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8日星期四
王军涛谈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法案》的考量及后果
林保華:國民黨不必為共諜案跳腳
林保華:以港為師,下架中國黨
2019年11月27日星期三
余杰:「冷戰之父」肯楠在1950年代的日記,就看穿了台灣與中國的未來
「我擔心我們不能充分、嚴肅地考慮這個島嶼面臨的威脅,擔心我們過於輕信和依賴島上的國民黨部隊,默許軍事勘察方面存在的含糊之處。於是我草擬了一份備忘錄,敦促國務院做三件事:一,務必讓國防部門全面了解,一旦中國共產黨軍隊成功進攻台灣,造成後果的嚴重性;二,務必讓他們明白,一旦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成功登陸台灣,島上的國民黨軍隊是靠不住的,因此我們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這個任務;三,要讓他們明白國防部和國務院之間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誤會和分歧,雙方就沿海岸進行偵察以防止任何入侵行為的立場是一致的。」(1950年7月17日)
「不管誰說台灣必須歸共產黨領導,以促成中國共產黨不受莫斯科影響形成獨立的外交政策,其實都無異於在說,如果為了同樣的目的,整個遠東地區和西太平洋地區,有可能還包括日本,都應該歸共產黨領導。站在西方國家利益的立場上看,中國是一個完全靠不住的國家,日本反倒可以信賴。」(1950年7月25日)
特朗普簽署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生效
特朗普总统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苏晓康:「图书馆抄写员」——『沙滩晚唱』选摘
【按:趁热打铁,再说"红楼"。这"红楼"显著于史,如今已非"五四"运动之故,而是毛泽东遗"圣迹"于此,现在已经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个巫魅,颇值得说道一番。】
我在那"五四红楼"旁渡过了整个少年时代,一直不知道它与我们"新中国一代"有何关系,直到八十年代我偶然走进那里,才发现"历史"整个儿是一个骗局。我当时正在筹划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东方佛雕》,去那里是为了采访中国文物"第一摄影师",他在文革中独自拍摄了洛阳龙门石窟的全部造像,却首先被日本人买去全部底片,出了好几本极精美的画册。老头儿对我哀叹,那时中国既无高品质印刷技术,也没有出版社接受他的作品。
我对他的采访,就是在红楼里进行的,因为那里是国家文物局,有老摄影师一间办公室。每天进进出出,总见一楼左侧尽头挂着一块红色的牌子,上书"毛主席在北大工作处"几个字。看到这牌子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躺在华国锋为他盖的天安门那个巨型墓场里了,我也大致晓得他在北大并非读书的学生,而是李大钊负责的图书馆的一个临时工。我便好奇的问了一句﹕
"这个'工作处',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
"……"老头儿耸耸肩。
"你们可是文物局呀,总不会瞎编出一个'遗址'吧﹖"
"不不。他当初是在那个旮旯,是有'考古'根据的,你没读过有些回忆文字﹖那个角落是当年北大阅览室的进口,他每天摆张桌子在那里登记看谁来读报……。"
老头儿有点不敢往下说了。后来我和老头儿成了忘年交,常去东四某胡同他家中拜访,他除了对中国人无端糟蹋祖先留下的无数宝藏每每唏嘘不止外,高兴了也会备酒与我对酌,扯些别的闲话,他也放松得多﹕
红楼那块牌子,也不是白挂的,里面掌故多了。难道你没听说过﹖主席年轻时来北大图书馆,李大钊手下一个管事的,先叫他抄资料,你想主席那一笔龙飞凤舞的字,能抄得出个什么样儿来﹖那个管事的一看,一把扔到主席脸上,"重抄",他也得乖乖捡起来去重抄呀……这管事的据说活到解放后,一看当年那个抄字的上了天安门,差点儿没吓死过去。还有,北大学生来阅览室,他们进进出出都旁若无人,主席见天儿坐那门口,还得敛住气请人家签个到,签下来的名字,都是"傅斯年"﹑"罗家伦",如雷贯耳的,主席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所以呀,他后来死整知识分子,是其来自有,同红楼里挂牌子那个位置是有渊源的。别瞧那是个旮旯,咱们读书人,得记住那个地方,要不挨了这么些年整就白冤枉了。
文物局在2001年迁走,这里改成"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复原五四时代李大钊作馆长时的旧景,于是可知那处"遗迹"已成"圣迹";2008年此地干脆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
"图书馆抄写员"毛泽东挨训这个典故,私下流传甚广,无非民间泻怨愤的一个小口子,却无可证实。不料毛死后,渐渐清晰起来的一个细节是,当年训斥图书馆见习书记(抄写员,不是现在"书记"的概念)者,乃张申府先生,时任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的助手。"六四"之后,更有章立凡先生,专门请教张老先生与毛的过从,原来当时馆长李大钊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张申府曾两度代他主持馆务,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一八年的暑期,他说得十分简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一九四五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另有一个更耸人的段子是,毛在北大图书馆时,不仅被上司张申府训斥,还被当时的学生傅斯年打了一记耳光: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一些书籍里有记载。
毛泽东自己有一段回忆,是1936年他在延安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谈起的: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五四"乃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思想和政治的丛聚,既将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与一个颠覆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搅合在一起,难以区隔;又被指"以救亡压倒启蒙",引领大潮迭起的激进化趋势不已,以致酿成文革红卫兵祸乱;近来更有研究似撬开另一历史暗箱:李大釗於1918年初出任北大圖書館長之後,就開始和在北京的蘇俄人士來往,而彼时蘇俄最忌日本稱霸中國,威脅远东,它一直在煽動中日仇恨,挑起中日戰爭——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否由苏俄暗中策动?这与中共一再强调「俄國的十月革命推動了中國'五四'運動爆發」,不会只是巧合吧?
——作者脸书
未普:误判香港民意,北京何以错得离谱?
这次区议会选举,有几个方面特别令人鼓舞︰1)这一天,香港反对派民主党,一下子变成香港区议会的第一大党,这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民主阵营和专制国家中追求民主的民众;2)曾经「沉默的大多数」香港选民不再沉默,他们用选票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表达对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的不满;3)亲北京的知名政界人士落败,亲民主的政治素人胜出。资深建制派议员何君尧在北京全力支持下仍然败北,显示了民意对全力维护林郑月娥和北京威权管制的反感。4)就连北京所支持的香港建制派内部也发生了悄悄的变化。陶杰先生说,香港最有大脑的建制派曾钰成,在选前曾对法国传媒透露,民建联私下赞成就警察暴力问题成立调查委员会,还要求林郑特赦被拘押的示威者,但被拒绝。
所有这些变化都说明了香港民心民意所向。香港选民以选票告诉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香港人民要民主不要专制,要「一国两制」不要「一国一制」,要自己选特首不要北京指派,等等。香港民意和北京政府的预判南辕北辙。北京政府对真正的香港民意装聋作哑,不予回应,反而认为香港最大的民意是反暴力、护法治、保安宁,因此要求广大市民,勇敢站出来用选票向暴力说「不」。但是北京政府千算万算,没料到它所扶持的建制派惨败。
北京政府为何对香港民意的判断错得离谱?理由有这样几个︰
第一,中共的误判,是由它的专制逻辑所决定。对中共专制政府来说,他们眼里从来只有党意,没有民意。他们拒绝和示威者对话,拒绝回应他们的五大诉求,显示了专制的傲慢。而习近平本人对香港危机的加码,亦难辞其咎。他在11月4日和14日两次就香港局势表态说,「止暴制乱」是香港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这一表态,导致香港的抗议与暴力立即升温,同时进一步刺激了香港民众对北京政府和受北京操纵的林郑政府的反感。
第二,北京把香港选举的结果,看作是西方势力干预的结果。《环球时报》和《大公报》都认为,香港选举是「不公平的」,受到了「操控」。胡锡进指责西方国家为香港反对派助选。他列举了几个例子,包括「投诚」澳洲并自爆其在香港搞「渗透」的中国情报人员王立强、在深圳嫖娼被抓的英国驻港总领馆前雇员、和快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美国参众两院。用这样的思维看待香港选举,肯定看不清香港问题之所在。
第三,中共拒绝对民主阵营妥协的态度,选后和选前一个样。选前,《人民日报》警告说,在止暴制乱这个大是大非、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没有中间地带,容不得犹豫、徘徊和动摇。选后,《人民日报》依然表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依然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总之,在中共的字典里,没有对话、妥协、让步,只有强硬到底。
香港选举结果对中共政权威胁最大的是,民主派的大胜可能会导致香港政治版图的改变,可能会削弱中共对特首选举的操控。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发生,中共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在香港设立情报机关,以举报敌对分子,同时研究各种措施,让规范国家安全的中国本土法律适用于香港。
如此看来,香港危机可能还会继续。
香港法院在社会信任度排名中为什么稳居第一?
原创: 成都朱达志 闻道不分先后 昨天
李怡:區選的勝與敗
區議會選舉超高投票率毫無疑問是香港局勢的持續對抗造成。高投票率證明了7月初北大教授張千帆的諍言:「與其一再激化矛盾和對立情緒,不如在符合一國底線的前提下把屬於他們的政治權利還給他們。能在選票箱前心平氣和做到的事情,還會有誰動輒為之冒着酷暑,上街搖旗吶喊呢?」
香港的問題就是市民不僅不能在選票箱前表達自己的意志,即使由各專業團體(比如大律師公會)提出的意見,也無法讓霸道的掌權者聆聽,100萬人上街掌權者不屑一顧,於是才有勇武抗爭。但這絕不是抗爭者樂意去做的事,更不是一貫想過安寧日子的市民想要支持的事,勇武抗爭和市民的支持,都是被掌權者逼出來的。杜汶澤在網上節目與被捕後遭性暴力的中大女生Sonia、兩位蒙面的前線年輕勇武抗爭者作訪談,問他們如果抗爭勝利他們會做甚麼,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唞下先」「做番港豬都好幸福」啦。是的,年輕人都累了。但掌權者的強橫、可恥、頑劣、險惡,使他們沒有辦法停止抗爭。
因此,有機會投票,許多勇武派也珍惜手上一票,儘管只是關注地區事務的區議會選舉。
執筆時,投票還在進行,選舉結果未產生。從早前的局勢特別是民調來看,市民對林鄭政權的厭惡,都有利於反建制的選情,也是投票率推高的重大原因。但近期的抗爭造成市民許多不便,政府或認為民意會逆轉,亦考慮到取消選舉或會使社會更動盪,因此選舉得以如期舉行。
倘若在政府民望尋底的情況下,建制派仍然取勝,哪怕比上屆不如,也值得反建制的政治力量思考檢討了。
首先是外在因素,就是不能輕忽建制派對選民的小恩小惠,包括他們的專車接送、福袋、掌心雷,還有讓人懷疑的種票、外來的幽靈人口等等。這說明在強權操控下,和平的選舉很難有公平結果。
更值得檢討的是內在因素。許多在輿論上、在社交媒體上力撐票投反建制的言論,往往造成反效果。Sonia說「四個字令我好反感:血債票償,尤其係我哋已經有咁多手足犧牲咗性命。」反感的原因是使人感覺這是政客想吃人血饅頭。魯迅說,「血債必須以同物償還」。「票」是要實現這個目的的手段之一,但不是唯一。
另一個說法是仍然沿用舊招,分析形勢,指即使對泛民的過去有種種不滿,但踢走建制是當前最大目的,因此「叫人投白票、廢票者肯定係鬼」「一律視作藍屍看待」。這一說法令一些曾被泛民割席譴責的本土派支持者反感。普選的最大價值是尊重每一個人的自由意志。如果選民對泛民的過往表現不滿以至憤怒,必須予以尊重,投白票、廢票亦讓泛民懂得深入檢討以求進步。過去的甚麼含淚投票、風雷計劃無疑是給泛民錯誤訊息:不管怎樣表現,反正一定有支持的鐵票。
投白票或廢票,是因為候選人讓他「投唔落手」,不願委屈自己含淚投票,這是尊重個人自由意志和神聖權利的表現,有不同想法的人不能動輒懷疑別人是「鬼」。
如果反建制這次大勝,也沒有甚麼值得高興。港共政權或因此說社會趨向平靜,可以不理會五大訴求。實際上卻一切沒有改變。昨天沈旭暉的文章說:「根據北京輸打贏要的作風,假如反對派真的全取選委會117席,就會定性為『陰謀爭奪政權』,屆時依然有種種方式搬龍門、定新例,反映『風雲計劃』和『佔領中環』一樣,都是一廂情願的書生論政,盲目相信習慣不守規矩的對方守規矩,只會變相維穩。」
清醒的年輕人一定不會因此而停止抗爭。
——作者脸书
2019年11月26日星期二
米果:最好的金馬獎
把時間留給得獎者的境界總算實現了
那些與台灣風雨同路的電影人用出席證明了一切
在極大壓力下展現金馬的精彩與自由
台檢調出示與王立強合照 向心龔青慌張改口
台灣壹週刊【壹特報】2019年11月26日
《壹週刊》調查,國安單位初步調查,向心、龔青來台趴趴走,到處結識朋友,交往對象不乏黨、政、軍及商界等人士。國安擴大調查後,是否為總統大選投下震撼彈,引人關注。
《壹週刊》掌握,國安單位在4、5年前就針對中資來台實施「清中專案」調查,專門清查中資公司的實際背景,而中國創新投資及中國趨勢也在3年前申請來台投資被經濟部投審會打回票,當時,國安局及調查局就對向心、龔青進行初步了解。
此外,2016年間,向心夫妻有意捧1億元來台開立「中華資本公司」,原目的經營不動產買賣業務,遭投審會向國防部查證後,發現向心的公司掌握中國軍方核心技術,以「國家安全考量」為由駁回,向心不服另提行政訴訟,投審會再寫出6大理由擋下。
向心2016年透過中國科技教育基金會理事長身分及Honour Sky International Limited控制中國趨勢公司25.25%股份,為中國創新公司執行董事、向心甚至透過中國科技教育基金會理事長身份控制中國趨勢公司股份。
第2,國防部告訴投審會,「中國創新公司投資香港太陽創建公司,係以軍用航空蓄電專利技術為核心,已經過國家安全局調查屬實及香港交易所網站資料載明。」國家安全局也就上述調查事證,送經國防部建議禁止投資,經濟部因尊重國防部、國安局之專業判斷,駁回訴願人等之申請。
投審會卡向心夫婦的第3大理由,在於向心、龔青訴願時主張自己並沒有擔任大陸地區中央或地方政府正式編制人員、受大陸地區黨政單位實質控制、未違反台灣法律、申請投資事業之性質無不利國內經濟發展或有害國土安全等事項,認為應核准投資,但經濟部仍以無違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平等原則駁回。
第5,投審會認為,此案是經濟部已採取函詢相關主管機關,並於意見彙整後作出駁回申請決定,尚無未盡證據調查或調查程序有缺漏的問題。
第6點,向心夫婦當時認為投審會應給予陳述意見的空間,不過投審會認為,向心夫婦尚未來台投資設立公司,經濟部將公司設立申請駁回,單純是不增加對向心夫婦等有利的法律效果,並未積極地對於訴願人等既存權利予以限制或剝奪,自無行政程序法第102條之適用,經濟部也沒有邀請投資人到場說明或陳述意見之先例。
檢調單位依據最早「清中專案」調查的背景,以及投審會摸過的六大向心、龔青底細,加上出示與王立強在一個聚會場合的3人合照,讓被質疑的共諜老闆,啞口無言。(撰文:專案組)
资中筠: 关于解密档案的一段往事
11-21-2019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第一届中美关系史研讨会。这应该算是中外关系史界的一项带有开创性的活动。那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下,摆脱纯粹以"帝国主义侵华史"来概括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套路,以新的、客观的、全方位的视角探讨中美关系史的一次盛会。主办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这两个单位都是在新时期应运而生新成立的。当时中美建交才五年,两国之间已经问题层出不穷,中美关系及其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到会有来自全国各地七十余名学者,从年近古稀的资深学者到尚未毕业的硕士生,济济一堂。气氛空前活跃。会上竟然有年轻学生与老教授为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这是极少有的现象,足见当时的自由气氛。
在短短几天会议中,有一个问题不断凸显出来,就是档案资料问题。毋庸赘言,凡治史者,都离不开档案。而我国近代史的档案查阅困难重重。自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接触到国外的图书档案,愈加痛感其便捷与我国成鲜明对比。本人在短短的几年中对此就有亲身体验。
美国的档案解密制度
美国依法三十年解密政府档案(后改为25年),每年由政府出版部门出版,全世界都可订购。我国当时能进口这套资料的只有极少数几家图书馆。二〇一一年,美国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FRUS)》举行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第一次正式公布外交档案始于一八六一年南北战争期间。当时美国国务院还很小,外交规模也有限。实际上,临时性的解密从开国以来就有,那时每当与外国签订条约需要国会批准,除提供条约文本外,还须附谈判经过的原始文件。不过一八六一年是第一次全面、正式公布,不仅是个案,而是全部外交档案;不仅对国会,而且对公众公开,媒体都予以报道。其特殊动因是南方闹分裂,正进行争取外国承认的活动,国务院需要向公众交代在外交上为抵制这些活动做了哪些工作。因此一八六一年那一卷被定为FRUS首卷。
开此先例后,每年都有外交文件解密,或主动,或应国会要求。那时还不一定要等三十年之后。后来美国对外关系日益扩大、国际关系日益复杂,保密制度日益正规化,就需要正式的解密的制度。一九六六年约翰逊政府通过《知情权法》(Fredom of Information Act),我国通常按字面直译成"信息自由法",我认为"知情权法"更准确。该"法"的主要精神是把档案的解密从"需要",变为"权利",就是说,过去是因为某种工作需要知道而公布,现在是确定了解真相为公民的权利。因此定期公布档案是政府的义务。原来英国早已有三十年解密政府档案的法律。美国援英例,此法也适用于一切政府部门的档案,时限不等,不过只少于,不会多于三十年。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历史办公室",由专人负责整理分类,到期必须公布出版。如有特殊需要继续保密的(例如涉及国家安全,或者会引起外交纠纷的敏感问题等),必须有法可依,经过特殊批准。即使一份文件中,有几句话因故尚不便公开,就在那份文件中用虚点标出,明告查阅者:此处有省略(我就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看到过这种文件)。也就是说,解密是自然的,不需要批准,保密倒需要批准,而且要明白告诉查阅者。根据《知情权法》,有关人士如果指定要看某项暂未解密的档案,可以提出特殊申请,如得不到批准,可以到法院告档案馆或有关部门。据我了解,已经有不止一起学者因写书需要而打官司胜诉的案例。
所以史学研究的发展,往往跟着解密档案走,从尼克松访华以来兴起的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不例外。例如一九八五年最新公布的就是一九五五年的材料。
本人在美查档案经历
我一九七九年调到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图书馆发现了FRUS,如获至宝,像发现金矿一样。那个图书馆进书及时,一九四九年的已经上架。我钻进图书馆,详细翻阅自雅尔塔会议以来有关中国和远东的那几卷,外加历年国会记录等等,经过大半年时间,写出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台政策的详细决策过程,在当时是国内第一篇根据最新外国解密档案写成的有关这一热点问题的论文。由于材料很多,我决定写一本书。一九八二年正好有机会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就一头扎进图书馆和档案馆,无尽宝藏,任你挖掘。
我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曾专程到华盛顿去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那时档案馆尚未迁入新址,旧馆设施陈旧,比较拥挤,在密密麻麻的卷宗架旁边摆了一些长桌供阅览。不过手续十分方便,工作人员熟悉业务,敬业而热情。接待我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对我研究范围的资料如数家珍,查找效率极高。他们的业绩是以查阅资料的人次和数量计算的。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我曾遇到提出要看的文件在目录上有,但是标明此件暂不公开。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竟怂恿我根据《知情权法》去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开放,如不允,还可到法院告他们。我大为惊讶,说外国人也能告吗?他说能,已经有先例,有一位苏联学者告过,而且胜诉。此前我知道有美国学者运用此"法"胜诉,并根据争取到的档案写出一本书,但是不知道此权利还包括外国人。我国的档案管理者与"机要员"混为一谈,以保密为己任,养成一种心态,越少让人知道越好。而美国相反,他们站在档案馆立场,越多公开越好,因为这是他们的财富。这一遭遇使我大开眼界。当然我不至于因看档案而打异国官司。还有一事令我意外,我在华盛顿只呆两星期,由于国家档案馆正进行内部整理,在我逗留期间有一部分我要的卷宗不在架上。谁知我回普林斯顿不久,又接到档案馆那位接待我的老先生来信,告以现在这部分档案已经上架,你可以过来看了。这种服务态度真使我受宠若惊。
在国内的遭遇
中国的档案管理以"保密"为主。而且"机密"的范围可随意扩大。有的并非是国家机密的历史档案,例如故宫博物馆的清史档案,本来是开放的。但是由于"文革"把一切打乱,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档案管理问题非当务之急,尚未提上日程。加之长期以来,档案神秘化,管理的目的是防泄密,没有为学术研究服务的观念。我在大量运用美国的档案之后,照理应该有中方资料的旁证,才算完整。我从不指望在国内也像在美国一样自由地钻档案馆,要求不高,只想就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与中共之间有限几次重要交往的史实,求得中方的说法。但是在国内寻访的过程处处碰壁,痛苦不堪。首先是不得其门而入,托了许多人,走了"后门",才找到了门路,一路打报告,列出少量要查的文件,层层审批,终于拿到了特许的"批件",找到中央档案馆,通过层层管卡,进入神圣殿堂,递上清单。档案馆的规定是,只能看明确列出的那几个文件,不能根据某一个范围查目录。即便如此,我列出的单子上最重要的几个文件,还是被拒绝。管理员说,他们领导认为与我的研究范围无关,"就不必看了吧!"我报的题目是中美关系,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是美苏冷战的背景,实际上是美、苏、国、共的四角关系。被否决的是与苏联有关的文件。档案馆的领导认为你研究中美关系,不该涉及苏联,就这样给否了。我据理力争也无效,对方言词温和而态度坚决。由档案管理人员来决定学术研究的内容,也是一大奇闻。
另一经历是,一九八〇年代初,外交部决定撰写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外交史,组建了一个写作组,我从研究所被调入。刚参加时,发现该小组成员获特许阅读许多一般人看不到的档案,里面也确实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我十分高兴,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以为可以有补于我正在写的专著。谁知此小组有严格的纪律,每人发一笔记本,档案资料,包括自己的初步草稿都只能写在笔记本上,下班时锁进柜子,不许带出。另外,每人只能看与他分工的范围有关的档案,每写一段都要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审查,按当时的钦定口径定稿,写进书中的大部还是报章公开发表过的,"内部"资料不准引用,更不能注明出处。在那里呆了几星期后,尽管档案资料很诱人,我还是决定找理由逃离,宁可根据已经获得的美方材料继续写我的书。
我的专著于一九八五年杀青(出版社因故拖到1987年出版),以后就调到社科院做了很多其他的研究和活动,而外交部那个写作组一直存在到那部《当代中国外交史》出版(也是1987年)之后。坦率地说,集中这么多写作高手,获得如此宝贵的独家资料,经过如此长的时间,读者引颈以待的第一部关于新中国外交的官史,作为资料汇编有一定参考价值,而如果作为学术著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绝大部分都是已经发表过的公开资料,如果有个别没有发表过的情节,也没有注明来源,在学术上难以引用。这决非写作者之过,而是档案制度的问题。如果时间比作金钱的话,从性价比来说,是不上算的。我庆幸自己及早逃离,没有把那几年宝贵时光陷进去。
上书言事
再回到一九八五年的会议。与会学者每人都有类似的遭遇。大家不约而同地围绕档案问题大倒苦水。特别是,外国学者看中国档案反而比中国学者得到更多机会,令人着实意难平。有人举例:"西安事变"是近代史研究不可绕开的一个课题,中国学者多少年来看不到有关的档案。但是有一位常来常往的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邀请某档案馆的管理人员赴美访问一次,就取得了阅读西安事变档案的许可,从而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论文,提出新的看法。中国学者对此即使质疑,也无强有力的依据。这一例子使在座者痛心疾首,有人甚至拍案而起,认为再这样下去,连研究中国历史我们都与外国学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场讨论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向有关领导上书,力陈利害,争取档案依国际惯例开放。经议定内容,本人被公推为执笔人。现在还留有底稿。主要段落如下:
乔木、兆国同志:
……(介绍本次会议的情况略)
就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而言。近二十年来美国出版的这方面著作卷帙浩繁。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从事研究和著述。但是所能得到的依据主要也仍是美国的档案或引自美国著作中的第二手材料。这样,我国学者总是处于劣势,跟着别人后面。在掌握美国材料方面,我们当然无法与美国学者抗衡,而美国人却往往引用我们既不能肯定又无法否定的据称是我国的(包括清、国民党时期以及我党成立之后的)原始文件档案对我国的历史、情况、政策肆意解释。致使些片面反应美国人偏见的论点在国际上流传甚广。……国民党方面已有意识地向其有关学者开放部分档案,并已成书多种。最近台湾报刊有文章建议加速对这一段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要求当局开放史料,以免在"美国或中共方面出版许多歪曲历史的解释后才图对策"云云。说明国民党方面已在有意识地与我争夺对近代史的解释权,并企图造成先入之见。
此外,有个别外国人或外籍华人通过某种特殊关系即可查阅中国学者所无法接触的材料,结果珍贵史料首次发表的权力落入外人之手,往往由他们做出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解释,在国际学术界抢占权威性的地位。这种现象不但使克服种种困难从事艰苦的学术工作的我国学者为之寒心,更重要的是对我国政治上影响极为不利。
以上情况也适用于一般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一名美国负责外交档案解密工作的人员曾对我国学者(按:此"我国学者"即本人)说:"我们根据法律必须公布档案,而你们什么都保密,表面上似乎你们占便宜,但是从长远看,历史将对你们不公平,因为以后的世界史都是我们一面之词。"这句话是值得深思的。何况就在目前,对我们不利的影响已经显示出来。
……
根据目前现实情况,我们建议办法如下:
1.主导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为历史研究服务是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档案工作人员的考绩、奖惩应把服务查阅的人次列为标准之一。
2.据了解,现在有的档案馆工作人员正在编印各种档案(《资料汇编》),陆续出版,这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档案资料浩如烟海,工作人员人手有限,……编印出版《资料汇编》不能代替原始材料的开放。
3.目前主要有关史料分别存放于第一、第二和中央档案馆,其机密程度不同,可区别对待……
(以下4~8点提出一些具体办法,略)
这件事看来与国计民生无直接影响,却关系到当前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文化学术领域的现代化,以及教育子孙后代的问题。我们作为历史工作者,深感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中华族备受外侮之痛,如今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情况下,面临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在文化方面的挑战,怀着历史的使命感,愿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与我们今天国际地位相称的贡献。特此恳切陈辞,希望中央和各级有关领导同志体察,并给予切实的关注。
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全体人员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这是一份中规中矩、政治正确的"奏表",最终目的是争取档案开放,"对我政治上有利",是能够打动"上面"最正当的理由。今天大多数严肃的历史学者恐怕不会把与外人争夺对历史的解释权作为研究的宗旨。不过直到今天,不论是上呈的奏折,还是下达的敕令,恐怕还是以"对我政治上有利"为准绳,例如发展文化是为了在国际上显示软实力,等等。至于我自己,自那时以后,基本上摆脱了写此类"奏折"的任务,是一大幸事。
此件上达后,据说胡乔木有批示,我没有见到,但被告知,批示仍重申了他过去的指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档案可以开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暂缓。换言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与之有关的档案就属保密之列。不论怎样,这份报告连同批示正式传达到有关部门,包括档案馆,的确产生了效果。以后情况有所改善。据说有的档案馆还组织了对这份文件的学习讨论。最明显的是南京的第二档案馆改进管理方式,加速整理积案,加强了服务于查阅的观念。这里所谓"整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二档馆是民国时期建立的,建筑设计十分讲究、科学,在尚未有空调的情况下,做到防潮、四季保持恒温。其中的档案一部分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即"大溪档案"。留在南京那部分原来也是排列有序,有完整的目录。但是后来,主要是在"文革"期间,为体现政治立场,把卷宗题目都改了,例如原来编目有"总统府",就改成"蒋匪",原来"××部",则加"伪"字,等等,而且里面的细目也打乱了,所以同类文件可以放在不同卷宗内。总之,体系乱了套,查找十分困难。要重新还原,按照专业的档案编目、整理,确实需要费不少功夫。后来我很少去那里,据称现在查阅已经很方便了。
事隔近三十年,今天我国档案开放的程度己经大有进步,而且已经正式有了三十年解密的规定。有的地方的档案开放程度还要宽。史学界根据新的档案资料写出的佳作迭出,成绩斐然。不过大多数根据还是境外的档案,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大量公开的资料。在我国,在实践中还有种种阻力。我个人就碰过两个钉子:
一是我写《财富的归宿》一书时,涉及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之事。福特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批准在中国正式设立办事处的,主管单位为我供职的中国社科院,一九八六年双方领导签有正式协议,当时我就知道此事。上世纪末,我远涉重洋,在纽约福特基金会总部的档案室中查到这份协议的英文本原件,回来后希望从社科院找到中文本。我原以为很简单,就在本单位。却不料与有关办公室联系,得到的回答是:这份文件确实存在他们那里,但是经请示领导,不能查阅,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于是我在书中只好据英文本转成中文。按理说,这一协议当时就是公开的,根本不是机密文件,只是一旦"归档",就"侯门一入深似海"了。不许查阅,也不知根据什么规定,是什么心理作祟。
另一次是我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和平运动,有些记忆不准确,想查阅当时的档案,如今存在对外友协。开始接洽时,管理人员友好热情地接待,并提供了卷宗目录,我列出了要查的卷宗清单,其中不少就是我自己原来写的报告文件,请他准备好,约好下次再去。谁知几天后接到通知说,经请示领导,此类档案不得查阅。按理说,早已超过三十年期限,也不知根据何种理由,何种规定。我国没有《知情权法》,无法抗诉。不过这不能妨碍我凭记忆写作,只是某些细节的准确性无法保证。至于中共党史的档案当然更加是禁区。这种把历史档案视作禁脔的主导思想就是不承认公众有知情权,一切以掌权者制定的官史为准,不让普通人知晓内情,得出自己的看法。但是现在官史实在已难取信于人。各色人等的回忆录纷纷出台,人们对此兴趣极浓,尽管许多事说法不一,真伪难辨,有此野史交叉证明,任凭读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取舍,相对说来比官史可信的成分还高些。有朝一日,能出台一部"知情权法",并且真正能落实,恐怕不只是历史学界的企盼。
—— 原载: 《书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