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专项整治”层出不穷，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
中共十七大“换思想”超过“换人”的可能性已经出现。这样，也有利于影响公众的政治判断即渐去情绪化而使庞大的底层与政治精英找到最大公约数，但是，就中国民主化的道路的选择来看，中共统治集团仍没有清晰的思路。
中共政治传统上讲“不换思想，就换人”，此为“两换选择”模式，其经典版本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时针对江泽民的经济保守政策的发言——不听话的，仍可以下去，云云。
在“党内民主——社会民主”路线图未见雏型的当下，“两换选择”模式仍然有效。关于十七大常委结构的各种民间预案，就是在这个模式下衍生出来的，其中也不乏党内派系利用网络传播及民间情绪来表达自己方案的可能。
安排各方利益的“党内和谐”
以大力压缩省级副书记职数为目标的“改革”很好地说明了北京权力核心追求“党内和谐”的愿望：已经被拿掉省委副书记职务的58人，有14人交流进北京，27人转到省人大和政协（或平级安排或官升一级），升任本省常委的也有6人，年龄到限而卸任的只有9人，去企业的1人，违纪而丢官的1人。这串数字说明有80%的减职对象得到了“妥善安排，并且官升一级的多达6人，如北京市委副书记杜德印转任本市人大主任。而最引人注目的官升一级的人士非胡春华莫属，以44岁壮年由西藏的副书记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综合国内媒体的报道来看，此次“减副”也是点到为止，甚至只是平息党内的一些不满而已。原计划从省到乡四级共减副十万，结果只减了不到六万。在这种“实验背景”下，也可以推论十七大的核心权力变化（即常委）基本上会保持稳定，只是政治局（一般）委员的变化会大一些。
在所有的民间预案中似乎只有“九变七”一说比较有可能，但并不一定会出现其具体的人员构成之状。相反，原有人员即年龄到限的罗干一人退下而其余七人继任，倒很有可能。在高端稳定下，对政治局委员的构成进行大调整，为第五代构局，也是风险较小的策略性选择。当然，就目前的八人班子现状，“退一留七”也不是绝对模式，某种程度上的微调也将有可能，但“仅胡温曾三人留任”的说法就不大现实了。
“解放思想”与南辕北辙
胡锦涛“6.25讲话”逐渐固化为“四个坚定不移”的模式，但是主管思想宣传的高官（政治局委员）刘云山并没如贾庆林率先在政协、郭伯雄最后在军队那样表态。这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应当说，自2005年10月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共意识形态就出现了重大调整。虽然说，该会还是讲实践“三个代表”及“保先”，但本质上是以国民经济“十一五”规划为契机，全面推出了胡温的和谐社会口号。和谐社会口号是导向“四个坚定不移”的治党方针的中介。“6.25讲话”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又力欲将“四个坚定不移”由党的方针转化为社会共识，可谓费尽移山心力。但刘云山发表在《党建》杂志6月29日的文章（原为6月5日“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却坚称：“当前要切实抓好《江泽民文选》的学习活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读原著，更深入系统地掌握《文选》阐发的基本思想和重要观点。”
出现此种“乌龙现象”，有一定的“党内民主”含量，但更说明从和谐社会口号到“四个坚定不移”治党方针的转变，对于宣传系统是很突兀的事情。与刘云山的主张学习《江选》不同，一直被外媒认为对“6.25讲话”不表态的中央军委三副主席之一郭伯雄，在7月29日视察河北与北京两地驻军时发表讲话：“胡主席‘6.25’重要讲话，主题重大、立意深远，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表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对比刘郭二人相隔整整一个月的文章与讲话，可以说胡锦涛“以军队为权力底线”的举措收效明显，但党内分派的观点仍然不言自明地存在。如何协调种种不同的认识，又不致于让“四个坚定不移”中的第一条即解放思想不致南辕北辙，成了十七大之前的一大考题。
党内学者忧国，代签“民主支票”
中共十七大将是决定中共在新世纪命运的一次“豪赌”。因为一方面，胡的“开明专制”比江的“腐败换团结”之国家治理模式要好许多，被各种力量寄予的希望也近乎无限扩大，但“一人难称百人心”，政策协调难度空前加大；另一方面，中共开明派本身深知只有推动实质的民主程序，才能遏止腐败、纠正司法非正义、解决分配不公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是，以党内民主促社会民主的方式见效缓慢，社会问题的累积会吞噬微量改革成果，结果会导致社会精英不愿看到的“参与爆炸”。
在这种情况下，继贺卫方“西山论政”、谢韬“民主社会主义论”之后，党内理论专家急忙开出“民主支票”。如中央党校的研究生院事院长、教授刘长春，清华公管学院政府研究所所长于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人，力主中共实行“多层次协商”，似为对“党内民主”模式的一种突破。该部分人士的言论是以接受《暸望》周刊专访方式发出的，但反过来看，《暸望》周刊确实也是在依靠特殊身份“借他人之口”，向社会散播十七大的“民主希望”的。
继《暸望》周刊“借口”之后，新华社专发江苏的党内民主“成绩汇报”，并引证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中心研究主任俞可平的话，说：“通过党务公开、扩大党内民主，推动全社会民主，是推进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
比较而言，“民主支票”有额度较大的，如“多层次协商”；也有额度较小的，如“俞可平论”。但就近期效果看，开出“民主支票”有利于稳定人心，即无论《暸望》专访还是新华社江苏报道，都被官方列入了“喜迎党的十七大专题”。不言自明，无论哪一种“民主支票”都是得到权力核心同意，而支票是否兑现，其结果仍在于权力核心在“两换”之间摇摆后的结果。
整体“换思想”更重要
尽管预测而言，中共十七大“换思想”超过“换人”的可能性已经出现。这样，也有利于影响公众的政治判断即渐去情绪化而使庞大的底层与政治精英找到最大公约数，但是，就中国民主化的道路的选择来看，中共统治集团仍没有清晰的思路：一方面，惰性的思维方式仍很强劲，如靠大规模动用合法暴力的方式解决“政治目标”之选择，各种“专项整治”层出不穷，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胡版“解放思想”仍没确定的内容，即在“四个坚定不移”之外，缺乏较为清晰的国家政治治理的战略规划，一些技术性操作（如非中共人士任“不重要部”部长）没有多少分析价值。
所以说，十七大的关键即其国家治理的战略价值端在于补缺如上，换人与否已经不是根本问题。
——原载《动向》2007年9月号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