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要林彪还是要党、要毛主席”？

图为林彪与林立果父子

今年“九一三”，中共要员宋德福、中共党史专家王年一教授相继去世，而且据说林彪秘书张云生是在去年“九一三”去世，让人觉得，冥冥之中似乎有着什么，在告诉人们些什么。不过，本来倒是没有打算写些什么。后来，读到胡星斗的《为林彪平反》，以及陈小雅纪念王年一的文章，忽然觉得，其中确有某种意味值得注意。

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两次庐山会议，则正好是因为彭、林这两位元帅而具有重大的意义。

邓小平说：林彪的案不能翻，这是要林彪还是要党、要毛主席的问题，他认为，这叫作“从政治上看问题”。

想想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有谁“敢顶撞毛主席”？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算是顶撞了毛泽东，也终于逃不过被打倒的命运。但是，彭、刘顶撞毛泽东，与其尖锐分歧，后来都得到平反，林彪为什么不行，就到了“要林彪还是要党、要毛主席”的地步？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讲“天才论”，企图打掉张春桥等人的气焰，更大的图谋则是停止“文革”。此举失败，林彪退却，少壮派林立果等人则企图发动政变，又失败。在威胁逼近之际，不得不南逃或北逃，但逃不过“分裂”或“叛逃”的罪名。

所谓“翻案”，只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弄清楚林彪的政治主张及政治举动的一系列问题，并非将林彪誉为“完全正确”或代表“正确路线”，况且，林彪上飞机、飞机上发生的事情，恐怕难以完全弄清楚，则“翻案”也有其限度。问题是，在还原历史真相的意义上，“翻案”为不可避免，怎么扯到了“要林彪还是要党、要毛主席”了呢？

林彪，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邓小平当然不是随便说说的，他与林彪之间的个人恩怨，恐怕也不能说就严重到那样的程度，那么，林彪问题何以究竟何以至此呢？

其实，问题倒也不复杂。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信奉僵化教条、崇尚专制政治的党，它压抑党内的不同声音，政见的讨论动辄触犯政治禁忌，不要说“言者无罪”、“畅所欲言”，即使小心翼翼也动辄得咎。

林彪不想当“副统帅”，也不想当国家主席，他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也还无力与毛泽东正面冲突，只是借“天才论”而打击张春桥之类追随毛泽东的“左派”，对停止“文革”做个试探而已。这种政治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反映。然而，林彪毕竟是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公开发难，而毛泽东虽然反击得手，迫使对手退却，他却不是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展开正面的交锋，其得意手段是在会后展开种种的“小动作”，以“打招呼”的方式拉帮结派，放口风而威胁对手，形成新一轮的打倒对手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林氏少壮派拟出了一份旨在武装起义的“工程纪要”，终于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他们对毛泽东、对“文革”真实政治态度的难得的书面文件，而他们对毛泽东的暗杀企图，与毛泽东的黑箱政治手段相比，其实也不是什么太过分之举。中国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避走香港、日本乃至苏联，不是没有先例，不一定都是“叛国”。

于是很清楚，林彪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不能相容，实质问题体现在党内斗争的方式，其表面，则集中在“分裂”或“叛逃”的真相上。后者能够真正弄清楚，林彪问题的定性也就清楚，而前者，却是中国共产党难以回避的真正的政治问题。

林彪以他自己的方式，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公开发难，而且在毛泽东发动反击之后，退却而不认错，坐视其少壮派走极端也未阻止，没有逆来顺受，也不是引颈受戮。这才是邓小平所谓“要林彪还是要党、要毛主席”之关键所在。

林彪的案不能翻，乃至于赵紫阳的案不能翻，就在于，他们终于没有屈服于中国共产党的专制。

“中国可以说不”，曾经很是热闹了一阵。这种说法，体现着一种民族主义的极端思潮，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国内政治中没有“说不”的空间，则对外“说不”，就没有多少真正的意义。

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无论宣传的调子唱得多么高，从代表资格强调“模范事迹”而非独到的政治见解，到大会实际议程以统一思想、贯彻高层精神为灵魂，排斥“说不”的政治讨论，它就不能体现真正的政治民主，仍是中国共产党自其七大以来的传统的一套，即使与其自身直至六大的表现比较，也相形见绌。

在这个意义上，林彪，对于中共十七大，也有了现实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