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法规为何在此时出台?
由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
这个荒谬可笑的新法规,既违背联合国《人权宣言》精神,也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这是对全体藏传佛教徒的人权侵犯。我所感兴趣的是,中共统治西藏已经57年,为什么偏偏在此时出台一个明明是开历史倒车的法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角度去认识。
回顾1950年元旦前后,原计划先进攻台湾、把西藏问题留到最后解决的毛泽东,在斯大林的劝告下改变主意,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由于当时需面对朝鲜战争以及台湾“蒋匪帮”等诸多麻烦,中共在占领西藏后力所不及,只能匆匆地和拉萨政府签订了一个“十七条协议”。这个协议规定:西藏原有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固有地位的职权不变,各级官员照常供职;不强迫西藏改革;保证宗教自由。
当时尚未适应高原异域环境的汉族政权,还来不及干涉活佛转世等宗教具体事务。到1959年达赖喇嘛被逼逃亡之后,主张无神论的中共就干脆取消了活佛转世制度,许多藏族僧侣被强迫还俗,活佛转世被严格禁止,一度断绝了西藏活佛的重生。
然而,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它具有信仰的神圣性。藏族佛教徒深信:活佛肉身死后会投胎重返人间,继续普度众生。 那些年,一代一代的活佛圆寂后,在境内被禁止转世的他们,便转世到自由的境外去了。于是我们看到,藏传佛教这支莲花在海外越来越艳丽,大大小小的西藏活佛自印度奔走世界各地。
到了八十年代胡耀邦执政时,开始拨乱反正,提出了尊重宗教自由,对西藏的政策变得较为宽松。于是藏传佛教在境内开始复兴。在海外转世的活佛,纷纷被境内的藏民所信奉。中共这才发现事情不妙,他们把这样重要的宗教领导权,拱手让给海外流亡藏人了。
于是他们开始亡羊补牢。在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介入活佛转世制度,到新法规出台之前。就有上千名藏族灵童在中共控制下被认证为新活佛,其中众所皆知的,有原在境内的十七世噶玛巴和假班禅。
◎ 针对法轮功复兴本土宗教
前不久,笔者在台湾参加蒙藏委员会举办的《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
据说,想要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在全世界的盛行感到恐惧,他们因此有点后悔,由于长期压制中国的传统宗教——佛教与道教,导致需要安慰的人心转向法轮功,令法轮功应运而生。于是,当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召开诸如“世界佛教大会”之类的宗教会议,希望复兴本土宗教,自己扮演起世界宗教领导人的角色。
想要复兴本土宗教,却不肯给宗教以自由,身为无神论者的中共,其角色无疑是尴尬和矛盾的。无论怎样被国际社会嘲笑和指责,在以权力为本的中共领导人看来,不抓宗教领导权是不行的。因为,复兴了的中国佛教以及藏传佛教,是一支很大的安抚人心的民间力量,他们绝不能让这种力量置于其管辖之外。于是新法规就必须出台,活佛转世的程序和结局必须置于当局的控制之下。
平心而论,中共的这个新法规除了明显针对达赖喇嘛、企图控制达赖喇嘛未来的转世之外,多少也有一点整顿佛教界次序的考虑。近年来,藏传佛教流传到汉人地区,一些商人甚至政府官员都信仰了藏传佛教。由于中国境内普遍的金钱至上和道德沦丧,导致一些不伦不类的假活佛到处坑瞒拐骗,令社会各界尤其是佛教界非常担忧。中共因此也想通过控制活佛转世,来规范并制止活佛乱象的问题。
其实,活佛乱象这类问题,应该由宗教内部的人自己去管,而不应由共产党政府去管。藏传佛教人士最怕假活佛败坏他们的名声,自然会认真对待这类问题。而且,由自己的宗教领袖来清理内部糟粕,会令广大藏人信服,比共产党政府出面管治的效果要好得多。
◎ 中共徒劳培养自己的反抗者
这个新法规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本教之宗教领袖,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发表共同声明,表示绝不接受中国政府的这个法令。流亡藏人普遍认为,新规定对挑选下任达赖喇嘛没有影响。
唯色和王力雄则认为:本来没有资格认定活佛的世俗政权,凭着发放一纸所谓的“活佛证”而成了活佛的主宰,迫使多数活佛不得不听命,也造就了一批“披着袈裟的狼”。
在笔者看来,活佛认可手续掌握在政府手里,中共自然要利用这个制度来培养他们自己的人,藏传佛教因此有可能被污染、被奴化。例如,唯色曾提及一个中国名字叫龙安志的美国人,此人为英文报刊撰写类似《人民日报》观点的文章,获准在西藏开酒店赚钱,他的美国儿子居然也成了藏传佛教的转世活佛。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藏传佛教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它有自己的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与世俗的共产党观念是格格不入的。由中共认可或者一手培养的活佛,只要他们深入钻研佛教经典,就不可避免地要在精神上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此外还有民族因素,大多数藏族活佛最终会认同自己的民族,他们未来所选择的道路,就不是中国当局可以控制的了。
例如第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列多吉活佛,他于1992年经国务院宗教局批准坐床,曾受到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中央高层领导的接见。按照中共的说法,这位小活佛是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健康成长”起来的。然而,这位“健康成长”的少年法王刚满十六岁,就立即逃离中共的控制投奔印度,以行动证明中共教育的失败。
又如已故的十世班禅喇嘛,半个世纪前中共占领西藏时,他还是一个12岁的小孩子。中共极其重视他,费尽心机抬高他的地位,让他和达赖喇嘛平起平坐,并给他人大副委员长的高位。然而,那位可敬的班禅仍然和共产党离心离德,他在《七万言书》愤怒控诉中共毁灭宗教和毁灭藏民族的罪恶政策。最后他甚至圆寂在西藏,不再回中共安排他居住的北京。
由此看来,企图用管制活佛转世的方法,培养亲共的活佛,以此来驯服藏民族,中共注定是徒劳一场,其结果往往是在为他们自己制造反抗者。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7年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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