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考公务员纪三
过去的中国升学考试有过“出身歧视”，现在招公务员的“非党歧视”是其演化的结果，有相似，不同在于前者隐蔽，后者公开。
图为作者与山东大学学生在交流思想
（一）对“黑五类”子女的“出身歧视”
在人类历史上的“出身歧视”，多发生在共产极权国家，是针对对 “剥削阶级”及其子女的歧视。这种歧视以后发展成阶级灭绝，在中国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就一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中国反对“歧视”的人很多成了“反革命”、 “坏分子”、“右派分子”。于是在中国专政对象就扩大成为“地、富、反、坏、右”，又叫“黑五类”。
从1957年反右之后，“黑五类”子女受到的歧视，包括升学、就业、当兵（填写的申报表中有一栏是“出身”即“家庭出身”）。“出身歧视”曾经伤害过很多青、少年，当时有些“黒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自暴自弃，形成社会问题，当局只得提出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便改造，减少反抗。
“文革”开始，大学停止招生，在这之前的高考，中央都有针对家庭出身的歧视性规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遭遇“不宜录取” “降格录取”。把很多品学兼优的学生排斥在大学门外。
（二）当时“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1949年之后在土改中剥夺了地主、富农的土地，出现了大量的侵犯地主、富农人身权利的现象，1957的打了55万右派。从此之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受到各种歧视。对这种歧视常有所闻，我的朋友李昌玉就认识一个姓任的，该人地主家庭出身，品学兼优，1958年没考上大学，他不服气，一直考了8年，直到文革开始停止大学生招生才作罢。后来知道是因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被录取，八年的光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
最近看到袁剑平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文章《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注一），该文集中了很多事例和数字。记录了“黑五类”子女在升学中遇到的歧视，现摘录如下：
“……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证实了直到 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 6．1％。自1958年至 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注一）
（三）高考录取黑箱作业，贯彻“出身歧视”
1949年之后中共掌权，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于是高考、升高中的录取工作都实行黑箱作业，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进行歧视性筛选，通过政治审查，分别不同情况，定出了四个规格。一为“不宜录取”，二为“降格录取”，三为“可录取一般专业”，四为“可录取机密专业”，要根据政审定出考生属哪一类。定为“不宜录取”者考试成绩再好也进不了大学。这种歧视伤害了众多的无辜青少年。作者袁剑平在文中举出了大量事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 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 ，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 、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 ，并获悉在 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 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 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 ，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 1985年l0月 1日凌晨去世 ，年仅 4l岁。”
（四）右派子女遇到的歧视
1957年55万知识分子被打“右派” “黑五类”，在以后的22年里，不但“右派”本人受到摧残、专政，而且株连子女，他们在高考中多被列为“不宜录取”，据袁文介绍：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 ：‘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 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 ’，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 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 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 ，竞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 ，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 ：“我 1961年高中毕业 ，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
（五）遇罗克遭遇“不宜录取”
遇罗克是“文革”中反对“出身歧视”的英雄人物，他写了“出身论”，后来被判死刑，他自己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
“遇罗克 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六）孙中山的孙女也不能幸免
袁文介绍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 ，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 90分以上 ，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 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 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七）关于“降格录取”
降格录取的典型是考生吕延梅她“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 ，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注一）
（八）“出身歧视”与“非党歧视”的异同
“出身歧视”与“非党歧视”都是侵犯人权，但是“文革”前歧视“黑五类”子女是通过黑箱操作，即由党务工作者对学生做政审核查，确定谁是“不宜录取”，但不公布，很多人并不知情，包括考生本人，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在高考前，怀着美好的理想，拼力准备，其实他们的命运早已被政审人员决定；直到最后名落孙山，他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还怀疑自己是临场没发挥好，很少有人想到他们考不上大学是因为他们的父辈是右派，是地主、富农。善良的人们往往不会想到当权者事先就决定了他们“不宜录取”的命运。
人们要问：既然事先定下了考生们的命运，为什么考前不告诉考生？不是可以省了他们备考的忙碌、等待发榜的焦虑和对未录取原因的猜疑吗？但是当局却丝毫不考虑人权的侵犯和考生及家人的愁苦，当时上层公开的宣传仍是：“家庭问题是有成份论，不准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而实行蒙蔽的政策。当局为了保持自身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而采取黑箱操作业。”
回顾过去50年的历史，当局从五十年代 “出身歧视”演化到现在公开的“非党歧视”，都是严重侵犯人权，前者是隐蔽的黑箱作业，后者却是明目张胆、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这说明当局在践踏人权方面因为没有遇到有力的反抗，因而更加肆无忌惮，我们对此不该保持沉默。
我们理应争取彻底废除人权歧视，废除“非党歧视”。
注一：《炎黄春秋》2007年第六期
2008年2月25日孙文广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13655317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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