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改革一旦挫败，可能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因为中国庞大的农民群体，以房地产为主要投资标的的城镇中产收入群体，将很快重返贫困，中国将陷入农业社会低效循环。阿根廷等国家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比较相似，比如高收入阶层财富转移回欧洲故乡，社会动荡不安无法摆脱斗争轮回等。但阿根廷、巴西等国家与自然的和谐度，比中国要高得多，人均占有的资源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
法治不彰在经济上的主要表现是制度性风险上升：经济效率大幅下降，审批成本大幅上升，资源集中在审批者手中，"跑部钱进"成为经济领域的常态。为了规避财产、环境风险，高收入阶层掀起移民狂潮，目前已蔓延到中产收入阶层群体中，中国成为财富创造地与财富流失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此有明确的阐释，人口与财富转移数据，是对社会与市场前景有没有信心的最好标志，喊一万句空洞的口号，都没有看这个指标的变化来得有用。
此前国务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已经初见成效，中国年轻人创业成风，这是值得称道的政策举措，但仍然无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出基本界限。
没有法治的市场不可能有真正的金融，政府信用到处伸手，低效的国企上市圈钱，补贴成为政府信用背书，市场根本不可能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
由于市场被不公平的法治左右，资本市场风险上升。根据中金公司的报告，目前 A 股市场所隐含的股权风险溢价高达12%，远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所对应的市场。
中国公司经营所处的制度环境是导致风险溢价高企的主要原因——行业游戏规则可以通过游说加以改动，上市公司可以群体性地通过大规模补贴避免退市风险;某些公司在财务诚信、环保等方面饱受投资者质疑，却在市场屹立不倒;一些上市公司高管因政治原因失联，显示这些企业在政界涉足极深，丧失了市场化企业的独立品格，所有这些因素随时都可以成为引爆的定时炸弹。
一家企业有问题，也许是企业主本身品德或者能力缺陷导致，如果市场风险溢价上升成为整体现象，必然是经济周期下行导致公司赢利全面下降，或者是制度层面出了大问题。经济周期下行可以靠货币注水、政府采购等措施缓解，制度风险则会让公司曝露于可怕的辐射中，由于路径依赖使制度进入恶性循环。
解决制度性风险，只能靠制度变革。对企业而言，最可怕的是游戏规则追随长官意志朝令夕改，企业因此无法形成明确的预期，经营成本居高不下。
法律底线失守，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稍有底线者被驱逐出竞技场，场上剩下"出老千"的无底线玩家。换个角度也可以说，留在场上的都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一员，区别只是分得多少而已。公民素质是劣胜优汰，官员的白手套商人坐拥资源，而遵守法律、遵守游戏规则的人被戏弄，在拆迁等领域中因遵守规则而受损。只要拳头硬、嗓门响、脸皮厚，就能得到最大的利益，法律不公正，社会丧失最后的防护堤。
中国企业家并非天生的贿赂专家，中国官员也非天生的受贿专员，而是制度创造了行贿受贿的最佳土壤，一方有权创设与收取"高租金"，另一方没有独立司法保护，不得不缴纳高租金，最后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甘情愿成为不独立司法的帮凶。
如果企业家不必依靠政府审批就能获得正常经营收益，"惟利是图"的企业主绝对不会行贿;当司法独立严格执法游戏规则被多数人遵守，大多数人行贿受贿都会被抓，行贿受贿的成本远高于收益，行贿者也就知难而退。
司法独立是最重要的改革，司法腐败是最可怕的腐败。原因只有一条，司法是保护公民、保护合法经营、保护合法收入的底线，司法腐败将导致所有的游戏底线失守。
在中国此前的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不是以多快的速度推进市场化，而是以权贵的方式推进市场化，导致市场成为权贵的替罪羊，被千夫所指。新加坡是法律相对独立的国家，因此市场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依靠利益而非法律捆绑在一起的团体，终将因利益纠纷而散，依靠公平的法律组成的社会构架，才能持久坚韧。司法独立，法治市场，才能消除恐慌，建立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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