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8日星期四

王军涛谈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法案》的考量及后果


王军涛
发表时间: 28/11/2019
法广/作者:艾米
美国总统特朗普经过多天的考量,终于在周三将参众两院已经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将香港的特殊地位与人权和民主状况挂钩。特朗普发表声明称,签署法案是出于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香港人民的尊重,期望实施法案后,中国和香港的领袖和代表将能够友好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为所有人带来长期的和平与繁荣。尽管如此,被中国外交部称为“废纸一张”的法案成为法律引起北京和港府强烈反弹。
实际上,该法律是香港人民从今年六月份以来的反送中抗争得来的结果,香港民众周四中午在中环的“和你Lunch”活动中预备了国际文宣在交易广场天桥上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并希望继续争取外籍人士支持。一直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桉》的香港众志黄之锋认为,《法案》几经波折,由最初联署人数寥寥可数,到今日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象征者着港美关系的里程碑,亦代表中美贸易战下美国仍重视香港的民主进程。黄之锋特别答谢自6.9开始付出、甚至牺牲很多不同代价的香港人,因为他们才使美国政界提升对香港问题的关注,令香港的人权议题不被贸易问题所掩盖。
中国外交部今回应美国签署涉港法案称,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桉》签署成法,此举严重干预香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
旅居美国的异见人士王军涛围绕这个法案分析美中关系和对香港前途的影响 :
法广:这个香港人权法案在特朗普的手中压了近一周后才签署, 他有哪些考量?
王军涛:我觉得他主要有两个考量:签署这个人权法案是一个平衡问题,首先特朗普是支持香港人民的,但是他也要考虑到和习近平即将达成的贸易协议,所以可以看到他在谈到香港的人权法案是总是要提到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和贸易协议。
从之前的评论中可以看出,特朗普认为贸易协议更优先于人权法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需要平衡几个因素:如果不签法案会给他在美国的压力带来什么问题。因为在美国政治外交史上,很少见到参众两院都如此顺利地通过这样一个法案的先例,同时他也要考虑签了以后会对中美贸易协议带来哪些影响。
经过自己分析以后,他还是决定签署,首先因为不管他签还是不签,这个法案都要生效;其次,经过考虑之后,他也许会认为签了以后,中国会有些反弹。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人权法案主要有三个内容。
首先美国的法律规定,在其他国家遭到法律判处的人士一般不会让入境,但是这个法案却要求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被追刑责的人可以进入美国,他们享受法律豁免。这一点实际上在中国同样适用,因为中国一些因为政治原因被共产党用其他罪名定罪的人士也可以进入被允许美国或其他国家。所以这一点本来不是问题,但香港人权法案更从法律上扫除了这个障碍,可以免除上法庭讨论的程序。

第二就是关于香港的特殊地位问题,人权法案通过后,香港也许就会因为恶劣的人权纪录不再拥有这个地位。第三,是对参与镇压香港民运的官员财产的冻结。
而这后两点比较有实质性的效果。看上去香港特殊地位带来的繁荣只是香港的地区性问题。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后八九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但全球的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是不相信的,只有这香港这个地方双方做了一个接触,共产党的钱主要是在香港洗,主要的贸易协议也只要是在香港完成……所以,一旦香港失去了这个特殊地位,对大陆的发展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同时,第二和第三点也都给了总统一个裁定权,法案中要求总统每年向国会提供一个报告,总统在报告中要做出判断中国和港府是否遵守法律的决定。我认为,签署了这个法案后,特朗普就会发现手里有一张与中国谈贸易的更大的牌,如果他做出坏的评价,那么香港的地位和香港的官员就会受到惩罚。
法广:中国已经多次对这个被北京认为是“一张废纸“的法案提出过强烈谴责,认为这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但美国官员也一直强调这个法案针对的美国利益,管辖范围是美国自己的事务,您如何分析中国的态度?
王军涛:王毅说过一句话其实有点意思,他指出美国是以国内法为由来干涉中国事务。王毅其实也看到这是一个美国国内的法律,这个法案约束的对象是美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但是我觉得中国这个说法有点无赖,这和中美贸易战同出一辙。
对于贸易战,特朗普也很清楚的表示过,之前中国占了美国不少便宜,出口给补贴,进口设障碍,白拿美国的知识产权,这对美国都是不公平的,所以他对中国说,如果不回到公平贸易,就不跟中国做生意了,或者加重税,但中国却指责美国将这些强加于人,也就是说,别人不再让它占便宜的时候就耍赖,反咬一口说对方不让再占便宜了。
所以,香港人权法案同出一辙,贸易是自由的,美国可以选择自己的贸易伙伴,怎么可能不跟你做生意了是用国内法律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呢?本来美国是否跟中国做生意是从自己的理念和利益出发而做出的选择,如果不符合它的理念,当然可以不再和你做生意。从这一点上说,中国政府是在耍赖。
法广:这个法案的签署生效是否反而会刺激北京政府对香港的民主和人权更进一步进行打压?
王军涛:我觉得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中共在心理上可能会对香港有这个方案很反感,认为是香港人闹出来的结果,但是我已经讲过,如果不是“投鼠忌器”的话,北京早就对香港出重拳了,那么如果他还有自己的考量,之前不对香港下重手,之后就更不会了。因为美国又加了这个法案之后,“器” 就更大了。
中共可能因为心里不好受,在言语上做些反应,但另一方面,我认为香港未来局势走向可能并非完全取决于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实际上在瓦解港府上起到的作用更大,因为北京现在并不能直接干预香港事务,还是要通过香港政府来做。
四中全会上,中共对香港的调子发生了一些变化,指出“止暴治乱”是香港的头等任务,也就是说他们希望香港升级暴力镇压,但是港府并没有这样做。但这也并非因为港府心存善意,而是据说美国的这个法案搞得港府人心惶惶,因为很多官员实际上财产都在国外,都是英国公民,他们担心美国这个法案通过后,会导致英国也通过类似的法案,如果这样的话,林正月娥下台后可能连家都难回了。逃港的时候,很多人都移民到了英国和美国,后来因为要担任香港的高级公务员被要求放弃了英国国籍,但是他们的家人,财产和房产都还在英美等国。实际上这个法案就对他们有很大的瓦解了。
所以现在北京面对的局面是港府已经人心涣散了,怎么办?我觉得北京采取的方式应该是会提升对香港的干预力度,但可能会用地下党来做这个事情。
大家也看到,四中全会上北京提高调子后,香港的最高警官换人了,新换上来的邓炳强是在北京接受过训练的,我猜测这些人就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因为中共和实际上任何执政党都不一样,他们在执政之前有过长期的地下工作的传统,甚至在国民政府当中都建立了党中之党,蒋介石身边的机要秘书都是共产党。实际上,北京在接管香港之前,已经有一个地下党的系统。在89年“起义”的文汇报副主编程翔先生曾表示,在他的级别所知,共产党在香港就有五层地下组织。
前段时间,当被问到为何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时,林正月娥回答说警方不同意。以我们对香港的了解可知,香港有一个英国人训练出来的非常好的公务员系统,他们绝对执行上级的命令,随意警方如果不同意,就说明香港警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共操纵的,可以顶林郑月娥,让林正月娥在很多事情上感到力不从心。前段时间也传出她想辞职的消息后,大陆出面辟谣,让路透社拿出了她在内部的讲话录音证明。这些都说明她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港府的处境也非常尴尬。总之,如果共产党向干预香港,并不需要采取公开的方式,只需要将地下党系统调动和运作起来,比如在街头制造骚乱,可以让香港的警察去抓人,这些都可以让地下党组织去做这些事情。
法广:对最近爆出的王立强间谍案,您判断可信性高吗?
王军涛:我认为很高。首先,他“编”的东西很详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诈骗犯能做到的,从大陆目前公布的一些有关他诈骗的信息看,他很可能当时是踩了一些诈骗的线,但后来要被定罪的时候私下达成了一些协议:他供认了,退了一部分钱,接受了部分刑期。而共产党经常启用这样一些人作为间谍。而这人已经说,他进入间谍系统并非正式被录用,他是因为共产党内部的间谍头子的妻子要他教画画时进入了这个系统。
而且,他到达澳大利亚后等了七个月才申请政治庇护,之前曾举报没有人理,他也没有找民运组织,而一般来讲,以我所知,之前共产党官员叛逃都会去找民运组织,但他没有找当地的民运组织,所以可以说申请政治庇护和办身份是他主要考量,而是如他所说,他想逃离他所讲的回国被迫害的担心。
感谢王军涛接受法广专访。
——法广

林保華:國民黨不必為共諜案跳腳

2019-11-28 民報
王立強說中共為了操控去年台灣的9合1選舉,給了台灣多少錢,建立了多少網站等等。法官不可能靠一面之詞來判決,當然需要證據。韓國瑜的最佳辦法是靜看事態發展,而不是事先跳腳,似乎將是大禍臨頭的樣子。圖/擷自The Age網站
一位自稱是共諜而用“王立強”名字出現在媒體的人,因為其爆料涉及台灣,引發國民黨要員跳腳。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緊跟中共調子咬定那是小騙子,其實這個名字太普遍,太容易有同名同姓的,何況年齡不符。而中共也最善於造假。這個經濟詐欺犯被判有期徒刑1年3個月、緩刑1年6個月,罰款1萬元,而且是2016年判的,緩刑其早就過了。這值得辛苦編出一個劇本,還要逃到國外去冒充間諜?且不說審核期間失去自由,以後也基本如此。如果一旦被拆穿,被送回中國,其罪名就是“危害國安罪”了,如果因為國民黨在明年初的總統選舉中敗北,中共把所有責任放在這個小騙子身上,豈非槍斃都有可能?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表現更是反常,開始說拿了中共一塊錢就退選還有道理,雖然來自中共的錢他也不一定知道。後來卻說要王立強來台灣,他要提告王立強。中共此時恨不得要搞死王立強,韓國瑜要他來台灣送死?而王在尋求政治庇護期間可能來台灣嗎?還虧韓國瑜是“匪情專家”,怎麼連這種匪情都不懂?書真是白讀了,都長成痔瘡了。


王立強說中共為了操控去年台灣的9合1選舉,給了台灣多少錢,建立了多少網站等等。法官不可能靠一面之詞來判決,當然需要證據。韓國瑜的最佳辦法是靜看事態發展,而不是事先跳腳,似乎將是大禍臨頭的樣子。圖/擷自The Age網站

韓國瑜政治火候不如馬英九
王立強說中共為了操控去年台灣的9合1選舉,給了台灣多少錢,建立了多少網站等等。法官不可能靠一面之詞來判決,當然需要證據。在調查局扣押王立強的老闆上司向心、龔青夫婦後,也初步查出他們在台灣買了豪宅,據報不是用自己的真名而是借用他人人頭,起碼這才是真正的詐騙行為,具有豐富炒房專業經驗的韓國瑜不能假裝看不懂。在這個時候,韓國瑜的最佳辦法是靜看事態發展,一旦涉及到自己,如何為自己辯解,而不是事先跳腳,似乎將是大禍臨頭的樣子,被人覺得心虛。這點他應該學習前輩馬英九的鎮靜態度。韓國瑜的政治歷練的確缺乏火候,還要多多拜師才行,但現在要退選讓賢也來不及了。
這個時候,執政的民進黨提出要加速三讀通過《反滲透法》,自是理所當然,這是對中華民國台灣主權的防衛措施,就如購買防禦性的軍備一樣,完全不是挑釁行為。如果連這也不行,豈非如同香港,只准攻擊民眾的警察蒙面,卻不許抵抗警察攻擊的民眾蒙面,結果是4個蒙面警察強姦一位16歲少女導致懷孕。這是當政者的罪行!韓國瑜把台灣比作美麗的女人,還不怕被共產黨強姦嗎?
防共諜怎叫做白色恐怖?
然而一些藍營的政治人物,包括立委,乃至剛剛參選總統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都出來跳腳,指控民進黨白色恐怖、欺騙選票等等。簡直莫名其妙。民主社會的防止共諜怎麼叫做白色恐怖?因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可以互相制約。只有當年兩蔣時期,老蔣可以發出“判刑十年可也”的手諭,以及當前香港港共警察濫權而拒絕任何獨立調查,否決幾乎任何投訴,才是白色恐怖!
奉勸這些政治人物,平時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共諜案剛剛開始偵查,《防滲透法》剛準備二讀,就急得跳腳,這不是要引發人們的懷疑嗎?為什麼會這樣?為何會站在中共一邊而置台灣的國安於不顧?這些人的選票還能保住嗎?

林保華:以港為師,下架中國黨

自由時報 2019-11-27
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囊括約八成五的席位,建制派可說崩盤。其中以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為主席的新民黨全軍覆沒;當年葉劉賣力推行國安立法,這次又支持警暴,受到嚴厲懲罰。
雖然區議員在香港的政治架構中作用非常小,但是民主派已經聲言這是一場公投,因此有深遠政治意義。民主派沒有鬆懈,公民黨表示不能忘記年輕人為此付出的血汗。豈止血汗,是用幾百條寶貴性命換來的,當選的議員,絕不可辜負這些年輕性命與全體人民的託付,深耕基層,擴大戰果。
代表一百六十萬選民的準區議員已趕到理工大學,要解救困在裡面的手足。但是北京依然根據老調子叫囂,因為他們一向與民意為敵。特區政府也依舊充當奴婢角色。香港前路仍然漫長,西方國家別以為這已經教訓了中共。這是最大的和理非,北京與香港當局會有官員須為此下台並改弦更張嗎?
這次選舉大勝,是香港民主派的和理非與勇武派大團結的勝利,他們圍繞在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訴求與捍衛,那就是民主與法治,不提港獨。但是這次也有十二個選區因為民主派的內鬥而失利,其中為大家所熟悉的長毛(梁國雄)落選。根據一直關注前線情況的朋友所提供的資訊,長毛空降的選區原來有一位勇武青年參選,長毛沒有好好協調,擺出大佬必勝的姿態把人家擠走,那年輕人一回到街頭就被捕,引發其他人的不滿而拒投長毛。就是排除這因素,當年民主派中最激進的他,在勇武面前也必須跟上時代。他的戰友,當年為救援廣州民運人士而在中國被關了十年的劉山青,近來也偏執的指摘勇武派,可能也損害了形象。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是普遍現象。
台灣也面臨總統與立委選舉,台灣人民有沒有能力下架中國黨?看看國民黨把聯共抗美的退將吳斯懷放在不分區立委的第四名,根據綠黨計算,國民黨政黨票只要低於一五九萬票,就可以阻止他進入立法院,避免把台灣與美國的軍事機密提供給共黨而嚴重危害國安的風險。而遊走於國民黨與新黨之間的邱毅,被排在新黨第一位後,也難掩興奮之情立即到中國促統,把台灣推入香港一樣的困境而上演第二次二二八悲劇。國民黨支持者應認真思考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張善政應把政黨票投給其他黨的建議。
台灣的核心價值是民主與主權,因此台獨與華獨必須像香港民主派那樣大團結,不去糾纏在國家名稱上而是維護實質獨立,以中華民國台灣為最大公約數,下架一直要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中國黨。這些人看到香港目前的處境,還要呼應「一中」,根本喪盡天良。對一再分裂台灣主體團結的言行,也必須警覺是否在幫助共黨分化台灣。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作者博客

2019年11月27日星期三

余杰:「冷戰之父」肯楠在1950年代的日記,就看穿了台灣與中國的未來

二十世紀美國最偉大的戰略家、被譽為「冷戰之父」的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在其一百零一歲的長壽的生命中,持之以恆地寫了八十多年日記。他是馬歇爾計畫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此計畫幫助西歐和日本完成了戰後的重建,從而遏制了蘇聯擴張的野心。肯楠是美國首屈一指的蘇俄問題專家,曾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和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他的關注點一直在歐洲,因為歐洲是美國對抗蘇俄的主戰場。肯楠自謙說,對於亞洲的事情,他連「旁觀者」都算不上。不過,在肯楠日記中有限的幾處對東北亞問題的論述,無不閃爍著真知灼見,如果美國當政者及時採納他的建言,戰後的亞洲局勢一定會更好。
肯楠在日記中多次談及他並未去過的台灣,他認為台灣在美國的亞洲政策中佔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甚至比朝鮮半島還要重要,美國不能任由共產黨掌控台灣。「幾個月前我就已經提出我們要不畏艱險迎難而上,承擔起對台灣島的責任。」(1949年11月21日)「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都必修採取進一步的措施確保台灣不落入共產黨之手。這比朝鮮的戰爭更為緊迫,如果共產黨控制了台灣,可能會給我們在遠東的地位造成威脅。」(1950年6月25日)、「我一再強調,對台灣問題我們也應該有所動作,並指出這件事已經迫在眉睫。」(1950年6月26日)
肯楠根據戴維斯等長期駐中國的美國外交官所提供的情報,大致了解國民黨何以在中國大陸潰敗。失去中國的罪魁禍首,不是美國的決策者,而是國民黨本身的腐敗無能。在台海局勢最緊張的時候,肯楠有如下的觀察:
「我擔心我們不能充分、嚴肅地考慮這個島嶼面臨的威脅,擔心我們過於輕信和依賴島上的國民黨部隊,默許軍事勘察方面存在的含糊之處。於是我草擬了一份備忘錄,敦促國務院做三件事:一,務必讓國防部門全面了解,一旦中國共產黨軍隊成功進攻台灣,造成後果的嚴重性;二,務必讓他們明白,一旦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成功登陸台灣,島上的國民黨軍隊是靠不住的,因此我們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這個任務;三,要讓他們明白國防部和國務院之間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誤會和分歧,雙方就沿海岸進行偵察以防止任何入侵行為的立場是一致的。」(1950年7月17日)
其核心論點就是,在當時的情形之下,保衛台灣只能靠美軍的力量,國民黨的軍隊不堪一戰。
對於1950年代就出現的所謂「棄台論」,肯楠給予全盤否定。當時,有英國外交官建議說,西方盟國可以放棄台灣,以此來換取中共的友善政策——英國人是希望美國放棄了台灣,中國可以對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更友善,這種想法無異於與虎謀皮。肯楠指出,不能簡單地把台灣問題當成中國問題的一部分,而必須當成整個遠東問題的一部分。
「不管誰說台灣必須歸共產黨領導,以促成中國共產黨不受莫斯科影響形成獨立的外交政策,其實都無異於在說,如果為了同樣的目的,整個遠東地區和西太平洋地區,有可能還包括日本,都應該歸共產黨領導。站在西方國家利益的立場上看,中國是一個完全靠不住的國家,日本反倒可以信賴。」(1950年7月25日)
肯楠反對西方左派對中國的綏靖主義政策,也認為羅斯福把中國想像成「亞洲版的南斯拉夫」實在是過於天真了。
肯楠主張,戰後地位未定的台灣,可以由美國來直接統治,如同關島等美國的托管地那樣。後來,他仍然認為此一觀點未被美國當政者接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大失誤:「六年前,在華盛頓的高層官員中,我以一己之力敦促美國政府將台灣直接置於麥克阿瑟的管控之下,不要將其歸還給中國大陸。」(1956年11月11日)也就是說,肯楠相信(事實也必定如此),美國直接管理台灣,會比蔣介石政權更穩妥和更有效率。

qkgsu8ue07x9izopcuoinkqqmdcq6r

反之,肯楠對於中國從來不抱一點期待。他晚年去過中國一趟,在其著述中僅有數百字的記載,他是很少對中國絲毫不存有「東方想像」的美國人之一。早在國共內戰後期,美國駐沈陽領事館的外交官被中共扣押,肯楠就嚴厲批評國務院的做法——既然美國不打算與中共建交,就不該往中共統治區域派遣外交人員,這種結局幾乎是「自作自受」。肯楠在意識形態上是堅定反共的,但在策略上又是現實主義者,他不主張以中國為敵,更不主張聯合中國對抗蘇俄——此種季辛吉式的戰略,在他看來,是雕蟲小技,更是飲鴆止渴。
肯楠主張,美國只與中國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觸,「我看不到中美政府關係的加強會給我們帶來什麼美好的發展前景。我們要盡量少與他們接觸」。1996年11月25日,肯楠在日記中有一段集中論述中國政策的文字:「在不得不接觸的領域,對待他們的態度不要低於他們對中美關係穩固程度的預期。這就要求我們不要低估貿易問題。我們應該防止我們的商界人士在中國展開過於深入廣泛的商務活動,即便這會迫使企業家們減少在他們所堅信的『巨大中國市場』中佔據顯著位置的渴望。」
然而,儘管歷屆美國總統都很尊重肯楠,向其頒發了總統自由勛章,卻將他的建議當做耳邊風。
肯楠在2005年去世的時候,柯林頓政府早已讓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中美貿易即將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雙邊貿易。過去二十多年來,用川普總統的說法就是,美國幾乎「重建」了中國。而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損失慘重。美國貿易代表萊澤希特在《對過去十年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作用的評估》中說:「簡言之,認為中國輕易就會服從像WTO這樣一個國際組織規定的觀點是誤導。WTO爭端解決機制的設計根本不是針對一個與建立WTO的基本前提如此相悖的法律和政治體制的國家。美國允許中國加入WTO,就已經喪失制衡中國的手段。」
如果當初美國的領導人認真聽取肯楠的建議,何必到了今天才「悔之晚矣」呢?無論如何,讓肯楠地下有知、稍感安慰的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宣告:「好消息是,川普總統意識到了這個威脅,我們正在正面回擊。無論是中國的強迫技術轉讓、網路襲擊還是南海行動,這些都給所有亞洲國家帶來了威脅,這些是嚴重的威脅,川普總統正嚴肅對待。我們需要世界加入我們,一起應對。」

AP_19261638271618, Robert O'Brien

其次,肯楠又有一個石破天驚的論點。他認為:「對從來不知自由和人權為何物的人講自由和人權是毫無意義的。讓別人相信我們有實力比讓別人相信我們正確、善良、富於理想更重要。」(1950年7月14日)這個說法與雷根總統的名言「和平靠實力維繫」有異曲同工之妙。肯楠曾經強烈敦促美國政府,「堅定而徹底地摒棄一種想法,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不要在因為人權問題而向中國政府施壓。那是他們的事情,與我們無關」。
作為一名曾經生活在中國的人權捍衛者,最初聽到這個說法,確實難於接受。但是,這又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真相——中國人的人權和自由,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爭取,而不能依靠美國人的賜予。如果中國人「自願為奴」,即便美國人將人權和自由像免費的禮物一樣帶到中國,中國人仍然不會接受並珍惜,從清帝國末期以來一百多年的歷史已經多次證明了這個真理。
——关键评论

特朗普簽署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生效

20191127 特朗普正式簽署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生效
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意味法案正式生效。法案將要求總統制定制裁名單,對侵蝕香港自治和法治的人士實施拒絕入境、凍結在美資產等形式的制裁。
眾議院在今年 9 月曾無異議通過同一法案的眾議院版本,而參議院則在本周二一致通過了法案。由於兩院版本不同在送交總統簽署前必須加以協調,眾議院之後直接對參議院版本進行了表決,以 417 票支持,1 票反對通過了這部法案。
法案要求國務卿向國會提交年度報告,評估香港是否繼續享受不同於中國大陸的特殊待遇,要求國務院不應根據被捕記錄,對香港民主和平抗爭人士拒發簽證。法案還要求總統制定制裁名單,對侵蝕香港自治和法治的人士實施拒絕入境、凍結在美資產等形式的制裁。
在特朗普簽署法案前,中國及香港政府曾表示強烈不滿。港府周四(21日)發新聞稿,指法案不單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更會向暴力示威者發出錯誤信息,無助香港局勢降溫。《人民日報》亦在頭版發表評論員文章《干涉中國內政的法案就是廢紙一張》,認為法案肆意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再次暴露其強盗嘴臉和霸權本性」,促請美國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以免引火燒身」。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周三(20日)表明,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籲美方認清形勢懸崖勒馬,立即採取措施阻止該案成法,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以免引火焚身、自食苦果。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將採取有力措施予以堅決反制,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附转:

特朗普总统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2019年11月28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
美国总统特朗普
美国之音 –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11月27日)宣布他已经将《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签署成为法律。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对香港的自治状态进行年度审议以确定是否维持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同时还警告要制裁侵犯香港自治和人权的官员。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说:“法案某些条款将干涉总统申明美国外交政策的宪法权威。我的行政当局将在符合总统与外交关系有关的宪法权威的情况下对待法案的每一项条款。”
特朗普总统同时还签署了《保护香港法案》。这部法案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美国制造的某些武器装备。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布的另一项声明中说:“我出于对中国习主席和香港人民的尊重签署了这些议案。实施这些议案是本着这样的希望,也就是中国和香港的领导人与代表将能够友好地解决分歧,走向造福于所有人的长期和平与繁荣。”
美国国会两院上星期高效率地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部得到两党议员广泛支持的法案在参议院获得无异议通过,在众议院只有一票反对。两院还无异议通过了《保护香港法案》。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的发起人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民主党参议员卡丁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里施与参议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梅嫩德斯发表声明,称赞特朗普总统签署法案。
里施参议员说:“这部法律是真正的两党两院努力的产物,我很高兴我们走到一起,异口同声地告诉香港人民,美国与他们站在一起。”
上星期五,特朗普总统说,他要“好好看看”这部法案。他还说,他既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也与他的好朋友习近平主席站在一起,并且说法案是给美中贸易谈判带来复杂性的因素。这让人一度猜测特朗普总统有可能会否决法案。
中国称这部法案“混淆是非”、“干涉中国内政”。

苏晓康:「图书馆抄写员」——『沙滩晚唱』选摘

【按:趁热打铁,再说"红楼"。这"红楼"显著于史,如今已非"五四"运动之故,而是毛泽东遗"圣迹"于此,现在已经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个巫魅,颇值得说道一番。】


我在那"五四红楼"旁渡过了整个少年时代,一直不知道它与我们"新中国一代"有何关系,直到八十年代我偶然走进那里,才发现"历史"整个儿是一个骗局。我当时正在筹划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东方佛雕》,去那里是为了采访中国文物"第一摄影师",他在文革中独自拍摄了洛阳龙门石窟的全部造像,却首先被日本人买去全部底片,出了好几本极精美的画册。老头儿对我哀叹,那时中国既无高品质印刷技术,也没有出版社接受他的作品。

我对他的采访,就是在红楼里进行的,因为那里是国家文物局,有老摄影师一间办公室。每天进进出出,总见一楼左侧尽头挂着一块红色的牌子,上书"毛主席在北大工作处"几个字。看到这牌子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躺在华国锋为他盖的天安门那个巨型墓场里了,我也大致晓得他在北大并非读书的学生,而是李大钊负责的图书馆的一个临时工。我便好奇的问了一句﹕

"这个'工作处',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

"……"老头儿耸耸肩。

"你们可是文物局呀,总不会瞎编出一个'遗址'吧﹖"

"不不。他当初是在那个旮旯,是有'考古'根据的,你没读过有些回忆文字﹖那个角落是当年北大阅览室的进口,他每天摆张桌子在那里登记看谁来读报……。"

老头儿有点不敢往下说了。后来我和老头儿成了忘年交,常去东四某胡同他家中拜访,他除了对中国人无端糟蹋祖先留下的无数宝藏每每唏嘘不止外,高兴了也会备酒与我对酌,扯些别的闲话,他也放松得多﹕

红楼那块牌子,也不是白挂的,里面掌故多了。难道你没听说过﹖主席年轻时来北大图书馆,李大钊手下一个管事的,先叫他抄资料,你想主席那一笔龙飞凤舞的字,能抄得出个什么样儿来﹖那个管事的一看,一把扔到主席脸上,"重抄",他也得乖乖捡起来去重抄呀……这管事的据说活到解放后,一看当年那个抄字的上了天安门,差点儿没吓死过去。还有,北大学生来阅览室,他们进进出出都旁若无人,主席见天儿坐那门口,还得敛住气请人家签个到,签下来的名字,都是"傅斯年"﹑"罗家伦",如雷贯耳的,主席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所以呀,他后来死整知识分子,是其来自有,同红楼里挂牌子那个位置是有渊源的。别瞧那是个旮旯,咱们读书人,得记住那个地方,要不挨了这么些年整就白冤枉了。

文物局在2001年迁走,这里改成"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复原五四时代李大钊作馆长时的旧景,于是可知那处"遗迹"已成"圣迹";2008年此地干脆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

"图书馆抄写员"毛泽东挨训这个典故,私下流传甚广,无非民间泻怨愤的一个小口子,却无可证实。不料毛死后,渐渐清晰起来的一个细节是,当年训斥图书馆见习书记(抄写员,不是现在"书记"的概念)者,乃张申府先生,时任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的助手。"六四"之后,更有章立凡先生,专门请教张老先生与毛的过从,原来当时馆长李大钊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张申府曾两度代他主持馆务,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一八年的暑期,他说得十分简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一九四五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

另有一个更耸人的段子是,毛在北大图书馆时,不仅被上司张申府训斥,还被当时的学生傅斯年打了一记耳光: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一些书籍里有记载。

毛泽东自己有一段回忆,是1936年他在延安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谈起的: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五四"乃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思想和政治的丛聚,既将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与一个颠覆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搅合在一起,难以区隔;又被指"以救亡压倒启蒙",引领大潮迭起的激进化趋势不已,以致酿成文革红卫兵祸乱;近来更有研究似撬开另一历史暗箱:李大釗於1918年初出任北大圖書館長之後,就開始和在北京的蘇俄人士來往,而彼时蘇俄最忌日本稱霸中國,威脅远东,它一直在煽動中日仇恨,挑起中日戰爭——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否由苏俄暗中策动?这与中共一再强调「俄國的十月革命推動了中國'五四'運動爆發」,不会只是巧合吧?


——作者脸书

未普:误判香港民意,北京何以错得离谱?

周一(25日),就在全球屏住呼吸等待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之际,大好消息传来——本届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超过七成,香港泛民主派获得史无前例的胜利!《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选后撰文说,无论结果如何,「香港的天永远都是中国的天,香港的地永远都是中国的地」,但我说,就在香港民主派胜利的这一刻,香港的天是香港民主派的天,香港的地是香港民主派的地!

这次区议会选举,有几个方面特别令人鼓舞︰1)这一天,香港反对派民主党,一下子变成香港区议会的第一大党,这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民主阵营和专制国家中追求民主的民众;2)曾经「沉默的大多数」香港选民不再沉默,他们用选票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表达对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的不满;3)亲北京的知名政界人士落败,亲民主的政治素人胜出。资深建制派议员何君尧在北京全力支持下仍然败北,显示了民意对全力维护林郑月娥和北京威权管制的反感。4)就连北京所支持的香港建制派内部也发生了悄悄的变化。陶杰先生说,香港最有大脑的建制派曾钰成,在选前曾对法国传媒透露,民建联私下赞成就警察暴力问题成立调查委员会,还要求林郑特赦被拘押的示威者,但被拒绝。

所有这些变化都说明了香港民心民意所向。香港选民以选票告诉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香港人民要民主不要专制,要「一国两制」不要「一国一制」,要自己选特首不要北京指派,等等。香港民意和北京政府的预判南辕北辙。北京政府对真正的香港民意装聋作哑,不予回应,反而认为香港最大的民意是反暴力、护法治、保安宁,因此要求广大市民,勇敢站出来用选票向暴力说「不」。但是北京政府千算万算,没料到它所扶持的建制派惨败。

北京政府为何对香港民意的判断错得离谱?理由有这样几个︰

第一,中共的误判,是由它的专制逻辑所决定。对中共专制政府来说,他们眼里从来只有党意,没有民意。他们拒绝和示威者对话,拒绝回应他们的五大诉求,显示了专制的傲慢。而习近平本人对香港危机的加码,亦难辞其咎。他在11月4日和14日两次就香港局势表态说,「止暴制乱」是香港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这一表态,导致香港的抗议与暴力立即升温,同时进一步刺激了香港民众对北京政府和受北京操纵的林郑政府的反感。

第二,北京把香港选举的结果,看作是西方势力干预的结果。《环球时报》和《大公报》都认为,香港选举是「不公平的」,受到了「操控」。胡锡进指责西方国家为香港反对派助选。他列举了几个例子,包括「投诚」澳洲并自爆其在香港搞「渗透」的中国情报人员王立强、在深圳嫖娼被抓的英国驻港总领馆前雇员、和快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美国参众两院。用这样的思维看待香港选举,肯定看不清香港问题之所在。

第三,中共拒绝对民主阵营妥协的态度,选后和选前一个样。选前,《人民日报》警告说,在止暴制乱这个大是大非、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没有中间地带,容不得犹豫、徘徊和动摇。选后,《人民日报》依然表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依然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总之,在中共的字典里,没有对话、妥协、让步,只有强硬到底。

香港选举结果对中共政权威胁最大的是,民主派的大胜可能会导致香港政治版图的改变,可能会削弱中共对特首选举的操控。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发生,中共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在香港设立情报机关,以举报敌对分子,同时研究各种措施,让规范国家安全的中国本土法律适用于香港。

如此看来,香港危机可能还会继续。


_RFA 

香港法院在社会信任度排名中为什么稳居第一?

 成都朱达志 闻道不分先后 昨天


一位传播学的后起之秀在我的朋友圈跟帖说,香港法院系统的社会信任度,长期稳居该地区制度信任调查排名榜首。

该同学目前在深圳大学任教,上述说法源自她几年前的一份学术论文,主题为香港民众的制度信任和政治兴趣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该研究中的不少预见在最近都兑现了,比如制度信任程度与政治参与强度之间的负向关系……

虽然并不是很意外,但我对这个话题仍然有点深究的兴趣,于是又查阅了一些相关资讯。

2014年香港出了一个有关“核心价值”的民调,结果为“法治”居首位(92.7%),“公正廉洁”次之,第三“社会稳定”,第四“自由”,然后是“和平仁爱”、“保障私人财产”、“公平竞争”、“重视家庭责任”、“民主”、“多元包容”和“市场经济”。

2010年香港搞了一个有80位候选人的“最受信任人物”网上调查,时任特首曾荫权排名倒数第四,电影明星成龙垫底,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排名第四——这第四已是公职人员中的最高排名了,因为排前三的是护苗基金会主席萧芳芳、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探险家李乐诗(李也是热心公益人士)。

两项调查都佐证了香港市民对法治的期许和对法院、法官的信任程度,确实很高。实际上在去年的国际法治指数排行榜中,香港高居全球第17位,美国的排名才第19位。

而所谓法治,对香港来说,最基本最关键的要素还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得以确保,市民才会对法院抱以信任,所以法治在他们心目中被置于香港的核心价值之首。

实际上,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一再强调,“法治和司法独立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及赖以成功的基石,两者自特区成立以来一直受《基本法》保障,并备受国际社会认同。
很不起眼的香港终审法院

林郑月娥为什么要强调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备受国际社会认同”呢?这就要提到香港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这一重要地位了。

简而言之,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地位,事关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利益。近万家跨国公司和内地公司在香港设有地区总部,它们对香港的繁荣功不可没,对中国内地的经济辐射作用也非常强大。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中国外贸和资本投融的重要性,更是不可限量。

那么多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香港,最看重的还是香港具备十分优良的营商环境。而优良的营商环境靠什么保障?首先是靠有一个高信任度的独立司法体系。

所以确保香港的司法独立,对全世界都有利,对中国更有利,对香港民众来说则更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近期,香港法院和法官在某些特定案件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独立性,引发一些内地媒体和不明真相群众的莫名愤怒与谴责,他们呼吁终结香港现行司法独立制度,赶走外籍法官甚至把他们抓起来。这是一种源自错误认知的荒唐主张。

香港的外籍法官制度不光有其历史渊源,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源自《基本法》的制度性安排。这样一种宪制合法性,岂能轻言否定?

况且,香港法院在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以外聘请外籍法官,对这么一个国际大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来说,也是司法独立的重要标志,非常有助于增强外国和外国人(尤其是国际投资者和与香港有商贸关系的国家、地区和人士)对香港的信心。
不可多得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

另外,香港的普通法即英美法系传统,也决定了需要大量聘请熟悉普通法的外籍法官。

我们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司法制度,大致可以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类,它们又分别被称之为“成文法法系”和“判例法法系”。

所谓大陆法系,源自欧洲大陆文明源头之一的古罗马法。其法官断案完全依法而行,所以又叫成文法系,其法律又称为制定法。大陆法系大致以德法两国的法律传统和司法传统为代表。

所谓英美法系,源自海洋岛国英格兰。其法官断案主要依据一系列判例,依例而行,而不是依法条而行。而那些判例都是历史上千锤百炼、具有广泛共识的判例,其形成既有法官的创制,也有人民陪审员依据其良知和常识所做出的贡献,因此具有广泛的法理和民意基础。

英美法系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在普通法的基础上,另有一个更加直接体现公平、正义和良心、良知的“衡平法”;如果普通法与它发生冲突,法官一般会选择适用衡平法。这即所谓司法是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原则所在。

所以英美法系对法官的要求,总体上比大陆法系要高。如果不寻求“外援”(主要来自英、澳、新、加等传统英美法系国家),香港本土法官根本无法承担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海量司法工作。

而中国内地的司法传统,源自苏俄,苏俄则源自德法。所以中国大致走的是大陆法系的路子。显然中国的法官是不熟悉香港司法环境的,不可能成为香港法官的“内援”基地。

这些就是香港不得不聘用外籍法官,不得不坚持司法独立的原因。令人欣慰的是,香港法院和法官在社会信任度排名中长期位列榜首,令世人对香港的未来保持信心。

敬请识别二维码,关注闻道不分先后

李怡:區選的勝與敗

區議會選舉超高投票率毫無疑問是香港局勢的持續對抗造成。高投票率證明了7月初北大教授張千帆的諍言:「與其一再激化矛盾和對立情緒,不如在符合一國底線的前提下把屬於他們的政治權利還給他們。能在選票箱前心平氣和做到的事情,還會有誰動輒為之冒着酷暑,上街搖旗吶喊呢?」

香港的問題就是市民不僅不能在選票箱前表達自己的意志,即使由各專業團體(比如大律師公會)提出的意見,也無法讓霸道的掌權者聆聽,100萬人上街掌權者不屑一顧,於是才有勇武抗爭。但這絕不是抗爭者樂意去做的事,更不是一貫想過安寧日子的市民想要支持的事,勇武抗爭和市民的支持,都是被掌權者逼出來的。杜汶澤在網上節目與被捕後遭性暴力的中大女生Sonia、兩位蒙面的前線年輕勇武抗爭者作訪談,問他們如果抗爭勝利他們會做甚麼,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唞下先」「做番港豬都好幸福」啦。是的,年輕人都累了。但掌權者的強橫、可恥、頑劣、險惡,使他們沒有辦法停止抗爭。

因此,有機會投票,許多勇武派也珍惜手上一票,儘管只是關注地區事務的區議會選舉。

執筆時,投票還在進行,選舉結果未產生。從早前的局勢特別是民調來看,市民對林鄭政權的厭惡,都有利於反建制的選情,也是投票率推高的重大原因。但近期的抗爭造成市民許多不便,政府或認為民意會逆轉,亦考慮到取消選舉或會使社會更動盪,因此選舉得以如期舉行。

倘若在政府民望尋底的情況下,建制派仍然取勝,哪怕比上屆不如,也值得反建制的政治力量思考檢討了。

首先是外在因素,就是不能輕忽建制派對選民的小恩小惠,包括他們的專車接送、福袋、掌心雷,還有讓人懷疑的種票、外來的幽靈人口等等。這說明在強權操控下,和平的選舉很難有公平結果。

更值得檢討的是內在因素。許多在輿論上、在社交媒體上力撐票投反建制的言論,往往造成反效果。Sonia說「四個字令我好反感:血債票償,尤其係我哋已經有咁多手足犧牲咗性命。」反感的原因是使人感覺這是政客想吃人血饅頭。魯迅說,「血債必須以同物償還」。「票」是要實現這個目的的手段之一,但不是唯一。

另一個說法是仍然沿用舊招,分析形勢,指即使對泛民的過去有種種不滿,但踢走建制是當前最大目的,因此「叫人投白票、廢票者肯定係鬼」「一律視作藍屍看待」。這一說法令一些曾被泛民割席譴責的本土派支持者反感。普選的最大價值是尊重每一個人的自由意志。如果選民對泛民的過往表現不滿以至憤怒,必須予以尊重,投白票、廢票亦讓泛民懂得深入檢討以求進步。過去的甚麼含淚投票、風雷計劃無疑是給泛民錯誤訊息:不管怎樣表現,反正一定有支持的鐵票。

投白票或廢票,是因為候選人讓他「投唔落手」,不願委屈自己含淚投票,這是尊重個人自由意志和神聖權利的表現,有不同想法的人不能動輒懷疑別人是「鬼」。

如果反建制這次大勝,也沒有甚麼值得高興。港共政權或因此說社會趨向平靜,可以不理會五大訴求。實際上卻一切沒有改變。昨天沈旭暉的文章說:「根據北京輸打贏要的作風,假如反對派真的全取選委會117席,就會定性為『陰謀爭奪政權』,屆時依然有種種方式搬龍門、定新例,反映『風雲計劃』和『佔領中環』一樣,都是一廂情願的書生論政,盲目相信習慣不守規矩的對方守規矩,只會變相維穩。」

清醒的年輕人一定不會因此而停止抗爭。

——作者脸书

2019年11月26日星期二

米果:最好的金馬獎

蔡英文脸书謝謝李安導演,謝謝你沒有在國際成名之後就忘記台灣,謝謝你看起來那麼疲累卻總是精神奕奕給大家溫暖跟力氣。看到魏德聖導演的時候,也有瞬間拍打自己後腦杓,提醒自己一定要朝著夢想去衝刺。就好像鍾孟宏導演說他拍戲從來沒賺到錢,可是夢裡面也會喊action一樣,要有那樣的信念啊,不是一直喊著世上苦人多,景氣不好,沒辦法賺大錢,看著金馬獎頒獎典禮時,我都覺得任何口號都比不上轉播鏡頭掃過台上台下,幕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的眼淚或開心種種情緒,來得讓人內心陽光普照。

李安:「我們雙手永遠都是張開的,我非常希望這個世界能夠對我們做電影的人多一份尊重。」 圖片來源:金馬影展 TGHFF臉書。
金馬獎頒獎典禮之後,許多重量級評論都出來了,然而金馬獎不單純只是一場典禮,前前後後,有許多細緻的心思與安排,非得要那些電影人的胸襟與氣度來撐場不可。整個金馬團隊運作彷彿一部完成度相當飽滿的作品,在中國政府嚇阻中國與香港作品參賽,而那些想投入中國市場的台灣藝人也害怕露臉的狀況之下,典禮之前就一直被揶揄沒有大咖星光,但大咖的定義是什麼?我覺得頒獎典禮座位最前面,等同於無敵海景第一排的位子,有李行、李安、侯孝賢、王童這四位台灣名導,加上站上頒獎台也讓全場開心不已的「福祿壽」李屏賓、杜篤之、廖慶松,光是那一排,就已經是大咖的夢幻陣容,沒有更強的了。
我喜歡這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是最接近我對頒獎典禮的理想期待。
沒有主持人,但是負責串場引言的頒獎人都很稱職,腳本寫得非常好,雖然有一、兩組又進入閒聊的輪迴,但是比例很小,瑕不掩瑜。第一組頒獎人「陳竹昇+納豆」,算是把開場的氣勢穩住了,接下來的柯佳嬿獨撐了三個獎項,她也很穩,把重要光芒給了得獎者,我對她的表現真是激賞,尤其她在每一位得獎者走入後台的時候,將揭獎信封交給對方,轉播單位在那裏擷取到鏡頭,捕捉了得獎者終於放鬆卻掩不住喜悅的瞬間,真是很棒的安排,在張艾嘉頒獎給陳以文之後,一起走向後台,送上信封的那個畫面,也很動人。

把時間留給得獎者的境界總算實現了

典禮節奏非常流暢,把時間留給得獎者感言的理想境界總算被實現了,那是最真情流露,無法事先彩排,卻是典禮最吸引人的重點。過去的頒獎典禮太迷信大型表演,表演內容難免受到現場收音或並非演唱者熟悉曲目,而成為典禮之後被攻擊的砲灰,如果想看歌手的現場演唱功力,讓觀眾買票進場去支持他們的演唱會更好,把那些大型表演的時間省下來,讓得獎者可以好好把謝詞說完,沒有計時的聲音催促他們下台,這屆金馬獎辦到了。
每個得獎者努力了那麼久,照理說,應該都不會輕易放過上台領獎的那幾分鐘,不會說「我都沒準備」「我沒想過會得獎」,既然入圍誰不是想上台,所以最佳男配角劉冠廷的得獎感言彷彿一篇動人的小品散文,以「光明之日」獲得最佳電影歌曲獎項的創作人雷光夏跟盧律銘在台上說的那番話,應該在他們腦海裏面反覆練習過無數次。謝謝每位得獎者的感言,我幾乎是感動一整個典禮,雖不到大哭的程度,但淚水就是不斷掉下來。

那些與台灣風雨同路的電影人用出席證明了一切

謝謝李安導演,謝謝你沒有在國際成名之後就忘記台灣,謝謝你看起來那麼疲累卻總是精神奕奕給大家溫暖跟力氣。看到魏德聖導演的時候,也有瞬間拍打自己後腦杓,提醒自己一定要朝著夢想去衝刺。就好像鍾孟宏導演說他拍戲從來沒賺到錢,可是夢裡面也會喊action一樣,要有那樣的信念啊,不是一直喊著世上苦人多,景氣不好,沒辦法賺大錢,看著金馬獎頒獎典禮時,我都覺得任何口號都比不上轉播鏡頭掃過台上台下,幕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的眼淚或開心種種情緒,來得讓人內心陽光普照。
謝謝那些頂住壓力,依然有情有義的贊助商,我記住你們了。當然那些嚇到抽腿的品牌,我也記住你們了。沒有名車進場的電影人還是氣勢萬千,沒有珠寶贊助的影后謝盈萱還是金光閃閃,是枝裕和導演甚至在紅毯小跑步,帥得不得了。
看到張艾嘉上台的時候,我想起自己是看她電影長大的世代,看她演《梅花》那個被痞子柯俊雄喜歡的妹妹,看她演瓊瑤電影裡的女二角色卻是光芒蓋過女一,看她始終把自己照顧得那麼優雅美麗,不管是金馬獎還是台北電影獎,她都站到台前給年輕後輩支持喝采,即使在今年金馬獎這麼艱困的時刻,她也沒有缺席,她不是沒有中國市場要顧啊,但她還是來了。我只想到「風雨同路」,以這四個字來向她致敬。

在極大壓力下展現金馬的精彩與自由

我尤其要向這次籌備金馬獎的團隊致敬,很多細節,超出想像的好,譬如頒獎人與得獎人瞬間提到的人,鏡頭都可以從會場座位精準找到他們的位子,那些人可能是他們的妻子、母親、女兒、或是互相扶持的男女朋友。尤其每個獎項的入圍介紹影片是集結了好幾位新銳導演的作品,而唸出入圍者名單的聲音,是每個領域舉足輕重的資深前輩,這是非常厲害的創意,這是比入圍者有沒有露胸露腿,或是主持人換幾套衣服,還要讓人專注的焦點。
最後,我想要感謝中國,感謝一個政權如此愚蠢地限制了創作自由,讓中港台的某些電影人這般畏懼,卻成就了今年金馬獎如此精彩,如此自由。我們可以在演唱《返校》主題曲的時候,讓電影劇情裡的國旗出現在大螢幕而不必馬賽克,得獎人可以祝福香港人活著才能記住這一切多麼得來不易,卻不必擔心直播畫面突然被卡掉。希望他日中國擁有民主與創作自由的時候,電影人終於可以不必受到恐懼威脅時,可以帶著作品回到金馬獎,就好像李安說的,張開雙手歡迎。
被打壓的時候,一定很想反擊,但是金馬獎依然從容,讓一切如常進行,並且圓滿落幕,這就是最好的反擊。
——

台檢調出示與王立強合照 向心龔青慌張改口

台檢調出示與王立強合照 向心龔青慌張改口
台灣壹週刊【壹特報】2019年11月26日
國安單位偵辦王立強案今天(26日)凌晨有重大斬獲,台北地檢署與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工作站,聯手偵訊中國創新投資及中國趨勢主席向心及替任董事龔青(向心的妻子)30小時,向心、龔青2人一直向檢調撇清與王立強毫無關係,王也不是他們的員工,但檢調卻拿出3人在1個聚會場合的照片,令向、龔無法自圓其說。檢調出示合照的手法,幾至一槍斃命,又對照王立強向澳媒的指稱,檢方認為有必要清查向、龔相關資金、來台接觸對象,所以諭令2人限制出境出海,目前2人待在君悅飯店靜候台灣司法調查。

《壹週刊》調查,國安單位初步調查,向心、龔青來台趴趴走,到處結識朋友,交往對象不乏黨、政、軍及商界等人士。國安擴大調查後,是否為總統大選投下震撼彈,引人關注。

《壹週刊》掌握,國安單位在4、5年前就針對中資來台實施「清中專案」調查,專門清查中資公司的實際背景,而中國創新投資及中國趨勢也在3年前申請來台投資被經濟部投審會打回票,當時,國安局及調查局就對向心、龔青進行初步了解。

此外,2016年間,向心夫妻有意捧1億元來台開立「中華資本公司」,原目的經營不動產買賣業務,遭投審會向國防部查證後,發現向心的公司掌握中國軍方核心技術,以「國家安全考量」為由駁回,向心不服另提行政訴訟,投審會再寫出6大理由擋下。
王立強在澳洲爆料共諜案舉世關注。(圖片來源:翻攝60 Minutes Australia臉書)
王立強在澳洲爆料共諜案舉世關注。(圖片來源:翻攝60 Minutes Australia臉書)
投審會擋下向心與龔青的理由,第1就是對兩夫妻的背景有疑慮。主要是龔青曾在中國國防科技相關公司任職多年,至2016年6月22日仍持有中國創新公司0.47%股份,同年9月26日仍持有中國趨勢公司0.28%股份。

向心2016年透過中國科技教育基金會理事長身分及Honour Sky International Limited控制中國趨勢公司25.25%股份,為中國創新公司執行董事、向心甚至透過中國科技教育基金會理事長身份控制中國趨勢公司股份。

第2,國防部告訴投審會,「中國創新公司投資香港太陽創建公司,係以軍用航空蓄電專利技術為核心,已經過國家安全局調查屬實及香港交易所網站資料載明。」國家安全局也就上述調查事證,送經國防部建議禁止投資,經濟部因尊重國防部、國安局之專業判斷,駁回訴願人等之申請。
 
投審會卡向心夫婦的第3大理由,在於向心、龔青訴願時主張自己並沒有擔任大陸地區中央或地方政府正式編制人員、受大陸地區黨政單位實質控制、未違反台灣法律、申請投資事業之性質無不利國內經濟發展或有害國土安全等事項,認為應核准投資,但經濟部仍以無違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平等原則駁回。
中國創新公司在香港上環辦公室。(圖片來源:讀者提供)
中國創新公司在香港上環辦公室。(圖片來源:讀者提供)
第4,是國防部審查意見認為宜以國家安全為考量,建議禁止訴願人等投資。

第5,投審會認為,此案是經濟部已採取函詢相關主管機關,並於意見彙整後作出駁回申請決定,尚無未盡證據調查或調查程序有缺漏的問題。

第6點,向心夫婦當時認為投審會應給予陳述意見的空間,不過投審會認為,向心夫婦尚未來台投資設立公司,經濟部將公司設立申請駁回,單純是不增加對向心夫婦等有利的法律效果,並未積極地對於訴願人等既存權利予以限制或剝奪,自無行政程序法第102條之適用,經濟部也沒有邀請投資人到場說明或陳述意見之先例。

檢調單位依據最早「清中專案」調查的背景,以及投審會摸過的六大向心、龔青底細,加上出示與王立強在一個聚會場合的3人合照,讓被質疑的共諜老闆,啞口無言。(撰文:專案組)
——台湾壹周刊/读者推荐

资中筠: 关于解密档案的一段往事

11-21-2019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第一届中美关系史研讨会。这应该算是中外关系史界的一项带有开创性的活动。那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下,摆脱纯粹以"帝国主义侵华史"来概括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套路,以新的、客观的、全方位的视角探讨中美关系史的一次盛会。主办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这两个单位都是在新时期应运而生新成立的。当时中美建交才五年,两国之间已经问题层出不穷,中美关系及其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到会有来自全国各地七十余名学者,从年近古稀的资深学者到尚未毕业的硕士生,济济一堂。气氛空前活跃。会上竟然有年轻学生与老教授为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这是极少有的现象,足见当时的自由气氛。
  

在短短几天会议中,有一个问题不断凸显出来,就是档案资料问题。毋庸赘言,凡治史者,都离不开档案。而我国近代史的档案查阅困难重重。自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接触到国外的图书档案,愈加痛感其便捷与我国成鲜明对比。本人在短短的几年中对此就有亲身体验。

美国的档案解密制度

美国依法三十年解密政府档案(后改为25年),每年由政府出版部门出版,全世界都可订购。我国当时能进口这套资料的只有极少数几家图书馆。二〇一一年,美国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FRUS)》举行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第一次正式公布外交档案始于一八六一年南北战争期间。当时美国国务院还很小,外交规模也有限。实际上,临时性的解密从开国以来就有,那时每当与外国签订条约需要国会批准,除提供条约文本外,还须附谈判经过的原始文件。不过一八六一年是第一次全面、正式公布,不仅是个案,而是全部外交档案;不仅对国会,而且对公众公开,媒体都予以报道。其特殊动因是南方闹分裂,正进行争取外国承认的活动,国务院需要向公众交代在外交上为抵制这些活动做了哪些工作。因此一八六一年那一卷被定为FRUS首卷。


开此先例后,每年都有外交文件解密,或主动,或应国会要求。那时还不一定要等三十年之后。后来美国对外关系日益扩大、国际关系日益复杂,保密制度日益正规化,就需要正式的解密的制度。一九六六年约翰逊政府通过《知情权法》(Fredom of Information Act),我国通常按字面直译成"信息自由法",我认为"知情权法"更准确。该"法"的主要精神是把档案的解密从"需要",变为"权利",就是说,过去是因为某种工作需要知道而公布,现在是确定了解真相为公民的权利。因此定期公布档案是政府的义务。原来英国早已有三十年解密政府档案的法律。美国援英例,此法也适用于一切政府部门的档案,时限不等,不过只少于,不会多于三十年。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历史办公室",由专人负责整理分类,到期必须公布出版。如有特殊需要继续保密的(例如涉及国家安全,或者会引起外交纠纷的敏感问题等),必须有法可依,经过特殊批准。即使一份文件中,有几句话因故尚不便公开,就在那份文件中用虚点标出,明告查阅者:此处有省略(我就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看到过这种文件)。也就是说,解密是自然的,不需要批准,保密倒需要批准,而且要明白告诉查阅者。根据《知情权法》,有关人士如果指定要看某项暂未解密的档案,可以提出特殊申请,如得不到批准,可以到法院告档案馆或有关部门。据我了解,已经有不止一起学者因写书需要而打官司胜诉的案例。
  

所以史学研究的发展,往往跟着解密档案走,从尼克松访华以来兴起的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不例外。例如一九八五年最新公布的就是一九五五年的材料。

本人在美查档案经历

我一九七九年调到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图书馆发现了FRUS,如获至宝,像发现金矿一样。那个图书馆进书及时,一九四九年的已经上架。我钻进图书馆,详细翻阅自雅尔塔会议以来有关中国和远东的那几卷,外加历年国会记录等等,经过大半年时间,写出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台政策的详细决策过程,在当时是国内第一篇根据最新外国解密档案写成的有关这一热点问题的论文。由于材料很多,我决定写一本书。一九八二年正好有机会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就一头扎进图书馆和档案馆,无尽宝藏,任你挖掘。
 

我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曾专程到华盛顿去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那时档案馆尚未迁入新址,旧馆设施陈旧,比较拥挤,在密密麻麻的卷宗架旁边摆了一些长桌供阅览。不过手续十分方便,工作人员熟悉业务,敬业而热情。接待我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对我研究范围的资料如数家珍,查找效率极高。他们的业绩是以查阅资料的人次和数量计算的。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我曾遇到提出要看的文件在目录上有,但是标明此件暂不公开。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竟怂恿我根据《知情权法》去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开放,如不允,还可到法院告他们。我大为惊讶,说外国人也能告吗?他说能,已经有先例,有一位苏联学者告过,而且胜诉。此前我知道有美国学者运用此"法"胜诉,并根据争取到的档案写出一本书,但是不知道此权利还包括外国人。我国的档案管理者与"机要员"混为一谈,以保密为己任,养成一种心态,越少让人知道越好。而美国相反,他们站在档案馆立场,越多公开越好,因为这是他们的财富。这一遭遇使我大开眼界。当然我不至于因看档案而打异国官司。还有一事令我意外,我在华盛顿只呆两星期,由于国家档案馆正进行内部整理,在我逗留期间有一部分我要的卷宗不在架上。谁知我回普林斯顿不久,又接到档案馆那位接待我的老先生来信,告以现在这部分档案已经上架,你可以过来看了。这种服务态度真使我受宠若惊。

在国内的遭遇

中国的档案管理以"保密"为主。而且"机密"的范围可随意扩大。有的并非是国家机密的历史档案,例如故宫博物馆的清史档案,本来是开放的。但是由于"文革"把一切打乱,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档案管理问题非当务之急,尚未提上日程。加之长期以来,档案神秘化,管理的目的是防泄密,没有为学术研究服务的观念。我在大量运用美国的档案之后,照理应该有中方资料的旁证,才算完整。我从不指望在国内也像在美国一样自由地钻档案馆,要求不高,只想就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与中共之间有限几次重要交往的史实,求得中方的说法。但是在国内寻访的过程处处碰壁,痛苦不堪。首先是不得其门而入,托了许多人,走了"后门",才找到了门路,一路打报告,列出少量要查的文件,层层审批,终于拿到了特许的"批件",找到中央档案馆,通过层层管卡,进入神圣殿堂,递上清单。档案馆的规定是,只能看明确列出的那几个文件,不能根据某一个范围查目录。即便如此,我列出的单子上最重要的几个文件,还是被拒绝。管理员说,他们领导认为与我的研究范围无关,"就不必看了吧!"我报的题目是中美关系,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是美苏冷战的背景,实际上是美、苏、国、共的四角关系。被否决的是与苏联有关的文件。档案馆的领导认为你研究中美关系,不该涉及苏联,就这样给否了。我据理力争也无效,对方言词温和而态度坚决。由档案管理人员来决定学术研究的内容,也是一大奇闻。
  

另一经历是,一九八〇年代初,外交部决定撰写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外交史,组建了一个写作组,我从研究所被调入。刚参加时,发现该小组成员获特许阅读许多一般人看不到的档案,里面也确实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我十分高兴,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以为可以有补于我正在写的专著。谁知此小组有严格的纪律,每人发一笔记本,档案资料,包括自己的初步草稿都只能写在笔记本上,下班时锁进柜子,不许带出。另外,每人只能看与他分工的范围有关的档案,每写一段都要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审查,按当时的钦定口径定稿,写进书中的大部还是报章公开发表过的,"内部"资料不准引用,更不能注明出处。在那里呆了几星期后,尽管档案资料很诱人,我还是决定找理由逃离,宁可根据已经获得的美方材料继续写我的书。
  

我的专著于一九八五年杀青(出版社因故拖到1987年出版),以后就调到社科院做了很多其他的研究和活动,而外交部那个写作组一直存在到那部《当代中国外交史》出版(也是1987年)之后。坦率地说,集中这么多写作高手,获得如此宝贵的独家资料,经过如此长的时间,读者引颈以待的第一部关于新中国外交的官史,作为资料汇编有一定参考价值,而如果作为学术著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绝大部分都是已经发表过的公开资料,如果有个别没有发表过的情节,也没有注明来源,在学术上难以引用。这决非写作者之过,而是档案制度的问题。如果时间比作金钱的话,从性价比来说,是不上算的。我庆幸自己及早逃离,没有把那几年宝贵时光陷进去。

上书言事

再回到一九八五年的会议。与会学者每人都有类似的遭遇。大家不约而同地围绕档案问题大倒苦水。特别是,外国学者看中国档案反而比中国学者得到更多机会,令人着实意难平。有人举例:"西安事变"是近代史研究不可绕开的一个课题,中国学者多少年来看不到有关的档案。但是有一位常来常往的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邀请某档案馆的管理人员赴美访问一次,就取得了阅读西安事变档案的许可,从而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论文,提出新的看法。中国学者对此即使质疑,也无强有力的依据。这一例子使在座者痛心疾首,有人甚至拍案而起,认为再这样下去,连研究中国历史我们都与外国学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场讨论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向有关领导上书,力陈利害,争取档案依国际惯例开放。经议定内容,本人被公推为执笔人。现在还留有底稿。主要段落如下:

乔木、兆国同志:
  ……(介绍本次会议的情况略)
  

就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而言。近二十年来美国出版的这方面著作卷帙浩繁。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从事研究和著述。但是所能得到的依据主要也仍是美国的档案或引自美国著作中的第二手材料。这样,我国学者总是处于劣势,跟着别人后面。在掌握美国材料方面,我们当然无法与美国学者抗衡,而美国人却往往引用我们既不能肯定又无法否定的据称是我国的(包括清、国民党时期以及我党成立之后的)原始文件档案对我国的历史、情况、政策肆意解释。致使些片面反应美国人偏见的论点在国际上流传甚广。……国民党方面已有意识地向其有关学者开放部分档案,并已成书多种。最近台湾报刊有文章建议加速对这一段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要求当局开放史料,以免在"美国或中共方面出版许多歪曲历史的解释后才图对策"云云。说明国民党方面已在有意识地与我争夺对近代史的解释权,并企图造成先入之见。
  

此外,有个别外国人或外籍华人通过某种特殊关系即可查阅中国学者所无法接触的材料,结果珍贵史料首次发表的权力落入外人之手,往往由他们做出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解释,在国际学术界抢占权威性的地位。这种现象不但使克服种种困难从事艰苦的学术工作的我国学者为之寒心,更重要的是对我国政治上影响极为不利。
  

以上情况也适用于一般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一名美国负责外交档案解密工作的人员曾对我国学者(按:此"我国学者"即本人)说:"我们根据法律必须公布档案,而你们什么都保密,表面上似乎你们占便宜,但是从长远看,历史将对你们不公平,因为以后的世界史都是我们一面之词。"这句话是值得深思的。何况就在目前,对我们不利的影响已经显示出来。
  ……
  

根据目前现实情况,我们建议办法如下:
  

1.主导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为历史研究服务是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档案工作人员的考绩、奖惩应把服务查阅的人次列为标准之一。
  

2.据了解,现在有的档案馆工作人员正在编印各种档案(《资料汇编》),陆续出版,这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档案资料浩如烟海,工作人员人手有限,……编印出版《资料汇编》不能代替原始材料的开放。
  

3.目前主要有关史料分别存放于第一、第二和中央档案馆,其机密程度不同,可区别对待……
  (以下4~8点提出一些具体办法,略)
  

这件事看来与国计民生无直接影响,却关系到当前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文化学术领域的现代化,以及教育子孙后代的问题。我们作为历史工作者,深感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中华族备受外侮之痛,如今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情况下,面临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在文化方面的挑战,怀着历史的使命感,愿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与我们今天国际地位相称的贡献。特此恳切陈辞,希望中央和各级有关领导同志体察,并给予切实的关注。

  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全体人员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这是一份中规中矩、政治正确的"奏表",最终目的是争取档案开放,"对我政治上有利",是能够打动"上面"最正当的理由。今天大多数严肃的历史学者恐怕不会把与外人争夺对历史的解释权作为研究的宗旨。不过直到今天,不论是上呈的奏折,还是下达的敕令,恐怕还是以"对我政治上有利"为准绳,例如发展文化是为了在国际上显示软实力,等等。至于我自己,自那时以后,基本上摆脱了写此类"奏折"的任务,是一大幸事。
  

此件上达后,据说胡乔木有批示,我没有见到,但被告知,批示仍重申了他过去的指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档案可以开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暂缓。换言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与之有关的档案就属保密之列。不论怎样,这份报告连同批示正式传达到有关部门,包括档案馆,的确产生了效果。以后情况有所改善。据说有的档案馆还组织了对这份文件的学习讨论。最明显的是南京的第二档案馆改进管理方式,加速整理积案,加强了服务于查阅的观念。这里所谓"整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二档馆是民国时期建立的,建筑设计十分讲究、科学,在尚未有空调的情况下,做到防潮、四季保持恒温。其中的档案一部分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即"大溪档案"。留在南京那部分原来也是排列有序,有完整的目录。但是后来,主要是在"文革"期间,为体现政治立场,把卷宗题目都改了,例如原来编目有"总统府",就改成"蒋匪",原来"××部",则加"伪"字,等等,而且里面的细目也打乱了,所以同类文件可以放在不同卷宗内。总之,体系乱了套,查找十分困难。要重新还原,按照专业的档案编目、整理,确实需要费不少功夫。后来我很少去那里,据称现在查阅已经很方便了。
  

事隔近三十年,今天我国档案开放的程度己经大有进步,而且已经正式有了三十年解密的规定。有的地方的档案开放程度还要宽。史学界根据新的档案资料写出的佳作迭出,成绩斐然。不过大多数根据还是境外的档案,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大量公开的资料。在我国,在实践中还有种种阻力。我个人就碰过两个钉子:
  

一是我写《财富的归宿》一书时,涉及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之事。福特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批准在中国正式设立办事处的,主管单位为我供职的中国社科院,一九八六年双方领导签有正式协议,当时我就知道此事。上世纪末,我远涉重洋,在纽约福特基金会总部的档案室中查到这份协议的英文本原件,回来后希望从社科院找到中文本。我原以为很简单,就在本单位。却不料与有关办公室联系,得到的回答是:这份文件确实存在他们那里,但是经请示领导,不能查阅,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于是我在书中只好据英文本转成中文。按理说,这一协议当时就是公开的,根本不是机密文件,只是一旦"归档",就"侯门一入深似海"了。不许查阅,也不知根据什么规定,是什么心理作祟。
  

另一次是我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和平运动,有些记忆不准确,想查阅当时的档案,如今存在对外友协。开始接洽时,管理人员友好热情地接待,并提供了卷宗目录,我列出了要查的卷宗清单,其中不少就是我自己原来写的报告文件,请他准备好,约好下次再去。谁知几天后接到通知说,经请示领导,此类档案不得查阅。按理说,早已超过三十年期限,也不知根据何种理由,何种规定。我国没有《知情权法》,无法抗诉。不过这不能妨碍我凭记忆写作,只是某些细节的准确性无法保证。至于中共党史的档案当然更加是禁区。这种把历史档案视作禁脔的主导思想就是不承认公众有知情权,一切以掌权者制定的官史为准,不让普通人知晓内情,得出自己的看法。但是现在官史实在已难取信于人。各色人等的回忆录纷纷出台,人们对此兴趣极浓,尽管许多事说法不一,真伪难辨,有此野史交叉证明,任凭读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取舍,相对说来比官史可信的成分还高些。有朝一日,能出台一部"知情权法",并且真正能落实,恐怕不只是历史学界的企盼。


—— 原载: 《书时光》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