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智官：从陈光诚被辱骂看人性

作者：喻智官

拙作"从坚挺川普的陈光诚被辱骂说起"发表后，在民运及异议人士圈内引起不少反响，因为在这次所谓"川粉"和"川黑"的论战中，海外一些反共及异议人士的言行极为反常，值得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洞察。

本来，所有海外反共及异议人士，他们首先是所在（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公民或居民，有人为自己的经济得失或移民身份等切身问题计，支持主张高税收、高福利、宽移民的左翼政党无可厚非。然而，不少反共"义士"以流亡身份在西方安身立命，受过中共迫害或坐过牢是他们的护身符，他们的立足点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面对川普及共和党与拜登、哈里斯及民主党的争纷，他们不愿光明正大地坦露民主党政策契合他们利益的心计，只能贬损于己不利的川普和共和党，以此保住自恃高大的反共形象。

于是就出现了颇为吊诡的现象。

以陈光诚为代表的所谓"川粉"，在旗帜鲜明地赞同川普及共和党的理念和各项政策的同时，也质疑拜登、哈里斯及民主党的种种反传统、反民主、反人性弊政，但那些辱骂陈光诚的反共"川黑"，因拜登、哈里斯实在没好东西让他们"粉"，更没多少德政供他们唱好，只让他们滥用肆意攻击川普的炮弹。无良民主党人为恫吓选民抛弃川普，不惜秽骂川普是"独裁者""法西斯""希特勒"等等，无良反共"川黑"也跟着鼓噪，无视此类妖魔化川普的恶言恶语不堪一驳。

倘若川普是独裁者，2021年1月6日，堂堂总统可以命令军队包围国会，重新审核被人做过手脚的选票，甚至干脆宣布选举无效，而不是"可怜"地亲自上街号召民众向国会陈情；倘若川普是希特勒就更简单了，解散国会并把反对派统统抓起来就完事了。但川普懂得美国军队首先遵从宪法而不是总统，他也同样遵从先贤制定的宪法，决不会冒天下之大不讳违宪乱政。

所以，加诸在川普头上的种种不实罪名，只能是言者所图的口舌之快。但反共"川黑"棋高一着，他们抓住了川普想当独裁者的"把柄"，就是反复"赞赏"习近平、金正恩，夸称他和习、金是"好友"。他们拿川普这句话大做文章，借此一石二鸟，既可缝制一件凸显自己因反共而反川的大氅，遮住自己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为出于私心"川黑"找到自圆其说的理由，又能煽动海内外厌习（近平）华人的反川情绪。

确实，真正厌习人士都不乐听川普这番言论，也确有不少人因此反感川普，但只要冷静下来思考，不难澄清川普此说的用意。

谁都知道，川普真正的好友是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和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等人，川普为何不把他们挂在嘴上称朋道友？因为川普知道，他们是民主国家的总统首相，他们的权力由他们本国人民定夺。而习近平和金正恩是独裁国家的暴君，完全不受他们本国人民制约，只有超强的外力才能制压他们。川普称他们为"好友"，完全可以看做是能够摆平他们的同义词，何以见得？且看事实。

先说川普如何招待"好友"习近平。

2017年4月7日，川普在马阿拉歌庄园与习近平共进晚餐，干烤多佛比目鱼吃得正香时，川普突兀地对习近平说，他刚下令向叙利亚发射了一批导弹，轰炸了叙利亚的一个军用机场，以惩治叙利亚独裁者阿萨德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阿萨德可是习近平的难兄难弟，这个机场又有中国人驻扎，这不是给他习近平一个下马威？面对毫不留情咄咄逼人的川普，习近平只能尴尬地思索了一下说，当有人屠杀孩子时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有谁在宴请朋友时如此表露杀伐之气的？

若说川普给"好友"习近平设了一桌"鸿门宴"，灌了他一杯连惊带吓的"敬酒"，那么给另一个"好友"金正恩则布了一道"迷魂阵"，喂了他一杯自取其辱的罚酒。

2019年 2月28日，川普与金正恩在河内举行"川金会"。川普的底线是，金正恩同意销毁全部核武器，然后再谈美国如何取消对朝制裁。耍小聪明的金正恩妄图蒙骗川普，想在多个核试验基地中只拆除一个来换取最大利益。然而，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火眼金睛的猎人，川普立马识破金正恩的诓诈，即刻终止谈判，连准备好的午餐会也临时取消，完全不给金正恩脸面地拂袖而去。

川普的这一举动，连民主党也不得不称快，连对川普没好话的《纽约时报》都发文叹赏，唯有反共"川黑"至今咬住川普这句话不放，因为这是他们既要反川，又要死守自己反共形象唯一能抓住的稻草。

川普与 "称朋道友"的独裁者习近平、金正恩（他们哪敢唱和）上演的这两出大戏，一展威严豪毅的大国雄风，媲美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精彩桥段，是足以载入史册让后人演绎的精彩活剧。环顾当今世界，有哪位国家领导人能如此霸气，试想，拜登和哈里斯有如此高超放达的外交手腕吗？不仅川普与拜登、哈里斯的气势天差地别，就看他们手下也可知熟强熟弱。川普的国务卿蓬佩奥无论与习近平还是王毅会谈都占尽上风，而拜登的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却被杨洁篪和王毅教训了一个多小时，让中国的韭菜们津津乐道，也成了习近平大胆叫嚷东升西降的底气。

川普与习近平到底是不是"好友"，问习近平本人也许更明了。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唯有川普公开谴责中共向全球散布"中国病毒"，也就是反共人士说的"中共病毒"。习近平最怕川普至今念念不忘"中国病毒"，并为川普一旦上台可能与他算这笔账而忐忑不安？哪会把川普称他为"好友"当真？仅凭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和中共的亲密关系，也不难揣测习近平盼望川普还是哈里斯上台。

其实，习近平说不出口的心愿，不仅由国内御用学者阐述出来，在美的华裔老、小粉红还代他投了票，他们大多反对川普当选，认定川普上台绝对不利中国，也就是不利中共，当然也就不利习近平。

这就有点谲奇了，反共"川黑"怎么与拥共的国内御用学者和海外的老、小粉红在反川问题上同流合污、同仇敌忾了？看上去在逻辑上说不通，但稍作梳理就不难破解。老、小粉红无论多么无知、愚顽、刁赖，至少心口一致，他们凭直觉知道川普上台对中国（共）也就是对习近平不利，而反共"川黑"是用川普的"亲习说"做幌子，来装点表白自己因反习反共才反川的人设。

虽然反共"川黑"被老、小粉红的反川取向难堪，但真正让他们心虚丧气的是他们倾情的民主党本身。反共"川黑"以反共争取民主为"志业"，即使大而化之地看，他们也知道在川普及共和党与拜登、哈里斯及民主党两者的政策间，谁更接近他们自我标榜所反对的中共。远的事不说，有关福利和移民的事也不说，单说眼下大选两党关注的重点，代表共和党的川普和马斯克，一再强调维护宪法，坚守美国第一修正案，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一再重申遵守选举诚信，投票时必须验证公民的身份。与此相反，因马斯克买下推特，哈里斯们不能如2020年利用社交媒体过滤对他们不利的信息，所以对马斯克恨之入骨，誓言当选后要管控社交媒体。而民主党主政的十五个州竟法定投票时无需出示身份证，加州更推出查看选民身份证违法的荒唐规定。如果全美都实行这样的法规，美国还有正常选举吗？

对民主党的这些反言论自由反民主的举措，号称反共争民主的"川黑"不仅统统视而不见，还为之粉饰袒护。早在四年前，他们说揭露拜登儿子亨特的丑闻是造谣，如今亨特认罪了，扎克伯格也坦白拜登政府要他审查言论，他们却丝毫不自省，还继续为拜登、哈里斯辩护。

不久前，川普提出协防台湾要收保护费，反共"川黑"群起攻讦川普是"奸商"。后来，川普又说，只要他在任中共就不敢入侵台湾（这就是川普为何一再呼吁"让美国再次伟大"，因为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美国，才能震慑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中共若敢犯台他就轰炸北京，也就是轰炸中南海，就要让习近平先走了。拜登、哈里斯敢发出如此强悍的警告吗？这不，哈里斯近日作"回应"了，只承诺帮助台湾提高自身防御能力，也就是说，若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将袖手旁观。面对川普发威的预警和哈里斯怯弱的对策，中国更惧哪个不言自明，尽管如此，你也别指望反共"川黑"责言哈里斯。

本来，在民主社会的公民间，支持和反对不同政党和候选人是常态，彼此出现分歧产生争议也不足为奇，只要心平气和地交流不同观点，互相都应表示尊重。但有些反共"川黑"却带着怨毒和仇恨咒骂川普，还连带咒骂陈光诚。

人们不禁要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有位著名"川黑"是有妇之夫的"人权"律师，他在旅馆强奸相识的女士未遂，事后诡称犯了"笨拙求爱"过失；而纽约几个人所共知只差撕下面具的特务或线人也都是"川黑"。他们失态狂吠地反川言行最败露"川黑"真相，因是中共的代言人，便想为中共所想，急为中共所急，由此可推断川普击中了中共的七寸。所以，应该为这些人的"反共"头衔打上引号，掀开他们"川黑"的人性黑洞。

相反，以我对自己熟识的人的观察，凡是所谓的反共"川粉"，多数类似陈光诚，人品好心术正，他们恪守西方民主社会传统，踏踏实实在所在国工作生活。

比如铁杆反共斗士孙宝强，八九六四时，她在上海街头演讲抗议中共在北京屠城，为此坐牢三年。十多年前她流亡澳洲时已年近六十，却不愿在经济上增加澳洲政府的负担，仅在最初学习语言的几个月里拿生活补助，此后全靠打工自食其力，直到年近七十拿养老金，夫妇两人没吃过一天政府福利。这些年，她远在澳洲为川普"摇旗呐喊（在美某作家挖苦'川粉'语）"，还宣告自己为当"川粉"而骄傲。

我相信若干年后，卷入是次所谓华人"川粉"和"川黑"之争的，尤其是反共"川黑"到底是些什么人，都会大白于天下。

有位反共"川黑"曾用炫耀智力的傲慢口气说，美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知识分子都支持民主党，而支持共和党的都是低学历没文化的劳工。要我说还不止，美国大学的教授更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支持民主党，不少自以为是的高智商教授，以卖弄高尚道德始，以成为"道德婊"终，他们必然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现代史的"史盲"。而反共"川黑"应该记得，1949年中共之所以能夺取政权，就是得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知识分子支持，北大学生甚至吃着三菜一汤上街反饥饿反迫害，要打倒国民党。国民党是被打倒了，被赶到台湾去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著名教授学者不听蒋介石召唤，坚决留在大陆，最后他们中有几个逃过文革劫难的？

所以，2024年的美国恰似1949年的中国，如哈里斯再次成功"胜选"，美国就将开启走向中国式炼狱的道路，左派教授学者也将咎由自取地在这条道上涅槃，只是不知蝇营狗苟的反共"川黑"会在这幕悲剧中出演怎样的角色？

原载《台湾海外网》2024年10月21日

黄钟：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 不是根据罪行处决是下达指标

作者：黄钟
转自民间历史

1950 年 10 月，是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 年 10 月至 1953 年底 ) ，主要针对"不拿枪的敌人"。

主要不是由人民法院判处"杀、关、管"

1950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对罗瑞卿提出的"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表示赞成。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下发由彭真、罗瑞卿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即"双十指示"。它要求"各级党委对于已经逮捕及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即领导与督促主管部门"；"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

司法部部长史良 1952 年 8 月 13 日的一份报告说到，"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干部共约二万八千人，其中有旧司法人员约六千名，约占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二，他们大部分充任审判工作"。据此可以推断，在"双十指示"发布之际，单纯从人手讲，法院也难以适应镇反运动之所需。

因此，镇反就得相当程度上绕开法院，不能只由法院判处反革命分子。 1952 年 6 月 27 日公布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又规定，"对反革命分子管制之批准权，除法庭依法判决者外，均属县市以上之公安机关"。

可以说，整个镇反运动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在于中共各级党委。这既包括下达普遍适用的各种镇反指示，也包括决定具体的反革命分子的生死。比如，按照"双十指示"，"在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其中如有特别重要分子则须报告中央批准。"可以说，镇反实质上是在党的高度集中领导下进行的。

对于这次空前的政治运动，镇反中的"杀、关、管"，大部分不是经由人民法院判决。因为据全国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历史资料， 1950 年，判决在本年发生效力的反革命分子为 18845 人， 1951 年至 1953 年，被判反革命罪者，分别为 23562 、 170502 、 124239 人。而自 1950 年至 1953 年，处刑 5 年以上至死刑的，分别为 7661 、 16006 、 96059 、 70199 人。

仅上述数字，就直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共主政者的魄力。 1950 年 10 月 18 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说，"反革命是可以杀干净的"。在他看来，"不办就不要办，一办就办得你很痛，不痛不痒又得罪了人，就划不来。杀一儆百，一百人杀一个，这一个是必须杀的很需要"。

"双十指示"的发布超乎一些人的想象

不过，"双十指示"的发布，即使在中共党内，也还是超乎一些人的想象，而不仅仅是毛泽东 1956 年 4 月 25 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的"民主党派与我们有分歧意见"。黄克诚在自述中就说道：

湘西的负责人周赤萍不相信中央有这个决定。我到湘西去督促他镇反，对他说：湖南反革命最多的地方就是湘西，开杀戒的命令是中央决定的；根据湘西情况，我估计总得杀掉相当数量的反革命，才能控制住局面。你下决心干吧！周赤萍听说要杀人，顾虑更大了。他亲自跑到武汉中南局，找到邓子恢问这事，经邓子恢证实以后，才相信确实是中央的决定。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党政干部还对开杀戒心存顾虑。 1950 年 12 月 7 日，黄克诚在《关于湖南工作的综合报告》中说："中央精神向县区传达后，无论党、政府、公安部门老干部均有极大顾虑，认为会发展到乱来，将来又要整风，'左右都是你们上面来的，都说得头头是道，但将来整顿之风我们下面受不了'颇有抵抗，经过说服，大致无问题。"

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之后，据刘复之的说法，虽然"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但是，因为不少领导人员对毛主席坚决、彻底镇压反革命的精神理解不深不透"，"未能坚决镇压"，"放不开手，以致镇反运动开始了两个多月，还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于是，"罗瑞卿传达：毛主席对镇反斗争的发展表示不满意。毛主席说，镇压反革命，就是要放手捕一批、杀一批……他批评某些领导干部在杀人问题上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并且"毛主席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迅速扭转了局势"。

镇反高潮中的捕杀之势

局势扭转之后的镇反高潮中，捕杀之势，有如雷霆。比如， 1951 年 3 月 13 日，重庆市一次逮捕了 4000 余名反革命分子。 4 月 27 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指示对全市反革命分子实施一次突击搜捕，并亲自在深夜乘吉普车来回巡视。这一夜逮捕了 10058 人"。对这种独特的搜捕方式，毛泽东 1951 年 4 月 10 日在《关于镇反工作中两个突出经验的通报》中提到，"有计划有准备地大规模地在同一时间内搜捕大批反革命分子"，"是一种搜捕社会反革命的有效的不可少的步骤"，并说"请你们注意照办"。《黄克诚自述》里提及湖南镇反，"真正动手开杀戒，不过二十天左右，杀的数字已超过估计甚多"。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也说："杀人没有杀开的时候，几个月几年都杀不了人；一开杀了呢，几天就几千人头落地。川东听说杀人权要在 4 月 15 号开始收到区党委之前，几天就杀了六千。杀开了要收，有时就连电话都打不及了。"

【图略】1951 年 5 月 20 日，罗瑞卿在北京市各界代表扩大联席会议讨论处理反革命罪犯问题大会上讲话

毛泽东亲自规定镇反数字

第一次镇反，也正如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所说，"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之下做的"。著名的"双十指示"，就是毛泽东让彭真等人起草，并经毛审阅后发出的。 1951 年 1 月 17 日，毛发出《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提出了"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在镇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毛亲笔撰批的书面指示和批示，就有 142 次。

而毛"亲自领导"的一个方法，就是限期规定镇压数字。比如， 1951 年 1 月 21 日毛给上海市委的电报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1 月 22 日又电告中共华南分局广东方面负责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2 月份，根据他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开会讨论处决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做决定"。

5 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提出"在处决反革命问题上，乡村已达人口千分之一 ( 在西北地区为千分之零点五 ) 、城市已达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者，应即停止大批地杀人"，而"有些城市镇压得还很不够……仍需大杀几批，并争取在七月底以前，杀掉预计数字的三分之二"。其中的"很"与"七月"三字，系毛泽东亲自修改。《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则要求，"一切捕、杀反革命尚不彻底的地区，特别是那些根本没有触动的地区，从今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止的六个月内"，应"有计划地把一切应该捕、必须捕、但现在尚未捕的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把一切应该杀、必须杀、但现在尚未杀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杀掉"。

杀反革命的指标、比例，可以随时变化。 1951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说："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才过半个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又说："在城市中杀反革命，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例如北京二百万人口，已杀六百多，准备再杀三百多，共杀一千人左右也就够了。"

规定比例不只限于处决。对于"一般反革命分子"的管制，《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规定，"在半老区和新区的农村中一般以不超过当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三为适宜，在老区和城市中一般以不超过当地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二为适宜。"

各地对镇反数字的贯彻落实

毛主席和党中央定了杀人比例，各地方自然也需定一定比例才能落实得了。从毛泽东的电文中，也可以看出各地提出镇反数字的情形。 1951 年 4 月 20 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书记时说：虽然 2 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且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我也感觉多了。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得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三万人左右各省区负责分批集中生产……如果以人口千分之点五计算，西南、中南、华东三区就有十五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贵州省认为不杀千分之三就不符合准和狠的原则，我倒觉得按贵州人口一千万已杀一万三，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

1951 年 5 月 11 日，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也说："全国已经杀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很多地方已经杀到人口的千分之一，有些地方超过了，有些地方还不够，但总的数字已经到了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同时，没有土改的地区还要杀一点，一些镇压不够的地方，还要杀一批或几批，以后停止大杀，也还要零零碎碎地小杀，数目字就不会少，估计要超过千分之一。""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把它收一下，要逐渐收紧，再不能这样继续地杀，这个大体上已经有了保证，也不必着急了。可能有很多地方一下收不起来，说千分之一解决不了问题，要杀千分之二、三，甚至要千分之五，如果这样下去就没有底了"。

有些地方为了多杀，还对毛主席、党中央所定的数字，在文件中表示了不同意见。据中共贵筑县委书记陈达之 1951 年 6 月 12 日给毛主席汇报镇压反革命情况的信，被处死者占全县总人口比例，已达千分之二点四。可他信中还说：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把镇压处死刑的数字硬性的规定 ( 不超过千分之一 ) ，六至九月一般停止杀人清理积案，不大妥当"，全县还有 131 人"是应当判处死刑的"。他还想再杀千分之零点六。

就整个贵州省而言，苏振华在 1951 年 6 月 2 日的一次报告中说，"解放以来重要反革命分子杀掉二九 OO 三人，战场打死一一六三七人，关押 [ 起 ] 五二一 O 八人、我们是做到了'大捉几批，大杀几批'，首要反革命分子该杀的多数杀掉了"，"贵州杀人数字已超过中央规定一倍"。 1951 年，贵州省总人口数为 1444.7 万人，杀掉 29003 人，就是总人口数的 2 ‰。可是一年半后， 1952 年 12 月 26 日《贵州省第一次公安会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说："自解放到二月底……已处决反革命分子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三人 ( 去年八月前只杀五百人 ) "，并且提出："根据准、狠、稳、事实求是杀人原则，但又规定大体杀千分之一，我们执行经验感觉有些矛盾，如大体只杀千分之一，即不能达到准、狠的要求，我们几个土改试验区经验，从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到完成土改，每乡须三十人左右 ( 千分之三 ) 该杀的人才能杀完。因此根据贵州情况，我们意见从现在起到完成土改全省还要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人，如按这计划就超过了千分之一的比例，因数目太大，我们不敢做决定，但按贵州实际情况，我们感觉杀千分之一是不能达到准、狠、稳的原则的……对这些反革命分子，我们意见要坚决处理。但二万多人不是要求一次杀，而是一个预定计划分期，分批，分地，有步骤的杀，三月底前一工作暂告一段落，省开党代会，准备土改各地领导春耕，处决反革命亦随此暂停一下，待土改开始后再杀一批，如此领导上好掌握，否则只强调准、狠、稳、实事求是是没有一个预定目标，很难掌握。"

转自《我讲的历史你别信》

王友琴：“嚎歌”与对文革的“选择性记忆”

华夏文摘 发表于 2024 年 10 月 22 日 

绝大多数受害者其实是在遗忘而不是在记叙他们身受的具体的迫害。

心理学上有"选择性记忆"的说法，是指人对往事记忆有选择性的倾向。这种倾向之一，是人可能选取感到愉悦的事情记住，而将引起痛苦的事情忘掉。而对曾造成巨大心理创伤的事情的记忆，会被彻底压抑，结果可能导致记忆消失，也就是遗忘。

我做文革历史调查时遇到的一些事情，这个说法可能予以解释。使用这个说法的时候特别应该强调，这里所说的"选择"是当事人在无意识中做出的，并不是当事人由于价值标准或者利益考量有意作出某种"选择"。比如，罪犯常常想方设法隐瞒罪行以逃避惩罚，他们故意抹煞事实，无法自圆其说时就谎称"忘了"。那种行为不属于这里说的心理学上的"选择性记忆"。

"文革"中有个"歌"，这个特别的"歌"是1966年夏天北京中学生红卫兵创作的，他们强迫学校"劳改队"——又名"专政队"——之中的老师们唱。因为歌词的前两句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就被叫做"牛鬼蛇神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牛鬼蛇神"一语是"文革"中用得最为普遍的对打击对象的称呼，虽然这一词语典出于唐诗，原意指的是化妆游行中的角色，与"敌人"或"坏人"毫不相干。这首歌又被红卫兵称做"嚎歌"，因为唱这首歌的人已经被他们认定为"牛鬼蛇神"，不再被当作人，对这首歌也就不能"唱"，而只能和动物一样"嚎"。

这首歌在1966年流传极广。我做调查并写作《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时发现，当时每个学校都有一批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占老师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以上；每个学校都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因此，每个学校都有一批人被迫唱"牛鬼蛇神歌"。不但北京的学校如此，外省的学校也如此。虽然"嚎歌"从来没被发表在当时官方的正式出版物里，甚至也没被印在红卫兵组织的小报上（有一些地方铅印了），却流传全国。这里的原因值得思考。是在文革的暴力迫害的整体气氛中，特别是通过毛泽东以巨额财政支持进行的全国"革命大串连"，这样的"歌"才不胫而走风行全国。

有几年间，我一直想抄出这个"歌"的全部"歌词"。于是，我询问了数位当年曾经作为"牛鬼蛇神"入过"劳改队"也被迫唱过这个"歌"的老师。可是他们都告诉我，他们只记得开头的两句，也就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至于后面是什么，他们都说想不起来了。我很失望。

在访谈过多位老师之后，除了我原来就已经知道的开头两句之外，我未能记下这首"歌"的任何别的词句。这使我困惑。这几位老师都不像是故意不告诉我。这也没有必要。因为时间已经是文革之后，不再会像在文革期间那样，仅仅批评几句文革就会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他们显然是真的想不起来了，真的忘了。

然而，他们也并不是因为头脑受伤而忘了这个"歌"。我所访谈的几位老师，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少折磨，"文革"后头脑都还清楚好用，依然担任教书工作。在文革中，有的老师被毒打或者折磨后精神失常，几十年都不能恢复。比如北京第八中学的韩九芳老师，在1966年夏天被严重打伤，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得了败血症，几乎死掉，而且此后一直行动不便，神志不清，长期坐轮椅。我询问的这几位老师并不属于这种情况。他们虽然曾遭受殴打和折磨，但后来的健康状况还好，有的至今看起来还博闻强记，所以不能用"年老糊涂"或者"脑力不济"来解释这种遗忘。再说，当他们被打成"牛鬼蛇神"并且被强迫唱这首歌的时候，正值三十多岁的壮年时代，并不在只能记远事不能记近事的年龄。

当时，在1966年的夏天和秋天，他们每天被迫唱这个"歌"，而且一天不止唱一遍；有时个人唱，有时集体唱；如果被认为唱得不够好——不是指音调不准或者声音不清，而是红卫兵不满意——还会被骂被打或者遭到体罚。这样反复"嚎"过的只有十来句的"歌"﹐十年多一点之后就被完全忘掉了，似乎不可思议。

我那时能想出的唯一的解释是，可能是1966年夏天发生的更可怕的事情，淹没了这个"歌"在人们记忆中的位置。根据我做的调查，在调查所及的分布于北京和各省的学校中，无一例外都发生了打老师的事情。大批老师被严重打伤。一批老师被活活打死。还有一批老师在被打被侮辱之后"自杀"，这里的自杀二字必须加上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而且，这些老师不是被陌生人用子弹射杀的，而是被他们学校中的学生用铜头皮带和棍棒等打死的，因而杀人场面更为残酷可怕。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生物老师喻瑞芬，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学的美术老师陈葆昆，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萍，都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而且在他们被打死以后，还强迫其它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动手打死者的尸体。在那一时期，当这种近在咫尺的死亡和暴力虐待的恐怖笼罩着老师们，"嚎"这样一个"歌"远不是最严重的迫害。他们也许只是机械地重复地做了红卫兵强迫他们"嚎"的，他们的注意力却首先必须集中在忍耐肉体的疼痛以及设法保住自己的生命。

我猜想，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会觉得被强迫唱这样一个自我侮辱的"歌"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虐待和折磨，但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与被虐杀相比，这就成了相对细小的事情。再加上时间的流逝，原本就有限的记忆可能就像石头一样风化破碎缩小，以致在文革发生十多年之后，就没有人还记得住像"嚎歌"歌词这样的细节。

尽管在我看来，这样的"细节"绝不细小，其体现了"文革"时代的气氛、情势和实质，但是在问过多位老师均无结果之后，我几乎已经放弃了对这首"歌"的歌词的追寻。

几年后，当我发现当年的中学生却记住了"嚎歌"歌词的时候，我才对这一"遗忘"有了进一层的理解，才认识到那一代人在肉体创伤之外所遭受的心理创伤有多么深重。

那是1994年，我在电脑网络上作问卷调查，总题目是1966年夏天学校里发生的暴力迫害。考虑到当时会使用网络上的人，年龄最大的在1966年也只可能是学生，不会当过"牛鬼蛇神"，所以设计问卷时只问了他们所上过的学校在"文革"中是否发生了打老师的事情，却未想到过可以询问"嚎歌"歌词。我的脑子里似乎有了一种定见（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嚎"过此"歌"的人都不能记得它，没有唱过的人就更不知道了。

一位网友，也是1966年的一个中学生，很快给我回了电子信，不但回答了我在问卷上问的问题，并且说还记得一些别的文革往事，比如还会唱"嚎歌"，可以写出"嚎歌"的词和曲。我立即去信请他寄来。于是这首被遗忘了的二十八年前的"歌"通过计算机网络被送了过来。

我这才意识到，这个"歌"并没有因为年数已久而无人能记得。多年搜寻未得，在一个未曾期待的情况下，却一下子找到了，而且有词有曲，几乎令人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之感。

我把这个意外的发现告诉一个熟人，她也是1966年的中学生。没想到她对我说，"我也知道啊。你为什么不早问我？"于是，她也写出了她记得的词和曲。虽然两个人文革时住在不同的省市，但写出的"歌"词一模一样，只是乐谱略有不同。

由此，我突然醒悟到，当初我找错了人。要了解这个"歌"，不能只问那些当过"牛鬼蛇神"而被迫唱过这个"歌"的老师，却该问那些没当过"牛鬼蛇神"的学生。果然，后来我又问到三个当年的中学生，他们不但会唱整首"歌"，而且有人还知道谁作了这个"歌"，因为当年这被当作荣誉和功绩来夸耀。

一位1966年时15岁的被访者告诉我，他那时唱过这个"歌"，不是因为成了"牛鬼蛇神"而被强迫唱的，是和同龄的小伙伴一起闹着玩儿的时候唱的。他那时因为家庭出身不够"好"，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组织，也没有强迫别人唱"嚎歌"的特权。但是他的家庭出身当时也不算"坏"，所以也没有当"狗崽子"的压力。学校不上课，一般的学生有很多时间玩。他和他的小伙伴把这个"歌"里的"我"都改成了"你"，他们嘻嘻哈哈，互相对唱："你是牛鬼蛇神。你是牛鬼蛇神。""你有罪。你有罪。""把你砸烂砸碎，把你砸烂砸碎。"

由此看来，当时的年轻学生能记住这个"歌"，在二十年后还能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不光是因为他们年轻记性好，而且是因为这个"歌"对他们的意义完全不同。他们唱时心情轻松，没有沉重之感。相反那些被强迫唱过这个"歌"的老师们，感受完全不同。对"牛鬼蛇神"们来说，这绝不是闹着玩的事儿。今天我们从"歌词"仍能看出，这是大侮辱，是重伤害；从"歌谱"也可以看出，这种古怪的曲调，意味着一种多么严重的自我丑化和自我诅咒。每个正常的人，如果被强迫"嚎"这个"歌"，一定都会感到强烈的羞辱感、压抑、愤懑以及恐惧。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发起"斗争会"，把五名学校教学负责人挂了牌子并戴了高帽子游街。有人强迫副校长、语文老师胡志涛敲一只铁皮簸箕并说"我是牛鬼蛇神"。她不开口。有人再逼她，她还不肯说"我是牛鬼蛇神"，却只肯说："有人说我是牛鬼蛇神。"于是，她马上就遭到毒打。那一天胡志涛老师被打成重伤骨折。另一位副校长卞仲耘，一个五十岁的微胖的总是和和气气的女性，四个孩子的母亲，被活活打死。

在8月5日胡志涛老师拒绝说"我是牛鬼蛇神"而被毒打之后，以"我是牛鬼蛇神"开头的"嚎歌"很快就被作了出来。作者是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全面兴起，随着暴力迫害全面升级，有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为其开道，"嚎歌"不但立刻流传于北京的大、中、小学，而且流传到全国。无数人被迫唱过这个"歌"。所有的不幸被指控为"牛鬼蛇神"的人，不但要忍受外来的暴力折磨和羞辱，而且要被迫自我诅咒，表示对惩罚的心甘情愿的接受。

把"嚎"这样一个自我侮辱的"歌"，和其它折磨如游街、体罚、剃"阴阳头"（剃去半边头发）、劳改、殴打甚至打死结合起来施行，确实在历史上难见先例。在传统的戏文和小说中，被下狱、被杀头的囚犯，有的还慷慨陈词，或者大喊大叫说一番"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话。当然，这可能是戏曲和小说里的夸张描写。但是确实未见有记载说，古代施刑之外，还要强迫囚犯写无数的自我检讨或认罪书，还要强迫他们用古怪难听的腔调主动要求"把我砸烂砸碎"。在世界历史上，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劳改地，在虐杀生命方面是同样残暴的，但是没有强迫囚犯这样自我诅咒。把心理的摧残和肉体的折磨这样结合使用，是前所未有的对人的尊严的彻底毁害。

在"文革"时期，中国的报纸杂志写到"文化大革命"时总是要千篇一律地在前面冠以"史无前例"四个字，以标榜其伟大。如果"文革"确有如此特性，那么对人的生命的蔑视和对人的尊严的蹂躏程度一定是其中主要的特征之一。

我访问过的一位老师，在"文革"中被关押并"劳改"了十年。整整十年未有机会作研究，甚至没有机会接触书本。"文革"后恢复了教职，还发表了学术专著，那些十多年未用的数学公式之类，他都能回忆起来并且运用自如，可是十来句"嚎歌"歌词，却无论如何努力也说不完全。"嚎歌"歌词被如此遗忘，其实显示了当年被指为"牛鬼蛇神"，被逼迫"嚎"过"牛鬼蛇神歌"人，他们在心理上遭到的创伤，有多么深重和巨大。

当文革监禁和杀戮的真相还未能被记载的时候，这种心理的创伤就更得不到关注了。心理的创伤也许不象肉体的创伤那样有明显的疼痛症状，但是对人的伤害是很深很重的。我不是心理医生，但是我对文革幸存者的一些案例观察，已经让我认识到这一点。

"嚎歌"对1966年时的中学生却不会有深重的心理阴影。被迫唱"歌"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老师。昔日管束教训他们的人，此时却成了可打可骂的"牛鬼蛇神"，非人类。当时学生对老师的态度有所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参加红卫兵，也并不是所有的红卫兵都动手打了老师。但是即使对那些远离"革命行动"的学生﹐当时也会有一种摆脱了老师和考试的束缚的解放感。他们的内心并不拒斥记住"嚎歌"这样的东西。

我想，在"嚎"过"牛鬼蛇神歌"的老师们不能记忆这个"歌"的故事，很可以给所谓"选择性的记忆"的说法提供一份相当有力的证据，说明人对所经历的伤害与羞辱的往事，如何趋向于在记忆中进行压抑、锁闭与埋没，尤其是造成巨大创伤的往事。

现在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现在发表出来的"文革"故事多由受害者所写，所以强调负面的东西过多。另一种则认为，关于"文革"的黑暗面，写出来的比实际发生的轻得多。这里我不想全面评价这两种说法。但是根据我自己记录"牛鬼蛇神歌"的经验，我以为后一种说法比前一种离事实近得多。绝大多数受害者们其实是在遗忘而不是在记叙他们身受的具体的迫害。很多往事，像"嚎歌"一样，可能在未被写出之前，就被遗忘了。

从"嚎歌"的故事，我们也能看到岁月的流水并不同等地消磨不同的个人对某个时代的记忆。老师们对"嚎歌"的遗忘与一些学生对"嚎歌"的记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告诉我们，与时间的消蚀作用相比较﹐心理的选取作用对记忆的影响更大。

还可以看到，文革时代的学生记住了"嚎歌"歌词，但是他们也遗忘了很多。比如，对受难者的遗忘，对学校中的暴力和打人的事情的遗忘，在学生中就比在老师中普遍。在调查中问到当年的学生人有关文革记忆的时候，有的人如果不加特别询问，想不起来谈及学校里发生的暴力迫害。经过提醒，才说：是啊，有过这样的事情。

还要强调一次的是，这里说的只是一般人的无意识的遗忘。至于一些积极参与暴力迫害的人，一些在文革中充当了驱动力量的人，在关于文革的回忆文章中不提暴行，不提死者，那是另一种性质的事情。那是"故意的遗忘"，不属于这里所说的心理学上的无意识的遗忘。

对"文革"的"选择性的记忆"，或者也可称作"选择性的遗忘"，还可见于出自别的原因的其他现象中。关于"嚎歌"的记忆，只是适合于用这个理论解释和说明的例子之一。

《人与人权》2006年五月号

对于西藏流亡领袖来说，走自治的中间道路仍然是核心重点

宋礼安 VOA 20241023

布拉格/华盛顿 - 在布拉格的一家高档酒店大堂，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人边巴次仁谈到了死亡——具体来说，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终有一天会逝世这个现实。

边巴次仁如此表示："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我们的生命也不是永恒的。我们出生，然后必须面对死亡。所以，即使是帝国也会兴衰。政府也会兴衰。习近平也将不得不面对死亡，这是不可避免的。"

他语气轻松、冷静、平实，彷佛他谈论的不是世界第二大强国的潜在崩溃，或是其强大领导人的必然死亡。

边巴次仁上星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论坛2000民主会议的间隙告诉美国之音："中国会改变，这是必然的。没有其他选择。"

坐在一张皮沙发上，身穿黑色藏族背心和蓝色衬衫的边巴次仁谈到，这种佛教关于无常的根本理念，给了他对故乡的希望。

中国在1950年吞并了西藏，从那时起，美国国务院和人权组织的报告指出该地区的人权侵犯情况不断加剧。

北京声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将藏人行政中央视为分裂组织，还强调不应允许达赖喇嘛访问任何国家——达赖喇嘛是西藏的精神领袖及曾经的政治领袖。

但对边巴次仁来说，在佛教的无常理念下，即便是北京的权力和压迫也是短暂的。

尽管边巴次仁充满希望，但他也非常务实。改善人权状况和获得更多自治的前景仍然遥远。他说，藏人行政中央与北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开放的沟通渠道，这也并不利于双方的对话。

这位民选领袖补充说，现阶段的秘密对话是为了长期考虑，而非短期。他说："即使我们设法重新建立联系，也不可能真正有什么结果。"

但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北京愿意与藏人行政中央接触，首要议题将包括西藏的人权以及"中间道路"政策——这是西藏行政政策，主张在保持中国一部分的同时，给予西藏更多自治。

这些是边巴次仁希望在论坛2000上与政治和民间社会领袖讨论的问题。该论坛是由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创立，旨在讨论民主和人权问题的年度会议。

尽管身处印度，边巴次仁经常走访世界各地，为西藏人民发声。但他特别感到与捷克共和国和其他曾受共产主义压迫的欧洲国家有亲密的联系。

边巴次仁说："他们经历过我们现在经历的事情，这使他们更容易理解。"

边巴次仁的五年任期还剩下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他表示，尚未决定是否寻求连任，但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推动"中间道路"政策。

"中间道路"接受西藏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但主张增加自治权，如在宗教、语言和文化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这是一种平衡北京对西藏分裂主义的担忧和藏人对文化保存的担忧的尝试。

边巴次仁表示，他不太理解为什么北京似乎如此反对这一政策，因为它并不呼吁独立。

多年来，新闻媒体和人权组织的报告详细说明了北京在西藏的严重人权侵犯。

根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的数据，自1990年以来，已有超过5600名政治犯曾经或目前被关押在西藏。中国当局对西藏地区任何异议的迹象都特别压制。

藏传佛教的表达和藏族文化身份也受到限制。

边巴次仁说："我们正在文化上缓慢地死去，因为中国就像一条蟒蛇一样，慢慢而确实地将我们的呼吸压制住。"

当局打压藏语的使用，联合国估计约有100万儿童被强制与家庭分离，送往国家开办的寄宿学校，以融入主流的汉族文化。

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人权观察前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德森(Sophie Richardson)对美国之音表示："很明显，中国政府试图彻底消除和抹去藏人的身份。"

中国外交部没有响应美国之音就本报导发出的电子邮件询问。

其他人权问题还包括北京对流亡藏族记者和活动家的骚扰，这种骚扰被称为跨国压制。

理查德森说："这基本上是为了防止任何人听到与他们官方故事不同的版本或对该版本的批评。中国政府希望每个人都相信它的历史版本。"

但在跨国压制问题上，边巴次仁表示自己不是目标。

边巴次仁说："他们不会威胁我，因为他们知道这没有意义。我不会听。如果他们威胁我，我会变得更糟。如果他们让我不要做某件事，我会做得更多，因为我知道这会让他们感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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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礼安

  宋礼安 (Liam Scott)是美国之音(VOA)记者，报道与新闻自由和虚假信息有关的事务。

陈破空：从海外民运的困局，揭秘中共渗透套路

陈破空 RFA 20241023

痴迷统战工作和间谍活动的中共，对美国和各国的渗透，可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那么，中共渗透美国朝野、海外华人和海外民运，究竟有哪些套路？仅就海外民运而言，大致有如下套路：潜伏，打入，策反; 制造矛盾，分化瓦解; 用人海战术，淹没民运队伍; 排挤坚定派，夺取领导权；雀占鸠巢，抢占阵地；筑巢引凤，控制新人；以及利用人性弱点，实施利诱、色诱、招安，等等。

潜伏。长期潜伏，关键时候起作用。国共内战后期那些所谓"起义"的国军军长、师长等就是如此。历次中国民主运动之初，中共就已经派人混入，并长期潜伏，无论1979年西单墙民主运动、1986年高校学潮、1989年全国民运，中共这类操作都比比皆是、处处留下痕迹。因中共采取长期潜伏、长期隐蔽手段，其中一些人甚至也混迹在流亡人士中，长期潜伏于海外民运。

打入。中国人口多，出国的人也多，中共惯用人海战术，不断派人向海外民运渗透。海外民运，一方面需要人员、壮大队伍；另一方面，活动公开，并无秘密组织；加上并无足够资源和技术加以甄别，故而对中共以人海战术的渗透，防不胜防。

策反，招降纳叛。就像历史上每一次运动或革命都有动摇分子一样，中国民主运动也难免如此，因民主运动艰难、胜利希望渺茫，有些意志薄弱者、信仰脆弱者，容易受到诱惑而变节，为了获得物质利益或其他利益，甚至倒过来为中共所用、为中共效力、为中共卖命

制造矛盾，分化瓦解。实施潜伏、打入和策反手段后，中共惯技就是挑起海外民运内斗，以至于，民运组织常闹双胞、甚至多胞。同一个名称，分成很多个组织，互不承认，互相斗争，在网上互相攻讦，打泥巴仗，分散资源，甚至导致外部资源断绝，使海外民运长期陷入毫无意义的内耗，最后事业无成，许多组织甚至一事无成。

人海战术，淹没民运队伍。鉴于海外中国民运大部分活动都是公开、透明，对中共而言，就是他们打入、混入、潜入的方便之门，以至于，中共特工、线人无处不在。凭籍他们的人数优势，在海外民运圈里，搞起共产党式的内斗，排挤坚定派，夺取领导权。雀占鸠巢，抢占阵地。按照从中共内部传出的黑话来说，那就是："与其让他们（民间）搞民运，不如让我们（中共）搞民运。"换言之，民间搞真民运，中共搞假民运，让海外民运真假难辨。多年来所呈现的海外民运复杂版图就是如此。东欧国家、尤其东德自由后所曝光的前共产党特务和线民活动之密集、泛滥、猖獗和多如牛毛，无所不在和无孔不入，就是共产党统治下人海战术的最生动、最经典的史料。

筑巢引凤，陷落新人。中共代理人或特工在海外成立林林总总的组织和分部，遍布世界各大城市，仿如民运工作站，但，很多这类组织、分部或工作站，并非属于真民运。但国内人不知情，出国后寻找和投奔组织心切，往往落入这些圈套。以至于，部分中国异见人士，在国内时，遭共产党监控；好不容易到了海外，却仍然受到共产党的控制。但因不了解海外情况，而长期蒙在鼓里。他们不曾想到，他们一旦有什么想法或计划，就成为中共潜伏特工和线人立功的机会，很快为中共国安部所收集、掌控。

利诱，是中共的惯常手段。中共实行一党专政，垄断了中国经济和财政命脉。它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无限资源，去进行统战和间谍工作。用金钱收买，是他们的惯技。海外一些人充当中共线人，就是经济上被收买的结果。

据闻，少数原本具有民主信念和历史贡献的异见人士，因生计困难，遭中共盯上，未必充当中共特务或线人，但接受中共"打招呼"，言谈和文章变调，避重就轻，批评中共中下层官员、避不批评中共高层领导人。甚至曲线为中共辩护，小骂大帮忙。少数年纪渐老的民运人士，受中共利诱动摇后，开始悄悄领受中共发放的"养老金"或其他好处。于是，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变得立场摇摆，左右逢源，脚踩两条船。头顶民运人士的光环，私底下，却跟中共暗通款曲。

色诱。利诱不成，就来色诱。或者，利诱和色诱双管齐下。海外民运创始人王炳章、中发联创始人彭明都先后遭遇色诱，落入陷阱，先后在越南和缅甸遭中共特工绑架，乃是最惨痛的实例。王炳章被判无期徒刑，彭明亡命狱中。

利用人性软肋，进行招安。中共奸巧利用人性弱点、人性软肋，利用流亡人士的亲情连结、思乡之情、重病探望需求，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在幕后做工作，引诱民运人士回国探亲，轻则统战，重则策反。招安，对中共而言，是低成本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