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浩然与老舍之死
“争议浩然”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极有意味的现象。
停息了20来年的“争议浩然”，近10个月来再起高潮━━争论的焦点是，浩然应不应为“文革”中受“四人帮”之宠后悔？浩然是不是一个中国农民的奇迹？浩 然在1989年秋复出后，为何愈来愈狂妄？浩然到底是有贡献的农民作家，还是有过的文革帮闲？浩然声称手中保存了100多个作家托他转给江青的信，到底是 “对江青的效忠信”，还是伸冤信？
20年前，“争论浩然”的要点是：浩然是不是“四人帮”帮派？是不是江青的面首？是不是与迫使老舍自杀有直接关联？是不是假大空“文革小说”的始作俑者？ 许多作家的质疑、批评、批判和来自高层的压力，促使浩然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北京文联恢复大会”上作了“说清楚”的检查，念完一个小时的检讨稿后，“争议浩 然”的第一阶段算是告了一段落，浩然又开始躲进密云，按原有框架，“按既定方针”写完《金光大道》第4部。 这期间报刊关于浩然的争论，是由广州《作品》杂志打先锋⑴，发表了关于浩然“诗体小说”《西沙儿女》的批评。
那一次“争议浩然”，似乎认可了浩然不算“四人帮”的帮派成员，不是“江青的面首”，但对于浩然与老舍之死是否有直接关联，没有结论。浩然1998年12月9 日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陈徒手采访时回答说：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后来叫到老舍，……后来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 带抽得厉害。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红卫 兵让他继续交待，场面乱哄哄的。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赶紧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 “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 了，贴大字报。那天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人去，并给老舍家打电话，胡洁青说：“人都 死了，你们处理吧。⑵”
有人说，从浩然自己这段回忆中，可见老舍之死确与他有所关联：1.他声称派了一个人去保护老舍，为何老舍还是被打了？为何不自己亲自去或多派几个人去 保老舍？2.他把老舍送到专政机关派出所，老舍是否以为是意在“保护”？老舍是否以为浩然宣布其为“现行反革命”是一种保护而不是罪加一等？明明是红卫兵 打伤了老舍，为何浩然还要说老舍打红卫兵？浩然此前与老舍一直关系不好，老舍能理解一个“政见不合者”这种突然而来的“特殊保护”么？浩然真要保护老舍， 为什么不护送受伤的老舍回家？3.他又赶到派出所批评老舍，还叫老舍“明天到机关开会”，老舍对这个批判会的恐惧感是否极大？一个无辜挨打的人，又无辜被 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又还要开批判会，这种压力是何等之大！这种种压力除了挨打是“红卫兵”施行的，其它都是来自浩然啊！而第二天浩然又带领造反派去老 舍家贴大字报，再施高压——在这种行动之中的浩然，对老舍的说话态度能让老舍感到“保护”么？老舍是否只感觉相反之意——不断升级打骂——这种感觉是否最 终促使老舍自杀？浩然是否好心办了坏事？以浩然自己的回忆，尚且不能说清楚他与老舍之死无关，那么他人所掌握的材料就更不易解脱浩然与老舍之死的关系，此 事当然也就仍以疑窦留待历史最后定夺。而浩然在61岁就早患脑溢血——1993年、1997年两次患脑溢血，是否也与这种长期摆脱不掉的心理阴影有关？
这也就是第二次“争议浩然”的一个隐藏的“井喷”所在。
2.两个应战先锋
重新“争议浩然”始于《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
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所主办的《环球时报》（周报），1998年9月20 日突然发表本报记者卢新宁、胡锡进关于浩然的整版访问记━━《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这篇4000多字的长文以浩然为何要写《文革回忆录》为新闻由头，全 面披露了浩然的几个惊人观点：1.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 《金光大道》。2.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3.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我 从一个只读过3 年小学的农民，靠党给我的机会，经过8年业余文化学习，掌握了大学专门课程， 最终由中国作协的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除了苏联有过高尔基之外，其 他国家还不曾听说过。（今天人们尊敬高尔基，不在于他是自学成才的工农作家，而是他在二三十年代就有批判列宁、斯大林专制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有不顾一 切营救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大无畏行动和高风亮节，不知浩然是否有过类似言行？）
一石激起千层浪。浩然的这些“新观念”，使已淡出社会的浩然重新为文化思想界人士所关注，一场新的“争议浩然”随之而起。
人们由浩然的这些新观念，记起1974年5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以写《京剧革命十年》、《评晋剧三上桃峰》、《评湘剧园丁之歌》等而成为“四人帮”“文艺评论家”的“初澜”的长篇文艺评论：《在矛盾冲 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评长篇小说<艳阳天>》。文章开门见山地说：
浩然同志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是在我国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产生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长期以来，受到广大工农兵读者的热烈欢迎。这部小 说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肖长春的英雄形象。在当 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在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坚持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斗争中，探讨和研究《艳阳天》的思想艺术成就，对于批判林彪贩 卖孔孟的“克己复礼”、“中庸之道”、肃清“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领域中的流毒，反动文艺作品中的“无冲突论”和“中间人物论”等，是很在现实意义的。 ⑶
最先作出有力批驳的是北京青年杂文家、新闻学博士焦国标。1998年12月，冯骥才主编的《文学自由谈》（天津），在1998年第6期发表了焦国标批 评浩然的杂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浩然先生说：‘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话说得跟农民关系好像 很铁，实际经不起推敲。农民1960年前后饿死成千上万，你浩然先生做到‘农民饿死我饿死’没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农民吃不饱，穿不起裤子，你浩然先生做 到没做到‘农民没裤子我没裤子’？……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同吃一桌饭，提名为文化部副部 长，出行有直升飞机，病了可住北京三0一（高干医院），你自封为‘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 你代表了农民什么？浩然说，‘我写《艳阳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于我的创作冲动和激情，没有人要求我按照他们的某种路子写。’干了错事，因为出于自 己的冲动和激情，他就可以被原谅么？他就从而没有错么？“（难道浩然就没有按江青的要求，当“皇后钦差”，专程写自己至今也私下认为“不足为法”的《西沙 儿女》么？难道《金光大道》第二、第三部不就是在江青等人喜欢了前面的作品而“人来疯”的更上一层楼么？）
与北京的焦国标几乎同步，南京的吴跃农（江苏省委统战部干部）更是四处发文诘问浩然。
1998年12月23日，北京《新闻出版报》（国家新闻出版署机关报）在“该说就说”栏目发表了吴跃农的杂文《不和谐的杂音》；1999年1月12日，石 家庄《杂文报》（《河北日报》主办）又发表了其《不后悔什么？》；《中国青年报》、《燕赵都市报》等报刊也都发表了吴跃农的同类文章。
吴文的主要观点是：1.《环球时报》发表的“浩然访谈录”，“通篇是极左腔调，大言不惭”。2.“奇怪的是《环球时报》对此叙述得津津有味，要不是印 着1998年的日期，笔者还要误以为这份报纸是在1968年印出来的。”3.“浩然对‘以粮为纲’、‘统购统销’之类极左的农村政策至今坚信不疑。深信富 裕是修正主义，贫穷是社会主义。”4.“我国农村是什么时候开始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不是浩然描述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一大二公，穷过渡’ 的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也不是他按照‘四人帮’旨意创造所谓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之类的‘阶级斗争’空前高涨的70年代中期，而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农民的纯收入从134元增长至 2090元，增长了15倍。……浩然那种痴人说梦式的极左论调是不值一驳的。”5.“奇怪的不是他（浩然）固执地坚持着他对当年不后悔的光荣和梦想，奇怪 的是他竟然还真的能够不后悔地占据在《北京文学》的主编位置上（还担任着北京市作协主席），更奇怪的是《环球时报》对他的这种论调采取‘应和’的态度，拿 出一个整版来传播。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之际，他们为什么情有独钟地搞出这么一篇明显是与改革开放精神相悖的专访来？”
3.章明遭围攻
“两个应战先锋”焦国标、吴跃农的文章发表后，浩然方面的反响似乎不是很及时。直到1999年2 月19日，《杂文报》才发表了一篇署名“张宁”的文章：《并非为浩然辩护》，这篇四、五百字的短文，主要是批驳吴跃农不允许浩然发言，不允许有报刊发表浩 然的专访。张文说：“我理解吴先生的意思是，浩然的自我评价是不对的，而不对的言论报刊是绝不能刊登的。既然不能刊登，浩然就只有把话憋在肚子里面。我不 禁追想浩然当年红得发紫的原因，在那个时代，一切都是以正确的名义行事的，所行的事之一就是坚决消灭‘不正确’言论，自然也就没有‘不合谐的杂音’。结 果，却是荒谬不容辩驳地取代了真理，它的副产品就是一个并非一流的写作者竟然成了唯一的大作家。‘该说就说’，我这里要说的有两个意思，一是真正批判荒谬 的东西，就不能再使用产生荒谬东西的思维；二是要想使‘正确’存活、生长，发展起来，就必须有起码的外部条件，那就是让人说话，让媒体发表：‘我不同意你 的意见，但我坚决扞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
离开这种比较客观的第三方意见，完全站在浩然立场，为浩然辩护，甚至辱骂批评者的局面，是着名杂文家章明上阵之后的新趋势。
1999年4月3日，天津《今晚报》副刊发表了章明的杂文━━《浩然的确是个“奇迹”》。74岁的章明一直是广州军区的专业作家，1974年曾在西沙群岛现场观察了浩然的“受宠若傲”的“皇后钦差”姿态。其文要点是：
1.“浩然声称‘我写《艳阳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于自己创作的冲动和激情，没有人要求我按照他们的路子写。’这句话我最多只能相信一半。”其理由 是，“1974年我军收复西沙群岛，你（浩然）荣任江青同志‘亲自委托’的两名特使之一，由广州、海南去西沙时，一路上受到‘国宾’般的接待，你曾经逊谢 推辞过吗？……你以超常的速度赶造出来的《西沙儿女》（虽诗不像诗，小说不像小说，脱离实际，胡编乱造，把木麻黄写成‘马尾松’的拙劣不堪之作）究竟是歌 颂谁的？难道不可以反思一下吗？作为一名当年参加过党的十大代表，今天在内心中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对着干的旧作当成宝贝，……公然大吹自己的错误 是‘奇迹’，也就只好承认他是‘奇迹’了。”
2.“最近在某报上读到一篇文章，文中说，‘浩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某一阶段最重要的作家，他的重要性甚至延续到不属于他的时代，只有很少的作家是重要的，同 时又是优秀的。’所谓‘某一阶段’不就是十年浩劫吗？说话何必这样绕脖子？既‘重要’又‘优秀’？恐怕离浩然的实际还远了点吧？”
一个月后，浩然方面猛烈反攻了。1999年5月11日， 《今晚报》副刊发表了署名“凤翔”的骂章之文━━《“轻薄为文”可以体矣》，文章先交待了此文写作背景━━
“一天上午，北京市文联主席、着名老作家管桦给我打来一个电话，问我看到4月3日的《今晚报》了没有。……放下电话，找到报纸，看到了章明先生的《浩然的 确是个‘奇迹’》的大作。但当我看完这篇大作，第一个感觉便是章明先生写作态度极不严肃，颇似唐朝杜甫所批评的“轻薄为文哂未休”者。”
这段文字说明了此文是“遵命文学”，遵一位文艺届领导之意写的，所以此文就可以从题目上便开始骂一骂章明“轻薄为文”了，并且可以不受修改地发表出来。
凤文立论骂人的依据是，章文曾将同写农民的柳青与浩然作比，说“柳青为了熟悉农村，而在1952年就放弃北京户口，全家迁居陕西长安县皇甫村（浩然于 1954年离开农村迁入北京……）”此话不准确。据凤翔先生考证，浩然是1954年“先从蓟县调入《河北日报》通州地区记者站……1956年秋天，由于工 作需要，浩然由《河北日报》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工作，他的家也由保定迁到了北京。……章明先生为贬斥浩然，竟编造“浩然于1954年离开农村迁入北 京。”
这就是说，凤翔指出了章明把浩然由农村进京的时间提早了两年，据此得出了其“轻薄为文”的结论。而一些读者们对此说是大笑。他们认为，浩然即便是从 1956年进京——比1954年晚两年进京，但依然是离村进城，这并未改变章明说浩然进城写农村，柳青离京入农村写农民的基本事实，即便浩然确实晚两年进 京，也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本质依然。在浩然离农村进京40多年的历史上，多2年，少2年，虽有精确与非精确之别，但并非本质失实之过，又何以是什 么轻薄为文呢？何况，章文的主题是批评浩然其实还是一个按江青等“四人帮”旨意创造“文革文学”的“假大空”作家，这一点已有《西沙儿女》和《金光大 道》、《艳阳天》等铁证在案，无可辩驳。凤文不论其批评主旨，而故意在枝节上算细帐找差错，这才真是有点“轻薄为文”呢。
北京一位着名杂文家因此给章明一信：“我想了想，觉得浩然的作品的倾向，是必然的。他在当朱光（原对外友协副主任）同志的秘书时，曾送我几本短篇小说集， 基本是歌颂农村新事物的，遵命唱颂歌，不可避免。但文革中为什么受到江青一伙的特别赏识，则是个谜。问题不在于他写过什么，甚至也不在于他在文革如何走 红，重要的是时至今日，他对自己的作品以及文革中的特殊遭际（可以说殊荣），应该如何看。不去反思也罢，还要说出那样的话来，确实使人生气，而且那口气也 狂得可以。老兄对他进行批评，完全是应该的。是他自己先出言不逊，别人才起而批评的，真不知他自己是怎么考虑的。看来您讲的不错，在他后面和周围，恐怕有 一股力量，只是我们一无所知而已。……关于那位凤翔先生的大作，……回避重要问题，给您乱扣帽子，乱上纲，不署真实姓名，而且借名人来垫窝，自己真是‘轻 薄为文’了。⑷”
也许凤翔先生背后真有一群什么人，一篇骂了章明，唯恐不够力，又来一篇正面颂浩然，暗箭射杀章明。半个月后，1999年5月27日， 《今晚报》发表了署名苏连硕的“争鸣”文章：《浩然的气度》，文章主要记述了浩然对章明文章的“宽容”━━
“第一次通电话，他（浩然）只说不知道章明其人，文章都说什么了，愿意看看剪报原文。……说话其间有无奈，有感叹，有惆怅，但对那篇文章却显得很平静，很 理智，没有发一点不满或议论。……过了十来天，我们又通了电话。我问他，剪报收到了没有，有什么想法，他平静地说：‘这类文章我见得多了，百家争鸣嘛，让 人家去说吧。’我很想听一听他埋藏在心里的话，但是他还是重复那么一两句话，‘任人家去说吧，不会因为谁说了些什么，我就改弦易辙，放弃我的追求。’最 后，才稍微开展了一些，‘人家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问心无愧，无怨无悔，我的作品反映了那段谁也不能否认的历史时期。赵树理、柳青的作品一直为我所钦 敬，但作家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各自的经历、各自的风格。还有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我会在我的回忆录中将有很详尽的再现的。不过我可以自豪地说，当江青问我愿 不愿意在首长身边工作时，我婉言谢绝了，我是作家，什么也干不了，连小组长也当不了，我只希望多给我时间写作。……”
苏文又说：“他（浩然）曾对我说，再版《金光大道》时只改动了两个字，没有按现在的形势去套改那段历史。在一些作家被金钱搞得五迷三倒时，他坚持在县市安 家，搞旨在培养农民作者的‘绿化工程’，发誓当‘农民的忠实代言人。’……最近一两个月的电话，他总是镇静而声含喜悦地说，‘回忆录写作又有进展，又有新 进展，又有大进展’，……看来，浩然不是要写什么忏悔录，而是决心拿出他自己的新作说话了。浩然作为作家远比章明之所谓评论家宽容大度。”（这话其实主指 焦国标。）
章明的一个朋友对浩然的这种现代宽容精神很是欣赏，只是有一个大疑问：当年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都是不但反对宽容精神，而且力主残酷斗争，如 “初澜”所概括，是“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坚持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斗争，批判林彪贩卖孔孟的 ‘克己复礼’、‘中庸之道’、肃清‘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领域中的流毒，反动文艺作品中的‘无冲突论’和‘中间人物论’⑸”的全国唯一的优秀小说。浩然 如此对自己有过的不宽容给予慷慨的宽容，是否是以宽容的表情掩护坚持不宽容的“阶级斗争”思想呢？而浩然那句“我的作品反映了那段谁也不能否认的历史时 期”，实在有点睁着眼说瞎话——对于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改革开放20年来不是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否定了么？浩然难道要把 改革开放以来否定的文革历史，再宽容新生？
4.陈徒手写“浩然春秋”
这一轮的“争议浩然”，除了这些短兵相接的论战，更有人在整理历史性的记录。陈徒手在1998年底对浩然及其当事人作了近三个月的系列采访后，写出了一篇意味深长的“故人看浩然”━━《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载《读书》1999年5月号）。
陈徒手先后采访了包括浩然在内的14人，他们依次是北京市作协主席浩然（1998年11月27日，12月9日），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1998年10月 25日）， 老作家古立高（1998年11月25日），着名女作家草明（1998年12月8日）， 前新华社记者蒋豪纪（1998年12月5日），北影演员、电影《金光大道》主角扮演者张连文（1998年12月4日），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 （1998年12月8日），原北京作协副秘书长郑云鹭（1998年11月24日）， 原《新剧本》主编潘德千（1998年11月28日），着名剧作家梁秉堃（1998年12月23日），文革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1998年12月16 日），前北京市作协党组书记陈模（1998年12月22日），前北京市宣传部干部宋汛（1998年12月22日），着名作家林斤澜（1998年10月24 日）。
通过这篇文章，再参照其它材料，人们可以理出浩然的人生悲欢简历：
1932年出生于天津宝坻；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22岁的浩然以小学三年级学历调入《河北日报》通州记者站，不久到《河北日报》编辑部，安家保定；
1956年秋，调北京《俄文友好报》；不久任中国对外友协副主任朱光的秘书；尔后调《红旗》杂志；
1964年出版长篇小说《艳阳天》，32岁；被中国作协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介绍加入中国作协；
1965年，因不愿下乡“四清”，与周扬、张光年、张天翼发生冲突，“我一气之下要求调离原单位《红旗》，结果《红旗》编辑部领导邓力群找我，说别走，我们《红旗》养一个作家养得起，我们支持你写，家中可以雇保姆。⑹”
1966年春在怀柔县得田沟开始写《金光大道》；
1966年夏，由军宣队推荐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
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市文联机关目睹女八中红卫兵殴打老舍， 后自作主张宣布老舍为“现行反革命”，把被打伤的老舍送交派出所，并通知其明天到机关开批判会。第二天一早带领造反派（由浩然发起组织的作协红卫兵）到老舍家贴大字报，其时老舍已出门投湖自尽了；
1970年前后，“上面”点名浩然为“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模范典型王国福写事迹展览介绍。浩然写出《王国福的故事》，后由姚文元审稿通过。从此传开“浩然 是中央重视的人物”。王国福故事后溶于《金光大道》第一部。后多次参加江青主持的《艳阳天》京剧剧本讨论会，受到江青一再褒奖；
1973年8月24日，当选中共十大代表，参加“十大”；
1974年5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初澜长篇文艺评论：《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评长篇小说《艳阳天》，文章说：“浩然同志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是在我国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产生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
1974年正月初二，受江青委托， 和张永枚等乘专机到西沙群岛传达江青信件，写作《西沙儿女》；
1975年1月当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5年9月，应江青之召到大寨开《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参加江青、于会咏、谢静宜负责的文艺小组，被江青邀请同坐一桌，之后写出颂扬大寨的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
1975年10月，“躲”在北京三０一医院改写“金光大道”第三部；
1976年4月5日，接北京市委紧急电话，离京上《井岗山》创作组；
1976年夏，被江青确定为文化部副部长人选，拟接替袁水拍（据刘庆棠回忆）；
1976年9月9日，成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与杨成武一起值班守灵；
1977年，广州《作品》杂志发表批判浩然《西沙儿女》文章，为期一百天的第一次“争议浩然”开始；浩然即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写信鸣冤，但没有回信；
1977年底，被迫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北京市文联恢复大会上作一个小时的检讨，成为没有任何职务的专业作家，从此在顺义、密云、平谷、通县写作《山水情》，主办《苍生文学》等，开始在北京郊区培养和自己观点相近的“文学青年”，称为“文化绿化工程”，迄今已有弟子一百多人。
1983年，在北京市委党校学习班，浩然提出对“文革”不能用“浩劫”形容，只能用“十年动乱”，浩然解释说：“又没有谁抢谁，怎么用浩劫？”端木蕻良坐只好摇着头低声自言自语：“太惨了，太惨了……⑺”
1985年前后，浩然文革后第一篇短篇说终于在内蒙一家杂志问世，尔后出版了写改革后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苍生》，并被拍成电视剧。
1989年秋，重新活跃于一系列社会活动，多次向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建议：“重新组织党的文艺创作队伍”，表示了对改革开放中新的文艺队伍的强烈不满。在重 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后，1993年因向组织上为儿子另外要一套房受挫等苦恼，引发脑溢血住院，陷入说话有障碍的病态。1996年前后出版了《乐土》、《活 泉》、《圆梦》等自传体小说；
1996年，任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文学》主编（至今）；
1997年再度脑溢血；
1998年9月，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定了出版“文革回忆录”合同，即自传体作品第四部，声称“如实写出那时我的生活，写出对文艺界的看法，包括对那时 的文艺主帅周扬的看法”； 1998年9月，接受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的记者采访，并于9月20日发表《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
1998年秋，拟出《浩然全集》，沈阳出版社因“资金不足”，放弃此选题，花山出版社也继而“忍痛割爱”。传说新加坡一财团要花200万元买下《浩然全集》版权， 浩然拒绝。广西一饮料厂老板说请浩然拍广告：“喝了×××，还能再写一部《艳阳天》！”浩然说他拒绝；
1998年11月至12月，接受《北京青年报》陈徒手（陈国光）采访；
1999年5月，读章明批评文章后，发表“决不忏悔”的“宽容”讲话。
陈徒手文章中，有一些颇有史料价值的回忆。
浩然在两次访谈中透露——
1.与周扬等早有矛盾，是文革前的受压者，文革中的造反派。“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逼着我下去参加 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感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指《艳阳天》）’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 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 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
2.深受江青赏识。“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天桥剧场看节目，陪同人有于会咏、刘庆棠、浩亮等。我觉得她抓了样板戏，要抓小说来了。她让我坐到她旁边，说：‘这么年轻’接着又说：‘听说资产阶级不欣赏你，我们也不希望他们欣赏你。’”
“后来讨论电影《艳阳天》，江青说了小说哪处好，电影哪处不行，尤其重点说了对小石头行凶一场戏。她说了很多创作方面的话，我当时感到入情入理，比较内行。
过了几天，西沙海战结束了。有一天深夜两点，吴德把我带到钓鱼台。江青拿着已写好的信读给我们听，大意是打仗胜利了，我现在很忙，离不开家，特派作家浩然、诗人张永枚、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代表我慰问前线军民。江青告诉我赶紧给家里说一声，没钱就向地方借着。
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调用海军飞机。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赵紫阳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 望我们，并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飞机跑遍西沙诸岛，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觉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 任务，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
那时在西沙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张永枚写诗较快，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 一趟。一个月写完《西沙儿女》之后就交给上面，于会咏接到江青电话，说不看了，保留评论权，让作者自行处理。这事就算应付过去了。
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
4.文革结束后，第一次“争议浩然”，日子难过。“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 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我如实地写了跟江青几次见面经过。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 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到《人民日报》督促，一定要公开批判我。有一次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广州一刊物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 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
我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写了一封信，从月坛北街家里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但没有回音。
整了一百天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文联恢复大会，我在会上做了检讨，念了一个小时，这样就算我解脱了。会场上没有喊口号。那天刚好是我大儿子结婚，我直接从会场上到婚礼现场。
在这之前，我躲在密云，按照原有框架，在那种大气候影响下，写完《金光大道》第四部。这本书如果现在再写，照原来构思肯定写不出来。后来又开始写《山水 情》，在顺义、密云、平谷、通县呆了十年。我对自己要求是，重新认识历史、生活、文学、自己，深入农村，甘于寂寞，从零开始，过去一切都不算了。⑻”
对于浩然，几位被采访者中明确持批评意见的只有着名作家草明。
她说：“浩然是得意分子，那时太嚣张了，什么都否定人家，只有自己最好。他想当官，很容易走这条路。⑼”有人接着草明的意思说，浩然文革时的狂妄受 宠，尚可原谅，可是他在九十年代以来复出后的狂妄，如向有关领导建议“重新组织党的文艺创作队伍”，如把他在北京郊县辅导一百多个文学青年称为新的“绿化 工程”，就带有明显地反击改革开放之情绪，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不能宽容的。浩然一方面坚持对文革不忏悔，一方面又培植青年弟子在思想上接班，实在是罕见 的坚定不移，言行一致，理论联系实际。
关于浩然与江青的关系，文革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与北影演员电影《金光大道》的主角张连文作了补充。
刘庆棠说：“江青确实有把浩然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⑽”
张连文说：他是和浩然一起到大寨见江青的。有一次吃晚饭，江青问：“最近听到很多谣言，你们谁听到呢？”众人非常紧张，江青转头问浩然，浩然不敢说真话， 只好说：“我是从山沟来的，闭塞，听不见什么……”江青问：“张永枚，听到没有？”张永枚回答：“听到一点，说江青同志是吕后……”江青一听炸了：“放她 娘的狗屁……”
（张永枚1999年6月13日电话告诉笔者，此处有误——“当时是江青自己说，有没有听说她是吕后、武则天的谣言？我想起弟弟来信说过，便含糊道：听说四川有……江青便说，不止四川，广东也有。又说：我哪里比得上武则天！⑾”）
对于浩然的“文革”表现，众人是这样说的——
古立高回忆道，“那时浩然年轻，造反没有负担，又写出好作品，折腾得比较厉害，觉得自己最革命。他说话比较冲，有一股年轻人的脾气，开会时拍着大腿、拍着桌子大声嚷嚷。他老看不上杜印两口子，……觉得端木蕻良历史复杂，又因骆宾基解放前被捕两次，只有自己最干净。⑿”
管桦回忆说：“有天我们正在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浩然就与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自己把书封起来，并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要抄家先到机关登记。⒀”
潘德千说：“浩然曾经告诉我，他害怕在江青面前说错哪句话，招她不高兴。他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写的东西都是歌颂。⒁”
梁秉堃说：“浩然有朴素的农民底子，同时也带来很多局限性。不管如何，文革中江青旁边的位置太特殊了，多少人想得到这个位置。在大起大落中，浩然本质没变，还能把握住自己，已属不易。⒂”
林斤澜说：“文革后，我有意请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厚明、刘绍棠和浩然等朋友到家中吃饭，大家在一起聚聚，帮帮浩然。浩然很拘谨，话不多。而刘绍 棠则相反，很豪放，他对浩然说，文革中你在通县会上指名大骂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你怎么还那样呢？我们赶紧说，过去了就算了，大家重新开始。浩 然也做了几句解释，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
一九八三年大家到市委党校学习，联系实际谈创作。别人说到文革用了‘浩劫’一词，浩然就对这两个字接受不了，说‘十年动乱’还能接受。这就在会上引起争 议，有几个作家提出质疑。我记得浩然解释时说：‘又没有谁抢谁，怎么用浩劫？’其实这是劫难的意思。端木蕻良坐在我的对面，他摇着头低声自言自语：‘太惨 了，太惨了……’端木的话含意是很多的，也是耐人寻味的。⒃”
这段回忆，留下了浩然当年批刘绍棠的不宽容历史，更记录了浩然对“文革”欲从轻发落的潜意识。
5.浩然说：手上有100多个作家致江青的效忠信
1999年6月11日，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南方周末》“时事纵横”， 发表了一位杂文家署名刘友德的关于浩然事件的政论：《关于浩然的奇迹及其他》，文章说：
“近10个月来，浩然（‘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文革’十年中独领风骚的那个作家）及其‘奇迹说’，几乎成了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问题不在于浩然写过什么作品，有过什么奇迹般的宠幸，甚至也不在于他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已20余年，彻底 否认‘文革’早已成为一条政治原则，实践证明一大二公的所谓“金光大道”是“精光大道”，家庭承包责任制已有效地实行这么多年，浩然及其同志们为何还能这 么气壮如牛地吹嘘？……我一点没有责备发表上述专访与为浩然辩护的文章的传媒的意思。……我只是想借此说明：左的那一套影响力切不可低估，思想解放任重道 远。……从浩然的‘蒋干表功’到某些人所谓‘重新审视’的呼吁，再一次告戒我们，切切要牢记邓小平的告诫：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刘文指出“浩然左意犹存”仅一天，《南方周末》就收到了一些电子信件，为浩然叫屈，天津《今晚报》也早收到一些为浩然说话的稿件；编者不禁感叹：通过“争 议浩然”，一下子检验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到底深入了多少民心，取得多少永久性的胜利。真是“改革远未成功，同志亟须努力”！
1999年6月13日，北京一位和浩然关系非常深的青年记者红先生（自称是浩然辅导起来的一百多个文学青年之一），甚至电告我一个特大新闻：一些作家之所 以反对浩然，因为浩然手里捏有他们人格卑下的铁证——文革期间，有100多位作家（许多至今还有相当职位，以改革开放英雄出现）曾亲笔写信给浩然，求他在 江青面前为其美言几句和转交向江青的效忠信。浩然没有帮他们这个忙。至今把这100多封向江青效忠的信都保留着，并将在其《文革回忆录》中全部如实公布。
他和我的具体谈话如下——
朱：我看到《读书》上有一篇文章写浩然，说他在七十年代末在“文联恢复大会”上作检查，那个事件你知不知道？
红：那是1978年前后的事。我跟你讲啊，关于浩然老师的一些情况，虽然外界写了一些微词，很多人对浩然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很理解和了解，这是为什么呢？当时让浩然作检查，那也是当时中央强加给他的，当时有一些情况，最近浩然在写他的第四本自传体长篇小说里有披露。
朱：他出了几本自传了？
红：三本啊，早出来了，现在进行到第四本，第四本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章，这一章就是写文革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这就是说当今中国最活跃的一大批作 家，包括死去的一大批作家，他们当时为什么批浩然那么狠啊？这些人害怕了，因为他们在当初的时候，在文革期间，他们给浩然写了一百多封信，这一百多封信是 什么信呢？是对江青的效忠信，这些信捏在浩然手里了，到现在都有。当今所谓最活跃的、所谓最改革的这一批人，其实当时(文革)是最软弱的。而且这帮人求浩 然说，浩然同志，请你在江青面前给我说句话，给我一次生命，给我一次机会，也让我复出吧，不要再斗我了。那都是一帮软骨头，你知道吗？这一百多封信，在他 的第四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当中要毫无保留地全部公开化。所以有很多人就怕这个问题，一公开，好多人就要重新看了。有很多人，你别看他当个什么官，可能是个什 么人，可当时他们只不过是下流的，要不然批浩然为什么批那么狠啊。
朱：噢，都是求过浩然的。
红：对呀。浩然这些年，人家是注重生活，回到农村去，那么在山沟里当作协主席，培养了一百多位文学青年，结束了三河市没有文学的历史，人家出了长篇小 说、出了短篇小说集、出了诗歌，培养了一百多位，辐射京东八县。那么，我就是被他辅导过的，被他影响过的，浩然和刘绍棠他们两个对我都挺好的，刘绍棠当 时，文革结束后，刘绍棠当时是和浩然同时挨批的嘛。刘绍棠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说“祖国是我妈，妈都受了那么大的损失，那作为儿子我算什么呢？”当时刘绍棠 说了一些很革命的话，这样，浩然就被迫作出检查。当时的情况是，江青找了他很多次，他还远离江青呢。实际上严格来说，他不是江青的人，江青当时是要用他做 这些事。当时你想，江青用人，谁敢不动啊，但是浩然那个时候，人家是出于一种政治热情，对国家的感情，写了那么几个东西，那你说拿那个怎么怎么样，那我觉 得丝毫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对当初那些作家，浩然至今为止，他没有说过任何一个作家的坏话，在任何一个场合没说过一句对别人讽刺的话，对党对祖国没有说过 一句怨言。所以说，你比如说前几年，关于浩然问题的指责，有一个大的企业老板跟浩然谈，只要浩然说一句话，“渴了×××饮料，我还可以重新写一部《艳阳 天》”，答应给浩然一百万，建立浩然基金。浩然都公开拒绝了。这就说明什么？他的人品极正的，他在家里，现在老伴有心脏病，浩然也中风了，半身不遂，还在 不遗余力地在写自己的作品，而且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要自己陪着老伴到医院看病去，你想现在哪还有这样的人啊？自己培养了那么多作者，《苍生文学》那杂 志，办了那么多期，他自己每期都要审稿要看，要跟作者谈话，要复信，还要组织活动，你想，现在中国还有几个浩然这样的作家？我倒觉得中国像浩然这样的人太 少了，应该多出几个浩然来。现在很多思想有问题的人对浩然才有看法。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最平等的、最平静的一种心态去审视一些作家，因为对这段历史如果不清 楚，那就没法让别人明白。否则，因为你不处在这个时代，你要处在70年代那个时候，就知道浩然的作品是个什么份量了。我认为要研究一个作家，不能抛开历 史、抛开环境去看他的。因为我跟浩然同志的感情是很深的，多少年了，我们有一些交情。
那些人当时都熬不住了，给人家江青写信，通过浩然，那都在浩然手里呢，浩然就没把这些信给江青送过去。你明白吗？这些背景，什么声讨他，都有很大的政治因 素，包括当前文艺界一大堆现象。我就是说，你们这些写杂文的也好，什么人也好，要声讨就声讨余秋雨去，这些人，简直他妈的小丑似的。像浩然这种人深入生 活，深入农民，一个老老实实的作家，中国多几个才好呢。你说像什么余秋雨这帮人，多几个这种人，中国就完蛋了。这帮人像什么政治小丑似的，我是这么看。
朱：《读书》上那个陈徒手，你知道是什么人吗？你看了那篇文章没有？
红：我不看那杂志。很多反动杂志我根本都不看。不能看。为什么？他们骨子里有的是亲美的，有的是反共的，他都是被少数人左右的那些东西，骨子里头都不是什么很好的杂志，我是不看那种杂志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浩然关系很深的，问我一些浩然的情况，我跟他们都是比较客观地说浩然，为什么？因为他是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很多人都指责这面镜子， 那你赖谁啊？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不争名不争利，在郊区干自己的事，多好的人啊！起码比那些到处鼓吹跟江主席是好朋友、跟什么人怎么样，比那些人强多了⒄。
此说如果属实，真是颇像马克•吐温在小说《败坏哈特莱堡的人》中所描述的，一个世称诚实清白的小镇，结果其中的名人们皆是为不义之财而不惜冒名顶替的骗子 ——如果浩然此说真有凭据，那么中国文革史就又添精彩史料了——像反右时期一样，一批可怜的右派，既是受难者，也是被迫互相揭发，投降专制的软骨头。不 过，就算浩然真有这一百多封效忠信，就能减轻他自己的“争议”——特别是他九十年代以来的狂妄？别人的欠帐不能减自己的债吧。
看来，几篇小小的的“争议浩然”之文，将引发一场关于中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到底有多少深度和广度，中国知识分子中，到底有几个人是真正的不为权势所动的“威武不能屈”者的大讨论。较之前几年“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也许是一次更为现实而深远的论战。
“争议浩然”何处去？谁胜谁负？好戏还在后面。
注释：
⑴：据张永枚1999年6月13日电话之说。
⑶、⑸引自王瑞璞、孙启泰主编《国史通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2月）页1109 。
⑷ 信原件存章明处，笔者据复印件而引。
⑵、⑹、⑺、⑻、⑼、⑽、⑾、⒀、⒁、⒂、⒃陈徒手《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北京，《读书》，1999年5月号）页107-118。
⒄红先生电话录音存笔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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