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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中国知识分子的才具和苦难——周策纵先生逝世周年祭

From 人物

旅美中国学者兼诗人周策纵（字幼琴）教授，二○○七年五月七日下午六时于加州伯克利市阿巴尼镇寓所去世，享年九十一岁。三月间我与内人曾去拜望，他已经处于 弥留状态，周夫人吴南华博士告诉我，先生的脑部功能已经不可能恢复。六月去洛杉矶参加‘反右五十年讨论会’的时候，听蒙特利公园常青书店主事的女士说，策 纵先生已经于一个月前去世。我无幸是他的学生，但在他失忆前的最后岁月，有幸成为他的一个忘年的知心朋友，他的去世引起我极大的哀伤。

二 ○○二年六月一日，我去纽约参加司马璐先生召集，周策纵先生主讲的‘胡适讨论会’，那天我随手带了一册《胡适杂忆》，策纵先生会间休息时下席来坐在我的身 边，见到这本《杂忆》就翻了起来，他侧身对我说：‘序是我写的，这次出大陆版，唐德刚分了几十元稿费给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书。’我平时读书是翻到哪里 读到哪里，根本就不读序，于是觉得非常尴尬，会间赶紧读了这篇序文，竟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就这样，我认识了周策纵先生。

策 纵先生是德刚先生的挚友，第二天我随司马、策纵等先生往访唐府，唐先生四月间中风脑部受损，起头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开门时竟问策纵先生：‘你找哪一 位？’然而入座后就记忆恢复，妙语风生了，唐夫人吴昭文女士很高兴，说交谈有助病人康复。策纵先生从进门始，就谦谦地坐在一旁，面带欣赏的微笑，不时还被 德刚先生的连篇趣言逗得扑哧喷笑，两个老朋友就象一对濡沫的兄弟。

那 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我准备在台湾出一个繁体本，本想请唐先生作一篇序，但见到唐先生的状况，就没有启口，回来的路上 把书稿给了策纵先生，他在车上就读了起来……这一读，勾起了他的许多想法，耗去四个月时间把‘原族——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序’作就，发表在北京《读书》和 台湾《历史月刊》上。我认识他以后的两年中，他寄给我许多诗作和论文，还经常与我通电话，但不久后他的记忆开始衰退，而且病情发展得很快。因此‘原族’就 成了他最后一篇有影响的学术文字。

一 九一六年一月七日，策纵先生出生于湖南祁阳竹山湾的一个士绅家庭，乃父周鹏翥早年留学日本，后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时入幕讨袁军，失败后 逃亡日本，后来回乡主持达孝中学（今祁东一中），诗文名重三湘。策纵先生说他的父亲对甲骨文很有研究，甲骨文是十九、二十世纪相交时代的考古新发现，只有 那些旧学深厚，而思想新锐的人物才对其有关注、有建树。

陶 铸也是祁阳人，少年时在家乡当过小学教员，策纵先生说陶铸与他父亲熟识。陶铸为人很坦白真诚，在中共党内地位很高，长期主持中南五省的工作，而且与毛泽东 的关系特别好。可是他的父执辈朋友周鹏翥，却在一九五二年被祁阳地方从广西桂林抓回老家，由乡间的土改积极分子决定‘就地正法’，一个辛亥老人就这样被‘ 无绅不劣’的意识形态草菅了；而陶铸本人也因为得罪了江青，在不到二十年后的‘文革’年间，从政治的巅峰上坠落而死。中国的精英和志士，就这样一茬一茬地 被剿灭或自噬了。

策 纵先生和小他五岁的弟弟策横，都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那是一所为国民政府培养党务和行政人才的学府，课程设置与大学文科一样，教授阵营也非常杰出，因此也 叫‘政大’。政大学生在校不愁衣食，毕业不愁失业，因此也为窘困而优秀的流亡学生趋鹜。马英九的父亲马鹤龄是低策纵先生一班的同学，又是湖南同乡，因此非 常要好，马英九结婚时还给他发了请柬。要是策纵先生活到今年的话，马英九当选台湾中华民国总统一定会令他很高兴。

策 纵先生一九四二年从政大行政系毕业后的几年，现在外间的说法是：‘曾先后主编《新认识月刊》、《市政月刊》、《新批评》等刊物，并一度供职于重庆市政府。 一九四五年始，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秘书），与陈布雷、陶希圣、徐复观等闻人共事。蒋介石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周策纵的手笔，如台湾“二·二八”事变后的《告台湾同胞书》就是由周所执笔的。’（见《百度》或《维基百科》）

然 而，策纵先生告诉我，一次军委会上蒋介石点名林彪分析国际形势，他也在场，林彪的发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查林彪是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是 年十月至次年三月在重庆与周恩来合作从事统战，并蒙蒋介石多次召见（见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出版）。可见一九四五年前策纵先生名义上是在重 庆市府供职，实际参与中枢工作。而《新认识》是政大校刊，《市政月刊》是重庆市府的门面，主编刊物只是他的兼职而已。

策 纵先生曾经赠我一册《周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内中有古今中外周姓名人如周瑜、周恩来、鲁迅、韩素音（原姓周），及至周策纵的小传，在他‘一九 四八年初赴美……’一段文字前面，他在页边插叙‘删去我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为蒋介石工作的三年’。那就是陈果夫、陈布雷荐他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 审的事情。他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正式名义，是从一九四五年开始的。

策 纵先生告诉我，那时他还是单身，就住在总统府里为蒋介石起草文稿，他说蒋介石生活很简朴严谨，但为人又比较固执，还说蒋的旧学功底也还不错，对王阳明的那 套知行学说搞得很清楚。宋美龄的作风很美国派，对下属客气随和，没有专制的作风，但生活却很奢侈，胜利前后人民生活困苦，她还用牛奶喂狗，因此他非常看不 惯。

德 刚先生告诉我，蒋介石宋美龄都很喜欢周策纵，但周策纵却不喜欢他们，而且对自己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经历，不以为荣，反以为耻。有一次，策纵先生无意中与我 谈到台湾的一家‘三民书店’，他说‘我原以为那是一家国民党办的出版社，因此什么书都不找它出，后来才知道它是专注学术的，实在是很大的误会’。从这个小 小的‘误会’中，可以看出他后来与国民党已经很生疏隔膜了。

南 华女士说策纵先生在侍从室工作期间，曾经写了若干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建言，而腐败和内战形势争相愈下，蒋介石也不可能对他的建议有积极反应，于是他对国民 党的前途非常失望，乃至决心辞职到美国来留学，鹏翥先生在家乡变卖了田产，分予纵横兄弟各黄金四条，自是希望他们统统远走，策横先生将自己的一份让给了手 足。临行前策纵先生去陈布雷处道别，陈对他说了一些很悲观的话，希望他能留下来做一些挽救工作，而陈布雷自己也于同年十一月以死了断了自己对党国和领袖的 忠诚。

一 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是中国命运决战的时期，也是策纵先生最接近中国权力中心的时候，他对人说：‘我跟蒋先生做秘书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那段时期，我有机 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 我就在场。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物，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他 还说：‘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派系如何纷 争，党派何等瘫痪（我指的不只一个时代、一个政党），我如果继续工作下去，对国事决不会有太大的补救，自己的个性，也与官场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 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因此，“知迷途之未远”，我于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考取自费留学，就决意辞职出国。起初辞职不准，后来我再三坚持，并推荐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同学的唐振楚学长接替，一年后始成 行。’（刘作忠‘浮海著禁书——周策纵和《五四运动史》’）

蒋 介石身边聚集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君子，陈布雷等是一代，周策纵们又是一代，然而代代都于国事无补救，可见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格和学识的欠缺。而国民党里发生过 的事情，后来又在共产党里重演。周策纵的地位或许很象毛泽东身边的青年田家英，然而周策纵可以一走了事，田家英却被吓得‘畏罪自杀’，专制主义能在中国愈 演愈惨烈，那就一定是制度或传统的问题了。

传 统社会‘士’是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则是读书人贴附权力的道路，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群体，即以为中国没有独 立于权力之外的读书人。但策纵先生不然，得到了别人求之不得的地位，又无所顾惜地放弃它；而且出了一个营垒，不进另一个营垒，他是‘不仕的士’的范例。

策 纵先生在美国进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学。德刚先生进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在重庆读的是中央大学，然而德刚先生的老叔唐生高是策纵先生政大的同班，因此两人在重庆 时就认识了。德刚先生说‘湖南骡子’与‘安徽老母鸡’言音不甚通，所以相闻声而不多相往来，但在纽约的一次亚洲学会上重遇后，策纵先生每到纽约，两人‘时 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既白’，成了莫逆知交。（《胡适杂忆》序）

德 刚先生在重庆就有文名，来美国后与林语堂之女林太乙在哥大同学，于是就为林家父女办的《天风月刊》写文章，后来林语堂举家去了南洋，《天风》息影，一群‘ 文渣诗孽’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白马社出了许多名人，当年却有许多趣事，德刚先生说他曾经主张社内不能谈恋爱，但是清规戒律约束不了少年争情，青春 烈火终于焚毁了这座象牙纸塔。

要说白马社是泛文艺团体，还不如说是一个青年诗社，导师兼招牌则是主张白话新诗当时也流寓纽约的胡适之。胡适之虽然反对旧诗，对旧诗的品味却很高，他对这群文学青年的旧诗评语至多只是acceptable（可接受）而已，内容则大多贬如‘无病呻吟’或‘陈言未去’，惟策纵先生是他心目中的够格诗才。

唐 著《杂忆》说：‘密茨根大学里的一批男女诗人，他（她）们多半以诗代信，尤其是多产作家，新旧一脚踢的大诗翁周策纵……笔者也偶尔附庸风雅“狗尾续貂”一 番。江郎才尽之时……就只好相应不理，但是策纵穷寇必追，又说我们：“覆信每如蜗步缓；论交略胜古人狂！”……我们把这些诗拿给胡先生看，胡公莞尔，说周 策纵可以做，你们可以多做做新诗。’

策纵先生生于一个湖南诗家，得益于诗韵和典故的庭训，在长沙高中读书时就有许多诗作在上海杂志上发表，诵有如‘易地吴歌成楚谚，入江湘水过秦淮’这样的少年绝句。去国之前他已闻名南京上海诗坛，一九四八年三月‘春鸟诗社’诗友云集上海瘦西湖酒家为他送行，席间他赋有‘春鸟’一诗，诗云：

春鸟危巢与共鸣，买琴一喻为弹筝。

言诗海上风骚激，羁旅江南草木惊。

偶挟疏狂寻饮者，蹇从忧患拾余生。

琼楼亦有伤怀事，况待鸾飘去国行。

诗人对国事败坏的无望和与友人离别的怀伤，于‘危巢共鸣，忧患余生’间表露一尽。

那一代青年是在流亡中度过青春，周策纵从重庆辗转来到了美国，田家英则绕延安进了北京。然而，时局的变化和西方的艰辛统统甚于他们的估计。策纵先生来到美国的第二年，国民党就从大陆出走了，他暑假要去芝加哥的一家‘好世界餐馆’当Bus Boy（无小费收入之搬盘碗工），这位忠厚的党国‘文胆’竟受尽欺凌，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写下一首打油的‘留学歌’：

我来拜金国，金尽学无涯。

既拾老人履，又过屠夫胯。

苦工都做尽，灵药尚余‘渣’。

天将降大任，我岂真傻瓜！

这之于田家英未来的苦境，拾拾‘老人履，过过‘屠夫胯’实在是太大的幸运。然而左右两翼有识之士都无法在祖国生存，才是中华民族苦难的宿命。

朝 鲜战争后，美国接受处置钱学森等人失误教训，开始挽留中国科技人才，但是文法科学者的处境依然艰难。此中固然有语言的障碍，种族的歧见，或文人的相轻，但 ‘供过于求’也是实际的问题，胡适之和自命‘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都没有谋职的机会。蒋介石的亲信，周恩来的南开友人，普林斯顿的政治博士吴国桢，只能 在一所南方地方学院里教教书。德刚先生有‘胡适将哥大当北大，哥大不把胡适当胡适’的不平之言，吴国桢或许还有‘天堂不把人才当人才’的郁结。客观地说， 西方是把他们当作中国文化的代表，但这种文化本身落后了。

一九五四年，策纵先生在密西根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聘他到哈佛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共事的还有洪煨莲、杨联陞等，年轻的余英时那时也在哈佛攻读博士，这些中西学者的‘内识’和‘外识’，将哈佛的汉学研究推上了颠峰。一九六○年，也就是策纵先生在美国耕耘十二年后，哈佛大学出版了他的巨著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五四运动史》），奠定了他的学术成就。

英文《五四运动史》前后发行了七版，罗素第二任夫人Dora Black女 士写给策纵先生的亲笔信，最能说明该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信说：‘当我读你的书《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并且设法寄达你，因为我要为你 这书而感谢你。如你所知，我于一九二○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事后就和他结了婚。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你在 你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感觉到那个时代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和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说过，我已从中 国的那一年里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学。现在读到这全部历史故事，和那些参与者的一生、时代与活动，而一部分参与者，如胡适、梁启超和周恩来等，我又曾亲身会 见过，这样读了真使我感觉非常痛快……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能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首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最 后，我必须恭维你在你的书中所表现的学问和研究。’

策纵先生在哈佛一共工作了九年，其间结识了在波士顿接受麻醉科专业训练的吴南华女士，南华女士生于一九一九年，原籍江西九江，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南华女士与策纵先生结婚后继续行医，并育有两女聆兰和琴霓。一九六三年，策纵先生受聘担任Madison的威斯康星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教授，是年四十七岁。次年迁家至Madison，他将1101 Minton Road的寓所命名作‘陌地生市民遁路之弃园’，事实上那是他和南华女士不离不弃的美满家园。

物 极而返，闭国终有开门时，中美竟也有复好日。一九七二年南华女士就曾经先期取道加拿大返国探望年迈的父亲，还在北京见了华西同学‘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 绥。而等到一九七八年策纵才与南华女士带着聆兰和琴霓返国，见到的是一片学术的空白和委屈经年的故旧。他们先到南宁探望弟弟策横先生一家，又去了长沙九 江，上了庐山，在北京还见到当年手书《世说新语》一则为他送行的顾颉刚先生，颉刚先生附言‘策纵先生将渡重洋，譬如鹤之翔乎寥廓，广大之天地皆其轩翥之所 及也。’三十一年远鹤终于归来，颉刚先生的欣喜可以想见，一九八○年策纵先生再去北京，是年底颉刚先生就仙逝了。

策 纵先生还结识了有同好的北大教授周汝昌先生，两人合誉‘红学二周’，汝昌先生说：‘策纵先生久居美国，为中外咸知的名教授，博学而多才，思深而文密，我曾 称他是一位综合性学者，因为学兼中西，又通古今，比如他的代表论著是英文本的《五四运动》，而又覃研甲骨金文学，对中华古文化有独创的见解……他作七律诗 极有精思新句，不落窠臼，然而也善于写“白话新体诗”，都有雅人深致而无时俗庸陋气。盖根柢厚，天赋高，又非常用功，精力充沛——我没见他在百端忙碌中有 过一回露出倦容。所以学有成就，总非偶然之事。’

汝昌先生说策纵先生有巧思，一九八○年夏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在Madison市的Mondota湖边召开，策纵先生‘向大家介绍，说会议为何单单在此召开——湖名已经显示了：它叫“梦多榻”！可知在此必善梦，亦善《梦》也！这方面，似乎颇有古人所赞的“锦心绣口”了。’策纵先生的‘梦多榻’竟然是在异国的‘陌地生’，这巧思中有没有乡思，有没有惆怅？

策纵先生的才具远甚于巧思，对平庸人士美国常用clueless（无 线索）一字相贬，策纵先生却有捕捉线索的过人天赋。‘原族’一文以甲骨文‘族’字是‘旗下集箭’开篇，他以为突厥部落的‘十箭’组织和女真民族以‘牛录 ’（满语‘箭’字）聚合‘八旗’的社会结构，是与中原古文字结构一致的，他从而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找到了文字学的线索。

他提示我辨识甲骨族名的读音，他说郭沫若识别出甲骨‘帚’字就是‘妇’，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现，但许多甲骨氏族名中都有‘帚’字，丁山对此很有研究，叫我也不妨想一想这个问题。当时他已经八十七岁了，后来我以u/hu/phu之音识别出一群含‘帚’字的甲骨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时，可惜他已经开始失忆了。

一 九九三年，山东邹平出土了四千年前刻有十一字的一块陶片，《明报月刊》先请甲骨大师饶宗颐先生作释，而策纵先生对饶先生的辩字、读序都有不同见解，他读出 的是‘齐子以夏长河左（南）悤（聪）龟易（赐）望’，《明报月刊》连月刊出他的‘四千年前中国的文史纪实’，宗颐先生有点不耐烦，忠厚的策纵先生竟然也以 趣文调侃：‘我竟违背时代潮流，以为“文化中国”的同胞，知识分子，怎好不普遍关心祖国发现了可能是最早的文字？……现在我真自觉大错了，连我的老朋友古 文字学大家都读得厌烦，阻塞了他再做考证文字的兴致……。’

两 位大师之异说，孰砖孰玉？我不必武断。但策纵先生做学问的热情，却与德刚先生形容他索诗如追穷寇一样的逼真。而我也有一次类似的经历，一日近午夜的时分， 我已上床，他来电话对我说：‘罗马公主向阿梯拉求婚一事的注解，有一句话不通……’过了几天，他就将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注解编列和若干修改意见寄来 给我。是年我六十岁，已经有了一些得过且过的想法，然而八十六岁的他，依然求知不惰怠，汝昌先生说他‘所以学有成就，总非偶然之事’，实在不是虚妄恭维之 言。

我 常寄一些网上文章给他，其中一篇是陈独秀去世前在四川江津境况，他读后非常感触：‘那时我还很年轻，只知道陈独秀也在四川，但不知道他是如此凄凉，这样一 个大人物，竟要在乡下受这般的欺负，实在太可怜了！对有骨气的人，政府实在是可以再客气一点的。’我也把自己写的一些时评和散文寄给他，他读后还把那篇‘ 南疆纪行’送去给了威大图书馆收存。我对他说写这些文字很浪费时间，他说：‘不必这样想，不浪费在这里，也会浪费在别处，要完全离开政治是不可能的。’

策纵先生是个忠厚正直的正人君子，他的诗词好、文章好，学问更好，少年时连篮球也打得很好。才高者难免气盛，但他敏事訥言，谦虚谨慎。有这样的人品和学问，他一生受到过很多高人的器重，然而他不仅知遇感恩，还乐于施惠后进，知其人者皆誉之‘真君子’。

一九八二年秋，策纵先生作‘拾哀诗’吊念师友，有小序云：‘平生所识近代学人作家，或为前修，或为同辈，遇我特厚，期勉尤殷。二十年间，纷纷凋谢。按年屈指可计者，张君劢（1887-1969）、胡适之（1891-1962）、洪煨莲（1893-1980）、顾颉刚（1893-1980）、袁同礼（1897-1981）、蒋彝（1903-1977）、徐复观（1903-1982）、罗香林（1906-1978），凡得十人。爰作此篇，以志哀悼。’诗云：

问世人何少？秋花拾更哀。

移风铭翠柏，瘗笔润苍苔。

道丧薰蕕杂，忧离庠序摧，

大招徒一绝，天地满寒灰。

二 十世纪怀继往开来大志的优秀人物，当远不止上述‘凡十人’。然而这人才济济的一百年，中国社会始于‘移风’，却止于‘道丧’，五十年沉渣泛起后的‘薰蕕 ’（香臭）不辩，和‘庠序’（教育）败坏，即是策纵先生去世前二十五年预觉的局面。策纵先生的离世，标志着出自传统而走出传统的拼搏一代行将凋零一尽。中 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不平庸的一代，他们在祖国无以施展，离乡背井后却大放异彩，这是他们的才具和苦难,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夜

From 人物

《动向》2008年10月号出版

封面

封二

封底

【特稿】管见： “民族主义”卵翼下的含毒“创新”

【新世纪特稿2008年9月25日】据报导，因蒙牛、伊利等知名品牌都被验出掺有三聚氰胺，迫使星巴克在中国的部分连锁店暂停使用液态奶，改添加豆奶（豆浆）。有消费者说，第一次喝到豆奶搭配的焦糖玛其朵，口味相当特殊。

苹果日报图：台湾有关当局查封大陆毒奶粉

谁能料到，如此应变，大概也应付不过来呢。 据台湾知名食品商金车通报，因为使用大陆植物性奶精粉为原料，其八种三合一咖啡产品检出含有三聚氰胺。据称，这是首次发现大陆厂商在植物性奶精粉中也掺入三聚氰胺，相关植物性蛋白产品，如玉米粉、豆奶、奶精粉、奶油球等都可能受波及。植物性蛋白奶精粉主要原料是玉米，但为了增加奶香味，业者会添加一些蛋白质成分，例如酪蛋白钠，而大陆业者不但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连植物性蛋白奶精粉也照样“加料”不误，使台湾人大为震惊。这下，不知星巴克该怎么办了。

眼看着事情越闹越大，中国厂商的本事，令全世界瞠目结舌。

有专家说，50公斤的鲜奶，加入大量的水，再配好三聚氰胺， 保证其“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面貌，可以增至“数吨”。如此暴利的买卖，当然有莫大的吸引力。人们厌烦电视剧中频繁地插播广告，开玩笑说如今“广告中插播电视剧”已越来越长且不好看。现在，乳品业看来是不甘落后，也在力争创造出“水中添加牛奶”的奇迹，只是那“纯牛奶”或“奶粉”，越来越象是水与三聚氰胺等化学品调制而成的富有奶香味的新式产品。这样发展下去，在中国，将来水业或许应该吞并乳品业，成为一种更为巨大的行业，那时候，水过滤的工艺或许也会过时，人们将创造出更为新颖的工艺，“水”的更新换代就指日可待──想想看，连鸡蛋都能连壳带蛋清、蛋黄造假造得让人真假难辨，区区一“水”，又有何难？

当然，更重要的是标准。中国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先生声称， 中国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国家检测标准共31项，这些指标和国际食品法典相关的标准一样，都没有对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进行检测规定，因为这些物质是不允许添加到食品当中的。这话大概不错，但是他忘记告诉公众，中国的奶粉成分监测程序未被欧盟承认，因而中国不向欧盟出口奶粉，那么，中国的标准及其检测程序与欧盟有何不同。另外，去年美国查出中国生产的宠物食品中含三聚氰胺，那么，美国的标准及其检测，或许与欧盟相似，它们与中国，究竟有何不同？中国含三聚氰胺的乳品主要对内销售而出口很少，是否与此有关？看来，中国的乳品检测标准适应中国国情，很有利于喜欢调配化学添加剂的厂商们施展其“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手段。美国人在中国出口宠物食品中检测出含三聚氰胺，自然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中国人虽然承认事实无误，却归咎于美国人所谓“充满敌意”的“炒作”，只是没有点破那美国人看不透的更深一层涵义：中国厂商的“创新”正是体现在这添加三聚氰胺之中，没想到这“创新”不适合于出口。

宠物食品之外，中国出口的另一桩大案是“毒油漆”玩具。所谓“ 毒油漆”，是指含铅油漆，且其含量过高，对人体有害。当时，看了国内不少的报导、评论，记得只有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一篇评论谈到业界发现含铅油漆有害而早已不用或限制使用的历史，其它的，多为指出那些玩具的“有害设计”本出自美国公司，中国厂商只是加工，并无责任，而油漆的使用也已经合同认定，中方也没有责任。至于“毒玩具”有害美国儿童身体，人们看来根本不在乎，似乎那只是该美国人自己关心的事情。

“中国制造”近年来风波不断，却因为主要涉及出口， 伤害的是那些进口国的民众，中国舆论高扬“爱国”的民族主义旗帜，配合官方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归咎为外国“炒作”，鼓动民众同仇敌忾，“御敌于国门之外”。尽管如此，心里看来还是憋着一股气，对“反华”的外国及其媒体恨得咬牙切齿，到奥运“圣火”传递之际遇到抗议，况且又是支持“藏独”、法轮功之类的“贱民”，怒火终于爆发，如山呼海啸，似水银泄地，国内国外到处呼应，文韬武略竟相施展，为“中国崛起”而“加油”的姿态甚是了得。

无奈的是，偏偏在此时，乳品业那见不得人的“创新” 因为三鹿的莽撞而把事情闹大，三鹿的新西兰股东在新西兰政府支持下直接把事情向中国中央政府通报，而且“毒奶粉”主要伤害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特别是伤害婴幼儿，“爱国”与“民族主义”之剑就失去了对外的锋芒。所谓“2000万妈妈的选择”，其实是她们被人盗用了名义和权利，妈妈们为自己的宝贝，当然不会承认这所谓“选择”，不会与这些黑心厂商善罢甘休。倘若当局敢于向她们承认，先前曾经为顾全奥运会大局，且按下事端不表，那这些妈妈们恐怕也断不会顾忌那劳什子“大局”──那毕竟只是一场游戏，自家宝贝可是人命关天。

民族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展开过程中兴起，本不奇怪，而“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表现为政府依恃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控制市场与企业，迫使市场经济畸形发展，这就使得民族主义的极端化，成为一种趋势。畸形发展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假冒伪劣相当普遍，已从小厂小店的偷鸡摸狗发展为大厂商的“创新”，发展为行业规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保护主义以及新闻与舆论控制，还将其黑幕包裹得严严实实，包装得光彩照人。在国内，人们对地方保护主义分割市场还保持着一些批判的锋芒，面对全球，地方保护主义升级为“民族主义”，就俨然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己任，而真正戕害国人生命、危害国家利益的造假恶行，恰恰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掩护下而繁荣昌盛起来。

不过，一般以为极端民族主义发展为法西斯主义，表现为穷兵黩武、 争霸世界，现在恐怕是有所变化了。在目前阶段上，那种经典的表现，一时不会充分表现，争夺资源、出手并购也尚属谨慎。或许，中长期战略是以“北京共识”名义向国际市场规则、社会规则挑战，依恃壮大中的经济实力重组国际专制阵营，与国际民主阵营抗衡，而以劣质品向国际市场倾销，也许可以成为一种现实手段。

冉云飞：凭什么相信你们的宣言？

三 鹿、蒙牛、伊利等一系列中国乳品企业的产品，大规模陷入三聚氰氨给消费者特别是婴儿的生命危害之中，其令人发指的程度，说他们间接杀人也是不为过的。但不 论是我们的政府，还是乳品企业自身的反应，都是令人失望乃至愤怒的。在如今之个信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都使得人们对政府、 企业的作为在具有纵向比较的同时，还有一横向比较。这个横向的比较，使得中国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中国企业视消费者为傻瓜的愚蠢行为，暴露在世界民众面 前。但他们竟然觉得如此的处理，真是“多、快、好、省”。“多”就是大规 模按平了行业的灾难；“快”就是放弃必要的程序来直接进行行政干预；“好”就是暗箱操作，让民众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做出有利于政府、企业的选择；“省” 就是让法律缺席，成功地继续让“依法治国”成为一句十足的口号。这样大的消费者与企业产品之间的冲突，以及对生命的伤害，居然没有法律什么事，这实是此次 三鹿奶粉事件，政府和企业勾结在一起剥夺民众利益的典型做法。

路透社图片报道：中国当局要求各地医院免费为孩子进行医疗检查，在四川成都一家医院门前挤满了带孩子的家长

在此种情形下，近日，蒙牛、伊利等109家乳品企业和207家 乳品流通企业联合发布了一个诚信宣言，除了低估消费者的智商，只有搞笑成份。没有法律的参与，没有行业自治，没有传媒的透明报道，各级地方政府深陷诸种企 业的瓜葛之中形成官商勾结，没有真正的监督，要我们相信你们的自律，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以为靠宣言可以忽悠民众利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以为喊口号 就可以治国的政府一样，十足的谵妄愚蠢。这一点上看，倒是可以看出政府与企业何以是一种互生品，政府说自己“伟光正”，企业就来个我们是“信得过企业”； 政府天天喊为人民服务，你们就天天喊自律，这些喊在嘴上的东西，有什么意思，除了政府和企业在忽悠民众利益时的同构外，看不出你们有丝毫改变的迹象。我以 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政府和企业同为忽悠大王。政 府六十年来忽悠民众利益，却以许多冠冕堂皇的语言，来让民众利益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企业也像政府一样黑心，唯利是图，目光短浅，没有理性发展之预期，百年 老店、著名品牌，只有在真正把品质和消费者的权益当回事的企业才能创造出来，而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几乎还没有诞生。他们以为靠他们自己自律，靠他们说自己一 定要诚信的屁话，就可以解决企业的质量问题，让民众相信他们所作所为。在以前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可以成功，但现在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忽悠了。

二：政府口号治国，企业宣言当家。政 府视中国所有空间都是他们的地盘，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打上他们喜欢忽悠的口号，从“伟光正”的自我表扬，到“一人结扎，全家光荣”，从乡村到城 市，无一不充斥口号这样的“牛皮癣”，他们就靠这样的“牛皮癣”愚弄民众的心智，实现了利益剥夺六十年，破坏了中国人精神健康的环保工作。真可谓什么样的 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政府胡喊口号，企业来瞎搞宣言。以为靠宣言就可以挽救他们行业造假，给民众造成实质性伤害的事实，这种无耻的忽悠真是太有才了。 你们搞忘了去年6月21日 你们才在南京信誓旦旦发表的《乳品企业自律南京宣言》了吗？你们的自律何在？如果民众相信你们，无异于缘木求鱼。没有真正的制度建设，越黑心的企业搞起宣 言来越起劲，越黑心的政府喊起口号来越来电，因为搞宣言和喊口与的成本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投入极低而产出极高，无本生利的行为，谁干起来不电 呢？

三：政府和企业都是自吹自擂的表演艺术家。 三鹿奶粉事件的处理方式，还沿用了旧有的政府急风骤雨的行政干预做法，一方面甩出几个不痛不痒的替罪羊，搞两个象征性辞职，另一方面搞两个对着电视镜头喊 “感谢党”的象征性赔偿，再来两个领导跑马观花的“关怀”，接着把所有媒体扣住，让他们嘴里含着“中宣部”这个封条，没有谁能够发出声，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可以做自我表扬——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民众生命安全——就可以把无耻的坏事翻晒成好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企业也是搞花架子，利用传媒对他们广告的忌 惮，挖空心思来进行所谓攻关，屏蔽和截发于己不利的信息。他们可以花钱在一切可以买通的关口，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媒体从业者，君不见2006年10月18日中宣传部、中组部和新闻协调小组成员陈小力带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八家媒体前往内蒙宣传伊利的盛况吗？这种明目张胆害人的“奶托”还少吗？

四：专制制度之藤上的两颗歪瓜劣枣。 没有真正的竞争和不受制约的权力，政府的不堪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就暂且不说了。而企业与政府的深度勾结，他们把主要功夫都花在与官员的勾结（你看许多企业 引以为荣的领导视察照片，就不难看出这里面的官商勾结）上，如请某官员拿批文，如何打点质检局，拿到国家“免检产品”称号。能拿来这切方便他们蒙骗公众利 益的招牌，再拿出钱买通媒体，进行不实的宣传，就可以从消费者那里套现了，至于我这个品牌的公信力，能蒙就蒙，实在蒙不住了，我就再来发个宣言，来做“检 讨状”，从而进行新一次的忽悠。说到底，中国经济是个官商勾结的二尾子经济。

五：法律缺席使政府和企业为所欲为。 政府帮企业来灭火，不让法律来解决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纠纷，其与民争利，与商业的勾结的嘴脸暴露无遗。企业有政府这颗既有丰盛税收和强大军队罩的大树罩 着，不为所欲都困难。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帮着企业买单（赔偿、治疗等缮后）、用军队（含地方警察）的力量困住民众不敢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这样的保护下，我 们怎能相信企业的一纸宣言？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替企业买了单，到时等风波过后，企业就是会去“看望”一些主要官员了，当然这一切媒体就不去“表扬”了。三鹿 奶粉事件，让法律缺席，不准律师介入，更进一步表明官商勾结到了何种令人发指的地步。像三鹿、蒙牛、伊利这样的企业，应该让消费者去打官司将其彻底罚垮， 才会让他们真正注意产品的质量，如果不经这一层，任何冠冕堂皇的宣言，都只不过一张废纸而已。

六：没有诚实可行可信的危机公关，就没有政府和企业的未来。这 几年来，我们没有少看政府和企业在危机公关面前的丑陋和可笑表演，而诚实可信可行的危机公关方法，少不了法律的公正介入，媒体不受制约的公开报道。如果没 有这些，没有谁相信政府和企业的所谓自律，也没有谁相信他们日趋消亡的公信力。当政府和企业没有公信力的时候，爆发信任危机后，他们没有不受到公众抛弃 的，被唾弃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2008年9月25日8：47分于成都

王德禄：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原题：改革开放三十年与胡耀邦）

2008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4月15日是耀邦同志去世19周年纪念日。为了缅怀胡耀邦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巨大贡献，胡耀邦 史料信息网召开胡耀邦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了座谈会，并从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三十年与胡耀邦、胡耀邦与中华民族三个 方面，阐述了我的看法。 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要从上次我参加的关于《胡耀邦思想年谱》发布会说起，会上很多老同志回忆了胡耀邦提出的和 平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和反“左”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胡耀邦发起或组织的。因为我是搞战略研究的。我发现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 判断、价值的走向和发展速度，几乎都是由胡耀邦提出来的。因此我在会上说，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后来我写了篇文章，题目为《胡耀邦与改革开放的大 战略》，主要观点是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决策者，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这篇文章在博客上一经发表，光接到来自美国的电 话就有四五个，大部分人认可我的观点。关于这个观点有三个新的佐证来支持：

一个是鲍彤回忆是他最早提出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背景是薄一波让鲍为他准备顾问委员会的会议材料，当时薄一波对此文章的初衷是文艺复兴时代需要巨 人，因此想以这个想法来赞扬邓小平的功绩，但是鲍彤考虑再三，觉得邓小平身材较矮，说成巨人怕会有讽刺意味，经过思考，鲍彤提出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薄一波对此很赞同，邓小平听了也很高兴。

第二个例证是许良英先生给胡绩伟先生写的一封信，说《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回忆说改革开放这个提法是胡耀邦最先提出的。为此，我昨天专程去了许良英家，想找到这篇文章，未果。许良英说这篇文章是真实的，他见过，但迄今为止我仍未看到。

第三个例证是胡绩伟先生的《胡耀邦的思想体系》一文。胡绩伟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旗帜。讲了胡耀邦如何在复杂的形势中坚持改革开放的核心思想，尤其在有人提出“四个坚持”后和开展“清除反精神污染”运动中，胡耀邦是如何坚持改革开放的。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值得纪念。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仍需一些新的史料加以论证。我们应该正确的理解改革开放，只有这样才能走一条更正确的道路。 改革开放三十年与胡耀邦。19年前的4月15日，我在友谊宾馆参加周舵主持的《九十年代政治走向》的座谈会，当时参会的人 员分成两派：一派倡导新权威主义，一派坚持民主。会上我接到电话说胡耀邦去世了，随即我在会上发言，说这个争论已经没有意义了，胡耀邦已经去世，80年代 的改革开放已经结束。我当时认为以后中国的政治可能走向专家治国，而新权威主义也成为当然的政治走向。为什么胡耀邦去世意味着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结束？我 在整个90年代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与如何理解改革开放有关，如何理解九十年代有关。朱学勤提出改革是两场改革（八十年代一场、九十年代一场）；胡 绩伟写了“十年新政”（即胡赵新政，重点说80年代的改革，似乎不愿讲九十年代）。我不赞成两场改革的观点，但我也认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有很 大的差异，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为主，九十年代是市场经济的实践为主。1989年10月，我们一批年轻人组织召开了“首次国防科学与和平周学术研讨会”，主 要议题是八九以后知识分子怎么办，在会上我提出要在国内参与市场经济建设，要生活得有尊严。从我个人的实践，我体会到80、90年代改革是不同的，90年 代的改革开放是实践理性，对于中华民族非常重要。

胡耀邦与中华民族。胡耀邦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最近许良英先生在写《民主论》，说胡耀邦像杰弗逊，和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我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很多科学界的人回忆起胡耀邦时，说他们有很多渠道可以直接找到胡耀邦，和胡耀邦谈自己的问题，并得到解决。另外，20世纪80年 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吻合在一起，胡耀邦的学习能力可以说是惊人的，有相当多的问题胡耀邦都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三卷本的 《爱因斯坦文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像这样的一本很专业的书，胡耀邦竟然认真读过并向干部推荐，希望年轻人读这本书。我听说这个故事后很是感动。总之，胡 耀邦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也是中共的一张牌，为数不多的一张大牌，希望中共能够重视这张牌，用它做新的整合。

附录：胡耀邦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战略

最近，连续两次参加有关胡耀邦的座谈会。尤其是在上次参加的胡耀邦“思想年谱”发布座谈会，会上老同志们回忆说，是胡耀邦第一次提出“世界可能无大战”， 在战争和平问题上，要持和平观；是胡耀邦第一次提出反对“四人帮”的核心是反“左”，在“左”和右的问题上主要是反“左”。这些是我第一次听说，也使我感 到有必要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过程做些分析。因为胡耀邦的这些判断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基点和架构有着内在的关联。

晚年耀邦

由于我是做战略研究和咨询的，对涉及战略的判断十分敏感。而且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回顾这段历史，其中无疑包含着重大的战略判断、价值观和选择。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有足够的理智和空间，来评判政治家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作为。

我认为，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同样可以用战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如诊断、价值观战略选择。首先，当时的战略重点是做出外部环境的诊断，并以新的 价值观做出正确的选择。可以讲胡耀邦的外部诊断结论是世界以和平为主线，这一战略持续到当代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其次，胡耀邦主持的三次大讨论，实际上是 提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使命。这三次讨论就是思想战线上的反“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生产的目的大讨论。这些讨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奠定 了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基本判断和价值观层面的一次重新思考。

由此，我认为，改革开放的核心思想和战略首先是由胡耀邦提出来的。依据这样的判断，我们还可以说胡耀邦有三大业绩：一、平反冤假错案； 二、新技术革命大讨论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三大举措，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在政策与策略层面的展开和深化，使改革开放得以实施并实现其目标。以新技术革命大讨论的结果 为例，其结果就是中国高技术产业蓬勃发展，而且成为改革开放持续数十年的核心领域。

当中国人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听了也很高兴，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应该这样说：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决策者，赵 紫阳是改革开放的工程师。这样并不会贬低邓小平。事实上，只有把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决策者，才能给邓小平以更高的地位。胡耀邦是改革开放创意的探路者， 赵紫阳是改革开放深入的执行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搞清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面貌。

——2007年12月7日在胡耀邦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讨论会上的发言

（作者博客）

盛雪：香港已没有公民的自由

-- 记北京奥运香港行



图为2008年8月8日香港公民行活动

2008年8月6日凌晨，在出席了8月4日及5日的东京"全球支持中国及亚洲民主化论坛"大会之后，我和杨建利以及来自多伦多的逸君，由日本的民运朋友方仲宁送往机场，分别搭乘飞机去香港。在机场分手时，杨建利和我们约定了抵达香港的联络方式。

8月1日，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和秘书长潘永忠到日本开会，途经香港停留，被阻止入境并被关押25个小时的事件，让计划在8月7日及8日北京奥运开幕之际，到香港出席"公民行"活动的民运朋友们都多了一份忧虑。

那天，香港刮台风。我和逸君经台北转机去香港时，不得不在台北机场等了十个小时。其间，我致电在香港的朋友，知道杨建利和从美国抵达的汪岷已经被香港入境 处拦截并拘留。汪岷在香港出生，有合法居住权，竟也被阻止入境。从美国抵达的全美学自联主席周建则当即就被遣返回美国了。周建太太是香港居民，家就在香 港，竟然也是有家归不得。

我和逸君在晚上10点才登机飞香港，抵达时已近午夜零点。逸君顺利过关，我则被拒绝入境。

我被带到入境处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五六名办公人员和几个遭核查的人士。一进门我就大声说："我知道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位朋友被你们拒绝入境了。你们这么做 不觉得羞耻吗？作为香港人，你们觉得香港还是香港吗？你们是在执行香港当地的法律吗？你们是在直接执行共产党的命令"。办公人员都不讲话。入境处官员前后 问了我几次话，态度都算平和客气。深夜一点多，一位女官员对我说，决定把我连夜遣返回台北，因为我是从台北过来的。我知道香港当局希望尽快遣返我出境。我 表示，我需要找律师。入境处官员要求我立即找律师，但是当时已经是深夜。此前我已经得知，香港民主派议员及其他人权组织领袖，面对舆论一面倒的北京奥运， 少有愿意为民运人士遭拒绝入境出面说项的。只有何俊仁律师和梁国雄一直在奔忙。当天，他们在入境处为杨建利、汪岷的事忙了一个下午。我实在不忍心再去劳烦 他们，但又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我要求和在入境处拘留的杨建利通电话。香港机场入境处帮我接通了电话。杨建利建议我等到第二天一起去台北，因为他已经要求 香港方面同意不遣返他去东京，而是让他离境去台北。

但是当我说明需要等到第二天再接受遣返去台北的意愿时，入境处官员却和我动起气来，表示，已经安排我立即离境。于是，我也强硬起来，要求他们给出一个不让 我入境的理由。女性官员说："是移民方面的原因"。我说："让我们都坦诚一点，什么叫移民的理由？我有什么移民的问题？我难道是偷渡来香港？我也没有任何 犯罪记录，我持加拿大护照，不需要签证，我有什么移民的问题！"我表示，不接受立即遣返。对方不说话，我接着说："不就是因为奥运吗？现在你们是在执行北 京的命令。香港所谓的一国两制，你们觉得还有任何希望吗？"

这位官员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说："你现在不走也得走，因为你没有权利选择，我在跟你谈法律。"我按捺不住大声说，"你还好意思跟我谈法律！告诉我你依据了 哪一条法律？杨建利拿的是中国护照，你们不让他入境，也把他扣在这里，要把他遣返出去。"她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你们可以就把我抓起来送给中国大陆 政府，你们或者用枪把我押上飞机。96年我回大陆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这位官员小声说，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说："看来香港执法人员还是比北京的更有素养。"

前后交涉了几次之后，他们决定留我在拘留室，第二天再去台北。但是又让我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第二天杨建利如果不被遣返去台北的话，我也要接受遣返。我坚 决拒绝签署这样的东西，并感到有些怪异。那位官员很生气地说："不能什么都是你说了算！"我说："不让我入境是你们说了算的！"过了一会儿，我转换了和缓 的口气说："我并不想给你们找麻烦。奥运原本应该是一个体育盛会，是老百姓都能参与的喜庆的活动。现在北京奥运会已经让北京成了一个军管城市，连上海地下 铁所有的商店都被要求关门。共产党把所有的人当成它的敌人，现在是把你们当成枪来用。你们这样做，是在一步步放弃香港的自由空间和民主化，以后你们怎么面 对你们的后代？如果香港真的变成和大陆一样的专制体制的话，你们怎么对得起你们的后代？"

入境处人员把我送到拘留室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我在拘留室过了一夜，还发生了我服用惯常吃的药物让拘留室官员大大紧张了一个晚上的趣事。7日早上，我在拘 留室的厅堂里见到了杨建利，我们一起吃了他们提供的早餐，并商议了下一步的做法。我告诉他前晚入境处要求我签署保证书，可能他们已经接到北京的指示，受到 新的压力，不让杨建利去台湾。杨建利说，他已经明确表示过，或者让他入境大陆，或者放行他去台湾，要遣返他去东京除非把他架上飞机。果然，香港当局已经推 翻前一天与杨建利及何俊仁律师一起达成的协议，不等杨建利的入台证，而是决意将他遣返回日本东京。
期间，拘留室人员让我给加拿大驻香港领事馆回了电话，因为领事馆一直在询问我的情况。领事人员告诉我，香港当局已经安排好10点25分的班机遣返我回台 湾。入境处和海关七名男女官员带着我到闸口登机，一路上，我不停地对他们说："我可以体会你们作为香港人的无奈。香港原本有一定程度的民主自由，我相信你 们现在也觉得不舒服，全都要听命于北京政府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国两制'，你们这样做是在摧毁你们原来的制度，你们怎么对得起你们子孙后代！如果 香港真的有一天变成了中国大陆那样的专制统治的话，你们怎么样对得起你们的孩子！"没有人回应或反驳我的话。倒是一名阶层高的官员说，欢迎你圣诞节来玩。

登机前我想到自己随身带有一本刚刚出版，八月八日将在香港上市的我的文集《敌对抒情》，我把书送给了押解我的官员。

到了台湾，由于连续多天的劳累和颠簸，一下子病倒了。后来才得知，杨建利随我之后被强行押上了从香港飞东京的飞机，不但如此，当局将他的护照和机票交给了机长，他一直被押送到美国纽约，在东京停留时，还有四个人看管他。

八月九日，大部分参加港台公民行的民运朋友都抵达了台湾，我们出席了当地举办的公民行活动。但是，其中在香港出席了公民行的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代主席张 晓刚，和独立中文笔会翻译委员会召集人、作家阿海，却被阻止再次入境香港。张晓刚经过数小时的据理力争，香港当局最终同意让他直接回澳洲，而不是被遣返回 台北。而阿海，则不得不请在香港的民运朋友黄元璋专程将他放在香港的行李送到台北，再另外购买一张从台北经泰国的单程机票回德国。



图为盛雪、费良勇在东京奥运研讨会上

香港政府在北京奥运期间阻止海外民运人士和异议作家等入境，再次证明香港所谓的"一国两制"的虚伪性。当然，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毫无理论立足点和实施空间的"一国两制"。

记得1997年7月1日，世界各地的华人欢庆香港回归中国，许多人为邓小平提出的伟大设想"一国两制"而欢欣鼓舞、兴奋莫名。加拿大当地的中文电视台在直 播欢腾的游行人流的同时连线采访我。我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一国两制'是中国人的耻辱，不是中国人的荣耀。首先，邓小平提出这一国策是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的。宪法大纲规定：'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 香港特别行政区不管多么特别，它的基本法，也不能违背一国大法--宪法。要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除非中国修改宪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所以，'一国两 制'只是共产党要拿回香港的缓兵之计，是骗局；根本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的设想。由于香港基本法和中国宪法相违背，因此基本法没有实施空间，必定因为和宪 法相抵触而处处碰壁。

而且，既然中共拿同意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条件，换取香港人民同意回归。说明，中共非常清楚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受到人民喜爱和符合 人民福祉的制度。所以，'一国两制'是对中国大陆人民的严重歧视。中国政府准许曾经生活在殖民地制度下的香港人民享受资本主义制度，而不准许一直在自己统 治下的人民享有同样的制度。这是对自己人民的极大歧视和侮辱。"

自然，我的意见不但被鼎沸喧腾的狂欢声淹没无踪，我更被甘心被专制统治，宁愿申请签证去中国领土-香港的人们骂成汉奸。现在，北京奥运的盛宴狂欢，让香港人也适应了暴政的恩典和专制的荣耀。

2008年9月4日
（原载《动向》2008年9月号）

余世存：游戏结束了——奥运观摩的心得体会

一．

我没有全看“内廷供奉班头张氏艺谋”（饕餮先生语）的作品，但晃了几眼，感觉可以打上八、九十分。可以了，还是个东西嘛。那些指责开幕式糟蹋传统文化、宣扬暴力美学、推广唯漂亮主义之类的看法，都太学者了。

但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力，学者多是人民大众的朋友，他们这样说肯定有他们的理由。甚至我自己给开幕式打了九十分后，心里丝毫没有电视画面上的国人那样"与有荣焉"的自豪，更没有上海文人那"人人都是李宁"的认同。我的心理难以言喻，一如我的生存难与人分享。我的朋友毛喻原先生晃就没晃一眼，他大概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没有看热闹的朋友。

即使可得一百分又如何？是的，人人都看见了开幕式的顺利进行，不少人称颂开幕式的成功。但当夜我们获得的快讯却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宣布:鉴于中国的热情和周到和开幕式的巨牛B,下届奥运会仍在北京举办！消息一经传出，中国上下官员几乎全部晕厥，北京警察率先暴怒：老罗,我操你大爷!!!对这样的玩笑我只能苦笑，由衷地同情北京警察。我几年前就听说，警察阶层是我们社会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三大阶层之一。时过境迁，他们不仅没有盼头，而且常规工作和非常任务更多了。但愿他们为人夫为人父为国民时，还是一个个正常的中国人。

但谁来同情我们自己，我们十几亿同胞的身心安泰？十几亿人或提心吊胆：人分三六九等，或关闭企业：社会不再为你服务，或不能进首善之区：即使是良民也得为国家减负，或仓皇"避孕"出京城，……就为了那么一个时刻？十几亿人几乎人人出让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从吃穿住行，到眼耳视听，到身意心力，人人都让渡了一部分，来接受奥运的盘踞、轰炸、洗礼，就为了那么一个时刻？

一个纯粹的体育活动，即使是国家的游戏，也不应该上升到末日般辉煌的最后演出，以至于忘记了刚刚献祭牺牲的千千万万的童男童女，忘记了刚刚闭眼、坟头并没有送上电视机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冲喜也不是这个冲法啊。因为真正的冲喜，是不应该有所掩饰，有所屏蔽的。因为真正的冲喜，参与者是庄重的，肃穆的。但这一次的体育冲喜活动，奇怪地残酷化也喜剧化了。一次体育活动，被上升到大喜的人人有份的高度。残酷得一切为奥运让路，喜剧得一切都跟奥运相关。非喜勿听，非喜勿视，非喜勿言。一次体育活动，奇怪地为一般常理难以理喻地被上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中国、中华民族、国家荣誉、百年衰败，等等，那些自大的名词，全被借用来打压卑微渺小的国民个体的生存。这样的国家游戏实在让人捏一把汗。

关于人权化政治化的指责，新华社、国新办、外交部发言人等机构和个人已经代表人民表达了中国观点。关于人权化政治化的斗争，针锋相对得如戏如剧。从未有过的护送圣火活动已非游戏，而如黑社会老大们争抢火龙棍一样充满了阴谋、血腥、惨烈；充满了正义、权利、英勇。自然，这种火而圣的传递到了国内，各地各级政府也像是做烫手山药的甩手游戏一样，人力物力全用来接手，全用来欢送。乡村的线人都调动起来，狙击手布满道路两旁，至于新开一条山路传递圣火，则需要官员们亲自上山用竹棍一类的武器打蛇。这样的国家游戏实在让人好奇。它的想象力匪夷所思，非凡俗如我者、升斗小民如我者所能理解。

一个国家请求举办一次体育活动，得意的也许是"利维坦"一样的国家，跟大多数人没有关系，但一个前现代国家有办法让大众感觉到荣辱攸关。给国家一个机会，国家还世界一个奇迹。一时间，一切的宣传、舆论、民意民情，似乎都同意，举国奥运是值得的，是应该的。能够上媒体的国民都在谈论为奥运做贡献，为国争光。这样一种国家集体的氛围孤立、打击了不合作者、持自己意见者，连达赖都为奥运致意。而人们的口头和心里支持就是一种参与，与有荣焉、咸与奥运的国民们多年没有参与类似的大事喜事了。一个寂寂无名的人，一个少不更事的人，只要他在亲友中谈论起奥运，他就觉得一阵阵的充实，一种类似高潮的兴奋和宣泄，他就感觉到了生活意义的降临。我们中国人太孤独寂寞了，每隔一段时间都有着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的冲动和要求，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一种狂欢或发泄。我们中国人太聪明太有才了，不少人都需要国家层面的项目来供自己研究、分析，来展示自己的智慧、才华和谋略。国家立项的奥运就是这样的一次机会。这样的国家游戏实在让人叹息。
　　
二．

那一刻，中国光荣伟大崛起辉煌的一刻降临了！中国人百年未遇、千载难逢的一刻降临了！那一刻，高潮来了！

那一刻的高潮就这么来了！

据饕餮先生说：“是时也，鸟巢无卵翼而容四海，京师空街衢以迎五洲。二百余国整队而来，十万官民高座以观。君臣居中，欣欣然俯瞰列国朝觐；万众环伺，轰轰然讥诮外邦仪轨。任尔总统元首，到此来侧厢摇扇；便是公子王孙，那时节汗如雨下。”

饕餮先生眼中的游戏现场是："万千青壮男女披挂成兵。方圆布阵，五千载阴阳之秘辛番邦惊恐；太极仁化，七色幡儒道之精要世界膺服。奥运百年无此盛典，英美列强汗愧难继。大国之威仪憾天，盛世之壮丽动地。十万众呐喊于京畿，四十亿惊诧于万国。盛矣哉！极矣哉！汉唐雄风今又是，东亚崛起唯吾国！"

我晃的几眼没有这样细致的印象，却模糊地想起了大元帝国的文士描述：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蹬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些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当然，坐在看台或主席台上的人们可能是爽快的、高潮起伏、幸福无比的；那感觉，大唐帝国的诗人写过：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从宋明以来，中国的上层人士多处于谨小慎微的状态里，手脚都少伸展过。毛泽东虽然说站起来了，但他其实一直窝在菊香书屋里，他"要爽只能靠自己"，比如去游泳池或长江游泳，在天安门城楼检阅自己的孩儿们。但在这一次的国家游戏里，"肉食者"实实在在地爽了一把。

三．

但这一把爽快却难为外人道，就像我引的大元帝国、大唐帝国和春秋时代的话语难为外人理解一样。这一把爽快跟张班头的作品一样，是自污的，自我作践的。任何把观众分成三六九等的演出，任何把万千青壮男女召集起来演兵布阵的游戏，都是一种前现代社会的"大家长"自娱。一些朋友揭示说，专制国家老喜欢玩步调一致的团体操，团体操是专制制度的"国舞"。当然，对有些人来说，他们不是自污，而是自渎。借用李敖年轻时的话，他们手淫大陆，意淫世界、祖先和文明。

从文明的眼光看，这一把游戏是反文明的。尽管组织、参与这一游戏的大多数有着善意，他们想回归文明大家庭，或以朝圣者的心态尽其所能交上一份答卷，或以分享者的姿态尽其所有展示自家的宝贝。尽管直到今天，仍有人为希特勒的御用导演辩护，为那场运动会辩护，但那一次游戏的代价、后果已经众所周知。健全的运动，当然是个性张扬，人人得以表达的。健全的运动，当然不会自以为宝的，最不济，也应该如费孝通先生说，是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式的。如此才有一种健康平实的心态和眼光。健全运动中的个人绝非部件。爱因斯坦说过：在人类的集体行为里，他从来没有看过比正步走、手脚机械一致的举动更愚蠢、更不可思议的了。

从我们中国乡下人的眼光看，这一把游戏也是荒唐的。我们的乡下人如此说一个自恋自娱的人：光腚推磨――转着圈儿丢人现眼。什么是丢人现眼，张班头的作品就是。尽管学者们一再为马嘎尔尼访问而不朝拜大清帝国一事痛心疾首，为大清帝国的愚昧懑憨而做了很多文章；但公正地说，那一次中西方的交流碰撞，悲剧或闹剧是必然的，那是文明的必然代价。到了今天，训练专制子民去表达什么专制制度的优越性，炫耀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此一件两件大事，实在是自我作孽、自作多情了。如果这种自以为是的用心又在取悦什么东西，那实在是卑劣地、猥琐地估计了取悦对象的品格和神正目的。我们的乡下人如此说一个无知无畏的朝拜者：割自己的卵子敬神――既把自己疼死了，又把神得罪了。我们的乡下人也都知道，神在哪里；神不在异国，神不在天上，神在人心里：天地良心！

当然，对我们的有些同胞来说，他们的快乐可能是真实的。或意淫得快乐，或手淫得快乐，或暴发成为"世界的工厂"、乃至世界的"梦工厂"、"世界的中心"而快乐，纵然生命的自由、尊严被阉割殆尽，但对他们来说，那也是"痛，并快乐着"。

四．

甚至对一些人来说，当官并不需要阉割什么。一百多年前的李鸿章有名言，在中国当官是最容易的事了。这么容易的事阉割过官员什么呢？我们说的自由啊、尊严啊、渐进啊、人生的多元之类的有什么用呢？这些话如果说得哀求或说得愤怒都无济于事，要么天真如对牛弹琴，要么无耻得别有用心。

一世代的时间，三十年的改革，官员阶层是受益的或收益增长最快最大的。这是多么值得祝贺的一个人间奇迹！2006 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至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

这样的数字可以无限地例举下去，比如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000亿元。陈志武教授谈到政府规模时说，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 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至于改革开放坚持的中特道路，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这样一个机构、阶层就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状态"里繁殖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寄生虫。在我们中国度过短缺经济以后，这些机构、阶层及其个人更获得了似乎无限可攫取的资源、财富和权力。虫子及其小虫们拥有的私有财产，使得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告别了生存的挣扎努力，告别了生命从零起步积累的状态，告别了为生计忧患乃至"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他们真正成为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的成员，可以断然脱离一时一地的羁绊，而跟无限的时空游戏。真正的梦工厂讲述过虫子对人的侵害，讲过虫子的局限，中国的寄生虫们却有着飞翔的自由天地。

这是多么值得祝贺的一件大事！

五．

因此，在中外学者专家总结三十年改革的成就和经验之外，在中外官员商人们称道"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和"北京共识"之外，在中国不少人自己也骄傲于吃饱饭了的成就之外，在中国的知识精英自豪地表达他们的中国国家认同之外，中国需要一次露脸表演。尽管一次地震损失了近两千亿元，但我们可以拿出近三千亿元来办一次体育盛会。什么是"北京共识"？这种现眼的姿态就是。什么是改革经验绩效？县乡精简一人，中央政府将奖励四千元。或者如CCTV所说，1100道关口检测出三鹿奶粉。什么是"中国模式"？什么是知识精英的中国国家认同？四十个教授竞争一个处级岗位。一个公务员位置有四千大学毕业生应聘。一半以上的博士生加入了公务员的大家庭……什么是中国复兴和中国奇迹？十几亿子民和数千万海外华人都参与一次冲喜活动。

我们中国"梦工厂"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单方面却全方位地宣扬一次活动，它催眠、引诱、控制了人的身心。它因此裹挟、煽动、鼓励了绝大多数国民投入其中，使得那些仍为生存奔波的国民也再一次地关注它，以为自己高尚了一把。即使那些为国为民忧患的青年，也认同了它的必要性，认同了"中国加油"的呐喊，而以为自己悲壮了一把。

这大概是开幕式能够实现其高潮的原因。华丽也好，唯漂亮主义也好，我说的次法西斯美学也好，无论如何，有如此庞大规模的参与性观众，有如此金钱堆起来的戏子和文人，它是不会不成功的。一如我们领导人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我给开幕式打分，也是看重它割卵子的勇气和用心。它意淫文明，无知却也可佩。据说在这一次国家游戏的大高潮里，我们中国人民不少人感到更幸福了。

但现在游戏结束了。那些狂欢过的人们将要如何呢？是不是"朝闻道夕死可也"了？我相信他们是不会退场的，生活依然在继续。做民的依然做民，做虫的依然做虫。国家统计的数据是：2004年年末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669-92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而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分析，如果按照低收入现行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1/3)，目前还有8517万人口也属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 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没有血性的小民依然可以做自杀者，开幕式之后不到一个月，北京市卫生局在9月5日发布的健康播报中说，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还有约200万人自杀未遂。

这样的数字同样可以无限地例举下去。当我看到千百张麻将脸在那里喊叫"和"、"和"、"和"时，我想到的就是这些数字变脸似地亢奋地在那里喊叫"和和和"。它们确实一起和谐了一把，它们"和"了，但它们将伊于胡底？

游戏结束了。对这一游戏我们能说点什么呢？很多人在分析它的意义，我说过我们中国人太聪明有才了，因此需要国家层面乃至国际级别的项目来供其研究、分析，来申请标明其为牛B、为大师、为智者高人。"中国经验"、"中国改革模式"如此，开幕式同样如此。据说林语堂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在我们社会里"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游戏结束了。上海的朱学勤教授曾说过他的一次游戏经验："我在电影院里看到《阳光灿烂的日子》结尾，这群人坐在林肯牌豪华汽车里兜风，最后对着观众说：傻B！惊讶得从座位里站了起来。而所有的影评家都在为这部电影叫好，观众也跟着拍巴掌。面对这样的社会，我哑口无言，他们是有理由对着这个社会得意洋洋地说一句‘傻B'了！"那么，这次游戏的结果大概也会有一群虫子对更多的一群观众说：傻逼！

游戏结束了。一时和谐所掩藏的对立、分歧、仇恨、灾难该现形了。该算帐了。大元帝国的人民艺术家在游戏未结束之前就揭露说："那大汉下得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膛。" "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杯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耙扶锄。""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秆，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涂处，明标着册历，几放着文书。""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游戏结束了。我们中国人的终极答案是，各回各的家，各找各的妈。我们每个人仍得各自解决安全、生存、承认、爱、自我的多种要求。翻译成国际歌的网络歌谣唱得好：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获得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就像吸毒入幻的人，最终还是要以人的心智来接受并应对生存的事实。如果以汉语为血脉的人们仍不能从中感觉到安全，那么英语、法语甚至俄语、日语就是人们的必由之路；如果大陆中国仍不宜居，那么北美、澳洲甚至马达加斯加小岛都是人们移居的目标之一。

游戏结束了。那些一时和谐过的数字们，将再现其魑魅魍魉，再现其或狰狞或悲戚或平常势利的面容。

游戏结束了！game over!

六．

从前，在一座山脚下住着一户人家，这家人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名叫学问，二儿子名叫年纪，三儿子名叫笑话。一天，三个儿子一起上山去砍柴，傍晚归来。父母亲问道："你们三个各砍了多少柴？" 大儿子学问回答："全无。"二儿子年纪回答："一把。"三儿子笑话回答："一担。"

老太太耳背，没有听清，老头又大声给她重复了一遍："学问全无，年纪倒有了一把，笑话却多了一担了！"

开幕式的游戏、三十年改革的游戏大抵如是。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我们活成了笑话。但愿另外时空的人们原谅：这是在当代中国。

“哦，我的人民，我对你做了什么？”

“但愿审判不要过重！”


2008年9月写于中秋月圆之夜，越二日修订于残奥结束之时"。

（民主中国）

林和立：胡温信人治不信制度的恶果

毒奶粉灾难不只荼毒了成千上万小孩的身心，使「中国制造」蒙羞，更严重削弱中国政府的诚信与国际上的软权力。但奇怪的是，胡温「新政」不从基本制度改革手，却大搞「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强调要改善干部的「世界观」与「奉献精神」。是不是真的历史倒流，中共又回到老毛的「学雷锋」运动，与刘少奇鼓吹培养「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洪荒时代！

制度宿命错误循环

现代管理学最浅显的道理莫非「信制度不信人」，即是要构建一个透明度高兼富有内部与外部制衡系统的管治机制。因为英勇神武、爱国爱民的领导也会犯大错，之所以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警句。但中共早就否定了多党制、三权分立与舆论监督等「西方式民主」的制衡体制。从毛泽东到胡锦涛都深信治国的唯一良方是栽培一批德才兼备、「有先进性」的干部精英队伍。中共建政后折腾近六十年，既缺乏勇气寻求突破，且为了保住「永久执政党」的美梦，始终跳不出人治的怪圈。

毒奶粉大祸发生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甚么回事，无非各级官员、质检部门与商贾狼狈为奸，瞒天过海。胡温领导层条件反射地成立了危机处理小组，且派了几千名调查与监督大员到河北、内蒙等奶业基地去追究责任。但这些都是贼过兴兵的补镬行动。关键是大陆长期一党专政，既没有反对党，而且立法、司法与新闻等可以有起码监督作用的单位都牢牢掌握在「信得过」的干部手中。制度的宿命导致错误不断循环，顽疾越发加重。

更离谱的是，前几天胡总不得不亲自出来说话的时候，讲的还是百分百党八股！胡把接二连三的食品与工业安全事故归咎于「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胡总的对策是来一次育再育，务求全国干部要「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使全党同志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试问，自五十年代「无法无天」的日子到今天，中共发动了多少次「整党」与思想育运动？结果是个个干部都似乎是父母官，但贪污的金额却几何级数地从几万飙升到亿万！

嫡系官员毋须负责

更遗憾的是，胡温领导层连人治的表面功夫也没有做足。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高官负责制，即「父母官」出了问题就要问责辞职。月初山西省长孟学农因襄汾县溃坝事故而丢官。但种种象显示，河北虽然发生了三鹿牌奶粉的国际丑闻，但省长胡春华因为是共青团派第六代「准核心」，连对媒体作象征式检讨也不用！

再往上推，国务院几位副总理中，胡总嫡系李克强是分管卫生安全的，但毒奶粉事件爆发后，小李除了探访病童外没有对此灾难讲过半句话。胡总假如有包庇亲信之嫌，则他连勒令下属「改造世界观」的资格也会受到质疑！

（原载《苹果日报》）

陈永苗：老一辈改革派只合适写内参

作者单位：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老一辈改革派与毛/泽/东邓/小/平一样，男长女像年纪大了，爷爷就变成老太婆，哆嗦而且�嗦。以自己的理想是普世真理，就以为自己的政治方案为真理，用普世真理为一时的政治方案背书，背书成永垂不朽的，千秋万载都要施行的道路。当人们指出其政治方案的时代局限性时，他们就退回到普世真理，李代桃僵，用普世真理的永久性，来支撑政治方案在当下和未来还要继续实施。

他们并不是以理性的方式，而是以权威的方式，来论证其政治方案。也就是他们相信这些，并且要迫使年轻人相信，动用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崇拜和敬畏。

老一辈就像从沙漠的死亡边缘爬出来，每进一步都多脱离了死亡一步，每一步都是一首赞美诗歌。这是基于死亡焦虑和恐惧的。当基本脱离死亡的时候，老一辈就大声赞美，相当自由了。

   年轻一辈要的是为什么，而不是应该什么。那么老一辈所经历的历史，足以让其把他们嘴上的宣传的东西，深入骨肉，而年轻一辈则不然，他们的骨肉与老一辈不一样，没有受到污染。所以要想年轻一辈的相信老一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年轻一辈为什么要相信。如果无法提供一种理性而详细的解释，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政改，那么老一辈自己自娱自乐去。

老一辈的政治方案，或许是当时最不坏的选择，现实的选择。最不坏的，并不是唯一的。二者并须区分开来，区分开来其他选择，就有可能作为替补，在最不坏的选择已经成最坏的，或者很坏的时候，或者相当坏不能容忍的时候，就可以替补。

当把最不坏的，谱写成赞美诗歌，成为唯一美好的，非此不可的，那么当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更时，当时最不坏的，就因为惯性，就成为负面的。政治方案，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作为基础。如果社会经济条件产生了重大变更，那么这个最不坏的，有可能最坏的。

到了如今，改革原初方案作为公案，必须重新开庭审理裁断。到了用政治科学或政治哲学来，从根本处、源头处，重新审视改革原初目标和原初设计的不可行性。

很显然，老一辈的改/革政/治方案，对于民间底层来说，已经不可接受。处于严重的利益对立和政治对立。问题的焦点不在于现在底层左派说了什么，如何说，借用了什么左派思想资源，而在于为什么他们如此。原因很简单，他们是改革的受害者。

底层左派不管是用口水，用拳头，还是用毛主义，甚至嚷嚷要专制，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于他们为什么。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些民粹主义情绪，也就消失了。不重视真问题，而纠缠于假主义，并且动用话语优势和道德拳棒打人，只会加剧矛盾，而不是社会治理的出路。我们必须真诚的理解民众，同情体贴移情地理解，换位思考。

所以不是给民间的焦虑怨气，打成民粹主义就能解决问题，而必须把他们纳入一种理性的政治表达之中，扭转民间的话语劣势。不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好。这样的政治诉求，必须让老一辈的政治方案严重缩水，让其话语市场份额缩小，只是针对上层，而不要针对民众或者没有官方资源的知识分子说话。让老一辈写内参去，别在报纸和公开场合发言，一张嘴就知道要说什么，民众或者没有官方资源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对这些人说了有啥用？

大部分人受害,一小撮受益，延续了一二十年，而且还看不出来有大规模改善的局面。这时候，让民众有吃饱饭，并不足以论证改革的正当性。当讨论民众是否收益，是否满意，至少要按照改革意识形态当初所宣布的标准。都三十年了，仅仅比穷困时代好一些，这是什么天方夜谭？况且民众吃饱饭，还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一通货膨胀就歇。暂时不稳定还先不说，请问一下，是用民众多大代价换来：妻女卖淫，儿子包身工。

民众期待的是要大大好于文革，好于过去。改革的收益或者受害，其标准并不是过去的贫困底线，而是在改革契约中预设的，也就是改革时代的信赖利益，应得的。

方觉：李长江辞职－再次舍卒保车

2008年9月22日

我9月16日撰写的《毒奶粉－胡春华－李克强》（载2008年9月17日美国《新世纪（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和2008年9月19日美国《新世纪新闻网（newcenturynews.com）》）指出：9月14日共青团帮派分子、山西省长孟学农由于尾矿库溃坝被迫辞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避免另一个共青团帮派分子、河北省长胡春华由于“毒奶粉事件”被追究行政责任。因为对共青团帮派来说，45岁的胡春华比59岁的孟学农更重要、更有“前途”。这是胡锦涛、李克强的帮派政治“技巧”。

今天，胡锦涛、李克强再次表演这种帮派政治“技巧”。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正部长级）李长江，因“毒奶粉事件”被迫辞职。

李长江也是“团干部”，曾任团中央所属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让一个“青少年问题专家”主管13亿人口的中国的质量监督，可见胡锦涛滥用团干部之一斑。李长江的确没有监督“毒奶粉”，几万名比青少年更年轻的婴幼儿中毒致病（百分之八十不超过两岁），其中一万三千人住院，四人死亡。

然而，李长江辞职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他今年64岁，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正部长级官员65岁退休。李长江的辞职不过是提前一年离开质检总局局长办公室罢了。

但是，李长江的辞职有重要的帮派政治意义：让一个64岁的本来就没有政治前途的正部长级共青团帮派分子承担“毒奶粉事件”的行政责任，有助于继续保护45岁的“大有政治前途”的正省长级共青团帮派分子胡春华不被追究“毒奶粉事件”的行政责任。正部长级与正省长级相同，用正部长级的李长江辞职换取正省长级的胡春华逃避辞职。

胡 锦涛、李克强没有什么大才干，他们的帮派政治“技巧”只相当于中国象棋的初级水平。中国象棋的初级战术中有一种叫“舍卒保车”。孟学农辞职、李长江辞职都 是“舍卒保车”。孟学农在团系统仅仅担任过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副局长级），李长江在团系统仅仅担任过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正局长级），他们只是共青团 帮派的“卒”。

谁是共青团帮派的“车”呢？

中国象棋一方有两个“车”。共青团帮派也有两个“车”： 一个是前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另一个也是前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现任中共中央委员、河北省长胡春 华。尽管李克强在中共“十七大”失去了“接班人”前景，但是胡锦涛千方百计要保障他成为“第五代领导人的总理”。胡春华则是胡锦涛梦想中的“第六代领导人 的首领”。

“毒奶粉”向全国扩散的最大发源地和最重灾区正是河北省。完全应该追究河北省长胡春华在延误处置“毒奶粉事件”方面的行政责任。

全国卫生工作和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分管人正是李克强，“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的主管人也是李克强，中国政府处置“毒奶粉事件”的主要负责人还是李克强。完全应该追究李克强拖延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的行政责任，完全应该追究李克强在延迟将“毒奶粉事件”通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方面的行政责任。

如果追究了这两个“车”的行政责任，将是对整个共青团帮派的巨大政治压力。所以，胡锦涛宁可舍去两个正省长级和正部长级的“卒”，也要竭力保住胡春华和李克强。

从9月14日到9月22日的9天 里，两个正省长级和正部长级的共青团帮派分子因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相继被迫辞职。这表现了“十七大”后胡锦涛的政治权力开始衰退。孟学农、李长江的辞职，是 向把持党政高级职位、抢占党政高级职位、觊觎党政高级职位的大批共青团帮派分子发出的政治警报：在党内和党外的压力下，在高层和低层的压力下，在国内和国 际的压力下，胡锦涛已经无力保护太多的帮派成员了。

共青团帮派是保守、无能、劣质的。人们从孟学农、李长江、胡春华、李克强、胡锦涛的所作所为里，可以知道什么是保守、无能、劣质。

我发表在今年7月 号香港《开放》杂志的《中国的政权基础日益狭窄》强调：在中共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几个偶然升迁的共青团小人物垄断政治权位的奇迹；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从 来没有过几个不见经传的共青团小人物把政治垄断“代代相传”的奇迹。如果有迷妄者企图创造如此荒唐的奇迹，他或者他们必定落败。

这可以借用为本文的结束语。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苏占军：为啥不吊销三鹿等毒奶的营业执照？

现在谈奶色变，以至于人们提到“二奶”，都先问问里面有没有“三聚氰胺”。准备包二奶的，望而却步；包了的，打算甩掉----坏事正变成好事。----开篇先开个玩笑。

毒奶害死婴幼儿，给中国奶业声誉带来空前灾难，给中国大佬脸上抹了黑，给 Made in China 抹了黑，给中国人抹了黑。中国上、中、下，老、中、青，全让毒奶给得罪光了，这是天大的罪过，不严惩说不过去。依据法律，这样的企业应该灭掉。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 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五十条规定：“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 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三鹿等毒奶被吊销营业执照是必然的。但近几天来的新动向，社会上下尤其是政府根本就没这个意思。只想问一句：掺毒这样的违法行为，情节不可 谓不严重，这些毒奶企业是否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有关人员及企业承担刑事责任之后，对它们的相关行政处罚就可以豁免呢？

中国不缺制奶企业，毒奶们被吊销执照，正好重新洗牌。

但我担心：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党疼国爱的联合治奶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随着对毒奶事件关注度的降低，那些毒奶企业将一如照旧，在当地重新焕发牛逼的光芒，只不过一时不敢再掺毒药罢了；而吊销它们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将无人再会提起。先把话撩这儿。

后记：截至目前为止，光北京就检测出“结石宝宝”1008例（2008年9月21日《新京报》A03版）。全国有多少？最好卫生部仿照奥运会比赛来个“奖牌榜”，让各省比赛一下，看谁得第一。

附：郑局长如是说……

我是郑筱萸，原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去年，我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 守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我的罪行之一是玩忽职守罪。我是怎么玩忽职守的呢？大家不妨看 看后附的一审判决书中的认定。

我在阴间沉寂一年已被人们渐渐遗忘。最近我在北京东岳庙推堪司听说，在奥运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政府发现三鹿等毒奶企业往奶里掺毒，弄死很多孩子；其手段残忍至极，令人发指；还听说，这些掺毒企业好些都披着国家产品免检的外衣。

国家产品免检是怎么回事？我在中央国家机关这么些年，了解一些，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所谓国家产品免检，就是国务院突破当时的《产品质量法》（1993 年实施、2000年曾修订）的规定而在法外创设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具体体现在国务院1999年12月公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 问题的决定》的第十六条里。第十六条规定，“对产品质量长期稳定、市场占有率高、企业标准达到或严于国家有关标准的，以及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连续三次以上抽查合格的产品，可确定为免检产品。列为免检产品的目录由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确定，定期向社会公告，并使用免检标志，其产品 在一定时间内免于各地区、各部门各种形式的检查。免检产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即取消其免检资格，并依法从严处罚。”根据这条规定，国家质监局于2000年 3月发布、实施了《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该办法在2001年曾进行修订，但在毒奶粉事件爆出后，国家质检局已废了这个《办法》。

大家想想，免检制度对消费者而言，是存在这样的制度安全、还是没有这样的制度安全？傻子都会知道。毫无疑问，这一制度的确立与实施，降低了产品质量瑕疵被 发现、被查处的概率，但却由此大大增加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遭受创伤的概率。而这一制度，竟然是国务院大胆僭越现行法律制度违法创设的，由国务院的直属机构 国家质检局“依法”实施的。我当药监局局长的时候再怎么玩忽职守，可也从未敢对药品实施免检呀，连这念想都没有。

废话少说，还是回过头来看看对我的判决吧。诸位看完，请对比一下：毒奶和毒药，那个更厉害？毒药有病才会去吃，而毒奶却是人人、天天都可能喝！对比完了再 请各位扪“乳”自问一下：药品监管失控，我承担了刑事责任；今日之食品监管失控，该由谁来承担刑事责任呢？波及面这么大，毒害时间这么长，影响这么坏，恐 怕不是几个小小的市长、局长就能承担得了的吧。

声明一下儿：我在任时，药监局只管药、不管食品；管食品，是今年人大后才新增的职能。现在食品出了大事，屎盆子无论如何都不应扣我头上。

附：北京市一中院（2007）一中刑初字第1599号判决书（郑筱萸一审判决书中对“玩忽职守罪”部分的事实认定）

“……

“二、玩忽职守事实

　　 “2000年10月，国家药监局发布了23号局令，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药品的包装，标签、说明书，2001年12月1日，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实施， 为规范市场，统一标准，保证用药安全，取消了药品的地方标准。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遂向郑筱萸请示，拟将统一药品的包装，标签，说明书与专项工作结合起来 进行。郑筱萸作为长期从事国家药品监管工作的主要领导，明知专项工作涉及对全国范围内药品标准的审查，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关系密切、关乎民生和社会稳定及 政府管理能力，应当将专项工作列为国家药监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应当预见一旦专项工作处置失当将会造成严重后果，但其却将这一重要工作当作该局注册司的一项 常规工作来对待，严重违反国家药监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规则(试行)》中关于“国家药监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须经局党组会议，局务会议研究讨论决 定”， “工作中的重要情况或重大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对重要工作和重大问题，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和充分尊重有关部门和地方意见的基 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经国务院批准后部署实施，并加强监督检查”的规定，没有向国务院请示，没有召开局党组会议、局务会议研究，没有调研，没 有听取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草率签发了187号文件，启动了专项工作，并将这一全局性的重要工作交由注册司一个部门来承担，仅指定一名副司长担任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负责此项工作，具体成员太多临时抽调，更换频繁。

“由于郑筱萸忽视专项工作的重要性，没有核算工作量，部署不周，致使投入的人员严重不足，无法在既定时间内完成工作。被告人郑筱萸本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及时向国务院汇报情况，与局领导班子研究应对措施，但其却不正确履行职责，擅自同意并签发了注册司上报的582号文件。该文件将187号文件中规定的 “专项小组对上报材料进行汇总与复核”改为“企业申报时可以提供的有关材料可为复印件，由省级药监部门重点审核其原生产批件和原始档案，专项小组仅对上报 的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并对原始档案进行抽查核对”，削弱了国家药监局的监管力度，由此降低了对药品的审核标准，致使大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药品通过原始资料 造假等方式获得了批准文号。

　　 “在专项工作中发现了一批原违规审批的药品文号，依法应予撤销，注册司在专项工作后期针对这批药品向郑筱萸书面 请示，提出拟以相关企业是否已经通过或正在申请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为标准，决定是否同意换发文号。郑筱萸明知该意见违反有关行政法规，却签批同 意，致使大量依法应予撤销的药品获得了批准文号，得以继续生产、销售和使用。

　　 “被告人郑筱萸的上述行为严重削弱了国家对药品的监管，使国家药监局对药品市场的管理、监督流于形式，致使大量 不应换发文号或应予撤销批准文号的药品获得了文号，为药品生产中的造假提供了可乘之机。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6年对少部分药品生产企业进行抽 查，即发现有大量已被批准换发的药品文号系以造假获得，文号被注销，6种药品被确认为假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消除隐患，于2006年9月起对已经 换发的药品批准文号进行全面清理，为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郑筱萸上述玩忽职守行为，导致国家药品管理失序，增大了人民群众的用药风险，损害了国家机 关依法行政的形象，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作者博客）

转贴：一个奶业员工的实心话

　2008年09月19日 　

我不想再忍了，我所知道的奶业内幕！

我所学的专业是乳品工艺，刚毕业曾在某国内老大级乳业集团工作。职位--收奶员。
这几天的三鹿事件，沸沸扬扬。其实在我看来，没什么奇怪的，事情总是要被揭穿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以及是哪一家企业成为那个撞上枪口的倒霉蛋。三聚氰胺----冰山的一角。也许这个事件就要告下一个段落，也许仅仅是个序幕的开始......

离职的员工到处去说原来公司的"坏话"，这个员工一定个没有道德的人。曾经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最近我的想法变了，一个知道内情而不去告诉别人，眼看着别人吃亏上当的人，那才是个彻底道德败坏的人。

离职后，我没喝过一滴奶！

我先讲一下，收奶的过程。奶农的牛奶由当地附近村镇的奶站化验收集，按品质高低，分等级付给奶农钱。品质的指标不外乎PH 值，蛋白质，干物质这几项。然后由奶站（当然了奶站是私人老板的）用罐装车混装后运到工厂，然后由工厂取样化验，测算指标同样按品质高低，分等级付给奶站钱。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出来，想没想到这种操作模式会出现什么问题？有人说了，不是"天然牧场""工业化收集吗"？有，的确有。但是我只能说：兄弟，你很傻，很天真！

奶农想多赚钱怎么办呢？简单啊，掺水啊。那掺水指标降低就卖不上好价了怎么办？简单啊掺****啊。 奶站想多赚钱怎么办呢？简单啊......。奶站的奶是从各个散户收来混装到罐车的，有一家的突然变质了，怎么办啊，全车都倒了吗？几十吨一罐的奶，蛋白质低了怎么办？干物质低了怎么办？PH值低了怎么办？有的牛病了打过抗生素怎么办？有的牛催奶打激素怎么办？

话说回来了，奶农那点小计量能瞒奶站吗？奶站那点小九九能瞒工厂吗？如果我说，奶站不知情，工厂不知情。都是"不法奶农"干的坏事，全国人民要把矛头指向他们批判。那我可就真的，很傻，很天真。

我们从来不拒收奶，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东西 是要充分利用的，这样才能取得最大的价值，获得最大的利润。我们分罐储藏。最好的奶，供到车间做酸奶（发酵型酸奶或搅拌型酸奶），因为不是好奶做不出来。 其次，做纯牛奶，高钙奶之类的。再差的奶做花色奶即花生奶，早餐奶等。还有那些发酸的奶怎么办呢，当然不能倒了，做酸性乳饮料，就是广告狂哄乱炸的，女人 小孩都喝的***。这是本公司最大的利润所在，一盒奶的成本，还没有哪个包装盒值钱。还有那种臭的熏人的奶怎么办呢，简单，做冰激凌味道最好。还有那些又臭成粘稠状的怎么办呢，做奶粉。当然这叫工业粉，它有它的用途，不是装袋子就上市场的。

我们 有全球最大最先进的立体式仓库，媒体都赞扬过，可是你就没想想这快速消费品，生产出来就要卖的，搞那么大仓库什么用？酸性乳饮料越存放味道越好。那有人问 了，生产日期怎么办？简单啊，提前打一个月，你也许不信吧，因为在你心中那是小黑工厂做的事。那又有人问了，市场上卖的岂不是过期奶？我就这么告诉你吧， 你手中那盒奶就是过期一周了，你喝也没问题。因为你所买的奶是UHT超高温灭菌液态奶。

关于UHT超高温灭乳到底有没有营养，我不想再说了，因为这个涉及到某人在某年为中国提出的一个口号，我们正向这个口号迈进，别管你喝的是什么奶，反正是牛奶。

有个广告，中国某企业已经是这种超高温灭菌乳全球产销量第一，难道是那些乳业发达国家真的比不上我们了吗？其实是人家不生产这种乳品了。这笑话有点冷是吧。

那有人说了，我们以后喝高端奶吧，广告都说想过有品位的生活就喝那种奶。是啊，那奶是贵啊，贵的东西就好啊，那奶蛋白质高啊，高，实在是高，这一点澳大利亚人都服我们啊。

我就不相信地球上的奶牛能挤出那么高蛋白质的奶......
此言一出，某些专家就会来"辟谣"又得列出一套数据理论，来"引导"大家。
是啊，我嘴没人家的大，钱更没人家拿的多......
还有很多关键的还是不说为好，知道了对大家谁都不好。生活是美好的。

真实案例看三鹿奶粉背后的KB的行业潜规则

目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三鹿奶粉事件，作为一个可能的知情者和懂点化学的人，我也来谈谈我的观点：

1、 媒体也好，厂家也好，国家质量监督也好，还是在忽悠大家，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三聚氰氨根本不可能直接加入牛奶中，三聚氰氨的市场售价并不低，奶农不可 能不计成本，比较麻烦；那为什么媒体，厂家，国家质量监督要异口同声的说是不法之徒加入了三聚氰氨，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一个更可怕的问题，那就是加入的其他 毒性更大的东西，说穿了就是尿素，尿素作为一种便宜的农家化肥，真是经济实惠的"好添加剂"。

2、为什么要加尿素，因为各乳品公司收购鲜奶，测试的标准主要是奶的蛋白质含量，说穿了就是氮的含量，尿素作为一种最普遍的氮肥，由于它独特的分子结构，记得好象是两个氮分子配个什么我忘了，氮的含量当然高了，混入奶中，提高氮浓度，价格自然也卖得高了；

3、尿素怎么转化为三聚氰氨的，很简单，奶粉的生产过程就是将鲜奶放在封闭的环境高温环境下，然后采取喷雾的方式直接转化成粉状就成了奶粉，而尿素在高温下会产生变化，生成三聚氰氨，OK，有毒的奶粉就这样生成了。

最后，我再谈谈我怎么知道这些内幕的，前几年，是01年还是02年，我记不太清楚了，在办理一件带B社 会性质的案件时，他们主要罪状之一就是把持我市某区的牛奶收购市场，长期以次冲好，我们在办案中就了解到，他们在牛奶中加入尿素、少量食用油，然后加大量 水（良心好的加自来水，不好的就直接加池塘或者田里的水），最后用专用的搅拌机进行搅拌，一批蛋白质浓度高的鲜奶诞生了，但最后几个犯罪分子都翻供，说他 们这种做法是普遍的，并不是他们发明的，后来我们专门去天友了解，确实如此，他们对牛奶收购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根本没有比较有效的检测措施或者是因为收购站 点太多，没有精力和金钱来负担这么大的检测开销，所以对广大奶农的行为基本采取的是默认，奶农收购牛奶，就普遍存在次类现象，所以三鹿事件的发生就是必然 的，而且这次三鹿出了事，全国其他所有奶制品企业都保持沉默，没有一家跳出来指责，什么原因大家看了我说的牛奶，你们敢喝吗？

（朱学渊供稿）

龚小夏：总统候选人中国政策文件的解读

　　 几天以前，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和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分别发布了对华政策的主导性文件。这两份文件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两位候选人对中国的基本看法，特别是他们有关中国经济方面的政策。


　 　 先看看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态度。奥巴马的文件比对方长了大约百分之五十，其中列举了经济、政治、军事、环境等等多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清 单。关于中国经济，奥巴马说：“如果中国希望继续保持稳定而持久的经济发展，就必须作出一些根本上的调整。”他批评中国的发展不均衡，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继 续扩大内需。而在中美经贸关系上，奥巴马认为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必须改变汇率政策。他说：“由于中国认为地制定低货币汇率政策，使中国经常性地保持了巨大的 国际收支顺差。”所以，他上台之后会利用一切可行的外交途径来推动中国改变货币政策。另外，他还批评了中国方面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以及对外国投资实施 的歧视性法规。

　　 麦凯恩的政策文件简短而集中，经贸问题占据了主要的篇幅。他认为，对华关系是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下一届总统必须优先考虑扩大美国与亚洲的经济关系。 他批评民主党的对手，说他们害怕亚洲的经济活力，因而提倡设立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做法。他说：“美国从来没有通过放弃自由贸易而赢得过尊重或者创造出就业 机会，我们现在也不能这样去做。”不过麦凯恩也提出，中国必须实现开放市场的承诺，并且保证执行国际贸易规则、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制造业关税、货币汇率向 市场化过渡。在环境问题上，麦凯恩提出美国可以向各个发展中国家提供控制碳排放的技术。

　　 在这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政策文件的字里行间中，人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大的利益集团在对华政策上有重大的影响，而仔细研究者两个短短的文件，也能够推测到不同的政党在执政后会采用什么样的方针。这三个影响最大的利益集团分别是工商界、劳工界、环境保护主义者。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两党从原则上都支持中美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这也是美国工商界的主流一直在寻求的目标。但是，民主党与劳工届与环保人士的关系显然比共和党远为深厚，因此对贸易提出的条件也要多得多。

　 　劳工界是贸易保护呼声最高的地方。在过去十年中，劳工界一直强调，全球化特别是对华贸易的增加导致了美国工作大量外流，制造业起码失去了三百多万个岗 位。工会不断在通过各种政治渠道，要求树立贸易壁垒。由于工会能够左右大约百分之二十的选票，历来是民主党的票仓，而且在一些最重要的所谓“摇摆州”—— 包括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密西根等工业重镇——中力量强大，所以民主党的候选人不敢忽视劳工界的要求。（民主党的许多国会议员近年来也总是在要求中国提高 汇率。）奥巴马的文件中之所以强调货币汇率问题，正是为了顺应劳工界。

　　环保人士同样多是民主党的拥趸。近年来，劳工界与环保界在贸易保护问题 上联手颇多，许多环保团体也得到了劳工组织的大量金钱和政治的资助。环保团体多强调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实现环保的目标，包括在国内的法律法规以及国际贸易中 的各种协议。所以，在奥巴马的文件中着重提到的是温室气体排放协议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

　　 共和党与工商界关系相对比较密切，与劳工界历来不睦。麦凯恩直截了当地批评任何设置贸易壁垒的意图，就反映了这种长期的政治分合关系。这位言语直率的共和 党人不久前在密西根州对汽车工人说，失去的工作不可能再回来。因此，在这个文件中，麦凯恩提出解决失业的办法是对工人进行再培训，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就业机 会。

　　 在引人注目的环保问题上，共和党主张更多地依赖市场及技术革新而不是政府的法规或者协议，因此在麦凯恩的中国政策文件中，人们看到他专门提到低碳技术转让的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文件中都体现了一种共同的精神，亦即希望与中国继续发展合作性的关系，尽管他们也都承认，两国关系面临着不少困难的挑 战。“美中两国之间的双边经济关系是全球最大、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美国与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贸易国。最近几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 主要出口市场。”奥巴马文件中的这段话，基本上总结了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现状。而麦凯恩的文件中的一段话，则反映了美国对华经贸关系的基本精神：“中国和 美国并非注定是对手。我们有许多共同利益，我希望看到两国的关系朝着对双边、进而对亚太地区和全世界都有利的方向发展。”

　　 希望看到原文的读者，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
http://www.amcham-china.org.cn/amcham/show/news.php?Id=693&menuid=04&submid=01

冉云飞：冉氏新闻评论周刊（75）

一：温家宝：不能以损害民众健康换取企业发展。http://www.stnn.cc/china/200809/t20080921_867251.html。 光喊口号没有什么用，各级政府官员在经济发展中的贪腐和与民争利，政治垄断，政府没有竞争，民众没有制约政府的真正力量，才是毒奶包括其他食品安全问题泛 滥的总根源。对于政府来说，喊口号的机会与时间会越来越少，因为民众的忍受能力不会是无止境的。温家宝这样的干口号，除了凸现政府已经拿不出什么实质性的 解决办法外，透露不出丝毫的新信息。真要做到不以损害民众的键康为企业发展的借口，民主自由的政改是唯一出路，舍此便是治标不能治本，不能真正让民众过得 安稳踏实。

二：河南漯河裴城镇规定农户收玉米要办砍伐证。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80917/15091921.html。 这个政府为恶起来，他是万能的，但为民众做起实事来，他却是百般无能的。政府中的不少官员，他们总是在乱作为和不作为之间进行非此即彼地选择，拿了纳税人 的钱，为民众干正经事，在他们是一种十分难得的例外。你要制止民众乱烧秸杆和玉米杆，也不该用这种为政府捞钱的限制办法，这种办法除了徒增民怨外，不会使 烧秸杆和玉米杆的事有实质性的减少。怎么帮助民众合理而环保地利用玉米杆等农作物的废弃物，应该通过农业科技来有效有益而合理地解决。像这样的荒唐的证只 有荒唐无耻的政府才能干出来，这样的证一泛滥起来，保不准哪天在结婚证之外再来个做爱证，好让他们从中渔利。

三：中国施压在华外企要接纳官方工会。https://69.119.119.88/do/zaak/cjviNt9Le0h/xzAYN3N/w2008-09-15-voa52.cfm。 中国自四九年后就没有独立的工会，官方工会只是官方利益和产方利益的维护者，不是工人利益维护者。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之下的各级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打压 工人利益，帮助官员维护所谓的稳定而侵夺工人利益的帮凶。没有独立的工会与资方合理合法地谈判博弈，也是如今工厂里的群体事件增加的原因。我当然主张外资 企业应该允许建立工会，但是允许建立其独立的工会而非只是样品式的官方工会。应该一视同仁，除了外资，国内企业也应该有工人自己独立的工会，而不是让官方 工会来“代表”自己而打压自己的利益。官方工会在许多时候，只是工人身上的紧箍咒，一根勒紧脖子的巨绳。工人要争取自己的切实利益，应该让官方工会逐步淘 汰，而让工人逐步建立自己的组织，否则各种群体事件会越来越多。换言之，要维持企业的发展和工厂生产的繁荣，劳资两方通过合理合法的博弈来维持二者的良性 运转和平衡，才是解决企业生存和维护工人利益的双赢办法。

四：北京市教委称目前不会取消三好生评选。http://news.sina.com.cn/c/2008-09-16/005016294583.shtml。 中国教育的畸形是多方面，不论是为洗脑为统一思想之统一教材，死板的只会对官员负责的教育目标管理制度，呆板的结论性评价体系，将人培养成听话机器培养成 奴隶的国家主义教育目的观，还是把学校分为国重、省重、市重与普通中学而制造的教育不公，以及在学校分快慢班，将学生分为后进生、差生、优秀生这样的做 法，都是与人性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的。三好生的评选制度里面的猫腻，直接与升学等保送制度挂钩在一起，使得其间充溢着钱权交换，这样的评选制度与招生制度 的黑洞和腐败紧密相联。再者，让学生从小就觉得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削弱其平等意识，歧视所谓的差生和后进生，这种公然的歧视在学校蔓延，使得学生的创造 力、平等意识都大为减弱，对于培养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十分不利。因此我赞同并支持顾明远先生主张取消中国教育中的三好生评选制度。

五：袁隆平称国家现有粮食补贴政策并不合理。http://news.sina.com.cn/c/2008-09-16/142916299149.shtml。虽然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解决所有人的温饱问题，但有不少人已经没有了饥饿的记忆，加之官方对1959至1961三 年大人祸饿死的几千万人刻意隐瞒，造成了现今许多人特别是官员们对粮食安全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诚如袁隆平先生所说，现在给农民种粮的补贴太少，其外出务工 的收益远在种粮之上，不按实质产量与质量来搞新的平均主义补贴，无法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与之相比石油的补贴却是相当的多，这完全是劫贫济富的政策。 另一方面，袁先生说要打击粮食走私，这是对的，但问题真正要让粮食走私没有市场，真正要让农民种粮得到实惠，应该放开粮食市场，让市场来解决粮价的涨跌。 不论是政府还是哪一级机构都没有全面平衡粮价的能力，只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能解决粮食紧缺及其走私问题。

六：孟学农再辞职引发遭问责官员复出不透明讨论。http://news.sina.com.cn/c/2008-09-17/154816306439.shtml。 道歉、辞职、问责甚至对直接官员的刑拘，都应该有良性的制度和独立公正的司法来解决。否则官员所负责的部门无论出多大的问题，都尸位素餐，或者只是调换个 部门，或者是先让其赋闲，等一段时机再让其不声不响地在另一个地方但任官职，这样的事在中国绝不鲜见。本来官员辞职在中国都很少见，二度辞职就更为少见。 但我们要问的是，中国官员的辞职为什么非常少见？那就是他非民选。而二度辞职除了该辞职外，这里面也正好反应中国的官场已经成为一个怪胎。像孟学农这样在 北京市长一职上因处理萨斯不力而辞职者，后来又不声不响地担上了山西省省长，现在辞职了，将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不声不响在某个部级领导上做工作，也是有 可能的。这样的辞职只是演戏作秀，最重要的是辞职与上台，都应该经过合理合法的程序来解决，权力应该受制于民，权利应还给民众，而不是最高领导人的心血来 潮。

七：祝咏兰主任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http://hi.baidu.com/%C3%C6%C9%F9%B7%A2%B4%F3%B2%C6/blog/item/20853c4e715b3fccd1c86abe.html。 这是典型的皇权意识在当今中国最高当局干部管理机制中的体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贡品，特别好吃又安全的东西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满足皇帝和各级官员，因此各地 都有各种不同食品的供品，供品层出不穷，品种繁多，乃至冬春之际的豌豆苗也不例外。在民众的食品安全根本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中央国家机关公然用胡花纳税 人的钱，为领导干部搞特殊消费，使得纳税人的钱用在不该用的地方。同时也间接证明中国食品安全是非常成问题的，政府也并没有诚意、没有能力来解决民众的食 品安全问题。既不能保证民众食品安全，那么就先保护少数领导的食品安全，就给他们搞特供。好而安全的东西让领导先吃，这和十几年前烧死288名师生的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走”的无耻口号，真可谓异曲而同工啊！

2008年9月22日8：48分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