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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阵 "成立盛况。1989年9月22日 安琪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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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宾雁、高行健相聚在巴黎。安琪摄于1989年10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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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保罗于2010年3月7日参观仰光瑞光金塔。安琪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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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涛出国伊始，即为老木"开脱"。左起：老木、王军涛。右一为原红宝石餐厅老板鲁念华。安琪摄于1994年6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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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映湘、高达乐和他们的沙龙朋友。左起：高皋、严家祺、祖慰、金观涛、高达乐、刘青锋、林希翎、程映湘在法国高等社科院。安琪摄于1993年6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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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克斯政治学院大门外的周末市场 安琪 摄于 2012年4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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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邀请流亡者在巴黎寓所包饺子，款待大家和专程来法的孟飞龙。图为保罗（右）与梦飞龙（左二）洽谈相关事宜。安琪摄于1989年11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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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国会议员、前法国总统萨科奇在民阵成立大会上。安琪摄于1989年9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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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千石代表港支联在民阵成立大会上讲话。安琪摄于1989年9月22日。 |
天若有情天亦老
――「黄雀行动」与燕保罗的人道情怀及其它
安琪
"保罗去世了"――2014年7月31日，距他接应中国"八九"流亡者二十五周年的时候，这个声音穿过苍穹,打破了巴黎夏日的静谧。这不可能！尽管年前我们就得知保罗患病的消息，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竟会是这个结果。不久前，还听说他将出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那是他很早就有的梦想，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传来的却是噩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悼念一位50后的同龄人，让人心情格外沉重。更何况，这是一位接力"黄雀行动"、与中国流亡者结下不解之缘的异国友人。当日，法国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了保罗在接纳大批"八九"流亡者中所充当的角色。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沧桑备至的中国流亡者，怀着感伤和敬意，祭别了戈扬、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陈一谘等这些因遭遇"六四"愤而离国、无憾无悔的抗争者。今天，缅怀保罗，追忆从香港到法国的逃亡内幕，以及那难忘的流亡岁月，大家思绪万千，心潮起伏。正可谓：魂系自由路苍茫，天若有情天亦老。
法国外交部的"中国通"
燕保罗是保罗的中文名，他的法文全名是保罗·让-奥尔提兹（Paul Jean-Ortiz），家姓为法国（母亲）和西班牙（父亲）复姓。我们通常直呼他保罗，只有在中国朋友间，才称燕保罗，以区别于其它叫保罗的同名者。
保罗是西班牙共和党人之子。1939年建立八年之久的西班牙共和国，被佛朗哥领导的右派在三年内战中击败，数十万西班牙人背井离乡，前往法国本土和其在北非的殖民地。保罗的父亲是最后一批离开西班牙，流亡到摩洛哥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的共和党人。多年颠沛后与当地一位来自法国布列塔尼（Bretagne）的女子结婚。保罗于1957年3月19日在萨布兰卡出生，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父亲作为共和党人的政治信仰和流亡身份，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在法国南部的马赛中学毕业后，考入邻近的艾克斯政治学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Aix-en-Provence，成立于1956年）。座落在普鲁旺斯地区的中世纪古城艾克斯，是现代艺术之父塞尚的故乡，也是重要的国际大学城。这里的中文专业，是汉学泰斗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于1968年开设的，1972年由他的助手、汉学家戴千里（P.Destenay）接手。这两位法国汉学前辈，都有在中国或亚洲其它国家的生活经历，深喑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在语言教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这里，保罗经友人指点，开始学习中文，并为此着迷。毕业时他选择去北京大学完成语言学业，显然是步其前辈后尘。汉语言和政治潜质，为他的外交职业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艾克斯这座古城浪漫优雅的人文气息，日复一日地潜移默化在他的个性气质中，让这位西班牙共和党战士的儿子，多了一份沉思和温情。
1977年6月，法国西班牙流亡政府宣布解散，承认国内在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后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君主制，这意味着保罗的父亲结束了长达近四十年的流亡生活。青年保罗，从倾心托洛斯基派，到最终选择法国社会党，他的政治理念是对其父辈的梳理和传承。三十一年的外交生涯，他平步青云，却步步坚实。从一名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新闻随员、到部长内阁、亚洲司司长，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外交顾问――他的外交生涯，可谓一帆风顺，而期间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保罗亲历的中国，是整个邓小平时代及其延续。八十年代（1980）初的中国，是一个有许多种可能和梦想的年代。那时，"文革"刚过，百废待兴。继"民主墙"之后涌现出的一批以"星星画展"、"朦胧诗"为代表的艺术家、诗人，如马德升、王克平、北岛、芒克等等，成为西方、特别是法国记者和外交官的座上宾。被"特权"的外国人，非常高兴能与这些思想活跃的中国年轻人交朋友，保罗也兴奋地加入了这群人中。他曾先后在法国驻北京使馆任三秘、二秘和公使衔参赞，在法国驻广州总领馆任总领事。2012年保罗出任总统外交顾问，是奥朗德当选总统后的一个正确选择。是保罗让这位从来没有"涉足中国"（这也是令许多法国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处）的法国总统的首次中国之行，得以圆满成功。在整个过程中，保罗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出众的外交人脉关系，赢得了中法政界人士的尊重，被誉为法国外交部的"中国通"。
接力"黄雀行动"内幕
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镇压，一大批被通缉或人身受到威胁的学生领袖、知识分子、工人、企业家等民运人士被迫走上了逃亡之路。一水之隔的香港，以香港支联会（港支联）为首的各种社会力量总动员，成为史无前例的大批中国流亡者的首要"通道"。当他们逃到香港，通过港支联寻求第三国庇护时，或许出于某种不为他人所知的"策略"，美国紧闭大门，除了点名要被中国政府首批通缉的严家祺、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等人外，其它一概拒之门外。英国紧随美国之后，严守边关。（最近坊间所谓法、英、美三国的联手行动，不知从何谈起？）而法国则张开双臂无条件地迎接这些被理想和悲情冲击的人们，始作俑者，是在香港"第一线"的法国驻港副总领事孟飞龙（J.P.Montagne）。据知情者透露，孟飞龙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当机立断，解了港支联的"燃眉之急"。
是时，社会党党魁密特朗统领的法国，在国际社会颇具大国风范。刚刚三十出头的保罗，作为一名忠实的社会党员，是外交部副部长的内阁成员。因了这个"便利"，保罗接应了港支联转到法国驻港副总领事孟飞龙那里，再由孟飞龙送往法国的流亡者。据说支持这一切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幕后人物，就是时任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马腾（C. Martin）。1989年6月3日，他正好在中国旅行，住在比邻天安门广场的北京饭店，与"六四"屠杀擦肩而过。他们三人的共同点是，喜欢中国，热爱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
同年7月14日，法国政府邀请首批抵达巴黎的中国流亡者参加法国国庆大典，赋予这一行动以正义性和合法性，充分彰显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
当时中国流亡者中的大多数，可能并没有完全理解，法国的人道关怀是具普世价值的一种姿态，并不倾向于某个国家、某个流亡组织或者个人。
我与保罗的相识，是在那次人生的激流突变中。
1989年8月10日夜晚，我们一行三人（另外两位是在飞机上见到的，与我的座位同排，之前并不知情）从香港搭乘的法国航班，于次日清晨5点50分降落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懵懂中，一位讲着流利中文的西方女士开车迎接我们，一小时后，出现在眼前的，是梦中才有的田园景色。稍后才知道，这是巴黎郊区的一所农业干部培训学校（IFOCAP）。据说，校长趁暑期放假，将学校无偿提供给中国流亡者暂住，成为初期流亡者的第一停留点。大概与当时的心境有关，看到第一片树叶飘落，我和朋友们便给这个地方取名叫"落叶山庄"。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人与自然，原来可以这么近：蓝天白云，和平鸽在面前自由嬉戏，金黄色的麦田在阳光下辉映，连空气都那么温馨怡人。然而，恰恰是这种美好，让我们更加悲伤。几天后，已经转移到别处的吾尔开希来见大家，坐在草地上，他向我讲述他和"绝食"同学在天安门广场的情景，谈到动情处，他声音哽咽，我俩都泪流满面。这正是我们当时的情境：人在法国，心仍在中国，在天安门广场，在那些死难者身边，与他们的亲人同哭泣。我们真的无法适应这种巨大的反差。几乎每一个人都真诚地认为：我们的生命已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无权享受这里的一切。
保罗就出现在这种情境中。从"民主墙"到八九民运，面对这些对他来说并不算陌生的中国朋友，他的感情真挚友好。那段时间，他尽量抽空来看望我们。他性格沉静、低调，说话时，明亮的眼睛温和地注视着你，让你感到踏实。他的到来，总能稳定大家的情绪。陪同他的，是他当时的女友、曾到机场迎接我们的瑞士留学生玛丽娅娜。
人道情怀与"明星"效应
接纳流亡者，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人事"工作。一群曾不自觉地被"共产党文化"毒害、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豪情万丈，但骨子里却被"专制"下的"大锅饭"宠坏了的"精英"们，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对于安身立命这些常识性问题，根本没有概念，对那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浑然不觉。应时而生的艾丽斯（Alice）协会，主要成员是玛莉娅娜和她的朋友们伏雷（初期曾担任吾尔开希的秘书）、段杉杉，以及汉学家白夏、潘明啸等，帮助接应和协调中国流亡者的安置问题，包括帮助他们办理居留，注册学校深造和学习法语，协助保罗做了大量具体、琐碎的工作。期间，港支联不仅在"一线"救人，而且协助第三国安置流亡者。在等待居留和申请奖学金或生活补贴的"空白期"，港支联提供了数目可观的捐款，由艾丽斯协会支配到个人。
当时整个法国乃至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的倒行逆施，群情激昂。法国著名知识分子致密特朗总统的签名信，强烈谴责"六四"屠杀，第一时间表达了最高的人权理念。社会各界一些与此相关的人权协会或民间组织相继产生。1989年9月22日，以"八九"流亡者为主导的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在巴黎索邦大学宣布成立，严家祺当选为第一届民阵主席。当天的会议，聚焦国际媒体，盛况空前。香港支联会代表刘千石、波兰团结工会代表和台湾代表等都出席了会议。法国各界代表中，年轻的法国国会议员萨科奇，神情严肃地坐在前排。我将镜头对准他时，决没有想到十多年后他当选为法国总统。
这样一种国际聚焦的明星效应，带来的不仅仅是鲜花和荣耀。之后，由于自身准备不足、众多参与者身上根深蒂固的共产党文化遗留，以及个人权欲的膨胀，加之大批捐款和资源分配管理上的不公平、不透明，导致民阵内斗不断，公信力急剧下降，民阵自此开始了一个由盛到衰的痛苦过程。（见拙著「痛苦的民主」）在此期间，许多人拿着到手的法国十年居留，以旅游讲学等名义，轻而易举地移居到美国或其它国家。
坦率地说，当时流亡者中的许多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留在法国，语言是一方面，但主要是那由来已久的美国梦。这让法国方面非常恼火。据说，时任法国驻香港副总领事的孟飞龙，听说我已收到美国某大学的邀请函和某报社的工作机会，有可能去美国时，他激动地将手中的打火机扔向天花板，让面前那位传言者非常难堪，惊诧不已。
据估计，经保罗接纳安置的中国流亡者有二百多名，迄今留在法国的，恐怕不到三分之一。保罗不仅帮助大家办居留，也办家庭团聚。还帮助一些早先来法访问，因"六四"屠杀滞留下来的作家高行健（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他在北京结识的星星画展创始人马德升等艺术家获得法国长期居留。一次，临时有人从美国来，签证受阻，我找保罗帮忙，他一听名字就说："他是我们的朋友，没有问题。"即便在他临终前不久，还帮助旅居美国多年、再度返回巴黎的万润南重新获得法国居留。
在苦难中感悟人性
昂山素姬在长时期的软禁中，深入思考关于人生六种苦难的本质。包括：被欺骗、衰老、生病、死亡、与所爱的人别离、被迫与所厌恶之人共存。她说："我尤其对最后这两种痛苦具有好奇心：与所爱的人分离以及与所厌恶的人共存。是什么样的生活经历使得佛祖将这两种痛苦状况放入人类所遭受的最大痛苦之列呢？我所想到的是囚犯和难民、流动工人和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以及流离失所的无根的人民，所有这些人都被迫与他们的家园、家人和朋友分离，被迫生活在不总是那么友好的陌生人之中。"
回首往事，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我们在痛苦中经历苦难，在苦难中感悟人性。
如前所述，许多习惯被"组织"安排一切，没有自我、没有独立意识的"英雄残废"，由于无论大事小事，心理问题还是生活安置问题，都要找艾丽斯，使这个协会很快便成为许多人心理依靠的"组织"，甚至 "主心骨"，让他们不堪重负，甚为困惑。加上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和认知差异，人格分裂了。谄媚乞怜者的出现，使得流亡者群体产生了裂变。笔者亲眼所见，一根稻草的利益就可以使一个男子汉砰然倒下――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态啊！这些有着"共产主义理想"和"英雄情结"的流亡者，人身自由了，精神仍在桎梏中。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流亡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好比"叶公好龙"，他们在自由中放弃自由本身，囿于自设的心狱难以自拔。你"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想当他们眼中的所谓"难民"，那么你是"流亡贵族"。你坚守本分、维护尊严的结果，就是被排斥、被围堵。
同时，流离失所的残酷现实，导致谁掌握资源，谁就有"话语权"。面对如此宏大复杂的"场面"，有的人不免难以自恃，意气用事，将道义行为个人化， "圈子化"，以一种不自觉的"施与"姿态表达个人喜恶，甚至以"异见"定取舍。各种流言在"小圈子"中传播、蔓延，如同一个病灶，沾上谁，谁倒霉。作为流亡记者，我满怀诚意地对于流亡者中出现的种种不适向对方解惑，希望对流亡者多一些理解。对方不假思索地说：我没有义务和兴趣去理解。这个回答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让我惊愕无比，尴尬莫名！我曾亲眼看到此人帮一路人捡拾掉在地上的东西，并快步追上前交还给他，态度亲切自然，是那样的美好。同为一人，此时却如此失态，真是匪夷所思。对于这样一种难言情怀的无知与傲慢，我只能报以苦笑。铮铮铁汉、吾尔开希的救命恩人怀德的愤懑无奈，诗人老木精神分裂的悲剧，是个人的，又何尝不是"八九"流亡者的。
在这种情势下，"不同声音"和"清流"被"边缘"了。问题是，能"边缘"吗？在法国这个自由的国度！在这个有着独立精神的公民社会！！
政治情操与流亡精神
对于这一切，保罗是否知情抑或有什么感想呢？这个前西班牙共和党流亡者的儿子，他是否从其父的苦难中感受到中国流亡者内心深处的痛楚？陷入窘境中的人们对他不无期待。
旅居法国的中国第一代流亡者、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彭述之的女儿程映湘女士，作为反斯大林的"左派"，她流亡初期就避开了各种似是而非的"组织"，清晰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她说："这也是我自己的尊严，既然我没有投降中国的权势，我在这里也不投降任何的权势。"（安琪：「超越者的智慧――记程映湘女士」）――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深刻反思的。
事实上，我们本身一无所有，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坚守道德底线，坚守自己的理念，就是做人。一位哲人曾说：在真理的入口处和地狱的入口处一样，绝不能有丝毫的怯懦与犹豫。身为流亡者，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不能忘记初衷，都要活的有尊严，这是我们不容超越的人格底线！
在那个整体失语的特殊阶段，刘千石代表港支联经常来巴黎，不辞辛苦地到难民营和分散在其它地方的不同落脚点看望大家，嘘寒问暖，耐心倾听每一个人的诉求。这种具宗教情感的关怀，抚慰着大家的心灵，给了流亡者很大的心理支撑。每当他来，保罗都尽可能安排与他会面，商讨各种具体事宜，寻求解决办法。
还是程映湘，她以自己的方式接纳和帮助这批流亡者。她和同在法国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的丈夫高达乐（C.Cadart）先生，创立了法国政治学院中法人文科学研究会，定期举办文化沙龙达三年之久，为流亡者开辟了一个呼唤"大文化"精神活动的自由空间，帮助他们走出困惑，完成角色转换。对此，保罗自一开始就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
此外，还有许多伸出援手认识或不认识的个人或组织，从不同角度，伸张正义。据我个人所知的有限范围内，有参与声援签名活动、支持中国民运的法国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布列松（H.C.Bresson，1908－2004）；长期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帮助阮铭翻译出版「邓小平帝国」的让.保罗；在巴黎寓所接纳异议人士、关注并报道过林希翎（1935－2009）、高行健以及严家祺、阮铭等中国异议人士的原费加罗报驻京记者沙博仑（J.L.Sablon，1942－2012）；多年如一日支持中国海外民运的巴黎"红宝石"餐馆老板鲁念华（1949－2003）；热忱提供住所、帮助中国流亡者的法语老师雅克琳娜（Jacqueline）等等，等等。他们的介入，平凡而深刻地体现了一种具普世意义的人道关怀和人文精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保罗的朋友，在有些人眼中，保罗是典范。
事实证明，保罗是有政治智慧和情操的。他不以政见对人，也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毛派"影响深远，"悲情"碰到"浪漫"的惶惑、迷茫中，遇到保罗，是"八九"流亡者不幸中之大幸！
亲历流亡的苦难，我深切领会自由民主的真正内涵。中国自然科学史家许良英（1920年5月－2013年1月），在「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中告诉我们：自由民主，人权是基础，包括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在"大革命"的故乡，感受卢梭的"公意"（"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意味着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卢梭语）遗风，思考和辨识"主流即正确"、忽略个人权利的卢梭式集体大于个人的"伪民主"，对于中国流亡者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月前，我在华盛顿郊外的老人公寓，拜访了严家祺、高皋夫妇。几年来，高皋患病，健康状况堪忧。严家祺一边悉心照料高皋的饮食起居，一边著述写作。看到他们相濡以沫，本真坦诚地待人接物，宽容乐观地直面人生，让我心生敬意和感念。沧海桑田，大浪淘沙。我们看到，包括许多"八九"民运之前的中国流亡者和民运人士，因了如"严家祺们"一样的坚守者，因了他们的安贫乐道，流亡精神彰显其不可磨灭的崇高价值。
是所有人的榜样和朋友
保罗病危期间，马德升坐着轮椅去医院探视。这位性格狂傲的艺术家，谈到保罗，声调中显出少有的虔敬。他说："保罗走的太早了，他不知帮助了多少人，而且不张扬。我认识他有三十二年了，可以说他的品行与智慧始终如一。"
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L.Fabius）在痛悼中说，保罗"是所有人的榜样。是我，是我们很多人的朋友"。
交往经历和细节，让我真切感到保罗也是我们很多人、是我的朋友。
1994年我离国五年后第一次回国，在北京见过老友牧惠后去西单，经历过海外"文革"，身心疲惫的我，一出门就不由自主地改变主意，叫了一辆人力车，请师傅带着我在当年军队进城的地方走一圈。在一个多小时的行程中，我的眼泪汹涌，心潮澎湃。那一刻，我的感觉和当年央视主持人薛飞一样，象是经历了一次洗礼。据说薛飞从匈牙利来到北京，抚摸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留下的弹痕，一跺脚又走上了他艰难的放逐路。
返回巴黎前，我在法国驻北京大使馆见到了保罗。那天我和儿子从公使先生的办公室出来，只见他热情地迎过来与我们见面，亲切地和我儿子握手，刚满十岁的儿子从此记住了保罗这个名字。这正是保罗。他表达友情的方式，细致真诚，谦虚质朴。早已久违的我，再次感受到他的纯粹与真诚。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进入而立之年、正在美国进行工作交流的儿子，深感惋惜。
1997年我回国探亲，在西安访友无端受扰。保罗得知后，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派专车到戴高乐机场接我。
原费加罗报驻京记者沙博仑，与保罗保持了真挚的忘年友情。沙博仑2012年秋去世后，保罗和妻子萨拉参与安排了追思会。已经担任总统外交顾问的他，百忙中亲临悼念会场，向这位老朋友寄托自己的哀思。
我最后一次见到保罗，是在他即将出任奥朗德总统的外交顾问之前。那天，我安排一位曾坐过中共监狱、旅居美国的民运人士与他会面。保罗在他任职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办公室接待了我们。第一眼就让我感到宽慰的是，保罗看上去精神充沛，较之年前访问缅甸时的健康状况，要好得多。我们的话题，涉及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西藏等问题。保罗的话头很健，从谈吐看，他的信息来源广泛，接触过不少来自中国的各方人士，对中国问题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如初识时一样，他对于敏感或有争议的问题，不争论也不下结论，只是静静地听着，间或理性客观地提出问题或自己的看法。原定40分钟的会晤，超过了一小时。握别时，他一如既往地请我向严家祺、刘千石、高行健等朋友转告他的问候。转身间，看到他匆匆向秘书安排当天的议程，不禁略感歉意。
是的，保罗太忙、太累了。从认识他时，他就一直很忙。一直在超负荷地工作。生病期间，他身在医院，心还是在工作上。经常要从医院赶到爱丽舍宫，为总统出谋划策，处理要务。他是带着病躯殉职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动情地说，保罗"为法兰西服务了一生"。
向燕保罗致敬
保罗终年57岁。在他身后，留下了妻子和三个正在读中小学的女儿。几年前，我与保罗在仰光晤面时，他告诉我，多年来，他一直请中国阿姨做家政，让孩子们有一个学习中文的语言环境。在那次短促的长途旅行中，他不顾疲劳，前往集市，给妻子萨拉和三个女儿买纪念品。他说："只要外出旅行，不论到哪里，不论时间长短，都会给家人带个'口信'"。爱家舐犊之情，朴素而深沉。
斯人遽然离世，让人情何以堪！
听到保罗病逝的消息，远在香港的刘千石感到非常震惊。正在美国旅行的我，连续收到他发来的几个邮件。他说："燕保罗去世真突然，上个月和岑建勲還提起過他。他年紀不大，人生難料。"
他说："燕保羅去世，主懷安息。"──这是中国流亡者和所有朋友的祈愿。
向燕保罗致敬！
向燕保罗的妻子、女儿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注：相关资料参照笔者「痛苦的民主」、 「流亡日记」。
安琪于巴黎古道且闲斋
2014年9月21日
「前哨」月刊首发于2014年11月号/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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