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1日星期日

刘自立:谈一些人妄议十七大

一些人之所以被我称呼为妄人,是因为他们的异想天开和学者身分并存,且直接被迎上VOA讲坛来为他们看不见或者看得见的主子表态。他们身为什么学会的会员,操持着几乎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式相同的语汇,为一个皇帝的新衣说三道四,且把这套光腚主义说得天衣无缝,完美无缺。因为,他们说,第一,这件新衣是绝对存在的──中共十七大,确是朝向历史进步迈进了,虽然迈出的步子很小,但是很好,是好的小脚老太婆步伐。二是,他们说,中共绝对智慧天才,不搞民主,避免大乱,循序渐进,恰到好处。第三,当记者问起如何建立制约机制,他们说,要在一党专政里搞一些各自独立的单位,互不隶属,各自独立,形成三权分立之前之制约机制,等到这个良性专制水到渠成,就开始民主之进程。

这个幻觉是不是很大很色彩呢?
图为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李成

历史上从未出现这样的改革创新──只是一些朋友发明的渐进模式正中其怀。这种主张完全违背了三权分力学说的普世性质,并以其完全不可操作的方式,在提供一种既非学说也非实践(他们的辞藻)之谬说。我们在下面将引述这个批判。

前此,已经有作者指出,一些幻觉和梦想现在"盛产"于十七时,正是如此。但是,幻觉之后的更多动机却是人们未加领略的。这些家伙道貌岸然,行走于美国和中国两道──黑白通吃,左右逢源,得到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利益驱动或者无形利益之驱动,形成了一种我们早先已经说过的"但书"文章──这种文章其实和十七们的 "正统"语系本无不同。这些逻辑表达就是,民主好,"但是"现在不可施行;法制独立好,"但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大司法,大稳定;新闻自由好,但是要从 "民间"、"边缘"开始,不可让主要报纸一家伙张季鸾,殷海光化。云云。这些人之所以一次次被美国人(美国黄人)邀请到电视台胡说八道,正是他们前了解中共的意图,后了解美国政府的意图──美国政府的意图是什么?就是和开放的中共帝国施行经济一体化的政策苟且,且在媾和政策不变的前提下,来一个个小动作,比如会见达赖,接见个把人物。他们的主导型对华政策根本不变,而且非常明确。一是,他们说,中国正在"和平转型",会好起来,面包会有的,民主也会有的──而且是,只有共产党才会给你面包和民主──但是现在,对不起,还不行!啥时行?这个嘛,没有时间限制,百年,二百年?说不准也!"面包会有的"──他们说。

二是,他们说,十七也好,十八也好,甚至十六也好,总还是在进步过程中。啥进步呢?姓李、黄的二人都说,他们的集体领导很好;选举制度化,很好;关心民生,也很好。云云。他们象是极其赞赏大便干燥者的屁股,不行喷发式卸载,说是,那正好是一个人健康行为和素质优良之体现。那么,什么是"干燥卸载"之好处呢?第一是,他们的个人迷信和威权色彩,逐渐让位给集体领导了──这个利益分离体和利益共同体,在一个集体之堂殿里磋商共事,可以形成党内"派系"的制衡机制,且可以代表各省利益,比起毛、邓时期是一种进步。这里分成两个层次。他们说,日本,就是一党独大,且形成派系,成为正常竞争之所在。中共,现在正在朝向这个好处发展,虽然老太婆的小脚很慢。故此,这个层次上的意义就此表明了。殊不知,和日本国民主机制相比,这里丝毫没有共同之处。日本国议会和报纸是一种公开化操作。派系公开,且又历史渊源;报纸分成不同观点倾向,且有着不同的读者人群。中共有这样的议会争吵和报端异见吗?

再说,中共派系的形成,和日本派系的区分之明显不同是,日本派系来自他们迎逢的部分民意──而说,中共有民意指数,显然是无法成立的定性定量都是子虚乌有。至于说,民主有文化和文明背景不同,也等于是一种废话──我们说的是民主的基本元素,说的不是民主在文化上的区别──就象我们是说面包这件事情,不是说意大利面包和英国面包,有什么风格味道上的区别。而"民主面包"说,就是以面包为前提,不是以汽车或者房子这些其他概念为前提,来言说面包- 民主。

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浅显吗?

还有,说是毛、邓权威不再,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进步。试问,这个极权主义外部条件不变,只是内涵中人从权威变成不权威,就是进步啦?这不等于是说,开国皇帝不进步,其后代,一代比一代要进步吗?──可惜,事情刚好要反过来说,才契合历史。威权主义统治条件的最大前提是强人政治,不是弱人和民主人政治──现在的威人不再,根本不能说明威权体制的任何进步,反而是说明,这种体制操作的难度现在越来越大。"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一个证明。这也根本不能证明,如果这个极权主义全能主义的操作不变──经济的资源垄断,政治资源、政体、媒介和智能的垄断,文化的党文化垄断(一部好莱坞也要审查)……不变,即可说明他们的威人统治的什么进步,反倒是说,这个极权主义发动机,出了没有强人这个元素或陷入 病态──这样的强人缺失,正好是政治变革的内在因素而非极权主义的任何什么进步。

细节处,这些布鲁金斯的学者们也有自道。说是,广大中央委员会,已经施行某种选举和差不多要施行差额选举了。比起毛时代是一个进步了。我们不知道那些委员的来源和党员选举、还是未选举之间的关系。二是,我们看不见他们具备秘密选举的政治设施。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选举的。一般而言,选举这件事情,不是一件独立可以成就的事情,该事宜需要配套措施。也就是说,选举──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要配套以政治自由的政治设施,要配套以言论和结社的公开存在,要配套以报纸和电视的批评性功能──只有所有这些名堂产生,并且运作起来,加上大量的金钱投入,选举才能进行。中国现在开动和产生了什么样子的上言设施?百报一脸和千人一面的十七,难道是十七吗?不过是0,0+0=0──这方是"十七"的政治方式和政治逻辑──等于什么也没有发生。

再说了,建国几60年,中共才挤牙膏、拉干便般,搞出一点子微小"进步",否定了隔代指定式──其实不是否定,而是强人不再。试问,这个大便干燥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大赞特赞呢?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叫做,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我不知道如何斗争 ──但是,至少丢掉了幻想。为什么布鲁金斯们不丢掉幻想呢?

除去上述理由,他们正在准备搞出一套"中共特色"。这个中共特色 ──其实现在极有市场。这些"市场"理由何在呢?一是,他们要用中国经济发展榜样全球经济发展,且认同一帮子利益相关者,与之共谋,争取共赢。中国经济为甚发展很快──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小学生算学问题。我说,如果美国人一下子汲取中国经验,罔顾人权,破坏生态,他们也可GDP上扬百分之十──你不相信吗?如果,(1)美国老板给美国工人一月100美元,美国的产品,即可以外贸大赢。(2)如果美国工会一律取缔,工人劳时剧增至十、或者12小时,生产效率将会超高达到。(3)如果美国破坏美国的江河湖泊,森林矿产,大量掠夺生态资源,美国产品的价格优势,一夜就会凸现。(4)如果美国不问人权和正义,也不付出任何对外经济政治军事干预,只是回到孤立主义,美国对外支出,就会大大压缩,转而为生产性、投资性GDP。(5)还有,如果美国人粗制滥造的廉价产品,忽然和中国假货俱在世界市场,美国人赚的钱,会大大超过中国。因为,他们还占有科技优势。……诸如此类的美国学习中国,难道不是很明确地显示了民主经济在这方面的完全不可能性吗?

他们的贸易和经济挫折,不是正好和中国形成人权和人类尊严上不可予夺的反向对照吗?

换言之,美国的问题,正好是他们在搞一套内、外有别,对华,如此;对国内,非如此。这个问题,从美国政治外交历史中制定条约体系和制定对华政策以来,一直没有得到什么反省和改变──而中共经济,恰好寄生其中。

在这个前提下,"美国之音"愿意邀请那些首鼠两端者,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只是我们要说,美国学人中、西方学人中,并不是都属此辈。很多有着良知和卓识者,早就把这些中共进步说援为笑谈──只是他们可以笑得很轻松,我们中国人,可只是苦笑,而已。

现在,期望中国出现苏联式改革的幻觉也面临挑战。这个挑战直接来自普京。普京现象说明,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戈尔巴乔夫的上层改革,并未将苏联极权主义政治的土壤完全改造──也许,他们和西方文明形成的边缘关系,也是他们改革挫折出现的文化原因。也就是说,普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苏联式改革随时复辟的可能性之存在,而且是多么明显的存在──如果普京三连任,政治复辟就会成为现实。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就会毁于一旦──而毁于一旦,正好是他们从未开始黎明──他们走了一个圈子,又走回斯大林原地(普京不是已经树立起来捷尔任斯基立象吗?这个KGB!)

图为出席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的高新
于是,来自上层的政治改革被普京的铁拳给几乎粉碎了。他不但粉碎 了俄国的民主进程,也就顺便粉碎了产生中国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可能性──即便产生,也会适时复辟──于是,中共十七或者十 八、这样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都因为普京主义,大打折扣!

我们说过,冷战结束,是一种西方价值观念的胜利,而不是结束西方的价值观念。在这个判断上的误区是,同时否定双方的价值观。试问,苏联解体和失败,毛体制完蛋,难道是因为施行了反对西方价值观吗?

同理,西方人何以要否定他们的冷战和冷战价值观呢?如果他们否定之,苏联解体,是不是西方人制造的第一罪恶呢?

现在的学人和报端(网络),疏于讨论这个课题。我们的意思是,冷战双方,是两种价值观之间的战斗,那就是民主价值观战胜专制价值观──这个战胜无须羞羞答答,而是要"继续"战胜,继续施行全球政治自由化。否则,用双向停止的价值观指导的世界,人们将无以适从,左右彷徨,变成一首政治朦胧诗,而已!

------------------------------------------------------------

【附】

三权分立是唯一方法
──和王力雄先生一商

刘自立


"西方政治思想认为只有在实行分权的政治制度中,自由才能保障。现代分权学说的主要内容是:

1、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由不同的人和团体掌握; 2、三权是平等和自主的,互不隶属和支配;3、任何部门不能使用其他部门的权力;4、司法活动独立于政治影响,有职位保障,并有权宣布违宪立法的无效。这种分权制度与普选制共同构成西方民主制的基础,至今被所有现代民主国家采用,具有了某种天经地义、 不可质疑的性质。

递进民主制不采用三权分立,不是出于对分权学说的否定,而是 出于其自身逻辑。三权分立是一种方法,递进民主制是另一种方法。方法之间不存在否定关系,仅是不同而已。"

──这里,王力雄先生说的,"不是出于对分权学说的否定",其实,已经被他的内涵否定了。

原因是,之所以要三权分立,正是因为三权各自的缺陷,只有整合而非孤立可以解决;只有三权互动和分立,才是三权一体,又是三权分立;不是说,可以三权各取一体,不干涉其他权限,方才显得完善 ──那么,它就不会显得完善,而是呈现不完善状态和弊端丛生了。力雄这里说的,就是三权各自一体──他严格不同于三权分立说。

何以如此说,因为,三权之间,行政、司法、立法,既不是一家,又要串门攀亲──不是完全封闭起来。三权之间互不相关,各自问政,各扫门前雪,不是三权分立的内涵,且走向另类专制乃至极权之道;或者可以叫做司法集权和行政集权。何以如此,是因为讲分立,不讲影响──如,行政方面无法无天,司法袖手旁观、助纣为虐──这个是什么东西!文革?纳粹?

何以如此?道理很清楚。极权主义是什么?按照英文元义,就是整体主义,总体主义和普遍主义。这个含义消解的主要精神道义和操作原则,是排除各权限之间产生的相互关系和互相制约。这个治衡一旦消除,则变成各自似乎独立,实则政治权利和党派权利独大;大到完全可以消除任何立法和司法权的干预;甚至行政本身也变成个人意志。

这个现象不是理论而是实际。(毛时代,而且更甚;就是政治行为堕 落成为毛的个人意志,"行政"权利在排除立法和司法的同时,排除社会"党独大"原则,成为"毛独大"!毛凌驾于全党、全民造就极 端极权主义现实。

这个凌驾,成为所谓共产党卡力斯玛主义的个人迷信和全民驯兽化和暴力化。无法无天,成为中国三权(或者五权)合一的野蛮政治,屠杀政治。在这个毛凌驾上,历史向后倒退的进度,完全超过马科斯.韦伯对于中国官僚化政治运作,早期带来的那种进步性之预料──也就是,钱穆先生等对于宋代宰相制度,相对于唐朝之,倒退到极端皇 权的说法之文革版。

这个政治王安石,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和进步意义可言──这个观点, 并非象王先生所说,起到打击和治衡官僚集团的"好文革"作用。

我们强调过的,毛的帝师合一的导师化集权专政,使得儒家来自民 间,却断绝回归之路的政统和道统建设原则(发生中国式准宗教行为──即儒家"中介"天、人),归于毁灭。

毛,成为历史上不曾出现的朱元璋思想,李世民思想的创造者──在 这一点上,他的导师化作用,败坏了儒家道统最后一点宗教和政治营养,成全游民和痞子治国的贫瘠政治土壤。)

"对每个层块来说,递进民主制是权力合一的。当选者既是本层 块的行政首长,又是上一级层块的委员会委员,同时具有如下权 力:

1、选举权──选举上一层块的当选者; 2、立法权──作为行政首长参与下一层块的立法,作为委员会委员参与上一层块的立法;3、行政权──担任下一层块的行政首长; 4、任免权──作为行政首长任免职能部门工作人员;5、对司法官的选择权──既参加上一层块法官和检察官的选举,又参加下一层块法官和检察官的选举。"

──这个假设的虚妄在于,王没有搞清楚"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其 实,就是上述题意的框架。在布尔什维克主义里,唯一强调的党内理论秩序和理论内涵,就是上下级的关系,领导和下层各级党员的关 系。这个关系的确定前提,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而绝非相反。

所谓领袖、政党、群众──这个三极关系,在极大的程度上消解了政 党和群众的实际政治存在。他们的唯一作为,就是用来实现领袖的、卢梭式的"总意志"。此外,毫无权利问鼎。

二是,建设上、下互动的民主递进方式,是要具备和确立条件,而不 是非条件、空项操作的。

你给下级什么样子的监督上级的权利呢?

他们手中,握有什么样子的、可以不受上级压制的任何政治文化和经 济权利呢?

他们是不是可以自外于某一种单独权限,来横向、纵向抵制来自上级 的压制和排斥呢?

也就是说,他们在监督上级实行政治权利的时候,必然要找到来自司 法,媒体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手段,才能避开自上而下的权利打击。

至少,在中国,这个下级监督和选拔上级的所谓递进,完全是一种乌 有乡,根本无法实施和操作。

三是,"中级"存在本身──对待上级是下级,对待下级是上级── 这样子的政治身分,只能被中国的历史还原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千年等级制度及其翻版。在这个典型的儒家法度和伦理格式之中,千年以来,没有任何改造和递进的可能性,并非偶然。因为,这样的非普选产生的,无监督确立的,甚至是世袭制度造成的权利垄断局面,完全缺乏任何横向和纵向、上下流动的可能性──所以,韦伯认为,它除去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了以外,就是不能接受任何改革和改良,只能导致和爆发暴力革命。

中国20世纪的历史证实了韦伯此言不虚。

在此意义上,王文的各种权限分野,显得十分孤立和苍白,其选举、 立法、行政、任免等事项的上、下对应,完全没有逻辑的和内容的任何推断和估计,处于为了设计而设计的政治教师的照本宣科和异想天开。

"单独看每个当选者的权力集中程度,从分权学说看都是不合理 和危险的。然而如果从递进民主的结构整体考虑,能看到每个当 选者处于几重约束之下:

1、下层立法对上层立法的约束──当选代表在参加上一层块立法时如不尽最大努力体现本层块立法的精神与内容,选举他的委员会可以随时将其撤换。2、下层行政对上层行政的约束──作为本层块行政首长的当选者,选举上一层块的行政首长时,会要求上一层块的行政能与自己的行政良好配合,不发生阻碍和冲突。而上一层行政首长因为是下层行政首长选举,须尽可能满足下层行政这种要求,否则面临随时撤换。3、立法对下级的约束──递进民主制也有自上而下的约束。原因是'下'并非一体,彼此会有分歧,在关系到全局事务时,须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一旦形成了上层立法,下级层块不管是否同意,都要服从。4、立法对行政的约束,委员会随时得'以二分之一之多数撤销 本层块行政首长的行政决定'。"

──为什么

"单独看每个当选者的权力集中程度,从分权学说看都是不合理 和危险的。然而如果从递进民主的结构整体考虑,能看到每个当 选者处于几重约束之下"?

我们看,任何权利的过分集中都是危险的。历史现实和政治逻辑已经 说明了这一点。

因为,"每个当选者"这个定义本身,压根就不存在。没有当选者的 当选者的现实,在萨达姆和金正日那里每一天都是如此──就不要说我们的人大、政协存在真正的"当选者"。

那么,他界定的当选者,就是一种非西方议会式的当选者,和递进民 主乌托邦大院里的当选者了?这后一个当选者,如何可以当真?

如果党的非选拔和必然任命、御用制度不后退,你就选拔不出"当选 者"──如果你排除了选举的虚假性,实现了民主;你要"递进程序"做什么?从陶片到选票,西方都是现成的,不需要"递进选 民",也根本不存在递进选民。

再就是,在党的权利绝对垄断一切的时候,递进的谏式异议,根本没 有意义。世界上也不存在"第三条道路"。

重复一遍,党不会接受任何带有司法独立,媒体独立等从而占有监督可能性的下级选民权利,被付诸实现──这个下级选民本身,就是权利褫夺的真正象征。人民权利权力的象征与此相反──这个象征就是,人民权利内涵,来自各种权利的交叉,互补和延伸,而非仅仅来 自上下级差。

中国人民的权利内涵,等于零,几千年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不进入、 无法进入权利的交叉。

二,(1)上下层面的立法本身,也要确立前提,其前提是:司法独立——就是说,知识分子确定的政府行为纲领,不是党派原则而是普世原则──这一点不做到,谁来确定立法?立什么法?好法、还是恶法?立法的哲学依据是什么?儒家、法家还是孟德斯鸠?还是力雄法?文化和宗教依据是不是也有"第三条道路"?这个文明冲突论时代,你的"第三种文化"是什么?没有文化,就没有民主文化;没有民主文化,何来法意和法治?(2)美国无主权法,各地司法独立的意义,摒除了法治的上下级区隔,而是强调其地域独立性。(3)下级立法的含意是模糊不清的。他们从哪里获得这个立法资源,是一个问题。我们未见下级立法的任何做法示范于世。摩西是不是"下级"?耶稣呢?孔子呢?只是他们来自民间──但是,他们如果只是停留于民间,就纯粹不是立法的材料。这个很明确。(4)除非中国允许出现第三等级议会。那么,这个第三等级的含意,就是和第二和第一等级平起平坐,根本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而是代表各自阶层的利益──各界层的利益,也根本不分什么上、下级。

这个是历史常识。

换言之,王文所设上、下关系说,完全脱离历史经验和政治哲学,属于纯粹设想和假设。

三,在行政权力上,王文所谓下对上的监督治衡,根本就是奢望。这 个历史,完全不符合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的政治实践和政治思维;也同样不符合普世价值规定的政治治衡和政治监督及其历史。

在政府中,即便在西方政府中,上下级关系表现的是半民主制度而非 完全民主的运作。内阁制和总统制,都是首相或者总统任命阁员;政府官员不是选举产生的──但是,普选获得权利的总统,被赋予他组 阁的权限──就是一种民意间接反射。

这样,即便在美欧国家里,政府官员本身,也很少受到来自政府下级 官员的监督。这个监督只能来自议会和媒体。人民媒体的真正第四 权,是不可缺少的。

立法权时,也是这般情形。

王文说的"委员会随时得'以二分之一之多数撤销本层块行政首长的行政决定'"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出现。就如孟子说的,民为贵──一天也不会实现;在中国,一个礼拜的民为贵,也不会有。所以,问题根本不是任何设想,而是对于这个设想的人性考量──这个制度研创的条件,就是考量人性化接受的可能性。

在规定人性服从制度的前提下,西方民主制的逻辑严格性和操作可塑 性,完全无可指摘──而王文创意的递进制度,多半存在人性本善的儒家修持观念之上,呈现了一个中国人儒家化的弱点,不可不查。

最后,三权分立等学说,也并非空穴来风,凭空杜撰,而是当时英国 阶级状况的调整和妥协使然。这个证明,孟德斯鸠已经有言在先,我们并无赘言(见其《论法的精神》)。

再有,《大宪章》,也是英国历史上政、教治衡的产物。

试问,中国当今的阶级融合和阶级互动,又处于如何一番情景呢?垄 断阶层有无任何让步于弱势阶层的迹象?和谐之中的和谐、是不是和谐呢?就不必由我来一一说明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象法国一样,政治嬗变的程序赶不上经济畸增的程 序──或者说,革命在旧制度里开始酝酿,官方依然排除任何改革的可能,那么,就根本不是什么递进,连最差的政府,也要让位给无政 府了。

"有了这些约束和制衡,即使权力是合一而非分权,也足以保证 不被滥用。"

──总而言之,力雄说的约束,不是约束;制衡,也不是制衡──因 为,他的思维根子,是儒家的制度设计,而非历史考证和逻辑推演。

以上均见其《三权分立不是唯一方法》。

上述拙见,还望商榷、指正。

(原载民主论坛)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