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忌：「港獨」與「建設民主中國」

自從香港大學刊物學苑發表了《香港民族論》之後，有關「港獨」的議題首次在香港成為了認真討論的焦點；誠然，香港是否應該獨立，以今日的國際形勢以至香港與中國的現實來說，只是一種學術上的討論，根本不存在發生的條件；然而，作為一種政治主張，港獨是否真的有如空中樓閣呢？是否真的完全不可能呢？為何有這麼多香港年輕人竟然會開始討論這種事情？

乃中共倒台后的前途与命运选择

抽起對年輕人的藐視，「港獨」必須與「建設民主中國」一起審視；對於香港的未來前途有四種的政治主張，第一種認為中共會自然演變，如產生蘇聯戈巴卓夫般的領導人，全國民主化；第二種認為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因此要先推翻中共，建設民主中國，香港才會有民主；第三種認為香港沒有民主，中國也不會有民主，但我們只應集中在香港民主，爭取香港自治以至獨立；第四種則相信即使中共不倒台，香港仍然有可能和中共達成協議，擁有民主自治，有如二次大戰之後的「芬蘭模式」。

今日不是1989年，中共的和平演變幻想，似乎和最後一種中共會容許香港有如芬蘭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建國，然後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獨立和自治，兩者都一樣機會極低；因此多數機會，都建基於一個假設－－即中共倒台，被革命所推翻。因此所謂「港獨」以至「建設民主中國」，分別只是究竟中共倒台後，香港人應該如何決定自己的前途與命運而已。在極權的共產黨統治之下，現時兩者也沒有方法做得到。

事實上「港獨」或者「建設民主中國」，都只停留在思想與言論上；的確，香港如支聯會及其成員，常支援中國大陸的民運人士與維權人士，但事實已證明了，在中共的所謂「超穩定結構」當中，這些微弱的個體與信念，距離孫中山在外國籌款回中國搞武裝革命，相距甚遠；香港即使民主派，在這方面也遠遠不如學聯領袖對「革命」的質疑－－準備好為革命而死嗎？準備好為革命而坐五十年監嗎？事實上，香港的老民主派，和那些說要港獨的年輕人，雙方都沒有為了「民主中國」或者「港獨」坐五十年監的準備，雙方都只是在旁邊叫陣，鼓動風潮希望加速中共倒台而已。

命運，只給予抓住機會的人

歷史告訴我們，當一個獨裁共產政權倒台的時候，往往沒有任何先兆，是突然土崩瓦解－－例如蘇聯；對於一些「港獨」人士來說，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歷史借得借鏡－－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苑，分別都是鐵定了心，待蘇聯倒台決意離開「獨聯體」而完全獨立，成功建立民主政制，今日經濟繁榮成為「波羅的之虎」；至於那些幻想可以 「建設民主俄羅斯」的，如今卻仍活在普京的獨裁制度之下，反對派領袖涅姆佐夫竟公然在街上被槍殺。

命運，只給予抓住機會的人；中國幅員之廣與問題之複雜，更甚於前蘇聯；即使中共倒台，以中國的人口、環境污染、人民教育質素與品德，要成功變成一個民主中國，其實千難萬難；自從自由行以來，香港年輕人目睹今日大陸國人的質素，慢慢開始質疑「民主中國」的可能性與可行性，網上所見大陸人不斷抹黑攻擊香港與香港人，則更質疑即使有民主制度，香港的前途交由這十三億人去決定，又是否比起七百萬人自行決定更明智。因此，年輕人腦內產生出一個脫離中國的念頭，作為真正關心香港未來的人，其實應該要有－－歷史機會出現時，香港是否應該效法波羅的海三小國，還是要繼續留在中國之內呢？中國真的會好過俄羅斯嗎？抽離「愛國情感」或「本土民族主義」，大家當應從歷史中找到答案。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3月号

李兆富：世界不用第二个李光耀

新加坡的抗议者……

李光耀无疑是一个强人。好多新加坡人对他的离去感到婉惜，甚至在香港，我也见到不同年代的人，对这个新加坡国父一样仰慕。年长一点，就崇拜李光耀的个人能力和道德操守。年轻一代，则希望香港可以出一个像李光耀般的人物，周旋在列强中，为城邦寻找生存空间，不用向北京卑弓屈膝。

有人认为盖棺定论，公众人物的功过，在他离世的一天，就可以下判断。不过，历史的矛盾在于，任何一件事，一个人，影响力可以延续几十年，甚至上一个世纪。太早为一个人定功过，难免显得短视。

时间过得越长，虽然越看得清人和事往后的影响，但是，当多数有亲身经营过一个时代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后人可以用来衡量历史的资料，往往只是片面的第二手讯息，当中难免有筛选和主观的成份，稍一不慎，后人对历史的判断，其实都是被某些前人的观点左右。

我相信，后世对李光耀的评价不会差到那里，尤其是在华文世界，像他这种强人，总有一定的仰慕者。就算未来的新加坡出了甚么变数，后人都会说，假如李光耀仍然在生，就不会出乱子。

历史唯一不变的教训，就是历史没有如果。人，总有一死；李光耀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一个强人，可以管得了一个国家半世纪，已经了不起。不过，真正的伟大，在于建立出一个合乎道义的社会伦常；至少传统中国儒家中的三纲五常，就是这种对秩序的渴望。

新加坡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环境，人民却彷佛习惯了。新加坡人甚至认为，没有这些箝制，就会礼乐崩坏。事实上，有些对人民生活的琐碎管制，本来无可无不可。不过，当一个政府连香口珠也可以禁，还有甚么不可能禁？再进一步，不如连制造和销售这些产品的公司也监管吧，反正也不是甚么重要经济支柱，监管也不会有人反对吧？再下一步，禁止这些产品的广告吧。禁止这些广告，对社会知情权没有太大打击吧？噢，传媒少一点收入吗？不打紧，政府资金多的事。
极权政府不是建立于一天，当中有个过程。最危险的状态，就是人民宁愿放弃自由以换取安逸，因为他们最终两者都得不到。总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政府不事生产，要来慷他人之慨的种种好处，还不是从社会中揸取回来？只不过，经过千百年的演进，政客和官僚在抽取社会资源的技巧高明了许多，不用脑去思考的人，很易被骗。

此外，新加坡是一个很自由的经济社会吗？当一个地方最主要的经济活动，最大的资金来源是政府，这个地方还称得上是自由市场吗？讽刺是，在两大智库的自由经济排行榜，新加坡总是紧随在香港之后；其实，我一直都很期待有个地方可以最终堂堂正正挑战新加坡和香港，但只怪其他地区自己不争气。

正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我们又不是生在乱世，为甚么要期待强人的出现？难道嫌世界太过太平？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程映红：干脚、湿脚、泥脚和悬脚——古巴人的脚与美国梦

图：偷渡美国的古巴人正在海上漂泊

很多人相信体型的差别对人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手相有时也是如此。但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和移民局的人员看来，每个进入他们业务范围的古巴人的命运却是由脚来决定的。

很多人相信体型的差别对人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手相有时也是如此。但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和移民局的人员看来，每个进入他们业务范围的古巴人的命运却是由脚来决定的。在他们眼里，古巴人可能有四只不同的脚。他们在经历了冒险犯难甚至以生命作为赌注离开古巴之后，如果幸运地拥有其中两只中的一只，他们就可以在美国留下来。如果是第三只则面临遣返，而第四只可能是前途未卜。

古巴人踏上美国就能留下来

最近美国和古巴之间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很多人以为美古之间既然没有外交关系，美国又一直封锁古巴，所以两国政府之间没有往来。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世界上没有外交关系又是敌对的国家相互可以在一些特殊问题上长期合作，其中最密切的还要数美国和古巴。

美国和古巴两个国家之间的特殊的密切合作关系就体现在古巴难民问题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写到这里觉得"众所周知"这四个汉字真是奇妙无比，举重若轻，省掉了巨量笔墨)，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古巴数百万的总人口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想到美国去，最多的一年有十几万出走到美国（60年代初离开古巴前往美国和西班牙的几十万还不算）。

美国对古巴移民网开一面，特别优惠，几十年下来国会、最高法院和移民局"出台"了很多法规、政策和判例，虽然内容复杂，但用中国话来说其"精神"很容易掌握：原则上古巴人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踏上美国土地，就能用庇护的身份留下来。留下来后过两三年就成公民，可以帮直系亲属申请移民。而其他国家的移民首先要通过合法进入美国这一关，不然就在美国"黑掉"，成非法移民。即使是合法移民，其等待身份转换的时间也很长。而古巴人不一样，他们甚至没有"非法移民"这个概念。

美国政府坚称这是出于人道原因对那些在"共产主义专制政权"下受难者的保护。而古巴政府当然会说这是煽动颠覆，尽管要脑筋急转弯才能理解这个说法——真要颠覆的话，应该把最想离开的人留在或派回你的国家啊! 就像1961年中央情报局支持的猪湾入侵，其成员多半是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后逃到美国的古巴人。把这些人都接出来，不是帮着卡斯特罗巩固政权吗？但对于那些拼死也要离开自己祖国的古巴人来说，这种移民特权总是诱惑和福音。

几十年下来古巴人在绞尽脑汁横渡佛罗里达海峡上想出的绝招，比起同时代的东德人或是飞跃或是掘地道或者直接偷偷在柏林墙上挖个洞的行动技术含量要高很多，更是那些同时代的只会游到香港去的中国人没法比的。

"干脚"和"湿脚"决定去留

既然如此，那么美国和古巴怎么会合作呢？这是因为美国既要"颠覆"又没法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总要弄个界限，划一条杠杠。这对于在各种各样的"政策"下长大的中国人很好理解。这样的划分对于当事人是毫无道理的，但在这个制度或者处境下又常常是必须的。而从古巴方面来说，对于那些不能进入美国的古巴人，也还是要当成自己的公民将他们接回，总不能让他们在鲨鱼出没时有飓风的海上做现代鲁宾逊。

这里就要说到古巴人的第一只脚了。美国规定古巴人只要踏上美国土地(多半情况下是礁石或沙滩)，那就可以留下来了。这个规定简称"干脚"，哪怕你的脚其实还是刚刚拔出海水湿淋淋的。如果当巡逻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截住你的时候你还在哪怕是很浅的海水里跋涉，你就会被遣返，更不用说还在海浪中的各种交通工具上颠簸了。这后一个规定就是古巴人的第二只脚，简称"湿脚"。

至于实际上谁在古巴的处境更艰难、更应该被留下来，美国方面到了这一步就不问了，什么"迫害"和"庇护"都不管了，这就是政策的杠杠。只图主事者在技术上方便易行，不管是否合理是否人道，简单到看脚的干湿就可以了，比过去划分阶级成分还要武断。我怀疑这是美国人向某些他们一直要颠覆的国家学的。

被划入"湿脚"的，美国海岸警卫队会通过和古巴海军方面的特殊渠道，在海上将他们遣返。这个遣返听上去很简单，在实施和技术细节上却有无穷的讲究。而且美国方面还要古巴方面保证，这些遣返者不会受到任何刑事处罚或者政治迫害，美国移民局会保留这些人的档案，以便向古巴方面查问。

美古双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就此举行的谈判和会商不知有多少次了。用中国话来说是可以说这是双方"斗智斗勇"，但又"斗而不破"的过程。双方都明白，一旦斗得过分，对方甩手一拆烂污，就会给自己留下一个烂摊子，蒙受联合国和国际人权主义者的谴责。这样的合作，其配合程度，不亚于两个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

"泥脚"和"悬脚"——边缘案例

除了"湿脚"和"干脚"，古巴人还有"泥脚"。这就是近些年少数先通过蛇头安排偷渡到墨西哥，再从那里进入美国的古巴人。既然美国当初规定古巴人只要踏上美国土地就可以留下来，没有说是从海里还是走陆上或是不能经过第三国，这些古巴人当然应该被接收。一些古巴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迈着一双泥脚踏上美国南部三个州的土地，然后主动寻找美国边防和海关"自投罗网"，而同行的墨西哥或者其他中美洲国家的非法移民则在蛇头的安排下人间蒸发。

那么，什么是"悬脚"呢？这是一个更特别的案例。2006年一月某日，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佛罗里达海岸外一段废弃的长桥上发现20多个古巴人攀在上面，包括妇女和儿童。运载他们来的交通工具已经不知所踪了，可能已经沉没。由于这段长桥孤悬在海中，本来连着海滩的部分已经没在水下，所以海岸警卫队经过和移民局商量后，说这些古巴人都是"湿脚"，将他们当中的15人先行遣返，其他的待遣。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个做法在佛罗里达的古巴人社群中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发起抗议，向国会和最高法院情愿，举行绝食。一个月后，联邦法院一个法官做出裁决，说美国政府（海岸警卫队和移民局都属于美国政府，法院要判就要拿美国政府做涉案人）的这个决定不近人情，责成它和古巴方面打交道，确保那15个被遣返的古巴人能直接拿到移民签证前来美国。很快，15个古巴个人中有14个拿了这个签证到了美国。

这个判决突破了传统的"干脚"和"湿脚"的划分，美国移民当局还没有给它一个便于官僚机构文牍操作的简称。在不知道这个判例有没有正式被援引时，我姑且用"悬脚"一说，既描绘了这些古巴难民在废弃的桥上不着地不沾水的艰窘，又形容了他们前途未定的身份焦虑。

中国人知道古巴人有这么多"脚"吗？

有人可能不解：这些古巴人被遣返回古巴了，怎么会拿到美国移民签证的呢？这里就牵涉到美国和古巴之间另一层合作了。

美国和古巴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在哈瓦那有联络处（原来由瑞士大使馆代办），就像70年代设在北京的一样。美国在哈瓦那联络处的主要业务是处理移民申请，这是古巴政府同意的。除了大量亲属移民的案例，还有移民抽签摸彩，所有古巴公民都可以参加，每年都有一定的名额，曾经有几年名义上每年有2万名额，但可能是由于古巴政府方面对申请者的古巴公民资格设限未能实现。另外，为了奖励为争取自由而冒险犯难的人，那些因"湿脚"而被遣返的古巴人在申请移民签证时有时也会享受到特殊照顾。美国方面有他们的名单。

卡斯特罗的古巴在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中经常代表着一种伟大叙事，比宏大叙事更厉害。在那个伟大叙事中，人们看到的古巴人要么双手高举着"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的标语牌，要么双拳愤怒地挥向90英里以外的那个霸权国家。至于他们的双脚，一般是看不见的，更不用说看清楚是它们干是湿，是沾满尘土还是悬在空中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3月号

吴敬琏：改革就要打破党国大公司

吴敬琏

我一直反对政府越位干预市场，这几年，政府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科学研究是有外部性的，没法说发现某一个数学定理你就能得多少钱的回报，所以应该由政府负责投入，但技术创新是由市场奖励的，政府拿出几千万、上亿的钱去奖励一种技术是没有道理的，技术创新为什么要政府拿钱去奖励呢？

　　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你可以说某种技术本身也许是先进的，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政府说要发展什么技术，然后就大量地给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了什么样了。

　　不止光伏，现在全国都在做LED，最厉害的可能是我的家乡常州，要成为LED世界之都。但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给了这个企业资源，那个企业就拿不到。

　　现在整个江苏都是这个情况，光施正荣就有200亿元资金窟窿，所以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支持LED产业。昆山一家LED公司想到外地融资，广东那边说，你把公司搬到广东来我们就可以投钱，但当地政府说你不能搬走，你搬走我给你的几个亿就白给了。所以这种政府介入投资的模式本身就极不正常。

　　政府是一个一个地方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科技部搞了一个电动车的十城千辆计划，现在大概有20多个城市都在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拿一部分钱来补贴，十城千辆总共就是一万辆轿车。目前，两三万辆车应该说就达到了最低的经济规模了，可是现在一点儿用都没有，各地都把单子给本地企业了。二十几个一千辆，就达不到有效规模，这个钱是白花了。制造业只要规模上去，成本就下来了，但每个企业都拿一千辆的订单有什么用？

　　这种事情因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政府是可以给补贴的，一般的原则是一进入竞争就不能补贴了，但我们不是，政府还会决定把钱给哪个品牌，这是违反公平竞争法的。按市场经济的做法，应该补贴需方，然后通过市场购买，哪家好买哪家的。

　　家电下乡也是有问题的。有些品种本来就已经要淘汰了，因为家电下乡，实质上维持了它的生命周期，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还牵扯到所谓分配改革的问题。分配改革上的问题很大，老是说要政府掏钱，结果是税加得那么重，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些小企业主私下里也跟我反映(他们不敢公开说)，说我们这些行业领头的人都得到政府很多关爱，但他们根本体会不了我们的困难。我2004年到浙江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从省里一直到县里，都有要扶植的企业名单，这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但是大家见怪不怪，认为当然的，这表示政府多么注意扶持民间企业！

　　刚才讲到分配改革，分配制度有什么问题呢？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从投入方面看，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的比重越来越低。结果在分配上，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业，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向国有大企业倾斜。

　　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资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要提高效率，或者技术进步。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在增长中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比重和专业人员的比重。从分配上说就是劳动者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

　　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党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除了市场上要优胜劣汰之外，对劳动者要进行培训，要普及义务教育。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重视教育，搞了两三代人经济才起飞，我们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

　　广东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当地政府没有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与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视同仁)当地政府说，农民工子弟应该回到家乡去读书。现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结果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打群架什么的在广东经常出现。外地人的孩子也无法就业，本地人靠房子获利，儿子、孙子根本不用工作，也不学习，赌钱，所以一个小事就能引起几千人打起来。

　　现在有些企业主动办职业技术类大学，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尽可能实现生产自动化。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有的民办大学是打着办学的名号拿地。这事很复杂，你说哪个企业该表扬也很难说。

　　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我们现在的平均带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网人数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亿人左右)增长就很慢很慢，但人家还在增长，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说我们的光纤基干网，以我们的人数，1条就够了，算上战备，2条就够了，但我们全国过去弄了6条，现在正在另建广电的1条。政府把市场分隔了。

　　搞电子政务的时候，各个机关都搞自己的系统，最后这些系统连不起来，而且有意不让它连起来，比如说公安部掌握的企业信息和商务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为自己的财产垄断起来。

　　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美国就一个商务部，商务部是管市场的，不管企业，我们不是，一直管到企业去了。不仅是商务部，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都这样啊，因为有了权就有钱。

　　为什么要顶层设计呢？就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现在问题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据轻重缓急、配套关系，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

　　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线图来，要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我认为这事不可能由国务院来做，还是要由党中央直接来做。当然有些同志主张恢复国家体改委，但根据过去的经验，1984年那一轮改革方案也不是国家体改委做的，是成立一个方案办做的，1991-1993年那一轮是党中央直接做的，1993年那个总体方案起草组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起草组组长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另外配合的有16个调查组，调查组是中财办派的，当时中财办主任是曾培炎。那次是党中央直接抓的，这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曾经说过，改革就是要打破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其实所谓"国家辛迪加"问题，不是一个国企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我们的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体制。列宁把它叫"国家辛迪加"，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用了更加现代的说法，叫做"党国大公司"。

　　中国现在的发展，就是列宁在1921年所说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一方面有市场，另一方面，国家掌握着所有的"制高点"，"制高点"在中国的翻译叫"命脉"，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改的。

　　经过几轮改革，到了上世纪末，我们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体制其实有很沉重的旧体制的遗产，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很多领域的改革有倒退，比如"国进民退"，所以中国是个半市场经济国家，这要继续发展下去，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现在有两个问题绕不开：一是旧的增长模式绕不开。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二十几年了，问题愈演愈烈。从浅的方面来说，就是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从更深层面说，造成了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靠大发钞票来支撑增长，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持续走高，我们现在的货币流通量马上就要到GDP的200%了，而世界上超过100%的国家都很少。二是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以后，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深入骨髓。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中国社会也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最近一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改革就注定要发生很大问题了。

　　但我认为，改革共识已经形成，我所谓的共识就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改革方向一直是市场化，如果加上"十六大"，那还有政治上的，就是法治化和民主化。所以，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这是一个过去曾经有过的主流。只是到了本世纪，开始冒出另外一批人，过去都是小打小闹地反对，递几次万言书，到了本世纪就比较厉害了，正式提出了纲领，加上有代表人物，像薄熙来，还有"中国模式"派的出现。在实际行动上，2006年前后，国资委[微博]的文件就调转方向，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改革的方向是不坚定的，但是形成共识则是最近这一年的事。最近有几件事，一个就是高铁，高铁号称是"中国模式"创造的奇迹，是个什么奇迹？很清楚嘛。另外一个"中国模式"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庆嘛，重庆政治上很清楚了，经济上你看看它最拿手的"八大投"，你看看不雅照里有多少个"投"的"头头"在里面？

　　其实最近一年来，北京的整个气氛在变化，包括一些部长，私下讲的跟我们是一样的。

　　当然，政治改革直接关系到权力和利益，既然叫做"党国大公司"，"党国"的代表者当然有很大的利益在里面。我不主张一般地说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阻力，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是既　　改革以前我们住什么地方？住在筒子楼里面，男厕所在一楼，女厕所在二楼。我们现在也得到改革之赐了，能够住到这样的房子了。我一般都是用特殊既得利益者即利用权力发财致富的人们来论述改革的阻力。他们利用权力得到财富，他们当然要反对改革。但是人的思想也不完全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有些人可能希望保持现在的地位，但形势有时候比人强，说非要坚持这一套也不行。北京的空气污染，他们去年还嘴硬啊，我们的环保部副部长说，美国人你不许再监测了，这是干涉我们内政，他现在还敢说这个话吗？到底呼吸这片土地上空的空气的主要是美国人还是我们老百姓啊？你们家里可能都安了空气净化器把微尘清除了，我们不行啊。

　　我们这些人是体制内的，我们不想革命，希望稳定。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研究事情发展的规律性，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本文整理自中国企业家专访，作者萧三匝)

——《中国企业家》原题：必须重启改革，网友推荐

陈迹：党国政治的旋律

不可触动的少数寡头有江泽民、曾庆红份吗？

习近平以"反腐败"为名，持续不断地清洗党国官僚机器，同时不动声色地削弱"团派"力量，正在改变先前的权力格局。另一方面，习与其他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一样，绝不敢仿效毛"文革"式群众运动，而是回到斯大林模式，以党国机器压制和镇压成长中的公民社会。

反腐：迎合民意的外包装

习近平领导中共"反腐败"，先是以打倒卸任高官，突破了所谓"刑不上常委"，现在又摆出新的架式，据说要整顿央企，似乎要触及"红二代"权贵了。

不过，倘若真的是对腐败"零容忍"，那么，所谓"巡视"，还有先前所谓"群众路线教育"，其实早就应该从现任及前任常委做起。更不用说，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在中国垄断权力半个多世纪，早就成为腐败势力之大本营，反腐败早就应该从中共自身做起，从它的高层做起，且须在其党章，在国家宪法中，清除一党专政的规定。

这样的正经事不做，只是以党机构的力量整肃卸任高官，打击官僚体系和红色权贵中的个别集团，那就意味着，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寡头，是在有选择地打击其政治对手，而所谓"反腐败"，只是迎合民意的外包装而已。此外，"零容忍"依然在打折扣，而其范围逐渐扩大，其实是更清晰地映照出不可触动的少数寡头的身影。

可以说，这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党国政治。

胡锦涛半真半假的心声

斯大林掌握权力，即运用党机构的力量，反复清洗布尔什维克党，只有他身边的小圈子相对安全，而除了他本人之外，这些少数人是否安全，取决于他们是否绝对效忠于他的个人独裁。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方式未能防止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他的"文革"实践，据称是"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然而，毛泽东奋斗二十多年，清洗对手，打击官僚，煞费苦心阻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改革浪潮蔓延到中国，一旦他逝世，中国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毛泽东的影响根深蒂固，其突出表现就是，中共党内敢于阻挡历史潮流的人，至今层出不穷，代代相传，且盘根错节，势力极其强大。现在，习近平代表"红二代"掌握权力，更是表现得无知无畏。他无视改革开放对毛泽东的否定，径自宣称中共专政的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并对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耿耿于怀，指责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而他本人，则绝不会放弃螳臂挡车的老传统。于是，当他大权在握，就着手大动干戈清洗中共，拍"苍蝇"打"老虎"，忙得不亦乐乎，发誓要再造中共的"男儿"之气。

习近平如此行事，与其前任形成鲜明对照。胡锦涛是典型的团派官僚，在党政官僚机器中湮没了个性。他学着江泽民的样子，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其印记载入中共史册，已是他最具个性的表现。他访日时面对日本学生童言无忌的问话，答称他本不愿当国家主席，身居高位乃服从"党和人民"的意志。这个话里，固然有虚伪的成份，倒也很可能是他半真半假的心声。

胡锦涛表现得软弱，或许是他运气不大好。他的前任江泽民，突然间被选中赴京就任中共总书记，其前途看上去比胡锦涛更为凶险，但是他把老同事曾庆红调来身边，而曾某人是"红二代"中有很大能量的谋略家。胡锦涛也是被党内老人选中，但他又身为"团派"代表人物，这样的身份，似乎妨碍他象江泽民那样与"红二代"结盟，于是，他表面上大权在握，实则窝窝囊囊，难有作为。

习近平回到斯大林模式

中国社会变革需要有魄力有担当的政治家，而胡锦涛当政十年，尽显官僚本色，自然不如人意，这样，许多人支持薄熙来，许多人期待习近平，"红二代"无意中面对着一个相当宝贵的历史性机会。

然而，习近平踌躇满志，对毛泽东顶礼膜拜，一手抓军权，一手突出强化党机构权力，且得到许多"红二代"鼎力支持。他运用党机构的力量，以"反腐败"为名，持续不断地清洗党国官僚机器，对"红二代"的某些权贵看来也要谨慎地下手。同时，他不动声色地削弱"团派"力量，正在改变先前的权力格局。另一方面，习近平与其他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一样，绝不敢仿效毛泽东实践"文革"式群众运动，而是回到斯大林模式，以党国机器压制和镇压成长中的公民社会。

这样一来，这位高喊反对"团团伙伙"的新君，及其"红二代"支持者，因为四面树敌，就与"弱势"的胡锦涛有了某种类似之处，或者，与当年毛泽东与其江张姚王等少数支持者的孤立境地，也颇为相似。中共宣传机器的种种动作，例如推动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以及一再就其"反腐败"表态与发狠，或许都与此有关。

可笑的是，习近平一心想要象毛泽东那样"伟大"，成为一个大政治家，无奈本事有限，只学得个猴气十足，动辄任性行事，举手投足之间，不免显露出党国红卫兵的本色。最近，象变戏法似的，几个"治国理政"的口号拼凑在一起，弄成个所谓"四个全面"，居然就被誉为"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愈发的让人看不懂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3月号

唯色：与高峰净土网站谈与流亡歌手的合作

图片： 流亡藏人表演歌舞庆祝"西藏民主日"。 （记者丹珍拍摄）

我去年在拉萨住了三个多月。应该是秋天的时候，创办"高峰净土（High Peaks Pure Earth）"网站的Dechen Pemba啦——与我有着深厚情谊已分别六年多的友人，如往常给我发来邮件。这次是要我谈谈与著名的流亡歌手札穹啦（Techung）在音乐上的合作。以下是Dechen啦与我的对话：

Dechen啦问:你为什么要跟札穹啦合作？

我答：我最早是从一些电影中听到札穹啦的歌声，如故事片《Dreaming Lhasa》和纪录片《Tibet: Cry of the Snow Lion》等等，札穹啦的吟唱有着图伯特的传统歌乐如卡鲁、朗玛、堆协的韵味，却因现实中整个民族的丧失之痛而充满苍凉。2008年12月10日，札穹啦在台湾参加了"自由之音~西藏之声"音乐会的演出，我是在网上看到这场音乐会的，当即有了一个想法。我写过一些歌词，其中的一首《在路上》是多年前在拉萨写的，表达的是对尊者达赖喇嘛的思念。我思忖，如果由流亡藏人歌手谱曲并演唱，那将有着深刻的意义。

Dechen啦问：你是怎么联系札穹啦的？

我答：我是在Facebook上与札穹啦联系的。我很直率地将我的想法告诉了他，并表示这是境内藏人与流亡藏人之间合作的一次展示。札穹啦立即回应，欣然应承。那是2008年的年底。随后，我请了一位在大学任教职的安多友人将《在路上》的歌词译成了藏文。

Dechen啦问：你与流亡藏人合作过吗？

我答：音乐方面，在跟札穹合作之前，我没有跟其他流亡藏人合作过。写作方面，与学者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RFA藏语部、作家更特东珠、高峰净土网站（High Peaks Pure Earth）合作过，都是涉及文章与书的翻译；茨仁夏加先生为我的记录之书《鼠年雪狮吼》写了序言；高峰净土网站几年来一直在将我的文章翻译为英文，影响甚广。艺术方面，曾为艺术家Losang Gyatso的作品《Signs from Tibet》写过评论文章，画展时，Losang Gyatso朗读了我的文章。

Dechen啦问：你为什么认为跟札穹啦合作是重要的？你们交流时碰到了什么问题？

我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札穹啦是流亡藏人的象征。札穹啦的故乡在境内藏地，但出生于印度。与成千上万有着相同命运的藏人一样，当家园被占领、寺院被摧毁、喇嘛被流亡，他的父母双亲不得不别离故土，而札穹啦本人从未能回到故土。

我写过，正如绵延的喜马拉雅横亘于被殖民者划定的边界上，遭到阻隔的藏人有了"境内"与"境外"之分。然而音乐是有翅膀的，可以飞越任何人为的障碍。所以我希望与札穹啦的合作，打破某种历史的、现实的障碍。

但是我与札穹啦的联系是有困难的，而这是由于语言造成的。札穹啦会藏文、英文，而我只会中文，我给他留言总是要通过Google翻译，这肯定是有语病的。所以我们之间联系并不算多。

Dechen啦问:你为什么选了《在路上》？你觉得札穹啦唱的《在路上》好听吗？

我答：前面我说过，《在路上》是献给尊者达赖喇嘛的歌。这首歌最初是一首诗，写于1995年5月从卫藏一个风景优美却遭到破坏的地方返回拉萨的路上。后来，我将这首诗改成了歌词，很希望有一位天赐的歌者能为之谱曲、将之传唱。而札穹啦正是天赐的歌者。他曾在一首歌中颂赞尊者达赖喇嘛是"希德岗森"，即和平雪狮。

大约是在2011年，札穹啦将完成的歌寄给了我，而这正是我由衷希望的歌——在以扎念、笛子等图伯特乐器的旋律中，札穹啦唱得深情而婉转，当我反复聆听这首歌，悟觉到这首歌正如同歌词中写到的"人世间最美的花朵"，可以奉献给尊者达赖喇嘛。2012年7月6日即尊者达赖喇嘛77岁华诞之前，《在路上》正式演唱，并录制成唱片。这首歌终于以歌唱的方式替我实现了完美的、永久的奉献。

Dechen啦问:你有没有打算以后跟流亡藏人合作？

我答：有这样的想法。我本是诗人，虽然诗与歌词是不一样的，但我还是写过一些歌词。不过目前只有两首歌词被翻译、被谱曲并演唱。《在路上》是由札穹啦谱曲并演唱的。另一首歌词《誓言》是由境内歌手才让东珠演唱的，谱曲者是谁还不知道。我希望我写的歌词，将来还有其他流亡藏人音乐人谱曲并演唱。

当然不只是在音乐方面。作为一位写作者，我更希望在写作方面能与流亡藏人合作。

Dechen啦问:你喜欢听什么流亡藏人音乐？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我答：现代的。如Karma Norbu Emchi的歌：《Shapaley》、《Made in Tibet》等。

传统的。如葛萨雀吉（Kelsang Chuki）的歌。

最喜欢的歌手是札穹、普布朗杰（Phurbu T.Namgyal）、葛萨雀吉、丹增确杰（Tenzin Choegyal）。其实我也非常喜欢普布朗杰和丹增确杰的歌曲，并与他们在facebook上有过联系。

Dechen啦问:你有信息要给流亡歌手的？

我答：境内藏人歌手很多，不少歌手具有非凡的勇气，正如Dechen Pemba所写："面对高度危险和中国的严厉审查，藏人歌手唱出对图伯特的爱"。我非常喜欢他们的歌曲，也为此写过文章。希望有一天，境内外藏人音乐人能够携手合作，共同表达对图伯特未来的关切。

2015年3月

——RFA

胡平：“反党集团罪”重新出笼

3月18日，最高法发布年度报告白皮书，首提周永康、薄熙来等"搞非组织政治活动"。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这种提法其实并不新鲜，它不就是毛时代流行的"篡党夺权"和"反党集团"吗？

3月1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文章，首次提出周永康、薄熙来从事"非组织政治活动"。

这位周强真是狗拿耗子。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顾名思义，是指一个组织的成员，在组织规定的程序和纪律之外搞政治活动，它只涉及组织的纪律，是政党的家务事，并不涉及国家的法律，和你最高法院院长何干？这当然不是说一个政党的家务事法院一概都无权过问——如果政党或其成员做了违反法律的事，法院当然是该过问的。例如中共的"双规"，分明就是私法私刑，可是最高法院却不闻不问，该管而不管。再有，周强身为最高法院院长，却把他的文章首发在政党的纪检媒体上，也是角色的错乱。政党和国家不分，纪律和法律不分，莫此为甚。

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白皮书），其中也提到周永康、薄熙来等"搞非组织政治活动"。

"非组织政治活动"是一个新提法，故而引发了种种议论。据官方媒体报道，著名党建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往的研究中，从未接触过"非组织政治活动"一词，过去的提法一直是"非组织活动"。比如今年1月13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也是强调"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

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将受到从严重警告到开除党籍的党纪处分。但是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呢？党章对此并无明确规定。但仅凭常识即可知，"非组织政治活动"显然要比"非组织活动"严重得多。张希贤认为，政治活动涉及政治方针、政治方向，非组织政治活动应该是指和党组织的政治方向背道而驰的，甚至违反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政治活动，有反党、背叛党的宗旨的基本属性。

在我看来，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这种提法其实并不新鲜，它不就是毛时代流行的"篡党夺权"和"反党集团"吗？在毛时代，伟大领袖清除异己，强化个人独裁，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给别人安上"篡党夺权"搞"反党集团"的罪名。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如果在下面对党的方针政策或重大人事安排交流过看法，提出过不同意见，伟大领袖就说他们妄图"篡党夺权"，就说他们搞"反党集团"。

在毛时代，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有一大串，例如：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毛泽东一死，四人帮被抓，于是又有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除了党政军外，其他领域也打了不少反党集团，例如文艺界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除了中央，地方也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四川重庆的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等人，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

文革后，当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绝大部分"反党集团"都摘掉了帽子，给平了反，只剩下"高饶反党集团"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2010年第9期《炎黄春秋》，发表了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的文章"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的命运"。文章写道，中共在历史上打的反党集团是很多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作者归纳出几点原因：一是对什么是"反党集团"从来没有党纪或法律的明确界定；二是对什么人、什么机关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三是对要不要法律机关的审判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作者还指出，中共的打"反党集团"是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深刻影响。

最后，作者写到："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打反党集团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出现的历史现象。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这是社会的进步。愿这样的历史现象以后不再重演。"然而，"非组织政治活动"提法的出现，意味着"反党集团罪"借尸还魂，死灰复燃。

在三年前薄熙来刚被免职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且看当局如何给薄熙来定性？》。文章说，薄熙来的问题本来是政治问题，流行的说法是说薄熙来不服气十八大的既定人事安排，向中央叫板。要是在毛时代，那就给薄熙来扣上"野心家"的帽子，扣上"篡党夺权"的帽子了。"但问题是，这套说法今天还灵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凭什么不该实行有竞争的选举呢？如果用这套说法给薄熙来定罪，自由派、民主派会出于理念、出于原则而反对，毛左派则会出于对薄的支持也会反对。今日的中共当局，若只是不敢接受开放选举的理念已然是极大的错误，要是再退回从前那就错得更远"。结果到头来，当局避开政治问题，给薄熙来判的经济罪。

去年年初，周永康垮台，"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被打破，于是上层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当时我写文章说，周永康（和薄熙来）的问题本来是政治问题，如果习近平用政治罪名收拾他们，比如说给他们安上个"篡党夺权"、搞"反党集团"的罪名，那就不会对其他在位的和退休的常委构成威胁。可是在今天，像"篡党夺权"和"反党集团"之类的罪名又实在拿不上台面，所以习近平不能不祭出"反腐败"之类的经济罪名。然而在中共高层，腐败问题人人有份，再说，习近平一派在周永康问题上大做文章，本来也是为了强化自己权威，威慑其他的异己。这就必然威胁到其他党国大员，因此必然会引起其他党国大员的联合抵制。

如今，最高法院首次提出周永康、薄熙来等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反党集团罪"重新出笼。一方面，它可能是暗示其他在位和退休常委：打倒周永康其实是因为政治问题，是因为他和薄熙来不满于十八大人事布局，搞"反党集团"，妄图"篡党夺权"，其他大佬既然不曾参与，故而都会平安无事。特别是江泽民、曾庆红，当初是力推习近平上位的恩主，所以绝对安全。不过这也难说，因为从另一方面看，周永康和薄熙来毕竟都是以经济罪名拿下的，"反腐败"这支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还悬在其他党国大佬的头顶上。

更重要的是，"反党集团"罪的重新出笼，表明习近平力图恢复毛泽东式的对全党、首先是对高级同僚的严厉控制；当然，这也表明了他对来自党内的不满，乃至于被搞下台、被政变的疑惧。联系到近来有关上层异动的种种动向和传言，不能不使人感到山雨欲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3期  2015年3月20日—2015年4月2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6508

鲍彤：我对中国有信心

沈大偉教授发表了一篇举世瞩目的好文章，把风行一时的"中国模式"之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使中国模式的"末日"成为新的聚焦点。

这不是占卜。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会预测"中国模式"死亡的日期。正如沈大偉教授在文中所说，"我们无从知道从现在开始到它结束前的路会是什么样子。"文章只是指出了某些"可能性"，例如"它的死亡很可能是长期的，混乱而暴力的。"

我赞成用"死亡"这个科学的概念，这是人人都懂的老百姓语言。有些信奉毛泽东的人可能会因此难受，不过毛本人在他神志还算清楚的时候，倒没有讳言过党和国家"死亡"的大结局。

沈大偉教授从多种大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中看出了"残局"。我想就同样的素材提出一个问题：现在的中国人，还有谁对中国模式依旧抱有信心？

中国模式是金字塔。被压在塔底的穷苦大众有信心吗？

中国模式是不公平不公开的竞争模式。最大的受益者是因邓小平南巡讲话而先富起来的富豪。他们本来同样一无所有，因不公平不公开的竞争而成了幸运儿。他们现在的"信心"，不在嘴上，而在脚下，他们正在用脚投票。这是他们内在的"信心"的真实而不做作的外部表现。

金字塔的中间有两部分。一部分人渴望走新路，他们正在受到二十年来最严厉的打压。打压能增强他们走老路的信心吗？

另一部分是负责自上而下"灌输"（ "灌输"是列宁的发明）和实现党的意志的人。沈大伟教授生动地描写了他的直接观察所得。我没有这种幸运的机会，但也听到了最新的流行语："官不聊生"。既不能走寻租腐败的老路，又不准探索公平公正公开的新路，请问应该何以为生？

最后的问题是金字塔的顶层，这顶层有没有信心？主旋律正在高奏三个自信进行曲，恐怕是自欺欺人。倒不是因为它的发明者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那位声名狼藉的衣局长；也不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夸张的声势；只因为当局的所作所为泄漏了顶层内在的心理状态。

富豪的信心不在嘴上，顶层的信心也不在三个自信中。在什么地方呢？在他们的判断和行动上。打压不同意见的决策基础，不是自信，只能是丧失自信。把艺术家柴静女士志在净化天空的作品封杀在"网络维稳"之中，把历史杂志《炎黄春秋》的编者、作者、读者和爱好者视为敌对势力而禁止聚谈，可见草木皆兵到了无法理喻不可思议的程度。视忧国忧民的公民为所谓敌对势力，假若不是出于风烛残年朝不保夕的恐惧，那就只能是精神病患者无法自拔的悲歌了。健康的人，不可能如此变态！

所以我说，三个自信是装出来的。

茫茫中华，谁能告诉我，谁对中国模式有信心？

已故的习仲勋副委员长对中国有信心。是他建议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他不愧为中流砥柱。敢于保护不同意见，是大无畏精神的表现和升华。他认定，坚定地依靠全体国民的理智和主动，为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提供法律保障，是长治久安的基础。

我因此受到教益。我也对中国有信心。

很可惜，今年两会的全体代表及其主席团的衮衮诸公，好像把习老人的遗愿不当一回事。难道又得浪掷一年？

 ——RFA

鲍彤：反腐败和中国的命运

2013年以来中国新领导最吸引眼球的政绩是反腐败。两年来打出了几十只省、部、军级以上的大老虎，以及数以千计的县、市、处级的小苍蝇。毛、邓、江、胡不想做或没有能力做到的事，习近平正在做，而且做得热烈，紧张，镇定，有秩序，有成果，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中，我听到的，口碑甚好。

但是哈佛大学的马若德（麦克法夸尔）教授担心其中可能有大风险。他的逆耳之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值得重视。

马若德先生不是不赞成反腐败。问题是用"打老虎拍苍蝇"那种办法，反得了中国的腐败吗？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除了那些无所作为的以外，为了维护江山的稳定，个个都是既打老虎也拍苍蝇的践行者。特别是明朝，从太祖开国到崇祯覆亡，决心不可说不大，手段不可说不狠，对腐败分子连"剥皮揎草"之类的极刑都用尽了，但是，没有一个皇帝能够遏制得住，更不要说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了。赫赫大明如今安在哉！

腐败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社会的必然产物。又要维持这种制度，又要杜绝这一制度繁衍出来的有机物，是不可能的。

现在淋漓尽致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这种中国特色的腐败，就是举国奉行邓小平教导的结果。

邓小平是把"发展"说成"硬道理"的第一人，可是大跃进本来就是毛泽东原创的中国梦。大跃进需要引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引擎，企图靠它实现大跃进，进而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失败了。超英赶美失败了。以毛为主帅、以邓小平为副帅的第一战役——大炼钢铁一败涂地，没有攀上年产1070万吨钢的高峰，倒饿死了至少三千万同胞，尽管党史至今不敢承认这一反人类的罪孽。

在向"翻两番"进军的战斗中，阶级斗争那架引擎不应该再用了。必须有新的引擎。本来，如果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公平公正公开的引擎是有可能出现和完善的。但邓小平用六四镇压果断地一举扼杀了政治改革。

为了避免"死路一条"，邓小平在强化党权的大前提下放活经济，结果当然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竞争到处盛行。当局把这种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竞争叫做"市场经济"，其实它只是"官场经济"，"权力经济"，"党领导的经济"的变种，至多只能算"半吊子市场经济"。诚然，这半吊子引擎也比阶级斗争好使。在凭借全球最丰富最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力资源的优势下，它在实现"中国崛起"奇迹的同时，创造了中国腐败的奇迹。

腐败是中国现行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经过二十多年（堪称一代人）的适应，已经可以用"头上长疮，脚底流脓"来打比方。当年彭德怀元帅批评浮夸之风吹遍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今天应该说，腐败之风有过之无不及。有人用浪漫主义打比方，"体无完肤，国无净土"，应该不算太夸张。

有研究者推测中国的老虎加苍蝇至少是一支数以百万计的腐败大军。有研究者估算光是核查腐败的"存量"，就需要举全国之力，至少办它一百年的案。（试看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腐败案，立案一年，人已病死，尚未提起公诉，可见办案之难。）如果从今以后什么都不干了，聚全国之力，办腐败之案，那么，也许坎坎能对腐败的"存量"作一清理；但是"增量"怎么办，又堆积成山了。

能不能搞"选择性"反腐呢，比方说，只反敌我矛盾之腐败，不反人民内部之腐败？说得堂皇点，叫做"区别两类矛盾"；说白了，就是想反就反，不想反就包庇，随心所欲，打几场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混战。那是儿戏，不可取。

可不可以宣布反腐败到此为止呢？那是祸国殃民。须知反腐败是当前全国民望所归，鸣金收兵势必丧尽民心。"上马容易下马难"，乃是反腐败的规律，好比中国象棋中的"卒"，过了河就没有回头路了。

打老虎拍苍蝇不是反腐败的主路。它孕育着现实的风险。中国反腐败的主体建设工程，应该是在阳光下，以公民社会为主体，遵循宪政民主的规范，建立公平公正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这不是万能的，但迄今为止，相对而言，是比较有效、比较稳健、风险比较小，比较靠得住的建设工程。

何去何从，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就中也将决定中国共产党能否获得新的活力，即生命力。

——RFA

王军涛：习近平政变与中国政坛风暴前景

2014年3月11日，习近平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

中国不是没有民主化机遇，最缺乏的就是对民主化的真实机制的认知和应对必然伴随民主化机遇而出现的乱局。民主化是权力和利益博弈中逐步引进的规则。民主化是在乱局和风险中探索建立新的规则的尝试。

2015年两会前，中国政坛频传政变谣言。深知中国传统专制政治和共产党权力斗争的人都知道，中共高层正在发生残酷的权力斗争。即使这些传言是假的，也是政治斗争中故意释放的信息。这类信息的释放本身就是权争白热化和殊死化的征兆。考虑到中国极权政治体制和目前存在的社会矛盾危机，权争激化会迫使争斗者采取政变方式整肃对手，结果是打开封闭体制，并有可能提供政治转型机遇。中国政坛正在酝酿一场风暴。

起自习作为但源自中国政治危机

就表面看，中国目前这场政治风暴起自习近平反腐导致的官场地震。自2012年底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一整套重整中国的施政规划。这一规划的立意是通过精心布局的顶层设计和实施，重新打造一个新的文化、制度和社会，彻底全面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这一方案体现在前年中共18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改革的方案和去年19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依法治国的方案中。在习近平的方案中，反腐虽然不是最重要的要素，但却是推行方案的主要手段。通过反腐，习近平要重洗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核心在他继位前20多年中建立的人事布局。如果这一布局继续存在，习近平无法通过正常的程序运作实施他的重整河山的规划。因为江胡两朝的布局不仅是主要问题的人事根源，而且掣肘到无法做事。不论习近平反腐之初是否有底线，但最终导致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人事格局全面碰撞冲突，将党内权争带入不死不休的境地。

早在习近平接任之初，中国政治研究院的讨论会上就有专家指出，习近平要想实现大抱负必须进行政变。所谓政变，就是以实力非程序地改变人事布局。不过，虽然此次中国政坛风暴起自习近平的反腐，但即使习近平不反腐，中国也会最终出现政治风暴。但机制、方式和后果会很不同。因为中国政治风暴的根源是邓小平的建国方略必然导致的危机。邓小平纠正毛泽东失误，以威权党国暴力维持稳定、保改革促发展，造就高度集中的权力，为腐败和滥用暴力提供条件。到胡锦涛交接权力前夕，朝野都知道一场危机正逼近中国。围绕如何解决危机中国各种力量空前活跃。各个地区、领域和层面的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日趋激烈。习近平接管中共核心后，如果接受江胡的权力格局和施政架构，危机必然以大规模社会骚乱引发政治革命的方式爆发。习近平不甘心这样的结果，想以红色理念大规模改革，解决问题，化解危机。这样，与既定的权力格局和利益结构发生严重冲突，一步步被逼向摊牌。

民众支持成为未来政局演变关键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习近平需要重洗人事格局，而重洗人事格局必须跳出程序，这是习近平设立一系列领导小组和反腐的主要原因。通过这些小组和反腐以及以野战军特种兵替代中央警卫部队，习近平建立了一个凌驾于党章国之上的权威。习近平是通过集权反腐，中国权力结构中决定政局走向最关键的运行都已经不再按照正常程序了。

习近平反腐必然遇到官僚集团的强势反弹。最近有关政变的传闻虽然更该是习近平制造理由主动出击清除异己，但政变反扑习近平的势力、机制和可能都存在。在与党政官僚集团发生冲突后，习近平会如何选择，将是中国未来政局走向关键和重要看点。一种方式是继续目前的非程序运作和集权反腐。且不说会遇到各种消极或积极的程序化抵制，导致执政能力削弱，引发经济和社会危机。过去两年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有重大庆典或例行协商时，习近平都会让步或退却。最严重的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机关的大会，可能会推翻习近平的决定。这是习近平在此次"两会"前以查处政变为由清洗中央警卫局的可能动机，这样才能确保两会不翻车。

另一种解决正当性的方式就是寻求民意的支持。现代国家的政变、改革和革命能够最终成功的都是在民意的基础上修改程序和制度。然而，寻求民意支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把自己打造成民粹领袖，另一种方式就是在民意的支持下改组国家宪政结构，建立新的制度化权力中心和运作程序，替代旧的程序和权力机制。后者往往是宪政或民主的程序。20世纪建立威权或极权政体的政治变革都循第一种模式。目前，习近平也有这种倾向。如果习近平采取这种模式与威权政体摊牌，虽然可能暂时赢得权争，但可能会给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因为这类民粹主义的超级领袖领导的运动，往往会滑向反理性、反制度和反人性的方向。这种运作还很难成功。即使毛泽东发动文革建立超级人气民粹领袖，还是在死后最终败给官僚集团。现在中国现代化程度更高，正常的制度管理社会和官僚集团更加不可或缺。

人类政治史上真正建立起长治久安、公正有效的制度方式，是通过宪政民主重建合法性基础。循这种方式，习近平只要利用这些暂时的小组再一次性通过一些制度设施，使得民意可以经常合法参与决策和制约就可以了。他的压力不会很大，他可以利用短暂的非程序运作的时间和有限空间，建立今后长期得到民意支持的程序。这些程序最重要的是提供渠道让公众参与听证、决策、监督和制约。

民主化的前景与困境

除非习近平继续目前的东厂特务反腐模式建立新威权，不论他采取何种政变方式寻求民意支持，都给中国政体变革带来变局，也都给宪政民主带来机遇。按照民粹主义的运动模式重建合法性是不稳定的。民粹主义的运动会颠覆物质、制度和文化的建设性事业，还会危及超级人气的强人地位，最终会被结束。这一过程各种力量都有机会建立替代民粹主义的强人政治的机会。如果习近平采取制度化模式建立民意基础，那么最直接便利并且能得到朝野和中外支持的就是宪政民主的程序。

许多人对现代宪政民主程序不理解，总是高估利益集团对宪政民主的阻挠意志，低估宪政民主的可能性。其实，宪政民主不过是争权夺利的规则。在利益博弈中建立的宪政民主才是稳定可靠的制度化程序，才有可行性。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者有个共识，民主化更多的是权势集团在博弈中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和减少损失而采取的行动策略。权争死斗常常将权势者逼到最初从没想过的选择方向。

中国不是没有民主化机遇，而是主要的参与者缺乏必要的知识和心态。这里最缺乏的就是对民主化的真实机制的认知和应对必然伴随民主化机遇而出现的乱局。民主化不是简单纯粹的理念实现，而是权力和利益博弈中逐步引进的规则。民主化是在乱局和风险中探索建立新的规则的尝试。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3月号

梁京：英国走了一步妙棋

英国决定不顾美国反对，申请成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创建成员国，带动了法、意、德等欧洲国家也纷纷申请，是一步很有想像力的妙棋。之所以这样判断，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需要进行重大变革，才能适应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实力大增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但美国领导这一变革，心有余而力不足，除了难以超越自身的利益，更大的问题是美国国内党争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英国事事跟著美国跑，未必对自己有利，但英国国力有限，必须借力中国等有实力的发展中国家，找到自己的角色。中国挑战美国的领导权，建立亚投行，为英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老到的英国人及时出手，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第二，中国挑战美国在国际金融秩序的领导权，虽然有情理可依，但也带来巨大的全球风险。两霸相争，很可能殃及众多国家的利益，包括殃及英国和欧洲的利益，因此，英国选择积极参与，有可能减少中美对抗给英国和其他国家带来的风险。

第三，正如叶檀评论指出的，英国带著一帮发达国家参与亚投行的组建，阻止了亚投行成为中国自娱自乐的金融机构。这可能让中国一些人大吃一惊，而且很不高兴。因为整个游戏规则，尤其是潜规则，将因此而被改变。中国原本设计亚投行的一些人，显然是要把亚投行变成中国外交的工具，现在英国人进来就就难说了。英国这步棋妙就妙在，虽然各国出资比例可能差别很大，但开起会来，一国只能带一张嘴。这就大大增加了英国折冲樽俎，发挥其外交特长，让中国人守文明规矩的机会。

第四，中国主办亚投行，有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小九九，就是输出自己过剩的生产能力。这未必一定就是坏事，但完全可能给别国带来伤害。英国带领其他发达国家加入，有可能主持公道，减少这种机会。

总之，英国介入，既是对中国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一种支持与合作，也是一种文化软实力的挑战，看中国能不能玩文明游戏。对此，中国很难说不，但要改变自己的野蛮习性，改变一贯的零和博弈思维，实在是比吃苍蝇可能还要难的事情。

英国有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迁就"中国，与这只性情难以捉摸的巨龙共舞？英国人不会不知道，与龙共舞的感觉不会太好，搞不好，空忙一场，甚至被巨龙踏伤。我的理解是，英国人认为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首先，不管其它国家愿意不愿意，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实力，必然让中国获得像美国那样发行国际货币的权力。中国有三种运用这个权力的可能，一，运用这个权力来推动互惠共赢，第二，"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以盘剥国人，取悦外人来维持专制政权和少数权贵的利益；第三，自伐，也就是采取一种自杀性的货币政策。

无论发生何种可能，对英国来说，参与都是上策。第一种可能，英国的参与于己于人都是有利的，第三种可能如果 发生，英国不参与也许无法改变什么。关键是第二种，就是中国的统治者最容易选择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我以为目前是中国最大可能，因为整个生产能力过剩都与中国的统治层不愿意提升国人的收入和福利有直接关系。

那么，中国当局要维持畸形的投资和经济结构，大规模输出过剩的生产能力或产品，英国亚投行参与会有什么好处呢？英国会获得其中的商机，这是很自然的，比如配套的技术和设备。但我以为英国的参与，能够增强对接受投资国家的保护，因为英国的参与，将受到英国民主政治的监督，从而使的整个过程有更高的透明度和规范性。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方面对于英国参与带来的这个前景，是否愿意接受，如果当初设计亚投行的时候，当局完全没有料到英国人会来这样一手，中国现在并不想接受西方国家参与其中，那么英国的这步妙棋，就真的是将了中国一军。

——RFA

程映虹：日本法西斯主义是怎样炼成的？

【摘要：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臣民"身份认同上的"皇民"意识，使得八千万日本人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对国家政治毫无批判意识，沦为军国主义的炮灰。很多人在战败时甚至选择自杀来对天皇"尽忠尽孝"，因为他们相信战败将带来天皇制的毁灭。】

 　　文章原标题：日本军国主义简明读本——《臣民之道》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感性地回顾和加深对暴行的记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理性地了解当年日本何以会走上这条邪路。这不但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正确判断今天日本是否又在步入歧途，而且对于国际社会吸取历史教训也具有借鉴作用。

　　阅读二战中日本第一手的文献，尤其是一些特别具有宣传意义的言简意赅的公开文件，可以回归当年的话语环境，为思考这个问题提供历史教科书难以容纳的原汁原味的材料。这里向读者推荐的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为了全国总动员，尤其是向各级学校灌输军国主义伦理，日本政府文部省向全国各级学校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大纲《臣民之道》，它堪称了解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简明读本。

　　"西方—日本"：文明本质的不同

　　《臣民之道》的序言开宗明义告诉日本学生: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制度不同，天皇制是日本国体之本，"与天地共存"，永世不易。这个特殊的国体比日本国家和民族本身更重要，没有天皇制就没有日本。以天皇制为本源的日本国体"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是基于历史和每日的实践。国家民族的生命和活动全部围绕增强帝国基础这个任务"。

　　序言回顾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说日本在寻求富强的同时，各种西方文化观念涌入，削弱了国本。现在只有高扬以服务国家为基本义务的臣民之道，才能肃清西方思想，维护国体。当时还有军部人士就所谓西方思想对日本的渗透这样说："我们必须首先抛弃美国心、英国心，清除这一切洋夷思想，回归于'大和心'。此乃当务之急"。

　　《臣民之道》简要地向学生介绍世界和日本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为军国主义扩张做宣传的政治文件，它的立论并不是日本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是一番关于世界文明的宏大话语。它把近代世界划分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唯物主义"，它们"信奉弱肉强食，无限地追求享受和奢侈，鼓励物质主义，刺激对殖民地的竞争和对贸易的控制，把世界投入形形色色争斗和流血的地狱。"

　　日本是截然不同的东方文明。以天皇制为国家民族之本源的日本社会崇尚家族血缘关系，以"和谐"为本，"天皇和他的子民亲如一家"。和西方文明相比，日本文明推崇以对天皇的忠诚为核心的价值，"家国"一体，"国家"一脉，而不是承认和鼓励个人主义。维系日本社会的是家族和长幼亲情的纽带，它甚至惠及在日本的异邦人，将他们同化进日本民族。

　　"王道"对抗"霸道"

　　《臣民之道》说日本和西方文明的这个根本差别就是今天日本和西方国家冲突的根源。现存的世界秩序是由西方建立在个人本位之上的丛林法则规定的，而"日本的使命"是要把自己文化中家国一体的美德引入国际社会，建立以"德治"为本的"国际新秩序"，从日本一国的"和谐"达到天下的"和谐"。

　　在其他的文件和宣传中，这套话语引用中国古典政治概念中的"霸道"和"王道"，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霸道"，依靠的是力;日本主张的国际秩序是"王道"，诉诸的是"德"。

　　中国人熟悉的抗日样板戏《红灯记》中日寇宪兵队长鸠山那套"王道乐土"的说教是有历史真实性的。

　　这个"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对立，被《臣民之道》用来解释日本面临的内外危机。国内是明治开国以来这些形形色色的西方"主义""渗透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使得"祖先传承下来的民族特色和美德及风俗受到了损害"，危害了国本。现在要对这些西方观念做系统的清理。国际上，欧美弱肉强食的霸权把亚洲民族逼到了毁灭的边缘，西方那套基于个人主义的观念瓦解了亚洲传统文化，日本的政治使命是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来帮助亚洲人民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精神上解放自己，恢复独立。

　　《臣民之道》用这样一套"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或者"王道"对抗"霸道"的话语来解释日本对外战争的历史。它说日俄战争"开始改变欧美统治世界的趋势。。。。日本的胜利导致了匍匐于英美影响下的亚洲国家的觉醒，开始了要求独立的运动。"日俄战争后日本受到西方的压制，"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民族生命受到长期压抑后的爆发。""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事变就是日本朝向建设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的一步。"它说中国被英美引入歧途，视蒋介石政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声称"中国问题"的解决不止是要推翻中华民国政府，而且是要把中国完全并入以"道义原则"为基础的大东亚共荣圈。

　　苏联、德国和意大利：日本治道的榜样

　　《臣民之道》把世界描绘成一个英美文明和日本文明从哲学到政治二元对立的决斗场，但也没有忘了告诉臣民们吾国之道不孤。当《臣民之道》下达到各级学校时，日本早已和德国以及意大利订立了反共产国际的同盟，和苏联则刚刚签署了友好中立条约，结束了十多年的紧张关系甚至在外蒙的武装冲突，使得它可以放手侵华，在太平洋对付英美。在《臣民之道》中，这三个国家是日本在全世界仅有的盟国或是友邦。

　　为什么是这三个国家呢?《臣民之道》不是从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角度，而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明的。它说"增强总体战机制的基本目标"就是"让每个天皇臣民完成由他们各自的社会责任所规定的任务"。虽然"满洲事变"后日本的"民族精神逐步提升，但人民对国家政治整体之基本原则的理解和其天皇臣民的意识还有待于加强"。从这个角度，日本可以借鉴苏联、德国、意大利的体制。

　　《臣民之道》把"社会主义"列为西方意识形态来拒绝，但这并没有妨碍它肯定号称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治道，说苏联要"通过共产主义实现对世界的统治，为此制定了用阶级独裁来凝聚全国力量的政策。"对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野心(姑且不论这是否是当时苏联外交的目的)的谴责让位于对国内"凝聚全国力量"的赞赏，说明《臣民之道》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什么国际正义，而是有助于"凝聚"本国国民的手段和在国际上展示的力量。

　　对纳粹德国，《臣民之道》则远不止是赞赏，而是无条件地推崇和认同。"基于于血脉和土地的原则，德国的目标是要摧毁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对世界的统治和它强加于德国的压力。。。。为达此目的，它已经在整个民族中建立起对纳粹统治的信心和服从，并正在贯彻总体主义【即极权主义】。意大利的理想是恢复伟大的罗马帝国，它为达此目的采取的政策和纳粹基本相同。"

　　中国学者的批判

　　对于体现在《臣民之道》中的军国主义思想，中国学者其实很早就有深刻的分析，只是这种学术工作没有普及，导致大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很大程度停留在感性的水平。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前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所长朱庭光先生主编的《法西斯主义体制研究》是国家资助的项目，其中对于《臣民之道》中大力宣扬的日本"国体论"的批判非常有力。

　　书中说："以国体论为核心的日本主义是日本军政权势集团推行内外法西斯政策的主要思想武器。法西斯文化统制首先在于自上而下地向国民灌输国体论、日本主义，同时取缔、压制一切有碍于这种灌输的思想、言论和倾向，而国体论又是用来打击、摧残一切异己文化的棍子。首先是盲目鼓吹日本传统文化的无比优越性，大肆宣扬日本精神，同时只对德意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表现好感，让极权主义思想在国内泛滥，而对英美文化采取断然排斥的态度。排斥英美文化是同反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相联系的。英美被看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美文化被看作一切现代社会弊端的根源。。。。政府采取各种手段，竭力削弱、杜绝英美文化对国民的影响。"

　　对于《臣民之道》中同样大力鼓吹的"家族国家"，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李卓教授在1997年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的论文"家族国家观--近代日本政治的误区"中指出，"家族国家观是近代日本的统治者为维护天皇制和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运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原理，将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等同起来，以实现天皇对国民进行统治的国家伦理观。"

　　文章分析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启蒙观念在明治年间得益于文明开化的开国政策，在日本受到一定的传播。但后来"德国国家主义哲学和日本传统的儒学道德相结合"，"决定了明治政权的思想基调。从此，人们所重视并积极实践的是以德国的国家主义来纠正明治初年以来盛行一时的英美功利主义思想和法国的民权思想，在此基础上恢复了曾被启蒙学者猛烈批判过的儒学。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族观念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借助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威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从而形成家族国家观的。"

　　《臣民之道》的根本谬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世界范围内民主思潮的冲击，日本大正天皇时期曾经有过一定的议会民主制和党派政治，社会舆论也一度十分活跃，甚至可以说是"众声喧哗"。但进入三十年代，在日本军部、财阀和民间极端势力的合作推动下，明治晚期兴起的军国主义和皇权专制思想的影响迅速上升，占据了社会思潮和政治讨论的高地，自由民权思想受到全面压制。这个历史的急剧转变最终使得《臣民之道》这样的政治宣传成为帝国唯一的意识形态。

　　今天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应该看到侵略暴行毕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对军国主义的认识应该上溯到什么是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又为什么有吸引力这个历史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臣民之道》的思想和逻辑非常有代表性。它在国内和国际意义上有两个根本谬误。然而在当年政治和经济危机下的日本，这些谬误也正是它能够迷惑人之处。

　　在国内意义上，它拒绝接受现代社会"公民"的概念，用"臣民"来定义个人身份和个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这个"臣民"虽然没有公民根据宪法所拥有的各项个人权利，但却有来自天皇和国家的深切关爱，他们每个人都是皇国血缘的一分子，组成一个"大和民族之家"，大和子民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姐妹，他们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小辈与长辈之间的孝顺和慈爱。接受这个"臣民"身份的人相信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利会分裂这个大家庭，而家-国纽带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臣民"身份认同上的"皇民"意识，使得八千万日本人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对国家政治毫无批判意识，沦为军国主义的炮灰。很多人在战败时甚至选择自杀来对天皇"尽忠尽孝"，因为他们相信战败将带来天皇制的毁灭。没有了天皇制，日本就国将不国，它的子民也就没有了家。

　　在国际意义上，它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思考。它用"文明"话语把世界一分为二，"西方文明"本质上是邪恶的，"东方文明"本质上是善良的。日本和英美之争是善恶之争，背后是哲学理念、人生观甚至宇宙观的不同。这种善恶二元论完全是对人类文明史的歪曲。

　　它以批判英美的帝国主义霸权为名，完全否定现实中起码的或者正在发展中的国际秩序，说它不过是丛林法则，可以弃之不顾。

　　它把一套由日本传统文化来定义的含含糊糊的"道德"话语推向国际社会，取代各国都听得懂的国际关系的语言和概念，争夺国际话语权，以此为根据另搞一套。总之，玄而又玄的"文明"话语就这样为现实中的"大东亚共荣圈"和"王道乐土"的霸权政治服务。

　　它对自己明治维新时期虚心当西方的小学生、在制度和技术上向西方学习并获益巨大的历史闭口不谈，否认自日俄战争以来被西方接纳进强国俱乐部、尤其是在一战后成为世界五强(英美法意日)的事实，把自己说成一直是被西方国家压制，以至连中国正常发展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它眼里都成了英美扼杀自己的工具。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批判在它那里完全成了自己公然作恶的借口，甚至颠倒黑白，把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对英美帝国主义的反抗。

　　对反映在《臣民之道》和其他类似文献中的这些话语和说教有一定的了解，有助于深入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和观念的层次，知道它们究竟是如何为侵略战争辩护，如何让自己的人民心甘情愿做炮灰，又是如何欺骗和迷惑国际舆论的。

　　只有对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有相当的理解，对具体的战争暴行的历史记忆才会更牢固、更鲜活，对类似的历史现象才会更敏感和具有免疫力。

　　(原载《凤凰周刊》2015年第八期)

茉莉：在写作中凤凰涅槃——读齐家贞《黑墙里的幸存者》

如果把文学作品比作食物，那么齐家贞的这部著作不会是高贵的豪华大餐，也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可口的美味小吃，它是来自山坡带着苦涩味的野菜，是来自田野的粗犷而壮实的高粱、稻谷和玉米。这一类食物可能有点让人难以下嚥，但它却是中文作品中的健康食品。经过细细地咀嚼，中文读者会从这部书中获得对于当代中国历史及人生命运的真实认知，从而在精神上变得深刻、丰富而坚韧。


@ 个人历史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黑墙里的幸存者》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作者齐家贞以绝对真诚的笔调，娓娓道出自己家族的两代人在中国专制制度下人生毁灭的故事。自传是人和自己的过去的对话，是对逝去的生命历程的自我回顾，它同时也蕴含人对生命意义的探究与追求。读这本自传，我们就走进了齐家贞的人生，和她一起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去凝视那一道道历史遗留下来的沧桑血迹。

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把人带到中国的一个荒诞的特殊时期。那是一九七零年六月上旬，一个春夏交接的凉爽的清晨。当时中国的政治领袖们为了所谓的"备战"，把四川省第二监狱一两百多号女犯和就业队的女就业员，从重庆清扫到农村。齐家贞细緻地描绘了女犯被押送带外地的情景。那些被被剥夺了一切自由的女人，甚至失去了按时大小便的权利，有些人不得不把粪尿拉撒在身上。最后是一幅奇特的景象：在全副武装的男性军警的监视下，公路边的草丛裡，露出"两百个白翻翻的屁股"，"汇合出震天的喧声"。

                                               


齐家贞，一位天资聪颖好学，立誓要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阳光女孩，为何在她二十岁的如花年华，陷入如此痛苦的十年牢狱之灾？?械淖镒矗徊还窍胍龉笱В虼吮蝗烁婷芟莺Γ慌兄匦淌辍Ｔ谔傅阶约罕换倜鸬拿篮眉彝ィ爰艺晖辞械厮担骸?18岁我高中毕业，卖自己的血、卖母亲的浪琴表，两次去广州寻找'叛国投敌'门路；我毁了父母，毁了四个弟弟，毁了同学朋友，也毁了我自己，包括十年劳改后我的爱情婚姻。"

而齐家贞的父亲齐尊周，一位曾留学美国的铁路高级管理人才，为了建设中国铁路回到家乡，却因为莫须有的罪名两次陷狱，共拘禁、劳改二十三年，直到晚年才走出监狱重获自由。齐家贞的母亲，在严酷的时代长久地守望她监狱裡的丈夫和女儿，守望她被人们歧视被社会排斥的四个儿子之后，终于垮掉了，没能等到家庭团聚的一天。    

笔者作为中国的前政治犯，深知齐家贞这令人悲痛欲绝的家族故事不是孤立的案例，而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很多家庭的共同命运。齐家贞所叙述的那一段政治迫害史，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直到今天，中国还有大批的政治犯在经历相同的苦难。因此，当齐家贞真实地叙说了自己家族的生平，她已经充当了那些与她同命运的、发不出声音的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已经身不由己地为社会代言了。

 @ 本色作家文字自然天成

尽管内容如此沉重，但齐家贞的作品却能让人一口气读下去。这要归功于她天生的语言才能和生动描述事物的能力。

齐家贞可以归为本色作家一类。这类作家的写作特点是"我手写我心"，写自己所思所想，语言自然天成，毫不凋琢，富有生活趣味。对于齐家贞来说，一些有地方色彩的民间谚语、精彩并富有哲理的比喻，几乎是信手拈来，给作品增添了可读性。

澳洲艺术家老乐在为该书作序时，忍不住要摘录书中一些妙不可言的表达。例如，"人的头脑是两根铁轨，我的思维是铁轨以外的荒野，无规矩可循。""好像风也参与了告密，干部的消息非常灵通。""在中国，人比竹笋还要便宜。"
       
只有来自社会底层，有着丰富的生活积累的人，才能用如此奇妙的比喻去描绘那暗无天日的生活。正因为如此，她的作品毫不枯燥。作为读者的我们比较容易进入她所描述的生活，和她一起体验内心的挣扎与煎熬，一起面对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尖锐冲突。理解她的迷惘、愤怒和焦虑。她的非正常生活，她在时代重轭下的喘息，才能如此地感动我们。

                         

                                     齐家贞在台北新书发布会

 @ 在爱情里寻找温暖灵魂的火苗

齐家贞是相信爱情的。在此书中，她用了不少的篇幅，回忆她的父亲与母亲之间情深意笃相亲相爱的情景。虽然那对苦命夫妇被迫长久分离，至死没能团聚，但他们的真挚情爱感动了女儿，使女儿能够在备受摧残的冷酷人世中，仍然怀抱一星残留未熄的爱之向往，那种向往是温暖灵魂的一丝火苗。

监狱裡的爱情，也是齐家贞讴歌的内容。她说："战争扼杀不了爱情，监狱也扼杀不了爱情。有土壤就有花朵，有男女就有爱情。"她回忆女大学生马丽清如何送一个红丝线编的同心结，向一位男右派大学生表达表达爱慕之意。他们如何千方百计私下幽会，却连手都来不及碰一下。齐家贞最欣赏的是厂部一位女干部爱上男犯余维礼的故事，这位女干部被批斗了四五十次，仍然不肯放弃她的爱情，最后被清洗出公安队伍。善于形容的齐家贞因此赞叹说："爱和被爱都美丽得烈焰飞腾，监狱也无法遮挡她的光辉。"

然而齐家贞本人却不太幸运。在狱中，她被一个女犯热烈地爱上了。这辈子第一个疯狂追求她的，竟然是一个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这不免令齐家贞难堪。这个叫段淑贞的女人陷入同性爱情的深渊，她甚至在丈夫和孩子探监时拒绝与他们会见，在刑满释放的时候因为难捨难分而哭泣。这种扭曲变态的情爱带给齐家贞不少烦恼。

在齐家贞的另一部回忆录《红狗》里，齐家贞毫不隐讳地书写她对爱情的强烈渴望。她说："从劳改队里走出来，内心里的一切，希望、美梦、前程、友谊......都被掏空了，只剩下一点点私人情爱的渴求。连这一点点渴求也被捣毁了，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而她的情路也如命途一样坎坷，出狱后与之结婚的丈夫是一个冷淡自私的人。直到离婚后，年近半百的她才在一间简陋的小黑屋里，与一位暗恋已久的有妇之夫偷偷结合，获得了梦想中的炽热情爱。但后来，他们不得不结束这一段不可能有结局的感情。


@ 在澳洲的阳光下她灿烂开放


如果把齐家贞本人比作植物，她应该是一种从石头缝隙里弯弯曲曲地挣扎爬出来的草。这种草生命力极强，它可以长久地忍受乾旱和匮乏，但只要给它一点雨露，一线阳光，它就立即灿烂开放。

澳大利亚毫不吝啬地把它的阳光洒向这位苦命的中国女人。 1987年8月，齐家贞离开中国，到澳大利亚就读英语初级班。澳大利亚湛蓝的天，雪白的云，碧绿的草，万紫千红的花，令齐家贞如在梦中。

《黑墙里的幸存者》一书到此嘎然而止，但在其他的一些文章裡，齐家贞都用一种无限感恩的心情，赞美澳洲把她"当作人"的社会制度，表达她对那块土地的热爱。一位高大的澳洲男人伊恩将个子娇小的她拥入他阔大温暖的怀抱裡，迟来的青春和爱情终于降临到齐家贞身上。

挣脱了那个陷害她的残忍体制，享受自由的齐家贞感叹自己"我太幸运，活着，活在澳洲，我有笔。" 她发誓要用自己的文笔来为历史作证。一本又一本，齐家贞书写她的家族辛酸的历史。她的这本《黑墙里的幸存者》犹如凤凰涅盘，从苦难的灰烬中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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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5年一月号

王力雄：民国对西藏的口头主权

民国时期的西藏骑兵

自1911年清王朝结束到1949年共产党接管中国，中华民国几乎一直陷于内忧外患。那个时期的西藏因而获得了一个宽松空间，得以维持长达四十年的独立。此前西藏虽可通过"架空"方式得到实质独立，但是身边有颐指气使的驻藏大臣，境内有耀武扬威的清军，总是不免掣肘。而那四十年的独立，除了与国民政府来点虚与委蛇的周旋，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甚至那时的西藏还一度用武力收复了昌都、德格等康区很大领土，把边界大大向东推进。

民国之初的二十年是中国最弱而西藏最强的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历经政治起伏的考验和两度流亡的的磨练，成为伟大的民族领袖。他对藏军进行大规模扩充改编；引进英国、日本和俄国的训练方法；聘请外国教官；派藏族军官进英式军官学校学习；进口新式武器；发展本土兵器工业；西藏第一次向西方派出留学生；还建立银行，发展矿业、邮政，促进贸易等，推动西藏迈向现代化。

不过，一二百万人的西藏面对几亿人口的中国，无论如何不可能高枕无忧。即使民国全神贯注于内部事务而对西藏无暇以顾时，仅为对付川边地方军阀，西藏负担就十分沉重。1931年藏军与汉军在康区和青海的战争中惨败，丢失大片领土，汉藏边界再次西移。精明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及时做出与中国修好的姿态，玩起平衡游戏。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巴不得中国一直四分五裂。在那段时间与他接触密切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回忆，当十三世达赖喇嘛听到日本向中国使用军事手段时，"他的脸上闪耀着愉快的神情"。十三世达赖喇嘛没有活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一天，否则那一定是值得他庆祝的日子。"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向中国大举进攻。国民政府不得不把收复西藏的打算放在一边，全力抗日。事实上，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西藏很可能在民国时期就会重新被中国占领，而不会拖到共产党执政。

1933年年底，57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他执政37年，领导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西藏独立的事业。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的18年间，履行摄政职能的西藏政府遵循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方针，一方面对中国口头迎合，另一方面坚定地保持西藏独立。

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中共军队强大攻势前节节败退，引起西藏上层对共产党可能占领西藏的担忧，同时又被噶厦政府视作辛亥革命以来又一个可利用的时机，提出一个冠冕堂皇却逻辑牵强的理由──汉人中的共产党会把解放军引进西藏，因为共产党皆在秘密状态，隐藏甚深无法辨识，因此保险起见，只有将全部汉人驱离西藏。噶厦随之派兵包围国民政府驻藏各机构，封闭电台，限制汉人活动自由，分批将所有汉人押解至印度驱逐出境。西藏又一次彻底割断了与中国的所有联系。而那时自身难保的国民政府不可能做出实质回应，即使是软弱的口头抗议，也拖了近一个月才发出。

不过，西藏虽然有四十年的独立，但是因为中国人比西藏人更早进入国际社会，接受了西方的主权标准并且学会了处理国际事务，在那四十年中一直不停地向世界宣称西藏属于中国，以各种外交场合的咬文嚼字坚持对西藏的主权。同时西方国家也不能无视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尤其又是二战时期的盟国，于是也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为后来的中国占领西藏奠定了法律基础。而西藏却仍然是东方式思维，既然获得了实际独立，就宁愿把自己封闭在雪山深处，不再理睬外部事务，也不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和中国人争论口头的概念。后来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这样批评那个时期的西藏："西藏是完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设……整个社会、宗教界、政治圈甚至摄政本身都太无知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他们依旧以为西藏是块神仙地，因此高高在上不会受到人世间各种纠纷的波及，真是盲从瞎信。"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