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戈：举乌托邦的旗 走一党专制的路

油画 《历史中国1966——1976 之顾准》 250CMX200CM 徐唯辛作

中共17大胡锦涛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政治报告。对此《人民日报》评论说，十七大解决了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一时间，全国各地学习的学习，宣传的宣传，闹的不亦乐乎。如果17大的政治报告确实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指出了一条路——哪怕是一条崎岖的、但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攀登的小道，宣传学习也在情理之中。但事实绝非如此。有人把胡锦涛举的旗称作假大空的旗，走的路称作权贵主义的路，一语道破。说他依然举的是乌托邦的旗，走的一党专制的路，语气上反倒温和了许多。就这个意义而言，胡锦涛并没有走出毛泽东的阴影，至今深深地陷入乌托邦的泥潭里不可自拔；由此可见，中共建政后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党文化的效用不可低估。此话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人人会讲，套话而已，也看不出他解决什么。

乌托邦这面旗帜之所以不能丢，最终的落笔还是在一党专制这个根本上来。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建造各种类型的乌托邦，期待着它的莅临。一切重大的革命无不旨在实现某种极端的乌托邦，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者不是吉伦特分子，而是雅各宾党。雅各宾党企图实现卢梭所构想的乌托邦——一种完美的、自然的、理性的秩序。俄国的革命的胜利者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即为了实现马克思的乌托邦——所谓完美的共产主义制度。当然，这种所谓的乌托邦的实现，并不是真是意义上的实现，而是在雅各宾党的民主、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制度中的实现。这种实现仅仅导向一种与原设想的乌托邦不相符的社会制度，准确地说就是失败、是空想。除了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以外，凡在历史中实现的乌托邦皆属此类，近代祸害中国最惨烈的莫过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了，但我们至今还执迷不悟。由于乌托邦自身有意无意地迎合了人类某些惰性，这就成为它的魅力和动力的源泉。每当意识形态斗争的高潮时，那些非乌托邦的、有益的观念，反倒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疲软。乌托邦自身含有对生活建设的整体的集权规划，中世纪，在变了形的基督教中就有柏拉图乌托邦的影子。而其他的理论和流派并没有整体的社会规划，因此只能给人以部分的意义，自然也就缺乏某种激情。而乌托邦的魅力恰好在这里——社会的整体的集权规划，不过也正是集权，在这里彰显了它随身携带的奴役的力量。而中共17大新党章里更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么17大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就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一言蔽之，就是“对生活建设的整体的集权规划”！也就是17大告诉我们的所谓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背后始终晃动着集权和专制的阴影。什么宏伟蓝图？不过是民间还有多少民脂民膏可以搜刮，社会还有多少资源需要他们来垄断。

对于乌托邦，赫尔岑这样问到：“为什么信仰上帝就可笑，信仰人类就毫不可笑？为什么信仰天国就愚蠢，信仰尘世中的乌托邦就智慧？”显然，赫尔岑是拒斥一切乌托邦的。因为他清楚乌托邦是上帝的天国在人的意识中的扭曲，天国的诱惑是乌托邦的源头。但是，天国有二元论的因素，并不是尘世中乌托邦的一元论。在天国始终存在着上帝与“恺撒”的区别，世俗与神圣的界限；当世俗者成为了神圣，主义成为圣谕，乌托邦在客体化的一元论就是奴役他人的工具。他们力图否认二元论的因素，总把恺撒转换成上帝；使之成为社会主义集权者们随身携带的奴役的力量，并成为暴力和强制的内在动因。而这，恰好就成为巩固一党专制的口实——一个恬不知耻的口实。就是在这一口实下，他们疯狂地剥夺农民的土地，剥夺公民权利和自由——无论是生存还是言论的。

社会主义在形而上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它的基础即以社会凌驾于个体人格，确信个体人格由社会赋予形式。这是集体主义的形而上，它视普遍的事物比个别事物更真实，视阶级比人更真实；它否弃精神的源头，把人最深刻的东西普遍化。在现代工业社会，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发挥着自然的作用，其基础是建立在人的解放上。社会主义的暴力和强制的背后却显示出没有自信的悲观主义的因素；它不愿意相信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自由调节力量，它悲观地批判经济生活中的自由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但他们却自以为是的来主导社会走向。无论是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都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大言不惭、指手画脚的领域。即使是道德这样的领域，他们也有神奇的导向功能，因此他们就敢于口是心非地提出以德治国；看似取其传统文化的精华，其实是给恺撒带上上帝的光环。在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任何抽象的道德信条都是伪善的，如果社会主义社会尽由圣贤和道德楷模组成，也就无须采取社会行动来扶助弱势群体和制约强者了。社会主义不是由圣贤和道德楷模来组成，相反，而是由满身携带着罪愆与罪恶的人组成。这种人能成为道德的楷模？这种人会产生道德的力量？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石在哪里一无所知，却奢望在官僚政治中出现圣徒。是无知还是呓语？

有人把社会主义划分为奴役的社会主义和自由的社会主义，奴役的社会主义指集体主义的和国家主义的，即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其中，共产主义是它的“左翼”，民族――社会主义是它的“右翼”。而正是这些社会主义中的法西斯因素，败坏了社会主义，也败坏了人。奴役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走进官僚政治的王国，这种官僚化不仅发生在法西斯的社会主义，也发生在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中。（详见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而在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官僚政治的大行其道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刘晓竹愤怒指出：“十七大报告罗里巴嗦，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两句话：一是要保障官僚特权，二是要促进奴性驯服。特权保住了就是科学，百姓做奴才就是和谐。当然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它的名字叫土地。社会主义最后一点利用价值就是它有利于官僚集团掠夺农民的土地。因之，一旦这个集团把土地搞到手，那么，胡锦涛就会把社会主义的面纱摘去，露出权贵主义的狰狞本色。胡锦涛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中国特色的权贵主义，利益均沾，公私通吃。国有对权贵有利，就社会主义，私有对权贵有利，就资本主义。至于老百姓，命定就是一无所有。”其实事情正如刘晓竹说的那么简单，没有更多的值得去讨论。

顾准在《民主与“终极目的”》中指出：“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办？按照辩证法，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这个答复，其实暗含着，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是的，当17大给了我们一副所谓的宏伟蓝图，确定了一个我们的发展目标，民主和政改却在这个目标下悄悄地不见了。我们需要民主，因为它和不断进步相联接的。当这张没有民主的蓝图展现在我们面前之时，我们再次懂得中国社会的进步很难很难！俞可平先生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现在这个好东西没有了，我们退而求其次，自由呢？比如言论自由，能有吗？我估计还是很难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