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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与邓小平（左） |
谈及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一直流行着这样的看法：我们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甚至说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
我认为，当时的改革，是全面系统改革的起步。不错，政治体制的改革出现过停顿，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是大大脱节了。但不能说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无此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无法启动。本文意在对耀邦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做一些初步的梳理。
政治学和政治体制改革
何谓“政治体制”？广义的说法，即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存在形式和发挥作用的运行规则。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政治学最直白的表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种表述既不见经济基础，又不见上层建筑，更无法体现二者相互作用的关系。这难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吗？这种政治体制的表述否定党委领导立法和行政机构，或代之以“公社”组织，或以“革命委员会”组织，其间采用过的军管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辅助形式。而且，依托这种理论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又有浓重的神学政治学的味道，掀起了造神运动，制造个人迷信，庞大的国家机器只有一种革命专政的功能。这种政治体制把当时国营企业实行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批为“资产阶级法权”；把国营和集体两种公有制之外的自留地、家庭副业都作为革命的对象，一律专政。这种国将不国、动乱不已的状况如不改变，实无公理！
党中央结束十年“文革”后，对已经形成和强化的这种体制采取了拨乱反正的坚决措施。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勇气。
说智慧可以，说常识也可以。比如，关于个人迷信、神化领袖的现象，这是一般常识性的问题，绝不是一个深奥的认识问题。久经考验、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竟连个人迷信的神话也认识不清，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况且此前苏联还有对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的批判。那是勇气上出了问题吗？也不尽然。“文革”之前和中间都有反对个人迷信的共产党员和党外的仁人志士，但他们的意见都不能公之于众，都不能在民主生活会上做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老一辈革命元勋对“文革”说了几句批评的话，主持一下正义，在造神运动的潮流中，也会被人轻易击垮。
所以，就只能从我党自身的问题，尤其是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去寻求答案。政治体制问题是产生“文革”且无法阻止其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体制问题不可能孤立存在，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一个系统的、言之成理的政治学为指导。在以往的框架下，我们的政治学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民主政治的政治学。在政治学的建设上，我党是需要不断学习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教训多于经验。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为《决议》），认真、客观地总结了这一时期我党的成就与错误。尽管今后还要继续深化，但对若干历史问题的评论、分析还是正确的，大的原则、方向完全经得住历史检验，尤其是对毛泽东同志一生的评论和毛泽东思想内涵的科学论述。
我们今天再认真学习一下《决议》，就会发现它不但未过时，而且显得更有价值。它的价值就在于为我国的政治学建设提供了重新学习、重新实践的宝贵时间和空间。
《决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功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学是有贡献的，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第一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是我党政治学的宝贵遗产。但是，为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又把国内的主要矛盾视为阶级斗争，而且作为一切矛盾之纲？为何一个人的专断居然可以发展到代替党内民主、废除宪法的专制地步呢？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其实也并不相信个人崇拜，但他为何又需要个人崇拜？《决议》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回答。
与此同时，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党中央作出了许多重要决定，如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任职终身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重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工作，修改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1975年版宪法，并实施了党政机关的行政改革。
这些措施实际上已经迈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可喜的一步。我认为，只要我国的政治学和政治体制能够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两者统一配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可以走上一条健康之路、发展之路，并获得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
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建立起完整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机构，决心不照搬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政党轮换、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制度。过去讲共产党不是权力机构，这是对的，尤其是对人民群众而言、对党内民主生活而言。但是，作为一个执政党，如何领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权力机关的运作，如何避免以往的历史错误，仍然是政治体制改革中一项崭新的任务。
我认为，要想势如破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项政治学方面的工作要做，那就是从各个方面彻底肃清封建专制思想的余毒。
在这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同志的态度是极其明确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同志是党内最早批判封建主义余毒的中央领导人。我曾就此写过一篇短文做过简要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同时，党内另一位老同志，1927年主持过汉口“八七会议”的党的负责人之一、我党土地革命初期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维汉老前辈，于1979年末也向胡耀邦同志提出肃清党内封建主义遗毒的问题。当年担任中央秘书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耀邦同志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只有小平同志领导此事才能进行，建议他直接找小平同志深谈此事。半年之后的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诚恳交谈了两个小时，邓小平同志完全同意李维汉同志的观点和建议。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报告。这不啻是一篇启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员书。这个报告说了些什么重要的内容呢？
第一点，小平同志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把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主要的弊端首先归纳为官僚主义。他的批评十分严厉。这种弊端导致的实际结果是“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本应“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 ，但最后却形成了“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力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
当然，现实中的官僚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小平同志说，它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说它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是由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产生的官僚主义。而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是选票产生的政客式的官僚主义。
他认为，我国的官僚主义倒是从人民公仆中产生的官僚主义。从人民公仆变为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在共产党执政后是很可怕的问题。彻头彻尾的死官僚激起民变，导致人民内部矛盾变为破坏性的对立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也多有发生。小平同志能看到公仆的演变非常不易。
第二点，小平同志说明了“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认为权力过于集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在小平同志看来，这些都“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封建专制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就是小平同志说到的“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上下级形成的猫鼠关系、君臣父子关系、帮派关系、无原则的尽忠关系，莫不与此有关。这些腐朽肮脏的，封建气味十足的人际关系、上下级关系最可怕的后果，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就是容易使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使党蜕化变质。
第三点，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把民主法制的公民权益也用集权的方式管理起来。过去有人经常戏称我国的立法机关为“橡皮图章”，把司法机关视为党政机构的下属单位，都反映了过度中央集权侵犯国家法制建设和党内民主生活所造成的严重、消极恶果。小平同志在讲话中痛斥了一些干部大搞特权、大搞特殊化的作风和恶习。他认为“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 。
但是，为何我党执政以后，一些干部还会出现大耍特权的威风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他们不知道，人人都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他对这些现象做得深层解剖的结论仍是两个字——封建。小平同志说，“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
以上三点，只是我初步的归纳，认识还相当粗浅。邓小平同志这篇讲话的宝贵价值还在于，他从历史的轨迹说明了我党错过了几次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是多么可惜。第一次是从我党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没有把好的传统坚持下来，也未形成完善的制度。第二次机会是党成为执政党，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之时，没有及时启动政改。他划分的阶段有重合部分，但作历史分期是科学的。
此外，上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已经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当时，这一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这不妨碍我党配合培养接班人的需要，制定出一整套党内外干部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任期、离休和退休的制度。有了这一套完整制度，也不至于用运动的方式、“文革”的方式对干部队伍大换班。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在报告中向世界昭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应该有这样的宏伟蓝图，否则怎么叫共产党呢？但当时就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我们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道能回避这个问题吗？邓小平同志就没有回避，而且欢迎这种挑战。他还打破思想禁锢，说了一个极其引人深思的问题：“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应该说，当时的党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推进的思想准备工作是比较充分的，也是有相当决心的。
“波兰事件”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
小平同志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获得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本可以同步推进，相互补充，辩证发展，岂料社会主义阵营突然发生了“波兰事件”，影响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动。“波兰事件”的教训究竟是什么？波兰的国情和中国的国情是相同还是不同？耀邦同志在这年底发表了三篇讲话，阐明了这些问题。三篇讲话分别是：1980年10月15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讲话；1980年11月23日《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1980年11月26日《搞好党风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三篇讲话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不受“波兰事件”的影响，坚决走好自己的路。
我们还是先从两次“波兰事件”谈起。
1956年，社会主义的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波匈事件”。波兰统一工人党违背苏联共产党的意志，推选曾被开除党籍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团结党内健康力量和工人阶级，顶住了外部压力，逼退了苏联的坦克，撤换了曾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波兰国防部部长索克洛夫斯基。以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波兰走上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当时他在党内国内威信极高，他看准了波兰人民要大力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调整了国民经济失调比例，较好地完成了他在任时制定的五年计划。
但是，他主导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又重复了过去计划经济的错误，经济比例再度严重失调，粮食连年增加进口。而关键的问题还是波兰工人党和工人组织间产生了严重矛盾，官僚主义的痼疾又一次导致党严重脱离人民大众。这实在是一个致命的问题。1970年12月14日，波兰政府宣布提高肉类、食品价格，立刻引起居民不满，引起罢工浪潮，接着又造成了流血事件。哥穆尔卡下台，党的第一书记一职由盖莱克接任。
1980年，社会主义的波兰出现了第二次经济危机。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大量向外国借款，想采用高速度、高工资、高消费（有人讲是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模式发展经济，巨额外债难以偿还；用外汇大批进口国外的高档消费品，固然迎合了少数人的需要，但一般日用生活必需品仍然匮乏，人们工资很高却买不到东西，政府预算的财政补贴高达40%。1980年7月，波兰政府突然宣布“议价商品”的肉类价格提高40%-60%，群众的不满和抗议引起了全国性罢工。这年9月，盖莱克被解除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职务，后由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接管全国政权。“波兰事件”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自然也有影响，但党内有一种并不占多数的意见，把波兰的情况和中国的改革做了过度的、过分的联系，这种意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须知中国党和波兰党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和全国人民有着极为密切的血肉关系，国家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和建设之路，无需仰人鼻息。当时中国已经结束了“文革”，党内和社会上充满了改革的活力，这些都是波兰党所不具备的。更为重要的是，波兰工人党严重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基础——产业工人，团结工会趁势壮大。
耀邦同志可能比他的同事对波兰更有一些研究兴趣。他在1980年10月15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谈话中，对波兰历届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贝鲁特、哈布、哥穆尔卡、盖莱克、卡尼亚，均有提及。他认为，这些波兰领导人的悲剧产生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严重地背离了人民”。“一个党由地下党变成执政党以后，演了三次悲剧，我觉得也实在应当清醒了。”他说的“背离了人民”不是一句空话，而有三条理由：第一条，附属苏联；第二条，经济上匮乏却又浮夸，人们虽然有钱、有高工资，但买不到商品；第三条，领导人腐败。有的领导人“有四栋别墅，六部汽车，四十二万美金存到外国银行。一个地下党，艰苦奋斗，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执政以后却搞成这个样子。这些都是致命的东西”。
在耀邦同志看来，“波兰事件”不但不应影响中国的改革，反而应把中国经济、政治、党领导的改革更早更快地提上日程。
耀邦同志为何倡言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面很广。这里只想说明一下政治体制改革与党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问题，耀邦同志是如何思考的。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长期的和平环境，历次的“左”倾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素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耀邦同志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他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是否看得过分严重了呢？
例如，他曾大力支持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对“天安门四五事件”的平反文章。文章说：“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样的或那样的侵犯。”1979年1月29日，他看到海南的一个材料，当地一个基层干部受贿，激起群众性事件。这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例。对此，他沉痛地说：“我们这个党很大程度上已经变质了，变成了封建社会、农奴社会。”他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中提到一些老同志、老革命：“我们也有某些老同志确实背离了（说‘背叛’恐怕太重了）年轻时候的革命理想。我们有些干部，年轻的时候出来革命，思想高尚得很，纯洁得很，在党里面几十年，反而落后了，甚至掉队了。”耀邦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一组材料》中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为什么做经济工作的人眼里没有人民群众呢？老是从消费者身上打主意，而不是从管理者身上想办法？从人民身上开刀，如何涨价，多搞几个钱。”当他看到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进展不快时也曾指出：“我说过几次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同志把党性、人性的利益看得那么渺小。”耀邦同志说的这些话，不管是针对冒尖的还是普遍的现象，都表明了他的真实思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政治体制改革的确也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改革首先要对自身进行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对党的领导体制加以改革。耀邦同志对党自身的改革，正面的论述就是：“要改善党的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1980年11月26日《搞好党风的几个问题》）这些话是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有关会议上讲的，也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过。加强党的领导，如果仅限于口号、报告，那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没有一点实际的好处。要想加强领导，就必须改善、改革领导。这是现时期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条件；有此必要条件，未必能加强党的领导；无此必要条件，必不能加强党的领导。
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党如何领导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存在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实施了政权组织和生产组织分离的改革，并且实行了部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试点。1997年，广大农村实行了村民直接投票选举村委会和党支部。谁都知道，相当多的地方在投票过程中，充斥了大量的不正之风，存在家族势力干扰，甚至贿选活动等现象。难道因为有这些现象就不推行基层的民主选举，放弃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吗？从湖南衡阳、四川南充市的人大选举来看，教训就是：这种基层、县市级的选举工作，开展得越早，问题就越少，越晚就越被动。近几年揭发出来的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曾任高职的“领导人”是如何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受害群众的民主权利是如何得不到保障，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继续肃清封建主义余毒的影响。我们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远离封建主义社会形成的一切人身依附和对个人的投靠效忠行为。而从当前正在进行的反腐斗争来看，这些消极影响还远未消除。我记得改革之初，有不少同志出于好心，明里暗里形成这样一种舆论，对领导人做亲疏划分，“谁是谁的人”。1981年2月13日，耀邦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到：“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捏造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居然相信。前几天我在党校讲，外国记者把我划成邓小平的人。我是党的人嘛，小平同志也是党的人嘛。”
我注意到，张胜同志写的《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张爱萍同志也说过同样的话。我党确有这样的历史，彭德怀同志被批判，来自第一野战军的不少同志就受牵连。林彪被批判，来自第四野战军的不少同志也受株连。粟裕同志受批评，连他指挥的“七战七捷”也被说是犯了错误。耀邦同志这种认识，既是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团结，也可认为是和党内封建意识和小生产者思想划清界限的政治工作。
要继续解决这类问题，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情。耀邦同志这么说，绝不会降低小平同志的威信。把小平同志比作“四化”建设的设计者，不是耀邦同志在党内最早提出来的，也是很早就提出来的。
耀邦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专题论述并不多，有时又是针对综合经济而论及的。例如，1983年1月20日，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在纵论改革事业时说的。他讲到：“文革”提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论断是错误的，但是，社会主义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的论断则是正确的、必要的。他又说：“改革的总方针，就应当是从实践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在讲话中，除了强调经济组织中管理者和经营者的作用，他尤其强调劳动者及工人阶级担负的历史重任。1986年9月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又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提了出来：“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将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作出部署，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1980年11月23日，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耀邦同志针对我党已经成为一个执政党的现实情况，阐述这样一种观点：
“执政党同地下党、非执政党有什么根本区别？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党执政后不能够命令群众，不能把自己变成旧社会那样的统治者，那样的统治阶级。社会主义可以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这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说得通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毫无疑问会遇到各种困难，甚至各种危险，比如“三年困难”时期，比如十年“文革”。但最大的危险，在耀邦同志看来还是党会蜕化变质。“文革”最大的迷惑之处，是打着反修防修、防止党蜕化变质的旗号进行的。1981年，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耀邦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还可以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这是不争的事实，苏联武装干涉波兰、匈牙利，最后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无一不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搞“革命输出”。
就在前述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三天之后，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耀邦同志接着这一主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共产党）执政以后，会不会变质呢？历史的发展，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活生生的历史，不是说可不可能有这个问题；这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生活的问题。”
耀邦同志说，共产党执政后是否会变质，中国共产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同时这也是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严肃问题。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怎样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呢？他说：
“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但是党如何领导，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是怎样的，党怎样不是通过强制性的命令，而是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号召、说服、教育来吸引人民群众，通过党员的模范行动来带动人民群众⋯⋯”
针对这一时期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因而，我党出现的不正之风，以权谋私，罔顾党纪国法的消极因素，党内的腐败分子，滋长均有扩大蔓延之势。对此，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在《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他对反腐斗争又从理论上做了概括。他认为：“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对前一种矛盾不能无限上纲，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恰恰是不善于处理这类矛盾，进而又激化这种矛盾；对于后一种矛盾也要作具体分析，其中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他同时又说：
“但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团体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
我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强调、再强调防止党蜕化变质，否则就要付出巨大代价。至于如何防止党蜕化变质，如何正确处理党内两类矛盾，耀邦同志的政改思考都可以成为今天的一份参考材料。
结束语
耀邦同志主张我国要推进全面系统的改革，有领导有计划的改革。在他看来，有两样不能改：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改；二是中国文字不能改。摘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牌子，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就是他的提议。
耀邦同志在工作中、宣传上多次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在措施上大部分还是用过去的传统方法；虽有创新，但也有两次停顿，缺乏连续性。党的十四大以来，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没有中断，但调动全党全民的重大政改措施还不算多。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尊重宪法，以法治国，从严治党，肃贪反腐，廉政勤政，这实际上就是下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
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应该看到，今日的改革和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相比，在很多方面似乎更复杂了。比如，过去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政治官僚身上，现在则有了新的技术官僚。过去的官僚主义固然群众反对，现在则出现了新的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新的“利益阶层”。下半年政府实施援救股市行动，结果却是政府拿钱，证券公司操盘。谁会想到有的公司竟用国家的钱救完自己，又救自己的关联企业和亲朋好友，最后竟然和外国基金携手，做空国家的股市。这决不是一支孤立、弱小的力量，他们做多又做空，倒手之间就有上百亿利润的收入，伤害了多少中小股民，说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一点也不过分，必须依法打击。
反腐廉政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法办了多少人，即便是依法判刑的罪犯，也不见得都属敌我矛盾。它的真正意义在于防止党蜕化质变，防止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激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有依法治国、长治久安的和平发展环境。衷心希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根据历史经验，继续实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完成有关各项制度的建立。
——《耀邦研究》65期 2016年4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