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中國新正統主義政治的崛起

图：《时代》杂志封面上的勃列日涅夫

現代政黨政治的核心部分是其社會經濟與內外政治政策，以及這些由政策所界定或重新詮釋的基本政治理念，這即使在具有僵化的教條主義政治信條與標識的社會也是如此。因此，當代中國觀察的基本立足點也應該是這些政策變化。在中國新領導團隊上任兩年後，可以感知的基本政策變化是巨大的，而綜合觀察這些重大而前途未知的政策變化，可以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一種類似1964年勃烈日涅夫時期的新正統主義政策興起，並日益演化為各種社會經濟和內外政治政策。

最近中國最高領導層發出的政策信號表面不無矛盾：一方面是加大了對內部言論的控制，採取了從更嚴厲禁制媒體言論尺度、更大投入的媒體整肅與重整作業，一直到直接抓捕言論者等措施，另一方面，通過播放《鄧小平》電視劇，最高領導人出面表示依法治國、尊重憲法等方式，宣示改革決心，以落實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的諾言。換言之，過去人們一般認為以否定文革為極端代表的毛主義路線為前提的改革正在被重新定義，而本輪改革決心的主要前提是重新詮釋和肯定毛的政治遺產。這種試圖打通毛鄧的政治與政策理念構成了從反腐到改革等一系列最新政策內在理念，也是其綜合的首要特徵。這就是正在興起的中國新正統主義政治。

要理解這種變化，必須回顧兩年前十八大的前的基本國情。在奉行經濟為中心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30年後，十八大前執政者面臨的最大課題是如何回應和化解30年政策所造成的內外危機局面，經濟上以及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成就歸於誰人，以及，更關鍵的是，內外經濟、政治、外交、國防等危機責任由誰承擔？在一黨專政體制下，從來不變的殘酷現實是，誰掌握現實的權利，則誰有權定義歷史和指導未來，因此，牽涉如此重大利害關係的換屆催生了格外複雜與困難的權力安排，從而導致和平時期，在沒有即時內外事變背景下會議延期。最後，在勉強的平衡之下，新領導集體出台，但脆弱的平衡是並不能解決積重難返的內外問題，所以，尋求新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理念勢在必行，這是產生新政治正統主義的客觀社會條件。

政治學一般原理和歷史實證研究都表明，權力的效率與其社會動員能力成正比例關係。十八大前30年中共國內政策的最大問題是，由於政治權力體系及運作方式與現代市場經濟社會的要求截然相反，因此，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社會政策實際上演變為權力階級搞錢自肥的瘋狂遊戲，這帶來社會對權力體制的普遍絕望，並造成貧富極度分化、貪腐制度化、政治反對熱情蔓延等現實挑戰，為了回應這一挑戰，並在這種回應中重建領導力，對於毛主義的歷史扭曲畫像被有意重新描繪，一种红色理想主義的歷史情懷被有意重新推廣，在嚴厲的反腐權力洗牌遊戲配合下，試圖重建行政效能和舒緩社會絕望。所以，毛主義的復興不是一般知識或認識的局限所致，而是在拒絕基本體制變革的前提下自然而然的理論選擇。

然而，在30年的重大政策變化之後，無論中國社會內部，人民的基本意識，還是中國與歐美外部世界的基本關係，都已經不可能完全重演毛主義的政治與社會政策。新正統主義的新政治理念並不能改變基本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生活方式，同時，新權力基層對於因經濟政策而帶來的重大利益誘惑絲毫不比30年來的權力中人更有免疫力，所以，人們看到，儘管新的毛主義政治和文化術語空前活躍，但通過權力攫取和瓜分社會經濟利益的各種活動絲毫沒有減速跡象：IPO照舊，房價照漲，拆遷依然野蠻，城管照樣橫行，等等。換言之，新正統主義的政治所指導的各種政策不是從根本上反對30年來的基本政策，而是為控制和緩解30年改革政治弊端而採取的補救思維，質言之，是一種與古代外儒內法的雜霸政治類似的外毛內鄧政治，是維護和保持中國基本權力體制應時代和社會必須而採取的翻新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說，按執政黨的基本政治學邏輯，這的確可以稱之為一種改革政治，其基本精神與鄧代表的改革實質上也是一脈相承的。

在對外政策領域，新正統主義政治的政策後果也是顯而易見的。中共在30年時期的基本對外政策，因為以經濟關係為中心，因此集中地體現於俗稱「韜光養晦」的孤立主義理念。這種與歷史上美國孤立主義外交理念十分相近的政策體係將中國對外政策主要定義為經濟性的，而在外交、地區問題、安全問題及國際政治等領域採取盡量不參與或旁觀的政策。這種不無先例的經濟利己主義政策被歐美稱為免費搭車，同時，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以及新外交課題的升起，這種政策也日益不能滿足國內社會的期待。與國內社會和意識的分化相伴隨，中國國內對這種孤立主義政策的反對來自兩個方面，一部分公眾愈來愈意識到中國有更深切參與國際基本政治秩序的必要，對事關中國國際正義和全球利益的議題不能繼續採取意識形態化政策態度，而另一部分人則採用文革式的的毛主義思維，認為30年的低調對外政策是中國現實外交危機的原因，因而必須採取更對抗性，甚至全面對抗的冷戰式外交政策。

人們看到，新正統主義的外交並沒有回到毛式的反帝反修歷史軌道，但在海洋主權問題，即南海和東海島嶼海洋主權爭議、對日關係及重大國際熱點議題等問題上，中國的確繼續了胡溫時代末期的某種強硬政策，但與此同時，對美全面的對話和交流機制反而升級，對日歐等關係也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政策變化。即使最牽引公眾情緒的中日關係領域，最近也頻現解凍迹象。由此可以看出，新正統主義的政治理念更主要地還是出於國內權力制度安全需要，中國既不可能重回毛主義外交世界，也不可能真正做到重新閉關鎖國。這一特徵也與勃烈日涅夫時代的對內刷新斯大林形象，對外邊擴張邊奉行緩和政策極其相似。這都是一種拒絕制度變革前提下不得不然的內部生存戰略產物。

與勃烈日涅夫的新正統主義時代背景最大的不同是，當代中國除了基本的社會情況差異，就時代性的大背景而言，最根本的不同在於經濟的全球化和社會的信息化。經濟的全球化和中國的經貿關係的全球化永久地改變了中國與外部關係的基礎條件，即中國作為全球數一數二的經濟體，作為主要的國際經濟活動行為者，已經不可逆轉地成為一個國際主義的國家，中國既不可能切斷與外部世界的經濟，以及由此而來的人員來往、司法互動和利益交織等關係，更不可能另起爐灶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上打造一個經互會似的楚河漢界經濟體系，同時，也不可能對全球局勢和事務採取鴕鳥政策。對於中國內部而言，社會的信息化已經使權力不可能再壟斷關於內外世界的知識，以及由此而來的價值和是非判斷。運用霸道的專政手段統一人民思想的遊戲不僅財政代價高昂到不可能支付，其社會的後果也只能是人民對權力體制更加反感和絕望。

這些根本性的內外事態都注定了中國的新正統主義政治只能是曇花一現的歷史插曲。從前蘇聯的實踐看，新正統主義的政治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偽君子政治，作為內外危機反應政策，其後果是通過自我麻醉造成更嚴重的社會撕裂，也是權力體制和權力政治的倫理墮落加速；因為，歷史已經清楚表明，在一個權力體制造成的危機社會裏，如果迴避和拒絕基本的權力體制變革，並通過這種歷史性的變革重整內部社會，並重新立定政黨政治的基礎，則任何貌似堂皇的權宜補救措施，除了令社會付出更慘痛代價，都不過是引鴆止渴而已。

——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