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30日星期六
顏純鈎 | 與己奮鬥其樂無窮:習近平的清零政治帳
林保華:如果共軍入侵 台灣是否開第一槍?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於7月29日離開華府到亞洲訪問。由於中共多次揚言如果她訪問台灣將採取軍事行動,因此到執筆時裴洛西一行仍處於「謎航」狀態。雖然訪台議題被定為「暫定」,然而如果不來台灣,就不須如此神秘。尤其中共壓力越大,來訪可能性也越大,中共成為最大的「助訪員」,特別是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更是功不可沒。然而因為他們都聲稱要採取軍事行動,而且事關台灣,因此台灣不可不防。
軍事行動有許多種,多派若干軍機騷擾台灣也是軍事行動。因此中共如果維持戰略模糊就可以進退自如而免於被動,最多只是紙老虎現形而已。然而胡錫進卻戰略清晰,講了好多種辦法:例如中共派軍機「伴飛」,共機趁機飛臨台灣上空宣示主權,乃至直接擊落裴洛西的專機。當然還有其他評論認為中共可能對離島採取某種軍事行動,或者海空封鎖台灣等等。然而因為胡錫進是習近平愛將,最透徹了解習近平思想,經常成為習近平的代言人,因此因為年齡限制從總編輯職務退下以後還給他「特約評論員」身份,以便繼續對外傳遞新時代的習近平思想,所以他的言論最值得注意。台灣國安部門在拿出18套劇本面對共軍的挑釁,應該也以胡錫進的幾個建議作為主要應對對象。
然而中共的軍事行動是針對美國還是台灣?以欺軟怕硬、欺小怕大的流氓本性而言,他們的軍事行動最大可能性是針對台灣,對美國可以唾面自乾。共機要伴飛,據說有美國的F22戰機保駕,共機哪裡是對手?如果直接用飛彈擊落裴洛西座機,無疑是對美國宣戰,習近平還來不及黃袍加身就被掃入垃圾堆。入侵台灣呢?如果共軍入侵某些離島,不論金馬還是太平島或東沙島,守軍自然開槍驅逐,這點不會有任何灰色地帶,也會釀成國際大事。因此共機飛臨台灣島上空比較有可能。台灣就得面臨是否開第一槍的問題。
如今來騷擾的共機還沒有直接飛到台灣島的上空,在周圍繞行被台灣軍機「驅逐」,他們也很識趣的飛走,然而一旦他們不離開,而且繼續逼近台灣島上空,除非台灣有神風突擊隊直撞共機來捍衛台灣領空,否則勢必遇到要不要開槍擊落它們的難題。之所以成為難題,是因為後果可大可小。
因此是否可開第一槍台灣也是戰略模糊。不過軍方兩年前已經將第一槍定位「自衛反擊」。因此如果共機不聽勸退與警告而繼續深入,如果我們不開槍阻止,無疑就是聽任他們侵犯台灣主權,國軍就不是「守土有責」了。然而何時是開槍的時機,應該有明確的規範,而且一旦開槍,政府各個部門全要立即動起來,不但外交部要發表聲明,總統也要親自出來講話,內部需要進入全面戒備狀態應對戰爭升級,尤其避免驚慌與做好物質的充足供應。外表是民用共機最近已經多次假裝無意飛到連江縣的東引上空,就是在試探台灣底線,因此採用入侵領空是最可能的升級軍事行動。
為了爭取戰略主動,面對中共及胡錫進之流的挑釁言行,政府有責任發表強硬講話進行警告,表明一旦他們真的採取軍事行動,一切後果由中國政府負責!政府如果不啃聲,會被共產流氓視為軟弱怕事的表現而步步進逼,也會模糊國際視聽以為台灣真的是中國的一部分或者搞台獨而理虧。
中共的挑釁將考驗美國政府與台灣政府,也考驗習近平。誰是草包將被人民丟棄。美台及所有民主國家應該團結逼中共紙老虎現形,讓中國人看到習近平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草包性質,只是習近平為了當皇帝的藉口而已。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FA专访程翔:人们应该怎样保存真实的香港历史
RFA 20220730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孙诚 - 由香港地方志中心承担编纂的方志书籍《香港志》首册英文版发行,并于7月27日在香港礼宾府举行了出版典礼。香港特首李家超、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源在活动中发表了讲话,四十多国驻港领事出席了这次活动。而两年以来,《香港志》中文版已经出版两册,并被许多人视为是带有明显倾向的"官修历史"。
现居美国的香港知名时事评论人程翔,7月28日接受了本台记者孙诚的采访,讲述了他眼中《香港志》存在的问题,以及人们需要做什么才能保存真实的香港历史。以下是本次访谈的内容。
程翔眼中的《香港志》:"这其实是中共改写历史的重要过程"
记者:程翔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香港志》这本书在两年前开始出中文版,最近又出了第一册的英文版,而且出版典礼是在香港礼宾府进行的,李家超和中国外交部的官员也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您觉得,他们这样高调地支持这本书,有什么目的呢?
程翔:这其实是中共改写历史的重要过程。怎样看出他改写历史呢?因为他把对中共比较尴尬的事情轻松抹掉,这是一个改写历史的企图。很不幸,香港现在也陷入这种改写历史的陷阱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
记者:您能不能举例子谈一谈,在这本书里面,他们具体是怎么样改写历史的呢?
程翔:很多事情,比如说对于回归以来,香港一国两制的评价,他在官方的论述里面,就是说"'一国两制'以宪法和《基本法》共同作为宪制基础并构成宪制秩序,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法律原则。香港社会各界能否在这原则上达成共识,是'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实和香港走出近年政治困局的关键。"这完全是单方面反映北京的看法,把香港近年来出现的抗争看作是违背了《基本法》的重要法律原则,所以责任在香港。但是他无视为什么会有这种抗争,因为中共自从回归以来,屡屡违背基本法对香港的承诺,一而再再而三推迟普选,甚至在2014年人大"八三一决议"里面根本改变了普选定义,这才导致香港人奋起抗争,这个事实他完全回避不讲,而且把抗争原因归结为香港老百姓,这是非常不道德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权不应该这样做。
近日发行的《香港志》(视频截图)
《香港志》如何叙述历史:"经历这段历史的人死光之后,他们的论述就变成正确的论述"
记者:除了上面的那个例子之外,您还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印象深刻的例子呢?
程翔:比如对六四的看法,回避了很多跟六四直接有关的事情。他对六四的陈述,只是有几则,有胡耀邦逝世、戒严,然后就是六月四号,这些都是直接跟六四有关的事情,但是由于发生六四而产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回避了。比如说六四后,英国人为了稳住香港当时人心惶惶的状态,推出玫瑰园计划,动用大规模基建建设,建造新机场,用这些计划来稳住香港经济、民心,而且又提出居民权给部分香港人。这些对香港当时稳定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官方的论述里面都完全抹掉。
记者:在英治时代的香港,和中共关系很深的一件事就是1967年的六七暴动。在当时中共文革的环境下,香港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对于这样的事情,这本书的论述是怎样的呢?
程翔:对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在香港发生的暴动,他都避重就轻。比如说,在说香港的几次暴动,举的第一宗暴动是1956年的双十暴动。他说这是第一宗。但是更早的还有一宗,是1952年的三一事件,为什么他略去三一事件不谈,直接跳到双十暴动,因为双十暴动是亲国民党的人掀起的,三一暴动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共产党煽动的暴动他就不提,国民党煽动的暴动他就大书特书,而且成为1949年以后的头一次暴动。到六七暴动,影响太大他不可能去回避。他不回避1967年的暴动,但是对1967年共产党煽动的暴动,跟1956年国民党煽动的暴动提法完全不一样。
记者:这些提法的不一样,具体的表现是怎样呢?
程翔:比如说他对国民党煽动的暴动是讲,"九龙及荃湾暴动的导火线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亲国民党工会和与其有关的黑社会组织挑动及参与显而易见……战后逃难至香港的平民百姓大都谋生困难,对现实社会极为不满,他们与在政治和经济上遭受挫败的亲国民党人士构成这次社会动乱的基础。"这句话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对1967年共产党暴动的论述就完全不一样了。
记者:那他们是怎么讲六七暴动的呢?
程翔:我们都知道,香港1967年的暴动,其实是国内文化大革命往香港延伸的结果,所以国内研究文革的人,在编地方文革时的时候,都会把香港1967年暴动纳入地方文革史的一部分来说,所有文革错误都出现在香港1967年暴动。但是他描述1967年的暴动时说,"当年不少左派群众抱着反抗殖民压迫的心态投入斗争,对抗全副武装的军警。然而,期间有些做法引起市民对很多左派的不满,致使香港左派在其后一段时间里都被贴上负面标签。港府则籍机加强宣传,争取市民认同。"你就看出他对双十暴动,跟对文革的六七暴动,完全有不同的政治倾向。
记者:那么想请您总结一下,这两种论述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程翔:如果他说1956年国民党发动的暴动带有明显政治色彩,难道1967年共产党煽动的暴动没有政治色彩吗?色彩不是更明显嘛。所以他的论述,对国民党的谴责很明显,对共产党同情有余,对这两场不同暴动的表述,充分表现了官修地方志、官修历史的严重偏颇的做法。
还有很多地方都体现出这种官修历史的弊病,而且最关键的弊病就是掩盖历史,把官方对历史问题的不恰当的论述放进来。我们经历这段历史的人死光之后,他们的论述就变成正确的论述,正统的论述,我觉得这个地方志的出台非常有问题。
人们应该怎样保存香港历史:"一定要跟这种企图毁灭历史真相的行为作斗争"
记者:我们来谈一谈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吧。您觉得,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人们需要怎样研究和书写香港历史,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呢?
程翔:我觉得这需要学者敢于突破他的信息封锁,敢于去挑战他的论述。有这个求真、求实的精神,不向强权的论述屈服,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有三个层次的事情可以做,第一个是专业的历史专家需要去尽量发掘一些已经被毁掉,或者准备毁掉的史料,进行保存。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等一下回来再说这一点。
记者:不那么专业的普通人,又应该怎么做呢?
程翔:第二个层次就是一般的历史教学者,要想办法制定一套比较能够反映历史事实的教科书。教科书在香港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当局去审批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益于当局的教科书,未必能够(反映历史事实)。每个历史教师都需要有一套这样的东西,以便来对照中共自己的说法。然后就向学生指出,不同版本、不同论述的差异在哪里。第三个层次就是,历史爱好者应该尽量去从原材料里找回历史的真相。因为最近几年来,随着本土运动的兴起,有很多朋友都是很努力地、自费地去购买英国的一些解密档案,从里面尽量还原一些历史真相。所以我觉得,做法有不同层次,有专家的层次、有历史爱好者的层次、有教师的层次,要多管齐下才能避免中共的论述错误地误导学生。
记者:您能否展开谈一谈,学者保存史料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呢?
程翔:回过头来讲,很重要的是学者应该尽量去发掘原材料,因为在过去香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中国研究中心,在中文大学里面,被世界上所有汉学家或者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视为"中国研究的麦加"。很多国际上有名的学者,其实都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到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那里有五十多年的积累,把中国大陆的很多各地的资料,都搜集起来,很多更是属于禁书。从这些书里面,能看到大陆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情况,比如说三反五反,都能在里面找到。可惜的是,最近"国安法"颁布,当中共明显要收紧香港意识形态的时候,这个图书馆平白无故地被解散了。
记者:您觉得,这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呢?历史学者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程翔:(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些书出路怎么样呢?这些书被打散,辛辛苦苦积累几十年的一些丰富的资料、历史材料被化整为零,散布于图书馆不同的角落,形不成一种聚集的效应。这样,"麦加"的地位从此就没有了,"麦加"已经给摧毁了。所以,我觉得历史工作者需要去好好想怎么做,一定要跟这种企图毁灭历史真相的行为作斗争。
记者:那么,在现在的政治局势之下,您觉得人们进行与官方口径不一样的历史研究,是不是会承受风险呢?
程翔:我觉得只要默默地做,没有人能说你违法。至于以后能不能发表,这是另外一码事。秘密地做,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2022年7月29日星期五
陳宥樺:裴洛西訪台會引爆第四次台海危機?
近來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的訪台計畫佔據了台灣國際新聞版面,相關評論可粗略分成兩類,一是美國行政部門與軍方對於裴洛西台灣行的影響評估,二是在中美角力下裴洛西的訪台計畫最終能否成行,這兩類評論通常有著相似的結論──裴洛西訪台會導致中美軍事衝突升級。因此有評論預測裴洛西訪台計畫成行將會引爆第四次台海危機,甚至會造成中美核子大戰。這類預測的共同缺陷在於其不完美的假設──中國對裴洛西訪台一事有過激之反應。然而,這假設目前並不成立。
中國反應是否過激可自中國政府這十天來對此事的回應看出些端倪。先從外交部來看,七月十九日裴洛西訪台之消息一出,一向被認作中國戰狼外交代表的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將採取堅決有力措施,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二十日的記者會沒有談及此事。
二十一日的說法是:「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將採取有力措施予以堅決應對和反制。我們說到做到。」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又避談此事。到了二十七日才再次談及此事,然而卻只是重複上星期一樣的外交辭令:「這幾天你恐怕沒來吧。我們已經多次表明堅決反對佩洛西眾議長訪台的嚴正立場。」堅決反對、有力回應、維護國家主權等詞彙事實上是中國外交官員常用的「熱門關鍵字」,並不新鮮。
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在七月二十一日的ASPEN Security Forum上談到台灣問題時,也沒有透過該論壇借題發揮談裴洛西訪台,只是了無新意地重複中國希望兩岸和平統一之立場。
中國軍方的反應也相差不大。中國國防部並不像外交部一樣有每天召開例行記者會的慣例,只有在重要議題出現時國防部才會出來表態。而國防部在十九日當日對裴洛西訪台之事並無回應,直到二十六日新聞發言人譚克才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國軍隊絕不會坐視不管,必將採取強有力措施挫敗任何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圖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此番言論看似強硬,但仍不出中國軍方多年來一直使用的外交辭令,令人並無威脅上升之感。
對照中國國防部七月八日對於美國議員訪台的發言:「中國人民解放軍全時待戰、隨時能戰,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挫敗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圖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兩者並無顯著不同。進一步檢視解放軍這兩週入侵台灣西南空域的情況,以七月二十二日六架次為最多,其他日均在兩架次左右,與先前大規模入侵相比,這兩星期反倒節制很多,中國似乎並無增加對台軍事恫嚇以施壓美國之意。
中國新聞媒體的風向亦相去不遠。欲摸清中國政府的實際態度,新華網及《人民日報》是較具權威性的指標。按過往經驗,當中國想釋放出強硬的立場,新華網或《人民日報》便會開始對特定政治人物進行人格特質的人身攻擊,對台灣則會出現「美國將台灣視為不沉的航空母艦」一詞。但,過去兩個星期以來,關於裴洛西訪台之事並沒有被中國官媒大肆渲染,更沒有對任何相關政治人物進行人身攻擊。
《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確實不斷在社交媒體上宣傳中美即將一戰之言論,但那僅是個人言論,並不該被解讀為中國官方立場。另外,中國社交媒體相較於安倍晉三過世時的大肆狂歡,對裴洛西訪台的熱度顯然冷靜許多。
當然,沒有人有魔力水晶球可以精準預測中國將來會如何反應,以至於中美關係會如何變化。然上述分析主要是要說明中國有過激反應的假設正確性仍待商榷,持平而論,中國到目前為止相當地低調與節制。
因此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對裴洛西訪台採取如此低姿態?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因為中國決策系統的設計就是黨政軍分離,在高度爭議的議題出現時,三方往往需要一點時間達成共識,在共識未達成前中國便容易進入一種低調無回應的狀態。但,比起胡錦濤,習近平過去十年內已相當程度將這三方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軍權不受控制之現象已大幅減少,故上述論點的解釋力較薄弱。
第二種可能的解釋是,中國本身就想低調處理,在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之際,內外交困,習近平不想在涉台或涉美問題上節外生枝,中國對於賴清德訪日的低調處理是這一解釋的另一個佐證。
第三種解釋是中國正在準備另一波「反應式強硬」(Reactive Assertiveness)。反應式強硬是中國研究者近年來分析中國對東海與南海問題上發現的行為模式,中國會先低調地讓對方以為中國對有爭議的議題不會有太大的反對,事後再以此為理由來正當化其後續破壞現狀之行為,若此解釋為真,第四次台海危機才有被引爆之可能。
【書摘】《艾未未:千年悲歡》第三章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第三章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如是死了,就結出很多粒來。
──艾青〈一個拿撒勒人的死〉,一九三三,摘錄約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節
在小西伯利亞,父親常會對我提起他的巴黎軼事,特別是在那一個個漫長的天寒地凍的冬天。在只剩下土豆和洋蔥的地窩子裡,對我來說,巴黎像是一個不可能存在的世界。
但是夏天一到,豆角、黃瓜掛在了架上,還有粗大的胡蘿蔔、紅彤彤的番茄和碩大的葫蘆瓜。這些「五類分子」種出的蔬菜瓜果,既好吃也好看,為單調的尋常日子增添了色彩,孩子們熱切地加入到收穫的行列裡。
沙質土壤和沙漠氣候最利於西瓜的生長,看守瓜地的瓜農極願意請我們分享他的成就。他不用刀,而是用自己的手掌將瓜拍開,看著我和玩伴們用手伸進紅色瓜瓤中蒯出一塊塊來,一口口地吞下去。瓜農一再叮囑我們不要將瓜子嚥下去,那些吐出來的瓜種將會種出明年的盛宴。
連隊養了四百隻綿羊,我們從來吃不上羊肉,羊肉必須上交國庫。除去每年春天剪下優質的羊毛,羊是不能碰的。一次,羊群闖進了一片為了改良鹼性土壤的輪種物苜蓿地,啞巴羊倌無力將牠們從那塊地裡哄趕出來,急得直跳。當他拖出一隻,另一隻就會躥回去,繼續咀嚼嫩葉。一群羊不停地吃著苜蓿,一直吃到牠們趴下之後,再也站不起來,苜蓿草在羊的胃裡開始膨脹。夕陽中,那一隻隻綿羊瞪著灰色的眼睛,緩緩地死去了。這在偏執的政治環境下,災難往往被視為一場嚴重的政治事件,而不是一場意外。
對我來說,這是件好事。我只需要花兩毛錢,羊的心、肝、肺、腸肚,加上一個羊頭,被一股腦地倒進我的水桶中,散發出來的氣味令人難忘。我清洗時將腸子中注水後反轉過來,倒騰出胃裡的草料,沖洗乾淨後丟入鹼水中,浸泡、搓揉,直到臭氣消失,再丟入沸水中。洗肺時,則從氣管往肺腔中注水,不時地拍打肺葉,讓它腫脹到要爆炸的樣子,渾濁的液體會從肺腔中流淌出來,反反覆覆,直至水清。當煮好的羊雜和一盆羊頭肉端上桌子,父親的臉上出現了快樂神情。
日子絕望,食物總能引發父親持久不衰的熱情,無論在監獄和逃難中,尋求食物的欲望與屈辱的滋味混在一起。
在巴黎,父親住所附近的一家咖啡店,有一種又酥又軟的點心叫「中國人」,早點客人說「給我幾個中國人」,讓他不勝其煩。一次,他正在跟朋友談話,一個人向他吼叫:「中國人,在法國不要講中國話,要說法語。」另一次,他在巴黎近郊寫生,一個醉醺醺的法國人走過來,看了一眼他的畫,嘲笑著喊道:「喂!中國人,你的國家一團糟了,你還在這裡畫畫!」漫不經心的蔑視,將他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所受的屈辱具體地表現了出來,一種回家的衝動向他襲來。
中國的政治局勢正發生著變化。中國共產黨發動了一系列對國民黨政府的叛變,暫時控制了華南一些地區。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美國股市崩盤造成的經濟危機波及世界,日本失業人口達到兩百五十萬,為化解經濟危機,將目光投向了資源豐富的中國東北。同時期,墨索里尼在義大利政壇升起,希特勒組建的納粹黨成為德國的第二大政黨。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中日矛盾激化。日本軍隊占領瀋陽,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們控制了中國東北的三個省分。法國急於保護自己在中國和印度支那的利益,對日本的侵略採取了消極態度。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海軍陸戰隊對上海中國駐滬部隊發起攻擊的當天,父親從馬賽登上回國的輪船。
父親回顧他在巴黎的三年,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那一種自由自在的日子在往後的歲月中再沒有出現。他從一個在湖邊寫生的鄉村少年,變為有獨立思想、能自信表達自己的年輕人。在法國獲取的知識和理想滋養了他,幫助他規劃未來的動盪歲月的前途。
一九三二年,沒有文憑和成就證明的父親回到畈田蔣時,祖父非常失望,好奇的親戚們不知道該如何看待他。他呆在家裡悶悶不樂,翻閱滿書櫃的書。偶爾給弟妹們講些法國的見聞,用草板製作棋子,教他們下圍棋。畈田蔣像是一潭死水,外面世界發生的事情不會激起一絲漣漪。他感到家比任何時候都更陌生了。
一九三二年五月,父親再次離家去上海。二十世紀初期,英、法多國在上海設立不受中國政府管轄、有行政司法權的租界。銀行、報紙、教會和大學隨之出現,也出現了現代文明的其他特徵:賽馬場、電影院、汽車、路燈、百貨公司、消防站、抽水馬桶,更不用說酒吧、舞廳、夜總會,甚至選美比賽。當時的上海已是東方最繁榮的都市,眾多學校、書店、報館吸引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文化青年。
在上海,父親結識了與他同齡的江豐,他是個工人出身的小個頭,性格倔強、內向,喜歡藝術。在工會活動中,他製作了表現工人罷工的版畫。
薩波賽路豐裕里四號二層小樓的宿舍裡十分喧雜,父親與幾個美術青年住一起。江豐介紹他加入了「左翼美術家聯盟」,接著成立「春地美術研究所」作為「左聯」的活動基地。父親起草的宣言其中一部分是這樣的:「藝術也如其他的文化,是跟著時代的巨潮而生長著演進著的,所以現代的藝術必然地要走向新的道路,為新的社會服務,成為教養大眾,宣傳大眾與組織大眾的有力的工具,新藝術必須負著這樣的使命向前邁進。」父親將自己與革命議程連為一體,將文化視為有使命的工具,以可見的表達形式為理論和意識形態奠定基礎。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二日,「春地畫會」正在傳授世界語課,一個在進步圈中期待能流行起來的語言。法租界巡捕突然闖進屋,他們進門搜查時,父親正坐在一張破舊的沙發上。一個探員用生硬的法語問他:「你是共產黨?」
父親無辜反問,什麼是共產黨?他不是一名共產黨員,但他不知情的是,他的幾個朋友都是地下黨員。
「不要與他囉嗦。」巡捕邊說邊打開了一只木箱,從裡邊拽出來一卷招貼,其中一張畫著民國總統(國民政府主席、中華民國總統,設立於一九四八年,繼承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的職能)蔣介石趴在地上舔著一隻象徵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靴。
巡捕又問他:「這是什麼?」
「這是反對帝國主義!」父親用法語回答他。
「法國肯定允許這樣的事情,對吧?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和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不是也反對帝國主義嗎?」
另外一張宣傳畫,畫著一群舉著紅旗的工人步出工廠遊行。巡捕隨手打了父親一個耳光,得意地喊道:「這又是什麼呢。」父親、江豐和十二個年輕人一同被捕,他們在父親的住處起獲了《列寧全集》、法國共產黨報紙《人道報》,和一些他從法國帶回來的書籍。
以觸犯危害民國法的「共產黨擾亂地方治安」的罪名,父親被移送至江蘇省高等法院提起公訴,當日立案。「蔣海澄等危害民國嫌疑案」的證據是從父親住所搜出的美術聯盟的工作紀錄、章程和名單登記,以及歷次會議紀錄、海報和宣傳品。法院認定「春地美術研究所」是左翼美術聯盟「以危害民國為目的」的團體。這個模糊的指控相當於八十年後,我被指控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政治罪行。
法庭上一名老年法官坐在中央,兩側各有兩個法官。對於他是否是「共產黨的頭頭」之類的提問,父親均以否認。問到他的職業,他回答:「畫素描。」法官不知所云而顧其左右,無人知道素描是什麼。
父親被捕的第三天,我的姑姑蔣希華從上海趕回金華,從祖父那兒湊了錢,再回上海請了一位辯護律師。最後,法官高聲宣判他有期徒刑六年時,他忍不住笑了。他從未想到未來幾年將在牢獄中度過,在被捕者中屬他獲刑時間最長,因為他蔑視法庭的態度。
位於馬斯南路二八五號的上海第二特區監獄也叫馬斯南路監獄。這裡收押了三千多犯人,包括很多政治活動分子。二十個囚犯共用一間牢房,晚上,通鋪上只擠得下一半,其餘人睡在水泥地板上。室內的便桶每天沖一次,惡氣撲面。進去不久,父親開始發燒,他染上了肺結核,被轉入病監隔離,藥品極為短缺,致使病情惡化。所幸的是李又然從法國回來了,他收買了獄卒,將一些針劑和藥品送進了監室,請來獄醫為父親治療。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四日,夜間下大雪,一夜無眠的父親坐在鐵欄窗下,想著他的家鄉,想念曾給過他愛和溫暖的大葉荷,他寫下了一首深情的長詩,獻給他的乳母,獻給鄉村婦女的艱辛生活;詩中他把她名字寫成「大堰河」。這首詩的第一個讀者,是他同室的一個帶著沉重刑具的死囚,用蘇州柔軟的語調,一句句地念著,念著,他哭了起來。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壓著的草蓋的墳墓,
你的關閉了的故居簷頭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園地,
你的門前的長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兒是在獄裡,
寫著一首呈給你的讚美詩,
呈給你黃土下紫色的靈魂,
呈給你擁抱過我的直伸著的手,
呈給你吻過我的脣,
呈給你泥黑的溫柔的臉顏,
呈給你養育了我的乳房,
呈給你的兒子們,我的兄弟們,
呈給大地上一切的,
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們的兒子,
呈給愛我如愛她自己的兒子般的大堰河。
――〈大堰河,我的保姆〉
為了隱瞞他的身分,父親使用「艾青」的筆名。父親痛恨背叛革命的蔣介石,把他的同姓蔣字叉掉,而成「艾」字。艾是一種草,詩歌傳統中的艾草與「斷」和「美」有關聯,隨興而起的這個名字將伴隨他的餘生。在獄中的無數不眠之夜,憑藉著窗外路燈的微光,父親在他的紙簿上匆匆寫下閃現在腦中的句子,早晨才發現,兩句摞在一起了。
李又然告訴父親,他的處女作〈會合〉發表在左聯刊物《北斗》上,還帶來了消息,說他收到了父親的波蘭朋友給他的來信,她問:「為什麼在中國畫幾張畫會進監獄呢,有什麼辦法能幫助他嗎?」此後她就再無音訊,德國占領下的波蘭猶太人的境遇,是不難想像的。
刑期滿三分之一,父親被轉送去江蘇蘇州反省院,那是安置左翼激進分子的感化機構。一九三五年十月他被假釋出獄。獄中的孤獨時光和身患重病面臨死亡的經歷,堅定了父親的意志,同時磨練出他的文學抱負。他在獄中寫下的二十多首詩顯露出不尋常的文學才華。
父親的服刑讓祖父面臨絕望境地,祖父常常一夜哭到天明。可是牢獄非但沒有使父親軟化,倒是讓他變得更決絕了。
家裡為還在獄中服刑的父親訂了一門婚事,他對此一直不熱心。他說,自己是一個在押者,沒有資格談婚論嫁。家裡人卻不以為然,他的妹夫提議:「你和她至少可以做朋友吧?」
準新娘張竹茹是義烏縣上溪鎮的遠房親戚,她的母親有一天對祖母說,你大兒子還沒定親,我家兩個女兒隨你挑選,願意要哪個就要哪個。祖母覺得她的二女兒竹茹合適,便給父親訂下了這門親事。
張竹茹還不滿十六歲,她的舉止文靜,容貌清秀。對父親入獄的事情她並不以為然,確信父親不應該坐牢。她後來回憶起對父親的最初印象:「蹲監獄的蔣海澄把他寫的詩抄給我,還寄了一張他的畫,一張比卡片紙還小的黑白素描特別細緻和吸引人。」
傳統婚姻為的是「傳宗接代、侍奉父母」,儒家思想家孟子描述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歷史悠久。按照當地習俗,在喧鬧的戲曲歡樂中,新娘被抬上轎子送到新郎家。父親和年輕的新娘一同拜天地,履行了他們莊嚴結合的儀式。
儘管父親對婚姻做出了讓步,但是他對家庭的態度漠然,這讓祖父感到失望。一位教了多年經典的老學究在街上見到祖父,諷刺地說:「聽說你的兒子寫詩出了名。」村裡人取笑「讀書了」聽上去是「都輸了」的諧音。祖父跟他們一樣,對兒子的名聲持懷疑態度,他問父親:「你寫的那些也算是詩嗎?」
在鄉人眼中,唯有古文的五言或七言體可以被稱為「詩」。父親沒有回答祖父的疑問,傳統觀念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消除的。在父親認為,詩人要擺脫形式的束縛,使用鮮活的口語,而不是追隨做作、乏味的文學時尚。
祖父厭倦了父親對待家庭的態度,家僅是父親宏偉旅途上的旅舍。祖父很傷心他的兒子無心料理他辛勤留下的祖業,對弟妹們產生了不良影響。
他一再地告誡父親:「中國沒有資產階級」,他說,自己對夥計們從來沒有壓迫,就算真要革命,又會把他怎樣呢?祖父慈祥地微笑著,攤開厚厚的帳簿,裡面詳細記錄了放貸獲得的利息,手撥著算盤,以低微的語氣囑咐父親,要多關心弟妹們的前途。
在《我的父親》詩中,父親這樣談祖父:
因為膽怯而能安分守己,
在最動盪的時代
度過了最平靜的一生,
他像無數的中國地主一樣:
中庸,保守,吝嗇,自滿。
祖父希望兒子念經濟和法律,成為商人或官員。在父親看來,祖父對真正的改變沒有興趣,寧願在一旁觀望,無力期待「進步」,只是漠然地接受「革命」的到來。祖父滿足於躺在竹床上抽水煙、喝黃酒,閱讀清朝時期關於鬼狐的故事。
父親決心告別畈田蔣,經過努力之後,在上海與南京之間的常州武進縣的女子師範謀到一份教國文的教職。離開那天,他的身上只有一件薄外套以抵禦二月的寒冷,可是他的心裡為每月能拿到四十五元的薪金而欣喜。
祖父對他教書表示不屑。家裡的店鋪伙計在收銀時吆喝一聲,將銀兩甩入錢櫃,不時會有些散落地上。「拾起那些地上的零錢也比你的薪水多呢,」祖父這樣說。
作為教師,父親自選教材,而不遵循固定的課程。他鼓勵學生表達自我,也幫忙編輯學生的作品,為學校的雜誌創刊號寫了前言。「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心聲,如同潛流隱藏在地下,有一天要衝出地面滔滔流向大海。」一個學期後,校方以「在課堂上進行赤化宣傳」為由,辭去了他的教職。學生們為他的離開感到惋惜,為了感謝他們才華橫溢但一貧如洗的年輕老師,他們湊錢給他買了一塊手錶。
此時,李又然在蘇州做中學教員和圖書管理員,同時翻譯羅曼・羅蘭的著作。他說服父親搬到上海,並願意承擔他的生活費,讓父親專心寫詩。李又然比任何人更了解父親對寫作的執著和對語言的熱愛。
作者一九五七年生於中國北京。他在八○年代旅居美國,一九九三年回到北京,從二○一五年起定居歐洲。
艾未未是捍衛人權與言論自由的藝術家。他活躍於社交媒體,他的作品眾所周知。他的藝術展覽包括卡塞爾第十二屆文獻展的《童話》(2007);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的《葵花籽》(2010);柏林馬丁葛羅皮亞斯美術館的《證據》(2014);倫敦皇家藝術學院的《艾未未》(2015);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館的《也許是,也許不是》(2017);伊斯坦堡薩基普薩班哲博物館的《艾未未與陶瓷》(2017);紐約的《好籬笆造就好鄰居》(2017);聖保羅OCA的《根》(2018);倫敦的Circa 20:20 (2020)。他的紀錄長片包括《人流》(2017) 與《加冕》(2020)。
艾未未曾獲多項殊榮,包括人權基金會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的哈維爾創意異議獎 (2012) 和國際特赦組織的良心大使獎 (2015)。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九十六)——坚持的意义
因为度假,六月份空了一期"跟进",也就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日子口:6月18日。八年前的这一天,北京第三中级法院正式受理了"李南央状告海关案"。
我想在这里重温一下两篇旧"跟进"中的文字:
我(对父亲)说:"我问了法官,是不是要'八年抗战'?法官说不会,案子总有审限。你有生之年,是会看到案子结果的。"
父亲说:"你坚持下去就是了。"拿起放在手边的《李锐口述往事》,一页页地翻到那些历史照片,说:"这都是历史啊!不是你帮忙,我自己是写不出来了。"我说:"还有丁东他们2002年的采访,若不是他们十多年前采访你,你现在的记忆恐怕说不全这么多事了。"老头子说:"是呀,是呀。"然后将头靠在沙发上,闭上双目,陷入沉思……
摘自"跟进16—初会法官"
这是第56期"跟进",父亲走后的第一篇,他没有等到开庭,我知道我也不一定等得到。但是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放弃。
摘自"跟进56—父亲走了,我还活着……"
六月初,一位多年的朋友,领着他的一位我并不认识的他的朋友来家做客。落座聊了一会儿,这位朋友的朋友即说:大姐,我劝你别那么较劲儿,干嘛非打那个官司,学学陈小鲁,活得潇洒点儿。
我说:各人有个人的活法儿。这个官司我当然要打到底,否则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好在这位先生没有坚持"劝说",否则我就"送客"了。
是呀,为什么非要把明明不再会有结果的"状告海关案"继续地打下去呢?
首先,"状告"是被法院正式立了案的,至今仍是"进行时",干嘛要放弃?!
其次:放弃即是服了中共的"党天下",凭什么低这个头?!
2019年10月1日庆祝共产党执政七十周年大阅兵那天,我在网络转播中看到一辆端坐着一组手中捧着我所熟悉的领袖人物的照片,头发花白的老人们的花车驶入天安门广场,在经过城楼时,他们手执军礼,将脸转向右上方,热烈地、欢欣地接受习主席的检阅。后来从网上看到,那组人中有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邓小平的女儿邓琳、陈云的女儿陈伟力、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朱德的孙子朱和平,据说还有薄一波的儿子、罗瑞卿的儿子、陶铸的外孙,彭德怀的侄子……
尽管我九岁之后就被"反毛主席"的父亲李锐所牵连打入另册,踏入社会后父亲带给我的多半是倒霉,但却总是被很多国人翻着白眼儿不屑地划归入花车里坐的那一群:"你这个红二代!"其实我跟那群人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一丁点的情感纽带也没有。
父亲李锐一生两次被关入共产党的监狱,一辈子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因此共产党执政后在位的时日非常短暂。他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异数。父亲在晚年如实地口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为的是留下真相,警示后人。作为女儿,我诚实地将他的口述编辑成书,是因为我知道那些真相是重要的史料。
我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可是"跟进16"、"跟进56"和这期"跟进96",都相隔40,且末尾数字均为6。竟然会有这样的巧合!说个笑话,记得有一种叫做"滴滴涕"的老款杀虫剂,据说因试验了666次后方获成功,又被称为"六六六"。再隔40期的第136期"跟进"大约应在2025年的年底写出了,那时习近平皇帝将在位12年,内含两个"6",加在一起便是五个"6"了。我以为这是上天在告诉我:持之以恒,滴水穿石。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皇权统治文化的国度,臣民文化的土壤甚为肥沃,宪政公民的土壤至为贫瘠,这就是我坚持将"状告海关案"打到底的意义:我是李锐的女儿,但我更是我自己,我有我的活法儿。我绝对不会与花车内的那些"红二代"们为伍,做那个只有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水平,不当习仲勋的儿子,却继位毛泽东做了中国皇帝的习近平的臣民。公民李南央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头上有个皇上。公民生存的国度,应该是公权力保护所有守法公民的国家,而每一个愿做公民不做臣民的中国人,都应承担起公民的义务,为实现宪政在中国的开张努力地去做自己能做的事,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捍卫《李锐口述往事》在中国大陆自由传播的权力,就是为实现宪政的必要条件"言论自由"做事情。
2022年7月29日
蘇暁康:關於中國民族性的正面詮釋
陶傑:歐美民意的烏克蘭疲勞
英國「新政治家」週刊指出,西方民意已經出現「烏克蘭疲勞症」(Ukraine Fatigue)。英國首相選舉期間,烏克蘭這場戰爭怎樣打下去,兩名候選人談論的時間和重點都比不上中國威脅。
美國是否應該支持烏克蘭抗敵到底?今年 4 月,答「是」的美國民意有 72%,7 月初再調查,流失 1 成,只有 63%。共和黨的支持者,流失更多,只有 60%。
對於澤連斯基的印象,今年 4 月,79% 的美國民意對他有好感,7 月初降為 67%。
此一疲勞症對普京有利,尤其能捱到今年冬天的話。普京賭的是:西方所說的團結不能維持,因為石油和天然氣可以做槓桿,希望歐洲特別是德國,很快就會施壓澤連斯基接受俄羅斯停火條件。
保守黨兩大候選人的外交議題,中國的份量遠高於俄羅斯。明明烏克蘭戰爭還在僵持,雖然普京改變戰略,每天仍有平民被殺,而且發生在與法國、德國相連的歐洲大陸,但近半年前的震驚,隨著時間慢慢消化,變成持久戰,似乎在普京的意料之中。
拜登的老弱,俄羅斯認為有機可乘。俄國至今陣亡兩萬五千人,但普京不在乎。陣亡的士兵招募自遠東,還有僱傭兵,普京可以冷笑之處,是俄羅斯石油有中國和印度捧場,抵消了美國制裁的效果。
中國不必向俄羅斯直接提供武器,只需向俄國輸送石油天然氣的訂單。至於印太經濟框架的台柱印度,則被指控加緊向俄羅斯購入石油,向其他國家倒賣。美國完全不能喝止,因為抑制中國擴張,美國在東北亞有日本,南亞只有印度。這一對鉗子,印度這端不能廢。
拜登去沙特阿拉伯乞求增產石油,無功而還。本來,歷任政府的外交國策,是絕對不能得罪沙特阿拉伯,只能拉攏鞏固。沙特對於美國的國際利益安全,實在太重要。但不知何故,拜登及其左傾的民主黨,為了與杜林普鬥氣,凡是敵人支持的就反對。
對阿拉伯王儲薩勒曼謀殺「華盛頓郵報」記者,杜林普未有行動,拜登則聲稱,不會與薩勒曼打交道。
結果就是俄羅斯一出兵,拜登馬上要向沙特下跪。薩勒曼只說:王國會按之前宣佈的,(在 2026 年)增產至 1,300 萬桶。
這個硬釘子令拜登面目無光,普京看見了更認為拜登黔驢技窮。
普京看見的,習近平自然也看到了。中國已向沙特展開外交攻勢,一旦台海爆發戰爭,中國確保有俄羅斯和沙特供應石油,還有中間的伊朗。
拜登上台,破壞了美國幾十年全球外交佈局,四處樹敵,卻又料不到普京的侵略。2014 年,時任副總統拜登支持烏克蘭政府換屆,親美的政府上台,俄羅斯認為是顏色革命,馬上以攻佔克里米亞為報復。
然後,杜林普上台,有效壓抑了普京的擴張。普京等了四年,終於等到了拜登。
兩年後,即使杜林普無法回朝,拜登下台也成定局。普京在烏克蘭戰爭拖延,中國攻台,若真的孤注一擲,不會等到杜林普回朝,而是在拜登卸任前就動手,力求速戰速決。攻台的時機,風險最高是在明年中。
一切視乎 11 月的中期選舉。拜登不可能還把持國會。佩洛西想訪問台灣,卻又顯得首鼠兩端,舉棋不定。其實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1997 年就以議長身份訪問過台灣,佩洛西並沒有開先例。中國敢放言恐嚇,就是因為美國總統是拜登的緣故。
劉又銘:那些季辛吉沒說的事
高壽99的不死之身、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創立政治公關公司「牽猴」美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因此賺得盆滿缽滿的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又出新書了。其名為《領導力:世界戰略的六項研究》(Leadership: Six Studies in World Strategy)的新作,回顧一生宦海浮沉,看盡當代天下英雄的重要時刻,季辛吉選擇了六位自身曾經共事、交手或近距離觀察的劃時代政治人物,作為建構「領導力」分析的案例。
六種戰略、兩種領導
季辛吉的新書中,選擇了六位偉大政治人物,包含在二戰崩潰後的德國,徹底實踐「謙遜戰略」(strategy of humility),帶領西德走向復興之路的艾德諾總理;也有在二戰後,透過系列演說,去除維琪法國「自願投降」黑歷史,憑著「意志戰略」(strategy of will),確立法國作為歐洲強權的戴高樂總統。
歐陸德法之外,則是季辛吉的老上司,以「平衡戰略」(strategy of equilibrium),成功利用中蘇分裂,謀取美國利益的尼克森總統;以及奉行「信念戰略」(strategy of conviction),以女性之姿強勢領導眾多政壇男子,打贏福克蘭戰爭,帶領英國保守黨重返長期執政的英國首相「鐵娘子」柴契爾夫人。
最後,則是英美之外,第三世界裡,以「超越戰略」(strategy of transcendence)彌平內部分歧,促成埃及與以色列和解的埃及總統沙達特;以及手段高明富彈性,善使「卓越戰略」(strategy of excellence)調和鼎鼐,創建多元民族城市國家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書評剖析,對季辛吉而言,優秀的領導者如李光耀,既可以深刻理解過去,又有能力想像未來。但多數領導者都只能固守過去或放眼未來。固守過去的,是因勢利導、管理變革(manage change),以社會穩定為首要目標的保守派,梅特涅、小羅斯福為其中代表;放眼未來的,是先知與預言家,從各式未來的無限可能,而非迫切的當下來進行領導,羅伯斯比與列寧則是這類人的典型。若兩者只能擇其一,顯然季辛吉與尼克森都是因勢利導的大將。
季辛吉的問題
有趣的是,季辛吉透過臧否人物的方式來建立分析框架,其實與尼克森曾經的著作《領導者》(Leaders)類似。只是尼克森在自己的書中,除了提到艾德諾與戴高樂外,另外分析的還有丘吉爾、麥克阿瑟、吉田茂、赫魯雪夫和周恩來。
從《領導者》到《領導力》,其中王侯將相挑戰時代氛圍、超越時代限制、締造時代精神的模式,透露了季辛吉與尼克森臭味相投的「國家理性」(the reason of state)觀念。這種國家理性,讓偉人決策的考量,可以將國家興亡視為最重要的前提;在這個前提下進行思考,國家可以犧牲任何個人幸福或打破既有規則。
套一句《華爾街日報》的說法就是,在季辛吉的寫作邏輯中,強大的領導力主要體現在一個「禮壞樂崩」的時刻;也就是,當制度無法捍衛價值的「轉型時刻」。但面對今日「烏俄戰爭」這種「百年變局」,依靠「國家理性」與領導人強大「權力意志」,超越規則、超越制度、超越時代的模式,真能讓民主國家如美國的領人發揮作用、力挽狂瀾嗎?或者,反而是普丁這種無視規則、一騙再騙的「謊言戰略」(strategy of lies),才是季辛吉所謂「領導力」論述強調「局勢大壞、形勢大好」種下的惡果呢?
權力讓領導者覺得自己應該凌駕於規則之上
借用本期《外交事務》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普丁對烏克蘭的攻擊,表明了這種過度強調變局的不規則,以及領導人權力膨脹與個人意志無限延伸所構成的陷阱。因為掌握權力的領導者,經常被權力說服,為了凸顯他們的領導力,規則不該適用於他們身上。
結果就是,普丁可以用個人的領導力凌駕《聯合國憲章》禁止使用武力侵犯他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的規定。並且將俄軍入侵烏克蘭,視為一種「先發制人的打擊」,或對俄羅斯祖國的「神聖積極防禦」,甚至是「蘇聯與納粹主義鬥爭的延續」。
這些法律語言構成的理由聽起來有多空洞、多沒有說服力,就證明了普丁有多無視國際法、多想將自己凌駕於國際法的規則體系之上。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最常打破規則的,反而是那些制定規則並從中受益的權勢者。實驗證明,有錢人在賭博或談判時,更容易撒謊和作弊;開車時,則更喜歡逼車或急煞堵車;在工作場合時,則更贊同各種違反守則的不道德行為。但這並不表示富人反對規則的存在;而是富人看破了,規則的存在,對他們而言就是絕佳的保護。在這些既有的規則中,對有資源的富人而言,無論是賭博、作弊、違規或危險駕駛,風險都比較低、也比較不危險。
換個方式來說,社會上各種規則讓富人、權勢者本就處在一個有利的地位。縱使他們有更多財產要保護、更多娛樂可以享受,理論上應該要對維持現狀或遵守規則更有興趣。但金錢、權力、地位,讓他們相信自己的需求和願望比任何規則都重要。況且,不遵守規則對他們來說,成本很低、風險很低,並非不能承擔。所以他們不遵守規則,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可以。
這種「強者可以做他們想做,弱者只能接受」的心理學版本,經常讓權勢者、強者、無限上綱自身的領導力,將所有規則置若罔聞,將所有狀態視為失序狀態。這種從修昔底德、馬基維利到季辛吉一脈相承的傳統,事實上也常讓領導者對自身的領導力與國家的實力過度膨脹。這點不分獨裁或民主、俄羅斯或美國、積極防禦或預防性戰爭,都顯現了類似的問題。
一方面,強權國領導人罔顧國際法的規則體系行動,短期內或許覺得自己不會受到影響,因為沒有國家或超國家組織能夠讓他們付出代價;但這種強國帶頭違法踐踏規則的行為,最後會釋放一種「破窗效應」的信號。一旦所有人群起效尤,面對已經打殘的規則與秩序,原先依規則行動的國際互動可預測性就會大幅下滑,也會讓這些在規則下受益的規則制定強國面臨更大的風險。
另一方面,強國領導人為了展現領導力,經常以優勢的軍力來衡量自身的實力,並且作為違背規則時,風險承擔的靠山。但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不僅在烏俄戰爭中沒有讓俄羅斯討到便宜,二十世紀後第三世界各民族國家的反殖民獨立戰爭,也都是建立在以弱勝強的公式上。
權力會孤立領導者,並鼓勵他們不尋求建議、不接受批評
迫切集結權力、展現領導力的領導者,經常因為權力過度單一集中,因此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既不願尋求建議、也不願接受批評。領導者甚至會因為維繫權力集中的需求,而不能接受批評。
事後看,計畫進攻烏克蘭時,普丁就拒絕與他的下屬進行任何有意義的協商;甚至在作戰開始前幾天,在電視上展示情報首長對自己言聽計從的樣子。普丁就這樣將自己與正確資訊隔絕開來,周圍的人只會讓他聽到他想聽的。而普丁也在自己領導力展現的需求下,誤判了俄軍的戰力,讓俄國陷入消耗戰。
那要如何防止權力的孤立與權力的誤判呢?《經濟學人》分析季辛吉《領導力》一書給出的答案強調,領導人唯有認識到國家社會人口與經濟實力方面的資源「稀缺性」;所處環境普遍價值、習慣和態度的「時間性」;國家根據自身目標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競爭性」;以及每個政治事件當下,只能根據直覺和假設快速做出判斷的「流動性」,具體掌握這些環境因素,才有機會在治國的鋼索上,維持一種名為平衡的領導力。
面對今日烏俄變局,照季辛吉自己回答彭博社訪問的說法,西方世界的領導者還需要一種「尼克森式的彈性」(Nixonian flexibility),才能具體展現領導力、克服當代烏俄戰爭走向全面新冷戰的危機。
但有趣的是,無論是對規則的蔑視或是對權力集中的執著,按季辛吉對領導力的分析框架,要追求卓越的領導力,並沒有權力制衡避免權力腐化的設想。而防止個人權力擴度擴張最好的方法,不外乎暢通的資訊管道與團隊決策。並且在團隊之外,更應該有各式權力與資訊在公職人員、技術專家、法院、立法機構、媒體和輿論間相互制衡,確保領導人不被權力蒙蔽。
因為在季辛吉的眼中,現實的世界政治與奇幻影集《權力遊戲》裡,那種戲劇化的陰謀詭計並沒有太大區隔。作為一個自我想像的國王之手(Hand of the King),就必須永遠對主子低語邪惡陰謀。這也是運用季辛吉領導力框架分析今日烏俄變局時,最大的權力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