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大家心存疑虑，但内心深处还 是希望是真的。不管怎样，他总是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而不是坏东西。其实，中共从毛泽东起，什么时候、什么人又说过民主是个坏东西呢？即便是毛泽东，搞了 近30年 的超级极权专制，肆无忌惮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也从来没有说过民主是个坏东西。不但没有说过民主是个坏东西，在中共建政之前，毛泽东和他的战 友们不是到处神侃民主好得很吗？这些言论，见诸于当年的各种报刊杂志，白纸黑字，难道还能把它嚼烂吃了不成？可见，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无须俞可平 出来说东道西，人人心知肚明。至于建政之后，中共出自一党之私利，卷起舌头胡说八道，在民主中又分出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结果民主前面加一人民，后面 加一专政，成了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才成了专政钢管上的橡皮，那个专政钢管打起人来才只毁五脏六腑而不见外伤。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特殊背景，当俞可平说 “民主是个好东西”时，人们如听天籁之音，喜欢了好一阵。结果呢？一年过去了，书照禁不误，人照抓不误，网络照封杀不误；而民主呢？且不管他好坏如何，我 们似乎并没有在哪里看到。既然官方并没有民主的任何动作，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话一句尔。诸位大可不必当真。
新年伊始，新科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提出“思想解放”，于是，又有人兴奋起来。写文章的写文章，解读的解读，总想从汪洋先生的话语中读出点 什么新精神，从思想解放的字里行间读出什么微言大义。正好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于是就有人说：“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时和必要的”。（徐友渔）如果说三 十年前的“思想解放”是必要的，我想这是对的。其原因在于：我们有近30年的闭关锁国的历史，有毛泽东近30年的血腥暴力专政，有毛泽东近30年 的愚民政治。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人们长期生活在虚妄的理想和无耻的谎言中，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才成 为必要。我们需要让扭曲的人性正常，从盲从的愚昧走向文明，使人们从毛泽东神话的阴影中走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因如此，那场关于“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才成为必要。
那么三十年后的今天，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时和必要的吗？如果是及时和必要的，那我就敢说，这三十年在思想上我们出现了大倒退，退到了三十年前，或是接近 三十年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但为30年来的体制改革作了很好的精神准备；而且这个建立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共同基础上的运 动，促进了全民族对专制体制的全面反思，就必然会导致改革这个体制的内在要求。这就为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之所以把1978年 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的思想基础称之为牢固的，其依据就在于这场思想运动改变了大多数人的观念，树立起人们对这个社会进步发展的信心。这个大多数人，包括了 平民百姓、不同社会阶层的骨干，同时也包括当时和当今中共高层的领导。大家同为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分子，无论成败兴衰、高低贵贱，我们的命运都和这次思 想解放运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这个牢固的思想基础，虽然屡遭风吹雨打，被冲击被弱化，甚至有 人想把已经解放的思想拉回到毛泽东的血腥政治路线，都不过是徒劳而已。这不但与世界潮流不相符，就是与这段历史息息相关的多数中国人也不允许。因为无论怎 样讲，改革三十年，这个社会总体上多少也是进步了。尤其和毛泽东统治时期比，多数人不再是生死线上的苦苦挣扎，多数人不再是在红色恐怖中偷生。我们批评改 革三十年是跛脚改革，就是因为这场改革对政治体制的触动几乎没有，而不是说这场改革什么都没有触动。虽然这个跛脚的改革留下诸多后患——如钳制言论、国家 垄断、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等等，但这个社会毕竟还是进步了。虽不那么富有，但总算是摆脱了极度的贫困；距离政治文明还很远，但我们总算是摆 脱了血腥和残酷。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不再是毛泽东的愚民，由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靠着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的高压统治下积聚起 来的反弹力总算把这种高压冲开了一个缺囗，冤假错案平反了，经济活跃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了许多。但对一个有公民权利觉悟的人而言，却能认 识到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实质并没有变化，体制上毛泽东的阴魂不散，意识形态毛泽东的阴影挥之不去。人们之所以能认识到中国人在近60年 的历史中，不但毛泽东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其原因就在于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给我们留下了的思想活力，让人们懂得 了：并不是哪个伟大人物、社会精英才有脑子，我们自己就会思考，就能明辨是非。既然如此，汪洋先生重提“思想解放”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在中国真有谁需要 思想解放的话，那就是当政者诸君！从你们那个一党专制的独裁思想解放出来，把从你们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梦呓中解放出来。从你们窜改历史、掩盖真相的谎 言中解放出来！简而言之，执政的诸君必须时刻铭记在心的是：你们早就不应该是中共的驯服工具，更不该是皇权专制的权臣，而首先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合格的公 民。
去年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已经忽悠了我们一回，今年汪洋的“思想解放”还有必要再忽悠我们一次吗？我看大可不必。近60年 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但凡闹得昏天黑地的事情，要么不了了之，要么事与愿违。这次汪洋在广东高调喊出“思想解放”，国内也有不少文人学士立马跟进，难 道我们又要有什么大举措？渐进民主又要跨越式了不成？其实什么都不是。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表示过要改革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提 出过一些很好的意见。但是‘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停摆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还说几句政治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 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空话而已”。之所以是空话，就是光说不练，说了不算，还抱着那个一党专制死死不放。既然能说会 道，就是知而不行。你一个行动都没有，你就是高呼十次、百次“解放思想”又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民主宪政也罢，在当今中国决不是认识上的问题，而是行 动上的问题。对执政党来说，则是决心、勇气和政治技巧。鲍彤在年初就说：“只要愿意做，应该是可以做的。”其实问题的关键，就看当政者是玩真的还是玩假 的。玩真的，中共就拿出行动来，玩假的，中共就哼着民主政治小调，和那些文人学者去清谈好了。要不理直气壮公开宣布：一党专制一百年不变。你们要是敢这样 说，也敢这样作，我们也就认了。当好奴才，决无二心。无需打着民主宪政，政治改革的幌子，东拉西扯，八方敷衍。我们也就不会在你们的只言片语、字里行间去 打猜猜，去领会什么重要精神，去读出什么微言大义。这种把戏我们已经玩了几十年，犯得着吗？
二十年前蒋经国开放报禁与党禁，前后分为4个步骤：开放党禁、解除戒严、开放老兵大陆探亲和解除报禁，在1年 半之内循序渐进。台湾是在军事戒严状况下解除党禁和报禁的，因为是玩真的，结果事情十分简单。他们既没有唱“思想解放”的高调，更没有什么大肆宣传；既无 宏伟规划，也无民主蓝图。只是他明白也愿意这样做，结果就是可以做，也可以做成。所以步骤清楚，时间确切。而大陆的政改，从八十年代就说起，且不说报告作 了多少回，就连党章也不知修改了多少次；一会儿是邓小平理论，一会儿是三个代表，一会儿是科学发展观。学习啊、心得啊，激动啊、热泪啊，不知耗费了多少光 阴。但至今仍无任何步骤，更无任何时间表可言。号称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大陆，难道条件还不如军事戒严三十八年的台湾？是组织领导无能，还是公众素质太 低？种种遁词，其实没有哪样是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尤其那个国民素质低下的屁话，说出来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中共统治大陆近60年，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其素质还不如腐朽、没落、错误的国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事戒严能走向宪政民主，改革开放还能退回独裁专制？这 可真是天下奇闻。其实，要实现民主宪政，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深奥复杂；既无需几大本的研究报告，也无需什么民主路线图，要的只是当政者的诚意。简单地讲， 就是看你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蒋经国玩真的，不到两年时间就大功告成。慈禧玩假的，好歹也有个七年宪政准备期。我们就是玩假的，总不能连慈禧都不如吧？
作为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的当事人，新闻局长邵玉铭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到：“开放报禁时，他们叫我不要问太多，只问‘行政院长’俞国华有什么样的指示，我 需要注意什么事情。我要弄清楚他们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是70%、80%还是100%地开放？没有，没有给我任何的指示，他就是说，你看着办，你认为该怎 么开放报禁你就怎么做，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俞国华“你看着办，你认为该怎么开放报禁你就怎么做，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句话，使邵玉铭清楚了蒋经国的开 报禁是100％ 玩真的。于是他就放开手脚，在短短的一年内，整个台湾媒体的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了政治民主的有力武器，而原来的第一大报《中央日报》却在民主时代走向没 落。对此，邵玉铭说到：“ 实际上《中央日报》的没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解除报禁的结果，我是‘罪魁祸首’。《中央日报》的结束对于我来讲，反而证明中国 国民党是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指标。”把《中央日报》的没落看作是国民党走向政治民主的一个标志，而不是把《中央日报》的没落看作是国民党的失败；一个事 件的不同结论，恰好是价值观不同的结果。而中共至今还抱着一党私利不放，花那么多的民脂民膏养着中宣部为首的那么多的废物，是以一党之私利为目的，还是以 社会进步为宗旨？泾渭分明。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汪洋先生大讲“思想解放”又能如何？与其如此，还不如把那个中宣部撤销了！撤销中宣部带来的思想解放，我看 比口号和清谈强一百倍。
三十年前那次思想解放，使我国的思想文化界在80年 代出现了几年繁荣的气象。当时的中宣部长朱厚泽，就提倡宽厚、宽容和宽松精神，有人称他为三宽部长。他在中宣部干了些什么呢？据他自己讲，“来北京，让我 到中宣部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关切我，让我‘放开一 点嘛’。”可见他并没有下车伊始，也没有烧几把火，而是到处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同志们接触，认识人，交朋友，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听到一些尖锐 的争论和反复多年 的争吵，……。这样，在他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看法，就是：“要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 和 社会政治环境。”据我所知，那时的中宣部少有发文，也无什么大肆宣传。其结果，反而带来了思想文化的相对繁荣。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朱厚泽只有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就是不压制他人，营造宽松环境，而这个行动比那些口若悬河的口号和清谈的效果却好得多。
我并不想过多地抨击汪洋先生，对他讲“思想解放”的正面效应也略知一二。但我觉得应该提醒汪洋先生的是：你应该象邵玉铭那样，向政治决策层问清楚是玩真还是玩假的。如果是玩真的，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是口号和清谈。如果是玩假的，你说多少思想解放都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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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4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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