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悼念包遵信先生

图为包遵信

争自由却遭剥夺自由，愿包先生殿后；写历史而被写进历史，有司马迁驱前。

包遵信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 10月 28日离开了人世。他的事迹和文章网上有不少人介绍，虽然在大陆遭到封杀，但从"百度快照"上还可以查到，一个小网站上还有不少悼念文章（ http://bbs.ldxz.com/dispbbs.asp?boardid=3&ID=2139 ）。

我读本科的时候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读"马恩列斯毛邓"，也不是很刻苦。虽然包先生为主编之一的"走向未来丛书"当时影响很大，我却只读过几本，印象还不错，但现在几乎都忘了，其中包先生自己写的书我肯定没有读过。我读书跟看电影、电视不看演员表一样，一般不看编委或主编是谁，但作者的名字写在封面或书脊上的，我不会不记得。所以直到1989 年中期，我才从电视上知道包先生的大名。包先生等人在那场风波中，一方面动员学生从广场撤离，一方面呼吁当局克制，为避免流血事件可谓殚精竭虑，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结局众所周知，流血最终未能避免，包先生则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1993 年我到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又称"北大分校"）法律系教书，听说包先生因为治病的需要被提前释放，就住在学校旁边的"塔院"，跟学校几乎只有一墙之隔。是保外就医、假释还是减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当时我虽然观念上师从龚祥瑞先生和杜钢建先生，但性格却是个标准愤青，因为包先生是名人，我只肯告诉朋友"塔院"怎么走，而不肯跟朋友一道去拜访包先生。

这种心理的形成，跟1988年一次拜访方 -励 -之先生的经历有关。那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上门拜访方 -励- 之先生夫妇。当时打电话很不方便，我跟许多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一样，找人没有先打电话的习惯。我和一个外地来京的同学一道闯到方先生家，方先生请我们坐下后，马上告诉我们他有外国客人十分钟（或者是十五分钟，记不确切了）以后要来，让我们长话短说。方太太给我们倒了茶，我们正谈得投机，方先生却站起身来说时间到了，让我们改日再来，来前先打个电话约时间。我想我们走的时候一定很尴尬，因为事后我曾十分气愤地给方太太李淑贤女士写了一封信，斥责方先生无礼。信的具体内容我也记不清了，想必是说：我同学从外地来一次北京不容易，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跟李老师聊聊或看会儿书，等他送走了外国客人再来接待我们呢？我可能还说过：客人没提出要走时不能主动送客是我们那里小学生都懂的礼貌，方先生怎么还不如小学生呢？李女士读了我的信很震惊，把它转寄给了我那个外地来京的同学，表示不能理解我的反应。后来我同学（他是在城市里长大的）说我的信太过分了，却并没有让我心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自己变成了所谓"网络名人"，找我的人多起来，我才理解了方先生当年对我们的态度，知道不懂礼貌的不是方先生而是我自己。

我不去见包先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名人再落魄也不会很悲惨。我上大学以后读过的小说中印象最深的是冯冀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拾纸救夫》。1989 年风波中落难的名人中，我打交道最多的是陈兄小平，其实也并不是因为我想结交他这个名人，而是因为我很长时间替龚祥瑞先生跑腿。现在想起来，我也没有给过小平兄任何的帮助，反而站在龚先生的立场伤害过他，他倒是不计前嫌，在我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

1995 年离开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之后不再有人会问我去"塔院"怎么走，我自己则因为意气用事而多次陷入生存困境，包先生彻底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2000 年受范亚峰兄的传染做网站，不时从网上看到包先生的消息和文章，才知道包先生一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执着地为理想而奋斗，没有流亡，没有经商，也没有躲进书斋搞所谓"纯学术"。

因为包先生没有公费医疗也没有商业医疗保险，几年前包先生第一次病倒时有朋友出面替包先生募捐，我是知道的。但是因为我当时面临结婚、买房的压力（我没有享受过"房改房"），朋友说我就不用捐了，我想包先生是名人，少我一个捐款的应该影响不大，所以就没有捐。好在老天有眼，包先生居然奇迹般地康复了。

我第一次见到包先生是他病愈之后，在西三旗潇湘府餐厅，一些朋友聚餐，事先我并不知道有包先生出席。第二次见包先生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个旅馆的会议室里，然后一起去吃饭。包先生豁达、热情、随和而机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我和包先生单独交谈不多，但因为见面前相互读过对方不少文章，谈话甚为默契，大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只是因为第一次见包先生时小女即将出生，后来又没有请保姆，所以总是忙与家务与生计，竟没有去拜访包先生哪怕一次。其实真要挤时间又何尝挤不出，只是觉得包先生尚不算老，以为今后还有的是机会。哪知到了 10月 28日，竟然传来噩耗，说是包先生已经走了！

听说包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挽联不甚合适，思考良久，做得挽联一副，送与包先生："争自由却遭剥夺自由，愿包先生殿后；写历史而被写进历史，有司马迁驱前。"因为不肯舍掉两个"写"字，又对不出两个"争"字，不是很工整，但为了词不害意，也只好如此了。想出这个挽联前，想到过另外几副更工整的，但立意稍差些：

"半世幽囚，志士未竞启蒙业；一生性情，书生不改求真心。"这副是根据友人提供的半联改的，友人给出了个"半生幽囚，书生未竞启蒙业"的上半联。

"梦断八九，京华廿年思想犯；走向未来，人间万古自由心。"这副本是友人的创作，只是原来上联后三个字与下联对仗不工而且也不那么切合包先生的身份，被我改为"思想犯"后就比较贴切了。

"自历史走向未来，从囹圄实践自由。"历史是包先生生前治学的主要领域，"走向未来"是包先生曾经主编的丛书名；"实践自由"是秦晖先生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篇名和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一本文集的书名，其实这几个字用在包先生身上比用在李慎之先生身上更合适些。

后天我要参加包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抱憾去见他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