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傅政华案的政治逻辑

春节期间，微信群组政治热议的中心多日来第一次从美国转向国内，这当然是因为《明镜视频》节前播放了对郭文贵的专访，披露了傅政华借反腐大肆谋私的一些惊人内幕。

傅政华何许人？我发现很多关心中国政治的人都不知道，但对于那些直接遭受当局政治迫害的维权人士和法轮功信众来说，他们早就知道，这是一个"狠角色"，是中共镇压机器中的一条恶犬。郭文贵认为傅政华是王立军式的人物。但如果你仔细比较，会发现两人品性虽有相似之处，但仕途有重要差别。王立军早年走的还是刑警的路子，而傅政华可以说完全靠做政治迫害的打手起家。因此，傅政华比王立军的政治嗅觉更灵敏，胆子也更大。有报道说，就是他把周永康下令隐瞒令计划之子车祸事件之事报告给胡锦涛和习近平，才赢得了习的信任和重用。从郭文贵的爆料中可以看到，傅政华并非中共政权的忠实鹰犬，而是这个政权最危险乃至最致命的病毒，他的基本路数就是借中共政治迫害来谋私利，因此，他不仅不希望减少这个政权的敌人，反而是不断制造更多敌人和仇恨，以此来绑架当权者，增加自己的谋私机会。

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当权者为什么要重用这样的人？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做的风险吗？这个问题其实早就提出来了。当权者的判断是，不用这样的人，自己很快垮台。而只要有限制地利用这样的恶犬，把这种恶犬的政治迫害职能与一般司法职能分离开来，则既可维稳，又可控制恶犬伤到自己的风险。

正是在这个自欺欺人的逻辑下，作为政治迫害职业打手的傅政华，从镇压法轮功起家，后又成为各种维权人士最凶残的对头。他一路升迁的过程，政治越来越败坏，官场也越来越腐败，这不仅让傅政华这样的人势力越来越大，而且胆子也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他有了介入高层政治、进入权力中心的机会。因为这个凶残打手的对像，已不再限于那些无权无势的维权人士和上访蚁民，而是扩大到了腰缠万贯，有深厚权势背景的人物和机构。这就是郭文贵爆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这个逻辑带来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傅政华本人被撤职查办，说明当局已经认识到他已经构成了对当权者的直接威胁。这种危害首先体现在傅政华能够借反腐攫取巨额财富的行为，对于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已经带来根本性的质疑，人们会问，这样的反腐究竟有什么道义理由，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次，傅政华的种种劣行，事实上成为一种反当局的政治动员。深度卷入中共高层贪腐政治的郭文贵之所以敢在海外公开爆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傅政华在所谓"反腐"中，肆无忌惮地侵犯许多无辜者的基本权利。这些无辜者政治上并不反体制，甚至是中共体制的支持者和既得利益者，但他们也遭到了"维稳对像"同样的虐待和伤害。由此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让更多人生活在恐惧之中。为了摆脱这种恐惧，许多人会选择逃离，对于那些逃不掉的人，就会希望出现一种不同的政治秩序，这是习近平不想看到的，却是他的政治对手希望看到的。

傅政华案会对习近平带来多大的政治伤害？他还有没有机会从这个伤害中保住权力？这是目前许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我相信有一个发展将有助外间作出判断，那就是看习敢不敢公开以及如何处理傅政华案。习近平对傅政华案遮蔽越严，意味著这个案子给他带来的政治威胁就越大。五年前，王立军案对中共的高层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我认为目前还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那就是傅政华案对中共的政治后果，会超过王立军案。

——RFA

吴虞：「樣板戲」化的春晚

春晚其實已經不是「樣板戲」化了，而早就是樣板戲了。

寫下這個標題，是因為年三十晚上零點四十五分，我發了一條微信：「終於等到《難忘今宵》了，媽呀，沒想到這歌如今居然成為我最期待的春晚節目了。」戲謔之情，溢於言表。但相比我在某個專門為本屆春晚而建的吐槽群裏看到的發言，這話說得可算十分婉轉。事實上，春晚雖然沒有哪年不被吐槽的，但今年的槽點無疑特別多，從充滿不實與歧視的維漢小品，到86歲老紅軍的年齡BUG，從陳光標的露臉到舔菊歌曲《壯麗航程》的唱響……難怪當本屆春晚在豆瓣上還沒有被VIP，還能夠評論打分的時候，僅僅得了2.4分，甚至遠遠低於「票房毒藥」景甜小姐所出演的大多數電影的得分。

不過說句公道話，春晚的這種「政治化」轉變並非其始於本屆，也不能全怪導演楊東升，還記得去年的春晚嗎？還記得那位「自打100分，稱交出滿意答卷」的呂逸濤導演嗎？這倒不是說以前的春晚裏沒有政治，想當初，長者還上過春晚給全國人民拜年呢，這不是政治是什麽？但就像段子手形容的那樣，以往的春晚是晚會裏面添加政治元素，而從上屆開始，則是新聞聯播裏面摻入些晚會的成分。所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那個春晚還為民眾所喜聞樂見的時期，我們還經常能在春晚上看到一些對社會問題進行尖銳諷刺的小品相聲，而現在，就連這種社會性的批評也基本銷聲匿迹了。今次唯一的特例要算姜昆的《新虎口遐想》，但那還是借着30年前的老段子改編的，屬於老戲新唱。

老戲新唱有時候也沒什麽不好，但若是迴光返照就有些不妙了。講真，看這兩屆的春晚，經常會讓我聯繫起「十七年文學」，一個專事謳歌，但謳歌方式粗糙低劣，結果被謳歌者愈來愈糟，謳歌者自己也最終倒竈的時代。對此，做文學史研究的朋友或許會有不同看法，畢竟「十七年文學」再糟糕，再怎麽政治性淩駕文學性，但多少總還殘留着些文學的影子，而如今的春晚，我怎麽就看不出這是台娛樂晚會呢？用法學家賀衞方的話來講，央視春晚已落入宣傳甚至強顏歡笑，用各種歌舞升平來掩飾弊端和不公的可憐境地。是不是越看越像樣板戲，那種繼封殺觸線藝人，徹底打通「兩個輿論場」後，成為下一步各種綜藝娛樂節目參考模仿的「樣板戲」？厲害了我的央視！

說到評價一樣東西能否成為樣板戲，江青同志為我們確立了兩條標準：除了表現形式、表現內容的臉譜化，還必須是要受到權力的高度加持。就此兩點而言，春晚其實已經不是「樣板戲」化了，而早就是樣板戲了。其中，臉譜化這點咱就不細說了，因為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看如今的春晚節目，勞動人民沒有不幸福的，民族關係沒有不和諧的，黨的歷史是無比光輝的，國家前途是無限光明的……按照過去的戲曲標準，央視春晚都可以獨立成為一個曲種了——春劇，直接將京劇PK下去，成為本朝的國劇。好在對於這一點，央視的負責人自己都不否認，用他們的話講，「央視春晚要表達央視的主流文化意志，而不是全國好看的節目的大雜燴。」既然如此，還有什麽好爭論的，還是來聊聊權力對央視春晚的加持吧。

按說，春節晚會這種東西，應該是民間自發的，即便由體制內的電視台來主辦，其內容也應該是去政治化的。事實上，早年的央視春晚的確帶有某些自發性、隨意性。據1987年春晚的總導演鄧在軍回憶，那時節目基本由導演定，她定了的節目很少被斃，不會像現在這樣被反覆修改。而1983年，劉曉慶在晚會現場表達對父母的想念之情更完全不是出自台本。那一年現場直播臨時發揮的內容大約佔40%左右。但就像老子說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早年央視春晚的成功，在為它贏得巨大聲譽的同時，也招惹來了權力的關注。比如今年春晚直播期間，鏡頭就曾逐一掃過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黃坤明、中央台台長聶辰席等一眾宣傳高幹，而他們又恰好坐在一個機位後面，看上去就像是在同步審片，春晚的權力屬性由此顯現一斑。

而權力的加持至少在兩方面令央視春晚獲益，一方面，它曾一度幫助央視獲得制度性壟斷——「大概是1986年以後，當時的廣播電影電視部有了指示，禁止各地方台在除夕制播同類的晚會節目」——儘管這種壟斷近年來已經不復存在，但另一項特權—— 「禁止外界批評」卻延續了下來，並且這兩年得到了特別的加強。不僅在豆瓣上，本屆春晚已成為VIP條目，既不能打分也無法評論，在其他任何平台，涉及春晚的批評文章都已遭到全網封殺。至於這些文章究竟「涉嫌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中的具體哪一條，You ask me，I ask who 啊？

當然這種加持不是免費的，是要付出代價的，代價就是春晚漸漸背負上了巨大的宣傳任務，結果安全、穩妥壓倒了創新、娛樂，不出錯成為衡量春晚好壞的第一標準。但宣傳部門固然可以把春晚打造成為綜藝娛樂領域的「樣板戲」，群眾卻可以選擇不看來進行消極抵抗。事實上，在如今的社交媒體上，不看央視春晚已經成為大眾標榜自身娛樂品位必須拗的造型，甚至，吐槽春晚都被一些人視為很low的行為，因為那說明你至少看了。

只是，無論你看與不看，央視春晚都在那裏，年復一年，不離不棄。365天之後，一台或許更加惡心的春晚又將按時端出。不像本專欄，從開欄至今16個月，60多篇，儘管每一篇都是作者精心選題、認真寫作，但終究還是要跟廣大讀者說拜拜了。由於種種原因，從下周起，本專欄就將停更。但老話說得好，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來日方長，各位讀者，咋們後會有期！

——东网

管见：横看侧看，如梦似烟

习近平将改革目标归结为"推进治理现代化"，赢得中共新"核心"之地位，政治安排朝着十九大迅速推进，看来形势不错。年末时的政治局生活会，公然演示政治局委员们对中央及其"核心"亦即习近平"表忠心"，与当年整肃胡耀邦的"生活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面对经济，面对民生，看上去也不错。所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被尊为"重大判断"，"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体现着"党领导经济工作"，而且承认，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处置'僵尸企业'"是"牛鼻子"。然而，中共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这些讲得冠冕堂皇，面对实际，就又是一番光景。

去年十二月中旬，先是债券市场重挫，信用崩溃令人震惊，去杠杆之难，与产能、去库存相比。丝毫也不逊色。有人称，股灾是表皮出问题，而债灾则是骨头骨髓出问题"，不过，此事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之际，习近平沉住了气，听凭监管机构处置，不象去年那样鲁莽了。

不过，信用的麻烦不仅表现在债券市场。民企与外企撤离、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诸多事情，都令人头疼。习近平吟诵党领导经济工作、党领导国有企业的"主旋律"，以此巩固国有体制支配地位，他也许真的不知道，这才是他的党国最为重大的"结构性失衡"。

然后，就遭遇大范围严重空气污染。这一次，事前预警，限产限行风声鹤唳，而恐怖景象仍如期而至。更凑巧的是，恰在雾霾肆虐之际，习"核心"率领中共七常委等一众高官会见载人飞行航天员及参研参试人员。过去人们嘲笑苏联人的所谓"卫星上天，红旗倒地"，嘲笑他们能够以强大科技与军事力量争霸世界，其经济却难以满足消费者需求，而习近平此举，正好显现出中共太空扩张的同时在治理污染上难有突破的鲜明反差。

大概察觉到其中的尴尬。第二天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议程之一即为"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他摆出务实姿态，一口气端出六件事来，要研究解决。然而，事关雾霾天能不能减少，这些中共要员们高谈阔论所谓"加快提高清洁供暖比重"以及"治理好农业面源"，对新能源应用的现实问题，诸如现有电网排斥风电之类，却未见对策。对煤电运营现状，特别是，一边污染物排放形成巨大规模，官僚们甚至可以据此将其列为"自然灾害"，另一边则消除污染的技术创新捉襟见肘，难以应付污染的巨大规模，且污染物处理装置相形见绌，还时常闲置，更有体现"中国特色"的监测数据造假也被揭露出来，这种状况看来也只能回避，不敢碰触。好在，这时北面的冷风已经临近，雾霾随之暂时消散，完美地呈现出中共治下"等风来"的新常态。

如此这般，毕竟窝囊。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抖擞虎威，会同国务院，查处两起钢企"顶风违法违规"事件，两位副省长也因"去产能"不力而受到处分。这样处置看似严厉，却恰恰表明，延续当年实验行政型计划经济之精神，如今另起炉灶，搞起行政型"市场经济"，不客气地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撇在了一边。

仿佛是要提醒人们事情不仅限于经济，随后司法界又起波澜。北京检察院抢在圣诞节之前突然宣布对涉及雷洋案的五名警务人员免于起诉的决定，因为据说这些警务人员害死年轻的雷洋且事后"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妨碍侦查"，仍属"犯罪行为轻微"。显然，公诉方执意维护警察权力，避免庭审中律师质证，而警方则从轻发落涉案警察了事，并逼迫受害人家属屈服。圣诞节后，广东的法院登场，重判乌坎村村民──他们参与抗议集会游行的权利本应受宪法保护，却成了警方"决不手软"予以打击的"罪行"。这样，中共的司法机关以"不应被民意绑架"的名义，维护司法屈从于权力的党国传统常态，绝不让民众在敏感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有意思的是，人们先前推测，当局可能在圣诞之际悄悄让人民币汇率破"七"，实际却是司法机关再露峥嵘，抓住了在年末时再次羞辱法治的机会。

十二月中下旬这十几天，人算之事与天算之事纠缠在一起，展现一幅斑斓图景，其主色调依然鲜明，即党国的垄断、保守和专横跋扈。

当然，更大的人算之事，当属今秋的十九大。不出意外的话，习近平将能够在这场博弈中赢得更实在的权力。好心的人们还在力图影响习近平，敦促他走宪政民主之路。但是，营造出眼前大片令人窒息氛围的习近平和他的执政党，天晓得能有什么令人振奋的"顶层设计"。

其实，真正有力量的，还是经济中的变化。不过，它变幻莫测，或缓慢或迅速，正在弄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整个中国，整个世界，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这对于喜欢"中国梦"之类东西的习近平，只怕是更要命呢。

——原载《争鸣》杂志2017年二月号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三十二）——所有法律程序都被阻断

2016年岁末，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宣布对涉及雷洋案的五名警务人员不予起诉，网上传出一位高远东教授的话："一个警察的错变成了警局的错，市局的错，市府的错，央视的错，检方的错……一错再错，一个可纠正的偶然错误变成一种须坚持的必然错误，变成一种制度的错误，一个政权的错误，各位大人们真的觉得合算？"其实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是一个政权的错误、一个制度的错误，导致了每一级的每一位大人都觉得跟着权力犯错误比纠正错误合算，检方、央视、市府、市局一级压一级地干出匪夷所思的勾当是改变不了的必然现象。三年来行走在"状告海关"的路上，我对此体会得太痛、太深。"为民作主"只看到民间有义士仁人前赴后继，体制内在位人中连偶然都不曾有过。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是我"状告海关"碰到的第一道屏障，三年来它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它是共产党专权体制下的一级行政机构，不是法院，"人民"二字更是无稽之谈。我的案子被三中院久拖不审，律师告诉我可根据宪法第三条和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第五条和第三十五条请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启动监督程序，对三中院的作法提出质询。2016年6月4日我用美国联邦快递分别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润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柳纪纲投信，结果是市人大办公厅拒绝收信，我撞到了比三中院更为坚实的第二道屏障（"跟进26——市人大办公厅拒收联邦快递"一文有详述）。律师说法律上还有最后一个救助程序，可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某位代表，在2017年召开的两会上提交一份"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的建议案，堵住"刑诉法"的漏洞，封住共产党给自己留出的口子（参看"跟进24——是法律的漏洞，还是留出的口子"），令三中院不可能再无限期地延审我案。

根据律师的意见，我立即开始寻找在2017年的"两会"上愿意帮助提交"建议案"的人民代表。一位读者来信说："选民遇到问题、困难、不公，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想联络自己当初投票选出的人大（区县级）代表，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告诉我，真正能够得到"代表"信息的时候，就是投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能知道你的选区代表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他曾经记住了其中的一位是某饭店的经理，遇到问题就寄信到该酒店，都是泥牛入海，连个收到的回执都没有。他说这是正常现象，反之倒是反常。但是我自以为在国内还算有些人脉，不会像他那么惨。联络到所有我觉得会有些门路的友人，请他们一起帮我撒开寻找"人民代表"的大网，从大陆搂到香港，半年过去，两会召开在即，提笔此篇"跟进"之时，我比那位读者稍稍好些，2016年10月在北京见到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他让我用email将所有材料发送给他，并有回音："收到来信，我研读你发来的资料后再回复"。结果是再无"回复"。

我承认，我曾经以为被共产党选中坐在"两会"殿堂内的那些人中，总会有几位"健康人士"，在我试图联络到他们的时候，传出的信息是：为了保住能够"代表人民"的代表身份，不得不选择"不代表人民"。一位帮我在香港找代表的朋友说："我也觉得这个时候不可能有人去碰，因为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内部的'健康力量'，也不能不以保住他们微小的一点发言权（而选择不做）。"我发感慨说："听起来挺绕的，其实说穿了，'代表'是个自己的地位，这个地位主要是为自己，不是为人民，真一心为人民的人，当不成'代表'"。

2016年11月中国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我从这里的中文主流网上看到民间出现了不少独立参选人，他们的参选宗旨十分相近："做一名能让选民找到，替选民说话、为选民服务的人民代表。"结果是，四川内江人王义翠因为表示要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而遭殴打，前往地方政府寻求帮助反以"寻衅滋事"被拘留；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自宣布参选人大代表后，就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投票日被学校派人堵在家里投票；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区失地农民代表黄尧年，独立参选闵行区人大代表，在选举日头天晚上被警察带走，直至第二天投票结束才被放出；天子脚下的北京也好不到哪儿去，朝阳区小红门乡的李永昆进行独立参选宣传活动时，被乡干部和警方推搡阻挠甚至恐吓；有位刘慧珍女士成功获得法定10位选民提名取得独立候选人资格，却连开门见人都难了。共产党是在明明白白地告示国人：别把参选当真事儿，跟着演戏可以，想自己竞选人民代表资格，没门儿！我党有的是法儿整治你。

不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孟子说过这样的话："杀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如今中国的全国"两会"代表中，大概确实多为只会诺诺，或只能诺诺的"民贼"，我在"状告海关"最后可用的法律程序中，碰到的就是一道这些傢伙帮助共产党筑起的铜墙铁壁。呜呼尚飨！

法律的三级程序，一道比一道堵得死，在再无救助渠道可寻的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将我跟律师一起拟定的"建议案"公诸天下。

修改《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建议案

——杜绝隐性超审限审判

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建议修改的条文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对行政诉讼审判期限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二、提出修改的理由

规定审限的目的

审限，是指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遵守的期限，一般是指从立案的次日起至裁判宣告之日止的期间。基于"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这一司法领域公信信条，《行政诉讼法》设定了审限，目的即是确保司法效率，防止法官拖延诉讼。在审限内，法官对承办的案件必须作出裁判，否则，就是蔑视法条，严重失职。审限制度贯彻十多年来，在提高审判效率，确保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权利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八十一条行文对"目的"形成阻碍

虽然《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对审限作出了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隐性超审限"现象日趋严重，背离了审限设定的立法目的，伤害了司法效率。为数众多的学者将"隐性超审限"定义为："法官通过滥用审限上的自由裁量权,或者使用弄虚作假的手段掩饰案件审理超过法定期限的事实,使之合法化的违法审判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仅规定了行政诉讼中延长审判期限的批准权，而对需要延审的"特殊情况"的审批条件以及可批准延期的次数没有作出限定。这使得一些法院、法官多次，以至无限次地延长案件审期，导致《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审限条款"形同虚设。

以"李南央诉首都机场海关行政处罚案"为例，该案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6月18日受理之日起，经北京市高级法院2014年9月15日首次批准延长审判期限，其后，总计被高院十次批准延审（每次三个月），至今尚未进入审理程序。

修改第八十一条刻不容缓

程序正义包含了程序的及时启动。案件立案后久拖不审、久拖不判,使当事人权益长期处于待判定或者随时出现危险的不稳定状态,给当事人带来了诉累,这实际上是对当事人期限利益的剥夺,造成了一种"告了等于没告"的局面,从而使公民视诉讼为畏途。如果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发挥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不但人民法院的威信与国家法制的形象将受到损害，更危险的是，会使一些当事人放弃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与行政部门的纠纷，而另辟蹊径，对司法的廉洁公正和社会稳定造成破坏。

三、修改建议

有鉴于以上理由，我们对这一条款提出以下修改建议：

一、建议对延长审判期限作出最长限制

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于2005年3月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建议》中，曾提出对延长审判期限作出最长限制的建议。其建议将本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两个月"。理由为"原条文的规定有当时特殊背景，现在看来由上级法院批准的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故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出发，作此改动。"

结合新修订《行政诉讼法》实施情况，我们建议延长审判期限最长以不得超过六个月或六个月之内为宜。如此，案件从立案到作出判决，历时最长为一年（鉴定、处理管辖争议或者异议以及中止诉讼的时间不计算在审限内），兼顾了司法公平与司法效率。

二、建议审限制度中增加当事人参与及救济的程序

法院受理某一案件之后，审限与当事人的权益密切相关，当事人参与审限制度是司法公开化、民主化的现实要求。因此建议审限制度中增加当事人参与的程序，即应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审限变更的原因、期限等内容；在告知程序的基础上，赋予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即当事人在接到审限变更通知后可通过书面、口头方式提出异议，异议可向延长审限的审批者提出，驳回异议应说明原因。

综合以上思路，建议将《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长的审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立案法院应在延长审判期限获得批准后三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延长的原因及期限。当事人对延长原因有异议的，可向批准延长的人民法院提出。批准延长的人民法院应在收到异议后的七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异议成立的,应当责令立案的人民法院在限期内作出判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年/   月/   日

那位没有帮上忙的香港朋友劝我说："对你而言，尽到努力，没有遗憾。对抗专治的路中国人走了100多年，对历史而言，也就是一个瞬间，对你父亲就是一生。对你，只能当成是业余活动，是为了生命意义做出的选择，至于能否推进社会进步，时也命也。"

2016年《炎黄春秋》被明火执仗地抢了；成都出现大面积雾霾，当局不让老百姓戴口罩，学校退回家长赠送的空气清洁器；丰台检察院认定警察致死雷洋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但不起诉……共产党就这么肆无忌惮地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屹立不倒！父亲李锐总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好，农民太好，承受力强，所以国家不会乱。但是，人的承受力不是无限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冲破极限之后会怎样？共产党可以不管，可以不想，但绝逃不过那个结果的惩罚！

《争鸣》社评：2016政治倒退，2017经济衰退？

二0一六年，世界发生了许多「黑天鹅事件」，诸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普京与埃尔多安意外和解–进而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国取代美国、欧洲成为叙利亚战局的主导者，菲律宾政府从南海排头兵变为「首席和事佬」–几乎一夜之间从亲美反华转为亲华疏美。这些事件真实的后果、长远的效应，将在二0一七年及以后的岁月里逐渐展开。冲突的种子正在发芽，变局的能量正在积聚，转折的苗头已经显现。毫无疑问，二0一七年注定是不平凡、不平静的一年。

在中东、欧洲、美国发生一波波「变」、「乱」之际，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中共官方媒体禁不住洋洋得意，喜形于色，一副「天下大乱，乱了敌人」的嘴脸，「中国或成最大赢家」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但是，在政治相互影响、经济彼此交融的当今世界，一切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的言论和情绪都是靠不住的。

其实，二0一六年的中国同样处于「变」「乱」之中：经济持续减速，「L型」尚未见底；资金加速外流，外汇储备锐减；房价泡沫继续膨胀，股市一度濒临崩盘；政局持续紧绷，官场人人自危；数十位维权律师受审并「电视认罪」；数万名退伍老兵集体上访、进京「闹事」；乌坎维权领袖被秋后算账；雷洋离奇死亡事件触及中产阶级最敏感神经；涉外NGO被打入另册，互联网监控与封锁升级；《炎黄春秋》、共识网遭强行关闭，公民言论空间更趋窄小；铜锣湾书商事件持续发酵，香港议员宣誓风波引发人大「释法」，陆港政治关系与两地人民感情进一步恶化；「九二共识」成为历史名词，台海两岸官方沟通机制被大陆单方面冻结，两岸关系「现状」由冷和平转向新冷战。

简而言之，二0一六年是中国大踏步倒退的一年：政治在倒退，经济在倒退，人权在倒退，法治在倒退，外交在倒退，两岸三地的关系在倒退，就连自我感觉良好的、「永远在路上」的反腐败、「打老虎」其实也在倒退–不仅「老虎」越打越小了，反腐败的目标对象也越来越与权力斗争的目标对象趋同了。

而要说到二0一六年中国最大的倒退，还得说是中共政治体制的倒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六中全会上自封「核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一代独裁者，「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斯大林-毛泽东式党国独裁政体，在文革五十周年、毛死四十周年之时重新粉墨登场，成为民主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中共体制新正统，而行之有年的所谓「集体领导」原则在中共最高层被束之高阁。此举使得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黯然失色。这一趋向于新毛化、新极权化、新文革化的政治体制倒退，是二0一六年中国所有倒退之中最令人心寒的倒退。与此倒退相比，欧美各国由民粹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极右翼思潮所引发的大选、公投之「变」与「乱」，也就相形见绌了。

习近平封「核心」，「习家军」走上前台、纷纷晋升疆臣枢吏，这些动作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在二0一七年中共十九大上组建一个具有「四个意识」的「绝对忠诚」的新中央、新政治局、新常委会，辅佐强人习近平迈入第二个任期，为未来五年以至十五年的中国政治走向和高层权力分配提前谋篇布局。因此，二0一七年的中共高层政治画面必定看点多多、热点频频、高潮迭起。十九大究竟会出现哪些高层新面孔，会有哪些「野心家、阴谋家」被踢出局，会产生哪些党章上、政策上、制度上、理论上或「提法」上的新修改、新变化，迄今为止，黑幕仍未撕开，暗战仍在进行，结局尚未明了。

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二0一七年首先是一个权力高度敏感的年份。中共政治的一般规律是，在党代会召开的年份里，像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独裁者，为了扩大权力，往往会对内外挑战采取过激的攻击性行为，而华国锋、胡锦涛这样的弱势领袖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领袖个人的面子，宁愿得过且过、息事宁人。习近平作为新科独裁者，更有可能对真实的或想像中的对其权力的威胁作出预防性或报复性的过度反应。

其次，二0一七年将是中美台三角关系极其脆弱敏感的年份。台湾再度政党轮替之后，海峡两岸一边是不可能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政府，另一边是不可能放弃「一中原则」的习近平当局，双方很难找得到可以相互对接的主权立场和可以彼此对谈的共同话语。习近平既然早就放出了「地动山摇」的狠话，二0一七年经济穷台、外交困台、军事慑台的对台政策方案或将随时推出，两岸有极大的可能重新走回政治对抗、军事对峙的老路上去。而特朗普政府如果按其在推特上所预报过的那样，推出任何倾向于改变「一中政策」或使「一中政策」筹码化的对台新政策，将使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陷入三十七年来前所未有的困境。

但是，除了十九大的权力分配和中美台之间「一个中国」的陷阱议题之外，二0一七年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对习近平当局执政能力最大的考验，却是说起来不敏感、看起来不脆弱的经济问题。

经过了二三十年超过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共当局早已产生了一种对经济增长的惯性依赖。中共统治的正当性，大半要靠「GDP合法性」来支撑；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领导人在世界舞台上的面子、尊荣，也多半要靠大笔订单、大额经援等「大撒币」手段来获取。与此同时，中共当局产生了一种惯性思维：认为经济增长唾手可得，是「中国模式」题中应有之义；也产生了一种暴发户式的盲目自信：认为凡是能用人民币摆平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凡是能用钱解决的国际问题，都不是真正的问题。基于这样的惯性思维和盲目自信，习近平上台以来，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路线，而以政治集权、官场整肃为中心工作。也没有把经济改革当回事，而是粗暴干预股市、房市、汇市，「三去一降一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流于形式，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一带一路」进展缓慢，代价巨大，输出产能的效果却不显著。但是，中国以低人权、低环保、低法治、低道德和高杠杆、高泡沫为代价的高速GDP增长已经到了不痛加改革便难以为继的地步。即使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来看，当今之计，「核心」可以晚点再当，「中国梦」可以慢慢去做，但为挽救统治合法性，挽救三十七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不毁于一旦，经济改革必须马上进行，已经耽误不起。

  这一两年不出事只是侥幸，出大事、出全局性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已迫在眉睫。而一旦中国经济出了大事，「核心」也罢，「中国梦」也罢，全都等于零。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中国经济形势摇摆不定、岌岌可危的时候，特朗普任命了三位对华贸易鹰派人物出任美国新政府贸易部门要职。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为商务部长，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E Lighthizer）为美国贸易代表。这三人都认为中国操纵汇率、倾销商品、侵犯知识产权，美国是对华贸易的最大受害国；他们都主张用「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用「美国优先」的经济民族主义取代要素自由流动的经济自由主义。特朗普政府已经拉开了对华贸易战的架势，一场恶战势在必行。中共当局原本认为，在中美之间，台湾问题最敏感，人权问题最闹心，达赖喇嘛不能谈，中国最不怕和美国谈的就是贸易问题，这是大错特错。

中国经济危如累卵，若贸易战引爆人民币资产泡沫破裂，造成普遍的恐慌和经济崩溃，中国版金融危机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是中国经济体系的灭顶之灾。

黄安伟：为中国经济转型铺路的西方经济学家

 2017年1月26日

Forrest Anderson/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左）和总理赵紫阳。拍摄时间不详。19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很多市场化政策都是赵紫阳主持制定的。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1978年12月开始"改革开放"之后的那段时期，被普遍视为当今中国及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奠基阶段。西方经济学家对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实验所产生的影响，是历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面向。哈佛大学出版社本月出版了朱利安·格维茨(Julian Gewirtz)的《不可能的合作伙伴：中国的改革者、西方的经济学家和全球化中国的形成》(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书中探讨了为中国转型铺平道路的一些想法和个人关系。格维茨是牛津大学罗德学者和历史专业博士生，在采访中他谈到当今中国和美国应该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对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决策者，哪些外国学者的影响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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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a Bajramovic

  朱利安·格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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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中国与大量的外国经济学家进行了接触。其中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人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长大的，对中央计划经济的转变过程有切身体验。他们中有来自匈牙利的哈佛大学教授雅诺什·科尔瑙伊(János Kornai)、捷克流亡者奥塔·锡克(Ota Sik)，以及波兰出生的牛津大学老师沃齐米日·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但邓小平也呼吁大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因此，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经济学家也被邀请到中国进行高层交流。

中国从这些外国经济学家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他们并不打算简单地复制西方理念。所谓这个时期的"影响"，是一个不断商讨接受、对新的理念进行辩论的过程。中方牢牢掌握着控制权。

你认为在这个时期，哪些外国和中国思想家之间的个人关系最为有趣？

我对科尔瑙伊和中国最重要的改革家吴敬琏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感兴趣。他们是1981年在雅典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结识的，当是科尔瑙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缺乏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出版的次年，他的长期短缺理念，以及国有企业的"投资饥饿"导致经济扭曲的想法与中国经济之间的相关性立刻给吴敬琏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保持见面并分享想法，吴敬琏用科尔瑙伊的理念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政策，如今中国经济仍然在使用这种混合体制。

这些个人交往的故事提醒着我们，造就历史的是那些受制于现实生活的人们，而非造无形思想或是历史的"洪流"。科尔瑙伊和吴敬琏依然是朋友，2008年时，他们还在北京一起庆祝生日。

你的叙事大部分集中在1985年一艘沿着长江而下的"巴山"轮上。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为了不受打扰，他们特地把一个为期一周的会议放在了"巴山号"上，负责领导中国改革的人士和科尔瑙伊、布鲁斯，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历克·凯恩克罗斯爵士(Sir Alec Cairncross)，以及美国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等各流派的外国经济学家聚集一堂。这次会议是世界银行和中国的官员根据赵紫阳总理直接指示安排的，参会者上船之前，赵紫阳和他们在北京见了面。

托宾基本上是进行了宏观经济基础知识的教育。科尔瑙伊建议中国建立一个这样经济体制：让企业可以对市场压力作出反应，但国家仍然可以管理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进行规范。这次航游还给中国官员提供了机会——当时很少有中国官员了解现代市场经济——让他们看到国际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问题，并提供政策建议的。这次会议可能是赵紫阳主导的一系列深度智识交流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当时的各种商议中也经常引用这些交流中的观念。这次会议象征着这段时期更加广泛务实、不拘一格的开明态度。

对于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历史学家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将它归功于邓小平？

邓小平理所应当地接受了中国非凡改革的许多功劳，但历史学家们在证明这样的论断是不完整的。有一个没有得到应有肯定的人物是赵紫阳，他担任过国务院总理，然后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监督和指导了许多以市场为导向的促增长政策的制定，还提出了一种运行机制。就像他在1987年所说的，在这种机制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但赵紫阳在1989年，也就是天安门悲剧发生前夕被解除了权力，因为他反对实施戒严。如今，他的名字几乎从来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出版物上。党拿走了他的功劳，或说把它们给了邓小平。

当然，我们决不能忘记，尽管这些政策和领导人十分重要，但中国改革的引擎是中国人民的才智和勤奋。

你曾经指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宣传对西方观念和价值观的抵制。从你所研究的历史出发，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

习近平的政权采取了让人极为不安的措施，把学术、媒体、职业领域和社会许多方面封闭了起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采取这些政策的代价可能会很高。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流不只是在经济商品和服务领域，也体现在经济观念上。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新观念所持的开放态度，给中国追求更大财富和权力的努力带来了极大的益处。

没有这种开放，中国将错失邓小平和他那个年代的改革者认为对中国的成功至关重要的交流。最糟糕的是，它会加剧中国内部在思想和政策制定上的寒蝉效应，会在急需实验和创新的时候对它们形成阻力。

习近平最近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新的"开放"与"全球化"捍卫者。但实际上，中国领导层没有在鼓励中国人对外国观念持开放态度。中国的经济对国外投资的开放程度仍然远远低于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唐纳德·J·特朗普和他提名的人，尤其是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对中国发出了严厉的指责。在这方面，历史上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近代历史显然证明，早该采取更强硬措施，以纠正经济不平衡，尤其是美国企业经历的无法进入中国市场许多领域的情况。但最糟糕的情况是采取一系列极端的措施，演变成一场对彼此都具有灾难性的贸易战。美国应该试图纠正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和破坏稳定的安全挑衅，同时投放力量，维护它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价值观，但不是以一种将中国妖魔化或破坏两国重要合作的方式。

即便在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后，美国也应该试图在亚洲地区经济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但不是本着将中国排除在外的目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全球问题，都需要美国与中国协作才能解决，我们两国的繁荣依然休戚相关，尽管特朗普总统的圈子里有人持不同看法。

支撑美中关系的一个基本假设一直是，开放和互联一般会带来稳定与繁荣。特朗普政府似乎在从根本上挑战这一点。在讨论中国日益收紧的环境时，我觉得如果不承认美国在开放和互联的承诺上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将是个错误。所以我们在向全世界宣传这些价值观的同时，也必须在国内为它们辩护。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本文作者黄安伟@comradewong。

黄东：中國需要更多理性聲音

大年三十預祝大家新春愉快，今年勝舊年！上周行事風格仍難預測的美國新總統特朗普，已正式登上歷史舞台，特別是經濟和軍事領域，中國官方的色厲內荏與不安躁動，透過文字和語氣都能感受到。隨著其新內閣人事安排落實，華府的新軍事政策亦快將出台。但從之前透露的局部消息可知，未來主力放在對華的軍事安排，的確會令中國軍方如坐針氈。情況當然不容太樂觀，但並不表示即將到來的中美局部戰爭完全無法避免，或者很快就會到來，哪怕很多人天天做夢都要教訓美國。

只怕基於慣性思維，無論美方從哪個領域出招，中方也必定會強硬回應，以為這才是強大。故此起碼今年內，東亞局勢的動盪程度，幾乎肯定會因為中美雙方繼續爭奪地區霸權而升温，新冷戰的陰霾勢必持續威脅世界和平。因此全球愛好和平人士都期盼，在新一年中美兩國請好自為之，別繼續因捍衞所謂各自的「核心利益」，而不斷地殃及池魚。

正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回應北京指示香港海關，扣押其裝甲車時批評那些奉行單邊主義，要嘗試對付另一個國家，以為先考慮自己利益，才能比別國強大。如果所有國家都這樣做，整體而言只會造成滿盤皆輸的局面。這番金石良言十分適用於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中美俄三國，尤其是越來越不把其他國家放在眼內的中國。

對很多要在大國夾縫中掙扎求存的國家而言，與中國相處的困難程度，絕不會比北京很大戒心的特朗普政府容易應付。只是圍牆內絕大多數國人不知道，或根本不當一回事。後者所持的，正是北京經常用來指責別國的大國沙文主義。假如肯換位思考，只要回顧一下中國近年對待周邊利益聲索國的文攻武嚇，例如新加坡及南韓，便知道何謂強權政治了。

記得20多年前筆者一出道，就已經有人捏造指責「澳門左仔奉命企圖壟斷香港軍事評論界」，莫名其妙得令人笑掉下巴。所以千帆過盡後的今天，水軍集團對筆者的無理謾罵，同樣也只是小菜一碟，一直也懶得去回應。不過可以用攞事實、講道理的方式，讓他們知道不獨是筆者，中國政府和軍方依然存在理性、客觀、自信的聲音。大家的出發點可能是一致的，起碼並不矛盾。

只是這些中國好聲音很少受到注意，或者被非理性、反理性的中國壞聲音河蟹掉而已。遠的不說，例如文友吳戈就是一把清醒的好聲音。而類似的好聲音，在片面誇大外部威脅，以達到維穏目的的今天，更值得珍惜和發揚。特朗普擴軍強軍並非最可怕，最可怕是自己忠言逆耳瞎折騰，只懂天天高喊美軍狼來了才中聽。如果沒有勇氣與憂國憂民的情懷，在逆流中根本不會提出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良言，可惜多數人只會偏聽料敵從嚴，敵人必敗的軍國催眠曲，夫復何言？

上周末繼劉華清之後筆者最敬重的中國高級將領，海軍司令吳勝利上將退役交棒，筆者理解但更感可惜。少說廢話、多做實事的技術人才，在雲雲將星中不算多，中國海軍能有今天，正是他任內成功轉型的。所以將軍一去，大樹凋零，隱退的何止一位將軍？而是一股正氣，這恐怕才是軍方看不見的最大損失。人治式的軍改如火如荼，但能否打造出更多更好的吳勝利，實不敢太樂觀。

執筆前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訪問，對南海唯我獨尊的排他言論，令世人震驚且水平極低。暴露出企圖把美國勢力徹底擠出南海先不說，但南海不屬於「國際領域」，中國有權在島嶼上作「任何建設」兩點，完全妄顧全球感受及國際法，會在美國以至全球引起甚麼後果可想而知。相對地同一天，同樣是外交部發言人的華大姐，說同一論調就溫和、成熟、大器得多。可見捍衞國家利益，也不一定非要丟人現眼，充滿語言暴力，甚至兵戎相見不可，這才是國際主流的外交語言。

在此很有必要介紹中央對目前亞太局勢的理性評價，其《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指：「中美關係自前年以來總體穏定，並取得進展。中日關係總體延續改善勢頭，但仍存在不少複雜敏感因素。亞太地區海上安全形勢總體保持穩定，但部份國家在傳統安全領域存在誤解，互信不足，為海上安全帶來威脅。」完全沒有喊打喊殺，三個「總體」展現出大國的風度與自信，值得好勇鬥狠之徒好好學習，以免誤判形勢。

不單是文官，武官也不是鐵板一塊。除了以前的劉源、劉亞洲之外，上月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唐永勝少將公開說，中國處理涉日關係，着力點不應僅僅局限於島嶼爭端，要有足夠的耐心，更長遠和更全面地考慮。現在有聲音要求解放軍突破第二島鏈，他指這屬於戰略冒進。中國歷史上因為保守而犯的錯誤不多，但因冒進而犯的錯誤不少，例如長征中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現時解放軍的軍事邊界仍在第二島鏈之內，故不宜貿然突破。

相對地去年底《環球時報》在遼寧號航母穿越第一島鏈後，就表現出吃了興奮劑一般的冒進亢奮、目空一切。該報社評一看便知，是不懂軍事的好事之徒手筆。高呼要在南美建立補給基地；要衝出第二島鏈；甚至要求中國航母跑去美國核心利益區對美國施壓，才能有效向對方提出合理要求云云。這如果還不算挑釁，就是不自量力地找死，把千百官兵當炮灰。相對於唐永勝言論，這種不負責任的傳媒，馬上已經高下立判。

同樣是去年底遼寧艦高調出巡期間的言論，中國國防部的回答就自信、穩重、專業得多，堪稱近年最出色範例，值得全國全軍學習借鑑。對於日本自衞隊跟蹤監視該艦，國防部發言人楊宇軍這樣回答：「遼寧艦既威武又漂亮，如果有人對它感興趣，遠觀也好，偷窺也罷，只要不違反相關法律，不妨礙航行安全和自由，我們也不在乎。」楊宇軍的說法答得滴水不漏，令人拍案叫絕，何需像以往其他人那般青筋暴現、自曝其短？

事實上遼寧號由於採用上翹的滑跳甲板，美學上的確優於平甲板的美國重型航母，這是很好的揚長避短說法。而懂得學習與運用美國海軍倒背如流的航行自由，代表與時並進地運用了國際法。既然在公海無法阻止別國海軍偵察，在做好自己保密工作之餘，又怕它甚麼？短短幾句話連消帶打，既維護了軍隊尊嚴，亦表達了擁有航母海軍應有的自信。

反面的航母消息例子，來自去年底航母熱時的軍媒《中國國防報》，其《國產航母高清照流出堪憂》一文。把日本共同社拍攝刊登大連建造中的001A航母照片，視為甲午戰爭及二戰時期間諜戰的延續，無限上綱上線，真是無聊、無知者，無畏得透頂。如果是真正有用的間諜照片，又豈會出現在公開媒體？應該是艦內纖毫畢露的照片才對。

請那些偽君子們看看，美國航母不但有無數比它更近距離的照片，還有大量在艦內、艦外，建造和服役期間的各階段記錄片公開，人家可有大驚小怪高呼洩密？這跟前述軍官表現的高度自信恰恰相反，充滿自卑與小器。從保密角度看，新航母現在有機會洩密之處，遠低於會發出大量電子信息及艦載機訓練情報的遼寧號。既然連後者都不怕洩密，又有甚麼值得危言聳聽？雞血太多，反誤了卿卿性命。

筆者很敬佩的一位國內民間海軍專家，年前在中日關係仍然緊張時，曾經造訪日本海上自衞隊軍官搖籃江田島海軍學校。一行人在校內可謂隨心所欲，對方知道他們是中國人，不但沒有阻止，還能夠繼續拍攝，更加中日親善地一起用餐，愛問甚麼就答甚麼，有如普通高校一樣到處走。

近年有富起來的中國軍迷，專門到針對中國的沖繩嘉手納空軍基地參觀開放日，人家根本不會像國內參觀軍營，把境外參觀者當賊一樣擋在營外。這才是制度自信，開放與自信程度代表了戰鬥力的高低。而開放與自信與多元社會、言論自由必成正比，正如吳建民大使生前所說：「今天的世界正處於一個百家爭鳴的時期，既是百家爭鳴，當然會有各種各樣的意見，包括我的、你的、他的。」願中國能夠人人自由表達意見，多元理性聲音共存。到時候才會有一支真正強大的中國軍隊，一支人民的軍隊。

——东网

吴戈：中國要領導世界了 HOW？

僅僅鑑於特朗普的一些反全球化舉動，中國高官就趁機表示：如果西方國家放棄其領導角色，我們已準備好在必要時領導全球經濟。

近日，僅僅鑑於特朗普的一些反全球化舉動，中國高官就趁機表示：如果西方國家放棄其領導角色，我們已準備好在必要時領導全球經濟。

領導全球經濟其實很不容易，前提是深孚眾望。如果你有個世界最聽話的國家統計局，能製造出經濟增速世界第一之類的任何需要的數字，但經濟無法像特務機關那樣秘密活動，如果自己的實力都撒謊，或者經不起充分地置疑，全世界信不信你、聽不聽你的首先就是大問題。這還沒談到領導世界的真正核心——提供一個令世界多數成員接受的價值體系和規則並率先付出代價維護它們。

實際上，這種急切地想領導世界的國家，往往並不擅長經濟，尤其是市場化經濟。自己連市場經濟國家都沒有被承認，急得差點要廢除「市場」這個詞，另起一個了。那麽，我們就從這類國家特別擅長的軍事領域看一下。

近日，俄羅斯獲得一塊肥肉：使用塔爾圖斯海軍後勤基地49年，一次最多可駐紮包括核動力艦艇在內的11艘艦隻，且免於行政和司法管轄。對該港口現代化改建後，俄將可以在此駐紮航母和核潛艇。這無疑使俄羅斯在中東釘進了一顆釘子。

且不說普京何德何能，眾所周知敘利亞的當務之急是打擊「伊斯蘭國」而非進駐外國核潛艇。在這方面，美國2017年1月初用無人機襲擊基地組織在敘利亞的一個高層會議，擊斃45人，包括「東突」組織高層。事實上，中國的宿敵「東伊運」從創始人起，接連三任頭目均為美軍所殺。1月18日美軍從本土起飛的兩架B-2隱身轟炸機又向利比亞境內4個「伊斯蘭國」營地投下108枚精確制導炸彈，炸死85名恐怖分子。

相比之下，1月6日俄軍聲稱其已完成在敘利亞戰鬥任務的航母戰鬥群兩個月內共起飛420架次。掐指一算，平均每天才7架次，而美軍現役航母每天最高出動架次就達220架次，最新的「福特」級航母初步形成戰鬥力時270架次，完成形成戰鬥力後是310架次。俄軍就420架次，自稱摧毀恐怖分子設施1252處，可謂無比精確，然而這些空襲到底炸死了哪些恐怖組織人物，從來不見提及。實際上有目共睹，俄軍在敘利亞作戰的核心是維持風雨飄搖的巴沙爾政權，打擊一切威脅該政權的力量，這其中哪些是恐怖組織，從俄敘雙方的利益來說，就懶得區分了。要精確到」點名清除」，俄軍更是沒有這個技術能力。

說起領導世界，還有一個例子。北韓近日表示其洲際彈道導彈試射準備已進入最後階段，將隨時發射。由於其一貫的流氓無恥，這種嚴重違反聯合國決議的舉動現在居然已引不起世界輿論的任何憤怒，而在決議表決時投了贊成票的中國亦已不驚不詫。其實，聯合國的權威已經受到嚴重挑戰，聯合國不管用，中國在其中的否決權也會貶值，而這個否決權幾乎是中國當前干預世界局勢的唯一剛性權力。

當然中國還有其他軟性手段，但這些手段在忙甚麽呢？在北韓冒天下之大不韙，準備發射違反聯合國決議的彈道導彈時，中國正在調動一切好聽的、不好聽的手段阻止南韓部署攔截北韓導彈的「薩德」系統，理由是這也順便看到了中國導彈的彈道。為此，中國阻止了大部分南韓文藝產品和演出進入中國，對將所擁有的地皮出售給政府用於部署「薩德」的南韓百貨企業也不放過，近日又突然以質量不佳為名禁止從南韓進口空氣凈化器和19種南韓化妝品。

領導世界還需要堅強盟友，為此中國當然首選硬漢國俄羅斯。不過最近據被俄羅斯欺凌得支離破碎的烏克蘭稱：烏中兩國領導人見面時，中國表示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烏克蘭人民的選擇。這話信得過嗎？如何信不過，中國能樹立領導權威嗎？

領導世界還需要凝聚力和感召力。最近中國旅遊局要求所有旅行社抵制在房間放置否認南京大屠殺書籍的日本酒店集團，不過《環球時報》近日也報道了日本法務省的最新統計：2015年在日打工的外國人「技能實習生」有5803人去向不明（非法滯留），其中中國人達3116人，從2011年開始失蹤的中國「技能實習生」已累計達到10580人。

地球人：我们正在亲历第二次闭关锁国

慢慢的，就没有了，就像从未存在过。

几年以前，我曾经嘲笑过某科技界大佬。当时他说：也许90后、95后会慢慢不知道谷歌是什么网站。

那一年，这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谷歌，全世界最卓越的互联网公司，活在互联网的一代中国人，会不知道他们的网站？

今天，我收回这句嘲笑。因为这件不可能的事，它慢慢变成了现实。

没有人再关注什么谷歌不谷歌。对他们来说，百度也蛮好用的，反正他们几乎没用过谷歌。没有谷歌又怎样？大家还是开心的刷微博，看微信，听歌，看娱乐节目。对于从来就不知道谷歌的人来说，少了谷歌又有什么影响？

多年前，我们也是可以登陆Facebook的。其实这个网站和校内一样，也挺蠢的。可在上面你能看到老外们的生活，可以轻易的跟一万公里以外的人互相拜访，可以看到很多根本不会开到校内上的主页。你用汉语回复，下面给你聊起来的可能是香港仔，可能是台湾人。你用英语回复，说不定有比你英语用的更蹩脚的寂寞的北欧人来跟你搭讪。你感觉地球真的变成了地球村，你还没拉门走出去，别人就推门走了进来。

然后，它就没有了。起初，它的失踪激起了很大的声音，后来，声音就消失了。

多年前，我们也是可以登陆Twitter的。其实这个网站和微博一样，也不过是些信息流，刷上一整天，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至少，你可以以最快速度获取你想知道的任何新事，你会真正了解什么事情在全世界是流行的，而不是经过各种截图、翻译、转发，甚至曲解、断章取义、黑白颠倒的东西。你知道的是真相，赤裸裸的，也许有点太短的真相。但至少中间不会有无数人的加工与再加工，偏激、片面，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不管后来者有意还是无意。

然后，它就没有了。首先是它的本体没有了，然后它的模仿者也没有了，模仿者的模仿者也没有了。只剩一个模仿者的模仿者的模仿者，现在你每天能在上面看到无数广告。

多年前，我们也是可以登陆YouTube的。对于有的人来说，这个网站就是个大型优酷，当年有人信誓旦旦的说，没有YouTube，我们中国人会很快让优酷超过YouTube。可这么多年过去了，视频还是那么卡，内容还是那么垃圾，原创还是那么容易被盗窃，视频丰富度还是那么的可怜。在YouTube上，你能看到全世界最棒的手艺人，最逗乐的笑话，最天马行空的创意，最激荡人心的音乐，最美好的完美瞬间，可在优酷上，你想看一分钟视频，请先看半分钟广告。

哦，对了。Instagram，有些人可能感觉它和QQ空间也差不多。可我在上面关注了六百多个摄影师，它们都是顶好顶好的影像记录者，每天看他们的作品，我感觉到很幸福，那种即使没有到那里去，也身临其境的幸福。我还在上面认识了一个日本的爱自拍的帅小伙，一个爱喝酒的韩国大叔，一个十年前到过中国今天会在每张我发的紫禁城照片下点赞的美国大爷，一个美丽无比的俄罗斯妹子，我和他们基本上都难以交流，语言是很大的障碍，但几个简单的单词，心意也就到了，这种感觉，有时候比多年老友相聚还兴奋。因为这是人类不同族群自由交流互相沟通的过程，这种过程很神奇，真的很神奇。

可现在，它没有了，它之所以没有就因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你在搜索特定的词汇时，会搜出来特定的照片。虽然这么搜的人并不多，虽然看到的人也不会大惊小怪，也不会觉得天黑了，天亮了，天要塌了，天要变了。

可它就是没了，Instagram，就这么没了。谷歌也是这么没的，Twitter也是这么没的，Facebook也是这么没的。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说了什么话，下了什么决定。就要有超过十亿人像陷于哥谭市的孤岛里一样，看着一座又一座桥梁被炸掉，又被炸掉，又被炸掉，然后，就什么都没了。

我时常觉得悲哀，真的好悲哀，一个我根本不认识也不知道是谁的人，也许是一个群体，在不断抢走我身边的东西，而我却无能为力。我抱怨一声，他听不到，任何人都听不到。我怒吼一句，身边的大多数人却像看疯子一样的看着我。我哀嚎一声，这声音被阻碍在黑黑的幕墙以里。我发出尖锐的嘶吼，这声音传不了多远，就和我那被抢走的东西一样，消失了，不见了，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对于本来就没存在过的东西，有谁又会觉得在意呢？那些本来拥有又被掠夺的人的哀愁，后来的人又怎么懂呢？我曾经是拥有一切的，我曾经是拥有世界的，我站在这片土地上，呼吸的是自由的空气，饮下的是自由的琼浆玉液。就在长的无法计数的时间里，我自由生命的一部分又一部分就这么被杀死了，突然就杀死了。可我还始终觉得，它们还奄奄一息的活着，就像它们是慢慢的死去的一样。

可它们终归是死了，而且随着它们的死，愈来愈多的事情慢慢的发生了，很慢很慢，几乎不被人察觉，可还是发生了。

没有谷歌，我可以用百度呀。可某些结果被越挪越后，越挪越后，最后就不见了。就像本来就不该搜出这个结果一样。

没有Facebook，我可以用校内呀。可你想发只有在Facebook上能发的文章，很快在校内上就失踪了。接着，校内变成了人人，话题变成了人人都关心的话题。大家都在抢着看星座、明星、八卦、娱乐。没有人会关心什么消失了，反正它们本来也没多少存在感。

没有YouTube，我可以用优酷呀。可你却经常只能在优酷上看到抄袭别人的作品，而且还不署名，而且还洋洋得意，而且还自我陶醉，就好像那个idea本来属于他自己一样。你看了还要惊呼，他是如此的有创意！好一个抄袭的创意，可你却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网站叫YouTube。

没有Twitter，我还可以用微博呀。可你想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你搜的越勤快，越能看到越明显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搜索结果不予显示"。时间长了，你想，反正知道了也没什么用，不如不看了。

慢慢的，一扇又一扇的门关上了。今天你打开世界上最大的博客网站，发现它没了。明天你一看，世界上最好的设计师分享网站没了，一开始是刷新的很慢很慢，后来它就没了。过两天再一看，平常每天都会读两篇文章的媒体网站没了，那里的文章缤纷多彩，最后都变成了该页无法显示几个字。再过几个月，大学的网站不让上了，摄影师的网站不让上了，就连百度日本这种自家网站，也没了。

接着，漫画看不了了，接着，动画看不成了。接着，美剧英剧失踪了。下载美剧英剧的网站又又又失踪了。尊重正版，保护权益，行吧，然后字幕网站也没了。

游戏没了，你习惯性登陆的游戏网站，发现下载栏正在整治中。论坛关了，天天都在看的论坛，突然接到相关部门的电话，因为"报备问题"不让办了。个人网站，私人博客，对不起，说没就没有，你在上面存了多少多年辛勤耕耘的东西都没用。

你关注的人，有一天你登陆微博，发现他怎么好久都没说话了，然后你搜索了一下，发现他的账号不存在了，而且你搜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未予显示。

一盏一盏的灯，灭了。四面八方的光源，消失了。我们生活的五光十色的世界，变成了一片黑色。

天黑了，那么睡觉吧，但愿长醉不复醒。

最后，我们变成了一群做梦的人，这个梦的名字，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搜索结果不予显示梦。

王力雄：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

图片：僧俗藏人在西藏昌都地区边坝县被检查场景。（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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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伟大的，人是渺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一天集体性地具有了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才可能与西藏的"天"站在同一水平。产生这样一批可以与西藏之"天"相抗衡的中国人并非易事，直到毛泽东时代，这个奇迹才终于出现。正像前面所说的，西藏就垂在中国的手边，何时中国产生了可以战胜西藏之天的人，解决了无人进藏的问题，西藏何时就会瓜熟蒂落被中国所摘取。

解释毛泽东时代为何会产生一代狂热的献身者，是另外的话题。现在可能被解释为集体"洗脑"，准宗教的狂热，甚至纯粹的历史误会，无论怎样，那样一批人确实在毛泽东时代产生了，成千上万的汉人走进了西藏。

中共夺取政权前其成员的勇敢和献身，令人难以不承认毛泽东所称的"精神原子弹"，也是理解毛泽东唯心主义的一个角度。他之所以坚信"人的因素第一"，甚至他的部下提出荒谬有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和他多年来不断在献身者创造的奇迹中得到验证是分不开的。人一旦拥有英雄主义，能量可以成倍甚至数倍地翻番，达到以常规思维不可思议的程度。利用这种产生于无形精神的能量，对常常感到有形资源匮乏的领袖必然会有极大的吸引力，最终也让毛把"塑造共产主义新人"当做主要的目标。

在中共的术语中，"老西藏"一词专指那些从一九五十、一九六十年代即进西藏工作的中国人。他们被中共高层誉为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中共在西藏建政以后，据说派到各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是一人领了块木牌，牌上写着中共西藏某县委员会的字样。县委书记们各自背着木牌骑马去上任，走到哪，木牌往帐篷外面一插，就是县委的办公地。

那时中共动员人员进藏，常出现争抢报名的局面。甚至不让去的也非要去。当然，那时很多人并不瞭解西藏是怎么回事，报名仅是盲目地"响应组织号召"。一些人真看到西藏面目时就开始后悔了，但即使后悔也不敢说，进藏后照样还得全心全意地工作，一干多年乃至终生。宗教不仅仅是信仰，还有宗教裁判的威慑。在这方面，共产党的宗教可能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严厉，更善于剥夺人们抵抗的意志。

不过总体来讲，那年代对中共意识形态近乎宗教般的信仰，使绝大部分进藏汉人都能以苦行态度接受西藏的寂寞艰苦以及对个人生活和健康的损害。他们可以在"解放西藏百万农奴"、"建设祖国边疆"、"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等今天看起来纯属空洞的政治口号中找到心理支点，支撑他们奉献青春乃至终生。那个年代的中共把"为人民服务"当作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要求它的工作人员奉为教条，当时进藏工作的汉人，大多是抱着真诚意愿，认为自己是去为"藏族同胞"造福的。

当然，那时的进藏者除了出于信仰，还因为"全能"体制下没有个人选择的可能。"一生交给党安排"既是豪言壮语，也是别无它途，所以中共那时不仅可以随时调动所需要的汉人进藏，且可以把他们安排到基层，下到农村和牧区。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无人进藏，在毛泽东时代基本解决。

"精神原子弹"的蘑菇云笼罩了整个毛时代。一批又一批汉人开进西藏。一九五十年代进藏的地方工作人员就已经达到4.5万，军队人数达到5万。一九六十、一九七十年代更是成倍增加。对比一下清朝只能派进西藏几十名文员和千余军队，不难看出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与其派进西藏的汉人数量存在着决定性的关系。

——RFA 

梁京：特朗普革命会成功吗？

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并不意味著他启动的美国政治革命以胜利而结束，而是意味著这场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么特朗普革命会成功吗？特朗普就职次日反特朗普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华尔街投资人对市场走向的茫然，以及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内部关于是否应该对特朗普寄以希望的激烈争论都说明，要回答这个问题，为时尚早。

有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特朗普的胜利是自由主义的胜利，特朗普就职演说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对此提出了严重质疑。事实上，特朗普的胜利是自由主义乃至民主政治陷入危机的产物，这正是美国的敌人兴高采烈的重要原因。

许多支持特朗普当选的人之所以作出这个选择，不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们对美国的主流精英失去信心，认为特朗普是解决美国精英危机的一剂猛药。而我们都知道，猛药往往是有毒的，虽然它确实有可能治愈一些顽症。

那么，特朗普这剂猛药是否能治疗导致美国危机、尤其是美国精英的种种顽症呢？奥巴马在离职前的几次讲话中，一再强调，美国人民应该更积极地参与政治，以发扬美国的公民文化来回应美国的危机，包括回应特朗普当权带来的危机。这固然不错，而且，21日美国大规模的反特朗普示威，说明奥巴马的呼唤已经得到不少美国人的响应。

问题是，美国的主要问题并非是公民文化的衰落，而是精英文化的衰落。反特朗普的巨大民意压力，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帮助美国从危机中迅速走出来？这显然不是一个完全可以用自由主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话语能够回答的问题。

特朗普能够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他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约束，他不仅看到了美国精英文化的危机，而且成功地利用了这个危机。这其中包括他既充分利用了底层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又利用了商业媒体在收视率压力下的报导偏向。

特朗普的胜利，对美国主流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是当头棒喝，有助于刺激他们的反思，甚至有利于美国两党精英在一些重大立法上合作，但是，对于解决美国精英的文化危机，则未必是一剂良药。原因很明显，特朗普本人的政治强人思维和话语风格，越来越成为毒化美国公共政治空间的一个重要源头。

不难想像的是，当年华盛顿、佛兰克林等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如果是像特朗普这样自恋，这样夸大其词，甚至随意歪曲事实，美国就不可能有今天。也就是说，特朗普自己的性格和品格，正在成为对特朗普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胁。这一点已经非常突出地表现在特朗普当选后，不但没有停止与美国主流媒体的文化战争，反而继续升级。完全无视美国主流媒体在美国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极为积极和关键的角色。

没有理由怀疑特朗普的动机，怀疑他想当大英雄，让美国重振雄风的真诚。事实上，特朗普已经为此作出很大牺牲，并准备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点上特朗普和普京、习近平没有太大区别。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完全不同。

有理由相信，美国社会，她深厚的自由和自治文化，以及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美国宪政民主体制必然会逼著特朗普压抑自己的作恶冲动，从而作出许多善事，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特朗普的性格不仅将决定他的个人命运，而且会令他很难成功地完成他启动的这场美国大革命，而是会让这场革命付出很大代价。这个代价，要比那些无条件力挺特朗普的人所预期的，恐怕要大很多。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