资助习近平的科技梦想

 加美财经  2026-7-9


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

中国领导人很少点名提到单家公司 。 更少见的是,在某家公司准备备受期待的 IPO 时,他们公开谈论这家公司的估值 。 但这并没有阻止中国总理李强最近提到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并谈到这家公司估值在十年内从 1000 万元人民币飙升至 420 亿元人民币,约合 60 亿美元 。

宇树科技已于 7 月 2 日获得上市批准,而且只是数千家公司中的一家,这些公司支撑着中国共产党的一项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在一长串前沿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包括人工智能 、 人形机器人 、 聚变能源和数字脑植入等 。

推动这些技术发展的企业现在需要大量资本,才能实现规模化应用 。 仅中国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未来五年的成本就将达到 2 万亿元人民币 。 机器人和高端制造未来十年可能也需要类似规模的资金 。

美国股市不断迎来一宗又一宗巨型 IPO,债券市场也感染了人工智能热潮 。 相比之下,中国规模较小的资本市场能否跟上步伐,并实现中共的雄心?

中国技术账单的一部分 。 将由成熟企业的再投资利润以及中国国家主导的银行体系承担 。 但公共和私人股权投资者也需要承担一部分成本 。

为了推动他们行动,过去两年,李强的最高上级习近平放松了早前对科技行业和 “ 无序 ” 投资的整顿 。 他也更加明确地指出,希望资本流向哪里 。

结果是,2026 年前五个月,中国新成立的股票基金超过 9500 只,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半 。 这些活动很大一部分由大型企业设立的风投基金推动,其中既有民营企业,也有国有企业 。

到 2025 年底,国家引导基金筹集了 2300 亿元人民币新资本,用于投资科技,高于一年前的 110 亿元人民币 。 在经济放缓背景下,信贷增长缓慢,使银行有更多空间向私人投资者放贷 。

据称,中国最热门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DeepSeek 正在以接近 600 亿美元估值融资,投资方包括数字巨头腾讯和全球最大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 。 宇树科技估值飙升,也得益于类似投资 。

咨询公司胡润统计,今年上半年,至少有 80 家创业公司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而 2025 年全年只有 22 家 。

公共市场也开始活跃 。 此前,由于担心 IPO 在低迷市场中从其他股票抽走资金,监管层一度踩下刹车 。 今年以来,中国企业已融资约 320 亿美元,是 2025 年同期的两倍,是 2024 年同期的三倍 。

大型交易正在回归 。 存储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正考虑进行 43 亿美元上市,这将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上市之一 。 另有十家科技公司正计划进行数十亿元人民币规模的上市 。

以上海科技股为主的科创板曾在 2024 年和 2025 年禁止未盈利创业公司上市,如今已重新向它们开放 。 宇树科技的 IPO 在 100 天内获批,而过去通常需要一年甚至更久 。

业内人士欢迎中国资本市场复苏 。 但也有人记得中国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情形 。 当时,资本市场主要服务于向国有企业输送资金,而不是追求丰厚回报 。

如今,往往是国有企业在向创业公司输送资本 。 国有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设立了一只基金,目前已持有 400 多家半导体公司的股份 。

民营企业参与时,也常常与国家合作 。 如今既生产智能手机也制造电动汽车的小米,已与湖北省地方政府共同设立基金,并进行了 100 多项投资 。

对于接受国家资本的资产管理机构以及私人共同投资者来说,政府参与会附带条件 。 这些资金必须投向符合中共科技计划的企业 。 许多企业并没有特别强的创新性;有些企业可能正在攻克其他国家多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 。

例如,咨询公司 Gavekal 对这类交易的研究显示,银行支持的投资公司很少投资成立不到五年的创业公司,更偏好那些已经获得某种政府认可的企业 。 这可能意味着上行空间有限 。

与此同时,如果偏离受青睐的行业,下行风险很大 。

国家资本减少会压低估值 。 缺少国家背景支持者,也可能让 IPO 更难获批 。 以中芯国际的基金为例,已推动至少 48 家被投企业上市,并正准备让另外 50 家上市 。

监管机构几乎只把上市特权留给顶尖硬件制造商,例如宇树科技,以及像长鑫存储这样帮助中国摆脱对外国技术依赖的企业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主要市场监管机构 。 如今,证监会的职责不只是审核企业 、 防止泡沫和管理流动性,还要确保资本流向习近平的政策目标 。

然而,在产业政策和市场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并不容易 。 证监会希望维持一个逐步上涨的 “ 慢牛 ” 市场,而不是像潘普洛纳奔牛节那样狂奔 。 但当最高层领导人公开称赞个别科技公司时,这一目标很难实现 。

数以亿计的中国散户投资者听到这些表态后,正把资金从消费必需品等乏味但重要的行业撤出 。 这个行业今年下跌 15%。 与此同时,他们把资金投向科技行业 。 按以科技股为主的深圳创业板指数计算,科技股今年上涨 20%。

这些因素让真正掌握大资金的专业投资者,比在更自由市场中更加紧张 。 这反过来又让他们在投入资本时更加吝啬 。 最终,资本配置效率记录不佳的国有银行将投资超过应有水平 。

一名中国市场资深人士指出,当中央政府政策目标居于首位 、 逐利冲动退居其次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

一个亲自下场的政府,不但未必能帮助中国实现技术蓝图,反而可能让这些目标更难达成 。

2026年7月8日星期三

高善文观点梳理

 L.鲁肃   X
@linabson ·19h


【高善文观点梳理】我也曾经为高善文的报告拍案叫绝,在此梳理了他2018、2019和2024年的三次出圈报告的主要观点,供大家参考和缅怀。

一、人物简介

【高善文】1971年生,北大理科背景转经济学,师从周小川,安信证券(后更名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18年,2026年7月7日因病去世,享年55岁。


二、三次出圈报告概要


(一)【2018年7月28日】山西证券成立30周年主题活动演讲

1、【观点1】:中美关系正在从"蜜月期"滑向"结构性对抗"

(1)梳理了1972年中美恢复邦交以来的几个关键节点。

(2)过去这些年美国越来越多人认为"中国没有按剧本走",从伙伴关系转向对手关系。

(3)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不是孤立的贸易纠纷,而是这种关系质变的集中爆发。


2、【观点2】中国近180年历史上,只有邓小平主导的几次选择,被证明"赌对了"

(1)列举了几个历史转折、改革开放、韬光养晦、南巡讲话等。

(2)认为这几次都是在国运的十字路口做出的"正确押注"。

(3)暗示历史上其他一些重大选择,比如甲午、洋务运动等,最终被证明押错了。


3、【观点3】"30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这次没搞对,这辈子就可以洗洗睡了"

(1)他认为当下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是197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2)一旦这次应对失当,需要几十年才能扭转过来,而年轻人的人生经不起这样一次"押错"的代价。


4、【观点4】用"没打麻药做手术"比喻国内的"去杠杆"

(1)他认为当年的去杠杆政策操之过急、缺乏必要的缓冲和铺垫,就像一场没有麻醉直接开刀的手术。

(2)这种做法短期内会给企业和市场带来剧烈阵痛。


(二)2019年安信证券年度策略会(个人最爱)

1、【观点1】给中国经济转型找了一把"国际尺子"

(1)用两个指标给中国找"对标年份"——人均GDP(美元计)和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变化。

(2)按这套方法,中国2010年的发展阶段,大致对应日本1968年、韩国1991年、中国台湾1987年。

(3)用这个对标框架回看,发现中国过去这些年的经济增速下滑轨迹,跟日韩台当年转型期的下滑曲线几乎重合。

(4)结论:减速不是中国特殊的问题,是所有东亚经济体走到这个发展阶段都会经历的规律。


2、【观点2】中国的真实城镇化率被大幅低估,城镇化"高速期"已经进入尾声

(1)官方城镇化率数字是60%,但认为这个统计口径受户籍制度和老龄化影响,低估了真实情况。

(2)用"非农就业人口占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这个替代指标重新测算,得出真实城镇化率其实已经到了70%左右。

(3)国际经验显示,城镇化率一旦超过75%,扩张速度就会大幅放缓。

(4)结论:中国依靠城镇化拉动经济的这一波红利,已经快走到头了。


3、【观点3】"国进民退"不是感觉,是数据能验证的真实现象

(1)做了实证对比:用发债企业样本,计算民企和国企各自的ROE。

(2)发现历史上民企ROE一直高于国企,说明民企对资本的使用效率更高。

(2)与此同时,信贷资源却持续向国企倾斜,同等评级下,民企融资成本相对国企的溢价在不断扩大,约3个百分点,且这一歧视程度在2018年之后明显加重

(3)2018-2019年民企的融资性现金流相对国企显著恶化。

(4)结论:效率更高的民企,反而拿不到该拿的钱,这是一种资源错配。


4、【观点4】对未来十年经济增速的判断

(1)结合前面的国际对标和结构性问题,判断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中枢大概率不会超过5%。

(2)如果一些结构性问题处理不好,甚至可能滑到4%。


5、【观点5】政策建议:该用结构性政策,而不是总量刺激

(1)政府过去习惯用强力逆周期政策对冲短期下行压力,短期确实能让增速看起来没那么难看,但长期会不断累积风险、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2)认为更合理的做法是转向结构性改革,而不是继续依赖总量层面的刺激手段。


6、【总结论】

(1)经济下行本身已经是市场的广泛共识,也已经被股价充分消化。

(2)不建议大家恐慌或撤退,而是接受现实,市场仍有结构性机会,投资者的策略应该是"自下而上、埋头苦干",而不是赌一个总量层面的反转。


(三)2024年12月,深圳国投证券策略会

1、【观点1】过去两三年,中国实际GDP增速可能被系统性高估

(1)比较了疫情前后"消费/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的历史关系

(2)疫情前,消费增速与经济增速大致同步,投资增速也和经济增速接近

(3)疫情后,消费增速远低于经济增速,但投资增速却明显快于经济增速,出现了统计上的"异常背离"。

(4)判断:要么是消费和投资数据被低估了,要么是GDP增速被高估了,后者更可信。

注:后来在华盛顿彼得森研究所的论坛上,他把这个判断说得更直接:"我个人推测,过去两三年实际GDP增长平均值可能在2%左右,尽管官方数字接近5%。"


2、【观点2】全国累计约4700万劳动力"隐性失业"

(1)比较了城镇就业人口的实际增长趋势线,与疫情前的长期趋势线之间的缺口

(2)两条线之间累计差了约4700万人。这批人理论上应该进入城镇就业市场,但实际没有正常就业。

(3)判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失业后返乡、退出了城镇失业统计口径,导致官方失业率数字"看起来不算太差",但真实的就业缺口被掩盖了。

注:彭博社按官方统计口径测算,这一数字相当于2023年中国城镇劳动力总量的约10%。


3、【观点3】"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

(1)做了一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细节略)。

(2)规律:一个省人口结构越年轻,消费增长反而越慢;越老龄化,消费增长反而越快。


4、【观点4】房价下跌和年轻人的购房/消费信心直接挂钩

(1)进一步观察了各省会城市二手房价涨跌幅和当地消费的关系

(2)疫情前,消费和房价几乎不相关;疫情后,房价跌得越惨的地区,消费也越差。

(3)解释是,买房主力是年轻人,一个地区的年轻人对未来越没信心,越不敢消费,也越不敢买房

(4)没有收入预期,就没有消费能力,也没有购房意愿。

(5)结论:年轻人的收入预期被压制,消费和购房意愿同步收缩;而老年群体因为退休金收入相对稳定,生活满意度反而更高。


5、【观点5】地产危机的出清需要时间,2025年可能是关键转折点

(1)参考国际经验,资产泡沫破裂后经济增速要恢复到正常水平,平均需要9年左右的调整期;

(2)2018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开始从依赖债务、基建、地产转向依赖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3)当下增速放缓更多是这种周期性扰动,而不是转型本身的代价。

(4)认为2025年可能会是一个从"数据异常波动期"逐步转向"温和稳定增长"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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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感想】

1、当年听了高善文2019年年度策略会的报告,非常受用,特别是对比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宏观数据,判断中国未来前景,觉得逻辑清晰,数据充分。

2、梳理时也看到一些高善文对房价和股价的预测,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能被大家记住,是因为它敢于在国家主流叙事和言论肃杀的背景下,勇敢发出“不和谐”的声音,让我们一窥迷雾中的“真相”。

3、55岁去世真的太年轻了,人世无常,感谢他带来的真知灼见,带给我的认知升级。

点评:著名经济学家高善文去世终年55岁!

 明豪的博客  2026-7-7


有消息称高善文一年前患上极为罕见淋巴瘤,今年6月份刚在北大人民医院做CAR-T治疗,不幸离世。高善文确诊后曾说:关于此病,我多有反思:平心而论,作为寒门小户人家的子弟,求学,可游于京师,跻身清北。做事,可搅动风云,两惊天下。工作,则收放由心,行止自由,所到皆多有礼遇。交友,则高朋雅士,声气相和,遇事皆倾力相助。收入宽裕,生活优渥,悠游岁月。之前人生,并非劳累艰辛,所可虑者,唯善业不足,而福报太过。今有此劫,恐亦命数使然。上天或以此渡我,以全家人及后世子孙之福,亦未可知,思及此节,顿觉释然。今当努力自爱,积极治疗,多行善业,必有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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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国投证券原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病去世,终年55岁。至于具体病因,国内媒体并未披露。高善文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以独立思考和敢言著称。他长期关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对中国经济现状及未来走势提出过许多不同于官方叙事的分析,因此被不少人视为一位有良知、有担当的经济学家。

高善文自幼聪慧,17岁毕业于临汾一中。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专业,获北京大学电子学系理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深造,获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此后,他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后并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及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并曾赴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实习、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进修。

1995年,24岁的高善文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之后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2003年加盟光大证券研究所,担任首席经济学家;2007年5月转投安信证券,继续担任首席经济学家。2023年12月,安信证券更名为国投证券后,他继续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直至2025年11月离职。此外,他还曾担任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会长等职务,著有《在周期的拐点上》《透视繁荣:资产重估深处的忧虑》《2008年中国A股投资策略》等。

真正让高善文陷入舆论风暴的,是2024年12月国投证券一次内部投资讲座。会上,他公开质疑中国官方经济数据,认为GDP增速被高估、失业人口被低估。他表示:“我自己的猜测是,过去两到三年实际增长率平均可能在2%左右,尽管官方数字接近5%。”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我认为未来三到五年更合理的增长率应该在3%至4%之间,不过我们知道官方数字将始终在5%左右。”

这段内部讲话音频流出后迅速引发广泛关注,也触怒了官方。此后,高善文实际上被全面噤声,几乎不再获准出现在公开场合。与此同时,他自2012年持有的香港投资顾问执照也于2024年12月底失效。

事实上,高善文对于中国经济的忧虑并非始于近年。早在2018年,他就在山西证券的一场策略会上表示:“我老了,也财务自由了,静观其变。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可怜,如果这一次走错了路,这辈子就可以洗洗睡了。”那一年,他47岁。

疫情之后,高善文又通过比较各地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数据,观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社会现象。他曾形容说:“疫情以后,中国社会上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这句话后来被广泛传播,也被认为浓缩了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现实的深切忧虑。

如今,高善文英年早逝,令人唏嘘。他留下的不只是大量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成果,更留下了许多至今仍值得思考的问题。

高善文: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可以洗洗睡了


高善文去世,年仅55岁。高善文1971年生于山西临汾,北京大学本硕,五道口博士,师从周小川,顶尖宏观经济学家,长期担任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于2025年底离任。过去20多年里,从资产重估理论,到对刘易斯拐点、去杠杆、房地产“超调”的系列判断,他的演讲常在市场上引发讨论。这是他最后一场演讲,核心内容:1)中国经济是结构性的,非周期性;2)每年下修3%过了,真实GDP增速应在2.7%左右;3)重视了,刺激了,但量不够,方向错了,正确的方向,可以参考石破茂政府的一揽子刺激计划;4)上下层隔阂严重,不在一个池子里,你的水温,他感觉不到。高善文的研究结论不一定对,但赞同他的研究风格。高善文更强调从因果机制出发构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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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bkqs · Mar 8, 2026




【存档】高善文: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可以洗洗睡了
高善文山西证券30周年演讲


高善文:(……)是我的好朋友,我觉得他的演讲内容特别好,丰富、充实、接地气、没有空话。但我觉得在他演讲的前后,台上播放的纪录片也非常好,甚至还更好,看完纪录片之后我很受感触,我觉得这个纪录片有情感、有格局、有视野,充分说明山西证券、山西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在这里我也借这个机会向山西证券、向全体山证人30周年纪念表示热烈地祝贺和崇高地敬意。

侯总前几天跟我打招呼,希望我过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所以我接下来差不多占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说一说我在日常工作之中见到的、想到的一些事情。

今年以来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讲、从中国宏观经济的角度讲我们在两个方面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

一方面是中美关系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到现在应该是非常困难,这种局面应该是过去40年没有过的,甚至是1972年中美恢复交往以来所没有过的局面;

另一方面是我们在”去杠杆”层面,这个国内内政层面最为重要的领域也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幸运的是在过去两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政府在很多具体政策层面上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调整,这种调整暂时稳定了资本市场,但应该说在内外环境中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接下来我想围绕这两个题目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分享。

我们知道今年是山西证券30周年,但我们也知道,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整整40年之前,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中国的现代历史掀开了波澜壮阔的新篇章,回顾过去40年,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我想每个人难免都会心潮澎湃。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很少有人会仔细地去想一想在1978年底小平同志刚刚开始主导中央工作时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或者说他做了哪些影响全局、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些战略决策奠定了40年高速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

小平同志在1978、1979年做了很多工作,但可能很多人没有仔细想,小平同志当时还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我觉得深入思考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人不会太多。小平同志在1978年复出以后作出了一个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工作,这一工作现在在我看到的范围内没有特别公开地讨论,就是决定打越南。

1978年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不久,从我个人的认识、视野,包括我去接触当时与决策有关的一些人士,去请教一些中美关系的专家,1978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在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中所作出的第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就是中越自卫反击作战,这个反击作战影响了中国之后几十年的历史。但为什么呢?

1979年之前中国曾经花很大的力量实施了抗美援越的斗争,大量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个人身份进入越南,使用越南的军装、使用越南军队的番号参与了抗美援越,一段时间里中国和越南也是”同志+兄弟”的关系,尽管在毛主席去世前后中越之间有一些矛盾,但这种矛盾似乎没有到兵戎相见的程度,但1979年小平同志毅然决定对越南用兵。回头来看,这一用兵对于我们打开改革开放的全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故事从哪里说起呢?小平同志本人这样讲过,而且我们回头去看历史也是这样的,现在中央也是坚持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对苏联开放、不是对东欧开放、不是对印度开放、不是对非洲开放、不是对拉丁美洲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

我们回顾过去40年的历史也清楚地看到,所谓改革开放在开放这一层面上的核心是发展一个非常友好的中美关系,使得中美两国能够正常交往、正常做生意,在这一前提下中国跟整个西方世界可以正常交往,中国跟西方世界之外的其它国家才能够正常交往。

那么问题在于中国对外开放是对美开放,它就难免有一个前提是美国要接纳你,中国决定对美国开放,它一定有一个前提是美国愿意接纳你。但是美国为什么要接纳你呢?  中美在朝鲜有很大的问题,抗美援朝,中美在越南有很大的问题,抗美援越,包括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吃了大亏,这是美国海外用兵以来第一次非常严重的挫败。而且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美国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为什么美国要接纳中国?为什么美国愿意接纳中国、愿意支持中国的开放政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我们打开《水浒传》,梁山好汉在梁山里立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很多人纷纷投奔,投奔梁山不是到了梁山聚义天下,我来投奔就可以的,革命程序不是这样的。革命程序是,你要投奔梁山,你必须有投名状,你要是朝廷的奸细怎么办?你要是明里投奔暗里坏我的事怎么办?你要是和朝廷勾结在一起怎么办呢?所以投奔梁山必须有投名状,我们翻开《水浒传》就能看到。

一般的投名状是什么?去山下杀个人,去山下随便杀个平民,然后提着人头上来,这样就与朝廷结下了死仇,成为了通辑犯、杀人犯,轻易不会跟朝廷搞到一起,这样梁山可以接纳你。

小平同志打越南就是送给美国的”投名状”(经济学家圈注:高博士视角独特)。

小平同志打越南这一重大决策就是送给美国的”投名状”,这使得美国非常感动,并且愿意非常坚决地拥抱和支持中国,我这种说法不是个人乱猜,而是请教了当时陪同小平同志访问美国的要人,包括请教了很多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因为我一直是这么想的,我请教了社科院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他做过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赞,现在也是很高级别的研究人员,包括当年李慎之和冀朝铸陪同小平同志访美,以前有机会我向他们做过请教。

小平同志跟卡特总统会谈完以后1979年访美,正式程序结束以后把所有的人赶到屋外,只有小平同志、卡特总统和两个翻译,中方的翻译是冀朝铸,然后小平同志跟卡特说,”我们准备打越南”,卡特总统很吃惊,有一段时间说不出话来,紧接着拿出一支笔、一张纸,开始开列清单,这个清单就是美国马上准备提供给中国的武器装备。一个对美关系的专家告诉我,美国当时提供给中国军事援助的等级超过了对盟国的水平,它的很多武器连英国都不卖,它不卖给它的盟国,但当时卖给中国。然后美国迅速把中美关系提升为”友好的非盟国”,就是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国,但是是一个友好国家,可以视同盟国,在很多待遇上享有比盟国更优先的待遇。

为什么美国愿意这么做呢?两个原因:

一、美国以前在越南吃了大亏,所以美国人在越南问题上有心结。

二、美国跟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彼此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在亚洲,越南是苏联的小兄弟,中国没***去教训苏联,但如果(中国)把越南像递”投名状”一样砍了,表明跟苏联集团彻底决裂,表明向美国彻底转向。

因为这样的原因,打开了中美关系全新的大局,而这一大局奠定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战略的基础,奠定了中国过去40年迅速增长和快速发展的基础。

所以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他随随便便经过长期思考,出来以后主持工作,”咱们发展经济吧”,并不是这样简单。他是通盘考虑了世界局势,然后在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冒了一定的风险。尽管中越当时自卫反击战打得很艰苦,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军队的主力全在中国北方。

当年在海拉尔(离中蒙边境非常近)的铁路沿线上全都是炸药,整个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都处在高度戒备的状态,虽然战争是在中越边境发生的,但中苏边境是极其紧张的。苏联没有对中国动兵,一个原因是卡特总统告诉小平,苏联150个常规师都在东欧,中苏边境兵力十分空虚,更为重要的是,小平同志是从美国回来以后打的越南,苏联人摸不透中国跟美国做了什么交易,他摸不透一旦对中国用兵美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所以投鼠忌器,不敢采取行动。而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是小平同志赌上国运,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但这次以中越自卫反击战作为交易的冒险打开了中美关系全新的局面,打开了中国过去40年对外开放的全新局面。

如果没有这次自卫反击作战,没有中美关系正常,甚至是蜜月般的交往,我们过去40年的经济建设绝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似乎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也不太可能有山西证券,也不太可能有山西证券过去30年的辉煌发展。

回顾过去40年,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对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无比钦佩,也为他老人家在中国改革开放如此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关口作出的决策表示由衷地敬佩和深深地思念。

我讲这个背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年中美关系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中美恢复交往是在毛主席时代中苏决裂以后毛主席作出的战略抉择,但在毛主席作出这一战略抉择时中美并没有进入蜜月时期,中美甚至没有建交,只是恢复了正常交往,但在小平同志手里,把中美关系恢复正常交往迅速推升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这一水平是我们40年所看到的所有局面非常关键的基础。

如果我们回顾这40年中美交往的基础,回顾这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我们会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都与小平同志的重大决策密切相关。

第一次重要转折毫无疑问是中美建交。

中美处于蜜月时期,至少从1979年一直延伸到1991年,中国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美恢复交往,中国与西方世界全部恢复交往,中国可以对外做生意,大量派遣留学生,大量购买先进的机器、装备、生产技术等,可以融入西方世界。

1991年发生了一次影响全局的重大事件,苏联解体。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美国取得了冷战的彻底胜利,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美国对付苏联的一颗棋子,它的战略重要性似乎迅速下降,所以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又面临着全新选择。

面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应该说党和政府在当时……有人说是”十分惊慌”,我看有跟政府联系密切的学者出来的说法是”有惊无慌”,慌肯定不是那么慌,吃惊非常地吃惊。在这一重要转折时期,小平同志对中央作出了十六字重要指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

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这是1991年苏联解体中央对国际局势可能存在一定困惑和迷茫时,小平同志在极其关键的关头给中央作出的指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如果我们把这八字指示放在当今的格局下来看也是格外有意义的。

紧接着,”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使得中国避免迅速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对手,当美国取得冷战的胜利以后,苏联集团倒下了,中国是有可能迅速滑为美国下一个战略对手的,在这一背景下小平同志告诫全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中央从那以后在很长时间里也忠实地履行了小平同志的遗训,这使得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没有成为美国下一个战略对手,之所以说”很长时间”,是说从2018年开始,甚至是从2015年开始,美国在越来越把中国视作新的战略对手。包括在今年特朗普总统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之中,已经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也许准确的翻译就是”战略对手”。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掀开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篇章,这一轮的南巡对随后稳定和进一步加速发展中美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紧接着我围绕这个话题稍微讲一点,回到中美关系现在的局面。

中美关系现在的局面不是影响今年的股票市场,不是影响明年的股票市场,它会影响中国未来30年的国运,甚至会影响中国未来50年的国运。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转折和选择就像我们在1978、1979民时面临的转折和选择是一样的,随着美国越来越有可能率领西方世界把中国视为下一个长期的、最重要的战略挑战者,我们的国运很大程度上是赌在里面,而这次下注跟1978年的下注是一样的。但问题在于现在……有没有1978年小平同志那样的战略远见,那样的远见卓识,这是需要历史来考验的。这不是靠自己吹牛逼能做到的,这是需要经受历史考验的。

我们紧接着回到1992年的南巡。

美国这个国家毫无疑问是过去100年甚至150年这个地球上最成功的国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美国的科技和军事实力、美国在全球政治生活之中的影响,在苏联曾经很强大的时期也顶多勉强跟美国可以分庭抗礼,但是苏联解体以后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和实力去挑战美国。实际上美国在1890年时就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当年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跟希特勒的对手(包括苏联、包括英国)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但希特勒始终没敢对美国宣战。当希特勒的参谋问希特勒”美国人这么坏,为什么不干它一下呢?”希特勒说”德国的工业产出毫无疑问在全球数一数二,但是美国的工业产出相比德国的工业产出,美国在天上,德国在地下”。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就是这样大,所以希特勒不敢贸然对美国发起攻击。

从那以后,美国在1890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以后,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实力进一步迅速增长,达到了一个没人能够挑战的地位,并且在很多时候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但翻开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来看,包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甚至从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来看,美国这个国家具有根深蒂固的传教士情结,美国是由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的精英建立起来的国家,这些白人精英在意识形态上、在骨子里有根深蒂固的传教士情结。

所谓传教士情结就是他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且始终把这一点作为国家对外战略极其重要的基石。如果一个国家愿意接纳,至少愿意接近或者表现为愿意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就愿意跟你当朋友,美国就愿意跟你正常交往,美国就愿意对你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美国就愿意帮助你。但是如果美国认为在意识形态上你跟它是格格不入,并且是背道而驰的,它就会把你看作陌生人,看作路人,甚至是看作凶恶的敌人。这是由美国的意识形态决定的,它自从建国以后,美国的白人精英始终有深刻的传教士情结。

我们回到这一点,再来理解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确立了中国要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确立了要放手发展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了要给经济主体更大的选择自由,这一点在美国的战略家、美国的白人精英看来是在向美国的意识形态靠拢。所以尽管苏联解体了,中国选择了”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战略,并且历史性地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使得美国不仅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手,而且认为中国正在明确地向美国的意识形态靠近,这使得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蜜月时期。这一重大抉择也是小平同志在1992年作出的。

我昨天跟朋友吃饭,看小平同志的历史,小平同志是一个很懒的人,常常打桥牌,从来不见他访贫问苦,从来不见他深入煤矿,什么深入工厂第一线去慰问工人,从来看不到。……小平同志从来不弄这个,但他每一次都是在关系国运极其重大的战略选择上能够投下重注,而且这一重注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且这一重注站在当时,很多时候是力排众议!

1978年跟美国如此交往,1992年,所有这些都是力排众议。

昨天晚上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朋友给我发过来一段话,2001年美国决定欢迎中国加入WTO时克林顿总统在美国国会的一段演讲,克林顿总统说:

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靠拢,中国人民不但有权利拥有梦想,而且有机会和渠道去实践自己的梦想。这一变化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繁荣,随着巨大经济繁荣的实现,随着中国人民越来越有能力不仅拥有梦想,而且拥有实现梦想的渠道,……。而这一点将是美国政府坚定不渝地推行的目标。

克林顿总统的这一演讲深刻代表了美国白人精英对中国的期望和看法,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所以在那个背景下,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美关系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很多力量在支持它,有战略家在支持它、正常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有很多利益在支持它,但总体来讲,在小平同志南巡、中国加入WTO等等背景下,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前所未见、非常和谐的时期。

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有一次演讲时我在现场,他提到,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作为相互之间如此重要的贸易伙伴,贸易纠纷和摩擦之少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两个大国经济体量这么大,相互之间的交往如此密切,但贸易摩擦又如此之少,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重要的原因是两点,美国的精英对你抱有期望,同时大量输往美国的商品是由美国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每当有一些对中国持有敌对态度/不友好态度的势力试图站出来找茬时,这些商人在参众两院,背后马上就把他们拍死,而美国的战略家也马上会站出来说要”给中国一点时间,给中国一点机会”。

今年元月份时我跟中国一个智库代表团访问华盛顿,这次访问基本拜访了美国主要的经济智库以及绝大部分负责经济决策的内阁部门,比如这次打头阵的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比如说商务部,比如说财政部,实际上我们还拜访了美联储等其它一些经济部门。在以前的拜访中我还拜访了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我给大家讲两个相关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现在有多困难:

在拜访美国商务部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司长,他也是一个经济学博士,是一个学者,我们是民间代表团,所以大家可以说得比较开放。这个学者讲,当年美国接纳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克林顿总统给美国人民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这幅美好蓝图的支点是:中国会坚定不移地走向市场经济,……。所以美国的精英接受了这一点,有一些人抱有怀疑态度,但总体上美国精英接受了,给中国一点时间,一点机会。

但是现在,美国主流精英的共识是,当年克林顿总统的许诺忽悠的太大了。克林顿总统当年的忽悠太大了,15年过去了,18年过去了,回头看不是这么回事。……在他们看来,当年克林顿总统的忽悠完全没有兑现,反而给美国制造了一个可怕的敌人。

这个可怕的敌人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如果现在再不采取措施,美国以后也许将会丧失机会和能力去遏制中国。

这种看法是美国主流精英的看法,这时候美国的商人在做什么呢?美国的商人都云集在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他们提出的抱怨是什么呢?是知识产权、是强制技术转让、是国进民退、是不公平的竞争地位、是国有企业/政府在经济之中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之中不能享受公平的对待,……,他们没有能力与中国政府对抗,所以他们云集在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提出了这么多要求和诉求。

我们跟对方说,你们要打贸易战,要制裁中国,美国也会是利益的付出者,美国也会牺牲,美国的消费者也会受到伤害,美国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 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只说了一句话:为有牺牲多壮志。

这句话我把它翻译为了中文,它的英文很长,但我一想意思只有这句话翻译最贴切:为有牺牲多壮志。

中国尽管制裁了美国的大豆,但美国大豆的负责人说了,说可以理解美国政府的选择,可以理解特朗普总统的选择,愿意为国家利益付出牺牲。

谁说美国人民都是商人的?谁说美国人民没有情怀呢?谁说美国人民没有对国家的担当呢?似乎不是这样的。

我再讲一个例子,也是今年元月份发生的例子,但因为行程冲突我没有参加这场会谈。

一个退休的……官员,现在已经退休了,……。他率领另外一个民间(半官方)访问团,他们的访问跟我们有一些交叉,也有一些差异,他们访问了美国国务院,也访问了美国的白宫,因为行程冲突,这两个单位我们的行程没有安排进去,反过来他们也因为部门的一些原因,我们的一些行程也没有去。

他们访问的是美国国务院,跟他们会谈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中方访问团带头人)是退任高官,受中国政府委托,或者说授权去参加这种会谈,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授权的民间组织,民间对民间谈,很多话可以放开来讲,政府对政府谈起来不方便。

我们的……一个代表团跟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及随员来谈。会谈的气氛前所未有的差,以前会谈大家有一些交集,就如何改善中美关系有一些建设性建议,但这次完全是针尖对麦芒,谈不起来,美国相关方面对中方代表团总体上是非常敌视、非常不友好的态度,所以中方代表团成员都很沮丧。谈到最后,这位……起来说,”您就说一说,我们和中国政府回去到底能够做什么?”你给个主意,你说一说我们到底实实在在能做什么,这些东西我们马上就可以做,做完以后马上就可以改善中美关系,美国人民愿意说,中国也愿意做,你给我提几条建设性建议,我回去马上就办,办完以后中美关系不就有转折和缓和吗?我们的任务当然可以来听你抱怨,但我也希望实实在在有一些建议,回去以后马上落实,落实之后马上就可以改善中美关系呀。

这个助理国务卿是政治任命,是特朗普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任命的,他把身体靠在椅背上翘着二郎腿,眼45度向天,眼睛看着天花板,从鼻子里哼出了两个英文单词,这个单词叫”Be humble”,Be  hanble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这帮……,别跟我装逼”,翻译成中文就是这个意思。Humble英文原意是”谦卑”,最早出现在《圣经》之中,本来的含义是”人在上帝面前要谦卑”。它最早的英文含义是这样的。

他们回来都讨论”be  humble”怎么翻译成中文更贴切。这是在民间非正式会谈中的原话,我还原的都是一字不落的原始场景,尽管我没有在场,但是他们回到酒店,我们住在一起,他们马上就交流了这个场景。

这次访问结束以后回来要……写报告,调子怎么定,很多学者不知道这次完了以后给……怎么定调子,最后他们给……的报告是我定的调子,后来有一次我碰到有关部门司局长级别的官员,他告诉我”你这个调子当时定得极其大胆”,因为没人敢这么说,但回头来看是正确的,我定的调子就是”维持中美关系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过去40年交往是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基础的,早期对付苏联,后来我们走向市场经济,这些重要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的、非常动荡的、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需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们回头几个月以后来看,……是完全没有做好……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在华盛顿我们这个级别的人都能马上看到问题,但也许在官方交往沟通之中有很多限制,所以反而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我的猜测是直到现在也许我们的准备仍然没有做好。

我们知道最近刚刚召开了外事工作会议,外事工作会议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尽快稳定中美关系”,中央清楚地知道,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中国外交关系的大局,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美关系一旦不能稳定下来,国内什么事儿都别干了,什么证券市场的发展,什么改革,这些都谈不上,但问题在于中美关系在我们刚才的讲述之中可以看到,它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

换句话说,因为中美关系政治上的变化,美国现在的套路上马上拿出台湾来捅你。据说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已经在严肃考虑邀请台湾的军队来参与。美国的环太平洋……以前中美交往时美国是把台湾放在一边,克林顿总统说李登辉就是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把台湾放在一边。现在它是把台湾拿出来捅你,你哪里疼他就捅你一下,捅得你叽里哇啦乱叫还拿不出办法。紧接着上星期时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在赫尔辛基举行了秘密会谈,这次秘密会谈只有两个总统、两个翻译,没有外人。这次会谈结束以后,很快西方媒体就传出了这样的风声(但我们认为这种风声是有可能的),这次会谈就像邓小平跟卡特总统的秘密会谈是一样的,它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样的,美国可能”联俄制华”,已经把中国作为敌人了,美国要对付你,这边是台湾,那边就是苏联,把俄罗斯拿过来,跟俄罗斯联合起来搞你,朝鲜就更不用说了,已经被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拉走了。

……

回头来看,这个总结是对的。……,如果我们还继续跟苏联搞在一起,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所以呢,报复的时间来了。俄罗斯现在的经济总量赶不上中国的广东省,俄罗斯的经济总量赶不上比利时,赶不上广东省,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12万亿美金,今年的人均GDP可能会接近10000美金,12、13万亿美金,俄罗斯只有1万亿美金,一个中国现在的经济产出相当于13个俄罗斯,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至少相当于20个俄罗斯,站在1969年、1979年是无法想象的,1969、1979年俄罗斯人看中国是这样看的,现在他们抬头看中国已经看不见了,中国已经在九霄云层之上,他们完全在地上,抬头看,穿过重重的云层他都已经看不见中国在哪里了。

我的哥哥在太原做生意,他们揽到一个生意是援助白俄罗斯的电网建设。所以在白俄罗斯待了几年,交往非常深的一个感受是,白俄罗斯老一代人看中国,一个是觉得中国原来很穷很落后,我是老大你是小兄弟,……,多少有点酸溜溜的,白俄罗斯年轻人觉得中国好有钱呀,你们技术这么发达、这么有钱,还来援助我们。这种心态的变化,与中国过去几十年在国运选择上,小平同志做的几次重大选择息息相关,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一背景下十分地思念小平同志,不是没有道理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美国定下来了,拉着俄罗斯一起反对中国,俄罗斯对此是求之不得,俄罗斯一直拉着中国就是为了对付美国,不然他拉着中国有什么价值呢?但是如果美国愿意拉他,愿意为他付出代价,马上把中国扔掉。这是很确定的。所以随着中美关系全局的变化,中国内政外交的全局正在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很不幸的是在2018年刚刚开始展开,……战略家需要再次体现出40年以前小平同志的胆魄、智慧、远见、手腕和身段,而中国在这一选择之中能否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我对中美关系非常简要的回顾,接下来我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略微跟大家讲讲去杠杆的问题,因为中美关系是全局,它会影响未来30年甚至50年,美国的一些战略智库已经想得很明白,美国从1945年到1991年差不多花了50年的时间搞垮了苏联,打赢了冷战的胜利,美国也要有决心拿出30到50年的时间在中国还没有能力全面挑战美国的时候把它彻底摁住,现在不摁20年以后摁不住了,现在不摁,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是美国的1.5倍。到2028年的时候,中美的经济总量大约都会接近市值30万亿美金,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总量会是一样,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那时候在一系列关键行业我们跟美国在技术层面上会很接近。然后到204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也许比美国还要大30%到50%,那时候美国就没有能力把中国压住了,所以美国要把中国压住一定要趁现在。

对于如此重大的战略抉择,考验中国领导人智慧的时间到了。回顾鸦片战争以来到现在为止,差不多180年的历史,从1842年到现在接近180年,再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总是作出错误的选择,1842年历史给了中国很多机会,但在多数时候,中国总是站在错误的方向,只是在过去40年,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我们赌了两次赌对了,这两次赌对我们就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经济繁荣。1949年我们跟苏联搞在一起,搞错了;1895年洋务运动搞的半死不活,我们跟日本搞一架,又搞错了。在历史上我们一次一次总是搞错,现在好不容易搞对两次,这次能不能搞对,大家拭目以待。

对年轻人来讲,对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讲,如果这次没搞对,大家就回去洗洗睡吧。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已经无所谓了,……。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我们确实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关头。

紧接着我来讲讲去杠杆,去杠杆这个问题是今年内政外交之中的另外一个交点,市场的争议也很多,直到现在应该说争议也没有平息下来。我昨天在深圳时还谈到了这一点,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之中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华夏文明的根源之一也是在山西,在中国明代以前,中国在王朝鼎盛的时候,技术的复杂程度、经济的繁荣程度相对于鼎盛时期的西方世界也毫不逊色,直到19世纪末期英国人还做不出来瓷器,所以必须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因为他们在技术上(达不到),工业革命已经100多年了,他们做不出来瓷器。诸如此类这种技术上的创新还可以举出很多,但毋庸讳言的是,当中国在1842年与西方世界开始全面接触,并此后开始试图融入西方世界和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这条路走的非常艰难,我们同意除了西欧的文明之外,全世界其它文明在试图接纳、融入西欧的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过程之中都是困难重重,非洲到现在搞不定,印度到现在还不如中国呢,拉丁美洲、阿根廷,在30年代时阿根廷是世界七大工业国,从经济总量来说日本在阿根廷面前完全是小兄弟,到了80年代,阿根廷沦落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拉美。但是在东亚我们看到了很多工业化过程的奇迹,比如说日本,比如说后来的韩国,比如说中国台湾,更不要说香港、新加坡等经济体。

把中国放在东亚地缘政治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走得异常艰难,直到现在好不容易小平同志给我们规划了40年,我们现在又开始嘚瑟,没嘚瑟两天,老美跟你翻脸了,不会玩了。……不会玩了,不知道怎么跟美国人玩,派人去人家那儿不接待,接待也就是给你一杯清茶就给打发回来了,两手空空回来了。

为什么呢?我们要去反思为什么我们这个文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之中会如此艰难,原因有很多,我也不能一一列举,也不能给出终结答案,但是我的体会我认为有一条,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我们工业化如此艰难,跟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系。

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与现代西方世界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在这一过程之中就有大量的误读、猜忌、摩擦、冲突,甚至非常不和谐。我们知道现代受西方教育的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他有两个基本工具:

第一个基本工具是对世界客观的观察和测量,我们要观察星星,我们要观察天体的运转,我们要观察经济的起落,然后对它进行客观的观察和测量;

第二个工具,在此基础上依靠严密的逻辑推演,依靠严密的一步一步步的逻辑推演,以数据观察为基础,以严密的数据分析逻辑推演为基础去理解这个世界。

这是当今世界最主导性的思考方式。中国人如何理解世界呢?

包括很多受国教育的精英在内,更不要说普罗大众了,我认为包括很多……干部都是这样认识世界的,中国人认识世界是两根支柱:

第一根支柱是阴谋论,中国人认为世界上不管哪里出了个事儿,背后一定是阴谋,一定有一些邪恶势力、一些人、一些政党、一些组织、一些企业在使坏、在布局、在谋划、在挖坑。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一个根深蒂固的套路是阴谋论。

我们打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每一页都写满了阴谋,阴谋论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张三对你说一段话,你马上去猜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有什么阴谋?在人与人的交往之间、组织与组织的交往之间、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之间,阴谋论是中国人思考问题根深蒂固的方法。任何时候我们看领导的内部文件,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和平演变,从来没有忘记过”反修防修”,从来没有忘记过西方境外敌对势力要搞垮我们,要让我们的江山变色,这种警惕在内部从来没有(忘)过,这是阴谋论根深蒂固的反应。

包括疫苗事件出来,大家马上怀疑有阴谋,有官员的子弟,有一系列的东西,任何一个社会新闻事件出来,马上就有大量阴谋论来解读,而且它可以获得广泛点赞,我们没法儿平心静气、客观地去看这个世界。

这使得我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对话不在一个平行线上,从慈禧太后开始我们就是这样看世界的。

第二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用类比来理解世界,我们用比方来理解世界,孔子时代就是这样,到现在也是这样,你要给他讲一点复杂的道理他弄不懂,你打个比方他马上就明白了。大量的政府文件,大量所谓中国人的研究都是在讲故事、打比方,一打比方老百姓就明白了,不打比方,你弄一堆数学公式、弄一堆模型,大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都觉得你在瞎扯淡。

比如说去杠杆。这是一个今年最重大的内政决策,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官员、我们的媒体是如何理解它的呢?我们把它理解为”收水”和”放水”,大水漫灌,小水滴灌,或者是把水龙头拧住,这是中国媒体对去杠杆最标准的解读,他把它类比成为”灌溉”。

这一看家里,至少压力的祖上就是庄稼汉,一看家里人就是种庄稼的,他种过地呀,动不动把水龙头拧开大水漫灌,一会儿把水龙头关了,他是用这种类比去理解世界,不是用逻辑的展开去理解世界,用类比理解世界非常大的问题在于:类比是极其不精确的。

你讲一次故事是很形象,但它是极其不精确的,它使得大量复杂的细节完全被忽略,使得人的注意力焦点、人思考的方式完全转到了这个俗气的故事之中。它使得基于此的对原始问题的理解很多时候会面目全非,甚至牛头不对马嘴。

但中国的汉字就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本质上就是一种类比,太阳画个圈画个点,月亮画个点,本来就是这么类比出来的,象形文字就是基于类比发展出来的一种语言,这使得中国人骨子里就是用类比来理解世界。没法儿改变它,这使得我们没法儿接受现代科学,使得我们跟美国人在对话时老是两条平行线。

中国人讲,”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人愣了半天不知道这是啥意思。  什么叫”太平洋足够大,能容纳两个国家”,这是类比呀,美国人就让中国翻译,”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足够大,能容纳两个世界”,中国人说不清楚了,它具体的含义是什么?难道太平洋是中国的内湖吗?难道中国的国境线是沿着夏威夷直接划一道,西边都是你的吗?它没有精确的含义,然后他不再说了。

中美交往之中大量的问题是因为文化上的冲突,他没法儿理解你的含义,我们……很多话翻译成英文中美国人弄不清楚你在说什么,很多对话都是两条平行线,各话瞎扯淡,扯完淡各走各的,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

讲到这个我再讲去杠杆,我是非常不喜欢用类比来讲问题,但面对普罗大众你又必须用类比来讲问题,关于去杠杆,我想了一下,我也想了一个类比。

(不好意思,我有点儿超时,现在11:34了,11:40之前我一定解决问题)。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也会做手术,比如美国南北战争,几十万士兵受伤,他们要做手术呀,但我们知道现代医疗技术是20世纪初以来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比如说青霉素,20世纪初在发展起来,比如说麻醉药物,都是20世纪初发展的。中世纪的医生如何做手术呢?医生给病人做手术的时候,第一,没有麻醉技术;第二,没有输血技术,病人大失血,马上要补血,没有输血技术,人们还不知道血型的划分;第三,没有体力的干预。比如体力快衰竭了,马上给他点葡萄糖;第四,没有消毒技术。刀子不消毒,直接就划下来了,没有微生物、细菌的概念,没有消毒技术。

做手术肯定是很疼的呀,怎么办呢?欧洲中世纪的做法就是找几个壮汉把病人捆在手术台上,用绳子坚决捆住,把手脚压住,然后开始做手术。没有麻醉技术,病人疼的撕心裂肺,你可以想象;没有消毒技术,一刀划下去,可能原来的病灶没解决问题反而还交叉感染,原来的病不至于致死,病人可能因为交叉感染随后严重昏迷、挂掉;没有输血,大失血病人很快就挂了;没有体力干预,可能手术到一半,心力衰竭,葡萄糖低,严重低血糖然后就挂了。所以在中世纪,欧洲做手术死亡率是非常高的,病人跟面对刽子手是没啥区别的,本来这病不做手术还没事儿,一做手术直接挂在手术台上,中国在传统时期婴幼儿死亡率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在接生过程之中剪刀不消毒。那时候你不懂得消毒,脐带出来找一剪刀就咔碴了,咔碴以后一旦交叉感染,婴儿就会死亡。但那时候中国人没有这个意识,其实剪刀用热水煮一下一剪就没问题了,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你不懂得消毒,这种技术都是20世纪初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在欧洲中世纪时做手术你居然没有死,说明什么你的免疫力太强大了,说明你的体力来好了,如此严重的交叉感染死不了,如此的严重失血死不了,疼的撕心裂肺你能够坚持下来,说明你的身体太牛逼了,稍微身体有点小问题,直接就在手术台上挂了。

而我们知道现代做手术要舒服得多,这些问题都有了,绝大部分手术都不会有这些问题,推进去你啥也不知道,睡一觉起来已经过去了,稍微有点疼马上止疼针或吃止疼药,你不会感到剧烈的痛苦,至少跟中世纪相比这是天壤之别。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

我想说的是,去杠杆就是给中国经济这个病人做手术,就是在这个病人的肌体里、在某些组织上长出了非常严重的异质组织,我们要把这个组织割掉,去杠杆就是在这个病人身体里某些重要器官上长出了异质组织,我们要把这个异质组织割掉。

怎么割呢?首先要消毒,之后是麻醉,然后是输血支持,甚至要用葡萄糖点着,接着手起刀落把组织割掉,割掉后让病人静养,每天吃点营养品和慰问,三五个星期以后他慢慢能下床走动了。

中国人去杠杆是怎么干的?跟中世纪做手术是一样的,中国人现在上半年去杠杆跟中世纪医生给病人做手术是一样的:第一不麻醉、第二不消毒、第三也没有输血支持,上来就给你摁在板凳上,划开组织就开始割。病人疼的撕心裂肺,还大出血,有交叉感染的风险,一定程度上已经交叉感染了,医生怎么说?医生说”做手术哪有不疼的?”去杠杆哪有不痛苦的呢?做手术哪有不疼的呢?疼说明我们搞到了病灶,你要坚决给我忍住。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病人疼得很厉害,医生是鼓励你喊出来的,喊出来有助于降低痛苦,大声呼喊有助于降低痛苦,顺产的女士非常疼,大声呼喊,医生是鼓励的,不喊反而对身体有严重的损害。病人疼得撕心裂肺,医生说”去杠杆哪有不痛苦的,疼说明搞对了地方,你给我忍着!”病人实在忍不住怎么办呢?  中国发明了一种世界历史上都没有的新办法,足以载入世界医疗史的史册,病人疼得实在太厉害,中国的办法是”把病人的嘴堵住”,拿块毛巾堵住病人的嘴,不让你喊,不让你喊他认为就不疼了,接着做。

怎么把病人的嘴堵住呢?不让舆论乱说,疼得厉害,……在媒体上你敢说一点儿不对、一点儿痛苦,那你是何居心?政治课没学好,……报告一看就没有认真学会,回去继续学。

中国的一个重大发明就是把病人的嘴堵上。我们知道在做手术的时候把病人的嘴堵上病人话都不能说了,他是有可能呼吸衰竭的。喊得厉害,你把他嘴捂住,一会儿他呼吸衰竭,直接挂了。

这就是我们上半年发生的情况。

……偶尔喊了一句,虽然我们不是病人,但我们看这个病人痛苦抽搐得实在太厉害,就跟领导喊,  “不能这么做手术,要先消毒,消完毒后输液,然后要上麻醉”,然后领导就说了”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手术刀我拿着还是你拿着?一边儿去,别瞎掺和”。

但是到了6、7月份的时候继续这么搞下去,病人是可以直接挂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手术台上直接挂掉的风险越来越大,他们看到身体已经严重地、不由自主地抽搐,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都出问题,今年已经不由自主地在抽搐,再搞下去直接就挂了,……终于害怕了,……在7月份终于害怕了,先缓缓,喝口水,病人喝口水,先补点儿液,咱们回头接着做手术。

领导刚说让病人喝点儿水,补点儿液,马上有一票人喊出来,”大水漫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们是要做手术,你们又在大水漫灌,给中央瞎支招,跟中央不能保持一致……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人又开始跳出来。但不管这些人怎么跳,我认为中央这次的政策调整是对的,不然这个病人很快就死在手术台上了。

病人喝完水以后,补完液以后还是要接着做手术的,这个瘤子必须割,不割是不行的,但割瘤子是有技术含量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上半年主刀的大夫,说句不恰当的话,有点像蒙古大夫,没有拿到牌照直接就上台了,这个有点问题,而且是边做手术边学习,这是不行的,先要把消毒、输液这些技术学好才能上手术台,但下半年看起来医生学到了很多东西,手术的水平在快速提高。下半年的手术是否能够做得更成功,我们拭目以待,但我们确实看到相对于上半年很多问题领导已经意识到,并且确实在修正,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市场最危险的时候确实已经过去了,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与一场危机擦肩而过,病人死在手术台上的风险应该基本没有了,我们与一场危机擦肩而过。

我刚才又吹了个牛逼,我说在11:40结束,现在11:45了,又耽误了大家5分钟,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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