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比喻，现在中共的领袖选举——姑且认可这个没有选举的选举——是选帝，类似选帝候制度；虽然此举很脆弱，很容易滑向黑箱作业，但是，这个"选帝候"很可能发展成为多数政治和街头政治。这个比喻是否恰当？
列宁说，任何历史类比都是危险的。列宁主义当然已废，他的这句话对不对呢？我们认为，历史类比可以存在，但是不可对历史事实加以剪裁和修理，要呈现他的真像，方可有类比的隐含或者明显意义。选帝候问题和十七大，是不是挂得上钩？我认为，完全挂不上。
一，正像该文所言，几个选帝候，是教皇势力和政治势力的妥协和折中——在选举中，他们各占三、四个候选地位。这三、四个候选人之产生，当然基于众所周知的教会势力和世俗势力，一直以来产生的制衡作用。而这个制衡作用，又缘起于西方政教分立的历史和文化姻缘。十二世纪英国的《大宪章》，就是教皇和皇帝之间达成的妥协。罗马神圣帝国的治国之道，就在于他们有着统一的教会遮蔽和民族协同。而这个势力，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之终结，则为教会势力的统一性之瓦解。宗教势力的瓦解和民族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崛起，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当然是一个常识。
换言之，西方政治在政教分离以前，就有教会势力和政治势力，恺撒和上帝的分工合作。这是他们选帝人选最初的定位。没有这个教会势力的存在，当时的西方政治是不可想象的。于是，运用这个大的对比来附会中国政治，明显就缺少一头，这一头，就是宗教势力。我们只是知道中共体制君师合一，政教合一的现实——他们虽然有一个合法教会，但是他们的教会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马，毛理论和耶稣教义的双重苟合；他们的教会领袖也是共产党，如，赵补初，赵复三等人。而且，中国历史从来没有政教分离，各选其位的候选制度——哪个皇帝和所谓教会势力可以磨合共处呢？如果稍许放宽这个区隔，儒学的教义，倒是为各代皇帝遵循——但是，儒生却绝无可能遴选所谓帝候，这是要夺权和越线的事情，李鸿章，曾国藩即使兵权在握，又是儒将学臣，但是他们连想也不会想到做皇帝。那么，在毛师和毛君时代，这个候选人的可能性如何？就更是无望。再于是，现在，这个后极权主义政体中，他们的所谓政教抗衡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不要说无法形成党阀和党员之间的选项区隔，就是即便有一天，施行了对半的差额选举，他们的选择背景，究竟依附在何种宗教和政治分野之上呢？他们完全没有独立性——既无区隔党文化的可能，也无依据不同政治倾向的可能，更无宗教政治分野而存在的任何可能性。他们这些意识形态同道，也许会做出类似赫鲁晓夫让朱可夫，把全国中央委员招呼到京，发生政变的可能，却也很难在政治文化的异见意义上，形成真正的统一。我们看到，苏联历史和普京式的复辟和倒退，均系他们在政治改革上，缺少政教各解的某种文化冲动，也只是在反对斯大林极权主义这一点上，有着某种转向"开明专制"的可能——如，"解冻"时代所产生的松动，释放政治犯等。但是，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和赫鲁晓夫，哥穆尔卡的媾和，没有任何阻碍，究其根源，就是他们统属一种意识形态。我们甚至很难看到今天俄国之宗教抗衡力量——唯独一个鼓吹东正教的异议作家索尔什尼琴，也居然鼓吹重新思考斯大林主义。
二是，诚如上面文章所言，西方政治势力的制衡制度，本源于他们的政治社会之结构。这个制度的结构，我们在另一篇文章里，姑且称之为产生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那种元本意义上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组成，原自上文所讲的教皇和皇帝之外，当然还存在各种等级和分野。我们多次说过，十二、三世纪，英国市民阶层的存在，是皇室容纳贵族以后的再次容纳。在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回忆录中，也说过，法国第三等级的参政是在十六世纪。至于荷兰商人的独立性及其政治诉求，更是该国政治风格的特点。诸如此类，都说明了一种不同于亚细亚生产和社会方式的西方文明乃至政治文明之存在，发展和成熟。这些真正社会多元化的历史及其现实（那时的现实），派生出西方政治文明的前提。三权分立说的原创者孟德斯鸠就说，他的分立说产生的社会背景，就是英国社会各阶层的和解（我们这里是在和解乎？圈地，下岗，截访，是和解乎？）之道的表现——这个和解，也是他们的和谐社会和真正和谐立法产生的原因。而法国的《拿破仑法典》，也同样是这个民主和自由，专制和独裁之双料货色的、反革命和反皇室观念的体现——不要忘记，正是拿破仑时代，产生了天主教复兴，且产生《耶稣传》（勒南），《基督教真谛》（夏多布里昂）这样影响几个世纪的巨作——在此复辟时代，法国也好，德国也好，都在类似俾斯麦主义的，在开明轨道上，真正着力我们乐意所言循序渐进的"民主转型"。这些民主转型的基本根据是什么？就是他们施行的私有制——财产和土地私有制乃至普选法（男人有选举权），包含某种近代意义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所有这些民主开创性工作，当然和俾斯麦和梅特涅等人的文化素养不可分离。什么是他们的文化素养，就是他们知道，让一部分人参加选举，不合德国人之尊严——俾斯麦说。（见其传记）
这样，英法德的社会阶层的存在，明确了他们的贵族，平民参政的历史和现实，他们的第三等级造就的革命，和路易十四之改革造成的从改革到革命，一脉相承（见托科维尔）。旧制度造的改革往往造就革命，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皇帝启动了农业的承包制和第三等级的参政权。这是他们选举的社会背景——虽然，我们无意中把那个选帝候的时代，拉近了若干。但是，西方社会，始终存在的社会各阶级参政的可能性，既不是一种革命原创，也不是复辟时代的归还，而是其文化道德甚至政治经济的结构所致。于是，选帝候的出现，正好在应和这个社会存在说。如果说，神圣罗马帝国的瓦解是源于革命和独立（含，梅特涅说的各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和宗教自由——见其传记）——那么，他们最早把选举定位于某种社会代表、宗教代表的办法，则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完全背道而驰。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社会各阶级参与皇权统治的传统。儒家参政，诚如马.韦伯所言，是一种制衡皇权和宠信阶层的政治存在，但是，儒家同时具有媾和和屈服皇权的特点。是不容抹杀的。这是儒学改造之难！
现在的中国，究竟有无政治意义上的阶层存在呢？我们的回答是，基本没有。"观察"网上《福布斯》杂志所言之中国中产阶级本性，是一个正确说。其致富资源，是很不可靠的。中产阶级形成本身，会壮大民主力量的说法，在中国，无法成立。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资源分享，来自党的全盘抑或基本全盘掌控和恩赐。六.四反对官倒，就是老百姓对于这个现象的一针见血的批判。所有所谓入党或者没有入党的大小资本家，他们不可能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他们的资本，就是党的资本。在其资本之勺里，如若没有党的一部分，他们的资本很快就会消失殆尽，分文不剩——甚至很多不愿意进贡大、小各级府的外资，也面临了这种可悲的命运，破产倒闭，甚至自杀完蛋。毛师留下的极权主义社会，是只有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托洛茨基语），现在，正好变成所谓几个寡头占据全国经济政治资源的后极权主义社会。人们一向所言之官僚和特权垄断主义国家，希特勒式的极权私有制，刚好是此番资本的写照。
在一个明显的方面，就像十九世纪各国资本瓜分了中国，现在，中国的特权垄断资本难道还没有瓜分完毕我们可爱的中国吗？在人们举例说出这些垄断资本占据的国家财富时，我们的判断，就会自然引向这个社会的后极权性质。这个性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个中国社会，没有本来应该参与资源共享的那种所谓代表，及其他们代表的阶层和阶级——试问，参加17大的人们，究竟代表那一种阶级和阶层之利益呢？他们在文化上，宗教上，经济上，究竟体现哪种和官僚垄断不同的、类似教皇和皇帝，人民和贵族，草根和财阀的不同声音呢？他们这些举手机器，究竟是在搞"选帝候"、还是在搞"动物庄园"（动物庄园里也有对于"拿破仑"的选举）的选举呢？这样的进退和高下，在哪一点上，会挪步到哪怕一点点民主呢？毛泽东就是以他那篇"社会各阶级分析"起家——但是，他正好是消灭阶级和社会的创造者——这个消灭阶级，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极权主义，是消灭所有的资本家，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人人反对人人；这个现实，转变到现在的红色资本家的集恶所在。这个集恶，就是把毛师一个人当皇帝，变成几个人。他们产生的土壤，既没有英国的市民等级，也没有法国的第三等级。这些人的"选帝"行为，没有欧洲文化和政治的选帝共性，是极权东方人的荒诞主义游戏，而非西方开明专制制度中，尚且保留了某种多元文化的那种选帝——二者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三是，从他们的极权主义正统和权威式微这件事情上判断，他们容纳中国人群、各阶级成员的可能性不存在。我们设想，如果他们容纳了独立异议分子；他们容纳了工人和农民；他们容纳了广大的贫苦市民，这个状况，竟会演变到什么样子？即便有着作家头脑的人，也无法构图这样的"清明上河图"。于是，极权主义式微，在党阀们看来，有两种前途。一种是放弃所有这种选帝游戏，进行西方式的选举，还政于民；一种是，继续和西方的世界资本体系产生同构，造就中国市场的奴役化和廉价化且继续破坏中国的生态环境，攫取能源、资源；并在这个两极分化的举措中，使得中国穷人一代代在生理健康上，衰落下去（我听到一个VOA的听众，发出这样的呼声，以为确然和痛心！）让那些矿工，死去和将要死去的；让那些衣衫褴褛，眼巴巴蹲在歪斜教室之外，无法入学的孩子；让那些几十个人、猪猡般挤在一间帐篷里的民工们；让他们从选帝候制度中，看到希望，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在斯威夫特笔下要被吃掉的人，他们现在遍布中国，他们不被吃掉的命运转机究竟何在呢？！
我们从欧美资本主义的调试机制运行几百年来的教训和经验中，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个结论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并不预设市场机制的原始竞争中，加入了公平合理的某种政治契约和国家干预等办法，来实行截至资本和劳资双方的协调，并将资本的蛋糕，比较大幅度地切割于划给工人和雇员，而不是把工人仅仅看作不可再生的、一次性使用的、奴隶生产机器，如中国现在的做为——甚至，早在罗马的所谓奴隶制度里，就有奴隶主主张对于奴隶和平民实行教育平等等人性政策。这个过程，在20世纪，获得比较长足的发展，以至于有人说，是美国的劳联产联等工会机构，把很多工人推向白领阶层（见龚小夏语/VOA采访）。
在日本历史上，明治维新时期高涨的民权运动和民党反政府运动，也是因为伊藤博文和福则谕吉等人的民主议会主张和对外扩展侵略主张而得以转移和化解。他们在民权主义和维权运动在打压不成而危机四伏时期，并未采取中共的所谓"技术处理"手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推出了他们民主参政的那种终极解决方式。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差不多几十年以后，中共领导的维权和罢工运动，却选择了列宁主义和暴力抗争的手段。我看到，在邓中夏先生的遗著中，就有这类工人运动的历史记载。如，省港工人大罢工，安源煤矿大罢工共等，都是所谓维权意识觉醒的共产党方式。所谓维权意识是不是现在觉醒之问之答是：根本不是；维权运动意识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觉醒，只是我们要如何考察这种觉醒的民主内涵。现在维权运动的意识形态根据还是错乱和复杂的。有所谓宪政主义的护法运动——也有运用共产党国家之法，实行"护法"运动的——也有某种夹杂普世价值于党国之法，兼而并行之，很作做法。而关键是，在中国没有任何劳联产联，没有任何合法独立的工会和农会。如果我们哪怕援用日本人的改革，用他们主张和建立议会民主与怀柔劳工之政策并行的方式，解决人权侵害问题，劳工剥削问题，中国被剥削阶级的解放才为可能。
最后，资本对外侵略，日本对华侵略——伊藤博文和福泽谕吉辈不遗余力鼓吹之——当然也是他们解决劳资问题，民权问题的不二法门。其"脱亚入欧"思想的核心，就是模仿英美殖民国家，叫嚣并且实施对华侵略。这是资本主义调试机制中，不可或缺的另一个层面。从20世纪到今天，武装殖民主义固然已经式微。但是，其资本增长点，依然是对外资本投资和对外经济"侵略"。这个模式的经济本质没有什么改变，且一直以来，得到"可持续发展"——这个道理，就是资本不断转向低端市场而保持高端福利（社会主义）的落差效应。这个资本本性，在21世纪和20世纪，和19世纪、甚至18世纪，并无本质不同。我们在以前介绍罗莎.卢森堡和汉娜.阿论特的时候，每有提及。这个卢森堡主义，在几乎百年前就提醒公众，帝国主义的资本增长方式，依然是依靠某种所谓海外市场的增长点——这个理论的实践运用，就是现在中国和欧美日各国资本的结合。这个被人们称之为"南桔北栀"的投资和资本效应，说白了，就是利用中共官僚资本和跨国公司的经济掠夺，双向对中国奴工实行剥削。这个剥削，依然是历史上共产党借口革命的那个剥削。只是欧美在本土市场调试了这个剥削机制——但是，他们并未在中国加以调试。资本无孔不入的本性，加上党国资本的黑暗化剥削，双料大山，压在中国劳工的头上。
于是，如何看待中国人的解放问题，不可不把这个因素，也许是致命的因素，考虑在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待草根解放运动的现今和未来的走向，中共和外国经济秩序合造的当代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是一个关键所在。漠视这个挑战，就是只见极权中国之树木，不见全球资本之森林。如果这个现实得不到澄清，资本真像就会遮蔽和掩饰；中共极权主义的生存之道，也就不会被一点一滴解释清晰。
……所有这些，都是主张中共已经实行选帝候的人们，根本没有考虑在内的现实课题。
（原载《自由圣火》，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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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王储 选帝侯 黑厅政治
—— 中共十七大观察
陈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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