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纳粹到哈马斯：以色列为何坚持“一个都不能放过”

来源：斌闻天下  2026-10-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9月29日的一番话，再次把以色列的睚眦必报摆到了台面上。

在以色列军方宣布击毙哈马斯北加沙旅指挥官后，卡茨表示，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同样在以色列的打击范围之内。他警告，那些在2023年10月7日的恐怖袭击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人，不可能寿终正寝在床上。对于此前卡塔尔境内针对哈马斯高层的行动，他也直言：上一次因为故障没有成功，下一次还会再来。

这番话让我想到以色列曾经追杀的德国纳粹军官艾希曼，并不只是因为“追杀”两个字，它背后其实有一条非常清楚的历史线索：以色列并不认为跨过国境线，就等于从责任名单上消失。

艾希曼留下的历史记忆

60年代，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藏身阿根廷，使用假身份生活。以色列特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将其抓获并带回以色列受审。1961年，艾希曼被判犯有针对犹太人的罪行、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次年被执行死刑。

这件事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记忆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它传递的信息并不复杂，但是却令人印象深刻：战争结束、政权垮台，并不意味着个人责任自动消失；逃到海外，也不等于从历史中消失。

如今那些参与恐怖袭击的哈马斯分子面临同样的命运，虽然纳粹与哈马斯领导人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但在以色列自己的安全叙事中，10月7日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历史分界点。

因此，卡茨现在强调的其实不只是“报复”，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被以色列认定为10月7日袭击的核心参与者，那么住在哪里，并不会改变以色列对他的判断。

“海外”不等于安全区

这里才是睚眦必报这个词真正重要的地方。

哈马斯的海外领导层并不是完全脱离战场的旁观者，海外网络可以涉及资金、政治宣传、组织联系和谈判。对于以色列来说，如果这些人物仍然能够参与组织运转，那么他们的地理位置本身就不能成为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

这也是为什么卡茨特别强调海外领导人。

过去几年，以色列已经多次把针对哈马斯高层的行动延伸到加沙之外。2024年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袭身亡；2025年以色列又曾在多哈发动针对哈马斯政治领导层的行动。卡茨此次再次点名海外领导层，实际上是在告诉这些人：加沙之外，并不意味着以色列的行动边界之外。

这并不是一句口号，过去三年，以色列已经用一系列行动证明，它确实在按照这套逻辑在追责。

最有代表性的，是哈马斯军事翼最高指挥官之一穆罕默德·戴夫。以色列长期将他视为10月7日袭击的主要策划者之一，2024年7月，以军在加沙的汗尤尼斯附近发动空袭，将其击毙。

在此之前，以色列还击毙了哈马斯中央营旅指挥官阿伊曼·诺法尔。以色列称，这个诺法尔参与了10月7日袭击的策划和执行；还有被击毙的北部旅拜特拉希亚营指挥官纳西姆·阿布·阿吉纳，他被以方指认为直接指挥了对埃雷兹和内蒂夫·阿萨拉等地的袭击。

再往上，是哈马斯最高层的辛瓦尔。作为10月7日袭击的核心策划者之一，他最终也没有能够长期躲在加沙的地下掩体中，2024年10月被以军击毙。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追责对象并不只限于这些最高层人物。2025年，以军公布了11名被其认定为直接参加10月7日袭击的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被定点击毙的名单，其中包括参与诺瓦音乐节袭击、杀害平民、绑架人员以及进入以色列多个社区的人员。

换句话说，以色列所说的“追到最后一个”，已经出现了相当具体的行动记录。名单上既有负责策划和指挥的人，也有直接越境实施袭击的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卡茨现在特别强调海外领导人：在以色列的逻辑中，10月7日的责任并不会因为一个人躲到了加沙以外、甚至以色列以外，就自动消失。

这和单纯的战争宣传有区别，因为一旦一个国家把“责任人在哪里”与“能不能继续追究”直接连接起来，它的安全政策就天然会突破传统战场边界。

这不只是军事问题

当然，跨境行动远比在加沙内部打击目标复杂。

如果目标身处第三国，问题立刻就从军事行动变成主权、外交和地区政治问题。以色列2025年在卡塔尔的行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目标即使被以色列认定为哈马斯领导层，也不意味着在当地行动没有外交代价。

所以，卡茨这次公开喊话，本身也有心理战的意味。它既是在对哈马斯领导层施压，也是在告诉以色列国内社会：10月7日的账还没有翻篇。

而“一个都不能放过”之所以能够在以色列政治语境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大屠杀记忆长期塑造了以色列的安全观。

这也是艾希曼故事今天仍然会被重新提起的原因。

睚眦必报现在也伸向外交场合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睚眦必报并不只出现在军事问题上。

9月22日起，左倾的荷兰政府开始禁止进口、购买和销售来自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荷兰政府将这一措施定义为针对其所称“非法定居点”的贸易限制，同时特别说明，这并不是对1967年国际承认边界内以色列商品贸易的全面禁令。

以色列的反应很快。

9月27日，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宣布撤销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由以色列签发的证件，并要求七日内交回；届时相关外交特权和豁免将失效。此前，以色列还曾禁止荷兰代表进入位于基里亚特加特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

萨尔外长明确表示，以色列不会忽视针对它的单边措施，并称如果荷兰希望继续处理与巴勒斯坦方面的事务，可以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区域进行。由此大量舆论说，他们那么维护巴勒斯坦，那就搬到加沙去好了。

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看，就能看出一个更加完整的趋势。

军事上，以色列说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不能把国境当成安全盾牌；外交上，以色列也在告诉其他国家，对以色列采取单边措施，同样会产生实际成本。

两者当然不是一回事，也不能简单混为一谈。但它们共同体现了一种越来越鲜明的政策逻辑：以色列正在主动扩大自己定义“安全利益”和“责任边界”的范围。

这也是为什么睚眦必报这个词比单纯的“复仇”更准确。复仇讲的是情绪，而卡茨现在谈的，是一套持续追责的安全逻辑。

10月7日恐怖袭击之后，以色列显然没有准备把责任名单限制在加沙的一片土地上。至于这种追责最终会延伸到哪里、又会付出怎样的外交和地区政治代价，仍然取决于情报、行动机会以及第三国的态度。

但至少有一点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在以色列的逻辑里，躲进海外，并不意味着可以把10月7日翻篇。

马斯克回顾第一国际：如果巴枯宁准时抵达，世界可能不同

 原创  Elon Musk  All About Elon  2026年9月26日

马斯克转发了一条推文，配图是米哈伊尔·巴枯宁的肖像，上面印着他的名言："When the people are being beaten with a stick, they are not much happier if it is called 'the People's Stick'."（当人民被棍子抽打时，如果这根棍子被叫作"人民之棍"，他们并不会因此好受多少。）

马斯克在下面回了一句："如果巴枯宁能准时抵达荷兰，从而使无政府主义派在与马克思的辩论中获胜，世界可能会大不相同。"

一句话，把152年前第一国际的一场分裂，带到了今天。先铺垫下历史背景：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剧烈震荡，公社让各国统治阶级深感恐惧，随即对第一国际展开疯狂打压。与此同时，国际内部矛盾也全面激化。巴枯宁派主张彻底打碎国家，建立自由联合，马克思派主张以国家为工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为统一思想，1871年的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强调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这激怒了巴枯宁派，他们随即召开会议予以否认，并号召召开新的代表大会。

这迫使马克思派在1872年9月于海牙召开大会，核心任务就是通过正式决议将伦敦会议的成果肯定下来，从组织上彻底清算巴枯宁派。

马克思派主张强化总委员会的中央集权。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夺取国家机器，才能实现社会改造。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先掌握它，才能最终消灭阶级。

巴枯宁远在瑞士，被法国和德国当局通缉，无法到会。他通过副手詹姆斯·吉约姆传话：国家本身就是罪恶的源泉。哪怕它叫"人民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仍是压迫机器。他主张彻底废除国家权威，代之以自由的自治公社联邦，自下而上打碎一切权力结构。

巴枯宁缺席，马克思派以绝对优势通过决议，把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国际工人运动从此分裂为两条路：

一条通往列宁式的无产阶级专政：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系统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来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建设新社会。这条道路最终催生了苏联及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深刻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

另一条通向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公社，以及此后一个多世纪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潮：巴枯宁的支持者于1872年9月在瑞士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无政府主义国际”，标志着运动的正式分裂。这个组织主张反权威，不设中央机构，但仅活跃数年便逐渐瓦解。

巴枯宁的思想在数十年后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 中得到了最大规模的实践。在共和派控制的区域，无政府主义者推行了广泛的社会革命。工厂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农村土地被集体化；在无政府主义势力最强的加泰罗尼亚，高达75% 的企业被工人控制。这场宏大的社会实验最终被佛朗哥的国民军击败，但其理想激励了此后一个多世纪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潮。

巴枯宁"人民之棍"的警告，听起来尖锐，但确实它戳破了一个谎言。

棍子还是那根棍子，挨打还是挨打，只是换了个听起来正当的主人。他警告：那些自称代表人民、代表无产阶级、代表进步的人，一旦掌握权力，就会成为新的主人。马克思嘲笑他是"空想家"，但20世纪的历史多次验证了这根"人民之棍"的杀伤力。

马斯克假想，如果巴枯宁"准时抵达"，凭借其演说能力和在拉丁国家工人中的影响力，决议未必会一边倒。如果巴枯宁派占据上风，历史可能沿着巴枯宁——更温柔的路线——前进。

在意识形态路线上，他更偏向于巴枯宁，而非马克思，这可能是他“有感而发”的核心原因。

在他看来，"觉醒文化"对言论的规制、进步主义对科技产业的过度审查、平台以"安全"和"公共利益"之名删除账号、限制传播，都是"人民之棍"的当代版本。

棍子换了名字，可能叫"包容"、叫"反仇恨"、叫"保护社区"，但挨打的体验没变。

顏純鈎：花千樹是非一般出版社，張五常恃才傲物品行差

 作者臉書 2026-9-30

因為花千樹出版社宣佈結業，有人在報章撰文緬懷舒巷城和張五常，讓我回想起一些舊事，也值得一記。

在香港出版界，花千樹是一家特別的出版社，它是張五常獨資，基本上不以盈利為目的，主要出版張五常與舒巷城的作品，張五常系列是他在信報專欄的文章結集，舒巷城則是他的舊作整理出版。有一次我向張五常約稿，希望出版他的書，張五常婉拒了，說他的書都要給花千樹出版，賺一點錢，用來出版舒巷城的舊作。

據說張五常青少年時代，長時間跟在舒巷城身邊，舒巷城多才多藝，張五常深受他的影響。後來張五常學術上出彩，到港大經濟系任教授，他就把舒巷城請到自己身邊，給他一個助理的職位，領港大的薪水。當年舒巷城在中環寫字樓做一般文員，收入當然與港大職員不可比，可見張五常相當念舊，對老朋友舒巷城照顧有加。

張五常請舒巷城在身邊工作，主要是為他的中文文稿把關。舒巷城的文字當然沒話說，因此張五常在信報的文章，文字都是一流水平，清通有味，把一些財經大道理簡化成人人都看得懂的常識。

當然，我們不知道張五常的文章中，有多少成份是舒巷城手筆，不過舒巷城去世後，我再讀張五常的文章，不但仍保留原先那種指點江山揮斥人世的風格，也還保留文字那種隽永雅致的韻味，不知道是張五常本色如此，還是他又請了新的「槍手」。

舒巷城是老一輩香港本土作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已經成名，他的代表作長篇小說《鯉魚門的霧》，也是不少學院派教授的研究對象。他也寫詩和散文，詩風恬淡口語化，與當時年輕詩人熱衷的現代詩不同，有一次他寫一首詩，嘲弄現代詩的晦澀，字裡行間妙趣橫生。

當年我初來乍到，向新晚報和文滙報投稿，舒巷城也在那幾個左派文學園地發表作品，因此彼此有印象。後來曾敏之成立香港作家聯會，我們又都是會員，因此慢慢熟悉。

舒巷城是少見的有真性情的人，臉上永遠有一種孩童般天真的微笑，他性格隨和，也喜歡聊天，有時談興來了，會即席唱一段粵曲，一邊唱一邊在桌邊打拍子，自得其樂。他與妻子陳月明女士住在鰂魚涌一幢舊樓，我去過他家，家裡清簡無煙火氣，不知為什麼，有一點淒清。

舒巷城去世後，作聯會刊做了一個追思特輯，我也寫了一篇文章回憶與他的交往。後來花千樹出版舒巷城的文集，有一次他妻子約了我們幾個朋友，請我們幫手整理他的舊稿，我們也都應約，盡了一點力。舒巷城去世後，張五常安排他妻子到花千樹任編輯，用意大概是讓她有一份收入，生活不會有問題，足見張五常還是相當有人情味的。

我與張五常本來不會有什麼交集，他是大教授，彼此又在不同圈子，但本世紀初我與古劍和舒非得到藝發局資助，主編一份文學雜誌《文學世紀》，籌劃第一期內容時，我就想找張五常做一個訪問。

張五常不是文學界中人，但他的財經文章與林行止一樣，都很有文學味道，大可當作散文來讀。香港專業界別中，能寫好文章的人不多，張五常是其中之一，如果能採訪他，請他談談讀書心得和文學理念，不失為一個好的選題。

我寫信給他時本不抱太大希望，因為他根本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文學世紀》是什麼雜誌，但他居然一口答應。我自己猜想，可能在作聯紀念舒巷城的特輯上，他有看過我的追懷文章，所以對我有點印象。

那天對他的採訪，印象最深的是從頭到尾，他兩隻腳都筆直架在辦公桌上，上身向後仰起，兩隻手交叉在肚皮上，鞋底對著我。在那一兩個鐘頭內，我就瞪眼看著他那污黑的鞋底，而他居然也沒有改變一下自己的坐姿。

我不知道他的同僚和學生來見他，他會不會都以兩隻鞋底招呼他們，也不知道港大校長和城中權貴來了，會不會也有同等待遇。我與他遠無冤近無仇，他犯不著特意浪費時間，約我去當面羞辱我，所以當時我只覺他是一個被人慣壞的、不懂檢點個人行為的狂狷之士。我曾經上山下鄉，什麼骯髒的東西沒見過？一雙鞋底遮住他的臉，那是他的損失。

訪問內容都忘記了，只記得他說一句話，說自己「有料到」，就可以躺在地上和別人說話，這句話在採訪稿給他過目時他刪掉了，大概覺得太狂妄突兀。在我看來，即使自己真的看別人不起，也大可不必躺到地上和別人說話，那樣豈不是把自己擺在別人腳下？

與我接觸的林行止先生與張五常相比較，兩人的品行天差地別。林先生溫文爾雅，令人如沐春風，與張五常的目中無人，恰是兩個極端。兩人都是人中龍鳳，天姿聰穎，問學精進，事業成功，但個人品行之差別不可以道里計，這與天性有關，也與家庭教育有關，也與自我修養有關。

張五常才氣縱橫，他在國際財經界赫赫有名，他評論各國財經從來都居高臨下，口沫橫飛。我對財經是外行，但有時不得不承認，他真的有一些別出心裁的創見，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他的攝影作品風格強烈，後來又跟上海書法家周慧珺學書法，自稱書法成家了，我不懂，只能說他「八足咁多爪」，沾什麼都可以輕鬆上手。

張五常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是他很早就公開主張，中共應該適度容忍地方官的貪污，因為金錢好處對地方官的工作有激勵作用。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貪腐終究成為中共改革開放的副產品，自此尾大不掉，到今日還在作怪，關於這一點，中共不知應感謝他，還是要怪罪他才好。

因為恃才傲物，張五常也不將國家法規放在眼裡，他後來被美國政府通緝，罪名是串謀逃稅和藐視法庭，因為香港與美國有移交逃犯協定，他長期在大陸居住，自此與香港漸行漸遠。

在香港四十年，張五常是我見識過最狂傲的人。他有狂傲的資本，又念舊情，他學有專精，又興趣廣泛，他對社會有貢獻，又犯法被政府通緝。只能說，他是一個我行我素禀性複雜的人，把人性善惡都發揮到極致，他是香港殖民地時代的特產，這種人以後都不會有了。

喻智官：谁更惧怕“文革”？

作者：喻智官
原载《争鸣》2016年第7期

   
   
    不能轻易翻过去的一页
   
    文革五十周年来临之际，海外媒体掀起纪念反思的热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在中宣部的管控下波澜不兴，一片寂静，直到五月十七日——文革起始标记日五月十六日的翌日，人民日报才发表评论《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同日，环球时报发表《“文革”已被彻底否定》，这是官方媒体仅有的两篇评论。有如人民日报把评论放在不起眼的四版二条，两文的目的都不是探讨文革，更似为文革话题降温。

   两文都重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作出彻底否定的权威定性，”环球时报还轻巧地说“‘文革’那一页彻底翻过去了”。怎么翻过去？《决议》一边彻底否定文革，一边继续维护文革发动者毛的地位，还编造毛被林彪和江青利用的幼稚谎言，如此难以自圆其说的结论没解决，这一页怎么能轻易翻过去？更何况文革中受迫害的民众至今没得到应有的道歉和赔偿，这一页又怎么能轻易翻过去？
   中共愈急于想翻过去，愈说明其想回避这道罪恶的坎，想推拒人民追求真相的诘问，我们愈要解析其中缘由，揭穿他们的用意，不让他们蒙混过关，尤其要弄清，中共为何罔顾《决议》“彻底否定文革”又撇清“毛文革”首恶责任的巨大矛盾，顽固坚守三十五年岿然不（改）动。
   
    中共官僚集团在文革中受重创
   
   中共建政六十多年，搞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迄今没有自我反省否定过任何一次运动，连错划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右派的反右，也只承认扩大化而不肯全面否定，为何单单“彻底否定文革”？皆因其他政治运动都是镇压打击阶级敌人和异见分子，中共各级干部都是运动领导者或执行者，唯独文革，中共官僚集团自身受到重创，从中央到基层的绝大多数官吏成为主要的挨整对象，这是毛发动文革的目的使然。毛的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此不惜搞乱全国，鼓动民众“舍得一身剐，敢把（刘）皇帝拉下马”！并捏造出一个“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以摧毁刘少奇把持的从上到下的整个官僚体系。
   为什么“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老百姓闻风而动一呼百应？学生组织红卫兵，以工人为首的各行业劳工组织造反队，猛烈地冲击各级官僚，除了被个人崇拜神化的毛代表绝对真理，青年学生轻易被蛊惑蒙蔽外，劳工大众是拉毛的大旗做虎皮，发泄对中共领导下的各种现实不满。
   其时正值中共建政十七年了，经济方面，老百姓的生活非但没改善，与“解放前”相比反而倒退；而中共高官，尤其是中央和各省市的巨头，或占用出走的外国人和出逃的资本家留下的豪宅，或新建高级住宅。他们有专用的医院和楼堂馆所，老百姓即使有钱也不能进。他们高高在上深居简出，完全和老百姓生活在两个世界，哪里会了解民瘼，更遑论为民造福。在政治方面，单位里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就可以代表党，谁向书记提意见，谁就是对党不满，甚至反党，就可能遭受政治经济上的惩罚，五七年，许多人就是那样当上右派的。
   文革是天赐良机，有毛的号召在，民众可以名正言顺地造党官的反，上至国家高官及各省市大员，下到本部门领导，没有人不可以怀疑，没有人不可以打倒。
   倒台的中共巨头首当其冲，他们的面具被一张张揭开，街头大字报传抄着他们的种种恶行。他们的政治问题，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老百姓没几个人搞得懂，但他们腐化堕落的生活激怒了民众，他们骄奢淫逸的丑态，不少都在后来李志绥、陈伯达、戚本禹等人的回忆中得到了印证。
   当时，老百姓走出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不久，对“灾害”时期高官们的“吃相”特别敏感：刘少奇用螃蟹，只食蟹黄，剩下的蟹肉都扔了；邓小平饕餮山珍海味；杨尚昆嗜啖西餐；谭震林的老婆让空军运活鸡；贺龙的两条猎犬都是顿顿大肉；有些高干子弟在学校竟然扔掉蛋糕……一九四九后，老百姓一直被严厉禁欲，发生婚外情，甚至婚前性行为都是大罪，但中共高官却视婚姻为儿戏，甚至荒淫无度：王光美是刘少奇的第六任老婆，此前有三任老婆根本没正式离婚；叶剑英更有“花帅”美名，也有过六个夫人，都是旧人没离又找新人的；邓小平一九五九年摔坏了腿，两个女护士照顾他，其中一个女护士肚子被搞大了……这还是中央高官的丑态，军队和各省市的高官中的许多人也都有一本烂账，不胜枚举。
   看到大字报上的这些内容，老百姓能不恨中共高官么，批斗他们时能不狠么！中共在土改等政治运动中玩过的非人道把戏——抄家没收浮财，戴高帽子批斗游街，如今报应不爽地用到刘少奇、王光美、彭、陆、罗、杨及各地省长、市长及大小官吏身上，他们第一次领教了被压迫民众奋起反抗的威力。
   
    争权如狼，保权如虎
   
   文革遭际是中共官僚集团永远的痛。文革后，老官僚几乎全部官复原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是痛定思痛，反省毛的个人独裁和中共专制是文革的根源，推进必要的政治改革；相反，一面报复性地清算江青集团，清除基层造反派头头及“三种人”，以除后患；一面在失而复得的地位上，争权如狼，保权如虎，定下“让自己的孩子接班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的思维国策。大批红二代进入政商两界，他们互相勾连肆无忌惮。早年，他们的父辈打土豪分田地、搞公私合营，掠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收归国有；如今，他们以经济改革的名目搞私有化，疯狂瓜分鲸吞国家财产，巧取豪夺经济发展的果实，一个个摇身变为千万、亿万富翁。
   与此同时，文革时的“领导阶级”劳工大众成了弱势群体，他们先是下岗吃低保，如今拿微博的退休金。他们认为毛警惕的“资本主义复辟”了，毛要防止的新生资产阶级出现了。中共坚持高举毛的旗子，不敢公开毛是中共贪腐第一人的真相，更让他们怀念毛的“廉洁奉公”，怀念毛时代的“公平正义”，希望再来一次文革，打倒比文革前腐败百倍的贪官污吏。
   因此，中共官僚集团比谁都明白，民众对他们的仇恨十倍于五十年前，倘若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将遭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他们比老百姓更惧怕文革重演。这就是为什么面对一九八六年底和八九六四学运时，邓小平首先联想（也是故意歪曲妄想）到的就是文革，就是邓朴方那条断腿。他决不允许那样的事再次发生，他要保住自己家族及权贵子孙的福禄，决定大开杀戒，不惜用二十万人头换中共二十年的江山安定。
   二十年后的今天，有赤色基因的红二代习近平继承大统。尽管习近平一开口就是毛式语言，一举手就滥用文革手段，怂恿手下大搞个人崇拜，自任各种小组的组长，抓捕镇压异见人士，逼迫他们在电视上认罪等等，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仅是树立权威独揽大权，想当毛泽东第二。至于像毛那样发动文革，他即使有心也无胆，再蠢也知道，今日的中国人早已不是五十年前的愚民了，以他那点威望，如果再来一次文革，不仅他手下的各级官僚被打倒，他自己也将赔进去，中共堡垒也将在愤怒民众的造反大潮下垮塌，中共专制政府也将被人民推翻。他敢试吗？
   
    应当彻底否定导致文革的一党独裁制度
   
   明此事理，我们决不能跟着中共“彻底否定文革”，尽管文革一亿多受害者中绝大多数是老百姓，但历次政治运动，诸如：文革前的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四清；文革后的“严打”、六四镇压、取缔法轮功、近年的打击维权人士等运动，哪一项遭罪的不是普通民众？老百姓在这些运动的受难与文革相比，只有人数多寡之分，伤害轻重之别，并无本质区别。唯有文革，在一部分老百姓受害时，还有一部分老百姓可以“奉旨造反”，“合法”革当权派的命，也就是所谓的“人民文革”。人民有有限的结社自由，可以组织红卫兵和造反队，有有限的言论自由，即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一九七八、七九年的民主墙运动，都是依凭这四大自由才兴起的。因此，利用民主墙打击华国锋的邓小平，一旦看到魏京生的大字报批到自己头上，马上命令在宪法中取缔四大自由，夺走了老百姓自由发声伸冤的唯一工具。
   所以，中共要“彻底否定文革”又不否定毛，不允许民众借否定文革来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套用文革时流行的毛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要彻底否定毛，以及导致文革的中共专制制度，争取真正的更彻底更全面的民主，并最终建立民主新中国。

胡平：文革浩劫从反面催生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

作者：胡平
华夏文摘发表于 2026 年 09 月 27 日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距今已经整整六十年了。

然而，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文革仍然被列为敏感话题，当局不允许对之展开自由的讨论。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回顾文革、讨论文革不只有学术的意义与历史的意义，而且还有政治的意义与现实的意义。

西方著名的文革史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里讲到：没有毛泽东主义的文革，就没有邓小平主义的改革。正因为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推行极左的经济路线外加闭关锁国，致使中国民生凋敝，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物极必反，穷则思变，这才刺激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重新引进资本主义，从偷偷摸摸到大张旗鼓。国人追求物质的欲望正因为被压抑得太深太久，一旦放开闸门，势必爆发出惊人的冲动与活力，令世界刮目相看。

不过，麦克法夸这话只讲对了一半。文革浩劫，首先的、主要的、大量的是政治迫害，是史无前例的思想罪和文字狱。物极必反，它理当激发出强大的自由化运动。事实上，文革结束后，中国首先爆发的也正是自由化运动，包括民间的民主墙运动和官方的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批判“两个凡是”，等等。这一强大的自由化运动在八九民运达到高峰。

八十年代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固然和中共结束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西方的思想再一次进入国内有关，但它首先地、主要地是一场内部自生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它正是对文革的反弹。

和传统专制相比，和文革前17年相比，文革中的政治迫害要更普遍、更彻底、更残酷、更频繁，以及更反复。这就促使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中共老干部，出于对政治迫害的深刻恐惧，或多或少地、自发地萌生了自由主义理念。在这里，西方已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的自由成分，还有中国前几代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哪怕是以只言片语，并且常常是以被歪曲的方式被我们所了解，都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或者是起到了可贵的提示作用。

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茱迪.史珂拉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论文，题目是《恐惧的自由主义》。文章指出，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产生于对残酷的宗教迫害的恐惧。史珂拉写到：“自由主义.....起源于后宗教改革的欧洲。它起源于基督教内部教义的正统性要求与博爱、信仰与道德之间的极度紧张。宗教战争的残酷性使得众多基督徒从教会的公共政策转向了这样一种道德，这种道德把宽容当作基督教的博爱的一种表达。例如，有人会想起加尔文教徒中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昂。”

关于这位卡斯特里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有详细的描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为了宣扬新教思想，曾经遭到罗马教廷的无情迫害；然而，等到新教得势后，手握大权的加尔文却实行了比罗马教廷更严厉的思想专制，在迫害异端异教方面竟然比罗马教廷还更残酷，美丽的日内瓦城一度陷入无边的黑暗和恐惧。在这时，年轻的教士卡斯特里昂挺身而出，发表了《论异端》一书，有力地谴责了宗教迫害和思想专制，为宗教宽容和思想自由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正像茨威格所写的那样：物极必反，两极相通。恰恰是在那些受到不宽容的理念影响最大的国家，令人惊讶地变成了欧洲最早实现宽容思想的自由国家。政治自由的理念恰恰就是从要竭力扼杀个人自由的加尔文思想体系中演变而来。恰恰是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些最早受加尔文思想体系影响的国家最热衷于把自由民主作为立国的理念。

不难看出，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和当年西方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共建政以来，建立起远比当年西方更彻底的政教合一，实行了远比传统专制更严厉的专制，首先是思想专制，是对各种不同政见的残酷迫害。从平民到高干，很少人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文革浩劫则把这一切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物极必反，这就从反面催生了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必须看到，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理论的舶来品。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文革这段最黑暗的时期自发生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自发性和内生性。

我强调这一次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一次发现经验的过程。和第一次、即清末民初那一次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同，那一次的自由主义几乎完全是从外部学来的一种观念。而这一次自由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中国内部自生的产物。

以民主墙运动为例，那无疑可称之为一场自由主义运动。首先，民主墙运动开始于1978年，当时中共尚未实行对外开放方针。其次，参加民主墙运动的活跃分子，从年龄上讲大都在二、三十岁左右，他们过去从未受过西方式的教育，大部分连大学都没上过，基本上都是自学成才，他们的思想信念，完全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极为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考查这批活跃分子的地区分布，不仅有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当时与外界略有来往的地区，也有象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相当隔绝的地区。再看这批人的个人背景，大部分并非出自官宦家庭或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家学”渊源或与外部世界的特殊交往渠道。至于他们的个人身份更是十分平凡。对比当年的容闳、严复、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和胡适之之辈，上述几方面的差异都是很明显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墙运动活跃分子们所具有的自由主义观念，基本上不是来自课堂、来自老师、来自与西方世界的接触，甚至也不是来自书本。文化革命把人类一切进步思想统统贴上“封资修”的标签被批判被封存。在那时，我们被允许阅读的只有毛思想、马列，外加鲁迅。在那时，我们能读到的西人和前人有关自由主义的论述是极其残缺不全的。它们象远处传来的乐曲，若有若无、时断时续，非有心人不能听见。听者少一半是靠听觉，多一半则是凭借自己的想象，勉力将之敷衍成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从自身的经历与反思中，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

不只是民间，不只是年轻人，就在中共党内，甚至就在中共老一代领导人中间，也萌生了宽容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思想，例如胡耀邦赞成言论自由，朱厚泽倡导三宽（宽容、宽厚、宽松）。这里尤其要提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八十年代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习仲勋提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习仲勋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针对有人提出，要保护不同意见，但言论不能出格，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习仲勋明确表示不赞同，因为什么叫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标准很难掌握。习仲勋说：“改革之初，我在广东省工作，建议中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当时就被一些人斥为向境外资产阶级投降。如果对现行政策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结论很简单：仅有思想而没有触犯刑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任何人都不能因发表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处以刑罚。

习仲勋未必读过洛克、密尔，也未必读过伯林、哈耶克。同样的，象胡耀邦、朱厚泽、习仲勋这类共产党领导人，都未必读过多少西方的自由主义大师的著作。他们的宽容理念与自由理念主要是来自他们自身的经验，尤其是对毛泽东文革的恐怖经验以及对这种经验的反思。

在所谓太子党、红二代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例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在北京师院就读的刘源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站出来竞选。他在一次答辩会上讲到自己参选的个人动机时说：〝……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

另外，据了解，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陈毅的儿子陈昊苏，在八九民运中都是同情学生、同情民运的。那又如何看待今天的习近平呢？习近平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倒像是毛泽东的孙子。不少人把习近平今天的政治理念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尤其是文革期间的经历。习近平要效仿毛泽东是来自他在文革期间的经验。这种解释显然不能成立。习近平在文革中的经历很有些类似于刘源，那又怎么会从中得出要效仿毛泽东、热衷于搞专制搞个人集权呢？

正好有一个参考系：薄熙来。2011年，薄熙来在回答共识网的主编周志兴时说：“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因为我父亲在文革中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薄熙来这句话告诉我们，他曾经一度是不喜欢毛泽东的，他是又经历了一段时间，“想来想去”才转向，转而决定走毛泽东的路。我们有理由推断，习近平以他个人和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他原本也是不喜欢毛泽东的。考虑到习仲勋在八十年代中期提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以及在1987年中共元老逼退胡耀邦事件中的反对态度，那时的习近平即便不是支持和同情他父亲的立场，起码也不会是站在他父亲的对立面的。我们有理由推断，习近平也是又经历了一些时间，“想来想去”才选择了他今天的政治理念。在这一重大转变的过程中，“六四”无疑是一个拐点。

如前所说，文革浩劫，首先的、主要的、大量的是政治迫害，是史无前例的思想罪和文字狱。物极必反，它理当激发出强大的自由化运动。事实上，文革结束后，中国首先爆发的也正是自由化运动，包括民间的民主墙运动和官方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种种非毛化举措。这一强大的自由化运动在89民运达到高潮，但是被邓小平的“六四”屠杀所中断。此后又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今日中国，竟然又出现了类似于毛泽东式的专制集权。这看上去似乎是文革的延续，但严格说来不是文革的延续，因为文革早已被阻断，随之而起的是对文革的强势反转，如今则是对反转的再反转；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击退这一再反转。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文革、反思文革、批判文革的意义之所在。

文革浩劫是一党专制与个人独裁之罪恶的集中表现，批判文革就必须归结到反对一党专制反对个人独裁。文革从反面催生了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我们的自由民主理念不是舶来品，而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共同经验。既然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本身就诞生于中国本土，那就不存在所谓西方式自由主义是否能移植中国这个假问题。一旦我们认清了我们的来时路，我们就会对今天的抗争更有底气，对未来的前景更有信心。

施化：介绍《世纪大合并：加拿大和美国为何应该成为一个国家？》

 作者：施化 / 施化的博客 2026-9-7

今天在这里，想冒加拿大天下之大不韪，介绍一本奇书，书名《世纪大合并：加拿大和美国为何应该成为一个国家？》（Merger of the Century: Why Canada and America Should Become One Country）。这是加拿大知名记者、作家兼评论员黛安·弗朗西斯（Diane Francis）出版于 2013 年的一本极具争议，且观点大胆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著作。 我本着对一切事物持开放和存疑的态度，不作任何定论。此举目的，只是为了帮助加拿大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打开脑洞，不拘一格，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

黛安·弗朗西斯（Diane Francis）拥有美加双重国籍，她在这本书中将美国和加拿大视作两家可以进行“资产重组”的超级大公司，提出美加两国应当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以此来应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化。 

此书详尽分析了美加面临的“内忧外患”，并提出了两国的互补性：加拿大地下蕴藏十几万亿美元还没有开发的各种资源；上方，是一条正在解冻的北极航道。表面看，她像个阔太太；而实际上，却是一头待宰的肥羊。因为看守家当的，只有区区3000多万人口和一支规模小到可怜的准军队。与此同时，世界群狼环伺，各方势力都在惦记着加拿大。所以弗朗西斯说，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加拿大要不要保持独立，而是会在什么时候，被谁，用什么方式，一块一块地给撬走。

黛安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大米的价格在两年里上涨百分之二百十七，引发了一系列动荡和政治危机。此时，韩国的大宇物流与马达加斯加政府谈成了一笔交易，以99年为期，租下这个国家一半的耕地来种植玉米和橄榄油，收获全部运回韩国。合约几乎没有租金，韩国那边只承诺没有约束力的投资，20年内投资60亿美元来修建公路、港口、灌溉系统和电站，而这些其实就是农产品出口的配套。合同里甚至没有一条规定说如果马达加斯加自己闹了饥荒，可以暂停出口。这个消息泄露之后，马达加斯加首都爆发抗议，军队向人群开枪，前后死了100多人，最后发生了军事政变。新领导人上台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撕毁合同。英国《金融时报》给这类交易起了一个名字：“新殖民主义”。

在黛安眼里，加拿大就是一个放大版的马达加斯加。加拿大资源多到离谱，防御弱到离谱，政府又好说话到离谱。加拿大的资源多到什么程度？北美农地，最大一块就在加拿大。光是萨省这一个省，就占了全部耕地的四成，地价还远比美国便宜。在国际买家眼里，加拿大手里攥着的，全是敞开货柜的打折商品。钾肥储量差不多有一半埋在萨省地下。历史上采出来的矿藏，加上已经探明的储量，估计3万亿美元，还不包括埋在地下没有发现的，总计9~15万亿。比如育空地区的霍华德山口，那里可能有全世界最大的铅锌矿床。像铀、镍这些重要金属，加拿大的储量排在世界前列。石油就更加不用说了，加拿大的油砂探明储量仅次于沙特。然后是水，地表上全世界1/5的淡水都在加拿大。此外，在加拿大头顶上，还有那条因解冻而年年价值飙升的北极航道，凡是无法在巴拿马运河通过的巨轮都可在那里畅行。对这座宝库，世界各国惦记着的大有人在。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中国。2010年，中石化花了40多亿美元，买下了加拿大最大的油砂项目9%的股份。而且加拿大政府批准的合同里有一条非常不同寻常的条款，那就是中石化的分红可以不拿现金，而直接按股份把原油运走。同一时期，中石化又入股了一条通往太平洋海岸，专为出口亚洲而修的输油管道。中国这边的账算得很清楚，买股份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把油给搬回来。2012年的时候，中海油出价151亿美元，整体收购加拿大的能源巨头尼克森。加拿大政府顶着民意反对和本国情报机构的公开警告放行了。接着签的中加投资协定，给了中国31年的特殊市场准入，15年之内不得取消。紧接着，中国又提出，要在北极圈里的纳努武特建一座由中方拥有和运营的港口和城镇。这些交易一桩接一桩，规模越来越大，条件越来越离谱，而加拿大几乎没有说不的时候。

另一方面，加拿大的军事存在约等于0。加拿大的北方防务是由一支叫做加拿大游骑兵的民兵组织负责的，一共4000多人，还是兼职的志愿者，用的武器是爷爷辈的老式恩菲尔德步枪。就这么点人，要在相当于在整个西欧那么大的一片冻土上执行主权巡逻，只是象征性的。加拿大整个国家的国防也好不到哪里去。弗朗西斯写这本书的时候，整个加拿大的现役军人只有68000人，美国的一座橄榄球场能够全部装下。加拿大有15万英里的世界最长海岸线，却只有33艘旧军舰看守，其中4艘老潜艇连在冰盖下面多待一会儿的制氧设备都没有。

有人问了，加拿大为什么不自己开发这些资源，然后变得强大？钱多就好办事，不但能吸引新移民，还可雇善战的雇佣军保卫国家。不是不想，是办不到，因为加拿大被内部的政治结构和资金缺口锁死了。加拿大不是一个统一管理的国家，她是由13个省和地区各自为政的一个联盟，矿归省政府管，水电归省政府管，土地归省政府管，联邦政府在这些事情上都很难插上手，并且这些省之间还经常相互卡脖子。你想从魁北克把水电卖到纽约吗？中间每经过每一个省界，每一条县界，每一个原住民居留区，都有人伸手向你要过路钱，几十年都建不成一条输电线路。你想修一条输油管，各个沿途的省都能够毫不犹豫砍一刀。

而就算这些政治上的东西全部都能够打通，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人不够，钱也不够。加拿大只有3400万人口，劳动力总共才1800多万，光建筑业就有几十万劳动力缺口。要把北方的那些矿、气田、水电站给建出来，不但需要人，更需要资本。光是基础设施可能就要几千亿美元投资，而加拿大的资本市场根本撑不起这个规模。再加上加拿大现在还有一大堆政治上的绝症，比如说原住民有1300宗土地索赔还悬而未决。有个部落一张口就向联邦政府索赔5500亿元。魁北克隔几年闹一次独立，现在又加上另一个。于是加拿大的局面只能像现在这样，资源在地下躺着，体制在中间挡着，人和钱都不够，头顶上还悬着随时可能引爆的政治地雷。

从长远看，随着资源短缺价格飞涨而引发的国际争夺，加拿大这头肥羊迟早会被宰割。以什么方式暂未可知，但永久保持现状，几乎是不可能的。梳理一下历史就知道，假如没有强大邻国美利坚合众国护着，她早已被稍强一点的军事势力蹂躏过不知几回了。与传统的殖民占领相比，未来的超限战与软实力吞并，要厉害出不知多少倍。加拿大与其等着被零敲碎打地分光，还不如主动挑一个买家，谈一个好价钱成交。而最恰当的那个买家就是隔壁的美国。

黛安在书中说，美国买下加拿大，双方谁都不冤，这桩买卖根本就是郎才女貌，两全其美。而且，这两个国家其实早就已经双向奔赴了。两国说同一种语言，信同一种文化，驾车跨越边境完全没有违和感，就像没出国。加拿大出口的73.7%都去了美国。各省与近邻美国各州的交易规模，远比本国省与省之间大得多，与美国的纵向联系远远超过本国之间的横向联系。有1/10的加拿大人常住半常住在美国。硅谷有25万加拿大人，好莱坞也有25万。2010年美国有一个民调，选美国最伟大的歌手，结果美国人选出Celine Dion, 就是唱泰坦尼克的主题曲的那位，她是一个加拿大人，居然没有人觉得哪里不对劲。在很多产业层面，两个国家也是深度融合。比如说底特律的汽车产业，从福特和通用创办的第一天起，就是两国合资。美国和加拿大，其实从文化到产业上都早就已经是事实夫妻了，就差一纸手续。

明明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为何难以捅破？民族主义情绪。我看到互联网自媒体上有大量言论，批评美国总统川普不懂外交，信口开河，把加拿大人给得罪了，宁愿利益受损也要支持卡尼关税反击。听上去蛮有道理的。但是回头一想，川普之前的历任总统倒个个是善于讨好的好好先生，这些讨好对美国有用吗？被人家变本加厉地利用罢了。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长年从美国捞好处，不给就撒娇，像被宠坏了的熊孩子。出于公平对等，反呛一下有何不可？

作者黛安在陈尽利弊之后，还给出了万一哪天两国合并成真的具体方案。其一，学两德统一模式。加拿大各省直接申请加入美国作为一个新的州，加拿大联邦政府就地解散。其二，学今天的欧盟，加拿大和美国两个国家名称全都保留，只是取消边境，统一货币，然后在两国政府上面再架设一层共同治理结构。其三是瑞士模式，就是两国联邦政府合并成一个7人委员会，取代现有政府。

当然这都是久远将来的事，今天的人或许看不到。看不到或没能力看到的事，不等于不会发生，所以当下也不必过于执于一词。而现在活着的一代人最需要关注的，倒不是谁心里痛快谁不痛快，而是每个人现实利益的暗中流失和转移。尤其要防止到了那一天大梦初醒，惊呼，糟糕，上当了！到那时可没后悔药可吃。

2026-09-07

哈耶克去世34年，世界却更需要他

 来源: 尚曦读史  2026-9-30

很多自诩为了解哈耶克的读者，要么简单地给哈耶克的思想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要么走入另一个极端，回避中国的问题意识，沉浸在哈耶克思想的故纸堆中。

——题记

1992年3月23日，被称为“观念的囚徒，自由的卫士”的思想家哈耶克逝世。

哈耶克的一生跌宕而幸运。他亲眼见证电器工业化的起飞，亲身参与世界大战。他见证了苏维埃的幻灭——事实上，他本身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

摧毁一个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但能真正改变世界的，唯有思想。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就是那个用思想改变世界的人。

华人学者杨小凯曾说：“哈耶克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犹如孔子对中国人的影响一样，深远而无孔不入。”这一评价，实不为过。

哈耶克的影响，绝不仅因为他与凯恩斯的世纪大战，以及成功预言苏联命运的先知式存在,而是他的思想与洞察，在其去世33年后的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加重要，韦森老师在《重读哈耶克》中，总结了哈耶克之于我们的三大贡献：

· 对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的探索。

· 对自由、法治、宪治、民主、权利以及现代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的论述。

· 对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的阐释与捍卫。

换句话说，这三大贡献正是哈耶克之于今天最重要的三重身份，他既是一个捍卫自由市场的孤独的斗士，也是“为自由及其敌人寻根”的乌托邦最坚定的反对派，更是一个为捍卫人类社会基本价值而倍感孤独的先知。

▌孤独的斗士：让现代文明从奴役之路折返

在20世纪初，全世界的民族国家空前强大，它们肆无忌惮地滥发货币、持续输出通货膨胀，终于摧毁了自由市场，引发全世界的大萧条。这时，苏俄、纳粹奉行的乌托邦主义，却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救世良方”。

在人类面临重大危机之时，很多学者去往美国，继续思考人类的政治和经济——哈耶克就是其中一员。

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他预言：

乌托邦永远不可能实现，计划体制践踏私产、无视基本人性，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自我毁灭。

然而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甚至计划思想主导了整个主流经济学界，各国纷纷滥发纸币、扩大赤字，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哈耶克饱受嘲笑和攻击，成为“孤独的反对派”、“资本家的走狗”。直到1970年代，欧美爆发“滞涨”危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凯恩斯主义声誉扫地。

在危难中，哈耶克的思想终于受到了重视，当市场的权利重新回到企业家手中时，英美两国的经济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

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随后二十年，他的思想和政策主张被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英美推行，并带来长达二十年的繁荣，与之相反的历史叙事，在苏东世界随之倒下。

等待了七十多年后，哈耶克终于见证了一个人对百年历史的胜利，让人们一度相信，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乌托邦。然而，晚年的哈耶克，却对人类的前途感到无比悲观。在其最后一部经济学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尤为明显。

哈耶克警告世界：个人自由正在灭失，因为乌托邦的冲动永存于人性之中，人类渴望建立“人间天国”的短视和狂妄不会消失，他们总是拥抱那些承诺“包办一切”的美丽谎言，甚至为此愿意牺牲个人的自由和责任。

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哈耶克预言，只要铸币权被各国政府垄断，大通胀将成为常态，唯一的破解之道，是打破对铸币权的垄断，让政府以及各经济组织进行自由竞争，即货币的非国家化。

▲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内页展示

纵观人类历史，暴力是短暂的，唯有思想才是永恒的。先知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思想。

哈耶克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便是以上这段话最好的注脚。

▌“为自由及其敌人寻根”：哈耶克的思想图谱

哈耶克是市场的斗士，是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研究横跨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天才。然而，他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同一方向——“为自由及其敌人寻根”。

19世纪是崇尚理性与乐观的“黄金时代”，受激进思想鼓舞，各种新式的哲学和历史观念纷纷兴起，然而，正如阿克顿勋爵所嘲讽的：“尽管他们也被称为自由主义，可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没有自由。”

学者周濂则总结道：到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甚至自由一词的含义已被篡改，欧洲左翼崛起，以平等、科学、进步的口号，自命为自由的代言人。而可以追溯到《大宪章》，洛克、孟德斯鸠、麦迪逊等让英美崛起的文明传统，日益被边缘化，在文明日渐式微的20世纪，只能以“古典自由主义”的名字，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对峙。

1944年，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他预言道：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多年来，这本书唤醒了无数乌托邦患者，鼓舞着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

1947年，哈耶克与米塞斯发起朝圣山学社，成为反乌托邦最坚定的力量。他的巨著《自由宪章》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回答了有关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

自由的含义是什么？自由的价值何在？怎样保障个人自由？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哈耶克将自由从道德价值中解放出来，放置在形成社会秩序的知识和一般规则的层面上，从而使自由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孤独的先知：哈耶克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某种意识形态

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哈耶克认为文明中的问题，源自人类本能和理性的冲突。

文明在扩张中形成的秩序，鼓励人们使用理性和逻辑，不断收集信息、利用资源，形成合作的规则，带来传统、法律、财富、理性、科学、艺术等文明成果，但它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更深藏着危险的陷阱。

人的自然本能，即人类的原始欲望，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创造的本能”，是生存、发展和爱的力量，是潜伏在生命中的一种进取、建设和创造性的力量；

一种是“毁灭的本能”，是攻击和侵犯的冲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要摧毁秩序，回到前生命状态的冲动。正如柏拉图所说的：“在我们每个人中，即使是最平凡的人，都有一股野蛮，凶残，目无法纪的力量正在蠢蠢欲动。”

而人类的一切问题，来自文明秩序和两种不同自然本能的结合，从而诞生了两种贯穿整个历史的游戏规则：好的规则会自然扩展，坏的规则也会野蛮生长。

目前的制度中，只有市场经济制度长期带来了良性结果，它用文明秩序鼓励了人的创造本能，同时利用了人类毁灭本能的活力，并限制了它的危害。

·市场制度鼓励人们生存、发展、创造和爱的生本能。

·市场制度利用了人们好斗的死本能，将其活力用于市场竞争和建设，并严格限制在文明框架内，如法律规定的人的自治边界。

·市场制度把人类的集体主义本能限制在有限范围内，如家庭、社区和企业，避免将冲突发展到毁灭性的层面，比如民族间的生死斗争。

相反，历史中的另一种力量：比如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批判的客观主义、集体主义、历史主义，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意识形态，却在用理性工具包装人们的毁灭本能，让它更具有毁灭性。

·鼓励起人的毁灭本能：鼓励人们对他人发起仇恨、侵犯和攻击，它总是试图寻找敌人，乌托邦主义寻找内部的敌人，族群主义寻找外部的敌人。

·用暴力原则取代契约原则，作为社会规则，让人们崇拜暴力，相信财富来自掠夺，和平是软弱的象征，契约是对弱者的欺骗和剥削，建设是为了战争和复仇。

·用破坏主义取代建设主义，米塞斯将一切戴着美好面具，却最终带来破坏的观念称为“破坏主义”（如极端平等、复仇正义、极端女权或男权主义），它往往以两种面貌出现：要求财富通过暴力再分配，再以控制永远固化；允许权力全面控制社会，并用暴力侵犯一切私人领域。

因此，哈耶克真正的敌人，是人性深处的恶，以及一直鼓励和扩大这种恶的某种历史叙事。

不幸的是，在历史的博弈中，这种叙事经常胜利，并带来暴力与死亡的历史，而文明也随之陨落。

▌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对计划模式的否定和对市场经济的弘扬。

塑造我们的“观念纽带”早已不同于革命激进主义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理论憧憬，也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皇权专制政治中的“专制天下”或“以德为政”的王道理想——当然，更不同于构成西方制度基础的自由主义。

但是，当下我们的“观念纽带”仍在不断变动，而且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和张力。一方面有“十月革命”以来的革命思潮，另一方面隐含有两千年中华帝国“专制天下”的政治思想遗产，且在一种实用主义的导向下不断演变。

这种互相交织的“观念纽带”，不仅构成了现下中国社会制度运作的思想基础，也构成了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张力。

但种种“观念”与其后果的深层基础和基本价值理念到底是什么，现在好像已经变得模糊起来，似乎是个谁也讲不清楚的问题，甚至变成了没有任何权威来界定和规定的问题。

在此格局中，整个当代中国社会实际上是自发地在一个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的惯性中演进和运作，其演进方向和结果，目前看来还无法预计。

因此，正如韦森老师在《重读哈耶克》中所说：“从多学科的视角反思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和一个良序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就成了当今中国社会中一个既现实又急迫的理论任务。在此格局中，重新研读哈耶克这位曾影响了全世界的思想大师的著作，应该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然而，对于中国读者，理解哈耶克，至少面临三大遗憾：

◎遗憾一：作品残缺不全，或断版已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哈耶克的作品，如《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等陆续被引入中国大陆，但哈耶克的研究，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乃至心理学等诸多领域，横跨政治、经济、法学、心理学，甚至心智史学等领域，而且，每个领域几乎都有作品问世。

哈耶克的作品中，引进出版后，又断货多年的《科学的反革命》《货币的非国家化》《法律、立法与自由》等书，近年来有幸再版。

然而，哈耶克的《感觉的秩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书，至今尚未再版；此外，哈耶克的部分作品，因各种原因迄今尚无中文版。因此，读者很难理解哈耶克的思想全貌。

◎遗憾二：很难将哈耶克的深邃思想，放到他鲜活的经历中去理解

任何一位思想者的经历，都会成为思想的一部分，哈耶克也不例外。

哈耶克的一生，几乎横跨了整个20世纪，他见证了两场世界热战，预言了冷战的结局，亲历了历史的大悲剧、大转型。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心，绝不仅停留在纸面，而是有深入骨髓的体会。

因此，我们还亟需好的哈耶克传记，它能以哈耶克的思想脉络为经线，以他的传奇经历为纬，将哈耶克深邃的思想，放到他鲜活的经历中去激活。

布鲁斯·考德威尔的《哈耶克评传》，正是这样一本书。该书是哈耶克传记中兼具学术水平、思想深度的一本，不仅让我们对这位“20世纪的先知”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还能多角度评介哈耶克“社会哲学”思想。

◎遗憾三：很难用中国的问题意识，激活哈耶克的思想

伟大的思想，既关乎现实，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和国家。

然而，很多自诩为了解哈耶克的读者，要么简单粗暴地给哈耶克的思想，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要么走入另一个极端，逃避中国的问题意识，沉浸在哈耶克思想的故纸堆中。

因此，重读哈耶克最好的办法，就是带着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去激活哈耶克的思想——用哈耶克的思想，来理解现实、洞察未来；用中国的问题意识，去检验哈耶克思想的成色。

深谙中国转型阶段大问题的复旦大学教授韦森老师，是为数不多的“最懂哈耶克”的中国学者，他的《重读哈耶克》，正是这样一本书：带着转型阶段的大问题，带领读者进入哈耶克的思想世界。本书2014年出版后也曾一度绝版，2021年底有幸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