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网站看到江棋生的文章《评点历史唯物主义》，很是高兴，笔者一直以为，应该独立地作这方面的理论分析，才可以真正弄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理论基础。不过，读过此文，很是失望，江先生自视甚高，却欣然缺乏这方面的理论素养。
该文从作者与许良英先生会面谈起，提到了许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笔者以为，许先生读了马恩的全部著作，然而对他们否定“不断革命”未置一词，他对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一支列宁有评价，而对另一支考茨基也未置一词，很是遗憾。不过在这里不打算评论许先生的观点，就此打住。
江棋生对历史唯物主义“冷峻而无情的证伪”很简单，集中在一点上，即，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必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而据说这就“几乎完全颠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如此简单？倘若真是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力量究竟何在？江先生未免太低估人类的智力了吧。
对马克思学说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很强调人的实践，而社会意识，则正是通过人的实践而作用于社会存在。有着意识的人以其实践改造着世界，于是，看上去，社会存在是笼罩在社会意识的光芒之下，但是，社会意识的光芒来自哪里？是否不同于物理、化学乃至数学，有什么社会规律是社会意识决定而非社会存在决定的？仔细看看，指导着人们实践的社会意识，正好以其反映或认识社会存在的程度，而决定着实践之成败，而实践也就会反过来改变社会意识，迫使其更确切地反映社会存在。
不是这样吗？全世界的共产党以其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而发动的社会改造，迄今无一例外地不能成功，其“社会意识”可以说不乏良好意图，当然也不乏权力欲望，但是都在社会存在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人类的意识在人类实践中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意识本身则决定于社会存在，亦即，“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有意思的是，江棋生设想了他的对手的据说是唯一可能的辩解，而经他“最后的轻轻一击”，历史唯物主义终于崩溃。
最初的人类也有其社会意识，这是否就真的妨碍这种意识是决定于社会存在呢？江先生认为，“作为人，他们具有最初的道德伦理意识和宗教意识，具有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的精神文化生活”，但问题不在于这时的人类他们是否具有这些意识，而在于这些意识从何而来，是否取决于别的什么。当时，人类的劳动主要是狩猎和采集，其工具取决于当时的条件，只能是对石头、树枝之类有所加工，而其加工的意识则来自于实践的经验，亦即决定于自然之存在。同时，他们的习俗、仪式和禁忌，也都与其当时的生存状态有密切的关系，让他们超越当时的社会存在而有另外的习俗、仪式和禁忌，看来不大可能。江先生没有具体的论证，而据笔者所知，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是有具体论述的，而马克思也有对当时著作的研究笔记，他的论断不是凭空而来。
现在可以来看看江棋生对生产力的决定性的质疑了。
如果说，生产力发展决定于人的需要，那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肯定的，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须知，人的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存在，而从最基本的“必须吃、喝、住、穿”发展，人的需要也反映着实际生产力的状态。抽象的需要无边无际，具体的需要则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江棋生引述了波普的看法，即“经济因素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特别是同科学思想的作用相比，只能占次要地位”，而他引述恩格斯那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时却没有注意到，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关注科学技术进展的评价。恩格斯指出了马克思的两个发现，然而话锋一转说，“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显然，科学及其实践对于马克思有特别的意义，它作为生产力而推动社会发展，甚至可以说比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更为重要。恩格斯当时就是这样说，明明白白，但是，人们还是坚持顽固地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所谓经济决定论，真是天晓得。
其实，江棋生引述了波普的看法，也是指“在某些情况下观念的影响可能超过并取代经济力量”，这与马克思学说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它一向都承认社会意识的某种决定作用，只是，它认为，这种意识的决定作用本身，最终也决定于社会存在。否则，倘若社会意识可以不依赖于社会存在而“天马行空”一般，人类社会发展或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共产党的理论家“常常会忘记马恩关于‘生产力是最终动力’的教导”，这很自然，因为共产党的社会改造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典范。
不过，江棋生轻蔑地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却没有象共产党那样走得太远。他的看法是，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整体共生、相互依存、交互作用。其实，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论述的，是指出在这种相互作用的状态之中，生产力的性质与发展，或者说，一定的生产发展阶段，归根到底，具决定性──其它因素的决定性，最终也体现着这种决定性。如此而已。或许，这种“一元论”有其弱点，但至今笔者尚未看到真正有说服力的有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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