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章家敦何以不幸而言中？

感恩节期间，美国之音采访了章家敦，重提他2001年出书预言中国将在十年内崩溃。虽然离他预言的时间仅剩一个多月，但无妨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今天有更多人，尤其是有更多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他当年确有先见之明。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1124-Gordon-chang-134468703.html
http://www.gordonchang.com/qanda.htm


其实，当年认为中共无心改革，因此最终会崩溃的人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中国的精英人士，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楚中共内部的腐朽。章家敦只不过说出了这些人不敢公开说的话，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中共拿他无奈何。章家敦著书预言中国崩溃，既可以扬名得利，又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提出了警示，利己利人，何乐而不为呢？

回顾这十年，章家敦出书是否给自己带来好处无从得知，但他警世的目的显然不成功。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使章家敦能够不幸言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章家敦本人在内，谁也没有想到，美国精英竟然会让本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纠缠到如此之深，以至今日美国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章家敦先见之明也有限，因为他只看到了中共无药可医，并没有注意到美国也患了重病。而正是美国之病，既帮了中共的大忙，也害了中共。

美国人寅吃卯粮，给中国创造了意想不到的出口需求。中共只要搞好基础设施，给外资各种优惠待遇，就不用操心就业和经济增长。中共还可以利用金融垄断，把强制结汇获得的巨额货币发行转化成庞大的政府投资，国有资本因此而空前壮大。那为什么又要说美国病也害了中共呢？这是因为，强大的外需不仅给中共带来了轻而易举的高速增长，使中共更加无心改革，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涌流的财富，把中共引向彻底腐败，使中共完全丧失了改革的能力。也就是说，没有美国全面开放市场，没有华尔街与中共的合谋，中共在内外压力之下，或许走上另外一条路径亦未可知。

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正如章家敦所言，中国现状已经显露越来越多崩盘迹像。在与美国之音的访谈中，章家敦列举了中国内需不足，增长乏力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从过去的60%，下降到低于34%的水平。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自相矛盾。既然中国人消费不足，政府刺激消费不就万事大吉了吗？美国人要压缩消费很痛苦，中国人要刺激消费也很难吗？

一般人的常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要政府有钱，又可以印钞票，要刺激国内需求是很容易的事。那为什么中国人的消费需求就是上不来呢？明白这个道理，就明白了中共政权为什么难逃崩溃的命运。

应该说，十年前如果政府想增加普通民众的福利，特别是提高农民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做起来不像今天这样困难，因为当时人心还没有完全变坏。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不久前，李克强公开承认医改进展困难，但糟到什么程度，却不敢直言。上周南方报系的两则报道，让我们看到真相之一角。

一则报道告诉我们，政府招标采购药品，不但没有控制药价，反而推动药价上涨。理由很简单，“政府招标，只是让更多的权力进入寻租市场”，而且如果医院一年的药品购进总量是1万亿元，“其中的60%即6000亿元可能被各种利益集团瓜分，后果是国家财政不得不支出1万亿甚至更多”。
http://nf.nfdaily.cn/21cbh/content/2011-11/25/content_33803390.htm

更可怕的是，政府推动的高药价，给各种假药带来暴利。目前假药已经完全失控。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公安部不得不于11月17日统一指挥29省份警方发起一场打击假药的“战役”。
http://nf.nfdaily.cn/epaper/infzm/html/2011-11/24/content_7030265.htm

报道还说，“不是打击让假药增多了，而是打了才知道假药原来这么多”。正如谁也不相信中共反腐能成功一样，谁也不会相信这种“战役”能消灭假药。更重要的是，药价虚高，假药泛滥说明中共扩大福利和刺激消费，只会加速腐败和社会失序。到了这一步，中国离崩溃确实不远了。

看来历史正在证明章家敦当初的判断：共产专制本是一种不可能改革的体制。因此，把中国崩溃的预言之实现归咎于美国之错可能有欠公平。不过，人们也不禁要问，信仰自由的美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精英热衷与这个政权合作呢？

20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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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011年 11月 24日

章家敦:中国现状显示其不久将崩溃 (一)

VOA记者: 萧洵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陈苏

章家敦(资料照片)

章家敦(Gordon Chang)2001年的著述《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度引发广泛争议。自该书出版至今10年间，世界目睹了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日趋活跃的身影，以及在全球危机之后愈显突出的国际地位，而章家敦的中国崩溃预言似乎已经为世人淡忘。那么时隔10年，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是否也有所转变？美国之音就其崩溃论和中国政经现状采访了这位作者。

章家敦10年前著作的《中国即将崩溃》显然没有被人遗忘。有人似乎早早上好了闹钟，在其依据章家敦预言所推算出的中国崩溃大限前夕再度提及这个话题。章家敦在感恩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此做出解释。

问：我看到英国网站Market Oracle登载的一篇文章提及您预言中国经济将在2011年底时崩溃。我没有看到您所写的这篇文章，请您谈谈您为何认为中国经济将在1个多月内崩溃？

答：事情是这样的：我是在2001年撰写《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在2001年的时候，我说过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将在10年后倒台(fail)。这就是该文所说的“今年底崩溃”的来由。我所说的基本上是共产党体制，一党制国家是不可持续的。基于多方面原因，我认为它是难以长久的。

我近期说过，我们距离看到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终结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我想其中有诸多原因。其一是，你可以看到共产党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已经真正地失败了，因为抗议活动越来越多。而对共产党而言更为糟糕的并不是示威的数量，而是我们所看到在中国社会中所发生的越来越严重的暴力。

我还一再提到我们也看到经济上的失败。增长缓慢，完全不是他们去年第三季度所说的9.1%。那是年与年之间的同比数字。而我们看看月比(环比)数字，发现中国经济几乎没有增长，或者甚至在收缩。所以说，中国经济当前处于一个转折点。昨天(11月23日)发布的汇丰银行采购经理人指数预览数字显示工业产出在下降。我们看到通胀在10月份迅速降低；汽车销售在下滑；房产销售在下滑。中国经济在衰落。而当经济衰落之时，我们会看到社会不满情绪会愈发显著。

问：您在10年前写了那本书，而在此后10年间，似乎整个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取得的成就。看样子大家都淡忘了您的著述，或者认为你的想法过于极端。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答：是的。许多人认为我过于强调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要知道，我们只有等着看。如果回到一年前，每个人都在说我是错的。而现在，人们可不那么确定了。因为我认为当前有关中国社会固有危机的谈论日盛，大家感到担心，他们看到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看到社会存在的问题。全球有关中国的谈论开始发生变化，有关共产党面对的难以解决的问题的谈论日渐增多。

问：有经济学家提到，一方面由于外部需求，尤其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需求疲弱，而另一方面，国内需求也并没有得以提振，看上去不乐观。请您进一步谈一谈您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看法。

答：如果你和外国的分析人士交谈，他们会说中国在增加内需，因为内需才是中国经济唯一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也就这个问题说了5年时间。但说归说，中国消费在其GDP中所占比重从历史上60%的平均水平降到当前不到34%的水平。没有哪个国家有更低的比例了。如果你看看10月份的数字，你会对此感到非常担心，因为有指标意义的汽车销售10月份下降了7.5%。此外，如果看看汇丰银行的数据，它们显示出口订单数量在增长，而国内工业生产的订单却在下降。这是消费衰退的信号。中国副总理王歧山在过去一个周末在成都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与美国贸易官员交谈时说，不平衡的复苏好过平衡的衰退。他的意思是中国政府打算花钱解决问题，也就是说经济将会更趋不平衡，政府将会投入更多，而国内需求将更少......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件好事，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也不是好事。

章家敦：中国现状显示其不久将崩溃 (二)

VOA记者: 萧洵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陈苏

章家敦(资料照片)

章家敦(Gordon Chang)2001年的著述《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度引发广泛争议。自该书出版至今10年间，世界目睹了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日趋活跃的身影，以及在全球危机之后愈显突出的国际地位，而章家敦的中国崩溃预言似乎已经为世人淡忘。那么时隔10年，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是否也有所转变？美国之音就其崩溃论和中国政经现状采访了这位作者。这是访谈的第二部分。

章家敦10年前著作的《中国即将崩溃》显然没有被人遗忘。有人似乎早早上好了闹钟，在其依据章家敦预言所推算出的中国崩溃大限前夕再度提及这个话题。章家敦在感恩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此做出解释。

问：您对中国的未来做出如此阴暗的描绘，而当中国面临领导人换届之际，您是否看到有任何迹象显示新的领导层或许会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结构的改革方面有所作为？

答：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他们了解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也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就此有所作为。因此你无法乐观预见他们会有什么动作。我认为习近平将改变中国经济本质的可能性非常小，至少不会在短时间看到这方面有所改观，因为就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而言，新的领导人至少需要两年时间巩固其地位，然后才可能顾及其他。所以说，领导层换届程序从明年底开始，延续到2013年的全国人大会议，直到中央军委得以重组后，这个程序才算完成。如果这些人希望有所作为，也得等到2015年了。我不确定他们真的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看到的仍将是软弱的领导人，仍将看到近期呈现出的问题。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对此感到乐观。

问：如果我们不能指望中国共产党政权自身有所作为，那么在您看来，如果中国会发生变革，它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

答：我想虽然我能够很自信地预言中国体制的失败，但是我恐怕没有太大信心去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回顾中国历史，你会看到从一个领导人到另一个领导人的政治承袭过程总是混乱和动荡的；当一个朝代垮掉时，总是伴随着暴力。这或许是个安全的答案。但是，我的确无法预见，因为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我们只能等着看。不过我们还是要对中国转变时期发生动荡有所准备。

问：看起来每个人都害怕中国真的会崩溃，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的内在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密，因而中国经济或者中国政权的崩溃可能会成为整个世界的灾难。您是否这样看？

答：或许会是那样，但是美国并不需要对此过于担心。首先，在全球衰退时，首当其冲受到打击的总是出口国，所以他们受到的冲击最大。美国是进口国。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内部市场，对此我们没必要太担心。是的，美国将在此后两年间受到冲击，但我们受创的程度将会远远低于欧洲，也将远远低于中国。

中国依赖外部的需求。欧洲对中国商品的订单已经急剧下降，对中国造成影响。目前唯一让中国出口部门得以维持的因素是美国的消费者。所以，中国目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认为，基于多种因素，当欧洲垮掉，它的情况会非常糟糕，而中国也会随之垮掉。或者可能是另一种状况，也就是一旦中国垮掉，也会把欧洲拖垮。一年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那时候我们在谈论中国时，将和现在完全不同。

阿桑奇视像现身香港抨击主流媒体自甘堕落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28日透过视像向香港举行的世界新闻峰会发表讲话，他指责很多报纸的新闻从业员为了事业攀升而自甘堕落和腐败。他又扬言互联网已成为政府及商业机构的最强监察系统，维基解密下一场战争，将会是确保互联网不会变成各国政府和大机构监察大众的工具。

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11月2日从伦敦最高法院走出的情形。（路透社）

不过参加会议的法国《世界报》的编辑主任Kauffmann考夫曼女士却反驳阿桑奇的指责，她说她从事新闻行业，并非是为了攀附权贵，「这种指责毫无根据」。

因为涉嫌在瑞典犯了风化案而遭到英国当局扣留的阿桑奇，透过视像告诉在香港出席新闻峰会的人士：「我们大家都知道，报纸的编辑们经常被邀请与权贵同桌共坐，而现实告诉我们，这就是很多人从事新闻行业的原因。你可以因此而攀附权贵，结识权贵，与他们沆瀣一气。」

在40分钟的讲话中，阿桑奇又说：「编辑们于是自甘堕落腐败，他们放过了那些本应问责的权贵。现在，全世界都开始知道了，他们知道，并非是因为华盛顿攻击维基解密的后果，而是因为新闻还可以透过不同平台发放。主流媒体已陷入认受性的危机。」

他说，如果传媒纵容大企业和政府得以回避应有的责任，「民主又何以有效运作？」他说，主流传媒已经放弃了应有的责任，在个别事件中，他们自甘堕落和贪腐的例子，已经非常明显，「主流传媒已不能自我监督了」。

阿桑奇说，他自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记者，有权利去揭露事实真相。他指出，人们在网上公开的个人资讯太多，令互联网成为一个史上最强的监察系统。他又指责信用卡公司包括Visa及Mastercard与美国政府私底下协议，非法地截断维基解密网站的捐款。

刚好在一年前的11月28日，维基解密与5家传媒合作，透过网站开始发布美国外交机密文件，触怒美国政府，之后阿桑奇因为在瑞典涉嫌犯下一宗风化案而被通缉，后被英国拘留，目前获得保释，他拒绝被解返瑞典受审，目前正等候遣返官司的结果。
 

鄒景雯：台灣非主流政客 把中國騙得團團轉

（自由時報記者鄒景雯╱特稿）中國對台灣到底了不了解？說它不了解，明明現在的交流好像在跑灶腳，來去自如；說它了解，探觸的範圍卻至今沒能與台灣真正的主流掛上勾。於是在了解與不了解之間，中國老是被台灣的「非主流」所騙，這個惡性循環，值得中國涉台官方與學術單位好好關起門來研究研究。

這個問題，不是惡意給難堪，從歷史的脈絡來檢視，確實可以驗證。例如，蔣經國末年開放兩岸交流之始，中國初見乍到的對象是返鄉探親的老兵；接著，李登輝上台，顛覆了國民黨的權力傳序，國民黨內的失勢者紛紛潛往中國「說小話」，李登輝自此被貼上「台獨」標籤。

二○○○年國民黨「居然」會下台，驚慌失措的失意政客乾脆到彼岸尋找第二春；二○○四年，泛藍整合捲土重來再敗，既然下層早就鬆動了，上層當然無以為繼，於是二○○五年之後，連宋成了釣魚台賓館的座上客，但中國領導人見到的是台灣的落選者；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隨著台灣經濟發展與轉型以及社會快速變遷的效應，往中國「跑路」的是黑道與商業通緝犯；現在，兩岸可以雙向互動，但是中國來人看到的台灣，卻是被矇蔽下的片段，依舊盲人摸象。

中國在不同的階段，被不同的台灣人以不同的方式所「騙」，這些台灣人多數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壟斷兩岸交流的政治與經濟利益，於是必須策略性的把其他台灣人打成「台獨」，但是與中國杯觥交錯的國民黨哪個不獨？總不能說「國獨」就不是獨吧？然而，共產黨相當程度因為兩岸政治、社會、文化衝突使然，不願面對真相的台灣，因此學鴕鳥、自甘被騙。

ＥＣＦＡ，正是台灣非主流壟斷利益的代表作之一，不要說少數特定財團，就是農漁產品，鄭立中的往南走、向下走，所到之處不仍是國民黨安排的地方樁腳？這是為什麼馬英九搞了三年多，台灣主流社會卻普遍「無感」的癥結所在。於是共產黨︰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昨天，經建會主委劉憶如抬出「九二共識」與「鎖國」，這典型是馬政府意圖壟斷的反射，是完全相同的邏輯。台灣什麼時候鎖國過？這是政客的謊言，不是知識份子的良心，中國要繼續自欺或被騙嗎？

自由時報社論：中國弄巧成拙—又要扮演政權輪替的推手

這個月，台灣的總統大選選情發生了微妙的翻轉，這個變化，立刻引起嗅覺敏感的美國、歐洲、日本等國際主流媒體的高度注意，紛紛提出以台灣參選人為主題各種角度的觀察、分析與評論，台灣因民主選舉成為話題焦點。不過，距離台灣最近的中國，則呈現「外弛內張」的怪異現象，他們的媒體一式是冷處理，但是官方涉台系統的急切緊張，則有如熱鍋上的螞蟻，發言的尺度愈來愈亂了套，好似他們全都「寄生」在某個特定候選人身上，「宿主」如果倒了，他們也跟著鐵定要完蛋。

之所以在台灣產生這種觀感，實在其來有自，例如中國國台辦主任王毅「警告」兩岸關係正進入承先啟後的關鍵時期，還說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已釋出堅定、明確的信號」，就是認同「九二共識」是兩岸開展對話協商的必要條件，也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礎。言下之意就是不接受「九二共識」，協商就沒了，和平也沒了。說到這樣的程度，王毅並不放心，又加了「四個不容」：九二共識不容否認、兩岸關係不容倒退、台海和平發展不容得而復失，以及兩岸民眾福祉不容破壞。

一個人講不夠，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緊接登場，他到各地去找台商講話，同樣也是話中有話，明講而不暗示。所謂「兩個難以」︰否認九二共識，兩會協商將「難以為繼」，兩會簽署的協議將「難以順利實施」，兩岸關係勢必出現停滯甚至倒退，這將直接損害兩岸民眾尤其是台灣民眾的利益。雖然沒說，「如果某人沒當選，你們就看著辦！」但論其語意的效果，距離直說已相差不遠。

王陳二人之所以口不擇言，顯然與他們也認為那個把「九二共識」當作天條的人情況不佳有關，否則不需要如此畫蛇添足、適得其反。那麼，有個嚴肅的問題非常值得大家在選前講清楚，如果台灣在二○一二年發生第三度政黨輪替，中國就要如王毅與陳雲林所釋放的「懲罰」台灣嗎？中國又可以如何「懲罰」？是要將直航班機全部停飛？在中國的台商、台生全趕回去？還是ＥＣＦＡ立即中斷？或是中國觀光客不來了？抑或是讓台灣立刻斷幾個邦交國？ＷＨＡ也不必去與會了？

上述幾個選項，不外就是中國可以「嗆聲」的，但是國共兩黨必須注意到一個邏輯，如果以上幾項可以任由中國片面決定，那就坐實了這三年多來，馬英九是把中國的「統戰」當成自己的「政績」，把中國的「施捨」視為自己的「成就」，剔除了中國因素，馬政府什麼都不是，所以中國才能以收放做為要脅。換句話說，未來一個月，如果中國愈加深這樣的「恫嚇」，那就等於是愈唱衰馬政府簽的全是「紙糊」的協議，更揭穿了馬英九「沒有政治前提、沒有傷害主權」，純是一派胡言。

至於從實際利害來計算，中國若要實施「報復」，會被「教訓」到的，當然是從事兩岸經貿往來的人，包括特定財團與既得利益者，這些人長期以資金、人才貢獻中國，且應當在比例上多屬支持妥善處理中國關係的族群，結果中國反而把「氣」出在對其親善者的身上，這不是自毀「統一戰線」？相對其實無傷新任者的基盤；如果斷台灣的邦交國、限縮國際空間，則必然升高台灣的仇恨，雙方漸行漸遠，也自證這三年多的「歷史機遇」，原來是戴著面具，這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中國會笨到自打耳光？

台灣人可以自己選總統，就表示已經當家做主，中國的上策是敦睦邦鄰，千萬不要過往的劣根性與老毛病又犯了，若此，又會成了台灣換人執政的「最佳助選員」，歷史的殷鑑總是不遠。

自由時報社論  20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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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鱼都“叛逃”到俄罗斯去了（郑义）

2011-11-25

在一个叫"独立评论"的网站上，我看到了一个帖子，是一位叫"老蝎"的网友写的，不是"螃蟹"的"蟹"，是"蝎子"的"蝎"，题目叫《没治，中国的鱼都叛逃到俄罗斯去了》，这个帖子介绍了老蝎网友到漠河一游的见闻。

漠河这个地方在中国很有名，因为那里是中国的极北处，也叫做中国的北极村。我也去过漠河，那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是去采访大兴安岭林业。

漠河与俄罗斯一江之隔，黑龙江对岸就是俄国，那个时候叫苏联。在这个极北之处，我们这位网友去拜访了居住在最北边的一家农户，人们称他是"中国最北第一人"，就住在黑龙江边上，再往北就是国际线黑龙江了。

那位中国最北的老人就住在江边一间小土屋里，风景优美，屋前、屋后都是松林、灌木和草丛。出了木屋的后门，就是一个不大的后院，摆着一些破旧的木桌、木椅，再抬眼一望，就是静静的黑龙江。

老人靠打鱼为生，而他打鱼是无须走出家门的。一条小小的船，就停在他家后院里。走几步，就可以划着他的小船去撒网捕鱼了。运气好，一天可以打几十斤鱼。定时有鱼贩子骑着摩托车来交易，以物换物，带来米和面，偶尔还有肉。

黑龙江的中心线是国境，老人打鱼也尽量不越过这条无形的界限，虽然当地人并不对这条线那么认真。老人说今年他已经65岁了，起先是来打工的，看上了这儿的风景，就搭了间小土屋，独自一个人留下来生活。

江这边有一个哨所，江对岸也有一个哨所，没有国际纠纷的时候，一般都是和睦相处。老人打鱼打过了界，对面的邻居只当没看见，只当他是个打鱼的。十多年打出经验来，鱼都跑到了中线那边去了。老人说："鱼也是有脑子的，我们这边使细网打鱼，小鱼、大鱼都知道害怕。不知道它们是被人们吓跑了还是打没了，有时候河这边我好几天也打不到一条鱼。没钱买米时，我就急了，就划到江中心，往人家地界靠一靠。只要这么靠一靠，就有鱼了。捕上一网鱼，我赶紧转回来。有时候人家那边会喊上一声'嘿'，赶紧划回来，就没事了，都认得我，知道我只是捕鱼，没有别的坏心眼，从来都没有让我难堪过，他们是些很好的人。"

老人怕我们不相信，解释说："只要往过靠一靠，就会有鱼，这事是不是有点儿怪？我也觉得有点儿怪，人家那边从来没有人打鱼，我就琢磨着鱼这个东西跟咱们人是一样的，也是有脑子的东西，它也是很鬼的，它们也怕抓，怕被人吃，就成群搭伙地跑到人家江那边去溜达了。"

这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后来居然得到了证实。我们这位"老蝎"网友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边防军的上校，上校证实说，中国的鱼都"叛逃"到俄罗斯去了，还补充说："人家俄罗斯在上游往黑龙江里放鱼苗，我们这边的人都不肯放过，拿这么细网眼的网捞，捞得人家都发抗议照会了。"上校伸出了小手指头，接着又说了两个字："没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一个跟帖说："鱼还知道并遵守一条生死线吗？"另一个跟帖说："鱼精了，也知道要活命。以前舟山渔场每年两大渔汛，黄鱼汛和带鱼汛。那时黄鱼大的有斤把重，带鱼大的有二尺多长。现在黄鱼、带鱼都没有以前那样成百吨的鱼汛了。主要原因当然是过度捕捞了。渔民出海能捕到的鱼成不了筐，少了几十条，多了也不过百条。还有，现在的鱼都不爱扎堆儿了，以前带鱼都是二尺长才产卵，现在一尺多长就产卵了。问渔民为什么，渔民说鱼精了，鱼不扎堆是防渔网，提前产卵是为了提高繁殖率。渔民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符合达尔文的天演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推到柏林墙：谁农奴化了西藏

自08年“拉萨事件”以来，我党向藏独分子们打响了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战，把旧西藏描绘成了“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农奴制，而达赖喇嘛则成了搞政教合一的万恶农奴头子，以此作为自己当年“和平解放”并统治西藏的合理依据之一。这话说得倒是煞有介事，但一个中国人只要对自己的祖国稍有了解，就会觉得这种宣传无比可笑，因为就在中国“解放”西藏后不久，我朝太祖毛爷爷就在中国的农村施行起了正儿八经的农奴制（而且正是此举导致了西藏50年代末的“叛乱”），虽然旧西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非常落后，但跟中国所谓的“人民公社”一比的话那简直就像是人间天堂了。 　　美国藏学家Goldstein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里对旧西藏的制度有大量细致的描述，和毛时代的农村做个对比，结果马上一目了然。根据此书所述，西藏的“差巴”（从领主手上分得“差地”的农奴）只要能够按时缴纳赋税，领主们对土地的使用方法并不过问，差巴们不仅可以雇人种地，甚至还可以把差地转租、典当，而这在毛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毛时代的农村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农民在土地使用问题上没有任何自主权，甚至于连种植什么作物都必须接受统一安排，至于出租、典当什么的在他们看来更是天方夜谭了。按照我党当时的革命观来看，像西藏农奴这种身为“奴隶”居然还敢雇人帮自己干活的，哪怕是打到“地主阶级”都不嫌过分。 　　但这点差距还只算是小意思。西藏的赋税类似土地税，交多少税由农奴能从领主手上分到多少生产资料（土地、耕畜）来决定，剩余的作物统统归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较多的农奴其实家庭条件相当不错，在日后甚至被共产党划到“中农、富农”之列。直到80年代我党才反应过来这种划分打了自己的脸，遂宣布“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是个封建农奴社会，不存在富农经济和富农阶级”，要求“全区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1】。至于毛时代的农村税负则在大跃进前后变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农民除了可以保留一年三到四百斤左右的固定口粮外，剩下的粮食必须统统卖给国家，几乎相当于禁止农民拥有私人财产。有人可能要说了，既然是“卖粮”，那也不亏啊！这就完全搞错了，十块钱卖一斤大米和一毛钱卖一斤大米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自发进行的交易才是双方主观上都认为“不亏”的，对方只肯出一毛钱的话你完全可以拒绝；相反，如果一桩交易必须依靠强制力才能执行，那么被强制的那方实际上是遭到了打劫。毛时代的时候政府是唯一合法的粮食收购主体，而且还是强买强卖，可以肆意压低粮食价格，这种“买粮”跟直接动手抢粮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和今天的强制拆迁是同样的道理。 　　更傻逼的是，假设中国政府规定的固定口粮是300斤，某农民一年的实际收成为400斤，那么理论上他只要上缴100斤粮食即可。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操作的，中国政府往往会给各地政府定下所谓的“农业指标”，完不成的话就把当地的领导给撸掉，大领导只好再去逼小领导，最后一直逼到农村，本来明明是产400斤征购100斤，最后谎报自己亩产万斤，变成“产700斤”征购400斤，所有的粮食统统上缴，那农民一整年都只能去啃树皮了。像58年的粮食产量明明只有四千亿斤，到老毛嘴里就变成了：“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搞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2】。”一年就想让全国的粮食产量翻一番，这厮简直是把自己当成机器猫了。读过笔者《大跃进简史》或了解相关历史的人应该知道，60年代的大饥荒跟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无关，而是因中国政府从农民手里抢粮引起的，最终导致3000多万人的死亡，而这样的破事在旧西藏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除了税赋以外，旧西藏最让人诟病的应该算是“乌拉差”，即免费或低价替政府当苦力，运输人员或物资。这种乌拉差和上文所说的赋税不同，税每年交多少那是固定的，但具体要出多少差则视政府的需求而定，有时会对藏民造成极大负担。但说到滥施徭役的话，西藏的农奴主们在我们的毛主席面前只能算是小弟弟，浮夸风那一阵中国是“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不把农民累死不痛快，当时就有人给彭德怀上书，称“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3】”，人民公社因为男人全部被拉去干活而被讥为“人民母社”，导致粮食产量严重下降。而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搞水利工程所挖出的土方量，“要是铺成一米厚、三十四米宽的大路，可以从地球直铺到月亮，或者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一百一十条苏伊士运河【4】。”这个土方量的数据固然吹了牛逼，但也足见毛时代的农民负担之重。 　　在人口流动问题上，西藏的农奴可以向领主提出申请、离开庄园，从“差巴”变成所谓的“堆穷”。堆穷不再从领主处得到生产资料，卖艺也好打猎也好都随你便，而土地税也变成了人头税。至于批不批准则要看领主的心情，在土地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堆穷的人数越多，领主的额外收入就越多，但西藏地广人稀，堆穷跑了就是跑了，找都找不回来，为了确保能收到人头税，领主一般总要留几个亲属下来，不会让一家人全部外出打工，因此旧西藏民众的迁徙自由是相当有限的。但一说到迁徙自由，毛时代的农民又要哭了，我国是粮票制度加户籍制度双管齐下，你要是不带介绍信和粮票就往村外跑，那结果往往不是活活饿死就是被民兵活活打死，甚至于在大饥荒的时候我党依然在极力阻止农民逃荒，以免“国际形象受损”。 　　从Goldstein的描述可以看出，虽然西藏的农民没有土地，但在生产和生活上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就连老毛自己都说：“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5】。”而毛时代的农民则一切生产活动都要服从公社安排，你要是在工作之余自己跑去河里捞了两条鱼，那就是“自私自利、单干歪风”，很快生产队长就会让你见识到劳动人民的愤怒，工作组就会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种集体生产模式的效率极其低下，如果一个公社有一百个人，即使国家不来剥削你，你每创造一块钱的财富也只能让自己享受到一分钱的好处，与其努力干活，还不如寄望于别人。问题是，效率低为什么还要搞呢？除了我国领导人普遍没什么文化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搞集体生产就难以准确的掌控粮食产量，难保农民不私藏粮食。换句话说，搞人民公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确保能把农民的财富压榨到极致。 　　一个毛时代农民的一生，就是生而为农、一世为农，一辈子拴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离开，被强迫加入公社替国家创造财富，自己得到的报酬则微乎其微、只够维持温饱（有的时候连温饱都维持不了），稍有懈怠便被克扣口粮关进牛棚。别人搞农奴制好歹是胡萝卜加大棒，我党那是大棒加大棒，除了人口贩卖以外，奴隶制的一切要素在中国都齐活了——但中国委实没有贩卖人口的必要，因为对我党来说，这只不过是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里罢了。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奴隶社会，不能按马克思主义史观进行划分，古代有没有我是没研究过，反正到共产党当政之后肯定是有了，而且无论是西藏的农奴制也好，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也好，跟我党这套奴隶制一比那都是望尘莫及。只不过我党深谙语言的艺术，给奴隶制换了个名字叫“人民公社”，听上去也立刻牛逼了起来。 　　又有人要说了，光看经济制度还不够，要知道旧西藏的农奴地位极低，命贱如纸，可以被农奴主随意施加肉刑，断手断脚挖眼……这话还真不假，请看以下几段描述：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 　　“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 　　看起来是不是极其残忍？不好意思骗你的，以上文字第一段出自杨继绳的《墓碑》，第二段出自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克、张志新、严凤英这些人怎么死的我想也没必要介绍了）的《大兴屠杀调查》，第三段出自何清涟的《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1968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写的都是毛时代中国的故事，而类似的记录简直随手可得。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以上这些事件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不是说国人真的就极其野蛮、没事儿就变着花样随便虐杀别人了。但是如果你很有“技巧”的把这些材料拿给一个老外看，而且又不允许中国人辩解的话，那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可就很难说了。 　　我党在旧西藏制度上的宣传便展示出了极高的“技巧”。比如我党素来喜欢展示西藏的人骨法器，一些网民再一传，标题前面加两个字“恐怖”，后面添一堆感叹号，看上去确实颇有感染力。但我党却没告诉大家，这些人骨实际上是由西藏的得道高僧生前自愿捐献出来的【6】，没一定的修为人家还不要，对捐献者本人来说是极大的荣耀，其它所谓“湿肠一付、头颅两个、人皮一整张”等也是同理。这和西藏的天葬习俗（死后让鸟兽虫蚁把死者的尸体吃掉，象征着“最后的布施”）其实有几分相似，在藏人的文化里只不过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共产党则利用汉人对藏人文化的陌生来进行泼污，搞得好像器官骨头什么的都是在黑监狱里摘下来的一样。比如一个党卫军飞行员的回忆录里就写道： 　　“但是，当你走进这座庙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我们不时被它的阴森而战粟，只见那头骨，腿骨，手骨，人皮，布满着几个大厅。经解说员介绍才知道，这就是农奴的处境……给人总的感觉就是贫穷，愚昧，惨忍。我们亲眼目睹了农奴制度是世界上最反动、最没落、最惨忍的制度，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将农奴制度消灭掉【7】！” 　　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更搞笑了，即西藏一直沿用到“民主改革”为止的《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命价各不相同，命贱之人（下下等人）只值区区一根草绳，说得仿佛农奴主们对农奴是想剐就剐想杀就杀还不用负法律责任一样。诚然，西藏的古法典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两部法典都将藏人从上上等到下下等一共分成九等，法律对不同等级的人约束力也不同。其中有所谓“杀人命价律”，即杀人凶手应对受害者家属进行物质赔偿，上中等人的命价为三百到四百两黄金，而下下等人的命价仅为黄金十两，中间相差四十倍，并不平等（妇女的命价还要折半）。但说成“一根草绳”则纯粹是瞎扯淡，十两黄金放到今天大概值十五到二十万人民币，放到十七世纪初的西藏则相当于20多吨青稞或80头牦牛【8】，假如十两金只能买一根草绳，那所谓的上中等人的命也不过就值四十根草绳而已。实际上“杀人命价律”的主要作用是平息受害者家属的愤怒，以免冤冤相报何时了，法典中所规定的命价仅仅是个参考，实际原则是既要让凶手能够负担，又能让受害者家属感到满意，就连今天的藏民还在沿用这些规矩。86年一藏民失手杀人之后被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事后双方经过调解，凶手共赔偿受害人家属各类牲畜117头外加价值万元以上的经卷，而受害人家属则联名上书司法机关，要求对凶手从轻处罚【9】。 　　至于这个“一根草绳”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十六法典》中的原文如下：“下下是如旧法典所述的‘流浪汉、铁匠、屠夫等三种人，彼等命价值草绳一根’，流浪未有固定居住的铁匠、屠夫和乞丐，彼等命价值十两金至十五两，也有慈悲者赔偿二十余两之习俗【10】。”换言之所谓“一根草绳”至少也是十七世纪前某个“旧法典”里的老黄历。而此后订立的《十三法典》则是在《十六法典》等众多法典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原文为：“昔之旧律谓：杀铁匠及屠夫等，偿命价为草绳一根【11】。”除此以外对下上、下中和下下三等人的命价都没做出具体规定。我党不知道是看不懂“旧法典”、“昔之旧律”这几个字还是怎么着，连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里都在公然造假，如果说《十三法典》的意思还有那么点模糊的话，那么把语义非常明确的《十六法典》也算进去则毫无疑问是在故意撒谎了。 　　对我党稍有了解的人对这种做法绝不会感到意外，共产党泼污阶级敌人那是历史悠久，足以让吴法天之流辟谣辟上一辈子。比如影响了几代人的反面教材大地主刘文彩，据说其家里有一座可怕的水牢，“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连修水牢的工人都被刘文彩杀人灭口；而我党兴办的地主庄园陈列馆里则布满了刘文彩是如何吊打农民、强奸妇女、残杀幼童和割人耳朵等等的罪证，等到文革后却查出全他妈是假的，当年地委宣传部的一份批示直接开宗明义的指出：“真人真事没必要。”【12】现实中的刘文彩其实还曾投资兴办教育，学校的建筑质量说不定比现在的要好多了。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大地主“周扒皮”的事迹同样也是虚构的，据说作者曾声称“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而现实中的周扒皮其实在土改时被活活整死了【13】。至于罗广斌那本《红岩》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革命小说，而是科幻小说，里面的美国鬼子居然都已经发明哈利波特里的吐真剂了；而且中美合作所实际上是个抗日组织，美国人跟迫害共产党人根本毫无关系【14】。罗广斌同志后来在文革中因不堪红卫兵折磨，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之后自杀了，这娃连渣滓洞都混过来了，咋愣是没挺过幸福的新社会呢？ 　　在这种人造阶级仇恨的灌输下，毛时代那会儿打死个把阶级敌人倒还真就跟过家家差不多，这在上文所引的三段文字中已有体现，无需赘言。做个总结的话，西藏和中国虽然都是农奴制，但农奴制和农奴制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西藏那叫普通农奴制，中国这叫二逼农奴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所谓的59年西藏“叛乱”，实际上就是普通农奴制和二逼农奴制之间进行的一场碰撞。 　　虽然我党吹牛逼说西藏的“叛乱”只不过是一场农奴主们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发起的垂死挣扎、是广大翻身农奴配合党卫军对一小撮反动势力进行的围剿，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像青海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中，一个叛区甚至有68.4%的党员、69.5%的团员都参与了“叛乱”【15】；而总人口16572人的兴海县，“叛乱”人数竟高达10840人，简直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因此被划为“全叛区”，最后饿死和被“歼灭”的藏民多达7217人，相当于全县人死了40%以上【16】，说是种族灭绝都不为过。按我党自己的话来说，当地的“叛乱”是“群众思想混乱，敌我不分……群众有意将垮牛赶在前面，将660头奶牛留在后面，被匪全部劫去……甚至有的群众与匪同睡同住，也不报告匪踪【17】”。到最后就连身为汉人的青海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都忍不了了，称共产党是“给农民三刀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18】，结果被第一书记批为“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必须批倒批臭”【19】，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大饥荒期间其秘书王志敏在农村考察，看到“一个个个在桌子下面爬着捡饭粒的乞讨者”，“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不禁感慨“农村竟变成这种光景”【20】。当时“平叛指挥部”的报告则指出：“该乡（温泉乡）去年11月至今已病死31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4.7%，群众反映是饿死的【21】。”一个乡活活饿死四分之一的人，这在过去的藏族自治区可是千年未有之景象，这就是我党在藏区搞得轰轰烈烈的所谓“民主改革”。 　　这藏人的“叛乱”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从1958年3月到8月期间，“甘、青省内一部分反动的宗教上层分子和部落头人、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和本阶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集团的唆使下，掀起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先后参加叛乱的有13万余人，叛乱地区达42万平方公里……共歼灭叛匪11.6万人【22】。”这意味着甘肃和青海两省的藏人中有接近20%都参与了叛乱【23】。青海省委将局势汇报给老毛之后，老毛这个傻逼批复道：“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24】。”但很明显，青海的“叛乱者”本身就是他口中的“劳动人民”。实际上不光是藏族人在“叛乱”，这个二逼改革大家都有份，已经搞完了土改揍死了地主的汉族人理论上已经统统都是“劳动人民”，但当时也一样在造反。根据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所述，从55年到57年期间，安徽共发生农民暗杀基层干部事件100多起，被害人数114人，暴乱更是接连不断，“暴乱者”提出了“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等等口号，而参与者99%都是农民。单是57年1月2月，安徽就发生群体性事件89起，参与人数达到4.5万【25】。就连西藏驻军里都有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姜华亭叛变到了藏军的队伍里，据其口述回忆录称，当时某营参谋长徐金陵也曾在反右会议上公开向我党叫板：“我请假两个月，到家乡河北省去结婚，我一回家，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饿病床上，待见面第一句就说，每月只购粮十八斤杂粮，饿的真难受……可惜我手上没有兵权，有兵权早拉到山上打游击去了！”在这方面汉族人跟藏族人其实是同病相怜，只不过藏族人的骨头更硬一点罢了。 　　除了经济上胡搞之外，我党当时还有两套戏码，一是宗教灭绝，二是阶级斗争。比如青海省仅仅三个月内就将全省859座寺庙关掉了731座，近一半喇嘛被强制还俗，甘肃的196座寺庙只保留了四座，四川的320座寺庙仅余7座【26】。至于为什么要保留那么一点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同志有过精辟的论述：“为了照顾群众的宗教信仰，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挑拨，便于集中管理没有还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庙是必要的【27】。”“为什么要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28】。”我党是一边毁灭宗教，一边还要给自己立个贞节牌坊：“对外没有公开提宗教制度改革，而提出彻底肃清宗教寺院中的反革命分子，废除宗教寺院的封建剥削和特权，这样作，既策略，又达到宗教制度改革的目的，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29】。”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冀春光说得就更直接了：“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30】。” 至于搞阶级划分的方式则完全可以用“无厘头”来形容。比如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宣称：“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下等人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但就在前几行他们还宣称人口120万的西藏有“僧众114925人”，这就已经占到总人口的快10%了，那么请问这些在毛泽东口中“既不生产物资，也不生产人口”【31】的僧众到底是农奴主还是农奴？实际上这个“5%的农奴主”的比例是这么搞出来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比例在人口和户数上仍以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为宜，个别县区较多一点是有可能的，但也拟不要超过百分之五点五为宜，以达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之目的【32】。”95年“内部发行，禁止引用”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一书中的文章《西藏民主改革综述》里还有一段自抽耳光的文字：“不划富农是西藏划阶级中的一大特色……这样就扩大了团结面，缩小了打击面，有利于改革运动的进行【33】。”换句话说这些比例都是共产党自己为了“革命需要”随口乱掐出来的。对我党的辉煌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对这种行为绝不会感到陌生，当年中共肃反的时候就提前认定反革命分子的比例为“大约百分之五”【34】，反右的时候则规定知识分子中的右派有10%【35】，都是自己在家拍脑袋拍出来的比例，而下面的人还不得不跟着这个指标走，像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褚时健就因为无法完成指标，结果被批为“反右不力”，自己成了右派【36】，还有些地方为了凑指标，有自愿当右派、投票选右派、把外地人打成右派等各种千奇百怪的做法。 　　被共产党扶持起来的十世班禅11岁的时候就给共产党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后来被我党评为“最好的爱国者（小平同志语）”、“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但62年时就连他都看不下去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七万言书：“……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南蛮入侵啊！）般的破坏。”“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火燃烧起来，所以使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虽然班禅同志已经深谙中国的官场文化，开篇先用大段大段的废话好好夸耀了一番共产党的英明神武，但最后还是被撤销一切职务，到文革时期更是被关押了整整十年。 　　上文所引用的绝大多数还是我国公开发行的史料，至于流亡藏人眼中的共产党那就更是不堪了，什么禁止藏民点佛灯、转玛尼筒、煨桑、念经、佩戴民族装饰，搞阶级斗争的时候逼迫亲属相互揭批、往喇嘛头上泼尿、上竹签刑【37】，甚至于改革开放后我公安干警还在用电棍捅反动尼姑的阴道【38】，完全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本文所摘录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民主改革”之后没几年，我党又来个“文化大革命”，篇幅所限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大家自己领会精神。还是那句话，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旧西藏也算不上是什么好地方，但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相比之下更是比昔日的农奴主坏出百倍，对西藏社会造成了千年未有的严重破坏。奇妙的是我党的自我感觉还极其良好（就跟老毛58年时觉得中国两年就可以超过英国一样），79年时我党曾尝试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解，让达赖喇嘛派代表团来参观“西藏解放后日新月异的建设成果”——最搞笑的是我党还教育藏人要“讲礼貌”，千万不要攻击达赖喇嘛的代表。结果代表团在西藏溜达了一圈，不仅没有遭到攻击，反而受到了热烈欢迎，“不管他们到那里都被泪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围，他们也看到充足的证据显示中共当局以残忍而有系统的方式企图摧毁西藏的古老文化。此外他们也见证到无以计数的饥荒岁月，许许多多人饿死、遭到公开处决，诸如此类对人权形成显著而可怕的侵犯【39】”，已经出狱的班禅喇嘛还向代表团展示了自己在牢里留下的伤疤。这类交流又进行了两回之后我党自己都快被吓崩溃了，只好恢复了原先“汉贼不两立”的方针。 　　截止今天为止，我党仍然没有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道过一次歉，甚至不断的制造出新的谎言去妖魔化西藏过去的文化传统和今天的流亡藏人。如今我党声称达赖喇嘛要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黑暗农奴制”，但实际上达赖喇嘛早在1952年就已经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打算由政府出钱购买庄园主的土地分发给农民【40】，这个良性的土地改革后来被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改革”硬生生的给打断了。59年达赖喇嘛刚逃到印度便开始推动正儿八经的民主化改革，60年藏人的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民选议会，63年的《西藏民主宪章》即规定议会有权罢免达赖喇嘛，到2001年达赖喇嘛又指出由他本人指定内阁候选人、议会批准就职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民主的发展，推动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一次首相全民直选【41】。今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则正式宣布退出政坛：“由精神领袖领导藏人的方式已经过时……我不想做穆巴拉克。”除此以外他还多次提出：“如果多数西藏人民觉得达赖转世制度已经过时，那这个制度就该消失。我没有问题。”。倒是中共对此反应激烈，摇身一变成了“宗教的守护神”：“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当然也包括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这一传承方式【42】。”2007年我国甚至推出了一部让人哭笑不得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究竟是谁在试图用宗教操纵政治可谓一目了然。就我党这操性，西藏人要是不想独立才叫活见鬼了。 　　说来也好笑，我党用来妖魔化西藏的手法其实也不比当年斗地主、反右倾时更为高明，但中国人民好像总要过个几十年后才会意识到自己又他妈的上当了。行文至此，鄙人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08年时的热闹场景：四月巨婴对CNN的无情揭批，海外华人声势浩大的反藏独游行，爱国网民对莎朗斯通的愤怒声讨，以及家乐福前躺着中枪的荷兰国旗。耳边则反复回荡着CNN主持人Cafferty的那句话——“一群五十年不变的暴徒和呆子。” 　　【1】《西藏发出通知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新华社1980年6月20日 【2】1958年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 【3】《彭德怀全传》第七篇《庐山海瑞》 【4】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5】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 【6】《狮吼棒喝》——大藏寺祈竹仁宝哲问答选录 【7】江达三《西藏平叛》 【8】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2 【9】隆英强《浅谈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十三法典》，《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0】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 ，P39 【11】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6 【12】笑蜀《大地主刘文彩》 【13】杜兴《真实的周扒皮是个厚道人：土改时被打死》，《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16期 【14】《中美合作所和红岩屠杀毫无关系》，《“红岩”史事补正：江姐遭受“钉手指”酷刑为虚构》，均载于《北京日报》 【15】关于循化匪乱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37-P1039。本文中凡引自《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的内容，全部转引自李江琳著《1959拉萨》 【16】《兴海县志》，转引自李江琳《1959拉萨》 【17】《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3 【18】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28 【19】王志敏《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20】同上 【21】《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6 【22】《新中国国防大事记》 【23】藏族人口资料参照《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吗》 【24】1958年6月24日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25】尹曙生《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26】李江琳《1959拉萨》，P69-P70 【27】汪锋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84 【28】《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30 【29】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70 【30】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32 【31】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 【32】《西藏的民主改革》，P199 【33】《西藏的民主改革》，P32 【34】《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35】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36】《褚时健的德与能：“不整人”和“让别人也好”》，凤凰网 【37】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转引自余杰《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38】纪录片《雪山狮子的哭泣》 【3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第十三章 【40】达赖喇嘛《我的土地，我的人民》，P25 【41】安乐业《初谈西藏流亡民主》 【42】2011年9月2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1年11月28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sxyj/2011/1128_49465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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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推荐

仲维光：“启蒙”究竟是什么？

图为伏尔泰

一．问题

一七八四年六十岁的康德写“启蒙是什么？”的时候，门德尔松说，启蒙在德国是一个新流行起来的词语，因此有必要弄清楚它究竟指的是什么。时过二百多年，促使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却是，启蒙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知识界到处被使用，并且几乎已经被用烂，但却一直处于一个望文生义，张冠李戴的情况。很少有人在使用“启蒙”一词的时候愿意首先认真地了解认识一下，“启蒙”一词究竟指的是什么。

由于不知道，及对启蒙一词含义的误会，甚至已经影响到那些翻译人员的理解及翻译文字。康德的一篇非常清楚明确地阐述“启蒙是什么”的短文，竟然在中文译者们的笔下几乎成了一篇雾里看花的梦话。这使笔者深切感到，中国的一些知识人由于不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那个时期的西方社会。所以对于启蒙的理解总是带有一相情愿的、想象的，甚至带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和时代特征；对启蒙的误解已经影响到对于当代西方思想、西方文化，以及当代中国问题的理解与解释。所以，尽管启蒙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口语，康德已经有文章清楚地阐明了启蒙是什么，但是对于中文世界来说还是有必要重新阐述解释一下启蒙究竟是什么。

二．启蒙是什么

“启蒙”一词来源于法语Lumières。十八世纪初期，法国的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访问英国的时候，英国的制度及经验主义思想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为此，伏尔泰把英国的洛克思想引入法国，一七二八年，他出版了《英国通信》公开宣传和运用洛克思想。

伏尔泰把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带到欧洲大陆，促进欧洲大陆的觉醒和新思想的传播的这一行动，自此被人们称为称为启蒙和启蒙运动。相对于法语，“Lumières”一词，英语中则用enlightenment称呼这一时期的这一法国思想运动。

从英国而来，被伏尔泰们推动的这一启蒙运动的最重要的思想特点就是，他们表现的是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洛克哲学的精神。梯利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几乎所有遵循洛克原则的哲学家都可以称为启蒙者”。所以“启蒙”的第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最根本性的特点就是经验主义的特点，也就是来自“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

“启蒙”思想的第二个根本性的特点，也就是启蒙思想，启蒙运动之所以产生，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专制”，也就是所谓世俗的“专制”，而是因为西方所特有的那种宗教专制，尤其是中世纪的教会所代表的宗教专制的桎梏和迫害。伏尔泰们直接的从事的总是对于教会统治的无情的抨击。他们认为天启宗教是无知和欺骗的产物，是精明的僧侣利用人类的愚昧和偏见来进行统治的创造物。

这里笔者必须指出的是，激发产生启蒙运动的宗教，不是广义的宗教，而是源于亚伯拉罕的三种宗教思想的中世纪的那种教会制度，及思想精神的世俗现象。启蒙的产生是因为这种宗教思想的禁锢和奴役，尤其是通过教会的宗教及思想桎梏。启蒙的产生冲动在于从这种宗教思想和被其禁锢的精神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那种建立在上帝与人，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的西方宗教及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一元论的真理观中解放出来。启蒙直接面对的是一种“教条”的宗教文化。

所以，启蒙的产生只在于在这样一种文化和社会制度，环境下，而不会在别的，没有这种冲动的环境下产生。

这里还必须强调的是，宗教不是广义的宗教所说的是，这个“宗教”绝对不包括东方的“宗教”。也就是说，启蒙所原初的对于宗教内容的反弹与冲动，能够造成启蒙冲动的绝对不是东方的宗教，如佛教、道教，更不要说被牵强成为教的儒家思想。因为所有东方的宗教对于天地人的理解都不是二元的，都没有一元的真理观，都没有那种西方宗教所特有的“教条”。

三．启蒙的日耳曼式理解

在德语中本来相应于“Lumières”和“enlightenment”，描述本来意义的“启蒙”运动的是“Erleuchtung”（照亮、突然领悟）。但是，德国长期以来使用的却是“Aufklaerung”。

对于Aufklaerung一词，单从德汉字典可能很难体会到它那微妙的含义。“Aufklaerung”和照亮，突然领悟不同，它的“弄清楚”有一个别有意味的含义：那就是清理。

中国人见面的招呼是“吃了吗”，可尊重从上面规定下来的秩序乃至权力的德国人见面的招呼是“一切合秩序吗（Alles in Ordernung？）”，“都清楚吗（Alles Klar？）”。这个民族精神导致德国人对于“启蒙”一词的选择性使用和认知。“启蒙”一词，通过翻译在德国和法国就成为了两个意思。

 “Aufklaerung”式的弄清楚，在德国人来说是理顺，使一切合乎秩序，Alles in Ordernung。而非法国那种带有在黑暗中照亮，突然领悟的含义了。

那么，在德国清理、理顺的是什么呢？

当以洛克、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被法国以及欧洲大陆其它国家的思想家引入欧洲大陆，形成启蒙运动的时候，德国还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占据统治地位。统治德国哲学思想的所谓德文的“理性”（Vernunft）不是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传统的理性（Ration、Reason），而是日耳曼所独特的一种所谓高于理解的理智。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反抗宗教的中世纪的黑暗，冲破宗教的桎梏的时候，日耳曼思想家居然用这个唯理智主义的理智和经验主义结合，清理了所谓不合秩序的思想，提供了一套自然或者说理论神学，用来证明和“弄清”宗教的基本学说，如上帝存在，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死。这就如同后来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用理性的辩证法变戏法般地来建立统治一切的自然哲学一样。

“一切合秩序吗？”，“都清楚吗？”，德国人的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个人的秩序，只有上帝的秩序，国家权力的秩序。按照弗格林的说法，如果不理解基督教及其教会社会结构就无法理解现代国家；根本没有世俗意义，一般政治学意义上的那种国家，现代国家有着深刻的基督教根源。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对国家的推崇实际上也是一种宗教的世俗化而已。

所以德国人的“启蒙”并非法国人的那种引入英国的经验主义，增强个人意识的“启蒙”，不是呼吁自由主义精神的启蒙。而是要用德语的“理性”理顺宗教思想、宗教解释、宗教教条的“启蒙”。这种启蒙自然会招致一些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思想家的反感。所以才会有在一七八四年在柏林杂志上邀请门德尔松、康德等几位学者来谈究竟“启蒙”是什么。康德等学者也利用这个机会为从英国引入法国及欧洲大陆的启蒙正名，公开鼓吹对自由的推崇和追求。

这一组文章，包括康德等人之所以特别选择“Aufklaerung”辨析，也是相应于法语和英语术语，对于德语非常有针对性的刻意校正。

四．康德对启蒙的理解

康德自己明确地承认，大约在他写“启蒙是什么”之前二十年，他就被休谟“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为此，写于一七八四年的“启蒙是什么？”，全篇贯穿的实际上是经验主义的思想和对抗教会及其教条的，对自由的推崇和追求。

这篇文章其实是一篇全面对抗宗教教条的宣言书，所使用的那些带有负面色彩的定语，都是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甚至根本就是宗教中所独特使用的词语。

开章名义，康德就说，“启蒙运动就是使人类从自感罪责的未成年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未成年的状态下，人不接受他人的指导就不能够运用自己的理解。这样一种我称之为‘自感罪责’未成年的状态，原因并不是由于缺乏理解能力，而是由于没有他人的带领就缺乏决断与勇气运用自己的理解力。Sapereaude！（勇敢地成为智者吧！）大胆地运用你自己的理解能力！这才是清理性启蒙（Aufklaerung）的座右铭。”

在文章将要结束的时候，康德干脆直接地强调，“我把启蒙的重点，也就是人类走出自我罪责的未成年状态，首先就放在宗教事务方面。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对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监护他们的臣民没有感到兴趣，而且更因为这种未成年状态是一切之中最有害，也是最无颜面的事情。”

所以康德对于启蒙的理解和法国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一样，首先面对的是统治欧洲的基督教传统文化为社会，为人们的精神所带来的束缚和禁锢。基于这种反弹，按照康德的理解，自由是启蒙的灵魂。而为了反抗这种宗教桎梏，可以说在康德一生的思想探索中占统治地位的主题就是，为精神的自由而斗争。

其二，康德当时用于对抗这种宗教传统的思想方法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们一样，同样是来自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认识论问题。

大约从一七六零年开始，康德受到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影响开始反省自己的方法，重新审查认识论。

推崇康德的当代思想家波普认为，康德认为“我能够认识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人所能够提出的三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伯特兰・罗素尽管在哲学气质上更接近休谟，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站在康德一边。……罗素把科学、伦理学甚至政治的推论都归之于认识论是正确的。”（猜测与反驳，5页）

就是在写作“启蒙是什么”期间，康德完成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任何未来的形而上学的导轮》、《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著述，为此，在这种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康德在同时期的别的文章中明确地说，

“……无论如何，应当使上帝为你所知，即使……他显露于你，也得由你……去判断：你是否相信他和崇敬他。”对抗中世纪以来的宗教传统及其带来精神和社会影响，是康德所理解的启蒙的灵魂。

对于传统基督教给社会和思想带来的禁锢的反弹，对于英国经验主义的推崇，毫无疑问导致康德对于德国形而上学的思辨传统的摈弃与厌恶。所以康德的启蒙是英国内容的、法国式的启蒙，绝非德国传统式的。

康德在“启蒙是什么”中做的不是理顺，理清，而是对抗。他对抗的正是那种后来被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们继承的缺乏对自由的渴望的理顺式的“启蒙”。尽管中国学界至今还不加分析地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作为康德的继承人，启蒙思想的代表，但是在谈到启蒙问题的时候，指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究其思想根源，认识论基础，以及对于传统宗教文化的态度，他们都不是作为本来意义上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一七九四年，康德曾经直接的，清楚地抨击过在康德死后自认为，甚至被一些他们的后人称为继承了康德的费希特。当费希特宣布自己是康德的继承人时，康德在《关于费希特的一个公开声明》中说，“愿上帝保佑我们不受我们的朋友之害……有些奸诈的背信弃义的朋友，一方面表示友好，一方面却又阴谋搞垮我们。”

五．再谈启蒙思想

启蒙究竟是什么？从法国十七世纪初期启蒙运动发生的原因、内容，从德国康德等思想家对于启蒙的讨论，我们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启蒙的对象是心智，而不是政治。启蒙是通过心智问题达到从根本上改变和影响社会和文化，而不是通过政治问题影响社会文化问题。这也就是说，启蒙力图影响的是人的根本生存的问题。

为此我们看到，启蒙涉及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思想自由，精神自由问题。因为思想自由问题是涉及心智问题的根本问题。没有自由根本就谈不上心智问题。而精神和思想自由问题就决定了启蒙的“历史性的”，“带有时代特点”的思想运动的特点。

由此关于启蒙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启蒙产生的原因，也就是它的具体的历史和时代的特点是中世纪的宗教专制黑暗，而非一般所说的世俗专制黑暗。这也就是源自亚伯拉罕的宗教传统及教会制度给欧洲带来的全面的专制和桎梏。

启蒙是对亚伯拉罕以来的以教会为代表的宗教统治的直接挑战。因为长期以来有人以教会名义垄断权力，搜括财富、迫害异己，这种压迫与腐败引起启蒙思想家深刻的不满和反弹，开始对中世纪时的以神学、伦理学和演绎逻辑来解释历史的方法产生质疑，对历史文献所记载的事物产生疑问，甚至开始进行考古研究与文化发掘。

启蒙思想家的这一努力就带来了启蒙的第四个重要特点，启蒙思想的核心就是洛克以来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从伏尔泰等法国思想家带给法国的早期启蒙著作，从康德，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洛克，他的关于宗教和世俗政府的思考对启蒙时代思想家的影响。启蒙主义思想家以经验主义的理性思考为出发点，摒弃宗教的观点。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理性”一条中明确地说，理性是“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人类的精神不靠信仰的照耀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一系列真理”。

六．启蒙与中国问题

启蒙思想、启蒙时代历史的内容和脉络是简单的、清楚的，然而，由于当代中文世界对于启蒙究竟指的是什么有很多所特有的误会和曲解，因此值得我们根据中文世界的情况做更进一步的具体的辨析，尽管有些论述看来有些重复。

首先，在这个多元问题，多元文化各自有其独特的规范已经成为常识了的时代，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启蒙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现象。这也就是笔者在此前强调的，启蒙是源自亚伯拉罕所产生的宗教文化传统统治社会所造成的一个特殊的反弹与解放现象。对这一点的具体认识，我们还会在第四点中对比中国的情况作进一步的展开。

其次，笔者要再次进一步再次强调，启蒙的具体内容，启蒙所特的具体内容，经验主义的方法，自由主义的精神决定了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们不是启蒙的继承者。因为他们一不是英国经验思想，自由主义的继承人，二不是法国启蒙思想的继承人，三不是康德的继承人。这些人的思想倾向充其量只是德国传统的，崇拜秩序、崇拜权力的思想文化的继承人。如果用中性的语言，说他们是保守的基督教文化的继承人，我想是中肯的，他们也不会反对。但是，由此却也可以进一步说，他们不是现代人权、自由，及这一切所带来的开拓民主制度的继承人。

对此，在一直认为自己是启蒙思想的继承者的当代思想家波普看来，启蒙主义上述的特点还决定，德国的浪漫主义天生就是启蒙的敌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更可以进一步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究其思想的根源是和启蒙思想相对抗的。

第三，启蒙与政治的关系：启蒙的对象之所以是心智，是因为欧洲社会是一个源于亚伯拉罕的宗教文化社会，也可以说教会文化社会，因此这个社会不是一个世俗的国家统治，而是一个充满宗教实质内容和形式的社会。它让我们看到，只有那种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宗教的世俗专制，才会把专制一直贯彻到心智。为此，康德才会强调，首要的是摆脱未成年——必须监护引导才能运用自己的理解力；最恶劣、最丢脸的也是这种情况；而没有把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放在首位。

启蒙反对的不是世俗专制，也就是说，启蒙反对的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封建专制”。相反，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思想家甚至和王室站在一起，直接质疑基督教会的“君权神授说”。对此，人们可以在康德的文章中直接读到对于开明君主的赞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一些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进一步倡导在上帝面前的自由、平等。

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肯定说的是，发生于十七世纪初期后的启蒙运动，以及由此产生启蒙思想和“民主”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一些启蒙代表人物，如伏尔泰，甚至还是反民主的。梯利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尽管他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他却不拥护民主，对下层社会的自治能力缺乏信心。他说，‘必然会有无知的暴徒，一旦他们开始争议，则一切归于失败。’这个理性的时代，不是要把‘仆从、补鞋匠和女佣’包括在他所祝福的范围以内。”

为此，把启蒙说成是“反专制”、“反封建”、“科学和民主”，充其量是一种瞎子摸象式的认识。

第四，启蒙与文化及中国传统社会问题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的追求、解答的不同生成了多元文化。每种文化传统，每个社会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迫切问题，所以历史发展也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既然在我们在前述已经说过，启蒙是在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下产生的一个历史性、社会性的思想运动，启蒙运动与文化传统紧密相连，那么显然产生启蒙运动的冲动不是普遍性的，启蒙运动也不是普遍性的。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的动向典型地反证了这个问题。

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不是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们所面临的宗教黑暗统治、腐败，康德所面临的那种离开上帝就无法自立，没有自由的心智不成熟，而是东西方的冲突：商业的、政治的、文化的。西方用船坚炮利让中国整个社会感到震撼和危机。因此，当时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富国强兵问题，文化冲突问题，中西学体用问题，如何现代化问题。

有一种说法，说五四后中国之所以没有进行启蒙是因为“救亡压倒启蒙”。这是个未经思索的提法。因为一百年前的中国并没有产生西方社会那种教会的禁锢和思想的桎梏，中国虽然有世俗的“权力”专制，甚至曾经有过文字狱，但那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禁忌，而非普遍的从认识论开始到思想精神上彻底的禁锢，即那种在思想上形成教条，在行动上建立教规，在社会中确立等级，并且所有一切都僵硬到神圣不可侵犯。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团、家庭都有自己的自由，有那种西方所常说的可以躲避的“壁龛”（Nixche）空间，甚至流动的可能和空间。

既然 “启蒙”是从宗教的桎梏下，二元论的思想愚昧下解放出来、“弄清楚”，中国文化传统没有这种全面的身心桎梏，何来启蒙的冲动？

历史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社会不只是在三十年代，甚至五四之前，面临的问题和冲动就是“家国”的安危问题，而根本没有启蒙的冲动。

对此，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十六世纪末期后前往中国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用书信向西方介绍了“世俗”而富裕的中国，即当时正处于明朝晚期的中国社会。非宗教性的中国式的伦理学，孔孟之道立刻就引起了伏尔泰等启蒙学者的极大兴趣。

为此，对比东西方的思想发展史，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次看到，“启蒙”无论其产生的历史社会情况，思想文化原因，都有着非常特定的内容和形式。而这个内容和形式就是源于由亚伯拉罕产生的宗教传统。它的特点是二元思想基础，一元真理观，教会式的社会结构，无处不在的宗教社会文化。由此产生的启蒙所表现的思想性、社会性、历史性的反弹和发展都具有非常特定的特点。它和东方文化是遥远的。甚至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第五启蒙与当代中国大陆社会问题。

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发生了共产党所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党对于中国大陆的改变是彻底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片面的全盘西化。共产党，无论精神思想还是组织结构都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及教会组织的世俗翻版。审查这一时期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到五十年代末期，二元论的思想基础有了，一元论的真理观、意识形态有了，经院哲学建立了，教会式的国家结构健全了，宗教审判所设立了，所有中世纪欧洲社会具有的一切都已经在中国社会建立，并且实施。所谓一九四九年的新社会实际上是回到了五六百年前的欧洲社会。所不同的是上帝不是神，而是人，在人间代上帝行使职能的不是教会、牧师，而是党和各级干部。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文化精神，家庭社会结构都遭到了彻底的毁灭。

如果做一个案例对比的经验研究，人们就会发现，共产党把中国不折不扣变成了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对应。

共产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是一种彻底的世俗宗教化，欧洲社会那种无处不在的宗教文化的翻版。只有到这个时期，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到五十年代末期，五千年的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所有康德所说的那些必须砸碎，必须启蒙的条件。这就是六六年中国大陆能够发生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煽动起亿万红卫兵狂热的根本原因。那是一次世俗的十字军东征，世俗的异教徒屠杀，可以肆无忌惮地迫害阶级敌人。

因为思想、信仰可以肆意残杀另一个族群，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它是和推崇仁、义、道、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中国传统截然对立的。

可以说，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对于其后的几代人，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社会第一次面临十七世纪启蒙思想家所面临的问题，启蒙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已经绝对不只是政治问题，专制问题，而是康德所说的“最严重的”心智问题，最恶劣的精神未成年状态。。

七．结语

自然科学的研究常常使人看到，对于很多现象的解释都涉及很深刻的基础问题。实际上社会科学的很多问题也是如此。对启蒙问题的认识和解析能够使我们对很多难以解释的历史现象得到简单的解释。例如关于启蒙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对于全盘西化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伏尔泰等早期启蒙思想家非常推崇中国的孔孟等思想家，但是如果你了结了“启蒙是什么”，你就会很容易地理解。

为此，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到，曾经有人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这一提法之不着边际不只是因为提出者缺乏启蒙的冲动，对启蒙的理解，而且因为那些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本身就是曾经参与建立经院哲学的思想桎梏，迫害别人的人。他们没有，或者说也没有能力对于自己所使用的愚昧民众的完全意识形态化思想，一元主义的真理观提出质疑，否定自己。中国社会正是由于有了这批经院哲学家们的助纣为虐才真正有了启蒙的迫切需要。

为此我们也能够看到，把启蒙归结为“科学和民主”，不仅具有同样的问题，而且从根本是一种典型的瞎子摸象。因为它继续想把启蒙作为了一种具体的药方，一种教条，而不是反抗专制对于心智桎梏的追求自由的冲动与经验理性的追求。

至于给中共领导人启蒙则更是对启蒙的一种荒谬的南辕北辙式的嘲弄。

然而，有了中世纪教会式的全面黑暗的统治和控制，就必然会有类似的反弹，笔者自身走向反抗专制的道路和上述两种倾向形成了一种对比，一种对启蒙时代的思想发展的验证。

今天在重新解答启蒙是什么的时候，这个经历让我更加清楚看到，为什么七十年代初期，笔者作为一个中学毕业生会在自学中能走向经验主义，走向洛克和英国哲学。正是因为那个时期，那个思想环境有了中世纪后启蒙所具有的一切条件，所以，笔者在七五年前后和启蒙主义的前辈一样明确地确立启蒙问题首先是认识论问题，心智问题，确立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共产党及其培植建立的知识界问题。

能够在黑暗中再次找到法国启蒙思想，找到康德的道路，笔者这个思想历程也再次说明当代中国传统已经被彻底毁灭，西方的极权主义全面统治了中国。

历史是相似的，人类追求自由，追求美好的冲动是同样的，同样的中世纪的黑暗，产生同样的启蒙冲动，而同样的冲动——启蒙以来的历史则告诉我们，自由是不可阻挡的。人运用自己的智力的要求是不会被彻底毁灭的。

启蒙究竟是什么？启蒙就是要解放人们的心智，用自己的理性自由地思索和追求！要做到这一切，先来审查你自己是否有自己的独立的灵魂，在未成年状态，你是否还有辨别事物的能力。

2011-11-24德国埃森初稿

关于魏京生访欧的报道（及图片，录音，录像）

编者的话：
2011年11月14日，魏京生与黄慈萍启程到欧洲参加数项活动，并与欧洲的人权支持者及旅欧的中国民运人士会面。他们访问了法国、瑞士、德国、比利时的多个城市，并参加了由欧洲议会组织的高层人权会议。如欧洲议会主席布泽克(Jerzy Buzek)所述，欧洲议会是世界人权的中心。在此期间，魏京生接受了多个媒体的报道。以下为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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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罗夫奖表彰阿拉伯活动家（欧洲新闻报道）
24/11/11


今年的萨哈罗夫自由思想奖被赋予北非和中东的5个活动家，以表彰他们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

埃及的Asmaa Mahfouz,利比亚的Ahmed al-Zubair Ahmed al-Sanusi,叙利亚的Razan Zaitouneh和Ali Farzat都受到的表彰。突尼斯的Mohamed Bouazizi得到追认。

1997年的萨哈罗夫奖得主，阿尔及利亚的Salima Ghezali告诉欧洲新闻，该地区为自由而战不是什么新鲜事。

“阿拉伯国家目前还没有民主。然而，为此在阿拉伯世界的斗争已有很久。只是到最近，我们才开始关注到这场斗争，”她说。

自1988年以来，欧洲议会每年都将萨哈罗夫奖授予那些在争取人权或民主的斗争中有贡献的个人或团体。

中国的萨哈罗夫奖得主魏京生说：“我认为所有的自由和权利中，最重要的是表达意见的自由。这是中国人民一直在努力奋争的，为的是能够表达自己，特别是通过互联网。但这正是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的领域。这是为什么你看到双方冲突的原因。"

虽然社交媒体在阿拉伯起义中起了部分作用，欧洲议会的总统布泽克(Jerzy Buzek)坚持人文精神是最重要的因素。

2005年的得奖者，古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白衣女士”的成员之一Reyes Castanon，也出席在颁奖仪式上。

“没有萨哈罗夫奖，欧洲就不会真正了解‘白衣女士’。人们来看我们，就好像是一场秀，而其它人团结在一起。”Reyes说。

这个奖项是以苏联物理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命名的。


版权所有(c)2011欧洲新闻

原文出处：
http://www.euronews.net/2011/11/24/sakharov-prize-honours-arab-activists/

相关录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aZP_uXwKB4&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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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访问欧洲，参加萨哈洛夫奖颁奖等系列活动
2011-11-21


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欧洲议会设立的萨哈洛夫奖九六年获得者魏京生先生到达欧洲访问，并且将参加一系列的活动。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欧洲议会设立萨哈洛夫奖，奖励世界上对于人权和自由有卓越贡献的人。南非的曼德拉是八八年得主，缅甸的昂山素季是九零获得者。中国的魏京生先生和胡佳先生分别在九六年和零八年获得这项奖。今年该奖发给了五位阿拉伯国家争取人权和自由的代表人。记者获悉，九六年获得者，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先生上周从美国来到欧洲，将参加一系列的活动。为此，记者二十号晚上采访了魏京生先生。

关于他这次到欧洲的访问，魏京生先生介绍说，"这次主要事情是到欧洲议会来开会。到欧洲议会来，主要是萨哈洛夫奖发奖，然后会有很多的的讲演、采访等等。这是我们来这里的名义上的主要工作，当然我们一来我就知道，到这里来很多欧洲的朋友要谈政治。所以，我们一到这里，欧盟的中国部门和人权部门联合起来和我有一个会谈，谈了很多关于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

关于会见讨论的具体内容，魏京生先生介绍说，"主题一开始当然是从人权角度来谈这些问题。人权角度我们就以艾未未这个案件为例，谈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最近一些恶化的特征。比如说，首先来讲艾未未现在受到酷刑。现在使用酷刑越来越普遍，这是一个特征。

第二特征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非法'手段，比如说监视居住啊等等这些手段，来对付那些政治反对派。可以不用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抓人。

第三个呢，还使用一些'更为特殊'的手段，比如说说你欠税，你欠了很多税，然后用这些方法来整你。前几年用你嫖娼，黄色，现在又是欠税等。这样让西方人觉得你不太好接受。共产党侵犯人权的手法，除了更残酷以外，也变得更加狡猾！"

魏京生先生说，除人权问题外，他们也讨论了人们非常关切的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对此，他说，"当然我们更深入地谈到中国的政治前途。中国的政治未来会有什么变化，欧盟会起一些什么作用。我们就建议欧盟，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增加一些关注，增加一些干预。这样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会起一些正面的作用。也会给中国广大的老百姓留下一些正面的印象。对于欧盟和中国将来的长远的关系是重要的。他们也同意这些观点。"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报道的原始连接：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wei-11212011105341.html

相关录音：
http://www.weijingsheng.org/interviews/interviews2011/WeiJSinEurope111121RFAreport.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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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在欧洲议会活动的相关图片（欧洲议会摄）：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1/newsletters2011-4/WeiJSdebates111123EuropeanParliament.jpg

图片的原始连接：
http://www.flickr.com/photos/european_parliament/6394543179/in/photo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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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基金会电话： 1-202-270-6980
通讯地址：Wei Jingsheng Foundation, P. O. Box 15449, Washington, DC 20003,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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