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初期，国民党还不能对日宣战。
为什么？日本在东亚的侵略目标，未必说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相反的，正因为中国古老落后，可以掠夺的现成物资太少，急功近利的日本，虎视眈眈，他们还可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弱得不能再弱了。
所以，中国搞个“合纵”“连横”，扳回局势，也未可知。然而，张学良来了！！！
“西安事变”一爆发，伺机而动的契机一纵即逝。接着“卢沟桥事变”随之而来，我们回避不了，只好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了。
在捉蒋前夕的东北干部会议里，几位比较成熟的将领问张学良：“抓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
张少帅说：“捉了以后再说！”
事隔两周，弄得地球倒转，举世哗然，少帅又主动把蒋送回南京去。杨虎城、周恩来等闻言大惊，群问放掉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
少帅答：“放掉以后再说！”
两个“再说”，不但改写了中国现代史，也改写了世界现代史。
“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群众游行
以上选自唐德刚先生《从甲午到抗战》。这本书夹叙夹议地讲述了甲午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和20世纪的14年抗日战争。唐德刚深入“西安事变”、“汪精卫投敌始末”、“日本侵华罪行”等历史情景中，带读者反思两次中日战争里中国之得失。
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若无西安事变发生，中国近代史肯定要改写，整个亚洲情势、乃至今天的一切也将大大不同。
然而西安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始终难有定论。
蒋介石在世时，那是禁忌；等到蒋殁世，好不容易张学良结束软禁，也动念想写一本口述历史，并因缘际会主动找到唐德刚口述历史。
2007年，凤凰网·历史频道采访了唐德刚先生，后者谈到了当年他受邀去见张学良的情形，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
张公说，他也想写一部像“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并希望我能考虑执笔，云云。他强调，他想写一部中英两文的《张学良回忆录》。
但我第一天就发现，张学良比李宗仁“难缠”得多。因为他自以为是的个性，比李宗仁还要坚强十倍呢。
张学良先生告我说，他的弱点是他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吗？”我说。“他是我的父亲，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蒋不是您的上司吗？”我问。“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他说着哈哈地大笑一阵。
据张公告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将军告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然后他又哈哈大笑。
在我和张公直接接触之前，数十年来，我都认为，能干出西安事变这样大阴谋的人，一定是工于心计，老谋深算，谁知他竟是这样一个任性而冲动的人物。
张学良（右）与唐德刚
读了唐德刚先生上文，您是不是发现他的文风非同一般？没错，在史学界，唐德刚的文风独一无二，文笔数一数二，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中国文学史权威夏志清教授评价他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唐德刚笔下的历史，大多是根据历史亲历者的口述编写而成。口述史，不是录音机一录，整理出文字这么简单，十分考验人的功力。
他写自己的老师胡适，如张鸣所言，“好看的是注释。有解释，更有点评，恣肆汪洋，好看煞人”。史学界甚至风行“先看德刚，后看胡适”之说。
他写李宗仁，“李有时信口乱讲，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所以李敖说，“幸亏李宗仁身边有一位高明之士指引与协助，才能完成《李宗仁回忆录》这种名著”。这本书也是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的。
好看的历史叙述背后，还必须是力透纸背的历史哲思，才能成为不朽的史作。他的“历史三峡”，以及全书随处可见的夹叙夹议之史论，正如梁文道所说，起到了一种“照明的作用”，“为暗雾笼罩的前方照出依稀可辨的轮廓”。
正因此，唐德刚先生的民国史著一度脱销，一度被盗版，还一度出版艰难。
余英时悼念其师钱穆，称其“一生为故国招魂”。唐德刚对故国的情感，也许不比钱穆激切，但也可为“历史”招一招魂。
唐德刚先生的这些妙论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长久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趣。唐先生驱散了极权主义的幽灵，招来了自由主义的新魂。
所以“闻道不分朝夕”要诚荐这套“唐德刚作品集”。对于专业人士，唐先生的作品是专门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即便普通读者，也能从唐德刚先生的著作中，看到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史全貌。
今天，唐先生书写的历史很多内容仍处于“禁区”，出版不易，而且很多作品一度绝版，一次性集齐更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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