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搞政治的人，很难不说假话、大话和空话。但好的政治家都知道，要尽可能少讲假话、大话与空话，因为假话说明你无耻，大话说明你无知，而空话则说明你无能。不管你是否赞同邓小平的政治主张，他最让人感到敬佩的，就是敢讲真话的政治风格。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敢讲真话，那就说明这个国家有希望，如果一个国家充斥著假话、大话和空话，那么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政治出了严重问题，预示著大的社会灾难。
江泽民时代是一个典型的假话时代。假话时代最典型的社会特征就是指鹿为马，而“三个代表”就是江泽民指鹿为马的经典之作。共产党一日不把这四个字从官方文件和表述中抹掉，中国人就无日不被国际社会所耻笑。
胡锦涛虽然没有胆量去掉“三个代表”的假话，但他的风格是加大了大话尤其是空话的力度。“和平崛起”和“科学发展”是大话的力作，而“和谐社会”则是空话的巅峰。
说一些大家都愿意听的大话和空话，是不是对说假话的一种进步？是不是能够对社会有一定的好处？这是我近来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引发我思考的是一位外国朋友，他读了胡锦涛十七大的报告很高兴，因为他认为胡锦涛说的都是“正确的东西”。
胡锦涛确实说了不少正确的东西，尤其是与五年前他刚上台相比，他更多地谈到民主，更多地强调公平与正义。但是，还有一些正确的东西他并没有说，比如他说民主却不谈宪政，他说公正却不强调法治，他说社会和谐却不谈公民自治。
有人会说，胡锦涛回避这些问题，是因为提出这些问题的时机还不到。一些正确的东西，如果在时机不到的时候就说出来，其后果只能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那么，胡锦涛究竟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不说呢，还是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接受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呢？
越 来越多的事实说明，胡锦涛不可能，也不准备接受宪政民主和公民自治这些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别的不说，让李长春这样冥顽不灵的中共党棍，继续把持意 识形态和文化教育的控制大权，就是一个明证。在这个前提下，胡锦涛多说一些民主和公正的空话，是不是聊胜于无，有益而无害呢？换句话说，加大好听的空话的 力度是不是一种对社会没有风险的政治策略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判断这种空话究竟导致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如果一个政治领导人最终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那么继续加大好听的空话的力度，只能是加速社会危机的发展。
中 国社会正面临这样的危险。胡锦涛加大空话的力度有这样几个背景，一个是国际社会日益增长的道义压力，另一个就是中国百姓日益觉醒的民权意识，再有一个就是 “政令不出中南海”，胡锦涛日益失去对庞大官僚阶层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锦涛加大好听空话的力度，就必然在专制政权公开宣称的价值与官僚生存所必需 信奉的价值之间制造出越来越大的鸿沟，而历史证明，这个鸿沟的扩大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我们翻一下慈禧去世前几年，清政府颁 布的新政法令，就不难发现那里面有一些东西比现在胡锦涛说的还要“正确”，我们现在还知道，当年阎锡山，李宗仁等“反动军阀”所进行的农村基层改革和建 设，也一度比中共现在的“新农村建设”还要先进，但是，这些都没有避免中国陷入大动乱。胡锦涛加大空话的力度，很可能帮助他再混五年，共产党靠强大的国家 机器和现代科技，也许还可以继续“坚持”下去，但中国社会将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出身农民的著名作家贾平凹，最近感叹中共对农民的歧视已经把两代农民变 成了“废人”，共产党还要把多少代中国人变成废人，才能够幡然悔悟，而不再“坚定不移”地高举那面染满无辜者鲜血的大旗呢？(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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