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最新一期撰文谈身份政治，值得一读。文中他指出左右两派都在搞身份政治，也都不能正确地解决财富不平等这个根本症结：左派的身份政治使得社会碎片化，右派的身份政治又以多元化为敌。一个重新定义的身份政治必须提出，即以西方启蒙思想的根本，自由、平等、博爱为精神认同的国民身份，而不是以宗教、种族、性别等因素。
身份政治已经无可回避
从几十年前开始，世界政治开始经历一场戏剧性的转变。从1970年代初到本世纪头十年，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从大约35个增加到超过110个。在同一时期，世界商品和服务的产出翻了两番，增长扩展到世界上几乎每个地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例急剧下降，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从1993年42％下降到2008年的18％。
但不是每个人都从这些变化中受益。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发达民主国家，由于增长红利主要流向了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经济不平等明显加剧。商品、金钱和迁徙的增长，带来了破坏性的变化。在发展中国家，以前连电都没有的村民，转眼就生活在了大城市，看着电视，互联网联通着手机。中国和印度兴起了庞大的新中产阶级，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取代了发达国家那些旧中产阶级的分工。制造业稳步从美欧搬迁到东亚和其他低劳力成本的地区。与此同时，在服务业日益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力市场上，男性正在被女性取代，而低技能工人发现自己被智能机器所取代。
最终，这些变化拖缓了走向日益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秩序的脚步，这种秩序开始动摇并很快逆转。最后的打击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开始的欧元危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因为精英们制定的政策导致了巨大衰退、高失业率以及数百万普通工人的收入下降。由于美国和欧盟是自由民主的典范，这些危机也损害了整个体系的声誉。
事实上，近年来，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下降，民主几乎在世界所有地区后退。与此同时，一些威权国家则变得更加自信。一些在1990年代似乎成功的自由民主国家，包括匈牙利、波兰、泰国和土耳其在内，已经向后滑向了威权主义。2010-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扰乱了中东各处的独裁统治，但在民主化方面收效甚微：随之而来的，是专制依然把持政权，而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纷纷发生内战。但是更令人惊讶、甚至更重要的，是在2016年，民粹的国家主义在两个世界上最耐久的自由民主国家的选举中取得成功：在英国，选民选择了脱离欧盟，而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取得了令人震惊的选举人团胜利。
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技术偏移有关。但它们也植根于另一个不同的现象：身份政治的崛起。总的来说，二十世纪的政治是由经济问题决定的。左派的政治集中在工人、工会、社会福利计划和再分配政策上，而右派的兴趣主要在于减少政府规模、促进私营业务。然而在今天，经济或意识形态对政治的影响，不如身份问题来得重要。如今，在许多民主国家，左派更少关注创造广泛的经济平等，而更多地关注促进各种边缘化群体的利益，例如少数族裔、移民和难民、女性和LGBT群体。与此同时，右派的核心使命则重塑成了捍卫国家认同，这种爱国主义的保护往往与种族、民族或宗教因素明确相关。
这种转变颠覆了一个至少可以追溯到卡尔·马克思的惯性传统，就是将政治角力视为经济冲突的表现。但是物质利益固然重要，还有其他的东西也在激励着人类，那些力量可以更好地解释我们所处的当今。在世界各地，政治领袖们都在鼓动追随者们说，他们的尊严遭到了侮辱并且必须被夺回来。
当然，在专制国家，这种呼吁是老生常谈。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谈到苏联解体的“悲剧”，并谴责美欧利用了俄罗斯在1990年代的弱势，扩大了北约。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也被认为是百年国耻。
但是，对侮辱的怨恨在民主国家也走向强大。一系列广为人知的警察杀害非裔的事件，引发了“黑人命也是人命”运动，迫使全世界关注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在美国各地的大学校园和办公室，女性因为面临普遍的性骚扰、性侵犯，得出结论男女平等并未实现。以前没有被广泛认为是明显的受歧视对象的跨性别者，他她们的权利也成为了常被提起的话题。许多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缅怀着过去的好光景，相信彼时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比现在稳固得多。
各种群体都反复认定，他们自己的身份——无论是国家、宗教、种族、性向、性别还是其他——都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身份政治不再是一个小众现象，不再只是在大学校园里的小争小吵，或者为传媒推动的“文化战争”中的小打小闹提供佐料。相反，身份政治已成为一个能解释当今许多全球事务的核心概念。
这使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面临重大挑战。全球化带来了迅速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使这些社会变得更加多样化，从而使得一直处于主流社会视觉盲点的那些群体萌生了被认可的要求。这些要求又导致了其他群体的反对，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利受损。民主社会正在被日益细化的身份标签所分裂，削弱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去思维、行动的能力。这条道路只会导致崩溃和失效。除非这些自由民主国家能够恢复对人类尊严的更普遍的理解，它们将使自己和世界陷入持续的冲突。
灵魂的第三部分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的动机是对资源或物品的渴望。这种人类行为观念深深植根于西方政治思想中，构成了当代大多数社会科学的基础。但它遗漏了古典哲学家认识到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尊严的渴望。苏格拉底认为，这种需要形成了人类灵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第三部分”；另外两部分，是“渴望的部分”和“计算的部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将此称为“thymos”，勉强可翻译为“精神”、“愿望”。
在政治上，精神表达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我称为“优越愿望（megalothymia）”，即渴望被认为是优越的。在民主社会之前的依赖于等级制度的社会，对某一类人——贵族、国戚、皇亲——所固有优越性的信仰，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优越精神的问题在于，相对于每个被认为是优越的人来说，更多的人被视为下等人，他们的人类价值不被普遍认可。当一个人感受到不尊重时，会产生强烈的怨恨感，并激起另一种同样强大的感觉，希望自己被视为与其他人一样好，这种我称为“对等愿望（isothymia）”。
现代民主的兴起，是对等愿望对优越愿望的胜利：只承认少数精英权利的社会，被认为每个人都天生平等的社会所取代。在二十世纪，阶级分层社会开始承认普通人的权利，被殖民的国家寻求独立。政治制度把被认可为完整的人类的圈子扩大了，这推动了美国政治史上关于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劳工权利和妇女平等的伟大斗争。
但在自由民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会带来经济或社会平等。对各种群体的歧视仍然存在，市场经济产生巨大的不平等。过去三十年来，尽管总体财富在增长，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在急剧增加。相当多的美国人口的收入停滞，社会的某些部分经历了向下的社会流动。
自身经济地位感受的威胁，可能有助于解释美国和其他地方民粹民族主义的兴起。文化程度只有高中水平或更低的美国工人阶级，近几十年来表现不佳。这不仅反映在收入停滞或下降，以及失业率的数字，而且也反映在社会的崩溃中。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这个过程开始于1970年代，黑人大迁徙之后的几十年，当时黑人搬到了芝加哥、底特律和纽约这样的城市，许多人在肉类加工、钢铁或汽车行业找到了工作。随着这些部门的衰退，以及男人开始因为去工业化而失业，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社会疾患，包括犯罪率上升、吸毒泛滥、家庭生活恶化等，把贫困从一代传给下一代。
在过去十年中，类似的社会衰退已蔓延到白人工人阶级。阿片危机已经掏空了美国各地的乡下白人工薪阶层；2016年，吸毒已经导致六万人过量而死，约为该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两倍。美国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竟下降了，这在发达国家非常罕见。而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白人工薪阶层儿童比例，从2000年的22％上升到2017年的36％。
但也许，将特朗普送到白宫的新民族主义、以及促使英国脱欧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可能是一种被视若透明的感觉。那些担心失去中产阶级地位的怨恨公民，指责那些精英们眼里根本没有他们；与此同时他们也指责穷人，认为他们被不公平地优待。在人们看来，经济困境更多地体现为身份的丧失，而不仅是资源的损失。努力工作原本应该带来个人尊严，但是许多白人工薪阶层认为他们的尊严得不到承认，政府却给那些不按规则来的人派发了不合理的好处。
收入和地位之间的这种联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民族主义或宗教保守的呼吁，比传统左派基于经济阶层的呼吁更有效。民族主义者告诉他们，他们一直是一个伟大国家的核心成员，而外国人、外来移民和精英们一直在密谋扯他们的后腿。“你们的国家不再是你们自己的了”，他们说，“你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得到尊重。”宗教右派也讲述着类似的叙事：“你是一个伟大信徒团体的一员，而这个团体被非信徒背叛了，这种背叛导致了你的贫困，是对上帝的犯罪。”
这些叙事流行起来，是移民在许多国家成为如此有争议的问题的根本原因。与贸易一样，移民增加了整体GDP，但它并没有使社会中的所有群体受益。主体族裔几乎总是把移民视为对其文化身份的威胁，特别是如今人们的跨境流动近几十年来如此庞大。
然而，仅仅是对移民的愤怒，无法解释为什么近年来民族主义右派在美国和欧洲都俘获了曾经支持左派政党的选民。他们被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导致其相对地位下降，向右漂移反映了当今左倾政党未能说到他们的心坎上。在过去，进步派的呼吁点是人们对于富裕资本家的剥削和怨恨：“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在美国，从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到1980年代里根的崛起期间，工人阶级选民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民主党。欧洲的社会民主制，也是建立在工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团结的基础之上。
但在全球化时代，大多数左翼政党改变了战略。他们不是围绕工人阶级或经济弱势等大型集体去铸造团结精神，而是开始关注那些以特定和独特的方式被边缘化的、越来越细化的小规模群体。普遍的、平等的认可原则，变成了要求各种特别的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也从左派感染到了右派。
身份的胜利
在1960年代，发达自由民主国家出现了强大的新社会运动。美国的民权活动人士要求国家履行《独立宣言》所规定、并在内战后写入美国宪法的平等承诺。紧接着是女权主义运动，它同样寻求对女性的平等待遇，其动因受到大量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的激发和塑造。一场平行的社会革命，打破了有关性和家庭的传统规范，环境运动则重塑了对自然的态度。随后几年将出现新的运动，倡导残障人士、美洲原住民、移民、同性恋者以及变性人的权利。但是即便法律改变了，向边缘化群体提供了更多机会和更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各种群体之间仍然在行为、表现、财富、传统和习俗方面千差万别，人们的成见和偏见仍然司空见惯，少数群体继续应对着歧视、偏见、不尊重和不可见的负担。
这为每个边缘化群体提供了一个选择：它可以要求社会以对待多数群体的同样方式对待其成员，它也可以为其成员标注一个独特的身份、并要求尊重他们与主流社会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种策略逐渐胜出：小马丁·路德·金的早期民权运动，要求美国社会以对待白人的方式对待黑人，然而到了1960年代末，“黑豹”和“伊斯兰国度”等群体出现了，并声称黑人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觉知，在他们看来黑人应该为自己而自豪，而无需屈从于更广泛社会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说，美国黑人真实的内在自我与白人的内在自我并不相同，这是由黑人在白人主导的敌意社会中成长的独特经历所塑造的。这种成长经历当中的暴力、种族主义和人格诋毁，没有相同经历的人无法理解。
这些主题已经在今天的BLM运动中得到了体现，该运动始于对警察暴力受害者的正义要求，但很快扩大到努力使人们更加了解非裔美国人的日常。像科茨（Ta-NehisiCoates）这样的作家，将当代警察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与奴隶制和私刑的长期历史联系起来。在科茨和其他人看来，这段历史构成了黑人和白人之间不可逾越的理解力鸿沟的一部分。
女权运动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演变。主流女权运动的要求侧重于在就业、教育、法律等方面对女性的平等待遇，但是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中重要的女权主义思想，提出说女性的意识和生活经历与男性的根本不同，运动的目的不应该是简单地把女性的行为和思维变得像男性一样。
其他运动也很快抓住了独特生活经验对于斗争的重要性。边缘化群体越来越多地要求，法律和制度不仅要将他们视为与主流平等，而且还要求社会对他们的认知更多，甚至庆祝使他们与众不同的内在差异。“多元文化主义”这一原先仅仅指社会成分多样性的词汇，成为一个政治纲领的标签，它重视每个独立的文化、认为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是平等的，有时候还会特别关注那些一直被隐形或低估的经历。这种多元文化主义起初是关于大型的文化群体，如讲法语的加拿大人、穆斯林移民、非裔美国人，但是很快已经成为一个把社会分裂成许多具有不同经历的小团体的愿景，以及进一步因为不同歧视形式的交叉而造成的更独特的社会碎片，比如黑人女性的生活单靠种族因素或性别因素来考察都是不全面的。
左派开始接受多元文化主义时，正值大规模社会经济变革的政策变得越来越难以提出之时。到1980年代，发达国家的进步团体面临着存在主义危机。极左派已经在该世纪上半叶由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及其激进平均主义的观点而确定了。社会民主左派则有一个不同的议程：它接受自由民主，但寻求扩大福利国家制度，以给更多人更多的社会保护。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希望通过利用国家权力、扩大所有公民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以及重新分配财富，来增加社会经济平等。
随着二十世纪即将结束，这一战略的局限性变得清晰起来。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理想主义失算这一事实，与此同时，大多数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则越来越富裕、并开始与中产阶级合并。共产主义革命和废除私有财产已经不在议事日程上了。社会民主左倾也遇到了死胡同，福利国家的目标在动荡的1970年代遭遇了经济碰壁的现实。政府通过印钞来应对，导致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再分配计划制造了不当的激励措施，反而打击了工作、储蓄和创业精神，这反过来又削弱了整体经济实力。尽管人们雄心勃勃地努力消除问题，例如美国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倡议，不平等仍然根深蒂固。随着中国在1978年后转向市场经济，而1991年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左派分崩离析，社会民主主义者被迫与资本主义和平相处。
左派在大规模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的雄心壮志，与二十世纪末叶对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接受合并了起来。左派继续保持对平等的热情追求，但是它的议程从早期对工人阶级的强调转向了不断增多的边缘化少数群体的要求。许多活动分子把旧工人阶级及其工会也视为一个特权阶层，认为他们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的困境缺乏同情。他们试图扩大越来越多的群体的权利，而不是着重于改善每个个人的经济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旧工人阶级就被抛在来后面。
从左到右
左派对身份政治的拥抱是可以理解和必要的。不同身份群体的生活经历各不相同，而且往往需要以特定于这些群体的方式加以解决。局外人经常没有察觉到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伤害，就像许多男人在#MeToo运动揭露性骚扰和性侵犯后所意识到的一样。身份政治的目的，是以对许多人有实质利益的方式改变文化和行为。
通过把角落的不公正拿到聚光灯下，身份政治带来了文化范式的可喜变化，并产生了帮助过许多人的具体公共政策。BLM运动使得美国各地的警察部门更加关注他们对待少数族裔的方式，尽管警察滥用暴力仍然存在。#MeToo运动拓宽了人们对性侵犯的普遍理解，并引起了对现有刑法在处理性侵犯方面的不足进行的重要讨论，其最重要的结果可能是它已经为在工作场所女性和男性互动的方式带来了变化。
因此，身份政治本身并没有错，这是对不公正现象的自然而必然的反应。但是，身份政治倾向于关注文化问题，吸引了很多资源和注意力，影响了关于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30年来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现象的认真思考。争论文化问题比改变政策更容易，在大学课程中将女性和少数族裔作者包括在内很容易，而在象牙塔外为女性和少数族裔提高收入、增加机会则要难得多。更重要的是，许多被身份政治推动的近期活动的焦点，如硅谷的女性高管和女性好莱坞明星跟同等地位男性的平等，她们本身都已经是收入分配的顶峰。高屋建瓴固然不错，但这顶端1%跟底层大众的鸿沟，并不因为她们之间更平等而有任何程度的减小。
今天的左翼身份政治也使得大型群体的一些严重问题缺少足够的关注。直到最近，左翼活动人士对于新的阿片危机或在美国农村贫困的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儿童的命运乏善可陈。民主党人没有提出任何雄心勃勃的战略，来应对自动化进步可能带来的大量失业，或技术给美国人带来的收入差距。
此外，左派的身份政治对言论自由和维持民主所需的理性争议构成了威胁。自由民主国家致力于保护在思想领域的几乎任意自由表达的权利，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但对身份的强调，与议事争论的需要发生了冲突。对身份群体的生活体验的关注，优先考虑内在自我的情感世界，而不是对外部世界问题的理性审视；太注重保有原封不动的个人意见，而不是冒着改变先前意见的风险去进行理性思维。当一个断言冒犯到某人的自我价值感时，通常认为冒犯者应该闭嘴或受到谴责。
依赖身份政治也有作为政治策略的弱点。目前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和衰退，与业已极端并日益增长的两极分化有关，这使得执政管理成了勉强维持。大多数责任归于右翼。正如政治科学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所论证的那样，共和党的民主党转向极右翼的速度，远远超过民主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但是双方都离开了中间。关注身份问题的左翼活动家，很少代表整个选民，事实上，他们的这些担忧经常导致跟主流选民疏远。
但也许左派目前实行的身份政治最糟糕的事情是，它刺激了右翼身份政治的兴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左派对政治正确的接受，这种社会规范阻止了人们在不担心道德谴责的情况下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或观点。每个社会都有某些观点显得与合法性的根基抵触，因此被从公共话语中禁止。但是，新的身份在不断增加，关于什么是可接受言论的标准一再改变，令人应接不暇。在一个高度尊重群体尊严的社会，新的界限不断出现，曾经可接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则变成了冒犯。例如，如今仅仅在某些情境中使用“他”或“她”这样的代词，都可能会被解释为对双性人或变性人不敏感的表现。但这种言论并没有威胁到任何基本的民主原则，而是被理解为挑战某个特定群体的尊严，以及对该群体的斗争缺乏认识或同情。
实际上，只有相对少数的左翼作家、艺术家、学生和知识分子支持最极端的政治正确。但是保守派媒体把这些事例揪出来，用来给整个左派抹黑宣传。这可能解释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非同寻常的方面，就是特朗普那些在寻常竞选中早就注定一败涂地的言行，并不影响他在核心支持者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在竞选活动期间，特朗普嘲笑记者的身体残疾，将墨西哥人描述为强奸犯和犯罪分子，他的录音带则吹嘘自己抓摸女人。这些言论与其说不够政治正确，不如说更主要是不够体面，而且他的许多支持者也并不主持这些和其他的过分言论。但是在许多美国人认为公开言论受到过度监管的时候，特朗普的支持者喜欢的是他没有被压力吓倒而去小心翼翼地避免冒犯。在一个由政治正确性塑造的时代，特朗普代表了许多美国人所钦佩的一种真实性：他可能是恶意、偏执和不够总统范儿，但至少他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然而特朗普的崛起并不代表保守派对于身份政治的拒绝；其实，它反映了右派对身份政治的拥抱。许多白人工人阶级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他们被精英们忽视了。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许多欧洲国家，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作为民粹主义运动支柱的这些人，常常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受到都市精英们的威胁。虽然他们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族群的成员，但白人工人阶级多则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和边缘化群体。这种情绪为右翼身份政治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这种政治在极端情况下采取明确的种族主义、白人民族主义的形式。
特朗普为这一进程做出了直接贡献。他从房地产大亨和现实电视明星到政坛竞争者的转变，在他成为种族主义“奥巴马出生疑云”阴谋论最着名的推动者之后一发而不可收，这个说法质疑奥巴马到底是否有资格担任总统。作为候选人，当他被问及前三K党领袖大卫·杜克（David Duke）已经支持他的事时，他选择回避了问题，而且他抱怨说，审理特朗普大学诉讼案的美国联邦法官因为有墨西哥血缘而“不公平地”对待他。2017年8月，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白人民族主义者的暴力集会之后，一位白人民族主义者杀死了一名反示威的人，而特朗普却说双方都有“非常优秀的人”。他花了很多时间挑出黑人运动员和名人来攻击，同时又不惜为了纪念南方联盟领袖的雕像被移除而表达愤怒。
多亏了特朗普，白人民族主义已经从边缘转变为类似主流的东西。它的支持者抱怨说，尽管在谈论黑人权利、妇女权利或同性恋权利在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提倡美国白人的权利却没有可能不被称为种族主义者。左派身份政治的实践者则认为，右派的身份主张是不合法的，他们反映的是历史上特权社区的视角，不能与少数民族、女性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的身份置于同一道德平面上。这明显是正确的。保守派极大地夸大了少数群体获得优势的程度，正如他们夸大政治正确阻碍言论自由的程度一样。许多边缘化群体的现实仍未改变：非裔美国人继续遭受警察暴力，女性仍然受到攻击和骚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右派如何从左派学到了语言和架构：白人成为受害者的观念，社会其他人看不到他们的处境和痛苦，以及需要砸烂那些该对此负责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特别是媒体和政治建制。横贯整个意识形态光谱，身份政治现在已成窥视大多数社会问题的镜头。
对信念的需求
社会需要保护边缘化群体和被排斥群体，但他们也需要通过审议和共识来实现共同目标。左翼和右翼议程都向保护狭隘群体身份转变，最终威胁到了这一过程。补救措施并不是放弃身份观念——它已是现代人思考自己和周围社会的核心方式——而是定义更大、更整合的国民身份，这一身份要考虑到自由民主社会在事实上的多样性。
人类社会无法摆脱身份或身份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说身份是一种“强有力的道德观念”，建立在普遍人性特征的精神之上。这种道德观念告诉人们，他们拥有真实的内在自我，而这些内在并没有得到承认，进而暗示外部社会可能是虚假和压抑的。它着重于人们天然地要求承认其尊严，并为他们表达在得不到认可时产生的怨恨提供了说法。
这种对尊严的要求，既不可能消失，也不应该消失。自由民主制度建立在个人的权利基础之上，人人享有平等的决定其集体政治生活的选择和代理。但是许多人并不满足于作为普通人的平等认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现代生活的一个要素。现代化意味着不断变化和破坏，以及以前提供前所未有的选择。这基本上是一件好事：几代人以来，数百万人逃离了那些未能提供选择的传统社区，而迁往那些提供了选择的社区。但是，现代自由化社会中存在的自由和选择程度，也会让人们感到不快、并与人类同胞脱节。他们发现自己怀念社区，怀念他们认为已经丢失的、或者祖上曾经有过的结构化生活。他们寻求的真实身份，是将他们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身份。存在这种感受的人们，就可能被人蛊惑说，他们被现有的权力结构背叛和不尊重，那些重要而伟大的社区将再次复兴，而他们将是其中的成员。
然而，现代身份的本质，是可以改变的。有些人可能会深信，自己的身份是基于生物因素，是自己无法控制的。但现代社会的公民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是由社会互动所塑造的。人们的身份可以被种族、性别、工作、教育、姻亲和国家等因素所定义。虽然身份政治的逻辑是将社会分成小的、自我关注的群体，但也有可能创造更宽泛、更整合的身份。人们不必否认个人的独特生活经历，同时也认识到他们可以与更广泛的圈子共享价值观和追求。换句话说，生活体验可以简单地作为体验存在，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东西，而不是把人与人分开。因此，尽管在现代世界中没有任何民主可以免受身份政治的影响，但是所有民主都可以将其引导到更广泛的相互尊重的形式上来。
最首要也最明显的起点，是针对性地解决那些导致群体受害和边缘化的行为，例如警察对少数群体的暴力行为和性骚扰。对身份政治的批评，不应该暗示这些问题不存在、或者不是迫切需要具体解决方案的现实问题。但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必须走得更远，政府和民间社会团体必须集中精力将较小的群体纳入更大的整体。民主国家需要促进政治科学家所谓的“信念国民身份（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这种认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个人特征、生活经历、历史纽带或宗教信仰之上，而是建立在核心价值观和信念之上。这是为了激励公民更多地认同各自国家的立国理念，并用公共政策有意地同化新来者。
在欧洲，对抗身份政治的有害影响将非常困难。近几十年来，欧洲左派支持的一种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大大降低了把新移民纳入信念国民文化的重要性。在反种族主义的旗帜下，左翼欧洲政党淡化了多元文化主义阻碍同化的证据。欧洲新的民粹主义右派于是带着怀旧情绪缅怀过去以民族或宗教为基础的国民文化，彼时仍在基本上没有移民的社会中蓬勃发展而如今业已衰落。
在欧洲打击身份政治必须从改变公民法开始。这样的议程超出了欧盟的能力，欧盟的28个成员国热心捍卫其国家特权，并随时准备否决任何重大的改革或变革。因此，任何行动都必须首先在个别国家层面上发生，无论好坏。要废止一些族群对他人而言所享有的特权，根据血统原则与国籍挂钩的欧盟成员国，应该通过基于出生地的新法，赋予在该国境内出生的任何人以公民身份。但是，欧洲国家也应该对新公民的入籍实施严格的要求，就像美国多年来所做的那样。在美国，除了必须在该国证明连续居住五年之外，新公民还应有基本的英语阅读、书写和听说能力，了解美国历史和政府，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即没有犯罪记录，并通过宣誓效忠美国，展示对美国宪法原则和理念的维护。欧洲国家也应该期望新公民这样做。
除了改变公民身份的正式要求外，欧洲国家还需要摆脱基于种族的国民认同观念。近20年前，一位名叫提毕（Bassam Tibi）的叙利亚裔德国学者，提议将“核心文化（Leitkultur）”作为新德国国民身份的基础。他把核心文化定义为对平等和民主价值观的、坚定地以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理想为基础的信念。然而，左派学者和政治家们攻击他提出的建议，说他的建议暗示这些价值观优于其他文化价值观。通过这样做，德国左派不知不觉间给伊斯兰主义者和极右翼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宽慰；启蒙理想对这些人几乎没有用处。但德国和其他主要欧洲国家迫切需要像核心文化这样的东西：一种社会常态的变革，将允许土耳其后裔的德国人将自己称为德国人，非洲后裔的瑞典人称自己为瑞典人，如此等等。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但速度太慢了。欧洲人创造了一个他们应该感到自豪的卓越文明，即使它仍然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也应该能够包含来自其他文化的人。
与欧洲相比，美国对移民的欢迎程度要高得多，部分原因在于它在其历史早期就形成了一种信念国民身份认同。正如政治学家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公民可能被指责为“不够美国人”，丹麦公民却不能被说成“不但丹麦人”，日本公民不能被说成是“不够日本人”。美国主义包含的是一系列信念和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某一种族。
今天，在美国内战之后出现的信念国民身份必须得到恢复和捍卫，抵御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攻击。右派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希望用基于种族、民族和宗教的民族主义取代信仰民族身份，左派身份政治的拥护者试图通过强调受害来破坏美国国家历史叙事的合法性，在某些情况下暗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系统性排斥就在该国的基因中。这些缺陷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美国社会的特征，我们必须面对它们。但进步人士也应该讲述美国历史的不同版本，在这个版本里，一个日益扩大的圈子不断克服着各种障碍，让越来越多的人都获得了尊严的认可。
尽管美国受益于多样性，但它无法在多样性上建立自己的国民认同。一个可行的信念国民身份必须提供关于例如宪政、法治和人类平等的实质性理念。美国人尊重这些理念，这个国家有理由拒绝把公民身份给予那些不接受这些理念的人。
回归本源
一旦一个国家接受现代社会事实上的多样性、并确定了一个适当的信仰国民认同，关于移民的争议的性质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在美国和欧洲，这场辩论目前两极分化。右派旨在完全切断移民，并希望将移民送回原籍；左派主张，自由民主国家接受所有移民的无限义务。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真正的辩论应该是，怎样是将移民融入一个国家的信仰国民身份的最佳策略。精心同化的移民为任何社会带来健康的多样性，同化不良的移民是对国家的拖累，在某些情况下构成安全威胁。
欧洲各国政府对更好的同化需求嘴上表示赞同，行动去没有跟上。许多欧洲国家制定了积极阻碍融合的政策。例如，在荷兰的“柱状化（pillarization）”体系下，儿童分别接受了独立的新教、天主教、穆斯林和世俗体系的教育。既在国家支持的学校接受教育，又不必与自己的宗教以外的人打交道，这样大不可能促进快速同化。
在法国，情况有所不同。法国的共和国公民身份概念，与美国一样是围绕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革命理想建立起来的。法国基于世俗主义的1905年法律正式将教会和国家分开，使得在荷兰经营的那种公立宗教学校在法国变得行不通。但法国还有其他重大问题。首先，无论法律如何说，普遍的歧视都使得前往该国的移民却步。其次，法国经济多年来一直表现不佳，失业率是邻国德国的两倍。法国年轻移民的失业率接近35％，而法国青年的失业率也高达25％。法国应该帮助他们更容易找到工作、促使移民融入社会，主要是通过自由化的劳动力市场。最后，法国民族认同和法国文化的观念受到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在当代法国，同化的概念被很多左派视为在政治上不可接受。这是一种耻辱，因为这样就允许极右翼国民阵线的本土主义者和极端分子将自己定位为共和国普遍公民理想的真正捍卫者。
在美国，同化议程应当从公共教育开始。几十年来，基础的公民教育一直在下降，不仅对移民，对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也是如此。公立学校也应该放弃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双语和多语言课程。（纽约市的公立学校系统提供十几种不同语言的资讯。）这些课程被包装为加速非母语人士提高英语能力的方法，但关于它们是否有效，经验证据喜忧参半；事实上，这些课程实际上可能会推迟学习英语的进步。
统一要求提供国民服务，也将加强美国的信念国民身份，这将强调美国公民身份要求的承诺和牺牲精神。公民可以通过参军或通过社会工作来执行此类服务，例如在学校教学或参与环境保护项目。如果这种国家服务的结构正确，它将迫使年轻人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地区、种族和民族的其他人一起工作，就像服兵役一样。与所有形式的共同牺牲一样，它会将新人融入民族文化。国民服务将成为古典共和主义的当代形式，一种激励美德和公共精神的民主形式，而不是仅仅让每个人关注自己的私人生活。
同化的国家
在美国和欧洲，专注于同化的政策议程必须解决移民水平问题。随着移民数量相对于本地人口的增加，对主流文化的同化变得更加困难。随着移民社区达到一定规模，他们往往变得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与外部群体建立联系。它们可能压垮公共服务，并使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的能力受到影响。从长远来看，移民可能会对公共财政产生积极的净影响——但前提是他们找到工作并成为纳税公民或合法居民。大量新移民也可能削弱土生土长的公民对慷慨福利的支持，这是美国和欧洲移民辩论的一个因素。
自由民主国家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因移民而受益匪浅。但毫无疑问，他们也有权控制自己的边界。拥有某种公民身份，是所有人的基本人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特定国家都有这个权利，除了他们自己或其父母的出生之外。此外，国际法不会挑战国家控制其边界或设定公民身份标准的权利。
欧盟需要能够更好地控制其外部边界，这实际上意味着给希腊和意大利等国提供更多资金和更强大的法律权力来规范移民流动。负责这项工作的欧盟机构Frontex人手不足、资金不足，也缺乏来自最关心移民的成员国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持。除非欧洲外部边界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欧盟内部的自由内部流动体系将不具有政治上的可持续性。
在美国，主要问题是移民法的执行不一致。在阻止数百万人非法进入和滞留方面无甚作为，然后零星地、看似随意地驱逐出境——这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的一个特点——这并不是一项可持续的长期政策。但特朗普承诺在墨西哥边境“建墙”，只不过是本土主义的一种姿态：很大比例的非法移民是合法进入美国，却在签证到期后留在该国不走。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制度，制裁那些雇用非法移民的人和公司，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识别系统，帮助雇主找出谁可以合法地为他们工作。这种制度尚未建立，因为太多的雇主受益于非法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此外，左右两派都有许多人由于怀疑政府过度而反对全国性的身份识别系统。
结果，美国现在拥有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在该国多年，并且正在做有用的工作，抚养家庭，以及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像守法的公民。其中少数人犯下了犯罪行为，就像少数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犯罪一样。但是，把所有非法移民都看成犯罪分子的想法是荒谬的，就像认为美国能迫使所有人离开美国返回原籍一样荒谬。
关于移民改革的基本交易的概要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联邦政府将采取严厉的执法措施来控制该国的边界，并为无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创造公民身份的途径。这样的折衷可能会得到大多数美国选民的支持，但是排斥移民的声音顽固反对任何形式的“大赦”，而支持移民的群体则反对更严格的执法。
专注于成功同化外国人的公共政策可能有助于打破这种僵局，也对美国和欧洲当前民粹主义高潮进行釜底抽薪。大力反对移民的团体集合了一些具有不同关注点的人。铁定了心的本土主义者受到种族主义和偏见的驱使，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他们的想法。但其他人对大规模移民带来的社会变革速度有更多合理的担忧，并担心现有机构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关注同化的政策可能会缓解他们的担忧，并使他们远离偏执观念。
只要穷人和边缘化群体在社会视野之外，身份政治就会蓬勃发展。对失去身份的怨恨始于真正的经济困境，一种消除怨恨的方法是减轻对工作、收入和安全的担忧。在美国，大部分左派几十年前就不再考虑雄心勃勃的社会政策去缓解穷人的生存条件。比起提出可能代价高昂的计划、具体地减少不平等来说，谈论尊重和尊严更容易。这种趋势的一个主要例外是奥巴马，其“平价医疗法案（ACA）”是美国社会政策的里程碑。奥巴马健保的反对者试图将其定位为身份问题，暗示该政策是由黑人总统设计的，以帮助他的黑人选民。但ACA实际上是一项旨在帮助不太富裕的美国人的国家政策，而不论其种族或身份，许多法律的受益者包括南方的农村白人，但他们被说服，投票支持誓言废除ACA的共和党政客。
身份政治使得制定这些雄心勃勃的政策变得更加困难。虽然关于经济政策的斗争在二十世纪早期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但许多民主国家里那些经济愿景相左的人往往可以存异求同。相对照，身份问题更难以协调：要么你认可我，要么不认可。对失去尊严或不被看见的怨恨往往具有经济根源，但关于身份的斗争经常会分散了制定有效政策的精力力。因此，很难建立广泛的联盟以争取再分配：工人阶级的成员中那些地位较高的身份群体（如美国的白人），倾向于抵制跟低于他们的人进行共同的事业，反之亦然。
特别是民主党有一个重要的选择。它可以通过加倍动员今天提供最热情的活动分子的身份团体来赢得选举：非裔美国人、西裔美国人、职业女性、LGBT社区等等。或者该党可以试图赢回一些白人工人阶级选民，这个阶层从罗斯福新政起成为民主联盟的关键部分，但在最近的选举中叛逃到共和党。前一种策略可能会让它赢得选举，但这是一个治理国家的糟糕方案，共和党正在成为白人党，民主党正在成为少数民族的一方。这个过程应该继续下去吗？
更加统一的未来
对未来的恐惧，通过小说得到了最好的表达，尤其科幻小说总是试图想象基于新技术的未来世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恐惧主要集中在扼杀个性和隐私的大型的、集中的、官僚的暴政上：想想乔治奥威尔的《1984》。但是，在本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想象的反乌托邦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并且有一条线谈到了身份政治引起的焦虑。一些网络朋克（Cyberpunk）作家如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等认为，未来的统治不是由集中的独裁统治，而是由互联网推动的不受控制的社会碎片来完成。
斯蒂芬森1992年的小说《雪崩（Snow Crash）》提出了一个无处不在的虚拟“超宇宙（Metaverse）”，其中的人可以随意采用化身并改变自己的身份。在这部小说中，美国已经分解为取决于狭窄身份的各种郊区，如种族主义者的新南非、中国移民组成的大香港，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旅行需要护照和签证，中央情报局已经私有化，航母已成为难民的浮动家园，联邦政府的权力缩小到只包括联邦建筑所在的土地。
我们现在的世界同时走向两种相反的反乌托邦，一种高度的中心化，一种无休止的分裂。政府收集关于每个公民日常交易的高度具体的个人数据，另一方面，两极分化的加剧、对共同目标越来越缺乏共识，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促进了自给自足的、以身份识别为边界的社区出现。
反乌托邦小说的好处在于它几乎永远不会成真。想象当前趋势如何以更加夸张的方式发挥作用，是一个有用的警告：1984年成为人们想要避免的未来的有力象征，这本书帮助社会反对威权主义。同样，今天的人们可以将他们的国家想象成支持日益多样化的更好的地方，同时也包含这样的愿景，就是多样性如何服务于共同目标、支持自由民主而不是去破坏。
人们永远不会停止以身份的方式思考自己和社会。但人们的身份既不是固定的，也不一定是出生的。身份可用于划分，但也可用于融合。最终，这将成为当前民粹主义政治的补救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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