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来，香港、纽约遍传胡锦涛要让‘团派刘延东空降上海’和属意‘李克强接班当王储’的来风。然而，最后是习近平进据了上海；最近尘埃进一步落定，这些人又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是帮了李克强的‘倒忙’。因此今日中共的局面是江泽民‘说了算’；然而‘江说了算’也不是邓小平当年钦定就行的，毛泽东亲点华国锋就不算数，那是因为邓小平太强，华国锋太弱了。今天也一样，江泽民太强，胡锦涛太弱了。
政治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正确的理念，胡锦涛每年春节到陕北去包饺子，莫非山沟里特产中华民族的先进代表？不是的，他心里装的还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观念，和毛泽东也办不到的‘空想社会主义’目标。而政治的实施又要靠揽聚人材，明摆着的精锐人物见不着，却偏要去提携埋头拉车的政治苦力，实在也是太没有眼力了。这就难怪他十年任期过半，却一事无成。事实证明，他只配当工具，不配当领袖。
胡锦涛再干五年，中华民族也不会有品质的提升；如果再让同衣同钵的李克强指挥十年，共产党中兴无望不说，弄不好就一命呜呼在这帮庸人手里。所以，年初起江泽民‘插手十七大的路线和人事，提出俞正声和习近平进入决策层’，为中断‘团派庸人集团’的后路做了事先的安排，这对中共还有一些正面意义。
一九五三年出生的习近平被海外媒体看好，首先缘于其父习仲勋急公好义的形象。一九八六年下半年，中共老奸臣薄一波主持‘中顾委生活会’整肃胡耀邦，那天习仲勋迟到，一当他听明白了这个整人的会旨，就拍案而起，痛斥这种无章无法的行径。薄一波和习仲勋，一个山西人，一个陕西佬，都是中共党内非常干练的人物，都曾经坐在副总理的职位上，然而政治上的人格却是南辕北辙。
一九六二年习仲勋受康生、阎红彦陷害而挨整，不是因为他与高岗的陕北老关系，而是因为烈士刘志丹的一个弟媳妇‘写小说反党’。父辱子贱，习近平少年时代的处境也不好，十六岁起就到陕北农村去插队了五、六年。据说，有一次去北京上访，还被专政机关‘收容’过好几个月。习仲勋习近平和薄一波薄熙来，是两双父子对照。江泽民对习近平的这般器重，当然也是对已故习仲勋先生的人格敬重。
一九四五年生的俞正声，今年也是六十开外的人，人们对他‘出身名门’的了解，多是关于其父黄敬与江青年轻时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俞正声生母范谨是范文澜的侄女，身为历史学家的范文澜在延安挂名主管‘中央研究院’，是个有名的与人为善的长者，连对手下的王实味也很客气。而范文澜又是胡启立的舅舅，因此俞正声也该叫胡启立‘表舅’。以这样的身世来看，俞正声大概也会是一个有教养的君子。
俞正声非常能干，当年邓扑芳办‘康华’，他出过大力气。不幸，他那不肖的哥哥在中调部的要位上出逃，出卖了埋伏在美国多年的金无怠，对中共谍报系统伤害至大，对俞正声的仕途的破坏也不小。据说‘十七大’后俞正声将出掌上海的工作，江泽民敢于拍板重用有‘硬伤’的俞正声，也是谨小慎微的胡锦涛不敢想不敢做的。可惜的是，俞正声的年事已经不太可能从上海到中央去工作了。
中共政治路线‘拨乱反正’不断，‘甄别平反’也势必不断。这种昨是今非的政治和残酷斗争的人事，换来了‘无才是德’的干部路线，五十年力行‘优汰劣胜’，也就造成了一派‘沉渣泛起’的既成局面。这回，十七大的聚光从一群柔顺的‘团派绵羊’转到几个‘最后的红色贵族’身上，当然是年迈的江泽民想给中共注入一些延年的阳刚。
在十七大人事安排受挫后，锦涛同志自然会产生心灰意懒的情绪，近平同志就会得到更多的‘主持中央工作的锻炼’。然而，近平同志有‘亮点’，也有‘污点’，他在转进上海前，在浙江重判了著名的‘良心犯’严正学先生，苛峻的程度可谓中国之最。说来，老子是个盖棺的好人，儿子会不会与做大好人的机遇失之交臂呢？这当然取决于这位‘最后的贵族’的思想造化。如果他依然如故，还是专制守成的‘党性’高于正直怜悯的‘人性’，那他就不仅不可能将中国带出治乱循环的困境，却会有恶贯满盈的终极了。
中共的人事继承问题出在没有正常的人材竞争制度，即便是发现了能干的人才，却又限定了他们操作的范围，如邓小平的‘坚决不搞三权分立’等等云云。因此习近平俞正声们即便有干练的技巧，还是要在专制主义设定的牛角尖里四面碰壁，最后被磨光了棱角，成为前清衙门里的园滑官僚，除非他们还有金蝉脱壳的勇气。既然如此，对中共失望太多次的我们，对它的个别成员的沉浮，可有适度的期望，却不必有太多的幻想了。
二○○七年十月六日
(《动向》2007年10月号刊发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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