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习王朝治盛世用重典

中国历代王朝新皇帝登基，都要改年号和昭告天下。习近平经过五年铺垫，清除大批前朝老臣子，在十九大上正式改年号，从过去五年的万物皆姓党，升级到万物都姓习。至于昭告天下，并不止步于仅向自己统治下的子民颁布恩旨，而是向全世界宣示"中国龙"时代的降临。

据中国官媒报道，11月30日将在北京召开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大会。这是十九大后第一轮重大外事活动。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要向普天下展示万国来朝的皇帝气派。这种世界政党大会，连自命世界革命教主的毛泽东都未开过。会议是什么主题呢？据新常委王沪宁所定的调子，习近平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换言之，就是把习思想向全世界倾销，习近平要成为人类发展的舵手和领袖。

这个中华盛世对外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内却是对百姓如刍狗，大举野蛮扫荡"低端人口"只是其中一例。即使对党内同志，也是实行最严厉的管控。中纪委新的罪名造句叫"破坏政治规则"，这表明习近平此前宣称要给全党"立规矩"已经完成。根据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仅"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被列为"非组织活动"，连"党员妄议中央大政方针"都要开除党籍。大小官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小心侍奉习大大一个人。如此从严治党，可谓治盛世用重典。

毛时代有"恶毒攻击罪"，林昭被枪决，张志新被割喉，都是犯下此罪。后来此罪淡出法典，近年来多以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和扰乱公共秩序来入罪。如今"妄议"成了新帮规，习近平高度集权的雷霆天威已超越毛泽东。

按此新条例，六七年"二月逆流"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大闹怀仁堂，不满文革部署，"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理应全部开除党籍。再者，当年叶剑英通过"非组织活动"串联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吴德，以非法和违反党纪的手段逮捕四人帮，此举是否应该彻底否定，给四人帮平反，并追加参与宫廷政变的人以处罚乃至刑责？当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由党支部书记带头，按手印签下生死状，秘密实行包产到户，从而彻底否定人民公社，此举是否"妄议"和"非组织活动"？再有，习仲勋当年反对延安整风审干的极左做法，岂非"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习仲勋反对六四出兵镇压就更属"妄议"了。

六四决策当时竟有如此之多高官反对，从总书记赵紫阳到政治局常委及委员，再到人大委员长和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都不乏其人。按罗瑞卿儿子罗宇《告别总参谋部》一书揭秘，连杨尚昆都非要邓小平先签署镇压令才肯加签，足见党心不稳。为防患于未然，从江泽民一朝开始禁止政治局常委之间串门，一切行止要先报备中央办公厅，这就是杜绝"非组织活动"和"妄议"的先声。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写道，当年他当上政治局委员，成了克格勃总管安德罗波夫的邻居，某日戈尔巴乔夫邀请邻居夫妇来吃饭。安德罗波夫当即婉拒，说︰"如果我去你那里，明天就有人说闲话，议论谁在什么地方聚会，为什么聚会，讨论了什么。我和妻子还未进你家，勃列日涅夫就知道了。"

看来苏共中共都恪守同一帮规。其实要说帮会，也还不至于禁止香堂坛主串门。然而当党天下升级为习天下，"政治规则"把干部沦为家臣，党员沦为家丁，凡事俯首帖耳，妄议不得；党内同志既然如此，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说了。这正是习王朝的新常态。

——RFA

梁京： 十九大后的糟糕开局

北京政府借火灾事故用强力手段来驱赶所谓"低端人口"，引发了十九大之后中国第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各界舆论可以说是同仇敌忾，不仅给北京新领导蔡奇加以巨大压力，也会令习近平很不高兴。因为这个事件给十九大之后的中国带来了一个很糟糕的开局。

社会舆论反应如此强烈，一方面固然是北京市政府做得太过分，但我相信，舆论的爆发不仅是因为这个事件，而且是"气不打一处来"，反映了许多人对十九大新贵蔡奇无视一般人感受的"治国理念"和执政风格的强烈不满。这些新贵们一面肉麻地吹捧习近平，大搞过火的形式主义"学习十九大、宣传十九大"，但一转脸，就对最贫弱无助的底层百姓露出了冷血的凶相。

官场和官员的这种丑态虽然并非什么新近才有的现象，但随著习近平越来越明显地提拔"自己人"，以蔡奇为代表的新贵们越来越无所顾忌，终于给人们宣泄不满创造了机会。还有两个因素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一个就是所谓的"红黄蓝事件"，另一个就是《人民日报》的文章发明的"低端人口"这个新的政治语汇。

"红黄蓝事件"其实是一个比驱赶外地人口更为可怕的恶性事件，这个事件说明中国的权贵为了发财，可以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他们竟然敢把这样一个完全无法保障幼童基本安全的幼儿园，做成一个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这样邪恶的想像力实在是超出了常人的想像。至于"低端人口"这个新政治语汇，我相信将比调侃权贵的"赵家人"一词，更有政治能量和时代意义。这个词显然不是反体制的人发明的，因此折射了当权者真实的傲慢心里。这个词在未来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将和美国的"黑鬼"一样，成为一个非常令人反感的负面词，能够动员千千万底层民众的反抗意识。

权力的贪婪和傲慢，加上无能和乱作为，是统治者发动法国式大革命最有效的配方。当年法国的统治者并非不想平息底层尤其是平息农民阶级的不满，但他们却做不到，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能力与底层人进行平等的对话。他们居高临下地关心弱者，反而会更加点燃底层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怒之火。

北京市要驱赶几百万所谓"低端人口"，是习近平的既定方针。我不大相信，这一次社会舆论的谴责，能够改变这个既定方针。北京市和所辖的各个区县领导，都是立了军令状的，办不到就要丢乌纱帽。但是，这种靠军令状来治国的路数，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是此次北京强力驱赶外地人口提出来的一个严重问题。虽然已经有一些城市，比如温州，以拆除违章建筑为借口，成功地把大量外地人口赶走，但北京也用这样的手段来驱赶几百万"低端人口"，会对整个中国带来什么影响，会对中国的国际形像带来什么影响？这是北京的当权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此次批评当局的人不仅人数众多，且来自各个阶层和不同的政治倾向。自由派以维护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的话语来批评当局，是很自然的。而来自左派的批评则更加耐人寻味。他们指出了当今的中共官僚，已经完全没有当年中共的那种与底层贫民和农民打交道的能力这个事实。这是更中要害的批评。让这样一支完全与百姓对立的官僚队伍"不忘初心"，完全是对牛弹琴。

——RFA

张千帆：中国回到城乡隔离时代？

按"功能"将各种城市和农村分为三六九等，经过计划年代的人应感觉似曾相识，本质上是新的城乡隔离。

近日，北京大兴一把大火不仅夺走了19条生命，也在短短几天内把几十万"低端人口"赶到冰天雪地的回家路上。火灾发生后，北京市政府对城乡结合部等"低端人口"聚集地区实施了地毯式清查，强制关闭了大量合法修建和出租的公寓。

日常的安全检查和环境治理本是政府的应尽职责，事故的发生本身已表明政府失职，未曾想政府不仅不反思自身存在的治理缺失，却借此"契机"大规模清理"低端人口"、加速落实首都"核心功能"。如果说2008年奥运期间，一句"首都欢迎您"表达了改革三十年的开放共识，暗地里却已经开启了驱赶各种"剩余人口"的临时政策，那么随着"核心功能"等概念的强化，人口清理似已成为既定国策。

这种政策的远景是按"功能"将各种城市和农村分为三六九等，其中有的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商业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有的则集中承担工业制造、能源生产、钢铁冶炼等不那么高大上的功能，有的就只能作为粮食生产基地，说白了就是城市的粮袋、菜篮、肉仓。围绕这一思路论证的各种课题可以很时新、令人很憧憬，但经过计划年代的人都应感觉似曾相识。本质上，这就是一种新的城乡隔离，在一个表面统一的国家内部建立诸多"国中之国"，在其中生活的个人也按其履行的经济社会功能而被赋予相应的等级。

遥想当年，户籍制度、收容遣送等一系列恶法都是城乡隔离大战略下生成的计划体制产物。城里待遇好，农民自然源源不断要进城，由此产生了清理驱返并把他们牢牢绑在自己该呆的地方好好种田的制度性需求。到"三年自然灾害"闹饥荒的时候，种粮却吃不上粮的农民大规模逃荒要饭；地方官怕事情泄露丢了乌纱帽，派民兵卡住出村要道，把隔离落实到田间地头，让许多农民饿死在自己家里。相比之下，城里人虽不种粮，却几乎没听说有人饿死的。那个年代，虽然城市居民特权不大，也很穷、也吃不饱，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浮肿病，却还是搭了城市特权的便车，那一点点特权即足以决定人的生死。这些事情现在听起来很夸张，但要说遥远也并非如此遥远，因为户籍等旧制度还在。

1978年开始改革，农村相继恢复"包产到户"，中国从此告别了粮食危机，饿死人的事情极少有了。改革的主旋律是开放，农地向农民开放，城市向农村开放。城乡二元体制一直存在，户籍制度从未取消，迁徙自由也未写入82宪法，但事实上的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和居住自由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只要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获得合法"暂住"的权利并非难事。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很快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算是对改革共识的迟到承认。

当然，既然户籍制度还在，许多城市特权和户籍捆绑在一起，平等待遇是不可以有的。众所周知，农民工干的是最苦最脏的活，拿的是最低的工资，甚至这样的工资都可能被长期拖欠。哪怕你做到了高级白领，月薪相当于北京"土著"的年薪，只要没有本地户籍，你的孩子照样是"随迁子女"，读完高中照样要回原籍高考，现在甚至到中考就要被学校劝退。有老外一语道破本质：中国的户籍就是护照！其实和欧盟等区域共同体相比，户籍还不如护照，因为其成员国的国民虽然持有不同护照，但不仅迁徙是自由的，而且求职谋生的机会和待遇是平等的，否则可以起诉。然而，在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长期封闭之后，农村早已留不住年轻人，发展机会都在城市；即便来城里受剥削，也比呆在老家留守一亩三分地要强。毕竟，城市为他们提供了就业和居住的机会；即便这种机会再不平等，也被默认和接受了。

因此，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之后，中国变成了一个半开放社会。要步入发达文明的行列，只有再往前进一步，从半开放走向全面开放，从不平等走向机会和待遇平等，从事实上的自由进化到受制度保障的自由。然而，近年来的趋势却恰好相反。仿佛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原始积累"以后，中国获得了足够的底气和自信，有资本换一种方式走回头路了。原来敞开的城市大门正在选择性关闭，为城市繁荣奉献过青春和血汗的"低端人口"成了不受欢迎的人；首都赋予自己独一无二的"核心功能"，大城市和小城市、城市和农村、近郊和偏远乡村迟早也会如法炮制，按照被动或自我赋予的"功能"定位决定欢迎哪些人、排斥哪些人……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一份光鲜耀眼的宏伟蓝图，其实它只是把上世纪50年代的旧图纸绘成彩色而已。如果连事实上的迁徙和就业自由都没有了，那将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倒退。

计划体制让掌握重权的计划者满怀激情和雄心，但是它不会成功。它之所以不成功，首先还不在于它侵犯了这项权利、那个自由，而在于它违背人性。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人追求幸福的动力是任何制度都挡不住的。当然，自由并非无限；人可以被管制，但不可以被计划，更不可以被隔离。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无非总结为这一条人性基本规律。这是为什么任何计划体制无论如何理性设计、小心求证，终究逃不过失败的宿命，社会也将再次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迄今为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歧视、隔离或压抑追求美好生活的自由而走向富强的，中国也不会例外。

中共"十九大"报告说得很好，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充分、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我看来，充分与平衡的发展即意味着自由和平等的发展。从大兴火灾之后发生的大规模人口清理来看，政府采取的措施和这一目标恰好背道而驰。中国要获得健康发展，再也不能走城乡隔离的老路了。

——金融时报

王策：东归的蛟龙 ——读王炳章在狱中所作《特别祈祷辞》有感

东归的蛟龙

——读王炳章在狱中所作《特别祈祷辞》有感

作者：王策

2017年6月27日是王炳章被中共当局非法绑架回国，判处无期徒刑，投入广东韶关监狱单人囚牢服刑十五周年的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他向主耶稣作了一个特别的祈祷，并将其记录下来，传出来与亲人们分享。

拜读王炳章的《特别祈祷辞》实使人身心感动，泪如绠縻！

在此祷辞中他感谢主耶稣这十五年来给他的陪伴、支撑、带领与使用。

他体悟到神有一个拯救世界和人类的大计划，要使这个疯狂的世界重回神的轨道，使迷失的人类重回神的怀抱。他为自己能在神的拯救世界和人类的大计划中做一点事功深感荣幸。

他表示一定不辜负神赐给他的使命，继续珍爱自己，把身心搞好， 活到神赐给他的天年，还要每天有成就地为神做工。

他保证，有神的拣选与恩典，哪怕再有十五年的单独囚禁，他也会无所畏惧，而且越战越勇。他将倍加努力交上一份可以荣耀上帝圣名的答卷。

听到王炳章的如此祷告，我们只有敬佩赞叹，这需要有多少的坚强的信心和意志，才使一个人在一个长达十五年单独监禁的囚笼中，孤独寂寞时只有在墙角结网的蜘蛛作伴，三度中风，病体支离，在精神上却没有崩溃疯掉，依然能保持着自己崇高的信仰、理想与做人的尊严！

我们看到了，在此艰难的岁月，残酷的迫害中，他没有怨恨、没有后悔、没有退缩，他的生命经得起考验。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没有使主耶稣基督蒙羞；作为一个民主政治理想的追求者，他没有使中国的民主运动蒙羞；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他没有使自己高贵的头颅蒙羞。他的行为荣耀了神，荣耀了民主运动，荣耀了人的尊严，他不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我相信，王炳章是被上帝拣选的人（His Chosen One），他肩负了神的使命，他所承担的任务，不可推诿；他所承受的苦难，无所遁逃。而这苦难，必将使他得荣耀。这使我想起在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波兰作家显克维奇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一书中的使徒彼得。

书写在公元64年，暴君尼罗在罗马城大肆迫害基督徒，制造了基督徒火烧罗马城的冤案，基督徒有被投入斗兽场被野兽咬死的，有被上火刑柱被烧死的，有被在十字架钉死的，基督教面临灭顶之灾，形势非常严峻。为了使基督的种子和基石不致灭绝，信众们劝说使徒彼得，逃离罗马，转移到别处传教。

彼得在他们的苦苦求告下，踏上离开罗马的途程。但是，就在半路上，耶稣基督在一道金色的光圈中向彼得现身。彼得在惊奇中掉落手中拐杖，匍匐在地，问道：

"主啊，你往何处去？"

他听到一个悲哀而温柔的声音说：

"既然你离开了我的人民，我就要到罗马去，让他们再把我钉上十字架！"

彼得闻之泣下，就用发抖的双手，捡起地上那根巡礼者的手杖，一言不发，转身回头，默默地向罗马城走回去。

彼得走的是一条通向十字架之路。他返回罗马后，随即被士兵抓捕，倒钉在十字架上殉难！

我想，王炳章的所作所为，未尝不是如此。

    想当年他好不容易出国留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正可脱离中国专制暴政的牢笼，以医生为职业，在海外安居乐业，享受荣华的自由生活。但他感于中国的专制黑暗，不忍放弃中国人民，置他们于牢笼中而不顾，遂毅然宣布"为了祖国的春天" 而"弃医从运"。他在《弃医从运宣言》中提出了"蛟龙东归"的概念，他说"我以蛟龙东归、志在除旧布新而翻江倒海的气魄为勉励"，因而毅然作出决定："放弃医学生涯，献身民主运动"。他号召团结同仁，创办《中国之春》杂志，组建"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举起了海外民运的大旗，从此走上和中国人民共同争取自由民主而"蛟龙东归"的战斗历程。   

基督教的信仰更使王炳章的生命脱胎换骨，重生的王炳章就像使徒彼得 一样，把自己的安危荣辱放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为了神的事业，他心怀大爱，勇猛精进，义无反顾。

说起来，炳章兄的榜样，对我影响尤深。早在1985年初，我还在西班牙时就同他通信联络，设立了"中国民联"西班牙联络站。同年秋天我赴美留学，从此一直追随在他的旗帜之下，走上中国民主运动之路。

1998年年初，王炳章不惜飞蛾扑火，主动冒险返回中国大陆，联络民运同仁，推动进行国内的组党活动，事发被驱逐出境。受炳章兄的鼓舞，本人亦于同年年底，经越南老街租了一条小船，在夜色朦胧中秘密渡过中越界河，返回国内，计划赴京上书，向当局提出一个中国为期三十年的政治改革方案，并在民间进行筹建中国共和党的活动，事发在杭州遭逮捕，被投入监狱三年多。

我于2002年1月获释，被遣返西班牙。同年6月，王炳章为会见国内相关人士，又不计个人安全，前往中越边境活动，被中国特工越境绑架回国，投入监狱，一直关押至今，已达十五年之久。而今读到炳章兄从狱中传出的祈祷辞，回顾我们俩前赴后继，先后归国入狱的艰难惊险历程，实令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近日，我还听到王炳章的大姐王玉华的一个视频访谈。她传递了一个在狱中的王炳章愿意宽恕迫害他的人们的信息。他说的大意就是：

            "我不会记恨抓捕我的人，也不会记恨中国当局的这些领导。相反的，我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能够尽快地成为对人类和中国民主化作出贡献的人。我会饶恕所有的人！"

            我相信王炳章的这些表述是真诚的，因为宽恕你的敌人，爱你的敌人是我们基督徒的基本信念。《圣经.马太福音》第18章22节记载：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

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王炳章作为基督徒，自然遵从主耶稣的训诫，对所有的人不计前嫌，心存宽恕。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7年"中国民联"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三大"，王炳章在致开幕词时说："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为了一个共同的梦，就是有那么一天，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能象今天一样，自由地想，自由地说，自由地争论，自由地选举。"

他在会上还大胆地提出了要作"第一次宽恕"的倡议，就是说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后，不再清算在专制时期那些执政者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以"第一次宽恕"来结束"斗争—复仇—斗争"的恶性循环，以宽恕来取代报复。

       王炳章的这一番闻所未闻的倡言，使与会的代表们无不为之动容。因为我们大都在中国大陆的残酷斗争环境中成长，实不知"宽恕"二字为何物。王炳章以如此仁恕博大的胸怀来对待中国那些给人民带来痛苦与灾难的执政者，无异在我们心中投下一个极大的震撼弹。 他使我们化解心中的仇恨，懂得宽恕，懂得和解。他使我们多年来被怨恨冰结的心灵得到溶解、净化与提升。

      但是，尽管如此，我在这里还是要严正告诫肆意虐杀政治反对派的中国当局执政者，因为你们听不懂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心境你们也无法理解。记得当年我回国在杭州被捕时，审问我的一个国安对我声色俱厉地说，你是海外"敌对组织"的头子，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是针对你们这些人的！我平静地回答说，在我的心中已经没有了"敌对"的观念，我们也没有把你们当作"敌人"，我这次回来是要同你们沟通对话的。我这么一说，犹如鸡同鸭讲，对方也听得一脸惘然。

那么，既然你们不懂得宽恕和和解，你们只知道亮"铁拳"，那么我在这里也只好同你们谈谈人民的"铁拳"和神的"铁拳"。

有道是"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纵使王炳章要宽恕你们，我们众基督徒会原谅你们，但转型后的世俗民主政权，会秉持社会"转型正义"的原则，以人民的名义，清算你们的罪行。看看纳粹德国残害人民的战犯和盖世太保们，七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还在被追捕，一个个被送上法庭，受到正义的审判。

更不要说，神的震怒与惩罚也绝不会漏过你们的罪行。《圣经.罗马书》第12章19节说：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请看杀害数百万基督徒和使徒彼得与保罗的暴君尼罗，没过几年就被自己的军队叛变和人民起义所推翻。在逃亡的路上，像一条丧家之犬，走投无路，无奈拔出匕首，自杀身亡。一个不可一世的暴君，终于沦为一坨遗臭万年的狗屎堆。

而在使徒彼得葬身埋骨之地，人民建起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圣彼得大教堂，占地23，000平方米，可容纳6万人。金碧辉煌的圣彼得大教堂在罗马城中巍然矗立，千秋不朽，向世人彰显着上帝的公义和荣耀！

谁说苍天无眼、善恶没有报应！

我们在此严正告诫中共当局，绝对不可以再将把彭明、刘晓波和杨天水等人谋害致死的卑鄙模式套用在王炳章身上。任何一个下令故技重施，以残害上述已故民运人士的模式来加害王炳章的责任人，将来的民主政权必定要追究到底，就算是他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其缉拿归案，明正典刑！

基督徒王炳章愿意饶恕你们这些对他作恶之人，而你们这些作恶之人也得作出配得起他饶恕的行为，争取做一个值得饶恕之人。王炳章愿意为你们祷告，使你们尽快成为对中国民主化作出贡献之人。如果你们能听到这个祷告，良心发现，善待政治异议人士，那么你们就是一个值得王炳章饶恕之人！更希望你们最终能听懂我们的语言，理解我们的心意，愿意启动中国的和平民主转型，共同来成全中国未来美好的愿景，那么你们就不仅只是值得宽恕，而是值得赞美了！

最后，我们再次恳切敦促中国当局能立即释放王炳章，使他的疾病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保障他的身体健康，即使一时不能马上释放，也要首先立即停止对他实施了15年的单独监禁这一非人道的残酷待遇，让他和其他囚犯一起过群体的生活。

我们也呼吁众基督徒弟兄姊妹们为王炳章祷告，祈求慈爱的上帝将奇异恩典降临在王炳章弟兄的身上，保他平安，护他健康！

让我们俯首祈祷，求万能的上帝赐福全体中国人民，让王炳章这条东归的蛟龙，能早日挣脱那监禁他的囚笼，腾空而起，翻江倒海，除旧布新，共同迎来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之春"，万民欢呼，来彰显神的荣耀！

            上帝啊，你既然拣选引领，你定将鼎力成全！

主内肢体 王策拱手拜书

于2017年11月25日，西班牙马德里

附件：

特别祈祷辞

我的圣造物主，我的上帝，天父，圣子耶稣基督，圣灵：

仆人王炳章向您祈祷。15年前的2002年6月27日，我被绑架，自此被关入单人囚牢。

我感谢您15年来给我的陪伴，支撑与带领。感谢您使用我，交给了我一个特别的使命，那就是将您在造人类之初就给我定下来，令我们遵守的，在人类的古文明，古经中通过先祖传递给我们的 那些自然法则，契约规范，真理和大道--解悟出来，传播出去。

我体悟到：您有一个拯救世界和人类的大计划，以使这个疯狂的世界 重回您的轨道，以使这个迷失的人类重回您的怀抱。在这个大计划中，我能为您做一点事功，感到荣幸。

我知道，我的一切都是您赐予的，一切荣耀都是属于您的。我一定不辜负您赐给我的使命，继续珍爱自己，把身心搞好，活到您赐给我的天年。在您的教导，启示，引领下，每天有成就地为您做工。

我保证，有您的拣选，厚爱，伴随，感召与恩典，哪怕 再有15年的单独囚禁，我也会无所畏惧，越战越勇。

我将倍加努力，向您交上一份可以荣耀您圣名的答卷。奉主的名祷告 阿门！

永远爱你们的，

王炳章

2017年，6，27 中国广东韶关监狱单人囚牢

     

林忌：法西斯清退低端人口

今年中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本身是习近平的亲信，自上任以来积极推动「清退低端人口」的政策，几个月来民怨四起；11月18日北京大兴区大厦火警，火灾中最少19人丧生，政府不但没有思考如何更合理去解决外来户问题，反过借火警当晚进一步「清场」，强制驱离「低端人口」，要在严冬之下流离失所，引来数百知识份子联署，要求坚决制止和纠正。

北京当局的回应，就是做完这些事之后，坚决否认到底，即使路边挂上「清退低端人口」的横额，也否认指「驱逐低端人口一说毫无根据」；网友立即贴出北京市石景山区的政府文件，揭发白纸黑字的证据，证明这是中共官方的正式称呼，以及驱逐他们是官方的政策；这种只敢做却不敢认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就是和打正旗号「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纳粹党政府的最大分别；中共永远做完不敢认，再反过来闹别人是法西斯，而纳粹就直认自己的行为不讳，甚至仔细纪录文件在案，日后成为纽伦堡等战争罪行把这些德国战犯入罪的铁证。

或许以中国人的观点来看，纳粹法西斯最愚蠢错误的，就是承认自己的行为，甚至认为这些行为是光荣的；而中国政府及其「小粉红」，就要一面认为自己正确，一面闹别人批评是不爱国，然后却胆小如鼠不敢承认自己的行为，精神与人格同时分裂，然后老羞成怒迁怒于「揭老底」者。

所谓「低端人口」问题，是中国独有的古怪现象，就是任何其他国家由「发展中国家」慢慢富强，都会同时达至社会均富，令「低端人口」共享社会的繁荣成功，变成全个社会「中产化」；别的地方在GDP高速增长期，政府大兴土木的主要受益人，是基层人民；例如日本于六十年代增加福利，香港七十年代起大建公屋以至居屋；照顾这些「低端人口」的责任，当然在于自己政府；然而中国这个仍自认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却出现地球上最荒谬的贫富悬殊，比起任何自认「资本主义」国家都严重千万倍，而把其弱势人民完全丢弃不顾，甚至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不安，而能继续「富强」下去。

最讽刺的，就是中国可以一面打著「左派」、「共产党」的旗号，甚至得到那些宣扬左翼乌托邦者的认同；这些人一面大闹「美帝」、「英帝」等资本主义国家，却对这个自称是「社会主义」，却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严重千万倍，对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作批判，甚至宣扬是西方国家应该「学习」的模式。更奇妙的，是这些「爱国者」一面支持中共的做法，即任何「法西斯」都不敢想像的「歧视」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时，却不断批判别人是「歧视法西斯」；即中国的贫民在自己的国家被歧视，被驱赶是合理的，政府做一切都是合适的行动，但一但离开中国，在别人的地方，别人就有责任要照顾这些中国人了！

不给予自己国民一样的福利和待遇，就会变成「歧视中国人」，好似照顾中国人的责任不在中共政府，而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政府，150个单程证配额去香港，就会变成香港政府的责任似的；当别人批评中国政府，就是「不爱国」、「不了解祖国的富强」；然后各地人民说「中国人返中国」，「爱中国的人应回去贡献中国」，又变成了「歧视法西斯」了。中国的确成功建立了举世无双的独裁制度，大多数绝望的人口不但没有反抗，反而为政府解释以及宣扬其成果，自己的苦况不敢怪政府，甚至把欺压者视为恩人，堪称全球「最成功」的独裁制度。

——RFA

胡少江：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中国的鲁炜及其他

九十三岁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终于被迫辞职。在他执政的三十七年间，津巴布韦从非洲大陆最富有的国家沦落为最贫穷的国家，而他的家庭却已经成为该国最富有的家庭。在行将就木之际，穆加贝为了让自己的妻子接掌最高权力而排斥异己，最终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政变。穆加贝是中国执政党的老朋友，他本人也自称北京是他的第二故乡，但是据说推翻他的哗变却得到了北京的支持，津巴布韦国防军司令在发动兵谏的前两天还在北京与中共高级领导人会晤。国际间普遍认为，他的这次访问与发动兵谏的时间绝对不会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就在狠心地抛弃那个远在非洲的老朋友的同时，中国执政党还在北京决绝地抛弃了另一个为自己卖命的凶恶走狗。根据中央纪检委网站发布的消息，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鲁炜"因严重违纪"被撤职查办。鲁炜是一个被中国知识分子和网民极为鄙视的人物，他长期担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被称为中国的"网络沙皇"。他是执政党网络控制的忠实执行者，在他的任上，中国对互联网控制花样翻新，无所不用其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对网络封锁最严密、对网络言论打压最残酷的国家。

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和中国的鲁炜这两个人物看起来两个互不相干，但是他们其实是有共同点的︰他们都是极权制度的拥护者；也都是被普通民众痛恨至极的恶棍。这两个臭名昭著的人物同时被赶下台，理所当然得到了民间的欢迎。津巴布韦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为穆加贝下台而载歌载舞；中国的网民们也发出了一片欢呼，发泄心中对鲁炜多年来在网络镇压方面的倒行逆施的强烈愤怒。津巴布韦人民期待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中国网民则期待一个自由网络时代的到来。可是，他们的期待未必会变成现实，他们的未来很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那个会让津巴布韦人民和中国网民在短暂的欢庆之后感到失望的原因也是共同的︰无论是在津巴布韦还是在中国，穆加贝和鲁炜背后的根本制度没有发生变化︰那个敌视和反对自由、民主、法治的极权制度依然故我；而且两国集权制度的政治基础也都是掌握枪杆子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津巴布韦，推翻穆加贝并接管总统职务的是姆南加古瓦，他曾经是穆加贝的第一副总统，参与了几乎所有穆加贝荒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接替鲁炜控制中国网络的第一人选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看中的徐麟，此人在网络控制方面与鲁炜同样顽固和强硬。

穆加贝的下台是津巴布韦执政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被穆加贝废黜的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与穆加贝本并没有根本的政见分歧。只是因为穆加贝年轻的太太觊觎最高权力，而老糊涂了的穆加贝则对太太言听计从，由此才造成了执政党内另一部分人的强烈不满。鲁炜的下台则是因为他对网信办常委副主任的徐麟进行排挤，徐麟是最高领导人的亲信，鲁炜与徐麟之间的权力争斗当然只会是以鲁炜的败北为结局。这种权力的争斗在集权政府内司空见惯，无论谁胜谁负，都不会对政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也不会对底层民众带来任何福祉。

——RFA

苦胆：邓小平成了习近平的孙子？ ——“孙子问题”微议

                    

     一

在社会舆论（尤其是网络媒体）中，"红二代"、"太子党"这一类词的"出镜率"颇高。尽管"红二代"即"太子党"中的好些人早已到了退休年龄，或接近退休年龄，但是红色接班人的权力交接是代代相传的。"红二代"们的子女——堪称"红三代"的一批人，有些业已坐上官位，登上政坛，有些正待上位，甚至连叶剑英的曾孙叶仲豪（红四代）都已早早地戴上了乌纱帽。

"红三代"的官员，自然就是"太孙党"了。这些孙子们何德何能，都占据要津？他们是通过公开选拔，还是依靠"世袭制"上来的？想想那么多地主的孙子，他们受压迫、受歧视，一辈子讨不上老婆。孙子与孙子，竟有云泥之别。

                          二

那个被称为（同时也自称为）"毛泽东的孙子"的毛新宇，到底是毛泽东的孙子，还是毛泽东的儿子，抑或是徐海东之子徐文伯的儿子，也就是徐大将军的孙子？这还真是个问题。以前那几篇质疑文章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而那个身份存疑、尚未验明正身的毛新宇，则很喜欢说"我爷爷毛泽东"，以至于每每谈到毛泽东的时候，他总是张口闭口"我爷爷"毛泽东如何如何，开口便是一嘴"毛"。前些日子在网上搜索时，偶见2009年5月31日中国新闻网上一篇访谈，题为《伟人之后今安在，毛新宇：爷爷毛主席是我的"上帝"》。一见标题就令人作呕。

是真"毛孙"的话，无须做这般刻意、高调、肉麻的表白。你听说过人家周令飞一口一个"我爷爷周树人（鲁迅）"么？！那位在声名、地位、身心方面都膨化了的毛少将，究竟是货真价实的毛泽东的孙子呢，还是在"装孙子"？

                            三

当国人开始叫"习大大"的时光，据说习近平是不让这么叫的。后来，叫"习大大"的人越来越多，好像习已拦不住了，于是便半推半就地默认了。

何谓"大大"？"大大"就是父亲。记得一位教师兼作家的朋友在小聚时，私下里跟我说，现在"习大大"叫开了，中共几代领导人的辈分不就乱了吗？我一琢磨，确实是这么一回事。你忖忖：邓小平自称"我是人民的儿子"，而人民又叫习近平为"大大"（父亲），论"子"排辈，那邓小平不就是习近平的孙子吗？！这在政治伦理上也说不过去。

造成这种尴尬，非习所愿。倘若真欲提高政治辈分，只要舍弃共产党，舍弃极权统治（在这儿我故意不用"抛弃"一词，而用"舍弃"，对习来说，也许用"舍弃"这个词更合适一些），走民主之路，那么，"中国当代××××之父"的盛誉，自会奔习而来，这才是真正的"新时代"。就政治资格而言，又何愁没有"孙辈"？否则，日后被人骂"×孙子"和"×××的孝子贤孙"，那还是客气的……

未普：2017年，美中两国的国际影响力发生急剧变化

2017年，美中两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大国政治的漩涡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回顾这个变化，展望未来，实属必要。

如果你反对独裁，赞成民主，这个回顾将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你会发现，当今的世界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世界的民主灯塔美国正在淡出国际领袖的地位，而一党专制的中国似乎正以无人可挡的趋势，迅速占领世界舞台中心。目前有很多迹象显示，在重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美国的影响力正在急剧减退，中国的影响力正在急剧上升。

在全球化问题上，最新的例子就是特朗普和习近平最近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发表的不同格调的讲话。特朗普告诫各国不要占美国便宜，彰显美国的狭隘、尖酸和短视，昔日的世界民主中坚的领袖风范，荡然无存。而专制中国的领袖习近平，却发表了一个本应属于美国领袖的讲话，他赞扬开放市场、公平贸易和全球化的好处，并欢迎各国搭中国顺风车。看到美中两国领袖的如此反差，你没有办法不赞成中国官媒的定位︰APEC中美两国的国际胸怀和战略定位高下立现。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特朗普执意退出有190国家签订的巴黎气候协议，理由是他认为巴黎协议是让美国工人受害的条约，全球变暖是中国人制造的骗局。而习近平和李克强都表示，中国会和欧盟一起，"用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兑现《巴黎气候协议》的每个层面。在能源上，特朗普主张恢复夕阳产业煤炭生产，并任命否认气候变化的人担任重要的环保职务。而中国则对造成严重污染的煤炭产业实施削产能，坚决淘汰在安全、技术、规模、环保、经营等方面不达标的煤炭企业。

类似的例子还有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朝鲜问题、南海问题，世界教科文组织问题等。特朗普刚上任就宣布退出TPP，中国立刻被邀请参加在智利举行的会议，澳大利亚则表示，要邀中国参加这个协定。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明年上路，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引发热烈响应。

美中两国的国际影响力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以至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在外界看来，也发生了重大易位。在十九大召开前后，一些著名外媒刊物如CNN、卫报、CNBC、《国家利益》和《经济学人》等异口同声地称习近平是当今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过去这个尊称通常是给美国总统的，自从特朗普当选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美中两国最有权势的人易位，会怎样进一步演变呢？首先，中国已经取得了和美国平起平坐的机会，如进一步发展，其结果将会是，现存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让位于非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如果特朗普继续选择退却，习近平就会继续向世界舞台中心进逼，中国可能会轻而易举地成为国际秩序的改变者和主要仲裁者，而现存的国际秩序是由美国主导和主持制定的。

其次，取代美国，主宰世界，习近平的全球野心又向目标近了一步。美国既然在许多国际事务中选择退出，中国自然会乘虚而入。特朗普的退却正在把国际领域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中国。美国有可能退向二战前夕的孤立主义，中国正好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那么中国就有可能主宰世界。

再有，中国模式可能会成为其他国家争先效仿的模式。中国模式的核心部分是党的领导和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因而有致命的缺陷，但它代表的治理模式的高效性，作为西方低效治理模式的对立面，有可能会受到许多国家的追捧。如果中国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那将意味著，民主退，专制进。

鉴于此，人们已经开始称现在的世界为"后美国时代"。中国官媒的反应尤为乐观，称"后美国时代"的来临"是历史必然"，而2017年则是"后美国时代"加速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

你不能不问这样的问题，难道美国霸权真的走向了终结？在这个"后美国时代"，中国是否会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走独裁之路一直走到黑？

——RFA

王力雄：藏区发展旅游业模式

云南的香格里拉是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用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1933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平线》中的虚构地名取代了几百年的传统地名。从这个动作看得出，为了获得眼前利益，政府对当地历史和文化弃之如敝履。

改名搞旅游后，原本荒废的建塘老城在政府主持下按丽江模式重修，很多老房子被改作酒吧客栈， 人气旺起来，成为和丽江同样模式的旅游热点，也与丽江落入同样的毛病——几乎完全排挤了本地人和本地的生活。形形色色的外来人在古城买或租下大部分建筑。经营活动基本被外来人主导。本地人只是把房产当作收房租的来源。 带着优越感的外来人完全不融入当地文化和传统，与当地人几乎不来往， 看不起当地文化，不喜欢当地饮食，自成封闭的小圈子。这使得旅游者完全感受不到当地民族的真实文化，整个古城如同一个大超市，几乎每条街的所有门面都在卖东西或做生意。传统样式的装饰虽然布满视野，但因为割断了与本地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血脉联系，就像布景那样不真实。

藏区发展旅游的另一种模式是参观景点。所谓景点是把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封闭起来，向旅游者收门票，同时在景点开发各种商业。这种模式投资小、见效快。景点周围的老百姓也能得到好处。但是不可避免地造成景点与非景点地区的收入相差巨大。在差距刺激下，各地政府纷纷开发"旅游资源"，制造新景点。例如从拉萨去林芝的一路，到处是新开发的景点，其中最奇葩的是尼洋河中间一块大礁石，被刻上"中流砥柱"四个汉字，也算一个景点，完全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意识到了也不在乎，按照内地方式在西藏河流的礁石上刻汉字，既是破坏自然景观，也显示出殖民心态的恣意妄为。

"藏民家访"是另一种人造景点，跟真正的藏民人家其实并无关系，只是一种旅游投资，有的甚至是公司行为，老板常常是汉人，扮演藏人家庭的是受雇佣的当地人在演戏，实质相当于披着藏家外衣的酒吧或夜总会。然而旅游者却往往受到迷惑，认为所有藏民生活都是这样，家家有那么大的房子，豪华摆设，每天快乐地唱歌跳舞。

目前到西藏旅游的内地游客对西藏的了解还很肤浅，加上游客人数众多，假冒伪劣的旅游模式一时还有存身之地。但从国外旅游者的反应已经看得出如此下去，未来必定没有前途。就像四川藏区和甘肃藏区交界的郎木寺，曾经是国外游客最喜爱的地方之一，自从当地政府开始搞旅游开发，便日趋冷清，游客寥寥。

旅游的发展和保护传统文化之间有一种悖论关系，旅游开展的前提是因为有传统文化吸引，而"到此一游"的商业旅游模式却会破坏传统文化。甚至是哪里开发了旅游，哪里就失去文化品味。对于藏民族，传统文化是最宝贵的资源，如果现在为了一时获利不负责任地挥霍这种资源，便等于是毁坏自身和子孙后代的长远未来，相当于自杀行为。如何形成发展旅游和保护传统文化之间的平衡，需要寻找新的模式。

——RFA

纽约时报：铁腕领袖的命运 恋栈权位，下台后遭到审判或死亡

（作者：MEGAN SPECIA ）穆加贝掌权近40年后轰然下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为什么很多威权领导人在举国压力下都不肯放弃权力？本文回顾了那些失去权力的铁腕人物后来的境遇。

那些轰然倒台和拒不让位的铁腕领袖

MEGAN SPECIA2017年11月23日

Mike Hutchings/Reuters

罗伯特·穆加贝于2008年。

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是津巴布韦的独裁统治者，执政近40年。本周，他宣布即将辞职。关于这位"战斗英雄"出身的总统的前景，很快出现了很多疑问。

如果历史可以借鉴的话，可以看出，许多铁腕人物离开领导职位后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这可能会导致让他们下台的行动变得更加复杂。

无论是为了避免被起诉，还是守住通过腐败获得的财富，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避免死在对手手中，很多威权领导人都不肯放弃手中的权力。下面我们回顾一下那些失去权力的铁腕人物后来的境遇。

Pool photo by Toussaint Kluiters

查尔斯·G·泰勒等待审判，2012年。

查尔斯·G·泰勒(Charles G. Taylor)，利比里亚

查尔斯·G·泰勒的例子说明，一个威权领导人想要和平退休是多么困难。泰勒曾是一名军阀，后来成了利比里亚总统，于1997年至2003年领导这个国家。在政府和叛军试图结束利比里亚内战的谈判中，有多名国际领导人介入并承诺提供庇护，于是他最终辞职。

"历史会善待我的，"泰勒在辞职演讲中说。之后，他在加纳总统的护送下离开了这个国家，最终去了为他提供庇护的尼日利亚。"我已经接受了作为牺牲品的角色。"

但后来的事情并不像泰勒期望的那样。

有一段时间，他和几十名亲戚流亡在尼日利亚，用据信是从利比里亚的财政收入中偷来的钱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但要求逮捕他的呼声越来越大，他最终因战争罪站在了国际法庭上，因为他在邻国塞拉利昂长达10年的内战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指控谋杀、性奴役，以及使用儿童士兵。

泰勒被判处50年监禁。这是自纽伦堡审判以来，首次出现前国家元首被国际法庭定罪的情况。

Associated Press

在2013年的一次听证会上，胡斯尼·穆巴拉克向支持者挥手。

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埃及

胡斯尼·穆巴拉克是另一位掌权多年、下台后最终遭到审判的领导人。

穆巴拉克担任埃及总统长达29年，但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运动期间，面临民众起义。经过18天的大规模抗议，数千人每天在开罗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集会，穆巴拉克于2011年2月下台。

他把权力移交给了军政府。仅在两个月后，该军政府逮捕了他。这个国家要求他为自己几十年统治期间对人权的践踏和腐败负责。

他因一系列指控受审，有时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被推进法庭。在之后六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在法律上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最终被判犯有腐败罪。在被关押了6年之后——有时是在医院，有时是在埃及臭名昭著的托拉监狱(Tora Prison)里——今年他获得释放，在武装警卫的护送下，回到自己位于开罗赫利奥波利斯社区的宅邸。

穆巴拉克的审判经常被认为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拒绝下台的原因之一。阿萨德在阿拉伯之春运动期间面临民众起义，后来起义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内战。

Ismail Zitouny/Reuters

穆阿迈尔·卡扎菲在的黎波里，2010年6月。

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el-Qaddafi)，利比亚

穆阿迈尔·卡扎菲提供了另一个教训：坚持掌权太久也有风险。

有42年的时间，卡扎菲一直统治着利比亚。然后出现了阿拉伯之春运动。

在卡扎菲的领导下，利比亚安全部队镇压了聚集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街头的反政府抗议者。该国的民众起义迅速蔓延，在卡扎菲拒绝让步之后，抗议演变成了大规模内战，最终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干预。2011年初，卡扎菲发誓说，为了维持对利比亚的控制，他宁愿以烈士的方式死去。

"我将奋战到底，至死方休，"他在电视讲话中对全国人民说。

卡扎菲始终不肯屈服，尽管他显然已经无法再控制这个国家了，因为叛军迅速占领了他堡垒般的大院，并于2011年8月完全控制了的黎波里。

几个月后，2011年10月，卡扎菲在试图逃跑的过程中死在叛军的手中。

Phill Magako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6月，约瑟夫·卡比拉。

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卡比拉依然紧握权力。按照宪法的规定，他应该在第二个任期结束后，也就是去年12月下台。但他拒绝退位，在国内引发了漫长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他之所以坚持担任总统，可能并不是因为愿意继续领导国家，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安全和财富的担忧。卡比拉是2001年在父亲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被暗杀后上台的。

在之后的那些年里，他被广泛指控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积聚财富。调查人员和一些政府官员表示，卡比拉掠夺了数百万美元的公共资产。他知道自己下台后可能面临腐败和人权指控，并被没收非法所得。选举被推迟到了2018年12月，尚不清楚是否会如期进行。

翻译：王相宜

《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国家》出版受阻的内幕

原题：涉华书籍遭延迟出版，澳大利亚人担忧中国影响力（JACQUELINE WILLIAMS）

澳大利亚悉尼——这本书已经被作为一种惊天内幕大揭露来宣传，叙述了中国影响力如何渗入澳大利亚政界与媒体最高层。但是，上架几个月之前，出版社以担心诉讼为由推迟了它的发行。

本月，《无声的侵略——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国家》(Silent Invasion: How China Is Turning Australia into a Puppet State)一书推迟发行的决定令举国哗然，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日益增长，然而又担心落入这个崛起的亚洲超级大国的政治控制，此事正揭示出两种心态的日趋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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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澳大利亚出版社决定推迟出版克莱夫·汉密尔顿的新书，在澳大利亚引起轩然大波，汉密尔顿称北京正在积极压制中国的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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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ig Mackenzie

  汉密尔顿表示，准备出版他的书的公司担心招惹来自北京的官司。

批评人士把此事同今年一些欧洲知名学术出版社做出的决定相提并论，后者向中国读者屏蔽了一些可能激怒共产党的文章。

但是本书的延迟出版刺激了澳大利亚人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一系列事件已经令人们担忧中国对言论自由的威胁，此事成了最新的例子。

"艾伦与昂温出版社决定暂停出版这本书，几乎就是在证明中国对澳大利亚拥有过多的影响力，"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 a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院长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教授说。艾伦与昂温(Allen＆Unwin)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版社之一。

本书作者、在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Charles Sturt University)任教授的著名知识分子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称，北京精心策划了一场旨在影响澳大利亚、压制中国批评者的行动。他在这本尚未出版的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

汉密尔顿说，本书的一个章节里描述几位澳大利亚资深记者被公费邀请到中国，以便"令他们转变意见"，以更积极的态度报道中国。

他还说，本书另一章里详细介绍了他所称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同中国军队大学之间的联系，他说这导致了实用科学技术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中。

本书原计划在四月份出版，汉密尔顿已经提交了书稿。但总部位于悉尼的艾伦与昂温在11月2日突然通知他，由于法律方面的考虑，它想推迟出版本书。

汉密尔顿于是要求收回此书的出版权，实质上取消了艾伦与昂温的出版。汉密尔顿说，他会寻找另一个出版社。

汉密尔顿说，这个决定是因为害怕激怒北京，这表明中国有能力限制澳大利亚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的信息——正如他在本书中所提到的那样。

"我认为，西方重要出版社决定在本国审查批评中国的材料，这本书还是第一例，"汉密尔顿在接受采访时说。"许多人对言论自由遭受这样的攻击深感不安，人们看到澳大利亚的基本价值观正在受到破坏。"

出版社在一份声明中说，本书是汉密尔顿第九次与该公司合作，它决定推迟出版该书，直至"目前的某些事项在法庭上得到裁定。"

声明没有具体说明这些事项是什么。

"克莱夫不愿推迟出版，并要求返还他的权利，"声明称。

不过，汉密尔顿已经公布了艾伦与昂温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戈尔曼(Robert Gorman)据称于11月8日发给他的一封电子邮件。邮件解释了推迟出版本书的原因："2018年4月出版这本书太早了，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防范北京方面可能采取的行动对本书及本公司的潜在威胁。"

"我们的律师提到北京势力的代理人最近对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机构进行了法律打击，"该邮件称。

这封邮件的内容已经被当地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当被要求置评时，艾伦与昂温拒绝证实或否认邮件的真实性。戈尔曼没有公开否认这封电子邮件的真实性。

汉密尔顿表示，出版社很可能指的是两起针对两家澳大利亚媒体公司的诽谤诉讼：一家是重要电视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另一家是报纸出版公司费尔法克斯媒体集团(Fairfax media)，两起案件目前都在审理中。

其中一起诉讼是华裔澳大利亚商人周泽荣(Chau Chak Wing)提起的，他是澳大利亚政界的一位主要捐款人。周泽荣博士声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一则电视新闻报道损害了他的个人声誉和职业声誉，因此要求该公司做出赔偿。

那则报道出现在一个热门时事节目中，称澳大利亚国内间谍组织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曾警告各政党，不要接受两名华裔的捐款，其中一人就是周泽荣，据称他与中国政府有关。

周泽荣一直坚称，他的竞选捐款完全是合法的，与中国政府没有关系。

这则新闻报道在澳大利亚引发了关于其民主政治体制多么容易受到外国势力影响的激烈争论，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影响。

对澳大利亚来说，中国的干预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友，但它对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持欢迎态度，大量引入中国的投资者、移民和留学生。

"这本书详细地展示出，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远比我们想像的要深得多，"汉密尔顿说。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2009年因"对公共辩论和政策发展的贡献"获得了澳大利亚的一项最高荣誉——澳大利亚勋章(Order of Australia)。"我认为，我揭露的一些材料甚至令我们的情报机构感到震惊，"他说。

澳大利亚墨尔本乐卓博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政治学和亚洲研究教授雷国俊(James Leibold)表示，这样一本书籍的出版遭到阻止，特别是作者还是以汉密尔顿这样的著名作家，这充分表明中国向出版社等媒体公司施压的能力日益增强。

上个月，世界上最大的学术出版社之一，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Springer Nature)因自我审查遭到批评，因为它屈服于中国政府的要求，屏蔽了其中文网站上数百篇涉及台湾、西藏和中国政治等敏感话题的文章。

8月，另一家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承认，撤掉了其学术期刊《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中文网站上约300篇提到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等话题的文章。

专家表示，澳大利亚出版社艾伦与昂温推迟一本书与中国以外的读者见面的时间，表明事态进一步恶化。

"澳大利亚是一个风向标，"国家安全学院的梅德卡夫教授说。"如果异见能在这里被遏制，那么它可以在任何地方被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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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uzhong Xu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本文作者Jacqueline Williams @jwilliamsNYT。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梁京：习近平是真傻还是假傻？

在真话会惹祸的中国，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旅途中陌生人之间，反而有非常大胆的政治议论。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样做不至有太大风险。最近，我的朋友在高铁上就被一个陌生人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说习近平是真傻还是假傻？提这个问题的人显然是指中国目前正在大量发生的"颂圣"现象，也就是无耻吹捧习近平的现象。他的问题隐含的意思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要鼓励这种令人反感的现象，难道他真的不知道，鼓励无耻吹捧自己的行为，会伤害而不是维护他的权威吗？

我的朋友当时的回答是，习近平是真傻。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并不能令那位提问者信服，也不能令许多人信服。因为他们无法想像，一个真傻的人怎么可能登上中国的最高权位？而且，他的"皇位"看来并非岌岌可危，而是越来越稳。类似的困惑其实在今日美国也大量存在，当然不是关于习近平，而是关于特朗普。特朗普以及他的支持者们坚持"另类事实"，让不少人大惑不解，难道这种指鹿为马的政治"策略"真会给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带来什么好处吗？

那么，美国人的困惑与中国人的困惑这两个现象之间有什么相通之处吗？我认为是有的，那就是两国的这种政治现象都折射了政治共同体的同一种困境︰政治生态的严重恶化。政治生态严重恶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道德话语失灵，多数人对现实不仅非常不满，而且对主流精英失去信任，对走出困境的出路高度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有相当数量的人不再相信"好人"或者是"善人"能解决问题，相反，他们愿意给那些不怕得罪人的"恶人"以机会，让他们"以恶制恶"，"杀出"一条路来。或者说，他们不再信任"善人"，不仅因为他们可能"太傻"，而且认为他们很可能是"伪善真恶"。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就是，不少当年投奥巴马票的选民，去年把关键的选票投给了特朗普。这些人不是不知道特朗普不是"好人"，但他们希望特朗普能解决奥巴马没有解决的经济问题，为此，他们可以不在意"另类事实"的困扰。

中国政治当然和美国不一样，因为习不是国民选出来的，而是江泽民的选择。江选习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习不会伤害到他个人和家族利益，但现在很多人都相信江的判断错了。而且，很多人也认为，仅凭习能让江误判这一条，就不能说习是"真傻"。

在权力博弈上，应该说，习一点也不傻。但懂得权力游戏的逻辑，并不等于就懂得如何治国。在治国问题上，确有一个习近平傻不傻的问题。现在看来，十九大之前习的权力确实还受到江及其党羽的掣肘，因而给判断习近平的治国能力，更给判断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带来一定难度，因为很多人可以说，你搞不清楚习的一些很蠢、也很坏的做法，背后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坦率地说，我对习近平的治国能力，没有太大希望。他要是真有本事，早就该显露出来，而且，他也早会因此而出局了。因此，对于习近平已经大权独揽的中国来说，他是真傻还是假傻的问题，已经远没有他是真坏还是假坏这个问题更重要。因为在他的任上，中国将不可能避免出现某种摊牌局面，而那时习做出什么样的道德选择，关系著太多人的命运。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