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廿二日在北京舉行的政協成立六十五周年理論研討會上，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侃侃談民主，在不足八百字的報載發言中，超過十次提及民主，強調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
所謂協商民主或結盟民主，是指一個國家內不同政治力量並存，但仍保持很大程度上的穩定性，而這種穩定性是透過各個政治勢力之間互相協商機制來取得的民主模式。不過，在當今中國，一黨獨大之下，其他八個徒具花瓶擺設作用的小黨派幾乎完全沒有政治或經濟資源，全然仰仗於中共的分配與施捨，更無法奢言相互否決權，少數群體否決權等狀況。
全國政協常委、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在同一場合似乎更明白地指出，所謂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從統一戰線和政協拓展到人大、政府、社會，並將其與選舉民主結合起來，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他說：「我們應認識到，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創造性貢獻。」
緊接着，中宣部長劉奇葆十月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上撰文詮釋民主稱，中國式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實行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力和人民內部實行廣泛多層制度化的協商民主，這樣的民主形式，有利於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等等。
由於現實上，中共壟斷了絕大多數的政治與經濟資源，其他八個所謂民主黨派在實力極端懸殊之下，面對中共，簡直如小孩之於超級巨人，因此本應平等和對等的協商政治，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存在。結果，所謂的協商完全是中共說了算，協商民主變成了中共的篩選機制，而與之結合產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所謂選舉民主，則同樣謊謬和兒戲。
以官員的任命為例，習近平掌權後，中共絕口不提胡溫時代倡議的民主海選，改為劉奇葆文中說的：各級領導幹部走上領導崗位，都要通過中共嚴格的組織考察、民主推薦、競爭選拔等程序。各級官員的任命，首先要通過中共的篩選和考察，然後才「民主」推薦，最後像中共各省市區委的常委「選舉」那樣，由省委全體委員由例如十三個候選人中「差額」選出十二名常委。
推而廣之，各級人大、政府、政協等等的負責人，皆由中共先「考核」和篩選，然後再走所謂「投票」的形式，有時是前述象徵式的「差額」選舉「走過場」，有時是「等額」選舉，一個空缺一名候選人，與真正意義的選舉風馬牛不相及，但無論是前者或後者，雖被官方稱為選舉，其實「投票者」根本沒有提名的權利，因而徒具選舉的形式，缺乏選舉的真義，與選舉的精神可謂背道馳。
換言之，官員任命、晉升與否關鍵還得看上級，平級都無法「選舉」，普羅百姓就更無力左右了，官員因此在現實中根本無需理會群眾的褒貶。偷換了千百個慨念，結果官員根本毋需向民眾負責，這叫民主？
劉奇葆更在文中強調，相比之下，以多黨制、三權鼎立為主要特徵的西式民主，日益暴露出其弊端和侷限性。一些西方學者也承認，近年來西式民主正面臨深刻危機，民主制衡演變為權力掣肘，黨派博弈綁架國家利益。一些國家盲目「移植」或「被輸入」西式民主，反而陷入無休止的政權更迭和社會動盪，造成「民主之殤」。
是專制卻不敢承認，偏偏要披上民主的外衣而行專制之實情，還奢言「道路自信」？全世界近二百個國家，這些人不敢公道地將最強的民主國家與最強的獨栽國家，又或以最弱的民主國家與最弱的獨栽國家互相比較，看看是北韓差一點呢還是印度差一點，偏偏要挑最弱的個別民主國家與中國相比，又萬裡挑一地揀選一個兩個批評民主的學者專家的言論，以偏蓋全，無非企圖證明專制的「優越性」，卻顯得顧此失彼，蒼白無力，其關鍵倒不在於這些人不夠聰明，事實是對於普羅公民而言，獨栽專制整體上遠不及民主政治，這是本質上的硬傷，任憑你挖空心思也無法自圓其說。
撰寫＜一九八四＞的英國著名小說家奧威爾說過：「名字的簡化，透過名與義的分離，可以巧妙地改變名字的原意。」當局目前所做的，雖非簡化「民主」的名字，卻無疑已經巧妙地逐步改變了，甚至扭曲了「民主」在國人心中的真義，企圖混淆視聽，為所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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