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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月1日香港占中现场，示威学生在帮助清理垃圾。 |
从我自己个人的见证来开始。我从去年的时候就跟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有约会，我要在今年9月27日早晨10点到12点，向新亚书院提出一个学术讲演，我的题目是讲"新亚书院和中国人文研究"。
我的题目和政治没有关系，可是当时新亚的院长强调，我除了讲演一个小时之外，还要一个小时答复听众的询问，听众有五丶六百人。
在讲完我的主题之后，我当然讲的是中国人文研究，中国的人文精神，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提倡的， 要士大夫能负担起社会的责任来，在国家社会有重大问题之后，读书的人要特别出来说话，这是中国的一个老传统。新亚的最早的教育也强调这一方面，就是要用人文主义来吸收中西文化，造成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但是又和中国的人文传统互相配合，是这样一个理想的想法。
在这个讲演完了之后，问题之多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而且问问题的人除了少数中年人老年人以外，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孩子，都是十几岁二十岁的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学生，都是19岁到21丶22岁之间。他们的问题集中在讲香港的公民抗议方面，我因为做学术演讲，同时新亚书院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中文大学又是政府的学校，所以我不能说的太露骨，我只能强调现在的知识人对继承中国的传统，对于切身利害，对于整个社会，整个社区，对于整个香港社会的将来有很大的责任，不能不负担起来。我只能讲到这里为止，并没有鼓动他们去做公民抗议，根本就没有提到"占中"这类问题，他们虽然提出"占中"字样，我都没有答复。所以我相信我的说法是相当温和的。
在公民抗争运动还没有发生之前，青年学生的心理状态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的心态就是不能够过分的受委屈，觉得做一个现代的人，应该让正义能够当家，每个人得到公平的待遇，这个公平的待遇是他们所争取的。
所以，香港未来的民主决定在于候选人是谁的问题，候选人如果是中共口袋里的人，大概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出现。但是怎么样争取一般的人可以得到提名，提名香港人多数所向往所需要的人，这是个很大的困难。因为共产党的人民代表大会既然公开站出来说这句话，当然是代表了中共中央的意思，也就是代表了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局常委的共同意见。
共产党所利用的香港人的心理的一个弱点，就是怕香港乱，乱了以后经济受影响，经济受影响后家里收入就减少种种。对于这些顾虑在催泪弹使用之后就不存在了。大家觉得我们于其做个奴隶样的，委委屈屈地活下去，还不如奴隶抗争，抗争结果如何，我们可以不计较，抗争一次失败，我们可以再次抗争。所以这就把香港的公民抗争运动扩大到一个最高的限度，可以说是香港有史以来，过去香港也有过很多游行反抗，但是都没有这次这样受到世界的重视。
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这次运动是特别值得重视的，所以《纽约时报》的报道上特别强调说这是一个没有领袖，但有秩序的抗争，这个有秩序的程度到了你不能想象的地步。所有的垃圾，所有脏东西他们都收拾的干干净净，还有一些人特别为收拾垃圾出来，把街道打扫干净。这些作风可以看出他们是真的和平的，但是非常坚决的要争取他们的权利，争取他们的前途。
从这个层面看香港的公民抗争达到了一个最高的文化水平。这就远远超过了当初"六四"时代，人们一哄而起，还有些人对共产党存有幻想。这一次所有参加的人都没有幻想，都知道共产党一直是不会让步的。所以在这个态度之下，这个抗争就发生了很重大的改变，而这个改变我相信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将来要占一个特殊的地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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