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春节期间，子女们千里归 来，阖家团聚，欢天喜地，但一家七口人尤其是小外孙女的饮食玩乐将平日里清静惯了的我和老伴搅扰了个不亦乐乎，连去给几位住得很近的老干部拜年的时间都未 能抽得出来。孰料，当子女们初六走后，我却在家属院门口看到了老校长张天林去世的讣告，心头不禁一阵颤栗，悲伤之情汹涌而来。
张校长是1938年 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建国前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新一旅宣传员、抗大学员、晋冀鲁豫《人民日报》资料员和区委书记，建国后不久就从县委书记岗位上调至中共山西 省委党校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已被任命为该校副校长。那时，作为某地区行署所在地一普通高中生的我虽然无缘结识张校长，但由于读过他所著的《和青年朋 友谈世界观》，且知道和他是“半个老乡”，所以，崇敬的心情里不免揉进了一些亲切之感。“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在全党全国讨伐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 养》的喧嚣声中，造反派将张校长的《和青年朋友谈世界观》指控为“山西的‘小修养’”，批判的言辞激烈得近乎谩骂。我对这一切甚感迷茫，也隐隐地担忧过自 己所崇敬的“小修养”作者的命运。
1981年 春夏之交，已在县级机关理论宣传岗位上工作了整十年的我到省委党校接受为时两个月的培训，主要课程是学习《资本论》第二卷。出于早已深存于心的崇敬和乡谊 之情，我抽出时间冒昧地去拜望“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调往内蒙多年、刚调回山西省委党校工作不久的张校长（时任副校长、副书记）。对于我这个陌生人、不速之 客和莽撞的年轻人，张校长不仅在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我，询问了我和故乡（我当时工作的那个县恰好就是他的原籍）的一些情况，还亲自领着我走出他的办公室 和主楼，去到设在一排平房里的科社教研室，介绍我认识一位姓赵的老师，让我今后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若遇到什么疑难就直接与他联系，向他请教。张校长这 种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的精神和作风，迅速拉近了我对他的距离感，一股暖流在心中油然而生。
两年之后，我被调至山西省委党 校工作。当时，张校长已经离休了，并不知道我工作调动之事。当我在工作安顿下来后去拜望他时，他既感意外又很高兴，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此后很多年，由 于忙于日常工作和各种事务，我去拜望张校长的时候并不多，往往只是在节假日没有什么事情时去他家里坐一坐，聊一聊。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虽然对 张校长很崇敬，但与他的交往似乎就呈现为一种“淡如水”的状态，来往得并不是多么密切。
当然，我经常关注着张校长，知道离休之后的他并没有赋闲。他虽然患有多种疾病，身体状况不好，但一直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展牵肠挂肚。在20世纪80、90年 代，当张校长行走还不太困难的时候，他经常到市县和基层去调查研究，也经常笔耕不辍，时有或长或短的理论文章在校报校刊上发表。后来，他将这些文章汇集出 版为《淡泊人生》和《晚年余霞》两本书，凡是读到者都为其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深深感动。他还主编了厚厚的一本《峥嵘岁月情》，真实地记载了“文化大革命” 前山西省委党校在省委陶鲁茄书记和中组部安子文部长的支持下，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以山西大学政治系的名义在省委党校开办本科班的过程及丰硕成 果。此种做法，在全国党校属于首创。张校长主编的《峥嵘岁月情》真实地记载了这一段历史，为党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经验和借鉴。在那些年里，张校 长的文章和著作每有问世，我都会急切地找来先睹为快，以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和精神激励。
1999年， 生来不谙人情世故的我莫名其妙地遭遇了一场冤案。当时，我连续五年被评为“优秀教师”，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还刚被省委宣传部表彰为“宣传邓小平 理论先进工作者”，但因在特殊境况下迫不得已地向省委领导反映了我校某掌权者以权谋私的具体事实，就被他公开指控为“和美国特务机关有联系”，并被撤销了 所担任的党政领导职务。一时间，“莫须有”的吓人罪名将我置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我多方申诉、控告均无效果。那个掌权者见我拒不认“罪”，竟派两个身份 不明的人在一天晚上气势汹汹地到我家门口大肆恐吓，甚至从专政机关请来工作人员威胁说要将我“送去劳教”。在那一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光里，不少熟人 和同事在校园里遇到我都不敢与我打招呼，有的人远远看到我就有意识地往路边或岔路上躲开了。有的从外地来看望我的朋友，连我家都不敢来，只到我爱人工作的 单位私下里向她询问情况并转致安慰。我这种莫名其妙的遭遇，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二十年的大形势下极为罕见，似乎大好春光里的山西省委党校突然遇上了一场 “倒春寒”。
就在这种“风刀霜剑严相逼”、 “大都谁不逐炎凉”的“小气候”下，有一天晚饭后不久，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平日里因行动不便很少走出家门的张校长，竟然拄着拐杖走了一大段路寻找到我住的 宿舍楼，又一级一级攀着楼梯上到了我在四层的家。他简要地问询了一下我遭受冤案的前因后果，知道我只不过是在1993年 给前一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的南京大学的一位教师寄了一本书，也就是我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拙著《民主建设论》，就态度鲜明地安慰我，让我鼓起勇 气来。他说，给在国外讲学的朋友邮寄一本自己新出版的书，这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中国应该是一件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怎么能在事过六年之后竟然被诬陷为 “和美国特务机关有联系”，甚至还被撤销了党政领导职务呢？这显然是有人出于某种目的借题发挥。张校长进一步对我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 想在过去盛行了很多年，其残余影响很难从某些人的头脑里完全铲除，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兴风作浪。而且，由于党内外的民主制度均不健全，所以，普通党员和公 民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难免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于这种遭遇，既应该向有关领导部门申诉控告，也要有忍受委屈甚至长期忍受委屈的思想准备。一个党员干部在受 到不公正对待之后要想得到纠正，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张校长语重心长的一席话，犹如寒夜里的炉火、酷旱中的甘霖，说得我心里暖融融的。张校长离开我家 时，在楼道里故意提高嗓门大声地对我说话，让我挺起精神来把工作做好。显然，他是要让楼道里的各家各户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以公开表示对我的同情和支持。我 搀扶着行走艰难、颤颤巍巍一级一级走下楼梯的张校长，硬忍着没有让眼眶里的泪水流下双颊。
上天毕竟是公正的。第二年春暖 花开的时候，我的境遇非常意外地有了戏剧性的变化，逐渐恢复了比较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张校长公开、热诚地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此恩此 德，我将终生铭刻在心，永远不会忘记。然而，当我几次真挚地向他表示感激之时，他的态度却很淡然，让我务必不要把此事挂在心里。面对可亲可敬的张校长，我 的心里不由得默默地吟诵起了毛泽东那句脍炙人口的著名诗词：“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200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这无疑是一个反思历史、记取教训的难得机会。我1966年 高中毕业，属于“老三届”中最老的一届，因“文化大革命”废止高考而中断了学业，被“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抛向了社会最底层。此 年三、四月间，我心血来潮地写了一篇《“老高三”四十年》，冒昧地通过“伊妹儿”寄给了以思想解放著称的《炎黄春秋》。鉴于当时主流媒体对“文化大革命” 爆发四十周年集体失声的大氛围，我对此文在纸质媒体上发表并不抱什么希望，只是“姑往寄之”而已。出乎我的预料，《炎黄春秋》居然在2006年第6期 发表了拙文。就在我尚未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样刊之时，张校长让其儿子打电话要我到他家里去。原来，张校长是《炎黄春秋》的老订户、老读者，他从新到的一期刊 物上读到了我的文章，想找我聊一聊。他说，《炎黄春秋》既敢于真实地直面历史，也敢于真实地直面现实，体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和风格，在老干部中很有影 响，订阅的人比较多，每期新杂志来了之后许多老干部都要聚在一起议论一番。张校长鼓励我今后多写一些说真话、新话的文章，即使在解释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 也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注意所谈内容的针对性，尽量说些有新意创意的话，不要写那种惹人讨厌的“党八股”。2007年， 我的另外两篇文章在《炎黄春秋》发表之后，张校长也把我叫到他家，就文中所涉及的民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说，发展民主，推进政治 体制改革，实质上是我们党自身的一场革命，是要同集权、僵化的苏联模式根本决裂，真正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近些年来，这方面的实践进程不尽如 人意，主要是相当一些掌权者不愿意自己手中的权力受到限制，受到制约，这个状况很让人担忧。张校长还谈到，从山西省委党校毕业的学生（指“文化大革命”前 后以山西大学政治系名义开办的大学班的学生，不包括党校短期的培训班、轮训班学员），在工作中被提拔到县处级、厅局级领导职务的数以百计，担任省级领导职 务的也有十几个，但真正有成就、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寥寥无几，这是他作为副校长的一大遗憾。
张校长的遗体告别仪式于正月初 八在太原市最好的永安殡仪馆举行，参加者达数百人，其中不少人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有两条挽联基本上概括了张校长的一生：“饱经风霜苦乐无怨悔培育千万桃 李无愧百姓公仆，潜心治学侃谈世界观熏陶几代青年堪称人师典范”；“严于律己坦荡磊落堪世范，笃行忠诚立党为公献终身。”我和爱人同大家一起排着长队缓缓 地走到灵柩前，在悲痛欲绝的哀乐声中向这位忠诚忠厚、可亲可敬的老人深深地三鞠躬。张校长，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请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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